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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西藏特困國企的救贖易貢茶場:援藏啟示錄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3212

 

易貢鐵山類似火箭一樣峻峭的山崖,稀疏點綴著松柏,易貢茶場里幾個茶園就圍繞著它,藏民們在山下的茶園里采茶。 (南方都市報記者 陳偉斌/圖)

走在改革開放之先的廣東思維,在西藏撞上了沈重的現實,比如“待業青年”這種幾乎絕跡的名詞,在那里卻是個棘手難題。

錢、項目、人……廣東能給西藏什麽?嶺南的市場思維,如何能嫁接到雪域高原的特困國企身上?易貢茶場的四年援藏試驗,提供了一個觀察樣本。

“同車的當地人開玩笑,說歐書記你看你臉都嚇白了”,2014年夏天,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起一年前上任的情形,廣東省國資委派遣的赴藏幹部歐國亮記憶猶新。

那是2013年7月,西藏的山尖依然覆蓋著白雪。歐國亮坐在越野車里上任易貢茶場黨委書記。土路顛簸不休,一側是山崖,一側是奔騰的江水。

易貢茶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茶場,也是西藏唯一成規模的茶場。

雖然距林芝中心還要168公里,幾乎與世隔絕,但它卻有著遠高於其規模的政治地位。這是一個正縣級的國營企業,正式職工112人,總人口1508人。

在茶場,新書記和老書記見了面——老書記黃偉平也是廣東省赴藏幹部,擔任茶場黨委書記已經三年期滿。

自1994年中央西藏工作會議正式提出“對口援藏”的口號起,廣東省對林芝地區的援藏活動已近二十年,累計投入資金超過70億。2010年,廣東援藏地點從傳統的林芝、波密、察隅、墨脫四縣,第一次擴大到了偏遠的易貢茶場。

黃偉平是廣東派來的易貢茶場第一任書記。兩人用了一星期的時間交接工作,歐國亮有些措手不及——黃偉平的說法是,這里還是內地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水平。

這一年,茶場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四千余元。這時候,廣州的居民人均收入已經超過18000元。

“特困生”的自救

“是我們去把廣東援藏爭取過來的。我們是茶場,要把茶葉賣出去,廣東應該會有辦法。”

四千余元的人均年收入,已經是廣東援藏幹部入駐三年後的結果。2010年,這個數字是1700元。

剛到茶場時,讓黃偉平驚訝的是,當地老百姓喝的還是山上流下來的黃泥水。

順理成章,援藏第一件事便是“飲水保障工程”,黃偉平籌集二十余萬資金建了過濾網,用來攔截、沈澱泥沙。

三年後,水里的黃泥沒有了,但專家檢驗水質後又發現山泉“砷超標”,等於說大家都喝了一點砒霜。2014年4月,歐國亮把這一情況匯報給自己援藏前的就職單位廣東省國資委,國資委籌資5000萬,修建當地第一座自來水廠和新的發電站。

“來之前組織上沒說過茶場的情況,真沒想到這麽落後。”歐國亮說。

始建於上世紀60年代的易貢茶場,當初是用炸藥炸出來的。

1966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依照國家要求,組建了易貢五團,向西藏推廣農墾屯邊的經驗,兩千余名農墾士兵從一處邊疆來到了另一處。當時易貢湖邊都是原始森林,大樹盤根錯節,斧砍不壞,為了開荒種地,年輕的士兵們在樹根下掏一個50厘米左右深的坑,放上500克左右的炸藥包,轟的一聲,泥土四濺,樹和樹根炸成了兩半。

大幹四年後,農墾兵團發現,易貢山高坡陡,無法推廣新疆的機械化農場模式,農墾士兵又被全數調回新疆。農場卻保留了下來,周圍的藏族人以擴場工的身份全部納入農場,生產物資也被一並納入。之後確立了以茶葉為主要經營方式,又更名為易貢茶場。

現任茶場場長安青回憶說,四十年前,他們也像內地的農村一樣,分成不同的生產隊,勞作時還要比賽爭奪流動紅旗。農場有自己的小學和初中,老師都是畢業後“支援邊疆”的內地大學生,校長是一個會彈鋼琴的北京人。幾年教育下來,孩子們會用民族舞排演《北京的金山上》,會唱《邊疆的泉水甜又甜》,知道北京、上海,反而不知道那曲和阿里。

