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的的紅罐涼茶，祝大家新年快樂 sailholder
http://xueqiu.com/3337141443/23029538
俺基本不喝涼茶，對
王老吉的瞭解也就是四五年前喝過一盒綠盒
王老吉，紅罐涼茶就沒喝過，只因對中草藥做的涼茶有一種本能的猜忌。
所以加多寶與廣州藥業的爭鬥，俺一直沒關心過，對於網上為之爭吵爭得臉紅耳赤的，一直甚為不解。
最近因身體所需，喝了幾瓶可樂，順便在微博上看見了加多寶的廣告：
「對不起是我們太笨，用了17年時間才把中國的涼茶做成唯一可以比肩可口可樂的品牌。」
俺沒想到紅罐
王老吉涼茶居然已經是可以比肩可樂銷量的產品，這引發了俺的好奇心。
加多寶說：「對不起是我們太自私，連續6 年全國銷量領先，沒有幫助競爭隊友修建工廠、完善渠道、快速成長...」
這是在譏笑以往綠盒
王老吉的銷售數量比不上加多寶操辦的原紅罐
王老吉，廣藥目前的紅罐
王老吉鋪貨普及程度比不上紅罐加多寶的事實吧。
加多寶說：「對不起是我們無能，賣涼茶可以，打官司不行」
這是在說加多寶廣告自稱
王老吉已改名，結果被法院禁止的事項吧？
加多寶說：「對不起我們出身草根，徹徹底底是民企的基因」
這大概是在自嘲整個營銷團隊不願意向廣州藥業支付
王老吉品牌的使用許可費用，結果王老吉品牌再也無法使用，不得不耗費重金打造加多寶品牌，貪小便宜吃了大虧的教訓吧？
看雪球上多有紅罐王老吉不如紅罐加多寶的議論，俺不禁好奇，到街頭一番觀測。俺發覺：
1、紅罐加多寶的鋪貨深度確實厲害，一個縣級市的普通土產小店都可見其身影。此類小店內則不見紅罐王老吉蹤影。
2、超市內紅罐王老吉和紅罐加多寶均有展示。俺發覺蠻蹊蹺的是有一個超市標籤是王老吉，擺放的卻是紅罐加多寶。俺有點不厚道地想：看來加多寶沒有了王老吉的身份還是不能暢銷丫（對，錯？）。
3、俺在超市裡聽到消費者的一句評論：紅罐王老吉又有了嘛。不知她是在說王老吉暢銷來不及鋪貨呢，還是在暗示不想喝加多寶吶？
如此觀測了一番不過癮，買了幾罐飲料做對比。
雪球上有說紅罐王老吉草藥口味偏重，大眾不會從紅罐加多寶的口味遷移到紅罐王老吉的議論。
這番議論讓俺想起了巴菲特的遭遇。
老巴一輩子鍾情可樂，買可口可樂股票，喝可口可樂。那麼，他的味覺應該是如酒鬼一樣專門迷戀可口可樂的某種特別的可樂了？
老巴菲特確實聲稱他特別喜歡可口可樂的cherry cola ，但是去年彭博的人用各種可樂對巴菲特進行盲測，結果他最喜歡的居然是可口可樂的對手，Dr Pepper/Seven Up公司（就是七喜汽水的那個生產廠）生產的Diet Dr. Pepper cherry。居然還是無糖的！
@友聯投資 去年發過帖子，可惜沒幾個人關注此事：
http://xueqiu.com/6847723845/22032208在盲測面前，人的味覺是那麼地不可靠丫。
巴菲特的能力圈裡面居然沒有品嚐分辨可樂的部分！俺也將紅罐王老吉和紅罐加多寶用於身邊人的盲測，結果是普遍喜歡紅罐王老吉，為此俺買了幾股
$廣州藥業(SH600332)$做進一步觀測。
可樂最近遭遇消費零增長，是因為美國人喝可樂發胖的有關報導太多。可樂含有太多的熱量！
三罐百事可樂易拉罐的能量相當於
二兩半大米或者
兩隻肉包子所能提供的熱量。需要減肥的人們自然會開始減少可樂的攝入。
而涼茶呢，在這方面就迎合了人們既想喝飲料又不想發胖的慾望，逐漸大行其道。
假如說某個人喝百事可樂，一年會增肥
八斤的話，那麼她改喝紅罐涼茶加多寶，就最多只會增肥
兩斤。一罐紅罐加多寶涼茶的熱量要比一罐可樂少約
22%的能量！
