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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領招聘是塊硬骨頭，還是塊肥肉？

導讀 : 作者作為早期藍領招聘的互聯網實踐者，經歷了許多，也想借此機會，結合線下人力資源行業打拼10年的經驗聊發一些感慨。

近段時間，網上藍領招聘的話題一時風起，各方大佬輪番上陣指點江山，各路科技媒體也競相報道，立馬感覺藍領招聘已經站在互聯網的風口上。不僅資本重視，政府關註，中介緊張，就連藍領也覺得好像自己的時代來了一樣。

互聯網+推動藍領招聘互聯網化？

近些年來，互聯網+制造（工業4.0、工業互聯網、制造業2025）從國外熱到國內，反映的是全球範圍信息經濟全面發展這樣一個大趨勢和工業業態升級的現實需求。互聯網+X，是希望能把互聯網的成功，“加”到各行各業，實現各行各業從追趕到超車的變化。在“互聯網+”這個大背景下，依托工業4.0所帶來的環境和技術優勢，藍領招聘行業也進入窗口期。以往傳統的藍領招聘模式是線下招聘會及服務中介，這些機構一直把持著藍領招聘這一巨大的基礎招聘市場。隨著基於移動互聯網的O2O招聘模式的加入，這一基於藍領服務的基礎招聘市場格局悄然發生著改變。

藍領招聘互聯網時代來了嗎？

據最新數據顯示中國藍領群體約有2.7億，規模龐大，其中制造業1億左右，制造業藍領招聘市場規模為每年1億X500元（返費）X3（找工作頻次）=1500億元，其中70%左右通過線下渠道找工作或用工（如勞務中介、學校、人才市場、朋友推薦等），隨著打破信息不對稱的局面，大多數藍領都將會通過線上找工作，這將是一個蘊含千億的市場。所以，是的，藍領招聘互聯網時代來了，但這個體量龐大的市場，速度還有點緩慢。不過，這個大塊頭速度一旦上來，那就是個能把一切傳統招聘服務沖的七零八落的怪獸。

 

藍領招聘模式尚在探索，破局仍需各顯神通

事實上，雖然白領網絡招聘已經十分成熟，但藍領互聯網招聘才剛起步不久，無論是 B2C模式、O2O模式，還是B2B2C的雲平臺模式，大家都還處在摸索階段，市場上比較有特色的，左右也就那麽幾家，如大谷打工、我的打工網、螞蟻網（螞蟻雲）、閃聘以及中勞網等，大體上可分為我的打工網、大谷打工網、閃聘的O2O模式，以及螞蟻網（螞蟻雲）、職多多（前中勞雲）的saas雲平臺模式。模式沒有對錯之分，只有快慢，關鍵在於你怎麽看待這個行業，以及你對這個行業的理解有多深刻，同時你如何來洞悉這個行業未來的發展！

這其中，行業內和行業外的人看法和優勢是不一樣的，一言蔽之，外行人較為註重輕模式，比如做藍領社交，通過社交再延伸到招聘，或者對接招聘平臺。又或者是B2C輕模式平臺，期望通過引流做大C端，影響B端，但事實上，這也具有相當大的挑戰和成本，一方面精準引流藍領成本較高，而另一方面拓展用工企業需要深度服務，行業外的人如何能幫助用工企業解決用工難題呢？RPO嗎？勞務派遣嗎？當然，“我的打工網”通過給人力資源公司做招聘的大供應商，很好的解決了這個拓展用工企業及訂單的難題，但即便只是針對人力資源公司，你也需要服務能延續下去，從而保證會員的體驗。不過，我還有另外一些問題，因為藍領求職是非標準化的，對藍領C端的服務僅靠一方夠嗎？需不需要融合更多中介做這些事情呢？沒有專業經驗是障礙嗎？等等。這些問題我想會引發做藍領互聯網招聘平臺的兄弟姐妹們深思的。

