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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窘境 國際競爭力弱化,贏不了星港 我們的大學哪裡出了問題?

2015-02-09  TWM
在台灣,大學的管理階層普遍有一種無力感,因為制度與系統是他們無法改變的。

眼看著台灣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逐漸弱化,問題出在哪裡?

教育部即將提出「高教創新轉型方案」,但有用嗎?且看《今周刊》的分析。

撰文‧郭淑媛

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的浪潮不僅席捲就業市場,同樣也衝擊到就業前最後一站的高等教育。這十年,全球頂尖大學無不積極追求國際化,競爭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教授與優秀學生,維持學生、進而是國家的競爭力。

鄰近台灣的香港與新加坡,過去十幾年來積極國際化,在世界排名中急起直追,不少對全球化浪潮十分焦慮的台灣學子與家長,不再像過去大學畢業後再去國外讀研究所,而是在大學就採取行動出走台灣。

香港學生求職積極

大一就開始找實習機會

這是一位大一升大二時,從台灣知名國立大學企管系,轉學到香港中文大學計量金融學系學生的心聲:我會到香港是因為在台灣讀書時覺得不夠國際化,在中大我感受到巨大落差,從大一開始,學生一到放假就在找實習機會,同學的職涯追求很積極。這是因為商學院的學生都以學士為最終學位,沒有人要念碩士、博士,認為專業證照比碩博士重要,專業場域的競爭比在研究所還激烈。

系上和商學院的職涯中心每天會寄獎學金、實習機會、職涯講座、公司參訪等就業市場資訊給學生,院級中心提供的實習機會很難拿到,可以到中國大陸去,競爭很激烈。反觀我原來就讀的大學,大多是三年級以後才有實習機會,很多人是研究所再去煩惱就業問題,台灣的同學傾向於在大學追求小確幸。

當台灣同年齡的大學生還在溫室般的校園裡生活,這位轉學生已經早一步感受社會的脈動,爭取到外商公司實習機會。

職業生涯考量以及國際化不足的問題,促使台灣優秀學生出走,而學生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統計數字會說話。

台灣二十五至三十四歲人口中,有大學以上學歷的比率已達六成,領先美國、香港、英國,高於OECD國家平均值三九.六五%,但台灣擁有大學以上學歷失業率也高達五.二六%,高於OECD國家平均值四.八%。台灣大學生的就業市場愈來愈險惡。

內需市場不足,那畢業生有辦法到海外工作嗎?這時就凸顯台灣高等教育的封閉性。即使頂尖大學台成清交政,外籍生占學生總數只有二%至五%;而台灣高教師資追求內需市場,不願把門打開,外籍老師也很稀少,一四年教職員國際化程度排名,香港大學、新加坡大學分列二十二、二十三名,但台灣頂尖大學中,台大、成大才四百名,清大、交大也僅二百多名。

台灣好老師留不住

香港用五倍待遇搶人才

如果,世界各國都像台灣一樣封閉也就罷了,但令人憂心的是,鄰近國家為競爭優秀老師,已經將觸角伸到台灣來,即使我們大門不開,城牆已破洞百出。

政大研究特優獎得主、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所副教授李治安,與太太兩人都是美國史丹佛大學法學博士,二○一○年取得學位後,香港中文大學提出台灣國立大學五倍的待遇禮聘,但李治安當時認為自己領公費獎學金讀書,應該回饋台灣,毅然返台任教。但中大不放棄,一再提出邀請,一四年李治安的太太也獲得香港城市大學聘書,而且連孩子教育都被安排好了,李治安夫婦最後選擇前進香港。

台灣在世界人力資源爭奪戰中節節敗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台灣教授薪資低又沒彈性,無法給頂尖教授國際級的待遇。

「問題出在,全台只有一所大學─教育部大學。」不少大學管理階層談到高教問題,都異口同聲地如此說。一位不願具名的國立大學校長就說,台灣的問題是管制太多,規畫太多,經常用資源與標準化作法來規範,跟不上世界快速的腳步。

問題1.教授薪水沒彈性 搶國際人才的致命傷台灣目前有三成教授年齡已達五十五歲以上,其中國立大學教授年資超過十五年以上高達七二.八六%,由於教授年資滿二十五年即可申請退休,十年內,國立大學要換掉的老師勢必超過五成。

就拿國內名列前茅的政大商學院來說,十年內有一半老師、約八十人要退休。但是,人才哪裡找?事實上,這幾年只要美國知名商學院畢業的台灣人才,都面臨要與香港、新加坡甚至澳洲同時競爭的情況。

月薪差鄰國兩三倍

大學向企業界募款補貼

台灣高教經費占GDP二.七%,遠高於香港一.一六%、新加坡一.○七%,與韓國二.六%、美國二.七%差不多,與國際相較並不低,但高教經費仍不足,每位學生享有的教育經費並不多。即使是頂尖大學,台大一五年總預算是九十四億元,但新加坡國立大學高達五○六億元,香港大學也高達二九九億元,台大平均每位學生才分到二八.五萬元預算,新大學生則可分到一三六.八萬元,港大學生也可分到一一○.七萬元。

這當然與台灣目前有一六一所公私立大學,分配預算的大學太多有關,導致高教資源稀薄化,連帶使大學教師無法受惠。

台灣助理教授月薪約六萬多元,副教授約八萬多元,教授約十萬元。近年來,韓國教授平均月薪是台灣的二至四倍,新加坡、香港、美國、英國約台灣的兩、三倍,若換算物價平準後的教授薪水,新加坡、香港、韓國也都還是台灣的二、三倍。