如果改喝紅罐王老吉呢，那就一斤也不增了。一罐紅罐王老吉要比一罐紅罐加多寶少約
6%的能量。
盲測時大家都偏愛紅罐王老吉是有原因的：它沒那麼甜，使人發胖的機率也就相對較小些。
觀察天貓超市紅罐王老吉和紅罐加多寶的日銷量，半斤八兩嘛。
看來，過年來罐加多寶還是過年要喝王老吉，會形成分庭抗禮的局面啦。
各位看官：新年快樂！
過年，喝罐紅罐涼茶，紅紅火火過大年如何？
【碎片中國·癸巳】村裡來了「新年輕人」
http://www.infzm.com/content/88269編者按：
在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南方週末記者們也紛紛回到家鄉，回到那些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這群身份獨特的觀察者，敏銳地觸摸少年生活的土地上細微的變化，並記錄著中國這個龐大軀體上一根根毛細血管的微小脈動。
在浙江湖州，投資無門的新痛苦折磨著漸漸富裕起來的人們。在財富渴望與通脹壓力煎熬中的他們，尋找與試探著包括民間借貸、高息集資在內的各種路徑。
而江西高安建安鎮黨委書記卻在四處找錢，他想修路，想讓小鎮找到新的財政支柱從而擺脫對煤的依賴。
在四川打工大縣，農民蜂擁入城，打工給一代農民帶來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改變，也帶來被「拔」出土地時的糾結與撕裂。而最茫然的，莫過於四十多歲的第一代民工——城市工廠只歡迎年輕人，而他們卻已無法回到農村。
在河南農村，拿著iPhone的年輕媽媽購買的奶粉卻是早就因含致癌物質而被註銷生產許可證的「毒奶粉」；更多地方，煙花爆竹的銷量正在下降，微信正在成為內地人的時興，一個個家族群橫空出世，而一些上小學的孩子也能熟練地使用iPad刷微博。
幾乎在每個地方，汽車的增長速度都令人吃驚，連大別山深處的小鄉村，也在這個春節堵起了車。
這是我們血脈相連的家鄉，我們清晰地感知到，經濟增長與文明變遷在每一個地方帶來的改變，如此隱秘，如此糾結，卻又如此決絕。
年復一年，南方週末經濟板塊連續在春節之後推出回鄉專題。在無數碎片裡，看見一個龐大、複雜、有溫度的中國。
拿著iPhone的年輕媽媽，正在鎮上商店裡購買早已因含致癌物質而被註銷生產許可證的奶粉。他們帶來了外面世界裡的新鮮事，也教會了父輩們如何爭取自己的權益。
「要不換這種試一下？」順著話音，我打量了一下旁邊這對年輕夫妻，他們應該都是「85後」，正盯著看南山嬰幼兒奶粉。沒錯，就是2012年10月因致癌事件而被註銷生產許可證的南山奶粉。
當年三聚氰胺事件幾個月後，我就曾發現鎮上商店裡仍有三鹿奶粉在售。幾年過去了，問題奶粉從沒間斷過，農村的貨架，似乎是他們懶著最不想也最難下架的「溫柔鄉」，也是農村孩子們的噩夢。
兩人在討論過程中，姑娘拿出手機看了一眼。我注意到她用的是iPhone——非山寨。如果這不是大年初五，而是一週前，我八成會驚訝，或武斷地給人家貼上「富二代」一類的標籤。
原因是，除夕和春節，家族拜年時，我發現有兩個在外打工的堂哥堂弟，都是蘋果用戶。
我打聽了下，十年前，若跟著一個包工頭到建築工地干，一天一百塊，還得往死裡干；現在村裡外出的建築工人，做包工一天能掙到二三百，如果是打零工，則一天150元。
聽起來待遇翻了倍，但我的堂哥堂弟卻高興不起來，「這樣的機會總不常有，而且一年總共最多干到九個月。再說現在東西越來越貴，家裡開支也比以前多了許多。」