藍領招聘究竟是去中介，還是融合中介實現共贏呢？

其實，行內人對這個事情的看法較為不同，認為中介發揮了較為重要的服務作用和職能。現階段藍領招聘市場還是非常傳統的，依然是求職者到線下中介門店去找工作，中介將求職者送給相應的人力資源公司或企業，獲取入職返費（返費是求職者到用人單位上班滿一定期限後，一般是7-15天，用工單位給予中介或供應商的報酬）。外地務工者的習慣還是要來人才市場，來中介集中的地方來找工作，這是事實，也是較長一段時間難以改變的現狀。同時，中介在為藍領線下找工作中提供了服務，比如接送面試，比如指導藍領找到更合適的工作，做的好的中介大多數都與藍領建立了很好的服務關系。試想下，如果只是一方來服務數百萬、上千萬的藍領，那得多麽龐大的招聘團隊，而且在市場上你還要跟中介搶人，比拼返費，這是非常難搞的事情。勞務中介市場是一個魚龍混雜的市場，有黑中介，有欺行霸市的大供應商，返費高的時候招個人可以高達4000塊，返費低的時候則一分沒有，這就是這個行業的現實。其實，國家也希望能夠引導並規範勞務中介的服務，從而避免社會上的許多矛盾，給藍領求職創造一個友好的氛圍和環境；與此同時，很多中介也想要擁抱互聯網平臺，把自己業務做得更大、更好，但更多的時候他們害怕互聯網模式革他們的命。因此，我認為，與其與他們對立，不如做開放平臺，把有互聯網意識的中介服務方組織起來，通過標準化的服務和體系，讓服務方中介的服務更有質量和效率，從而實現多重價值和社會效應。

隨著2015年前後，職多多（前中勞雲）、螞蟻雲的Saas雲平臺分別上線，選擇融合用工方（用工企業、人力資源公司）、服務方（中介經紀人）、藍領三方，創造多元共融平臺，開始發力B2B2C模式，期望走另外一條路進行嘗試，打通B2B2C的招聘訂單業務流，數據流，通過融合中介，並輸出服務標準和經驗，為用工方和求職者提供更好的鏈接式平臺及服務，讓三方都能受益。這一模式雖然對傳統招聘模式來說是最小的顛覆，但卻最吻合現階段藍領求職特點、企業招工的場景和模式；同時，在這一平臺模式下，服務方能夠獲得更多一手訂單，賺取更多利益。在線下，我們並未有直接與中介搶人，觸及中介的核心利益，而是在線上選擇融合並幫助中介，提供服務方中介B端到藍領C端的營銷工具，幫助他們獲取更多新藍領會員，並更好的與老會員建立粘性，而這些藍領也是Saas雲平臺的數據及會員。對於這種模式的變化，我個人相信這個模式更快，當然也只有市場與時間才能檢驗這一判斷是否準確。

藍領招聘是塊肥肉，但現階段是塊硬骨頭

藍領招聘看上去行業前景很不錯，但現在卻還是塊難啃的硬骨頭，沒有好牙口，還真的難在現實的傳統中介市場中咬開一個突破口。一方面，傳統的藍領招聘市場盤根錯節，利益糾纏複雜，如果沒有行業經驗，不能抽絲剝繭的解決相關問題，不顧忌市場主體各方的利益點，很容易一上來就陷入困局，這也是許多線上藍領招聘平臺沒有走通的根本原因，上來就一刀切，結果被市場上所有的利益團體圍攻，最後草草收場。另一方面，C端看起來群體規模龐大，也感覺很好抓住，但事實上，C端不僅引流難，服務也難，很多藍領自從被58同城，趕集“教育”過後，對網絡招聘平臺有很深的戒備，覺得網上騙子多。於是，在線藍領招聘平臺普遍打著真實有效、靠譜、免費的口號來吸引藍領。當然，58同城等樹立了一個反面的標桿，讓藍領們意識到了信息真實和服務的價值所在，這些也是一些藍領招聘平臺之所以開始融合中介的原因，因為這個更符合當下的市場環境和招工習慣。當然，這僅代表筆者個人的觀點！

總之一句話，從長遠看，藍領招聘是塊大肥肉，從招聘到社交，再到藍領就業大數據，延伸至金融、生活服務、教育培訓及其他，最後形成生態圈，至少1000億美金的藍圖，想想確實激動人心。然而現實是，這塊硬骨頭有幾家能啃的動呢？沒點本事，沒點行業經驗和能力，能行嗎？