1990年代之前,易貢農場是西藏有數的興旺之地,只需完成上級安排的生產任務,不用考慮銷路。但很快,當沒有了國家的統一收購後,不知如何打開銷路的茶場,開始變得難以為繼。

一次失敗的改制,更讓這所曾彌漫著革命激情的茶場徹底陷入了困境。

1998年,正是國企改制風行之時,易貢茶場也在當地政府的主持下,引進一家重慶的企業成立股份制公司,更名為“西藏太陽農業資源開發有限公司”,最後卻演變為西藏自治區建區以來涉案金額最大的貸款詐騙案。

來自重慶的公司負責人以茶場技術改造為由,把茶場資產拿去做抵押,貸了5300萬元。除少部分用於茶場經營外,大部分都挪為他用。2006年東窗事發時,茶場已一蹶不振。拖欠職工工資360萬元,欠繳職工社會養老統籌金2700萬元、公積金1000萬元。

由於欠繳養老金,職工無法正常退休,易貢茶場成為當地的上訪大戶。

“是我們去把廣東援藏爭取過來的。”安青說,當時的茶場老領導江秋群培寫信給林芝地委,請求將茶場作為廣東援藏的地點,並指名要黃偉平來茶場工作——之前三年,黃偉平在離易貢茶場數百公里外的察隅農場擔任黨委書記,將同樣命懸一線的農場挽救了過來,這讓茶場職工看到了希望。援建能帶來資金和項目,他們也想發生改變。

2010-2013年,六千余萬元廣東援藏資金陸續到位,西藏自治區政府也豁免了欠繳養老金、撥款補發了工資,茶場緩了口氣。

而安青的考慮更實際一些:“我們是茶場,要把茶葉賣出去,廣東應該會有辦法。”

最貴的兩萬元一斤

兩萬斤積壓多年的綠茶被統一制作成黑茶。2011年是西藏解放60周年和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黑茶被制作成紀念茶餅,以1500元一塊的價格,在當年的銷售中大出風頭,一共賣出了5000塊左右。

2010年,黃偉平初到易貢茶場的時候,茶場積壓的綠茶有兩萬多斤,十多年也賣不出去,大家一籌莫展,一度考慮拉去茶園做肥料。

易貢茶場種茶的歷史要一直追溯到建場以前。茶場老職工們都認可的一種說法是,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時期,由於士兵們想喝茶而喝不到,戰爭結束後,一部分解甲歸田的士兵開始在當地試驗種茶。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拓荒之初,農場已經有了第一批茶樹。在高山雪水澆灌下,易貢茶葉的茶多酚含量達35%,高出國內其他茶葉的一倍,但一直沒有成規模種植。

1983年,大學畢業生李國林加入了四川林業廳組織的、為西藏林芝地區進行區劃調查的工作組。李國林本科學的專業是制茶,畢業後供職於四川雅安的制茶廠,在西藏調查時聽說易貢有茶後,專門繞道去了茶場。

“當時他們茶做得很差,炒青過後,又焦又燥,我說聞著一股焦臭味,怎麽賣得出去?”但李國林發現這里的土壤是適合種茶的酸性土。回到拉薩後,他在交給西藏自治區政府的報告里提到了易貢,“建議在那里種茶”。

自此,易貢茶場形成了兩千畝左右的茶葉種植面積,並維持至今。

但國家統一收購取消,易貢茶場以企業形式自負盈虧後,盈利狀況一直不算太好。

一個重要原因是,茶場主要生產綠茶,周邊的藏民卻沒有喝綠茶的習慣——安青自己在家里也不喝。當地人愛喝的是磚茶,可以用來打酥油茶。

磚茶便宜,12塊錢一斤;綠茶貴,500一斤。茶場生產的磚茶供不應求,綠茶則無人問津。如果全部生產磚茶,微薄的利潤又無法負擔傳統國企遺留下來的各種人員福利重擔。

“以前工資發不出去時,只能向政府推銷,每個黨委機關買個一斤兩斤的。”這是黃偉平剛到易貢時了解到的情況。

多年積壓下來,綠茶堆成了山。這些綠茶的制作工藝粗糙,也沒有響亮的商標和精美的包裝。在黃偉平看來,“雪山上的茶葉”充滿噱頭,必須對粗糙的茶葉生產工藝進行改造,才有可能打開市場。

