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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藍皮書：彩票公益金存在跑冒滴漏和濫用狀況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中國慈善發展報告”課題組27日稱，彩票公益金在籌集比例、分配使用領域、監督管理措施等方面都存在問題。

中心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在京發布《慈善藍皮書：中國慈善發展報告(2016)》。藍皮書稱，近年來我國彩票發行規模不斷擴大，彩票公益金的規模也隨之擴大，但日益暴露出一些問題。

在2015年的彩票審計風暴中，涉及違法違規問題金額169.32億元，占抽查資金總額的25.73%。其中涉及彩票公益金資助項目854個，占抽查項目數的17.2%。

彩票公益金提取比例萎縮

調查發現，近年來“彩票公益金提取比例萎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規範彩票管理的通知》要求，從2002年1月1日起，彩票公益金比例不得低於35%。但國務院規定的這個比例底線一直不斷被突破。

數據顯示，2012年，彩票公益金占彩票發行銷售總數的比例僅為28.8%，2015年，這個比例繼續下滑到26.6%。不同的彩票種類和遊戲品種，彩票公益金提取比例差別很大：以雙色球、超級大樂透、3D、排列三等為主的樂透數字型彩票，彩票公益金提取比例基本穩定在35%;即開型彩票及視頻型彩票，彩票公益金的提取比例多為20%;以足球彩票為主的競猜型彩票，提取比例只達到18%。

針對彩票公益金提取比例出現萎縮的狀況，2015年，財政部《關於進一步規範和加強彩票資金構成比例政策管理的通知》明確對彩票公益金的提取比例做出調整，要求嚴格限定彩票獎金比例、合理控制彩票發行費比例、切實保障彩票公益金比例，新開設的任何彩票遊戲品種，彩票公益金的比例最低都不得低於20%。已上市銷售的彩票品種中，競猜型彩票遊戲公益金比例低於20%的，要通過降低發行費比例的方式上調相應彩票遊戲的公益金比例。

藍皮書說，“這個通知基本遷就了公益金提取比例萎縮的現實。但盡管如此，這個通知能否具備足夠的權威和效力，能否得到嚴格的貫徹執行，還需要走著瞧。”

課題組表示，彩票發行銷售20多年來的實踐表明，在彩票資金中，最容易受擠占的不是彩票獎金，也不是彩票發行費，而是彩票公益金。這是因為，在彩票資金構成中，彩票獎金是硬指標，返獎比例低會直接影響彩票的遊戲吸引力和市場競爭力，也間接影響彩民的權益，因此彩票獎金比例多年來一直呈上行趨勢，甚至出現通過獎池和促銷措施，非理性拔高獎金的不正當競爭。而彩票發行費直接涉及彩票機構和彩票代銷者的利益和工作驅動力，在目前彩票發行體制下，削減發行費的難度也很大。

藍皮書說，盡管在2001年國務院就明確提出了“今後隨彩票發行規模的擴大和品種增加，進一步適當調整彩票發行資金構成比例，降低發行費用，增加彩票公益金”的原則，《彩票管理條例》也以行政法規的形式做出了同樣的原則要求，但這些要求不但沒有得到嚴肅落實，反而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

“這種隨著彩票發行量規模不斷擴大而彩票公益金比例卻不斷式微的現象，是否符合彩票發展規律不可妄言，但不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要求卻是鐵的事實，必須引起決策者的高度重視。”藍皮書說。

彩票公益金使用結構不盡合理

根據《彩票管理條例》和國務院批準的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彩票公益金按照中央和地方各50%的比例進行分配。該資金按照政府性基金管理辦法納入預算，不用於平衡財政一般預算，並且專項用於社會福利、體育等社會公益事業。

其中，中央集中的彩票公益金的60%要用於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30%要用於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其他的部分要由民政部和國家體育總局按照各5%的比例用於社會福利和體育事業。地方留成的彩票公益金占全部公益金的50%，規定由省級財政部門商民政、體育等有關部門研究確定分配原則。

課題組介紹，近年來，中央本級公益金被用於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的比例不斷攀升。2015年中央本級彩票公益金支出總額的361.97億元中，有327.34億元用於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占比超過90%。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是國家社會保障儲備基金，它由四個部分組成：中央財政預算撥款、國有資本劃轉、基金投資收益、國務院批準的其他籌集資金的方式。該基金規定專門用於人口老齡化高峰期的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支出的補充、調劑。該基金自2000年設立以來，累計基金規模已超過1.5萬億元。其中，由中央財政預算撥款部分，主要是通過彩票公益金來安排。

對此，有學者提出質疑，認為中央財政的這一做法不符合《彩票管理條例》關於彩票公益金“不用於平衡財政一般預算”的禁止性規定。而且，貢獻了社會公益金的廣大彩民，有多少比例屬於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未來的受益群體，缺乏科學的匡算。如此大規模地將彩票公益金補充社保基金，其合法性、科學性、合理性和公信力，均有待進一步研究論證。

藍皮書稱，據“2016年中央本級政府性基金支出預算”，中央本級的彩票公益金的支出預算，除了要用於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之外，還應該用於社會福利、體育事業、教育事業、紅十字事業、殘疾人事業、城鄉醫療救助、文化事業、法律援助以及其他社會公益事業。

課題組表示，對於地方保留彩票公益金的分配使用情況，目前還缺乏完整的統計。根據審計署2015年公布的《彩票資金審計結果》，2012年以來，被抽查審計的18個省共安排彩票公益金資助項目14.28萬，支出896.44億元。其中，社會福利事業396.69億元，占比41.2%;體育事業296.85億元，占比33.1%;教育事業61.7億元，占比6.88%;殘疾人事業29.78億元，占比3.32%;城市醫療救助21.58億元，占比2.41%;農村醫療救助17.4億元，占比1.94%;扶貧16.78億元，占比1.87%;文化事業6.75億元，占比0.75%。

此外，還有法律援助0.81億元，紅十字事業0.6億元，其他公益性事業等47.5億元。在地方，彩票公益金適用領域和分配比例，主觀性、隨意性和不確定性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課題組表示，需要指出的是，隨著彩票發行規模的擴大，問題彩民帶來的負面社會效應開始發酵，但是，彩票公益金未能為解決這樣的明顯的社會問題貢獻合理而負責任的投入。

彩票公益金使用績效難驗

課題組表示，從歷年來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情況看，能夠有資格使用彩票公益金的主體，主要是社保基金以及民政、體育、教育、文化、扶貧、衛生、團中央等政府部門以及官辦的群團組織。這些組織一方面具有堅實的財政預算或者募捐資金，同時又可以獲得巨額的彩票公益金。與此對照，嚴重缺乏項目資金的民間慈善組織幾乎沒有獲得彩票公益金的渠道和機會。