事實上，真是想要把藍領互聯網招聘這事做成，不管是B2C平臺還是B2B2C平臺，現階段都是需要對藍領進行深度服務的，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的提高平臺對藍領求職者的黏性，同時也能提高從報名、面試、到錄取、報到的轉換率，從而讓招聘變得更有價值。因為絕大多數平臺的立足和出發點大多數是在藍領招聘，那麽平臺提供更多真實有效的好職位對求職者至關重要，讓信息更對稱，藍領能找到他們需要的信息。同時通過平臺招到更多人，更有效率的招人，招到的人不是混返費的“槍手”，而是相對穩定的真實求職者，這就需要團隊服務有深度和經驗。

所以不是有了關註，有了資本，我們就能飛得起來，更重要的是，我們在這個市場上做了多少，做的有多深。此外，好的模式也是靠市場磨礪出來的，不是靠想出來的，因而，拿到投資的兄弟姐妹們不要沖動，把融來的錢用深，用精，用到破局的刀刃上，這樣才能更好的加速這個行業的互聯網進程！

藍領招聘期待百家爭鳴，各顯神通

當然，這是可以預見和可以期待的，相信那個時候，藍領網絡招聘就真的起來了，雖然到時候不可避免的各個平臺間要相互廝殺競爭，但畢竟已經把市場做起來了。而現階段，所有互聯網藍領招聘平臺最大的敵人或者說競爭對手依然是線下傳統的勞務中介市場。所以選擇去中介化，或許是一條血路；而選擇融合中介，順勢而為或許更快呢！

版權聲明： 本文作者林偉星為藍聘科技創始人（聯系方式[email protected]），文中所述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立場。如需轉載請聯系郵箱[email protected]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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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領招聘

人民日報：電力價格仍有降價空間 改革要敢啃硬骨頭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電價改革無疑是一個重要的環節。一來電力價格的降低直接關系到企業成本的降低，二來在構建公平競爭市場環境的價格體系改革中，電價改革堪稱“硬骨頭”中的“硬骨頭”。

從2015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若幹意見》發布、新一輪電力市場化改革啟動以來，國家發改委會同有關部門，積極 采取多項舉措推動電改，“計劃電”向“市場電”邁進的步伐不斷加快，降低實體經濟用電成本取得了明顯成效。2015年以來，企業用電年成本下降幅度已超過 1500億元。

抓住窗口期，電價改革全方位推進

當97%以上的商品和服務價格都由市場說了算時，價格改革的“最後一公里”就只剩幾塊難啃的“硬骨頭”，電力就是其中之一。2002年就出臺的 電力體制改革方案，十幾年來少有實質性進展。近年來，電力供應能力快速增長，電力需求增長相對緩慢，電力供求關系呈現寬松態勢;同時，隨著一次能源和原材 料價格回落，電力生產成本也明顯降低。降低電力價格迎來了難得的窗口期。

抓住機遇、果斷推進，用電價改革來為企業降成本，是一年來電價改革的主旋律，據國家發改委價格司電價處負責人介紹，這一輪改革的方向是“管住中 間、放開兩頭”，即創造條件讓發電、售電兩頭的價格由市場來決定，以及政府通過核定和監管來管住中間環節的輸配電價。朝著這樣的方向，電價改革在諸多方面 有力突進。

在電力體制改革的關鍵環節“提速”：通過輸配電價改革嚴格成本監審，降低電網企業輸配電費用。自2014年深圳改革試點“破冰”後，2015 年在安徽、湖北、寧夏、雲南、貴州5個省級電網鋪開試點。2016年，試點範圍繼續擴大，覆蓋全國18個省級電網和1個區域電網。通過成本監審，核減電網 企業不相關資產、不合理成本共210億元，綜合考慮未來投資增長因素後，用於降低銷售電價的部分約80億元。

在售電端積極探索降成本路徑：一是推動電力直接交易，降低大用戶電力價格。據測算，2015年全國電力直接交易4300億千瓦時，按每千瓦時平 均降低5分錢測算，減少了用電成本215億元。2016年電力市場交易規模又進一步擴大，用電成本進一步降低。二是推動跨省跨區電力交易，降低受電地區用 電成本。以北京電力交易中心組織的“銀東直流跨區送電直接交易”為例，共成交90億千瓦時，每千瓦時降價6分錢，減少山東用電企業支出5.4億元。