平均薪資落後,加上毫無彈性的給薪制度,是台灣難以在國際上搶人才的致命傷。

台灣的公立大學待遇比照公務員規定,而私立大學又大多比照公立大學,制度限制讓大學動彈不得。

先後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與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任教的學者杜本麟指出,亞洲的學校以公立為主,也都會受到規範,但這些國家的政府會給予學校彈性。他舉例,澳洲有四十所大學八成都是公立,澳洲與台灣教授的底薪約差三、四倍,正教授以下的薪水有分級,但正教授只規定最低薪資,薪水可與學校談。香港中文大學金融系副教授葉家興也說,香港助理教授薪水可比正教授高,因助理教授比較有生產力,「政府只給一個月五萬元港幣,若這個人開十萬元港幣,學校會募款補差額。」不少頂尖大學透過向企業界募款,解燃眉之急。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一一年提供二千多萬元經費,讓政大商學院得以補貼新進助理教授與副教授一個月二至四萬元,但期限只有三年,目前這筆經費已用掉三分之二。台大數學系與財金系也獲得四、五位校友廠商捐款贊助,國泰人壽即捐贈一千七百萬元給財金系當聘才基金。只是,短期的補貼政策,終究非長久之計。

問題2.系所進場不自由 審查程序曠日廢時隨著科技進展,傳統就業市場崩解,跨領域人才夯。國外也紛紛用新設系所或跨領域學程來跟上這波腳步。

台大成立研究中心

但畢業學位仍是原系所

台灣系所進場與出場不自由,申請新設系所要先經過校內審查程序,再到教育部審查同意,歷時三至五年,「輪到你時氣都沒了,可能市場已過,且教育部最後可能不會同意。」一位國立大學校長無奈地說。

但市場不等人,台大就想辦法用跨領域學程來突圍。

譬如,近年機器人研發很夯,台大就成立智慧型機器人與自動化研究中心,整合跨五個學院系所相關教授,「這樣做是自己找出路,讓研究的靈活度寬很多。」台大副校長陳良基說。但因研究中心不能單獨招收學生,學生跟著老師做,畢業學位還是原本的系所,畢業證書上看不到學生在這個研究中心的學歷,就可能影響學生未來職涯發展,學生投入的動力也會降低。

台北商業大學校長張政雄指出,教育部對所有大學的學生、老師人數、系所都在管制,課程幾乎動彈不得,在總量管制下,原本的系所要減少才能新增系所,這會面臨校內反彈,很多大學認為一動不如一靜。

頂尖大學與台灣同樣是公立的香港,雖接受政府補助,但作法彈性。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推出優配學額制,十分重視績效評估,葉家興說明,香港每年都會調查大學畢業生一年後的就業與薪資情況,來判斷學生是否具備競爭力,情況不佳的科系退場機制明確,每年會減少二至五%的學生名額預算,三年累積下來的額度會回撥給學校,就可用來開設新系所或學科,但學校仍須提出申請,經教資會依社會需求審核決定,強迫教育市場更新。

問題3.經費使用太僵硬 防弊機制跟不上時代全球化要與國際接軌,但台灣的管理制度妨礙國際交流與競爭,一位大學教授向我們抱怨,拿公費出國在支用上會覺得矮人一截,譬如各國教授一起租車從飯店去研討會場,台灣教授就要猶豫能不能報帳,「我要自己出錢,還是我不要參加?很多人只好自掏腰包解決。」

核銷制度過於繁瑣

荒謬制度嚇跑頂尖教授

國立大學財務會計管理比照政府機關,僵硬的制度,與先進國家相較十分荒謬,讓大學老師在研究教學之餘,必須耗費心力面對繁瑣的行政作業,妨礙研究發展。一二年爆發的大學教授以不實發票詐領國科會(現改名科技部)補助款案,就因當時國科會經費核銷方式過於繁瑣,上千名國立大學教授與研究人員被調查,一○七人被起訴貪汙,最後只能修法解套。

荒謬的制度,已成老師出走原因。台大曾有位頂尖教授,是校方花很大力氣從美國禮聘回來,他為了台灣的家人,接受只有原來三分之一的薪水,但一直無法接受研究經費申請與核銷的繁瑣程序,在國科會補助款案爆發後,這位教授雖未涉案但深受衝擊,不久辭職返美。

除核銷制度僵化,負責分配資源的教育部為求公平,使用經費規定都是齊頭式平等,譬如人事成本不能超過五、六成,依學歷給薪水等,「這使得你在做事需要人時綁手綁腳,例如需要跨領域專長的人,但能給的錢有限,很多工作助教最懂,但他只能領一份薪水,用錢上的限制,把學校的生命力綁死。」一位要求匿名的學者說。

國立大學自籌經費約占五成,但使用上也受限制。台大教務長莊榮輝就說,曾經收到五十萬元的捐款,但礙於會計制度限制,不能當成人員薪水來補貼,只能拿來報餐費、買便當,十分可惜。

而學校內部為了防弊,也會自我設限。一位不願具名的國立大學教授指出,教育部給的預算要依教育部規範,有些學校自籌經費是校內可以自由運用,但是沒人敢負責,怕出事,因此規定嚴格,譬如一筆研究經費能不能拿一些出來用餐,必須上簽呈給校長,校長准了才能用。有些是A帳規定餐費五百元,但B帳規定八十元,而且教授與副教授可以用的餐費也不同,各項規定亂成一團。一個研究案子是總包制,原本負責人可以彈性運用經費,但校內主計人員為保護自己,都會要求教授上簽呈,上面准了才可以動用。