“如此數量巨大的彩票公益金，在沒有競爭機制的條件下，通過行政體制下撥使用，社會效果無從考評。”藍皮書說，《彩票公益金管理辦法》雖然對省級以上民政、體育行政等彩票公益金使用部門、單位，建立績效評價制度，將彩票公益金支出的績效評價結果作為安排預算的依據，但是，這種自我考評的機制很難科學客觀地衡量資金的使用績效和效率。

對於彩票公益金的使用監管，《彩票公益金管理辦法》第十七條有明文規定，即省級以上彩票公益金的使用部門、單位，須在每年3月底之前向同級財政部門報送上年度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情況。包括項目如何組織實施;資金使用和結余的情況;項目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等。

“應該說，沒有建立起對於單項彩票公益金使用的專項審計機制，以及完善的社會監督機制，只是規定公益金使用單位每年要向財政部提出使用情況報告，這是很難保證彩票公益金不出現跑冒滴漏甚至濫用狀況，能夠用於所承諾的社會公益事業的。”藍皮書說，尤其是隨著彩票公益金規模還在不斷擴大，其使用監管的問題將越來越突出。

課題組介紹，目前，使用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的，要由申請使用的部門、單位先向財政部提交項目申報材料，再由財政部提出審核意見後，報國務院審批。而對於使用領域和範圍，事先並沒有規劃，審批也缺乏基本的標準和公開透明的審核機制。

在2015年的彩票審計風暴中，涉及違法違規問題金額169.32億元，占抽查資金總額的25.73%。其中涉及彩票公益金資助項目854個，占抽查項目數的17.2%。

壯陽酒里下“猛藥” 200億產業背後：非法濫用“偉哥”

（農健/圖）

中國從未批準過任何一種“性”保健品上市。但打著壯陽旗號的保健酒卻大行其道，以30%的速度增長。迅速擴張的產業背後，是泛濫的西藥違法添加物。而今，國家食藥總局正對其發起一場監管風暴。

曾有著“四川小茅臺”之稱的達州“川虎”系列養生酒，一夜間栽了。

垮臺始於一個神秘電話。2010年下半年，四川達州市川虎食品有限公司負責人蔣余松，突然接到電話，“你們公司生產藥酒嗎？我提供的一種藥物，能讓藥酒的壯陽效果更穩定、更明顯。”

購買少量樣品調制成功後，蔣余松花了四千元再次購買藥物，調制了約3噸藥酒。不料，售出後沒多久，經銷商和部分客戶的退貨投訴便接踵而至，“藥酒的效果太好了，是不是添加了壯陽的藥物成分？”

法院判決書顯示，從2013年11月起，蔣余松和父親蔣合富為了提高藥酒銷量，將西地那非和雙氯芬酸鈉等違禁藥品添加到配制酒中，生產出多批次以“川虎夜狼酒”為主要品種的系列藥酒，並對外銷售。

“在對該公司的突擊檢查中，執法人員查獲不同規格的成品藥酒約2萬瓶，散裝藥酒2200公斤。”達州市食藥監局的工作人員說。含有違禁藥品的問題“養生酒”，最終流入了四川、重慶等多地。

2016年4月，因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蔣余松和蔣合富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和一年零三個月。

鹿鞭酒、陽春酒、神液酒……頻發的非法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正揭開一個殘酷的事實：本應對人體有保健作用的保健酒，各種讓人遐想的名稱背後，隱藏著的是非法添加“西藥”的魅影。

5月28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以下簡稱食藥總局）發布通知，針對保健食品、配制酒、瑪咖制品中非法添加藥物、非法宣傳功效開展專項治理。

食藥總局已下最後通牒，要求所有相關企業進行自查自糾，凡發現上述違法行為的，要立即停止生產並召回非法產品、修改產品標簽標識及說明書，並於2016年6月30日前向所在地縣級食品藥品監管部門報告自查和整改情況。

一場保健酒、配制酒行業的監管風暴，正在襲來。

從未批準過的“性”保健酒

在四川達州，有關“川虎夜狼酒”的“段子”已流傳許久。口口相傳，“川虎夜狼酒”壯陽效果不錯，但喝多了會出現身體不適。

2014年初的一封舉報信，讓川虎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川虎食品）成了達州市食藥監局“重點關註”的對象。舉報信稱，川虎食品生產、銷售的配制酒中含有違禁藥品。該局隨即展開調查，核實情況後將線索移送公安機關立案查處。

川虎食品的前身是達縣川虎酒廠，曾是達州唯一的大曲酒釀造企業，年產各類白酒六百余噸。在川虎食品的官網上，至今仍有對“川虎夜狼”等產品的介紹——“川虎美酒”以其清澈透明、窖香濃郁、綿甜爽凈、回味悠長的獨特風格，被消費者贊譽為“四川小茅臺”。

“西地那非又稱‘萬艾可’，‘偉哥’中主要就是這種成分，添加到食品中屬於違法。”達州市食藥監局相關負責人說。

西地那非，正是《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質名單》明確界定的非法添加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規定，它被認定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南方周末記者掌握的多份司法文書證實了這一點。在河南、河北、廣東等數個省份，多名商家因在保健品中添加西地那非、伐地那非、硫代艾地那非（均為與西地那非類似的化學品），以“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罪名被起訴和判決。

國內生產的保健酒多為配制酒，即在普通酒里加入可食用的輔料或食品添加劑，進行調配、混合或再加工。一旦通過食藥總局審批，獲得“國食健字”的批號，就成了保健食品。

申報批號花費不菲，產品配方、工藝需經過嚴格的審評審批，還要通過國家備案，並有嚴格的適應人群。“批號來之不易，大的保健酒企業通常不敢冒險添加。”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李可基分析。

不過，在國內保健酒行業三千多家生產企業中，取得“國食健字”號批文生產銷售的產品僅549種。

“保健酒的身份有兩種，一種是保健食品，另一種是非保健食品。”中國保健協會保健品市場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王大宏說。

聽著繞口，但事實卻是如此——因為藥食同源制度，很多保健酒雖然含有中藥材，但只是普通食品，功效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麽大。一些企業利用消費者追求“保健”與“養生”的心理，誇大、虛假宣傳其所生產的配制酒具有某種保健功能，甚至冒險添加違禁藥品。

既沒有“國食健字”，也沒有“衛食健字”，甚至沒有廠家信息、QS（企業食品生產許可證）等標識，就這樣，一瓶瓶泡著人參、鹿茸、肉桂、海馬等中藥材的“保健酒”，打著“壯陽”等旗號，悄然流入各地批發市場，擺上了保健品店的貨架。

有意思的是，即便是保健食品，在國家衛計委核準的27項可宣稱功效中，也壓根沒有“改善性功能”這一項。也就是說，我國從未批準過任何一種性保健品上市。

危險的添加物

“不論是保健食品還是普通食品，都不能在其中加入西藥成分。”李可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添加西藥成分是違法行為，由於存在用量不準等問題，很可能危及服用者健康。