充沛的廣東援藏資金,讓他們有了搏一搏的底氣。安青跑到四川雅安邀請李國林再次出山,幫助茶場制茶——一晃27年,當年的年輕人這時已經到了退休的年齡。

兩萬斤差點淪為肥料的茶葉其實都沒壞,從業快三十年的專家李國林建議黃偉平配置先進的制茶設備,將這些綠茶發酵,制作成更耐保存的黑茶。

價值88萬元的茶葉加工設備第二年就到位了,沈澱多年的綠茶被統一制作成黑茶。2011年是西藏解放60周年和建黨90周年,黑茶被制作成紀念茶餅,以1500元一塊的價格,在當年的銷售中大出風頭,一共賣出了5000塊左右。

多年制茶經驗讓李國林明白,只有高端茶葉才能賺錢,低端茶賣得再多也賺不了多少。他和黃偉平商量,應該著重發展高端茶葉,“西藏這個地方,茶葉的價格可以隨便定。”這成為新的茶品制作和銷售策略的一部分。

接下來兩年,雪域茶極、雪域銀峰和易貢雲霧等高端產品相繼在易貢茶場面世,黃偉平還給茶場註冊了“雪域茶谷”的商標。

“最好的茶葉,只有20斤,一度炒到兩萬元一斤。”有了商標,有了產品,此後每一年黃偉平都要帶些茶葉回廣東,向政府部門和企業推介。作為佛山援藏幹部,他還專門去參加廣東(佛山)安全食用農產品博覽會。

茶場職工夢寐以求的銷路總算開了一條,茶場產量從2011年的3.1萬斤增加到2012年的5.5萬斤,茶場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從1700元提高到了4100元。

“那時,還有人來問有沒有更貴的呢。”回憶著當時的好時光,安青驕傲地笑出了聲。

不過,兩萬元一斤的最高價超出了“操盤手”李國林的想象,“我倒建議不要賣這麽貴,5000一斤就能拿到市場上去拼一拼了,也不一定要政府來買。”

就業困局

同來的援藏幹部曾經提出要在茶場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被歐國亮擋了回去,“現在這個情況,根本辦不到。”

好日子並沒有繼續多久,新書記歐國亮甫一上任就面臨著茶葉市場的驟然大變:2012年底消費市場發生巨變,高檔茶葉消費應聲銳減。以送禮用途為主、包裝精良的茶餅,2013年竟然一份訂單也沒有。

廣東再次成為市場支撐:

歐國亮調整了銷售策略,把高檔茶的價格砍了一半,又提高了像磚茶這類低端茶的價格。到2014年7月份,茶場訂單已經達到四百多萬元,其中廣東占三分之一強。“我覺得廣東的市場還有潛力。”

接手易貢茶場一年後,歐國亮對於茶場的發展有了新的想法。

“茶園只有兩千畝,無法實現規模效益。”易貢茶場占地面積不小,總共有24萬畝。歐的計劃是,在之後三年里,每年增加一千畝茶園。同時申請茶葉產業種植項目扶持資金4500萬元,將茶場建設成為全國最有特色、最有競爭力的有機茶生產基地。

擴充茶園的想法讓李國林有些擔心,他年輕時考察過易貢茶場的土壤,並不是所有土地都適合種茶——茶葉適合在酸性或偏酸性土壤上生長。

“最多還能找一千畝吧。”他的想法是,如今茶場的茶樹普遍茶齡超過三十年,老化後產量不高,如果能夠全數換為新的茶樹,產量翻番,一樣能解決規模效益不高的問題。

歐國亮也有自己的苦衷,除了茶場的長遠發展,就業是一個更重要的因素,“一個人承包十畝,一年就能安排一百人。”

待業青年,這個在廣東已經“絕跡”的名詞,在這里卻是一個沈重的現實。茶場效益多年來一直不好,無力提供大量新的就業崗位,年輕人多是待在家里,無處可去。從2010年到2014年,茶場正式職工從263人下降到112人,不增反減。

2014年,茶場還有待業青年四百余人,“現在最讓我憂心的就是他們的就業”。

“他們也很難出去打工。”歐國亮將主要原因歸於當地的教育水平。1500多名居民中,只有大專學歷2人、高中學歷3人、初中學歷2人,其他都為小學文化或文盲。

91個待業青年簽了聯名信來歐國亮安排工作,一開始他有些抵觸——在廣東管理了許多年的國有企業,從來沒有這樣的先例。但後來想一想,又不能不管。“他們來找我也是相信政府。”