一天，另一個在外打工的堂哥來我家找我，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後來才知道他想讓我在南方幫他找點活幹。「工地干不下去了，身體不行了。」他說。前些年他為了多掙點錢，在三班倒的工地干兩班——沒日沒夜地一天工作16個小時。不久前他給上小學六年級的兒子說，如果你期終考試能進全班前15名，我就給你買台電腦，沒想到我這侄子考了個第14名。
不管是犒勞自己iPhone，還是獎勵孩子電腦，80後90後，甚至75後的這幾撥農村出身的年輕人，觀念已然大不同。他們開始注重精神層面的追求，並捨得個人與家庭投資。而放在父輩一代，就算收入有增，也會精挑細選，或者乾脆用紅布包起來，塞進家裡哪個隱蔽的洞裡藏起來。
與賣命打工的堂哥形成對比的是，這幾年每次回老家，都會聽到幾個不想出去打工的年輕人的故事。其中一位90後：第一次被老爸逼出門，他在工地待了一個月就跑回來了，說太累；第二次只待了半個月；第三次兩人大鬧一場，差點要斷絕父子關係。
這也難怪，這一代年輕人與黃土地的感情已沒那麼深，仍然忙時種地、閒時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已是極少數。當年我們這個「百萬大軍出太行」的務工大縣，已經名不副實。
除非迫不得已，沒有人願意再待在這裡了，哪怕讀個專科，或是初中畢業後上個職高也行。而當出去過的年輕人從四面八方回來，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方式，一次次感染並滌盪著這個村莊裡的一草一木——一個細微但更重要的變化是，他們更懂得當個人權利受到侵害時如何呼籲與爭取。於是，一些中老年村民，也學會了逛淘寶，更會為諸如醫保報銷比例不明晰而緊追不捨。
正月初六，幾個鄉親在一起打牌，有老有少，不知怎地大家的話題變成了食品安全，大傢伙兒一聽毒奶粉就義憤填膺，「我想在村裡掛個橫幅，寫上『××奶粉有毒』。」其中一位年輕人說。而一位步入耳順之年的伯伯突然問我一句：「龔愛愛那41套房產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碎片中國·癸巳】鎮書記的新年願望
http://www.infzm.com/content/88270這群身份獨特的觀察者，敏銳地觸摸少年生活的土地上細微的變化，並記錄著中國這個龐大軀體上一根根毛細血管的微小脈動。
在浙江湖州，投資無門的新痛苦折磨著漸漸富裕起來的人們。在財富渴望與通脹壓力煎熬中的他們，尋找與試探著包括民間借貸、高息集資在內的各種路徑。
而江西高安建安鎮黨委書記卻在四處找錢，他想修路，想讓小鎮找到新的財政支柱從而擺脫對煤的依賴。
在四川打工大縣，農民蜂擁入城，打工給一代農民帶來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改變，也帶來被「拔」出土地時的糾結與撕裂。而最茫然的，莫過於四十多歲的第一代民工——城市工廠只歡迎年輕人，而他們卻已無法回到農村。
在河南農村，拿著iPhone的年輕媽媽購買的奶粉卻是早就因含致癌物質而被註銷生產許可證的「毒奶粉」；更多地方，煙花爆竹的銷量正在下降，微信正在成為內地人的時興，一個個家族群橫空出世，而一些上小學的孩子也能熟練地使用iPad刷微博。
幾乎在每個地方，汽車的增長速度都令人吃驚，連大別山深處的小鄉村，也在這個春節堵起了車。
這是我們血脈相連的家鄉，我們清晰地感知到，經濟增長與文明變遷在每一個地方帶來的改變，如此隱秘，如此糾結，卻又如此決絕。
年復一年，南方週末經濟板塊連續在春節之後推出回鄉專題。在無數碎片裡，看見一個龐大、複雜、有溫度的中國。