2014年12月湖北省建始縣法院一審的鄂建始初字第00213號判決書，證實了這一點。當時獲刑的湖北省某配制酒生產企業負責人，購買了1千克西地那非，按每100毫升配制酒中添加130毫克西地那非的用量配制了1500斤“帝樽酒”。也就是說，一次喝下100毫升“帝樽酒”，攝入體內的西地那非含量，比吃一粒100毫克規格的“偉哥”還要多。

“在酒精中加入西藥，酒的化學性質可能發生改變，會對服用者的健康造成威脅。”上海海洋大學食品學院教授丁卓平說。

以西地那非為例，作為一種處方藥，其有著嚴格的適應癥和禁忌癥。1998年3月，西地那非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用於治療男性勃起功能障礙。頭痛、潮紅、消化不良、鼻塞及視覺異常，都是該藥可能帶來的不良反應。

事實上，食藥總局過往的安全風險監測和監督抽檢表明，保健酒不過只是“冰山一角”。在保健食品領域，非法添加藥物的情況並不罕見，減肥、輔助降血壓、輔助降血糖、改善睡眠、緩解體力疲勞這五類保健食品，更是非法添加藥物的重災區。

比如，減肥類產品中經常添加的西布曲明，具有抑制食欲、增加心血管疾病風險等副作用。雖然一度在全球86個國家得到上市批準，但2010年，這種風靡一時的減肥藥成分，在歐盟、美國、澳大利亞、中國等地區相繼被宣布停用。

丁卓平就目睹過違禁減肥藥的“威力”。幾年前，一位整日無精打采的學生引起了她的註意。一次，離上課還有兩分鐘，其他同學正飛奔向六樓的實驗室，這位女生卻一屁股坐在了一樓的樓梯口。

“你怎麽了？快來不及啦！”丁卓平催促。

回答她的，只有對方呆滯的眼神。

事後，丁卓平得知，該女生為了“求瘦”，執著地迷信減肥藥所帶來的效果。不久之後，因為服用減肥藥產生了嚴重的抑郁，該女生最終被迫退學。作為中樞神經抑制劑，減肥藥中非法添加的西布曲明不僅容易導致冠心病、心臟病，嚴重的可造成抑郁。

比單一藥物毒副作用更可怕的，是聯合用藥。北京市疾控中心曾對全國抽檢保健食品中的化學藥物進行檢測。調研者驚愕地發現，為提高產品效果或是躲避檢驗、降低單一藥物含量，有些產品甚至同時使用了3種化學藥物。

“藥物間的相互作用，對人體健康的危害更加嚴重。”在一篇名為《保健食品違法添加藥物狀況及管理對策》的論文中，研究者警告。

灰色利益鏈

“保健食品非法添加，這是暴利驅使下的沖動。”王大宏總結。

一位不願具名的業內人士給南方周末記者算了筆賬：1克西地那非的價格約為0.8元，買得多還可以優惠。這種原料百分百溶於酒，一般每100克酒中添加80-120毫克。“即便10斤保健酒，也只需要0.8元的西地那非，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該人士表示。

2015年5月發生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的“金鍋功夫酒”案，正是如此。

柳州市食品藥品稽查支隊調查發現，提供配制酒原料的桂坤酒廠，把含有西地那非和葛根粉的粉末放進幾元一斤購買的原料酒里勾兌。按照西地那非的用量和價格計算，每瓶酒只需0.25元的藥物成本，而每瓶“功夫酒”的售價高達四十多元，利潤相當可觀。

那麽，保健酒企業的非法添加物，究竟從何而來？南方周末記者在一些銷售化工產品、食品添加劑的網站上找到了答案。

在國內一家知名的B2B電子商務平臺上輸入“西地那非”檢索，赫然顯示出數百家來自河南、湖北、陜西等地的經銷商。除開一些小化工廠或中間商發布的供應廣告，亦有商家售賣西地那非的配方工藝。對方宣稱，可提供詳細的原料配比，要價僅200元。

南方周末記者假扮酒廠采購人員，咨詢了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銷售人員李某。對方介紹，其公司的西地那非產品分為“食品級”和“醫藥級”兩種，前者是公司自己用西地那非原料和其他物質調配而成，純度相對較低。“買醫藥級的吧，雖然貴一點，但純度達到99%以上，更安全。”李某建議。

他介紹，“醫藥級”的西地那非是從印度進口的，在印度是合法銷售的藥品。公司的西地那非一部分賣給酒廠，有的是買去添加進保健品，有的做成膠囊在性保健品店售賣，“上周，一個做保健酒的大客戶一次性買了近100公斤！”

“按200毫克兌1斤酒的比例，喝完幾杯後，會有血管膨脹興奮的感覺。”劉某說。他建議南方周末記者先買100克試用，如果效果不錯，公司再大額發貨，交易過程“絕對保密”。不過，劉某婉拒了開具發票的要求，“外頭查得嚴”。

該公司的采購平臺信息顯示，其所售產品為甲磺酸西地那非，推薦服用量為50-100毫克，建議東方人的服用量為120毫克。公司信息還宣稱，52%的人在服用30分鐘後起效，82%的人在服用1小時後起效。

“作為原料藥，西地那非不應該由這類沒有藥品經營資質的企業銷售。”丁卓平說。不過，倘若以化學品的名目銷售，西地那非並不在食藥監系統的管轄範圍內。

丁卓平長期從事化合物分析。在她看來，只要是已知的化合物，以現有的技術手段，檢測出非法添加並非難事。

不過，西地那非類化合物的“家族”正日益壯大——化合物還在不斷增多，且基本都是在原結構基礎上的修飾和改造。大多數衍生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尚不為人所知，這也給檢測增加了難度。

而食藥監部門查處保健酒違法添加另有辦法。他們的突破口，有時源自商家聲稱的“有效”。

2014年，湖北省建始縣食藥監局執法人員無意中得知，當地九道泉生態農業發展有限公司生產的“帝樽酒”頗受歡迎。有消費者反映，“帝樽酒”好喝，有壯陽作用，但有時會覺得心臟不適。執法人員開始警覺，並“重點關註”，果然發現了非法添加。

缺失的規範和標準

盡管年銷售200億元的市場規模並不耀眼，但保健酒行業30%的增長速度卻讓人刮目相看。繼白酒、啤酒、葡萄酒後，保健酒有望成為國內釀酒行業的“第四極”。

不過，翻開案卷，保健酒非法添加西藥的案件卻並不鮮見。

2014年，湖南嶽陽警方和食藥監部門聯合查扣了非法添加西地那非的假冒保健品5萬余盒，總涉案貨值超過1.16億元。

2015年7月，51家企業的69種保健酒、配制酒，因為違法添加化學物質，並在產品名稱、標識、標簽上明示或暗示壯陽、性保健等功能，上了食藥總局的“黑名單”。根據食藥總局通告，19家企業被移送公安機關進行刑事犯罪偵查。

