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南方週末記者們也紛紛回到家鄉，回到那些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這群身份獨特的觀察者，敏銳地觸摸少年生活的土地上細微的變化，並記錄著中國這個龐大軀體上一根根毛細血管的微小脈動。
在浙江湖州，投資無門的新痛苦折磨著漸漸富裕起來的人們。在財富渴望與通脹壓力煎熬中的他們，尋找與試探著包括民間借貸、高息集資在內的各種路徑。
而江西高安建安鎮黨委書記卻在四處找錢，他想修路，想讓小鎮找到新的財政支柱從而擺脫對煤的依賴。
在四川打工大縣，農民蜂擁入城，打工給一代農民帶來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改變，也帶來被「拔」出土地時的糾結與撕裂。而最茫然的，莫過於四十多歲的第一代民工——城市工廠只歡迎年輕人，而他們卻已無法回到農村。
在河南農村，拿著iPhone的年輕媽媽購買的奶粉卻是早就因含致癌物質而被註銷生產許可證的「毒奶粉」；更多地方，煙花爆竹的銷量正在下降，微信正在成為內地人的時興，一個個家族群橫空出世，而一些上小學的孩子也能熟練地使用iPad刷微博。
幾乎在每個地方，汽車的增長速度都令人吃驚，連大別山深處的小鄉村，也在這個春節堵起了車。
這是我們血脈相連的家鄉，我們清晰地感知到，經濟增長與文明變遷在每一個地方帶來的改變，如此隱秘，如此糾結，卻又如此決絕。
年復一年，南方週末經濟板塊連續在春節之後推出回鄉專題。在無數碎片裡，看見一個龐大、複雜、有溫度的中國。
拿著iPhone的年輕媽媽，正在鎮上商店裡購買早已因含致癌物質而被註銷生產許可證的奶粉。他們帶來了外面世界裡的新鮮事，也教會了父輩們如何爭取自己的權益。
「要不換這種試一下？」順著話音，我打量了一下旁邊這對年輕夫妻，他們應該都是「85後」，正盯著看南山嬰幼兒奶粉。沒錯，就是2012年10月因致癌事件而被註銷生產許可證的南山奶粉。
當年三聚氰胺事件幾個月後，我就曾發現鎮上商店裡仍有三鹿奶粉在售。幾年過去了，問題奶粉從沒間斷過，農村的貨架，似乎是他們懶著最不想也最難下架的「溫柔鄉」，也是農村孩子們的噩夢。
兩人在討論過程中，姑娘拿出手機看了一眼。我注意到她用的是iPhone——非山寨。如果這不是大年初五，而是一週前，我八成會驚訝，或武斷地給人家貼上「富二代」一類的標籤。
原因是，除夕和春節，家族拜年時，我發現有兩個在外打工的堂哥堂弟，都是蘋果用戶。
我打聽了下，十年前，若跟著一個包工頭到建築工地干，一天一百塊，還得往死裡干；現在村裡外出的建築工人，做包工一天能掙到二三百，如果是打零工，則一天150元。
聽起來待遇翻了倍，但我的堂哥堂弟卻高興不起來，「這樣的機會總不常有，而且一年總共最多干到九個月。再說現在東西越來越貴，家裡開支也比以前多了許多。」
一天，另一個在外打工的堂哥來我家找我，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後來才知道他想讓我在南方幫他找點活幹。「工地干不下去了，身體不行了。」他說。前些年他為了多掙點錢，在三班倒的工地干兩班——沒日沒夜地一天工作16個小時。不久前他給上小學六年級的兒子說，如果你期終考試能進全班前15名，我就給你買台電腦，沒想到我這侄子考了個第14名。
不管是犒勞自己iPhone，還是獎勵孩子電腦，80後90後，甚至75後的這幾撥農村出身的年輕人，觀念已然大不同。他們開始注重精神層面的追求，並捨得個人與家庭投資。而放在父輩一代，就算收入有增，也會精挑細選，或者乾脆用紅布包起來，塞進家裡哪個隱蔽的洞裡藏起來。
與賣命打工的堂哥形成對比的是，這幾年每次回老家，都會聽到幾個不想出去打工的年輕人的故事。其中一位90後：第一次被老爸逼出門，他在工地待了一個月就跑回來了，說太累；第二次只待了半個月；第三次兩人大鬧一場，差點要斷絕父子關係。
這也難怪，這一代年輕人與黃土地的感情已沒那麼深，仍然忙時種地、閒時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已是極少數。當年我們這個「百萬大軍出太行」的務工大縣，已經名不副實。
除非迫不得已，沒有人願意再待在這裡了，哪怕讀個專科，或是初中畢業後上個職高也行。而當出去過的年輕人從四面八方回來，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方式，一次次感染並滌盪著這個村莊裡的一草一木——一個細微但更重要的變化是，他們更懂得當個人權利受到侵害時如何呼籲與爭取。於是，一些中老年村民，也學會了逛淘寶，更會為諸如醫保報銷比例不明晰而緊追不捨。
正月初六，幾個鄉親在一起打牌，有老有少，不知怎地大家的話題變成了食品安全，大傢伙兒一聽毒奶粉就義憤填膺，「我想在村裡掛個橫幅，寫上『××奶粉有毒』。」其中一位年輕人說。而一位步入耳順之年的伯伯突然問我一句：「龔愛愛那41套房產到底是怎麼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