一個嚴重依賴於煤炭的小鎮，如何轉型，如何升級？建山鎮的掙扎與夢想，是中國諸多地方的縮影。
「每晚12點前不敢睡覺」
蛇年正月初一，見到鎮黨委書記簡愷，問他的新年願望，他脫口而出：「如果能把鎮上的小煤窯都合併到英崗嶺煤礦，我們就沒有後顧之憂了。」
這是一個煤和瓦斯含量在全球排名都靠前的典型煤炭小鎮。它叫建山鎮，年僅27歲，位於江西省高安市（縣級市）西南部五十多公里。從地圖上看，它像一塊向南側置的金元寶。全鎮人口三萬多，人均壽命72.1歲。
小鎮的最大標籤是有一個國有大型煤礦——英崗嶺礦務局，以及7個私人開採的小煤窯。2012年，鎮裡六千多萬元的財政收入中，煤炭貢獻了三分之一。其中1800萬元來自國有的礦務局，180萬元左右來自小煤窯。
2007年簡愷到建山任職時，還體會不到小煤窯潛在的安全風險。直到2010年，發生了一起煤與瓦斯突出事故，死了很多人，他才真正感到切膚之痛。
建山鎮成立之初，工業結構單一，只有三個集體煤礦。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後，私營小煤窯開始出現。
煤炭逐漸成為建山經濟的支柱產業。鼎盛時期，全鎮三分之二的人是礦工。礦工子弟經常到鄉村學生為主的鎮中追求女學生。
但是，由於安全隱患多，開採成本大，鎮上的小煤窯開始逐步關閉，截至目前，只剩下7個礦井，大部分是外地人開設的。國有煤礦有專業的抽瓦斯的設備，要幾百萬元，但小煤窯大多買不起或者不願買。
鎮裡曾提出由鎮上的國有煤礦兼併，但國有煤礦不同意，認為買小煤窯還不如到貴州和內蒙古的露天煤礦去開採更划算。而且，多年來小煤窯和國有煤礦經常因為越界開採鬧矛盾，重組一直搞不成。
現行煤炭管理政策規定，這些小煤窯的開採和關閉權力歸省煤炭行業管理部門，但出了安全事故，一般按屬地管理原則來倒查責任，鄉鎮政府是首當其衝的擔責者。
「小煤窯存在一天，危險便時刻相伴。人命關天啊！我每天晚上12點前不敢睡覺。我們要背負巨大的思想包袱，要為隨時有可能出現的安全事故承擔無法預測的責任，更影響鎮裡的經濟轉型。」簡愷說。
煤鎮的烏鎮夢
靠煤炭過日子，不僅危險，而且不能長久。即使是尚有儲量的現在，價格受經濟波動影響也很大，2012年鎮上的煤每噸就跌了200元左右。
為了擺脫對煤炭的依賴，2007年小鎮開始了第一次的轉型。那時候正好趕上廣東省「騰籠換鳥」的產業轉移，廣東陶瓷業開始進入江西眾多鄉鎮。
引入陶瓷業之後，鎮財政連年增長。從2008年至今，每年增加千萬元，到2011年是五千四百多萬元，2012年是六千多萬元。
這些財力不少用在了修路上。目前進出建山的道路主要有兩條，一條2012年剛剛修好，另外一條只有6.5米寬，很容易出事故，現在正在籌錢打算拓寬。
但陶瓷也是個高污染產業，從2012年開始，小鎮不得不開始努力擺脫對陶瓷產業的依賴，重點引入電子電器和太陽能兩個產業。
但由於地理位置不佔優勢，兩個上億元的項目選址都在高安市新世紀工業園區，只是稅收全部歸建山鎮。
當地的硒資源（硒被認為具有抗癌功效），也被當成希望之一。建山鎮先後在淘寶和阿里巴巴上開了網店，銷售富硒農產品，同時成立合作社，鼓勵農民把富硒大米等農產品賣給合作社。稻穀也通常讓農戶自願跟合作社簽訂合同由後者代銷，合作社想辦法以高於市場價20-25元的價格賣出去，多賣的錢一般合作社收10元，其他歸農戶。
鎮上還試圖發展旅遊業，想重建一個古戰場遺址——有個叫做英崗嶺的地方，曾國藩和石達開的部隊在這裡打了半年仗，死了幾萬人，也因此得名英崗嶺。
「未來的轉型方向是打造旅遊休閒生態鎮，類似於烏鎮。」簡愷說。
解放軍新年「攻堅戰」：禁酒