“缺乏規範政策和行業標準，成了保健酒行業潛藏的陰影。”《華夏酒報》副總編劉震東認為。

目前，保健酒並沒有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清香小曲酒、大曲、黃酒都可以用來調制保健酒，中藥配方更是複雜，不同的保健酒品牌應用不同的配方，各自選用的藥材品類也不一樣。產品的特性多、共性少，制定統一技術標準難度很大。

大量“散兵遊勇”式的小企業寄居在行業內，以仿造品牌為生，撈上一票後很快便銷聲匿跡。在某電商平臺，一款黑龍江生產的保健酒，店家宣稱含有32味藥材，而功效中竟然出現了抗炎、解毒、護膚等說法，甚至宣稱對病後脫發、神經性官能癥也有很好的治療效果。“禦醫秘方”、“安神補腦”等宣傳語，更是給保健酒披上了神秘色彩。

監管部門似乎力有不逮。一位基層的食藥監局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網上售藥具有地域不確定性等問題，對買賣雙方的身份很難核實，“即便搭上周末和8小時以外的時間，也顧不過來。”

“面對泛濫的違法行為，現有的監管力量顯得杯水車薪。”王大宏說，此次用專項治理的方式，“攥起拳頭”針對一個關鍵問題，保健食品非法添加或將得到明顯的糾正。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法律法規的不健全。在當前的法律體系中，與保健食品直接相關的只有食品安全法。但此前，對於保健食品的品種管理、生產流程沒有具體規定，幾乎沒有可操作性。

好消息是，2015年10月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中有5條內容涉及保健食品。新增加的包括：保健食品的註冊申請人應當提交保健食品的研發報告、產品配方生產工藝、安全性和保障功能評價，標簽、說明書等材料及樣品，並提供相關的證明文件。

業內普遍認為，盡管保健酒標準問題尚未得到解決，但明確了政策法規之後，保健酒行業長期存在的混亂局面將逐步改善。

“違法企業無所謂門檻高低，不可能按此要求生產。”王大宏總結，“良幣”會更好，“劣幣”依舊沒轍。

人民日報再談南海仲裁案：濫用國際法就是沖擊國際秩序

中國堅定捍衛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維護國際法治，這展現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美國、菲律賓和所謂南海問題仲裁案仲裁庭聯手破壞國際法治的舉動，在國際社會招致廣泛批評並且引起警惕。一段時間以來，國際社會對仲裁案實質的認識越來越清楚。據不完全統計，已有近70個國家和地區組織公開發聲，近130個外國政黨和政治組織積極表態，支持中國正當立場、批評美菲和仲裁庭濫用國際法的聲音越來越響亮。

操縱仲裁案的政治勢力想必有些始料未及。美國所代表的西方勢力長期在國際舞臺上拿著大喇叭，對其自身在國際事務中翻雲覆雨、顛倒黑白的能力也頗為自負。它們明知所謂仲裁案在法理上站不住腳，卻一意孤行強行推動。殊不知，黑白自有界限，是非自有公論。國際正義的能量從來都是不容低估的。

當然，那些西方勢力尚未甘於挫敗。它們還在拿中國對仲裁不接受、不參與、不承認的立場進行糾纏，對中國為堅決捍衛國際法而做針鋒相對鬥爭進行攻擊。但是，它們的算盤從一開始就打錯了。

面對南海仲裁案，中國為什麽不接受、不參與、不承認?道理很簡單，講理要找對地方。菲律賓南海仲裁案本是一出政治鬧劇，仲裁庭本身就是違背國際法而建的草臺班子，中國豈會把自己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交付這樣一個沒有任何合法性的仲裁庭品頭論足?仲裁庭渾水摸魚的企圖是徒勞的。聯合國官員現在都忍無可忍地站出來，鄭重申明仲裁庭根本不是聯合國機構。

南海仲裁案撼動不了中國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但其造成的影響卻是惡劣的。這樁惡訴關乎中國的民族情感和國際形象，也關乎國際法治和公理正義。在如此關鍵的問題上，中國又豈能任由他人潑臟水?中國堅定捍衛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維護國際法治，這展現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理越辯越明，國際正義力量聲勢浩大。我們不能不奉勸那些濫用國際法的國家和政治勢力清醒清醒。

中國獲得廣泛支持，原因在於中國立場合乎國際法、合乎國際正義。連美國《時代》周刊也在文章中談道：不遵從國際原則的國家並非中國;相反，長久以來美國才是那個離群異類。

如此多國家、地區組織、政黨、政治組織站在正義一方積極表態，是出於對當前國際體系所面臨的現實威脅的一種警惕。美國屢屢憑借自身霸權地位，以種種宏大口號，行謀取私利、為禍他人之實，早已惡名遠揚。“凡是有國外勢力幹涉的情況，總會帶來災難。我們認為，如果南海地區有問題，應該由當事國直接協商解決，而不應受外部勢力幹涉。” 南非非國大全國執委會兼中央外事分委會委員易蔔拉欣·伊斯梅爾此前就南海問題所作聲明，反映了國際社會對美國胡亂作為的普遍擔憂。

菲律賓阿基諾三世政府背信棄義，仲裁庭擴權、越權、濫權，美國極力施以霸道，這三方綁架國際法的行為無論做得多麽帶勁，都掩蓋不了損害《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權威性和完整性、破壞國際法治的真相，都蒙蔽不了國際社會絕大多數人的眼睛。

法理公義昭彰，人心公道自在。

商務部：呼籲歐盟避免濫用貿易救濟措施

據商務部消息，8月4日，歐委會對原產於中國的冷軋鋼板產品做出反傾銷調查終裁，決定實施稅率為19.7%-22.1%的最終反傾銷措施，並采取追溯征稅措施，這是近日歐盟對中國鋼鐵產品連續采取的第二次貿易行動。商務部貿易救濟調查局負責人就此發表談話。

該負責人表示，歐盟針對進口冷軋鋼板產品采取保護措施，將會顯著擡高其國內價格，影響市場供給，削弱歐盟相關下遊制造業的競爭力。中方高度關註歐委會在本案中調高歐盟產業目標利潤率以及實施追溯征稅措施的做法。中方註意到，歐盟曾數次采取進口登記措施，但最終並未轉化為追溯征稅措施，本案成為近年來首個對進口商追溯征稅的案例。此舉增大了法律上的不確定性，嚴重影響了正常的國際貿易。

該負責人強調，近期在中國上海閉幕的G20貿易部長會議，重申此前關於維持現狀和撤銷已有保護主義措施的承諾，並將承諾延長至2018年底。中方對歐盟隨即對中國鋼鐵產品連續采取貿易保護行動表示遺憾，呼籲歐盟信守在國際場合下做出的承諾，避免濫用貿易救濟措施，避免向外界發出錯誤信號。