教育部與學校重視防弊,但過度防弊不但造成行政效率低落,學校想興利也很困難,過時的防弊機制已跟不上時代了。

學用落差日益嚴重

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

香港、美國與歐陸等國家,大學畢業即就業是普遍現象,但台灣廣設大學與研究所政策,讓研究所已成延長教育,台灣一二年畢業的博士生高達三八六一人,足足是OECD國家的八.五倍,而且OECD國家的博士畢業生當中,有五十六%是國際學生。

另據統計,台灣一二年有高達六九.九%的十八至二十一歲青年正在就學,但是,大學教育雖普及,學用落差情況卻日益嚴重,一三年擁有大學學歷畢業生失業率達五.八一%,反而專科畢業生失業率三.一一%最低。

「這與高等教育偏重學術研究,產學鏈結不足,大學生普遍實作能力不強,不耐操等因素有關。」實踐大學校長陳振貴說。另一位大學校長也說,知名麵包師傅吳寶春就跟他說,剛到高雄餐旅大學兼課時,發現老師不會做菜,都在教行銷。

大學學歷貶值,各大學壓力都很大,這幾年終於開始覺悟,想辦法要透過產學合作來降低失業率。

為解決學用落差,政府近來鼓勵校園創業,但依規定,老師只能掛名公司股東、顧問,不能掛名經營,問題在於,創業的技術核心與經營者可能是老師,業界投資也是因為老師,校園創業仍雷大雨小。而在香港與美國等地,只要沒有利益衝突,大學支持研發成果公司化,這是為了讓學界與產業界密切結合。

不改變,台灣高等教育會走入死胡同,但改變又受限於教育部的種種限制。無論讓後段班的學校轉型成特色或技職院校,或讓頂尖國立大學成為帶動產學創新的火車頭,只要「教育部」大學存在,就沒有實現的一天。

台灣上大學人口比率高

失業率也高

各國具大學學歷的青壯年失業率

25~34歲人口中

有大學以上學歷的比率(%) 失業率(%)台 灣 60.56 5.26 美 國 44.04 4.1 日 本 58.55 3.7 英 國 47.86 3.6

新加坡 74 3.6

香 港 44.66 3.5 韓 國 65.68 3.2 OECD平均 39.65 4.8 註:香港資料為25~39歲資料來源:OECD、主計總處、2014香港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statistic singapore 台灣高等教育國際化不足 比率(%)台灣知名大學外籍生比率低

新加坡大學 33.06

香港大學 25.31

成功大學 5.8

政治大學 3.53

交通大學 3.07

清華大學 2.36

台灣大學 2.1

資料來源:教育部

台灣知名大學國際化程度不如星港

香港大學22

新加坡大學23

交通大學 275

清華大學 294

台灣大學、成功大學 401 註:2008年數據 資料來源:各大學網站、《2014QS世界大學排名》

大學太多

高教資源稀薄化

亞洲頂尖大學每位學生預算 (新台幣元)新加坡大學 136.8萬

香港大學 110.7萬

台灣大學 28.5萬

資料來源:各大學網站

10年內

7成教授要退休??

103年國立大學教授年資結構

年資結構比(%)

15年以上 72.86

10年以上未滿15年 15.77 5年以上未滿10年 9.31

未滿5年 2.06

註:教授年資滿25年可退休

資料來源:教育部

薪資偏低

找不到好老師

各國教授月薪比較

物價平準後薪水(萬元新台幣)

新加坡 35.4

香 港 29.3

韓 國 21.7

英 國 20.7

美 國 17.0

台 灣 14.4

日 本 13.8

註:物價平準標準參照世界銀行2011年物價指數報告資料來源:中研院研究報告台灣博士生是OECD8.5倍博士生占全部人口數的比率(人╱每十萬人)

台灣 17

OECD 2

資料來源:OECD、教育部

教育部回應

制度逐漸鬆綁,給大學更多彈性對於高等教育發展的諸多限制,教育部政務次長陳德華表示,目前有些制度會逐漸鬆綁。

陳德華說,大學教師每個月拿到的薪水確實不高,但台灣特殊之處是有退休金制度,退休領到的錢可能比在職還高;過去幾年來有討論彈薪方案,只是哪一所大學有這麼大的魄力,敢以很高的薪水延攬一個人進來,這樣其他老師怎麼辦?

陳德華承認,目前研究經費使用規定確實彈性不夠,科技部正計畫調整,給教授一筆經費讓他彈性運用,教育部也會比照修正。

陳德華說,大學新設系所是總量管制,政府管制當然要愈少愈好,但相對要課以大學責任,大學應該要去思考未來培養的人要做什麼。產學合作制度需要突破,未來要修訂相關法律來鬆綁,給大學更多彈性,如開辦衍生企業、創新創業老師掛名等。

高教 窘境 國際 競爭力 競爭 弱化 不了 星港 我們 大學 哪裡 出了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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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陌6.0上線:繼續弱化異性社交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5/0428/149736.html

黑馬說:長久以來,陌陌就被貼上了“約炮神器”的標簽。陌陌6.0版本能改變這一切嗎?