黃偉平當年也遇到過同樣的情況,幾個沒有工作的年輕人開著卡車要去林芝上訪,他們知道後,急忙追上去勸了回來,追加安排了工作。

後來,黃偉平和他的援藏工作團隊進行了項目創新,通過“以工代賑”的方式,鼓勵各生產連隊成立由在職職工、待業青年、退休職工組成的“互助合作隊”,明確規定凡是茶場職工能夠承擔的項目優先安排給“互助合作隊”。

歐國亮接任之後,先在茶場辦了個沙石廠,提供了十來個崗位,制作的沙石還可以用來建設剛動工的旅遊中心。“以後旅遊業發展了,起碼又能提供60個崗位。”

不過,無論是發展旅遊業還是擴建茶場,最後究竟能增加多少正式職工,歐國亮並不確定。作為茶場的一把手,歐國亮沒有權力招收新的職工,也沒有權力開除任何一個人。茶場正式職工的變動,都需要報地委和自治區政府批準。即使現在茶場效益開始有了起色,人力調配上茶場也很難自己做主。

“茶場是個四不像。”歐國亮說。茶場既不像企業,也不像政府;茶場職工,既不像農民,也不像城市居民。

同來的援藏幹部曾經提出要在茶場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被歐國亮擋了回去,“現在這個情況,根本辦不到”。

“這里是穩定壓倒一切。”他只能慢慢來,先試行績效考核,鼓勵大家多勞多得,“但一開始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廣東援藏四年來,茶場這個原本的上訪大戶再沒有發生一例上訪,反而成了“林芝地區先進企業”。

即使歐國亮們在努力提供就業機會,他們還必須面對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當地的年輕人並沒有太多承包茶園的積極性。

李國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地人覺得種茶辛苦,寧願時不時地上山砍點木材,采點蘑菇,賣點土特產賺錢。

“現在還有茶園沒有承包出去。”他說,2013年至今,茶場使用國家農墾基金300萬元,新增茶園200畝,雖然交給生產隊管理,但一直沒有找到願意承包的茶戶。

“有時候會覺得壓力很大,迷茫的時候肯定有。”歐國亮坦言,要是說一來就喜歡上西藏了,那是糊弄人,“但不管是個人願意還是上級動員來的,既然來了,還是想把事情辦好”。

2010年後的每一年,李國林都要來茶場義務幫忙一段時間。他的老家四川雅安,曾經是著名的茶馬互市之地,幾百年來,藏人們用馬換取茶葉,“古時候講以茶治邊,現在不講了,但維護感情很重要的還是茶葉。”

一家 西藏 特困 國企 的救 救贖 易貢 茶場 援藏 啟示錄 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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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科物業“慈善豪車隊”被爆圍毆援藏誌願者 0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5-07-19/931330.html

對此,昨日(7月18日),成都萬科物業發表相關說明,表示車隊是成都萬科業主自駕團,沒有萬科員工隨行。

近日,步知學院一位教師爆料,自己一行人駕車去西藏給藏區小學生送物資的途中,被萬科物業的土豪車隊在狹窄路段強行超車,當時情況危險,這位教師的車差點兒被逼到懸崖邊。但萬科物業車隊的一行人沒有道歉的意思,還出手打人。

詳情如下:

我叫唐林,是步知學院的一名教師。

每年的七月份,我都會從湖南長沙出發,靠一部已經破舊的皮卡車,穿越幾千公里去到西藏,對“步知遠方學院”扶助的藏族小朋友進行逐個家訪跟進,並為“嚶鳴直捐”活動資助的藏區小學生送去募集的各類物資,今年已經是第四個年頭了。本來每年這個時候,拉妥鄉的孩子們都會帶著他們的親手做的小禮物,站在學校操場旁的高坎上眺望。但是今年,首先等到我的不是那些清澈見底的眼睛和紅撲撲的小臉蛋,而是一群以進藏行善之名,行欺淩弱小之實,囂張肆虐的土豪惡霸。

今年跟我車一起的,只有我8歲的女兒。車是已經進藏四次,年邁體衰的老牦牛皮卡,但好歹是四驅。

2015年7月12日,當我們行駛至四川雅江境內,高爾寺山頂的下坡路段時,被萬科物業進藏的豪華車隊趕上,有寶馬X5、路虎極光、豐田陸巡等等。萬科車隊仗著他們的豪車性能優勢,不顧坑窪不平的路況和漫天的塵土,在狹窄的車道上不斷從我左側逆行急速超車,呼嘯而過。原本此處雙向都只有一個狹窄的車道,路況也很差,大部分車都是膽顫心驚地緩慢通過。我也一直保持低速行駛,以防發生意外,因為我的右側就是懸崖,車輪離懸崖邊只有幾十公分。