該負責人指出，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審慎、克制、規範使用貿易救濟措施，通過磋商交流、業界合作等方式化解摩擦，實現互利共贏。中方願意加強與歐方的交流和溝通，妥善解決當前鋼鐵產業面臨的問題。

奧巴馬被指為最“濫用”行政權的總統

在一個共和黨占優的國會里，奧巴馬這個民主黨總統日子並不好過，於是，手握行政權的奧巴馬和他領導的政府在多類事務上不斷試圖繞開國會，但因此也廣受批評，被指濫用行政權力。

預期超450項

“如果國會不能盡快行動保護下一代，那麽我會。”奧巴馬在2013年的國情咨文里言之鑿鑿地表明了自己對於動用行政權力達到目的的決心。事實證明，在此之前和之後的奧巴馬及其政府，的確在行政權上花了不少力氣。

從歷史經驗來看，在跛腳鴨政府任期的最後一年或者幾個月里，總統往往會顯著增加單方行動，即動用行政權，簽署更多的命令和法規，用這種形式推進未盡的政策要務，鞏固自己的政治遺產。

喬治華盛頓大學政策研究中心指出，在總統任期的最後時段，有超過99%的可能性加快簽署對經濟有重大影響的規定，差不多一個月簽署4~12項。

克林頓如此，布什如此，奧巴馬更是如此。在過去7年多的任期里，奧巴馬已經大量訴諸於行政權，令政府的一系列管理規定在社會事務的方方面面深深影響到每一個美國家庭的生活。

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多年前競選總統時，奧巴馬曾表態反對過度使用總統行政權，到了兩年前，奧巴馬卻表示將在自己任期的最後兩年探索行政權力的邊界。如今，他已經成為歷史上動用總統行政權推動政府規定數量最多的總統。

根據喬治華盛頓大學政策研究中心的統計數據，截至2015年12月，奧巴馬政府已經出臺了392項對經濟有重大影響的規定，相比之下，在布什和克林頓兩人各自的8年任期里，經手簽署的政府規定分別為358項和361項，也就是說，奧巴馬任期未滿之時所簽署的規定就已經超過了前兩任總統。預計到奧巴馬任期結束，這一屆政府規定將超過450項。從頻率來看，在各自任期的倒數第二年，奧巴馬出臺規定的頻率為每月5.2項，遠遠高於布什(每月3.6項)和克林頓(每月3項)。

克林頓、布什、奧巴馬三屆政府的行政權對比

根據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的統計，截至12日最新的一份關於環保的行政令，奧巴馬在2016年簽署的行政令也已經達到22個。

總統掌權時代

在任期的前兩年里，從平價醫療法案到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蘭克法案，再到8000億美元經濟刺激計劃，奧巴馬通過推動立法，在改造美國的醫療和金融體系等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共和黨主導國會山後，奧巴馬在立法方面屢屢受挫，只能更多地訴諸於行政權。

除了環保和保護勞動者這些比較為人熟知的領域外，奧巴馬政府還在一些鮮為人知的領域出臺了規定，涉及民眾的飲食、戀愛甚至死亡。比如，經過政府批準，轉基因三文魚上了美國人餐桌，女性可以在不用處方的情況下購買緊急避孕藥，老兵可以自己設計他們的墓碑等。

今年5月，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推出新規要求嚴格規範食品營養標簽。美國勞工部還出臺新規要求年收入4.7萬美元以上的員工在每周工作40個小時以上時需被支付1.5倍的薪水。

美國《紐約時報》稱，奧巴馬創造的政府有賴於官僚制度推動而非法制透明，這既不是他想要的也不是共和黨想要的。但一旦嘗到了行政權力的甜頭，奧巴馬就會毫不愧疚地追求這種權力，而這種追求權力的方式將在未來幾十年里改變總統的行事方式。

一些共和黨人士指責奧巴馬政府的一些新規導致了就業減少、商業衰退、繁榮不再，民眾的收入也減少了。甚至有一些商業團體正在設法推遲規定出臺的時間或者阻止這些規定生效。

5月，在回應一位農場主關於政府監管影響他生意的抱怨時，奧巴馬稱：“我不是因為監管而監管……但是有一些事情，比如確保空氣和水質的幹凈，確保人民擁有醫療保險，確保工人安全為第一要務，我認為，這些是我們(政府)整體義務的一部分。”

奧巴馬政府的監管傳統也被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大做文章，特朗普還承諾若自己當選將取消諸多新規。即便同樣來自民主黨的候選人希拉里也承諾將減少政府監管的負擔。但實際上，20多年來，政府行政權力在民主黨和共和黨當政時期均出現擴張趨勢，而且這樣的趨勢還會持續，所以無論是特朗普還是希拉里上臺，並不會在政府行政權力上有所收縮，再者說，以他們目前各項競選主張來看，想要在國會獲得通過必然要受到重重阻撓，通過行政權力行事則成了一個非常值得考慮的選項。

美國司法部副總檢察長，曾擔任白宮法律顧問的卡根(Elena Kagan)直言：“我們生活在一個總統掌權(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的時代。”

按照三權分立的原則，美國憲法把立法權賦予國會，法案要在國會獲得參眾兩院通過才能成為法律;司法權賦予了地區法院、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組成的司法體系;而總統和其領導的內閣部門則被賦予了行政權。法院有權判定政府的行政決定是否違憲，比如，今年6月，最高法院宣布繼續凍結2014年奧巴馬試圖繞開國會而頒布的關於移民改革的行政令。關閉關塔那摩的承諾同樣擱置至今。

無怪乎，對於最高法院第九名大法官的提名成為選民在經濟問題之後最關心的議題。

誰是中國抗生素濫用的“幫兇”

1943年，世界上第一種抗感染藥物(通常也稱之為抗生素)盤尼西林(青黴素)問世，它的出現讓“感染”從一個死亡的代名詞變為了僅需一兩天就能恢複的疾病。

在很多藥物學專家眼中，過去的70年可以稱之為擁有“抗生素”這種魔法藥物的黃金時代，但如今，幾乎全球公共衛生領域的任何一處都不得不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這個魔法黃金時代正在過去：由於對抗生素的濫用，超級細菌更在以嚴重超過藥物發明的速度快速進化，人們因為抗生素抗藥性而再次死於感染的情況或許會再次卷土重來。

數月前英國政府的一份報告指出：在目前，全球每年有約70萬人死於抗藥細菌，到本世紀中期，這個數字會達到1000萬，而該報告的作者指出，這些數字可能還是被低估的。

8月25日，國家衛計委、發展改革委等14個部門聯合印發了《遏制細菌耐藥國家行動計劃(2016-2020年)》(下稱《行動計劃》)，旨在為加強抗菌藥物管理，遏制細菌耐藥。

青黴素發現者：亞歷山大弗萊明

“魔法藥物”變身“惡魔”