在4月27日下午的媒體溝通會上,陌陌創始人兼CEO唐巖表示,之前陌陌的交友方式是按照距離遠近來排序,有利的方面是使用簡單,用戶在各地的體驗都是一致的;不利的方面在於,和陌生人溝通交流時會遇到一些問題,比如是要靠“刷臉”。希望通過陌陌6.0改變看臉社交,並弱化異性社交。


\文 | 本刊記者 劉惜墨
編輯 | 周群峰

 
“連接該連接的人”

在新版陌陌中用戶可以填寫6個不同維度的標簽:職業、家鄉、學校、生活地點、工作地點、興趣信息。系統會將這些身份信息與用戶的地理位置相結合。除此之外,為了更加精準的匹配社交者,用戶參與的群組,關註的話題,用戶發布在留言板的內容,也可以成為挖掘社交者潛在關系的要素。

陌陌一直反複強調 “連接該連接的那些人”。因此,即使在無數據論證的情況下,陌陌6.0版本勢在必行。唐巖對此做出了兩點解釋。

首先,新版本將原來突出的功能放在二級頁面,會讓很多用戶覺得不習慣。對於新老用戶對新版本不太滿意的評價,唐巖表示不會太在意。據唐巖透露,此次改變對於陌陌來說最大的難題就是沒辦法公測,因為沒有百萬級別的裝機量,萬把人來測是測不出效果的。陌陌6.0版本已經推遲了近1個月發布了,就是在前後思量用戶的反應。

其次,唐巖認為:“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會有越來越多的社交關系存在於多個社交平臺上,就好比你和你關系特別近的人,既加了微博,又加了微信,又加了QQ,甚至還會要電話號碼,到底在什麽時候選擇什麽樣的公眾平臺做交流,用戶有自己的選擇。至於用戶熟了之後往其他社交平臺上轉移的問題,陌陌不會在意。因為最直觀的檢測數據是陌陌平臺上的用戶數量都在增加。”
 
重新啟用聊天室

聊天室這一工具早已銷聲匿跡,如今被陌陌重新啟用,目的在於更大程度為用戶降低社交門檻,便於用戶就一些感興趣的話題進行即時互動。聊天室以不同的話題進行頻道劃分,目前共有陌陌大雜燴、全民K歌、一起看綜藝、電影音樂書等頻道。用戶可以在不同頻道下,根據想聊的話題創建聊天室,比如“一起看奔跑吧兄弟”、“權力的遊戲討論”、“三里屯一起看中超”等。每個聊天室上限20人,未滿員情況下其他用戶可申請加入。用戶在創建聊天室時,也可設置加入條件,申請人回答正確就可加入在這樣一個輕量級的交互過程中,不同背景、不同地區的用戶聚在一起暢所欲言,並可能由此成為聊得來的朋友。

用戶還可以在留言板進行點贊、評論,通過“話題”找到朋友。當用戶不知道如何與對方溝通時,一個“贊”可以輕松拉近距離。此外,用戶也可通過標簽匹配,展開評論互動,滿足交友、吐槽、生活服務等各種需求。

陌陌公司產品副總裁林誌霖表示:“陌陌的願景,是幫助用戶在線上構建全新的社交關系並將其發展至線下,成為一個開放式社交平臺。我們希望基於身份和平臺的智能匹配,讓每個人都可以更多維度地展現自己,讓人和人的連接變得更精準,也更加便捷。” 

盡管帶著種種的不確定,陌陌轉型已在路上,但前方的路都不是那麽平坦。正如唐巖所說:“我今年36歲,好朋友也僅有10來個。因此,陌陌做的事情不是那麽容易。”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劉惜墨,編輯周群峰,文章為原創,本刊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系zzyyanan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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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證券業弱化 看外資為何不「錢」進台灣 金融環境卡卡 逼人才、客戶出走海外

2015-07-27  TWM


金融業為百業之母,證券業則是金融業縮影,國外資金對台灣金融業投資機會的冷處理,從證券業的困境就可一葉知秋。儘管這兩年,金管會力拚改革開放,但主管機關如何做到善始善終,將是讓外資錢進台灣的關鍵。

撰文•歐陽善玲

這是一位目前任職於香港證券業的高層,最直接、深刻的第一手告白:「十年前,我在國內一家知名券商擔任經理,月薪接近六萬元;當時的部門主管,年紀比我大 了十歲左右,職位是副總經理,月領近十萬元。我深知,未來十年就算表現再好,每月領到的薪資,也就這樣到頂了;內心認真評估後,我決定轉戰香港金融業,為 人生增添多一點可能。」「以前在台北,經常一人被當多人用,要交易、要接單、寫研究報告,有時甚至需兼任後台業務;講好聽點,是通才訓練,但其實就是壓 榨。這點,讓我到香港初期相當不習慣,與香港人工作,會覺得他們好混、好懶,請同事幫個忙,幾乎得不到回應。後來我才知道,香港是尊重專業,培養出來的金 融人才是專才,而非通才,薪資水準也與專業認定有關。」

赴港證券從業者告白:

中國資本、技術大幅超越 慶幸自己離開台灣「台灣金融業難留住人才的重要原因,是商品成本被壓得太低,且產品不夠開放、多元。在香港,只要能貢獻金融專業,就能向客戶收取很高的費 用,以基金手續費為例,幾乎都是五%起跳,但台灣只有一.五%。還有,當中東發生戰爭,香港金融業可在一至二小時內,馬上推出石油相關產品,賺意外財,這 種靈活彈性,台灣也追趕不及。」「現在回頭看,我很慶幸當時做了離開台灣的決定,特別是這幾年,中國透過龐大的資本,吸收金融技術,進步速度之快已甩開台 灣。或許有人認為,台灣市場是中小企業的天堂,但為何長期卻吸引不了大型企業來台掛牌?政府管太多,對產業又缺乏長遠規畫,是核心問題。」金融業堪稱「百 業之母」,是支持所有產業發展的基礎;其中,又以具「直接金融」(企業在資本市場發行債券或股票,取得資金)特性的證券業,在一般經濟亟需轉型之際,角色 最為關鍵。三年前,中國就將提高市場直接融資比重,視為重要經濟發展方向;反觀台灣,股票市場的籌資功能逐漸弱化,券商苦哈哈面臨成交量萎縮的營運困境, 證券業體質弱化,恐怕也是大環境難以吸引外資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只人才,就連客戶的錢,我們也留不住。」一位證券業資深副總經理坦言,相較海外投資商品豐富多元,國內限制卻相當多;十多年前,不少資金為此流到海 外,尋找更符合需求投資標的;這些流竄的資金,都是國內券商的肉。現在政府開放OSU(國際證券業務),卻為德不卒,想開放卻又瞻前顧後。

他語重心長地說,OSU現有平台架構,可開放外國人投資、買賣國內未核備的金融商品,但對資產在三千萬元以上的國內專業投資人,卻仍綁手綁腳。「簡單講, 專業投資人在OSU平台上可買到的商品,原本透過券商複委託方式就能買到;反倒是未核備商品,透過OSU還是買不到!」

證券業困局一:自由度低

資金找不到機會 又要被扒好幾層皮像這樣讓專業投資人在OSU開戶,但買到的商品,卻和在複委託平台上一樣,對券商來說,有面子沒裡子,等於形同虛設。一位券商執行副總經 理憂心地說,「錢跑出去,是最可怕的事。未核備產品部分,只要券商做好KYC(認識客戶風險管理)就可開放,其餘應靠業者自我約束或分級管理。」「在香 港,券商拿了什麼牌照就做什麼事,遊戲規則清清楚楚;在國內,政府被民意挾持,就怕接到客訴,以致有太多行政指導,對業者規範流於枝微末節。例如,從事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多年的投資人,每次交易前,仍要聽一遍『風險告知』錄音,主管機關老是在控管『聽了幾分鐘』這種細節。」「還有開放了OSU,客戶跨國布 局需求變多,但券商的外匯業務卻未能鬆綁,券商客戶換匯都得繞道銀行,不僅影響交割效率,也讓券商外匯產品研發能力受限,難與國際接軌。例如,連結外幣相 關的結構型商品,國內券商申請困難,但類似產品在香港卻暢行無阻,對客戶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另一個「開放做半套」例子,是透過滬港通,國內專業投資人可 藉由香港股市,參與陸股行情。「不過根據《兩岸關係條例》,中國A股投資獲利,屬境內所得,須併入綜合所得稅計算。根本是變相鼓勵投資人直接到香港、中國 開戶,資金怎麼留得住?」錢要走,說穿了就兩個理由;一是產品自由度不足,資金找不到好的發展機會;另一是稅制太不友善,錢進入了台灣資本市場,好比一頭 牛,被人扒下好幾層皮,受到歧視待遇,自然想要走。

「平心而論,國內課稅基礎太小,但對資本市場,卻太過『針對性』,甚至是重複課稅。」一位券商執行副總經理直言,像台灣證券交易稅已比鄰近香港、中國、新 加坡都高外,股息收入還併入綜合所得稅計算,最高稅率四五%;另外,兩稅合一股利扣抵部分也減半,股息還須加課健保費,「資本市場稅太重,擺明就是要投資 人留下『買路財』。」

證券業困局二:稅制嚴苛

降低長期投資意願 變相鼓勵投機「對領股息的投資人來說,稅制條件嚴苛,將大幅降低參與配息的意願;以後在台灣看不到長期投資人了,因為政策鼓勵投機、而非投資。」面對券商 苦戰,一位中型券商經紀事業處副總經理自我解嘲說,「證券業要突破困局,看來得『搶銀行』了。」現階段投資人開證券戶,必須另外到銀行開設交割帳戶,如此 一來,銀行便能輕易掌握到客戶金流,進行多項業務推銷。「券商最迫切要爭取的,就是也能看到客戶的金流,透過客戶資金運用、分析投資理財偏好,拿回業務銷 售主動權,就能將對的商品,介紹給對的人。」他解釋,客戶開證券戶,就是有股票投資需求,但資金流向卻只有銀行看得到。未來,證券業要搶食銀行這塊餅,將 客戶交割款留在券商,也就是不必再透過銀行進行交割,款、券皆存放在券商帳戶中。

國內證券業的困局,在「要人沒人,要錢沒錢」,反映在現實面,是新興產業籌資效率不彰,經濟轉型困難。儘管這兩年,金管會主委曾銘宗上台後,以前所未見的 改革開放速度,讓證券業漸漸回春,但主管機關如何做到善始善終,不再讓業者有「好事只做一半」之感,將是帶領證券業走上國際舞台,讓外資錢留台灣的關鍵。