在通過改革降低電價的同時，還在優化電價結構上做文章，把取消優惠、跨省跨區電能交易價格下降騰出的降價空間，用於降低工商業銷售電價。初步測 算可降價金額為168億元。針對工業企業反映的基本電費過高問題，國家發改委出臺了完善基本電價執行方式的政策，預計實施後用電企業電費支出將再下降 150億元。

著力挖潛力，利好政策將陸續推出

如果算總賬，一年多的電價改革使企業用電成本下降了很多。但國家發改委價格司電價處負責人說：“我國電力價格仍有一定降價空間，所以我們還在千方百計挖掘潛力，進一步幫助企業降成本。”

比如，商業企業普遍反映電價偏高。對此，這位負責人介紹，從電價結構上看，目前我國農業、居民、大工業和一般工商業的平均電價分別為每千瓦時 0.46元、0.56元、0.66元和0.81元，商業企業用電在各類電價中是最高的。解決這個問題，對促進第三產業發展有積極意義。近年來，通過實行工 商同價政策，商業電價水平已有較大幅度下降。比如，2015年實現工商同價的貴州，商業電價平均水平從過去的每千瓦時0.95元下降到0.72元，下降了 0.23元。對於峰谷分時電價問題，有關部門正在積極研究解決辦法。此外，根據電力市場化進程，鼓勵有條件的商業企業直接參加或委托售電公司參加電力直接 交易，進一步降低購電成本。雲南、貴州等地開展電力綜合改革試點，廣東、重慶等地開展售電側改革試點，為售電公司代理一般工商業企業參加電力市場交易提供 了制度基礎。

據了解，下半年更多降電價的利好政策還會陸續推出。輸配電價改革將繼續推進，目前，成本監審工作組已經進駐18個省級電網和1個區域電網，擬用 3個月的時間開展監審，科學核定電網企業輸配電價，進一步降低用電成本。同時，大力推動電力直接交易。如果今年電力直接交易規模從去年的4000億千瓦時 擴大到10000億千瓦時，按每千瓦時平均降價5分錢測算，可再減輕工業企業用電支出300億元。在降低電能替代成本、促進節能減排方面，將完善峰谷分時 電價政策，擴大棄風電量的省內、跨省直接交易，幫助電蓄熱企業降低用電成本，進而降低包括北京在內的“三北”地區電采暖成本，推進電能替代燃煤鍋爐和散煤 燃燒，促進霧霾治理。

改革深水區，小心更要有恒心(點評)

降電價，是一件看起來簡單、實則複雜的事。

從發電端來說，不僅要考量煤、油、氣等化石能源的成本水平，還要考量風、光、水等新能源的成本水平。從輸配電環節看，要考量“過網費”，但如何 確立合理的輸配電價標準及核定辦法，是十幾年電力改革一直未能解決的問題。從用戶端看，則要考量居民、農業、大工業、一般工商企業四大塊用戶的平衡。所 以，電價改革涉及的問題都處在典型的電力體制改革深水區，是“硬骨頭”中的“硬骨頭”。而且，電力是特殊的商品，其穩定與否關系到經濟、民生等方方面面。 因此，從“計劃電”走向“市場電”，步子必須既要快，更要穩。

其實，盤點一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相關領域，基本上都是要在深水區涉險過關。成敗事關社會穩定，當然要小心操作。但深水區改革也往往觸及完善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成敗更是事關發展未來，所以，攻堅更需要有恒心。就像電價改革，看準方向翻越一個一個小山丘，最後才能登上目標的高峰。

祝寶良：所有人受益的改革結束了，剩下的都是硬骨頭

近日，《人民日報》首次用“金社評”署名發表評論文章《全面深化改革三年了》。評論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這三年，在“為什麽改”問題上，改革理念認識更加深刻；在“往哪兒改”問題上，改革目標更加明確；在“為誰改”問題上，改革指向更加鮮明；在“怎麽改”問題上，改革方法更加科學；在“如何改到位”問題上，改革態度更加堅決。

評論認為，過去的改革往往是“帕累托改進”，絕大多數人能從改革中受益，現在的改革很可能是“卡爾多改進”，利益增進和利益調整並存。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

帕累托改進和卡爾多改進之間有何區別？如何從帕累托改進走向卡爾多改進？三年來改革依然面臨著哪些問題？如何提高民眾對改革的獲得感？從頂層設計到具體實踐如何促進改革的落實？帶著這些問題，第一財經記者專訪了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首席經濟師祝寶良。