從天使到惡魔，細菌耐藥的全球性蔓延與抗生素的濫用不無關系。

不妨先來看看細菌耐藥究竟是如何產生的：

從生物的生存機制上來看，為了爭奪資源與食物，細菌之間往往會相互競爭，進而制造致命的化學物質來相互對抗，某些細菌為了保護自己就會發展出防禦系統來對抗化學物質的攻擊。

在人類早期制造抗生素時，就是把這些物質帶進實驗室並模仿合成為抗生素，而細菌也通過不斷選擇淘汰，用耐藥性的方式來回應這些抗生素的攻擊。

1972年，萬古黴素發明問世，它的抗藥性出現在1988年，時隔16年;1985年，亞胺培南問世，它的抗藥性出現在13年後的1998年;2003年，達托黴素進入臨床使用，而它的抗藥性在一年後的2004年就已經出現。

可以看到，抗生素以及細菌耐藥之間的間隔時間越來越短，這意味著耐藥細菌耐藥性的進化正變得越來越快。

“70年來，我們研發的新藥以及細菌的抗藥性不斷試圖超越對方，緊接著我們研發出另一種新藥然後很快出現新的抗藥性……但現在，這個遊戲要結束了，抗藥性出現得越來越快，由於不符合經濟效益，不少藥廠決定不再研發新的抗生素，於是新的感染癥開始重新席卷全球。”知名公共衛生領域的記者Maryn Mckenna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如此描述細菌耐藥的發展史。

“也許你以為，只有病患才會需要用到抗生素，但事實上抗生素幾乎支撐著我們生活中的一切。”她說，“如果產生了細菌耐藥無抗生素可用，首先缺乏免疫系統功能的病患會失去抗生素的保護，包括癌癥、艾滋病的患者、早產兒都會無藥可救;緊接著，所有植入人造物品的醫療方式都無法使用，包括血管支架、血液透析、人工關節等等;所有的手術也無法進行，如果沒有抗生素的保護醫生無法切開身體，也就沒有了心臟手術、剖腹產……一項最近的調查顯示，如果沒有抗生素，每六個人中就會有一位死亡。”

而從16年到1年，誰該為細菌耐藥的超速進化負責?

青黴素的發現者亞歷山大·弗萊明曾說過這樣一段話：那些輕率地使用青黴素治療的人，應該對於那些由於細菌產生抗藥性受到感染死亡的人背負道德責任，而我希望這種道德責任應該是可以避免的。

首當其沖背負這樣“輕率”罵名的是醫生，盡管，最開始他們的出發點只是為了治病救人。Maryn Mckenna在演講中透露的一項統計數字顯示，在美國，大約有50%的抗生素使用其實都是不必要的，在醫生診所開出的處方中，有45%的抗生素其實根本無法發揮作用。

抗生素的“短期無害”以及對待感染疾病的“立竿見影”甚至在日常診療過程中的“預防性作用”讓醫生們對這種魔法藥物如獲至寶。

漸漸地，人們學會了用抗生素自我治療。藥店對於抗生素藥物的隨意銷售，讓這類藥物成為了幾乎全球家庭的常備藥。

而在中國，這一問題更為嚴峻：無論是在城市還是縣域市場、等級醫院還是基層醫院的藥物銷售統計，抗感染類藥物，也就是各類抗生素的銷售額常年穩坐第一。

誰是幫兇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通過在多地采訪的調研發現，當地醫院的抗生素濫用與醫院所處區域的經濟的發展情況不無關系。

上海市複旦附屬中山醫院門診科室的醫生沈洪向記者透露，從幾年前嚴控抗生素使用以來，在上海抗菌藥物的濫用情況已經比以往好得多，“現在是抓得比較嚴，每一種抗生素藥物都有規定的使用比值，超過這個比值了，科室、醫生都會扣獎金，並且只有在特定科室的特定級別(往往是副高級別以上的住院醫師)才有抗生素的開具權。”

但從北京、上海這樣的一些城市向周邊蔓延，這樣的情況就變得不理想起來。

“抵制抗生素濫用的管理是從2012年開始，在去年，國家還針對這一情況出臺了抗菌藥物使用的指導原則，但不可否認，濫用的情況還是很嚴重。”上海市周邊某縣域醫院的感染管理科負責人劉天(化名)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2012年開始正式管理抗生素使用後，幾乎每個等級醫院都必須配備這樣的科室，但實際管理權微乎其微。

在醫院的藥物管理中，抗菌藥物分為非限制性、限制性、特殊使用三類級別。其中，非限制性使用的抗生素管理的級別最低，對應考核的微生物送檢率只需達到30%;限制類抗生素需要達到50%，而特殊使用的抗生素藥物，如四代頭孢，微生物的送檢率需要達到80%。

“特殊使用級別的抗生素抗菌的種類最多，按理說只有經過微生物送檢後確定必須使用的患者才可以用，我們醫院對這一送檢率的標準是80%，但實際可以達到50%就不錯了，非限制性使用的抗生素就更加不達標了。”劉天透露。

根據2015年國家出臺的抗生素管理辦法，針對抗生素的使用，醫院需要從科室到醫生個人進行逐級考核，但在大多數的醫院，這樣的考核都是效果甚微，由於不受重視，抗感染科室也幾乎沒有任何權利來對這樣的考核進行獎懲執行。

“在我們醫院，內科大夫收入的85%都是來自抗生素藥物產生的提成。”哈爾濱一家知名三甲醫院的感染管理科人員陳元(化名)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據他透露，抗生素的濫用，兒科、內科、手術科室都是重災區。而其中的原因深究下來與藥物回扣、醫患關系矛盾不無關系。

“在黑龍江，主任醫師每月的到手工資也只有5000元左右，不僅待遇低，工作強度還很大，所以就比較容易出現多開藥、開貴藥的情況。”陳元所說的開貴藥，是指原本可以開非限制性級別的抗生素藥物(比如頭孢一代，價格約為十幾元)，但出於療效和價格的考量開具了特殊使用級別的抗生素藥物(比如頭孢四代，價格約為上百元)，而後者可以更快速地激發細菌耐藥的產生。

“兒科用得也很多，因為抗生素可以讓孩子好得更快，很多家長看孩子超過兩天病情還沒有起色，會找醫生理論，有的醫生為了避免麻煩，明明可以通過孩子自我抵抗力自愈的感冒發燒，也會開點抗生素，而且有時上來就是頭孢三代，因為這樣讓病情好得更快。”

抗生素濫用的另一種情況，業內稱之為“預防性耐用”。

“其實根據最新出臺的指導原則，手術科室為了防止術中感染，只可以在術前半小時、術後24小時內使用抗生素，但在目前，多數的情況是術後已經五六天的病人還在使用。”劉天舉例說，“有些手術，只需要使用一代、二代頭孢的也會用上三代、四代的廣譜頭孢，後者的價格會翻上好幾倍。”