http://www.infzm.com/content/883882012年12月下旬，中央軍委下令，要求接待工作不安排宴請、不喝酒，對積習已久的「軍中酒文化」動刀。
禁酒調查組主要由各大軍區紀委牽頭，抽調司政後裝各部門人員組成。重點在各大酒店暗訪，尤其加大夜間和節假日的檢查力度。
「我們場站，胃病發病率幾乎佔了三成多，大多是酗酒造成的。」廣州空軍某場站的醫生發現：禁酒令之後，胃病發病率降下來了。
軍中曾有段流行語：首長端起一杯「引路酒」，端起大杯「不醉不歸」；端起小杯，就要有所節制。「洗車」就是換啤酒，「輸血」是換紅酒，「炸碉堡」，就是拼了，同歸於盡。
蛇年春節前後，一場自上而下的禁酒風暴正席捲部隊：天經地義的集體聚餐叫停，年復一年的春節團拜會取消，連正大光明地開會也改吃自助餐了。
如今，領導檢查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打招呼：吃便飯，不喝酒。基層部隊也不會自討沒趣，「請人家喝酒，等於給領導添亂」。
以前上級機關下部隊檢查工作，吃頓飯、喝場酒，稀鬆平常。「雖然沒人讓你招待，但是已經習慣成自然。」一位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坦言。
自從2012年12月下旬，《中央軍委加強自身作風建設十項規定》下發全軍，要求在接待工作中不安排宴請、不喝酒。「禁酒令」印發之際，正是歲末年初部隊評比考核、檢查調研、走訪慰問活動密集之時，然而向來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解放軍，立即「令行禁止」。
2013年，一場轟轟烈烈卻又不見硝煙的「酒阻擊戰」已經打響。
禁酒令下，「氣氛立刻變了」
「以前部隊哪好意思這麼幹啊！」
任職於總部機關的紀檢幹部李軍華，已經三學「禁酒令」了。第一次是2012年12月初，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12月下旬又下來了第二個文件——《中央軍委加強自身作風建設十項規定》；最後一次是春節前，他所屬總部下發的禁酒配套規定。
每一個文件下來，都會讓軍隊公款吃喝的難度係數增大。
元旦前，李軍華局裡的一名士兵要復員返鄉，全局幹部為歡送他在招待所聚餐。領導做開場白時說：「這次就當年終聚餐，元旦和春節就一鍋燴了」。中央軍委文件當時剛剛下發傳達，但依循老規矩，李軍華還是從辦公室帶了一箱牛欄山二鍋頭，每瓶價值兩百塊。「總共七八個人，每人喝了五六兩吧。」在李軍華看來，吃得真不算奢侈，「最後剩了一些菜，領導還打包帶走了」。
春節前，總部下發了要求更為具體和嚴格的禁酒令，李軍華發現「氣氛立刻就變了」。在隨後例行的招待老幹部聚餐時，局領導就乾脆沒讓老領導們喝酒，全都喝薑汁可樂，「也沒有對老首長多解釋，他們天天看新聞，明白是怎麼回事。」
在北京某軍隊研究所工作的陳新也有類似遭遇。據他所知，研究所並沒有完全禁止喝酒，「看望老首長可以喝酒，但酒不能太貴」。至於公款接待上級和集體聚餐，「那絕對不可以」。
研究所基本上每週都要邀請兄弟部隊、地方專家開項目評審會，「以前開完會後肯定要喝酒慶祝一下」。這套程序陳新已經很熟悉：會議結束前他要趕緊打電話訂飯店，「一桌菜怎麼也要兩三千塊，酒都是自帶——茅台或者五六百塊錢的紅瓶二鍋頭」。
自從有了禁酒令，一切都變了：開會能不吃飯就不吃，直接打發專家回家；實在過了飯點就訂快餐，可選的就幾家：麥當勞、肯德基，或者吉野家。這讓搞會務的人省心不少，陳新在吉野家訂餐就選三種飯：牛肉飯、雞肉飯或者雙拼飯，「不訂麻婆豆腐或者魚肉飯，太怪，一些人可能忌口」。