改革要讓總的受益要大於總的受損

第一財經：《人民日報》評論中的帕累托改進和卡爾多改進之間的區別是什麽？

祝寶良：帕累托改進，是指一個改革政策的出臺，沒有人從中受損，但有人從中受益，這種政策就比較容易推行。卡爾多改進，是指一項改革政策的出臺，既有人受益，也有人受損，但總的受益要大於總的受損，對總體經濟和社會發展有益。這樣的政策應該推進，也可以推行，但是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對受損者進行必要的補償，在政策設計上要考慮補償機制。否則可能就會產生較大的阻力，甚至無法執行。

目前，符合帕累托改進的改革機會已經很少了，所有人都受益的改革已經結束了。剩下的改革都涉及利益的調整，必然會有人受益，也有人受損，都是難啃的硬骨頭。但國家需要進步、經濟需要發展、人民群眾的利益需要維護，這時候的改革就需要對利益受損者進行必要的補償。

第一財經：你能舉例具體說明目前哪些改革是卡爾多改進嗎？

祝寶良：比如目前正在推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通過改革去產能就是卡爾多改進的一個例子。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可以釋放生產要素、提高企業效益、完善市場競爭秩序、調整供求關系，但是企業的關停必然會帶來員工安置、債務處置等問題，可能會有大量員工轉崗甚至失業，部分金融機構出現損失。所以中央財政拿出資金來補貼那些關停的企業就是一種補償。去產能後，鋼鐵、煤炭價格上升，企業效益改善，整個行業也受益了，同時，部分資金、勞動力轉移到效益更高的行業或領域，國民經濟總體受益量一定超過受損量。這正是改革的目的所在，屬於卡爾多改進。

目前符合帕累托改進的改革已經很少了，但還有。如像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通過推行放松管制、放管結合、優化服務就可以使大眾收益，而除了部分官員尋租以外，公開透明地看，幾乎沒有人受損。類似上海自貿區試點改革也是如此，設立自貿區的地方可以受益，但是不設自貿區的地方也不會受損，所以這是一種帕累托改進的改革。

補償機制使利益受損者同意推動改革

第一財經：全面深化改革三年了，你覺得目前改革還面臨著哪些問題呢?

祝寶良：改革面臨的問題還是剛才講的，卡爾多改進一定會使部分群體的利益受損，這是改革的阻力所在。如果沒有相應的補償機制一定會遭到反對。當然，有些改革受損的人很少，就可以通過強大的執政能力來推行。比如個人所得稅，高收入者多納稅，是可以推得動的。如果改革過程中，受損的人較多，則推動就很難，如房地產稅改革，可能需要考慮補償機制，使利益受損者也能同意推動改革。

第一財經：《人民日報》評論稱，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那你認為，如何提高民眾的獲得感？

祝寶良：獲得感一方面是來自於老百姓實實在在的利益，另一方面是無法用貨幣度量的人民群眾的感受，比如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改善、社會服務的提升、社會風氣的好轉，甚至控制汙染帶來的藍天白雲都可以提升民眾的獲得感。卡爾多改進雖然會損害部分群體的利益，但是改革會給整個社會帶來整體的紅利。

提高群眾的獲得感需要改革的落實。對於卡爾多改進，政策設計完成後需要強有力地推行，比如個稅、房地產稅等。還有像企業降成本，在降低企業成本的同時可能把另一部分人的收益也降了，比如降電價也把電力企業的收益降了，所以要有補償。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之年：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2017年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日前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推動五大任務有實質性進展。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首席經濟師祝寶良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所有人都受益的改革已經結束了。剩下的改革都涉及利益的調整，必然會有人受益，也有人受損，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過去一年在去產能、去杠桿、降成本等任務中存在的難題和困境，依然會成為2017年供給側改革的挑戰。多位專家表示，去產能應適度優化、更具彈性，並與技術升級和產業調整結合起來；去杠桿的關鍵是增強非金融企業的自生能力，抑制金融市場中炒作力量所帶來的金融杠桿；降成本除了減稅、降費，還應推動經濟社會改革，這才是降低企業負擔的根本出路，也是更加艱巨的任務。