車隊過去了一半,車隊中有一臺掛“川A-SE238”別克GL8商務車多次欲超車未果,前面有大貨車在慢慢放坡,對向也有車上行,他超了幾次沒超過我。當他再一次準備超車時,突然發現對向車道又來車,這里的道路是容不下三臺車的,這種情況下,他居然不是踩住剎車,中止超車行為,而是踩油門加速超我半個車頭,再往我這邊一靠,“嘩啦……”一片響,我的左前反光鏡當場斷掉,車頭向右一偏,險些沖下懸崖。我完全沒有想到,在這種生死之地,竟然會有這樣拿別人生命去冒險的人,因為我的右側就是懸崖,他這樣先超我半個車位再急速向右靠,結果很有可能就是把我的車擠下懸崖。更讓人氣憤的是,對方卻絲毫沒有當一回事,沒有停車而是繼續前行。心有余悸之下,我只好緊跟在後,在一個相對寬闊的路段追上逼停,希望對方能給一個說法,這樣危險的駕駛行為,完全沒有考慮他人的生命安全,何況我的車上還坐著我今年唯一隨車的同伴——年僅8歲的女兒。 對方下車以後,用四川話大聲叫罵,根本沒有講理的意思,還一口咬定是我從後面撞了他的車,我當即決定報警,讓交警來鑒定責任。

這個時候對方豪車隊的其他車輛迅速靠上來、圍在四周,眼看交通堵塞,他們口口聲聲說先去山下,肯定給我一個交代。我只好同意到山下協商的提議。誰知道隨車隊一同下了山之後,我下車關門,正準備與他們理論,豪車隊一大群人圍了上來,我隱約感覺不對,趕緊把車門鎖按上,回頭大聲向女兒喊話,“可可,不要下來,把車子的窗簾拉上!”——我知道即將發生什麽,我不願她看到,哪怕一眼。

不等我話喊完,對方車隊里一個“棒球帽”徑直向我走來,上來沖我左胸就是一記重拳,緊接著一個貌似領隊的“眼鏡”緊跟上來把我撂倒在地,在一陣拳打腳踢之中,我隱約還看到一個“白T恤”也參與了毆打。帶棒球帽的人邊打邊罵,指著躺著地上的我大聲叫囂:“就你這個樣子,開個破皮卡,還去西藏做慈善,今天老子就讓你出不了雅江!”在被群毆的過程中,在帽子和眼鏡都被打掉的情況下,我一直死死護住行車記錄儀的視頻卡,與我同行的另一輛車趕上來,僅有的一個成年同行夥伴說已經報警之後,他們才停止毆打。最令我心痛的是——女兒並沒有拉上窗簾,她瞪著大眼睛、滿臉淚水、神色恐懼地目睹了全程。直到他們停止毆打之後,我女兒眼睛還全是驚恐。我趕緊喚來同伴,讓他把我女兒帶到他車上去,往前先走遠一點再說。

交警到來之後,因為已經撤離了事故現場,本已難做判斷,卻沒想到我拼死保存行車記錄儀SD卡上卻保存了完整的記錄。看過我提供的視頻,當即斷定對方全責。“棒球帽”一看形勢不對,馬上打電話指揮豪車隊里的另一輛車過來接人,動手打人的幾個人躥上車去,逃之夭夭,下車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熟門熟路”的“黃馬甲”。所幸我倒地的時候護住了頭,渾身上下雖然都是傷,頭上略微有些血腫,卻沒有傷及要害。但對方絲毫沒有關心傷勢的意思,車隊作鳥獸散,只留下肇事車輛的駕駛員和那個換下來的“黃馬甲”和交警一起去大隊處理事故。

在處理過程中,對方看到我皮卡車上印有“步知遠方學院”和“嚶鳴直捐”的字樣,問了我到西藏的來意,竟然撂下一句“就捐了幾個學生啊,我們萬科這次在西藏捐建的一所小學!這次我們就是往那里去!”字里行間我很難把語氣和表情里那種鄙夷和優越感描繪出來,回憶起來真是覺得十分惡心,言下之意仿佛只有他們才配去做慈善,你們這種窮光蛋自己回家玩去!