對於醫院的院長而言，抗生素的使用管理更是矛盾。

“比如我們醫院雖然是公立醫院，但每年的政府補貼連醫生一個月的工資都不夠發，如果沒有藥物收入，醫院的正常運營都很難維持。”作為東北地區最好的醫院之一，陳元所在的醫院一次特需掛號的費用只有20元，而在北京、上海的三甲醫院特需門診費用普遍是這一價格的5到10倍。醫院運營的壓力讓這些醫院的院長對於抗生素的濫用不得不睜只眼、閉只眼。

“其實在很多一線城市的醫院，抗生素已經不作為主要收入了，而是以手術、檢查的收入為主，在那些醫院的抗生素濫用情況就會好一些，可以說，以藥養醫的機制不破，在基層醫院抗生素管理的路就還會很難走。”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劉天這樣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中康資訊在2015年對全國的藥物銷售市場做出了統計，結果顯示，抗感染類藥物在多個統計方式中都牢占銷售第一的寶座。其中，城市的等級醫院和基層醫院在使用全身性抗感染藥物占總藥物比例上分別為15.1%和19.7%;而縣域等級醫院和農村基層醫院的這個數字竟高達23.2%及28.1%。

陳元曾經在東北地區的不少醫院做過調查，他發現抗生素導致的結果比自己預想中的還要差千百倍：比如在同樣作為重災區的ICU(重癥監護)病房，有40%以上的病人是多重耐藥菌感染，“抗生素種類目前一共15大類，有很多病人對7種抗生素都產生了耐藥，有的病人只剩下一種抗生素還有效，還有的患者全部出現了耐藥，對他們來說，就只能等死。”

事實上，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比起醫院，農牧領域的抗生素使用更為嚇人：一位抗生素原料的行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我們日常所食用的大部分動物都是攝取抗生素的，而這不是為了治療，是為了使動物們適應工廠以及農舍的生活環境，這樣降低養殖動植物的死亡率、加速成長。

“在美國每年約有80%的抗生素是賣給農場的動物用，而不是人類。這使得農場培養出具有抗藥能力的細菌，並且這些細菌通過水和土壤散布到了水產、種植的各個領域。”Maryn Mckenna說。

在我國，這一問題也同樣嚴峻：上述抗生素原料藥的業內人士對記者表示，在十年前，抗生素在我國農業領域的使用就已經很普遍，“比如在大閘蟹的養殖過程中加入抗生素，可以讓高密度養殖的大閘蟹死亡率明顯降低，而且生長得更快。”他說，“在我們日常所食用的魚肉、雞肉中也都有抗生素的存在。”

尋求高效管理

在歷史上，第一個接受青黴素治療的病人是一位名叫Albert Alexander的英國警察，曾經他因為細菌感染，需要摘除一只眼睛以保留生命，青黴素替他保住了雙眼。而那次感染的源頭是這位警察自家花園中的一根花刺。而實際上，一旦細菌耐藥風暴來襲，不僅重癥患者再難獲取有效藥物，就連這樣的來自日常生活中的感染也存在了致命的可能。

對於公共衛生領域來說，如何建立一個高效有力量的體系對抗生素的使用，進行管理是當務之急。

“8月25日頒布的這份行動計劃會對傳統、低端的抗生素生產企業起到限制作用，尤其是抗生素原料藥的生產企業受影響比較大。但對於抗生素的創新型企業反而會有促進，是一個利好的政策。”高特佳投資執行合夥人王海蛟對記者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目前，包括輝瑞、廣州白雲山、哈藥集團、國藥集團、華潤醫藥、揚子江藥業在內的諸多制藥企業都有布局抗感染藥業務。

以哈藥集團(600664.SH)為例，根據其公布的2016年上半年財報，其抗感染藥物盡管依舊在所有銷售品類中排名第一，上半年銷售破10億，但同比已經有所下降。哈藥集團的財報中將這一下降原因歸結為“受抗生素限用、醫保控費和醫保招標等多重因素的影響。”

事實上，在中康資訊的統計中，我國抗生素類藥物的使用在近兩年也的確是緩慢下降的，比如在城市等級醫院的用藥市場中，2015年全身性抗細菌用藥份額占總份額的比例是15.1%，但2016年預計可以下降至14.4%;而在縣域等級醫院市場，這一比例也有望從23.2%下降到22.8%。

根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不完全統計，在醫藥行業中，涉及抗生素生產的企業數量可以達到總量的80%，以阿莫西林為例，目前國內阿莫西林同類藥物的生產批文達到上百個，但伴隨著《行動計劃》的不斷推進，在抗生素限用以及仿制藥一致性評價等多重政策的篩選下，這些生產企業也將在未來迎來洗牌。

本次《行動計劃》透露，到2020年，將實現在新藥研發、憑處方售藥、監測和評價、臨床應用、獸藥使用和培訓教育共6個方面的具體指標。比如，將爭取研發上市全新抗菌藥物 1~2 個，新型診斷儀器設備和試劑 5~10 項;零售藥店憑處方銷售抗菌藥物的比例基本達到全覆蓋等等。

“醫學上急切需要能夠對抗超級細菌的抗生素，那麽就需要政府可以對新型抗生素的研發進行補助，包括延長專利期限、提供優先審評通道，以吸引其他企業重新投入到抗生素的制造中來。”王海蛟對記者表示，目前，抗生素類藥物的研發時間平均超過了10年。

對於醫院管理來說，一套更有效的信息化管理方式也正在被期待。

“政府可以嘗試建立一套系統來分析數據，自動化並且明確地告訴我們抗生素的使用情況，並且建立藥物醫囑的把關機制，對處方藥進行再次確認，這些都是信息化的解決方案，在未來可以被期待。” Maryn Mckenna說。

對於中國而言，如何破除以藥養醫的體制，加快醫院收入從藥物到醫療服務的轉變，以及提高醫生待遇，恐怕亦是破除抗生素濫用的根本之道。

江蘇徐州原副市長受審 濫用職權致國有資產損失超6000萬

9月13日，從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網站獲悉，今日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徐州市原副市長李連玉濫用職權、受賄一案。揚州市人民檢察院派員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李連玉及其辯護人到庭參加訴訟。

揚州市人民檢察院指控：2008年至2010年，被告人李連玉在任中共邳州市委書記期間，違反法律規定，濫用職權，多次在無立項、規劃，未經用地審批、施工許可等情況下，啟動、推進工程建設項目，直至嚴重違規被上級主管部門查處後拆除，導致國有財產損失6307.36萬元，並造成惡劣社會影響;2006年至2014年，李連玉利用擔任邳州市委書記、徐州市副市長等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多次收受孫和平、劉國民、周恒昶、王福華等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88.8975萬元。依法應以濫用職權罪、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庭審中，檢察機關出示了相關證據，李連玉及其辯護人進行了質證，控辯雙方充分發表了辯論意見，被告人李連玉還進行了最後陳述。