去產能之難

2016年全年鋼鐵4500萬噸、煤炭2.5億噸的去產能目標任務都已經提前完成。大部分省份都宣布超額完成全年目標，江西、陜西等去產能任務較少的省份甚至在一年之內完成了整個“十三五”鋼鐵去產能的目標任務。

行政手段去產能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然而目標完成的背後，鋼企煤企的債務問題仍在；規模較小、設備相對落後的民企鋼廠承擔了2016年去產能的大部分任務；防止去產能過程中的逆向淘汰值得關註；價格好轉、行業效益提升的背景之下，過剩產能是否存在著死灰複燃的可能性；大批人員如何安置，這些都是新的一年去產能工作需要考慮的問題。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去產能過程中面臨三大難題：錢從哪里來，人往哪里去，債到哪里銷。目前來看，去產能資金相對容易解決，去產能既有國家基金保障，也有央企自己的資金撬動。但是人員安置和債務問題依然面臨著很大的壓力。2016年去產能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也積累了一些經驗，接下來進入攻堅期和收尾期會更加困難。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專家李全功表示，盡管2016年鋼鐵已提前完成4500萬噸去產能的任務，但只是從量上來說的，還有許多債務、冗員等問題並沒解決。其中鋼鐵國企的冗員大部分是以轉崗方式內部消化的，冗員的包袱還是在國企身上背著。大量去產能鋼企的債務還擱置著，而國企的債務規模過於龐大，頻頻出現的債務違約警示風險猶在。

據中國聯合鋼鐵網首席分析師胡艷平統計，2016年去掉的鋼鐵產能中，民企占據了73%的比重。胡艷平表示，目前噸材虧損超過50元的鋼廠清一色的是國企，相較之下，民營鋼廠盈利要好很多，前9月盈利超過4億元的民營鋼廠已達到32家。全聯中小冶金企業商會原名譽會長趙喜子也指出，在2016年河北去除的1600萬噸產能中，約97%的去產能任務是由民企完成，3%~5%由國企完成。

當民企的過剩產能已經去除殆盡，接下來國企去產能的硬骨頭將更加難啃。李錦表示，這一輪去產能，年初擔心的下崗潮並沒有出現，大部分去產能企業采用了轉崗、提前退休等多種方式來安置員工，這保障了去產能的平穩推進，但是卻給企業帶來更大的負擔。

浙江杭州鋼鐵集團公司(下稱“杭鋼”))半山鋼鐵基地只用了四個多月的時間成功解決了1.2萬人員的分流安置問題，被業內人士稱為“杭鋼奇跡”。杭鋼董事長陳月亮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杭鋼在關停半山鋼鐵基地之後，社會及企業內部謠言四起，職工心里的痛苦、焦慮、恐慌他感同身受，各個群體訴求多樣，微信群、QQ群異常活躍，群眾意見挑頭人物形成。

“關於分流安置職工的方案，杭鋼先後召開57次會議反複專題研究，聽取員工意見2000多人次，政策得到了大多數員工的認可。設定了自主創業、服務輸出等通道，打出了政策保證、領導示範、專業隊伍支撐、政警企聯動、問題化解、執紀問責、聯掛考核等組合拳。”陳月亮說。

去產能過程中，剛性的去產能政策與靈活的需求波動之間存在矛盾，部分行業的供給無法對需求變化做出及時反應，導致了階段性、局域性的供給不足，進而導致價格和企業利潤大漲，從而降低了去產能的意願。

面對這種局面，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認為，2017年的去產能政策可以在保持現有基調不變的基礎上適當優化。供給側的去產能和需求側的穩增長需要有機結合，去產能要更具彈性，更多發揮行業自律的作用。

此外，去產能政策可以更有機地和技術升級與產業布局調整結合起來。“2017年去產能政策可以有更大空間來關註相關行業的長期健康發展。相應地，可以通過引導技術進步、提升環保要求等方式推進行業的新陳代謝，在抑制產能過剩的同時實現行業的優化升級。”徐高表示。

去杠桿之憂

大約17年前的那場債轉股，是當時應對危機的權宜之計，對國企的轉變機制、治理結構和經營管理，沒有實質性的促進，反而掩蓋了企業的部分內在問題。一些本應破產退出市場的企業，得以茍延殘喘，這些企業今天不少淪為僵屍企業。