找來“善後”的“黃馬甲”明顯是熟門熟路,至始至終都在不停地打電話,一副和大隊領導很熟的強調,滿口謊言,先謊稱自己以前是十四軍的,希望借此來平息事態,為打人者開脫,但是卻連十四軍的駐地都不知道,被交警斥以“屁話”二字。後來問及認不認識打人的幾個人,他居然說都是第一次見,不知道他們是哪里的。我問,你們的車隊貼了“萬科物業”的牌子,你們印有萬科的微信公眾號二維碼,你們還打出了萬科的活動口號“鄰居,咱們一起去西藏”,你們還說你們一起萬科在西藏捐建了希望小學,怎麽會不認識呢?對方無言。

最後交警出具的責任認定書,認定他們是全責。“黃馬甲”和肇事司機軟硬兼施,一邊說我們在這里的關系很硬,另一方面突然轉變嘴臉過來跟我道歉,希望我不要追究。我知道跟他們扯沒有用,他們的道歉也代表不了什麽,打人的那幾位或許是達官貴人、或許是另有公務,而他們,已逍遙法外。考慮到我女兒的安全和我這趟行程的使命,我接受了交警關於不報110的建議,我只想盡快離開雅江這個地方。

中間還有一些細節,後來在交警詢問過程當中他們說漏嘴的。原來在下山的過程當中,他們車隊的人就已經在電臺里謀劃誰誰誰上來搶我行車記錄儀的視頻卡,誰誰誰下車打人,誰誰誰作證。

現在我已離開四川境內,我可以毫無顧慮地將事情講出來,讓更多的人了解事情的真相,不僅僅是為了還我自己一個公道,而且也在痛心這樣罔顧他人性命,窮兇極惡的土豪惡霸,竟然是來自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萬科集團。我也很難消化這樣的現實——今天的車匪路霸,明天搖身一變成為慈善家,被小朋友用鮮花和笑臉簇擁著來到希望小學的主席團,幾天後合影和照片被拿到各處炫耀!

萬科物業,你們說你們是去西藏朝佛和行善的,你還說你們捐贈了一所希望小學。可是我想問問,你們的人去了希望小學,見到那些純真可愛的孩子們的時候,會不會因為剛剛在路上,當著一個8歲小女孩的面,圍毆了她五年來一直默默為希望小學籌集資金物質的父親而感到愧疚?如果你們是去朝佛的,那麽,舉頭三尺有神明,佛祖知道你們在朝佛的路上差點把一個滿載著援藏物資的誌願者擠下山崖,你說,佛會不會見你?

萬科物業,我想問問,在你們心目中的慈善應該是什麽樣的?當你們的人開著豪車,在狹窄而又漫天塵土的道路上肆無忌憚飛奔、罔顧他人生命的時候,真的是在行善嗎?一群連道德底線都難以摸尋的人,能夠突然自我拔高,醍醐灌頂般地擁有非常的社會責任感嗎?難道因為你們有資金捐助一所希望學校,就可以鄙視其他做著更微不足道工作的人?難以想象!

萬科物業,你們隸屬的萬科集團是中國最大的房地產企業,你們的董事長王石先生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也是一位慈善家,多年來一直在推動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但是你們今天的行為,對得起你們所宣揚的企業文化嗎?難道蔑視生命、殘暴施虐、滿口謊言就是你們的企業價值觀嗎?你們是活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所有的人員名單都在你們手中,參與打人的三個人已經逃之夭夭,難道你們不應該主動承擔責任,配合公安機關將施暴者繩之以法,給受害者一個交代和道歉嗎?

我只是一個普通老師,我和我的學院一樣,“腳踏實地”四個字就是我們的信仰,我們只想用踏踏實實的步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一些能讓這個世界更美好的事情。進藏四年,我也曾無數次拒絕了媒體的采訪,因為我的目的只為幫助他們,不為給自己貼金,不求關註,不求嘉獎。我也許無法調度各種各樣的社會資源將打人的惡人繩之於法,但我依然有能力去完成我旅程的使命。雖然僅僅靠步知學院這樣一個剛剛起步的互聯網在線教育公司資助,和我個人嚶鳴直捐活動發動身邊的朋友能募集的資金不多,但我們是在竭盡所能。慈善,哪有貴賤高下之分?