除了每人訂一盒飯，往往還配有沙拉和紫菜蛋湯，「每人四五十塊錢絕對打得住」。開完會，把盒飯往專家手裡一發，他們提著就走了。陳新有時候覺得不可思議，「以前部隊哪好意思這麼幹啊！」
與解放軍總部所在地北京相比，地方部隊對禁酒令的理解並不完全一致。2013年1月上旬，華東某軍事院校英語老師聞小東，依然在系裡的年會上喝到了七八十塊錢的當地酒——兩相和。上級的禁酒令在1月中旬下達學校，學校立刻發通知，要求所有沒提早開年會的單位，年會必須挪到機關食堂舉行。
按照老規矩，學校給每人補貼600塊錢，用以抽獎、表演節目以及吃飯。但因為禁酒令，喝酒的檔次大幅降低，統統改成二三十塊錢的68度二鍋頭，每桌限喝一瓶。
同樣在軍事院校，2013年1月24日，南京一所軍校也接到了上級機關頒佈的禁酒令，一些系立刻把在飯店訂好的年底聚餐活動取消。「我們比較聽話，上面怎麼要求我們就怎麼做。」該校一位副教授說。
每年春節前後，在福建任職的技術軍官張松林都要到廣東出差一個月，2013年也不例外。這次出差他發現，對方招待他喝酒的次數明顯減少，「過去幾乎天天有酒喝，現在一週也就兩三次」。給張松林最大的感受是，喝酒的容器也變了，「以前是用裝水煮魚的盆倒啤酒，現在改用杯子喝了」。
某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在下部隊時，特別提醒下級不要超標接待——不迎接，不擺水果，不喝酒，不送土特產。有兩次他去武裝部檢查工作，直接鑽到伙房裡吃午飯，「弄個白菜湯，燉個魚就挺好」，他笑笑說。
軍中曾有段流行語：首長端起一杯「引路酒」，端起大杯「不醉不歸」；端起小杯，就要節制。這杯「引路酒」，「洗車」意思是換啤酒，「輸血」是換紅酒，「炸碉堡」，就是拼了，同歸於盡。
現在，領導帶了好頭，對於基層就是榜樣。
調查組在行動
「大吃大喝，即便你說自己付錢也不行。」
除了各類文件傳達、集中開會動員，一些部隊為了禁酒開始「上手段」。廣州軍區紀委幹部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比如海軍陸戰旅等一些特戰部隊，營區門口都安裝了酒精檢測儀器，就像交警查酒後駕車一樣，發現一個當即扣下處理。」
在軍隊周圍的酒店裡，解放軍各個層級的禁酒調查組也遍地開花。中央軍委法制局趙幹事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調查組主要由各大軍區紀委牽頭，抽調司政後裝各個部門人員組成，為了應付出現個別人員耍酒瘋，有的軍區甚至將保衛部的人員納入其中。」
調查組重點是在各大酒店暗訪，尤其加大夜間和節假日的檢查力度。陳新就聽說過一個調查組的典型活動方式：「他在飯店裡轉悠，要是找不到線索就在櫃檯那兒等著。一看來一個人結賬，你也不知道旁邊站的是誰，結完賬開發票，寫著某某單位，立刻被他抓到，說你大吃大喝，即便你說自己付錢也不行。」
「調查組可能抓不了多少違規者，意義更多的是殺一儆百。」春節前後，調查組工作量很大，廣州軍區從基層部隊抽調了不少政治幹部。
陳曦就是其中之一，她的主要任務是負責軍區周邊幾個酒店的巡視，有時候，還要喬裝改扮成顧客、推銷員之類的身份。「那些身體健碩、走路步伐緊湊，走路有節奏感的男人」正是重點監控對象。一旦發現問題，陳曦就立即上前盤查身份，其中也出現幾個烏龍事件，查到的是一些退役的軍轉幹部。
在總參某部機關工作的趙樂義發現，調查組在飯店裡只查兩種人：穿軍裝的和開軍車的。「現在單位接待上級來訪，再也不出去吃了，直接安排在部隊招待所吃，即便喝點啤酒也沒人知道。」趙說。