如今，債轉股卷土重來。2016年10月，隨著國務院《關於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下稱《意見》)的發布，中國新一輪債轉股大幕正式拉開，明確政府不兜底、不搞“拉郎配”，“僵屍企業”也不會有免費午餐。業內人士分析，如果沒有對上一輪債轉股的反思和總結，加上缺乏監督，那麽走彎路的概率就會提升。

攀鋼集團原副總經理周家琮認為，實行債轉股表面上看企業資產負債表好看了，銀行不良資產降低了，但其實只是不良資產的轉移和包裝，並沒有解決任何實質性問題。反而可能掩蓋企業債務和銀行不良資產危機，貽誤結構調整、企業轉型和去杠桿的時機，繼續扭曲金融資產配置，誤導決策和改革。

他建議，下一步，解決這些企業的問題，應該把著眼點放在企業內部的改革和管理上。不應該企業造成巨額虧損無人負責、不了了之，通過債轉股讓國有銀行其實是全民買單。

李錦也認為，與上一輪債轉股政策性一刀切不同，這一次債轉股思路是市場化、一企一策、政府不兜底。債轉股畢竟是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治標之舉，只對於部分有發展前景、易於盤活的企業適用，不能全都采用債轉股的方式降杠桿為企業脫困，把風險和包袱轉移到銀行機構身上，債轉股不應該大範圍推廣。

新一輪債轉股並非降低企業杠桿率的唯一舉措。《意見》明確，通過推進企業兼並重組、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強化自我約束、盤活企業存量資產、優化企業債務結構、有序開展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依法依規實施企業破產、積極發展股權融資等七個途徑，平穩有序地降低企業杠桿率。

望正資本全球宏觀對沖基金董事長劉陳傑撰文表示，“去杠桿”任務進展緩慢，2016年中國經濟整體還在加杠桿。我國的“去杠桿”問題具有結構性特征，整體的杠桿率水平高其實並不意味著風險就會爆發。目前高杠桿的壓力主要來自於非金融企業部門，特別是產能過剩行業的國有企業部門。這部分杠桿率未來可能向政府部門或居民部門騰挪，但問題的關鍵是增強非金融企業的自生能力，而不是簡單搬移杠桿。

劉陳傑認為，目前金融周期處於高漲階段，這一時期“去杠桿”，更加應該註意到信用風險對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的沖擊。從一些治標的政策措施看，比如“債轉股”、地方政府債務置換等可能緩解暫時的債務壓力，但根本還在於提高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並進行金融監管體制改革。

安信證券羅雲峰團隊的一份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仍處於去杠桿之年，在此期間政策的目標就是要“一手抑泡沫，一手防風險”，資金脈沖式緊張或成常態，期限利差可能會一直保持平坦。信用風險方面，打破剛兌實現市場化重估的時點進一步臨近，明確提示信用風險暴露，信用利差走擴的概率大於縮窄。

2017年，央行貨幣政策基調提法雖然仍是“穩健”，但其內涵已經發生明顯變化，去杠桿、擠泡沫、防風險將成為政策考量的重要甚至是首要因素。徐高表示，2017年，去杠桿仍將是宏觀政策的核心任務之一。中國去杠桿的重點應該放在抑制金融市場中炒作力量所帶來的金融杠桿。而對中國全社會總債務規模所對應的這一杠桿，需給其健康有序增長留出空間。

降成本之艱

近日第一財經CEO周健工訪問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的視頻走紅，並持續刷屏。曹德旺在采訪中細數了中美制造業的成本差異，“在美國，能源、電價是中國的一半，天然氣只有中國的1/5，藍領工資價格是中國的8倍，白領工資價格是中國的2倍多。美國沒有增值稅，你賺到錢，繳納所得稅35%，再加地方稅、保險費其他的這些5個百分點就是40%，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負比美國高35%。”

曹德旺一席話，引發了社會公眾對稅負問題的再次激辯。現在經濟形勢嚴峻，企業對於稅負的感覺尤其強烈。勞工成本升高，稅收負擔過重，落後產能過剩，金融和房地產擠壓實體經濟……這些問題，都是制約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瓶頸，也是改革的刀刃所向。為什麽國家一直在減稅，企業卻覺得稅負升高了？