也許,大家並不關心這樣的事件,萬科也裝作沒有看見,打人者還在炫耀著在路上如何威風地揍了一個家夥,希望小學的合影被惡人四處炫耀……而那點善,就平白無故地被欺了。

但我相信正義的力量。在這里,我向所有閱讀到本文的的人士求援。如果你能提供媒體、法律、或其他方面的援助,如果你正巧從川藏線上路過,行車記錄儀共其他角度也拍下這起事件的其他相關視頻,煩請聯系我的助教(馬小姐13357229037)。我也呼籲參與豪車隊中保有正義感的成員也能勇於站出來對打人者進行指證。我不需要任何物質上的賠償,這對我沒有任何意義,但萬科必須公開道歉,並將豪車隊打人者自行扭送公安機關。

“最後的大儒”梁漱溟在《這個世界會好嗎》中記錄了一段話,歐戰結束前,梁父問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二十多歲的梁漱溟一時語塞,只得搪塞一下說:“應當會一天天好起來的吧。”三天之後,梁父投水殉了前清。我想,我把這次的事件寫出來,也許能喚起正義的力量,也許會石沈大海。但我們總該為這個世界做點什麽。

最後一段是寫給我的寶貝的。可可,本來我是想帶著你去到西藏,和西藏的小朋友認識,收獲一份友誼,了解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卻很不幸卻讓你目睹了如此殘暴不堪的一幕。爸爸很想對你說——寶貝,真的對不起。但是我一定要告訴你的是,你今天看到的只是這個世界上很小很小的一撮壞人,而這個世界上絕大部分的人都是善良熱心的,都是可以做朋友的,請你一定要相信爸爸。另外,爸爸從始至終不敢還手真的不是因為軟弱,而是因為想保護你。

阿呆

2015年7月14日

以下附上簡照幾張,更多證據因涉及隱私,根據需要再向相關部門提交。

(主要行兇者“棒球帽”)

(參與打人的“眼鏡哥”)

(肇事司機及車輛貼花)

我們一行

(出發前籌集的物資)

(老牦牛)

對此,昨日(7月18日),成都萬科物業發表相關說明,表示車隊是成都萬科業主自駕團,沒有萬科員工隨行。

關於唐林先生與成都萬科業主自駕團沖突的說明

 

  • 每經網綜合步知學院 萬科周刊
  • 劉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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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科 物業 慈善 車隊 被爆 爆圍 圍毆 援藏 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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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在家總共住了七個晚上” ——援藏幹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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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密縣的天麻基地,被當地人稱為“天麻局長”的援藏幹部肖國鑫正在查看他帶領當地群眾種植的天麻。在西藏他一待就是近6 年,作為林芝地區波密縣農牧科技局副局長,通過他的帶領,波密縣三分之一群眾種植天麻。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2015年9月25日,夜已經深了。在西藏自治區林芝市魯朗鎮一個村莊的一間板房里,49歲的援藏幹部蔡家華還在和他的同事們討論魯朗旅遊小鎮的建設情況。

這個板房也是蔡家華和同事們在工地上的宿舍。快要過中秋節了,在許多人和家人團聚的時刻,他們卻不得不留守在異鄉的工地上。

49歲的蔡家華是廣東省第七批援藏工作隊的領隊,是林芝市的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在過去的2年里,蔡家華終日所想的,莫過於如何讓“魯朗小鎮”如期交工。

之前,為了踏勘魯朗小鎮的旅遊規劃,蔡家華曾多次騎馬翻越4500多米的德木雪山和雅屹河谷,一走就是七八個小時,“由於林密路滑,我也從馬背上摔下來過。”蔡家華說。

按照計劃,明年5月魯朗旅遊小鎮將進入試運營階段,蔡家華和他的同事們必須與時間賽跑。資金、材料、人力還有各個投資方的協調,一系列難題擺在蔡家華面前。眼下,他要解決的最棘手問題是:在冬天,項目可以照常施工以不影響整個工程的進度。

第二天一大早,蔡家華還要趕赴林芝市區參加林芝旅遊節的開幕式。從魯朗到林芝要翻越4700多米的色季拉山,走1個多小時的盤山公路。這對他來說,幾乎是家常便飯。

投資30億元的“魯朗小鎮”是廣東省的重點援藏項目,耗費了援藏幹部的大量心血。在西藏自治區成立50周年的系列活動中,該項目被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贊譽為“援藏工程的豐碑”。