被告人李連玉的近親屬、新聞記者、揚州市幹部群眾代表100余人旁聽了庭審。

最後法庭宣布休庭，擇期宣判。

試管嬰兒免查生育證明 專家擔心醫療機構為賺錢濫用技術

在全面二孩之後，被解放出來的生育能力將極大沖擊著當前醫療技術，無論是生殖技術還是預防出生缺陷技術。

目前，全國符合全面兩孩政策條件的夫婦約有9000萬對 ，60%是在35歲以上，50%是在40歲以上，他們或多或少將與輔助生殖技術有著關系。

輔助生殖技術指采用醫療輔助手段使不育夫婦妊娠的技術，包括人工授精和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術兩大類。

9月20日，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了《關於簡化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治療時生育證明查驗程序的通知》(下稱《通知》)，《通知》要求，經批準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醫療機構在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治療時，不再查驗患者夫婦的生育證明，由患者夫婦作出符合計劃生育政策的書面承諾即可。各級衛生計生行政部門要加強事中事後監管，依法依規查處政策外多孩生育，維護正常生育秩序。

而在原衛生部2003年印發的《關於修訂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與人類精子庫相關技術規範、基本標準和倫理原則的通知》(衛科教發〔2003〕176號)中規定，“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醫療機構在為不育夫婦治療時，必須預先查驗不育夫婦的身份證、結婚證和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生育證明原件，並保留其複印件備案”。

“簡化輔助生殖技術的程序，對生育有需求的人來說確實是一件好事。” 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生殖醫學中心副主任醫師胡琳莉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但她也說，過去，雖然讓患者提供準生證，但是證件的真實性醫生是無法判斷的。

雖然，患者夫婦在醫療機構接受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治療時，不需要再提供生育證明，只需提供夫婦雙方的身份證、結婚證，作出符合計劃生育政策的書面承諾即可，此舉每年將使近百萬對不孕不育夫婦受益。

但在砍掉這道程序後，徐州市婦幼保健院(所)生殖健康與不孕不育癥副主任醫師何文傑更為擔心的是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濫用。他表示：“輔助生殖技術是有指征的，不能隨便用，只有在梗阻性無精癥或者嚴重少精癥、無輸卵管、輸卵管梗阻情況下才能進行輔助生殖技術。但是現在即使一側輸卵管堵塞、少精、多囊卵巢、輸卵管炎癥等，都給上了輔助生殖技術，這是不科學的，國家應該嚴格控制指征和標準。”

而在何文傑的病人中，很多人在一次兩次輔助生殖技術治療失敗後，繼續藥物治療，反而成功自然懷孕。

“第一選擇是藥物治療下的自然懷孕，符合指征後再去輔助生殖技術治療。但是現在很多人因為這個賺錢，直接把不了解且有需求的人轉去做輔助生殖技術治療。患者也因為自然懷孕慢，為了更快的懷孕，自己也要求做輔助生殖技術。”何文傑表示。

目前一次試管嬰兒技術花費通常在2到4萬左右，這塊蛋糕對醫療機構來講仍然具有吸引力。而為了提高成功率，醫療機構會一次移植多個胚胎，造成多胞胎增多，這也將需要進一步規範。

商務部：對美方濫用規則、人為裁定出高稅率的做法嚴重關切

1月9日，據商務部網站消息，美國華盛頓時間2017年1月5日，美商務部對進口自中國的雙向土工格柵產品發布反傾銷反補貼調查終裁備忘錄，認定中國所有涉案企業的反傾銷稅率為372.81%，反補貼稅率為15.61%-152.5%。商務部貿易救濟調查局局長王賀軍就此發表談話。

王賀軍表示，中方對美商務部對華涉案產品裁定高額稅率的決定表示失望和質疑。在反補貼的出口買方信貸項目上，美方申請人未提出充分證據，中國涉案企業和中國政府在答卷中均表示涉案產品未使用該項目，美國進口商也對未使用該項目予以證明，在實地核查中，中國政府相關部門予以充分配合，美商務部也未發現使用該項目的證據，但美商務部在終裁中仍以該項目無法核實為由，適用可獲得不利事實裁定高額稅率。在反傾銷方面，美方無視企業的充分配合，完全推翻初裁決定，適用可獲得不利事實裁定所有企業適用最高懲罰稅率。中國涉案企業對美方做法及決定十分不滿。

王賀軍強調，中方對美方不顧事實、濫用規則、人為裁定出高稅率的做法表示嚴重關切。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世貿組織相關規則，嚴格依照調查程序，審慎采取貿易救濟措施。中方將采取必要措施，維護中國涉案企業的公平權利。

蘇榮受賄、濫用職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一審宣判

據新華社報道，2017年1月23日，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對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蘇榮受賄、濫用職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一審公開宣判，對被告人蘇榮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以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蘇榮當庭表示服從法院判決，不上訴。

蘇榮

經審理查明：2002年至2014年，被告人蘇榮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在企業經營、職務晉升調整等事項上謀取利益，本人直接或通過他人收受相關單位和個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16億余元;濫用職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蘇榮對共計折合人民幣8027萬余元的財產不能說明來源。

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蘇榮已構成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均應依法懲處並數罪並罰。鑒於蘇榮到案後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動交代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賄犯罪事實;認罪悔罪，贓款贓物已全部追繳，具有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節，依法可對其從輕處罰。法庭遂作出上述判決。

附簡歷：

1968-1974年吉林省白城市洮安縣那金公社新力大隊會計、黨支部副書記

1974-1975年吉林省洮安縣那金公社黨委副書記、書記

1975-1980年吉林省洮安縣委常委，那金公社黨委書記、嶺下公社黨委書記

1980-1983年吉林省洮安縣委副書記(其間:1980.09-1981.01農業部幹部培訓班沈陽農學院班學習(1982.3-1983.1吉林省委黨校黨政幹部培訓班學習)

1983-1984年吉林省白城地委委員、扶余縣委書記

1984-1985年吉林省委黨校黨政幹部培訓班學習

1985-1987年吉林省白城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

1987-1988年吉林省白城地委書記、行署專員

1988-1989年吉林省白城地委書記

1989-1990年吉林省四平市委書記

1990-1992年吉林省四平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

1992-1995年吉林省委常委、秘書長(其間:1994.03-1994.05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學習)

1995-1996年吉林省委常委、延邊自治州委書記

1996-1998年吉林省委副書記、延邊自治州委書記(1994-1997年吉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國際經濟系世界經濟專業在職研究生學習，獲經濟學碩士學位)

1998-2001年吉林省委副書記

2001-2002年青海省委書記

2002-2003年青海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其間:2003.03-2003.05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學習)

2003-2004年甘肅省委書記

2004-2006年甘肅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2006-2007年中央黨校副校長(正部長級)

2007-2008年江西省委書記

2008-2013年江西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2013-2014年 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江西省委書記(至2013年3月)、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至2013年4月)

中共第十四屆、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六屆、十七屆中央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