這些「絆腳石」政策 阻礙金融業發展──現行金融政策較他國不開放之處

政策 影響 主管機關

國內投資人不得向券商以股票 基金、 債券作為擔保品借款,但外國人及保險、銀行等金融機構卻可 與券商往來密切的一般投資人,有資金需求,卻無法質借 金管會(目前有共識開放,唯券商資訊系統需轉換時間)國內專業投資人(尤其是自然人),在券商平台的投資交易自由度仍有許多限制 有實質需求的國內專業投資之自然人,因此偏向海外開戶交易,造成券商平台無法與香港平台競爭 金管會證券開戶須辦理「證券交割銀行帳戶」 香港只需直接至券商開戶,程序更簡便,款、券皆存放在券商的客戶綜合帳戶 金管會開放證券業承作財富管理業務,2013年底央行與金管會更跨越一大步,開放不涉台幣之外匯業務,業者期待能讓券商接觸涉台幣之外匯業務 券商客戶之跨國投資需求多,涉台幣之外匯業務不開放,券商客戶換匯須繞道銀行,影響交割效率,也弱化券商外匯產品業務能力 央行中國A股投資獲利併入個人綜所稅扣繳 國內投資人直接赴香港、中國開戶,變相鼓勵資金外流 陸委會、財政部證券交易稅較中國、香港、新加坡高 中國、香港、新加坡印花、交易稅約0.2%,相較台灣0.3%投資吸引力更高 財政部股息併入個人綜合所得稅 香港、新加坡股息免課稅,中國採分離課稅10%;台灣股息收入併入所得稅,最高45% 財政部證券交易所得稅 中國、香港、新加坡免課,台灣暫緩實施 財政部公司債、金融債交易免稅優惠到期,交易成本將比票息更高 目前公司債、金融債票息約2%以下,交易稅為0.3%,券商交易超過10次即高於票息。原先免徵交易稅優惠將於明年到期,若復徵,債券市場恐凍結 財政部二代健保、長照保險 股息須加課「健保稅」,且目前行政院送交立法院《長照法》版本,擬從股息部分課徵0.48% 衛福部、財政部

整理:歐陽善玲

改革別只做一半 速度還要再快──曾銘宗上任後對證券業的重要開放項目證券商辦理OSU(國際證券業務),放寬有關業務之商品範圍

鬆綁證券商財富管理業務

開放「雙向」現股當日沖銷交易放寬信用交易規範,資券相抵不列入融資融券限額,提高投資人之單戶、單股融資融券限額放寬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範圍, 客戶以其持有之有價證券為擔保者,放寬其融通期限最長為 1 年半證券商申辦相關證券業務自有資本適足比率,調降至 150%放寬股市漲跌幅度至10%,信用交易整戶擔保維持率由現行 120% 調整為130%

整理:歐陽善玲



節目弱化、人力老化 內部亟需改造 華視活化要見效 得破除三大包袱


2015-08-17  TWM

日前公視董事會通過「華視資產活化案」,打算將五千多坪土地上的多棟建物重新規畫使用方式。對負債二十四億元的華視,活化資產是當務之急,但是外界也質疑看不見任何節目製作轉型和人事重整細節,是否真能「活化」華視?

撰文•賴若函

公共電視董事會七月中通過「華視園區資產活化專案」,決定把華視位於台北市光復南路的五千多坪精華地段土地重新規畫,以解決華視連年虧損問題。但專案內容 不但引發外界諸多質疑,文化部部長洪孟啟更大力反對,強調資產活化必須兼顧全民的利益和內部發展,不能只憑幾位董事決定。

公視董事會二○一四年成立的「華視資產活化小組」成員,除公視兼任華視董事長邵玉銘,還有施振榮、童子賢和姚仁祿等知名企業家。

在「華視資產活化小組」的規畫中,華視將成立資產管理公司,重新整理華視共四棟大樓、八八○坪停車場,改建、出租,預計一年有二億元進帳。

「目前一年賠二億元,華視已經喘不過氣了,什麼都不做,就﹃穩死﹄!」邵玉銘強調。

華視自從○六年納入公廣集團︵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後,虧損日益嚴重,目前已經累積負債二十四億元,主因是華視因可做廣告,拿不到任何政府補助,需要自負盈虧,但又禁止置入性行銷、選舉或宗教廣告,財務狀況日漸惡化,員工已十幾年未加薪。

更嚴重的是,在沒有錢的情況下,華視無法做出好內容,今年除了《華視天王豬哥秀》有賺錢,八點檔戲劇《愛你沒條件》依舊慘賠。節目不吸引人,也就沒有廣告入帳,財務因此陷入惡性循環,「所以活化的目的是為了做節目!」邵玉銘說。

包袱一:人事成本高居首位然而,這個活化專案引發兩大爭議。爭議一是資產活化為何要做飯店?長期研究公廣集團的政大新聞系教授劉昌德即指出:「把土地拿來 蓋飯店,是不務正業的行為,這和華視作為媒體的本業相背離。」爭議二是華視資產活化所得將不支應營運虧損,而是要投資未來媒體發展;但專案內容看不見任何 有關節目轉型的實質規畫,加上華視人力普遍老化,如何確保新節目製作有效益?

平心而論,無論資產再怎麼活化,若無法做出好內容,很難在競爭激烈的媒體環境中獲取廣告效益。但華視加入公廣集團迄今,許多問題擱置未處理,若未積極面對,未來發展仍不樂觀。

根據監察院一四年的調查報告,華視目前共有五八○名員工,員工平均年齡四十五歲、平均年資十五.一年,五十五歲資深員工約一三○人。每年人事成本高達五.五億元,一度超過總支出的三○%,是無線電視台之首,員工薪資水準也優於市場行情,導致人事成本居高不下。

邵玉銘抱怨,當年華視公共化,第一任總經理江霞曾辦理員工優退優離,之後又全數回聘,未重談薪資條件,「所以好的人進不來、壞的出不去。」劉昌德則認為,華視需要的是把對的人放到對的位置,透過評鑑篩選機制,淘汰不適任員工。