今年上半年，天津財經大學李煒光教授率領課題組對民營企業家稅費負擔進行了調研。調查發現，87%的企業家認為稅收負擔很重和較重。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分析，單就制造業稅負來說，中國跟美國相比，中國企業承擔的稅負的確要高。主要是因為中美稅制不同，美國針對企業的稅收較少，主要以家庭、個人繳稅為主；而我國增值稅是第一大稅種，主要對企業征收。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專門提出“著力振興實體經濟”，把振興實體經濟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並且就降成本、補短板提出了非常具體的改革方案，明確要求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等。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李萬甫近日撰文稱，國家應加快清費立稅進程，切實將適合稅收形式征繳的收費項目、基金項目改為稅收。在明晰政府事權和規範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控制政府規模膨脹，減少政府對社會資源的強制占有和使用的份額。

劉尚希則對媒體表示，從長遠來看，減稅仍有必要。但減稅相對容易，更難的是推動經濟社會改革，這才是降低企業負擔的根本出路，也是更加艱巨的任務。

社論：“放管服”改革要啃“硬骨頭”

近6年來，國務院已經6次召開有關轉變政府職能等的電視電話會議，其中的一個熱詞就是“放管服”。這個熱詞也多次出現在國務院常務會議的議題中。這說明以推進“放管服”改革促進政府職能轉變是一項長期而重要的工作。

25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成立國務院“放管服”改革協調小組的通知》，這是在推進“放管服”改革方面又一重要舉措。因為與此前相比，“小組”的一個重大改變是其成員擴充到了38位，是原來的4倍多，幾乎涵蓋了超半數國務院組成部門和直屬機構。

另外，“小組”下面分設的精簡機構審批組、優化營商環境組、激勵創新創業組、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組、改善社會服務組等5個“分組”，這進一步明確了“放管服”改革的方向：以簡政放權放出活力和動力；以創新監管管出公平和秩序；以優化服務服出質量和品質。這其實是要構建一個“小政府、大服務”的格局。

為什麽要十分強調“放管服”的改革，這其中有一個基本的邏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放管服”改革，就是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關鍵環節，轉變政府職能則是“放管服”改革的“牛鼻子”。

從一定程度上說，“放管服”改革的細節上很多是“小事情”，比如，要解決辦證難的問題，要解決“證明我媽是我媽”、“我就是我的問題”。但這些“小事情”匯聚起來就是大事情，不但會影響到居民生活的便利，也會影響到整個營商環境，影響到創業，影響到就業，進而影響到經濟發展的基礎和活力。

事實上，在“放管服”改革方面現在已經取得顯著成效。從數字上說，近5年來，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事項削減44%，非行政許可審批徹底終結，中央政府層面核準的企業投資項目減少90%，行政審批中介服務事項壓減74%，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大幅減少。中央政府定價項目縮減80%，地方政府定價項目縮減50%以上。

現在，很多地方把通過“放管服”改革持續改善地方的營商環境作為政府工作的重點，也出現了一些可複制推廣的經驗，比如上海市的一網通辦，浙江省的“最多只跑一次”等。事實上，當年，上海搞自貿試驗區就是希望中央政府授權，搞“放管服”改革，以便更大激發市場活力，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實踐證明，上海自貿區掛牌後短短一年時間里，在自貿區註冊的企業數就超過過去20年的總和。這片28平方公里“改革試驗田”的經驗，如今已經複制推廣到東中西部的其他自貿區甚至全國。

任何一項改革隨著其不斷推進都會進入深水區，碰到“硬骨頭”。李克強總理在上月召開的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轉變政府職能電視電話會議就指出：“放管服”改革越是深入，越會觸及更多利益和矛盾，遇到更多難啃的“硬骨頭”。這應該是國務院“放管服”改革協調小組大規模“擴容”，組建“集團軍”奮力推進的原因之一。

現在看，“放管服”改革推進中既存在基層落實的“最後一公里”問題，也有中間層次的“中梗阻”問題，還存在國務院部門“最先一公里”問題。同時，推進“放管服”還存在一些體制機制性問題和障礙，不同地區、不同層級政府在深化改革方面的實際效果存在較大差別，各領域發展也很不平衡。

“硬骨頭”表現在哪里？其實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是不願意放權，二是不願意服務。“權”意味著“利”，服務則是付出。這個意識問題不解決，“放管服”改革就很難繼續推進，繼續取得更大的成果。

責編：楊小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