不過，常做軍隊生意的酒店也有因應之道。位於北京市朝陽區鼓樓外大街的金悅酒店，毗鄰總參、總政、總裝和空軍等軍隊大院。2013年2月24日，該酒店服務員在電話裡說，「絕對不會有人查到，我們可以為軍車提供遮擋牌照服務」。在海淀區西翠路的另一家高檔海鮮酒店北京靜雅大酒店，前台服務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停車位置有後院或者地下停車場可選，如有要求也可以為顧客遮擋車牌。
調查組也接受來自軍隊內部的舉報，政工網上專門設置了投訴舉報專欄。據一位調查組內部人員透露，有極個別部隊年終搞集體聚餐時，把空的易拉罐裡裝上白酒，與會者心照不宣地喝白酒，還讓人誤以為是飲料，這些現象後來都被檢舉發現。
禁酒令制定者早已料到可能出現的反彈，中央軍委法制局趙幹事承認，「推動禁酒必須多管齊下，財務監督也是堵住漏洞的一個方面。」
從1991年起，全軍就頒佈了幾項法令規定，規範軍隊財務制度。這幾年來，軍方採取了一些技術手段加強財務管理。最有成效的就是，公款支出的公務卡和發票相一致的報銷制度。
在財務管理方面，陳新感受最明顯，他現在訂會議餐都遇到了麻煩。按照上級規定，公款用餐必須用公務卡或者支票支付，不得使用現金。「像麥當勞、肯德基和吉野家這樣的快餐店，送餐時幾乎沒拿POS機的，也不會開支票。」陳新說，如果用現金結賬，根本不符合財務制度，沒法報賬，「有時候，我們不得不在訂餐前跑到餐館裡刷卡才行」。
「禁酒令去除了很多負擔，也帶來了一點煩惱。」來自瀋陽軍區的政治幹部梁慶典也體會到，如果部隊想做個宣傳的條幅，一般家居裝潢店並沒有POS刷卡機，更不能開發票，這筆錢只能自己出。
「感情都在酒裡」
喝出了氛圍，但誤事又損害身體，更有損形象。
「禁酒令」並非在解放軍中第一次提出，2008年空軍就在全軍率先施行《空軍部隊從嚴控制飲酒的規定》，其後在全軍範圍內得到推廣。
五年前開始的上一輪軍隊禁酒，並未針對公款吃喝等不良作風，其重點在打擊軍人工作期間的飲酒行為。「週一到週五都是在上班，部隊又有打仗的特殊使命，因此空軍才規定工作日24小時都不能喝酒。」一位要求匿名的空軍大校認為：空軍的禁酒令，實際上是弘揚一種新的部隊工作文化。
北京軍方國際問題學者陳濤就深有體會。有一次，他應邀到一個軍區講國際形勢課。因為飛機晚點，直到晚上快九點他才被接到招待所。在飯桌上，迎候多時的軍區副參謀長上來就說：「你遲到了，得先罰。」陳濤說，「遲到也不是我的原因啊！」副參謀長笑，「你不罰，那我先喝。」說完他就喝了兩杯，陳濤一點沒辦法，「誰讓人家比我級別高，又是將軍呢。」他一下就喝了六杯。
喝六杯有三兩白酒，這只是個開頭。在場的副參謀長手下，一會兒這個處長那個主任，紛紛向陳濤敬酒。「酒場上就是找各種關係，比如咱倆是老鄉，就得再喝一杯，或者咱倆在一個學校學習過，或者共同認識一個人，這都得喝。」陳濤明白，喝酒就是為了營造一種融洽的氛圍，「喝酒容易把哪兒人，什麼經歷，一些趣事說出來」。
「感情都在酒裡」，這是和平時期，軍營酒桌上經常流傳的一句話，正如富商打高爾夫聯絡感情一樣。
梁慶典是來自地方院校的國防生，在校園時，他就耳聞軍隊酒文化盛行。當時，他對軍隊酒文化的理解是，「沒有酒就沒有戰友情誼，不能喝酒就不會得到領導的賞識」。為了及早適應軍營生活，從大一時，梁慶典就經常到學校門口的便利店，花上兩三塊錢購買小瓶裝的「二鍋頭」，再配上些油炸花生米和新鮮黃瓜做下酒菜，與國防生同學一起「煉酒膽」。
喝酒既容易誤事也損害身體，軍中多數人其實都明白，「但老戰友來了，領導來了，你喝不喝？」廣州軍區紀委一名幹事說，禁酒令推行之難，「在於酒承載的是一種人脈關係，也帶有一種歷史慣性，不喝好像代表不熱情。」