包袱二:節目貧瘠淪﹁買片王﹂過去曾被稱為「綜藝王國」的華視,近年淪為﹁買片台﹂,大量購買中國、韓國電視劇播映,擠壓台劇時段,甚至八點檔黃金時段還用日本卡通來填補,完全背離其作為公共電視、提供多元內容的精神。

另外,根據公視基金會一五年《公廣集團公共價值評量體系研究報告》指出,從○九年到一四年之間,華視新聞與政令宣導節目增加二五%,大眾娛樂和教育性節目 分別減少一五%和一○%。劉昌德認為,這和政令置入性行銷脫不了關係,「一年做一至兩檔旗艦型節目,創造廣告價值,是華視需要積極考量的事。」

包袱三:政治力干預人事

「華視人謀不臧的情形太嚴重了,從七年換了八位總經理,幾任董事長還由公視董事長兼任就可看出。」公視前總經理馮賢賢說,她細數過往的華視總經理人事任 用,政治力干預是最大問題,江霞任內慘賠十三億元,○八年上任的陳正然,一度將年度虧損從五億元轉為只差四千萬元就打平,但也做不滿三年。馮賢賢認為,華 視並非資源不足,但需要找到對的專業經理人,做好財務及內容長程規畫。

此外,價值兩百億元以上的華視資產如何運用,則是棘手問題。

曾任公視總經理的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副教授胡元輝說,早一點處理華視是正確的,但目前外界無法參與討論,譬如做飯店為何比較好、與對面的松山文化園區 如何整合等,這些牽涉公眾利益,應該透明與公開化。馮賢賢認為,公視董事會任期明年七月屆滿,這項重大決定應留到下一任董事再規畫,並回歸公共參與討論。

昔日老三台的風光,在公共化後的華視已不復見,台視、中視都已脫離負債、開展新局面,華視需要的不只是錢的投注,更重要的是回歸經營面的具體作為,才有機會重回優質電視台行列。

華視

成立時間:1971年

董事長:邵玉銘

總經理:王麟祥

加入公廣集團時間:

2006年(含華視、公視、客家電視台、宏觀電視)

財務狀況:

帳面負債24億元,每年平均負債2億多元

資產活化專案內容

成立「華視新媒體中心資產管理及經營公司」,管理總園區超過200億元資產。

拆除華視攝影大樓和文教大樓,新建中央綠廣場和「新華視大樓」;光復大樓整修為平價小型文創基地「e-Tower」全棟出租;原華視大樓整修成為影音主題的「新媒體特色旅館」,預計2020年底啟用。



專家質疑減排“數字遊戲” 環保部回應弱化總量減排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1/4742724.html

專家質疑減排“數字遊戲” 環保部回應弱化總量減排

一財網 章軻 2016-01-22 09:07:00

環境保護部汙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司司長劉炳江對記者表示,流動汙染源和面源排放量的增加抵消了重點行業的排放量的下降成果。這是公眾感覺排放總量年年下降而環境質量改善卻不明顯、甚至質疑總量排放是“數字遊戲”的原因。

針對有關專家對總量減排數據不可靠的質疑,21日,環境保護部汙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司司長劉炳江對記者表示,流動汙染源和面源排放量的增加抵消了重點行業的排放量的下降成果。這是公眾感覺排放總量年年下降而環境質量改善卻不明顯、甚至質疑總量排放是“數字遊戲”的原因。

有專家此前表示,2014年,SO2實際排放量應在3000萬噸~3100萬噸左右,而不應是目前官方公布的1900萬噸。

在日前結束的2016年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上,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將環境質量改善和總量控制之間的關系闡釋為“三大關系”:全面與局部的關系、目的和手段的關系、紅線和底線的關系。

21日,在環保部舉辦的2016年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精神解讀會上,劉炳江說,理論上環境質量是所有汙染源排放所有汙染物的綜合體現,哪種汙染物超標就應對其實行總量控制,對汙染源進行J總量削減;但目前實行的總量減排,按照“可統計、可監測、可考核”三可原則,基於國家設定的四種汙染物減排比例,主要由重點行業的汙染源實行工程減排和淘汰落後產能等來完成,涵蓋的汙染物種類、汙染源範圍以及削減的力度均不足以支撐環境質量的全面改善。前者是“面”上的問題,後者是一些“點”上的問題,對質量改善具有明顯影響的量大面廣流動源和面源涉及的較少。

劉炳江說,環境法律法規標準等一切手段的目的都是為了改善環境質量,滿足人民群眾對良好環境質量的迫切要求,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是如此。人民群眾更關心環境質量的改善,總量控制手段運用得再好,如果質量不改善,人民群眾就不會滿意,難免會出現總量減排是“數字遊戲”的質疑。

“總量控制只是改善環境質量的主要手段之一。”劉炳江舉例說,以霾為例,其實質是能源以煤為主的結構、產業以重化工為主的結構以及城市粗放型擴張和環境管理等問題的綜合體現,解決霾要綜合應用各種手段。過去10年,每年增加城鎮化率1%、機動車2000萬輛、粗鋼5000多萬噸、煤炭2億噸、水泥2.5億噸等,220多種工業產品列世界第一,能完成主要汙染物排放量削減任務已十分不易。

劉炳江說,以改善環境質量為核心,可倒逼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城市精細化環境管理,發達國家解決環境問題的路徑和手段以及我國蘭州、太原等城市的實踐均如此。目前主要汙染物排放量仍處於千萬噸級高位,總量減排仍是改善質量的主要手段之一,隨著汙染源全面達標排放和環境質量的逐步改善,總量減排就不是主要手段之一,將逐步弱化。