2014年,在中山大學的一次校友演講上,蔡家華曾回顧了自己在西藏不一樣的感受。他說:到對口幫扶的波密、察隅等縣調研時,來回都要穿越318國道那著名的排龍天險和通麥天險,“路在懸崖峭壁上,下面是咆哮的帕隆藏布,每次都讓人心驚膽戰”。而最辛苦的時候,他還要和同事們在十多處泥石流上攀援行走,一天徒步十三個多小時。

“2012年,我妻子掐指給我算過:一年在家總共住了七個晚上。其實,別看我這七尺男兒,有時也會在深夜里悄悄流淚。”蔡家華說。

不過,即便如此,第六批援藏幹部結束工作回粵時,蔡家華卻選擇留下來。

和他一起留下來的,還有肖國鑫。

肖國鑫經常到農戶家里指導他們種植天麻。除此之外,他還會向一些種植技術過硬的農戶傳授種植靈芝的方法。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援藏幹部魏建坤在魯朗一待就是將近4年,每天關註著工程的進度,查看人工湖的水壩安全狀況。閑時,他最喜歡在小鎮後的山坡上俯瞰正在建設中的旅遊小鎮。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在夜里,援藏幹部們在板房里繼續討論著建設國際旅遊小鎮的事宜。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肖國鑫是林芝市波密縣農牧科技局的副局長,私下里大家都叫他“天麻局長”。2010年7月,46歲的肖國鑫離開汕頭農業局,作為廣東第六批援藏幹部到波密縣幫助當地發展天麻產業。

波密縣位於西藏東部喜馬拉雅山脈與念青唐古拉山脈交匯地帶,此地盛產藥用價值高的天麻。2004年,當地便提出發展天麻產業的計劃,但進展緩慢,直到肖國鑫來了以後,狀況才逐漸改善。

肖國鑫先用五十多天的時間走遍了波密縣的10個鄉鎮。通過調研,肖國鑫很快發現藏民種植天麻熱情不高的原因:密環菌的質量影響天麻種子成長;天麻育種技術落後,一個天麻種子的成形需要整整兩年。

當時波密天麻生產所需要的密環菌都是從內地購買後,經過長途顛簸到達波密的,這就造成密環菌存活率較低。

之後,肖國鑫因地制宜在當地修建了第一座密環菌生產廠。他還與當地藏民一起到山上采集野生天麻後,將野生天麻放在溫室大棚培育。不斷研發新技術後,肖國鑫把原本兩年育種時間縮了一半。一年後,波密天麻產量就翻了兩番。

到2016年7月,第七批援藏幹部將結束援藏工作,林芝也將迎來第八批援藏幹部。肖國鑫計劃著,到2016年,他離開的時候,天麻的產量可以達到12萬斤。

廣東援藏幹部的工作也得到了西藏自治區政府的充分認可。2014年6月,西藏自治區主席洛桑江村在拉薩接受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聯合采訪時說:“廣東援藏幹部先後建成了一大批市政、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礎設施項目,特別是農牧區安居房、學校、醫院等基層基本公共服務項目,使西藏發展‘瓶頸’大為緩解”。

在魯朗國際旅遊小鎮項目部,蔡家華、魏建坤、黃誌明等援藏幹部在晚飯期間討論小鎮的建設情況。廣東省援藏工作開展以來,這里共投資30億元打造國際旅遊小鎮。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援藏幹部黃憶和魏建坤在魯朗旅遊小鎮的建設期間,時不時來到附近的藏民家里家訪,詢問他們的困難,以及他們對於廣東援建這個項目的看法。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林芝縣,援藏幹部黃憶在他對口幫助的尼瑪大叔家里,幫尼瑪大叔種地栽花。尼瑪大叔院子里的一大片草地,是黃憶找來幾卡車的泥土鋪平的,這樣便可以種菜栽花。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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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中央派出第一批援藏幹部來到西藏。20年來,累計七批次共六千余名幹部、專業技術人才投身西藏建設,推動西藏經濟社會實現跨越式發展。在改善西藏基礎設施,提升教育、醫療等民生事業水平的同時,援藏幹部也帶來了先進的思想觀念和管理理念,帶來了內地的文化與生活方式。在西藏,他們受到了本地文化的感染和熏陶,促進了內地文化與西藏文化的交流、交融。

一年 在家 總共 住了 了七 七個 晚上 援藏 幹部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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