冷兵器作戰時，喝酒可以給士兵壯膽，然而當世界已經進入信息化作戰時代，「戰爭的勝負不僅僅是戰士的勇敢和士氣，要依靠先進的陸海空武器裝備，以及整個國家工業體系支撐。」國防大學軍事法學專家錢壽根教授認為，禁酒令對於提升部隊戰鬥力，改變軍人社會形象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喝酒的規矩在變
每桌開始擺上一瓶紅酒，很少有人拿起開瓶器。
本次中央軍委發起的自上而下的禁酒行動，更多與限制公款消費相關。
2013年2月24日，經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批准，解放軍四總部又聯合印發《厲行節約嚴格經費管理的規定》，明確了按戰鬥力標準花錢辦事、從嚴管控會議集訓和公務接待開支等17條具體規定要求。
第二天，某軍分區政治部主任聽了一天軍區領導的電視會議，「上午是軍區政委，下午是司令員做報告。圍繞兩條：一個是杜絕鋪張浪費，另一個是學習黨章，弘揚優良作風」。
圍繞中央軍委的進一步指令，底下部隊又動員開來。
從內心感受來看，大多數部隊單位接待上級領導喝酒並不情願，如今從上到下都有禁酒令，讓接待也變得簡單，就是吃便飯。「沒人會頂風作案，聰明人誰會去幹這個啊！」上述軍分區政治部主任說。
「我們場站中，胃病發病率幾乎佔了三成多，大多是酗酒造成的。」廣州空軍某場站的醫生發現：禁酒令之後，胃病發病率降下來了，「我們工作輕鬆了很多，主要就是對付感冒頭痛之類的小病。」
以前，部隊為了接待軍內記者採訪也花費不小，通常一個記者下來至少要三四個人陪著。「按照5人用餐標準，飯菜價格在400元左右，酒水要300多，再加上煙、茶等等，一頓飯起碼要花800多塊錢。」廣州軍區紀委一名幹事算了一筆賬。新規定出台後，記者來了全部去食堂吃飯，加起來也就花100多塊錢，並沒有傷害感情，「很多記者朋友很喜歡軍隊食堂的伙食，食品天然，純手工製作」。
在不違背「禁酒令」的前提下，一些部隊已經慢慢摸索出新的喝酒之道。在山東沿海城市任職的營職幹部李全發現，單位裡再沒有人敢開著軍車去酒店了。「以前雖然也有規定公車不得私用，但執行得不嚴，現在大家變自覺了。」單位的土規定是，「即便是私下聚餐，晚上十點前必須結束酒局」，但為了防止喝得太多，每次李全跟朋友聚餐八點多肯定回營房，「過去喝5瓶啤酒，現在只喝3瓶」。
在研究所工作的陳新，已經被單位統一口徑，「萬一被人問起有沒有公款吃喝，一律說沒有」。雖然不太容易下賬，他覺得單位還得繼續儲存酒，「主要是為了省錢，出去喝酒太貴了，畢竟單位裡的小金庫錢不多，總之就是為了多喝幾瓶」。
廣州某部工作的孫星星，至今仍免不了接待上級領導，「但我們不會拿高檔酒出來，改成杜康或者紅花郎」。用於買酒的費用也在縮減，好在之前單位儲存了幾十箱茅台，「一時半會兒喝不完」。
開學之後，新的禁酒措施下發。在華東一所軍事院校機關自助餐廳裡，從1月份開始，每桌開始擺上一瓶紅酒。「據說學校參照了上級機關的做法——許多軍官在國外有過工作經歷，他們已經習慣於中午吃飯也要來一杯紅葡萄酒。」不過，該校教員聞小東發現，很少有人拿起開瓶器開紅酒喝，「喝可樂雪碧的都不多，大部分喝果粒橙」。
對于禁酒令可能對酒類產品帶來的影響，某知名酒廠駐京辦副主任張先生倒沒那麼悲觀。作為一名老兵，他很清楚酒對部隊意味著什麼。1979年他參軍時，部隊首長到他老家宜賓招兵，特意問他：「能喝酒嗎？」他回答說，「還可以。」首長點點頭，他就這樣入伍了。
「軍隊是離不開酒的，沒有酒怎麼打仗？」他笑著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