“十三五”期間,質量改善和總量均為約束性指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地方政府必須完成的任務。劉炳江說,國家在“十三五”期間將大力推動五大減排工程,包括燃煤電廠超低排放、大氣傳輸通道天然氣替代煤炭、城鎮汙水處理設施及配套管網建設、規模化畜禽養殖汙染治理和廢棄物綜合利用和VOCs綜合治理工程,完成總量減排任務具有一定的基礎。

“而質量改善除了完成這些固定源的重大治理工程外,還要在能源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以及量大面廣的流動源和面源上著力,充分發揮國家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劉炳江說,當前環保工作的顯著特征是,《環境保護法》要求的地方政府對改善環境質量負責的責任開始得到落實(法律上一直規定地方政府對質量負責”但沒有規定質量惡化了應負什麽責任),包括公開約談、環保巡察、區域限批等。

他說,質量改善是剛性要求的紅線,絕對不能觸碰;總量減排是硬性要求的底線,最基本的及格要求。總量減排考核必須服從質量改善考核:質量改善和總量減排任務均未完成,將嚴格依法問責;總量減排任務完成了而質量變差了,將依法進行問責和處罰;質量改善了而總量未完成,將尊重地方的協同減排,從國家總量指標進行調劑,嚴格執行考核辦法。

編輯:李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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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垂直改革,不是弱化黨政履責對話環保部地方環保垂直管理工作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吳舜澤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0346

環保部地方環保垂直管理工作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吳舜澤曾在2015年參與了南方周末舉辦的綠色傳媒研究獎學金班,詳細解析“水十條”。(資料圖/圖)

如果說垂直管理把縣環保局作為市分局後,地方政府就無法履行環保職責,這說明過去縣委、縣政府就沒履好環保的責,把責任不正確地壓在環保局長身上。

我們首先講的就是讓地方黨委政府負總責,然後再把監察系統獨立出來,省督市縣,監督地方履責,這是最重要的。

切勿為了垂改而垂改。開始時候,很多人想的方案是全部垂直,讓環保系統做大做強,其實這樣的話,對中國環保事業的發展反而不是一件好事。

對於雙重管理幹部任免是有規定的,如果意見不一致,市環保局長的任命,提請省委組織部進行裁決;副局長任命,由省環保廳說了算。

2016年9月22日,中央《關於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下簡稱《意見》)正式公開發布。

為了環保機構垂直管理制度改革,環保部整合各司局及環境規劃院人員,專門成立了地方環保垂直管理工作小組辦公室,歷時十個月,完成《意見》起草工作。

2016年10月6日,環保部地方環保垂直管理工作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吳舜澤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全方位權威解讀《意見》。

市縣黨政履責不能弱化

南方周末:你們赴陜西等多個省份調研,調研的內容和目的有哪些?

吳舜澤:各地調研的目的和內容不同。去陜西調研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看看縣區環保局成為市環保局的分局後,縣區政府的履責機制到底變沒變?

我們不擔心市環保局,因為市環保局以後仍然是市政府的工作部門,履責機制沒有變化。但不少人擔心縣環保局成為市局的分局後,縣級黨委、政府如何履行環保主體責任?我們最關心的就是陜西14年以來市以下垂改能否提供這方面經驗。

南方周末:得出的結論是什麽?

吳舜澤:調研之後,我們還是很有信心的,認為沒什麽問題。履責機制有所變化,但是黨委、政府履責沒有因為縣環保局成為分局而有弱化。

《意見》做了很多針對性的配套安排,包括成立環保委員會等議事協調機制、制定相關部門環境保護責任清單、強化部門協作聯動、搞好信息共享等。如果說垂直管理把縣環保局作為市分局後,地方政府就無法履行環保職責,這說明過去縣委、縣政府就沒履好環保的責,把責任不正確地壓在環保局長身上。將來縣環保局的主要職責就是:通過環保委員會,對環境質量改善出謀劃策,對工業汙染源進行執法。

不能垂直過度

南方周末:有些人認為,垂改以後地方政府可能會推卸環保責任。

吳舜澤:這次垂改,不單單是對環保機構的垂改,而是對“條”“塊”關系的重新界定,落實責任是垂改的主線。綜觀其他部門的垂直改革,沒有一個像環保一樣,首先明確的是地方黨委、政府及相關部門的環保責任。

不能說垂改以後地方黨委政府把環保職責移交給環保部門了。恰恰相反,是要“條”“塊”結合地去落實責任。“塊”就是地方黨委政府對生態環境負總責,各部門按照責任清單去履責。“條”上,省級主要抓環境質量監測、評價和考核,以及市縣政府及其相關履職情況的監察工作。市局抓好綜合統籌,縣級側重執行,主司執法。

所以我們首先講的就是讓地方黨委政府負總責,然後再把監察系統獨立出來,省督市縣,監督地方履責,這是最重要的。

南方周末:《意見》是如何設計監督地方黨委政府環保履責的?

吳舜澤:垂改首要問題不僅僅是說責任落實問題,而是要落實對地方政府及其相關部門的監督責任問題。按照《意見》,這個對履責情況的監督責任被賦予了省級環保部門及其環境監察系統。

實際上,環境監察就是圍繞落實地方黨委政府及其相關部門責任而做的命題作文。過去講黨委政府對生態環境負總責,黨政同責、一崗雙責,但是沒有量化、不好操作、責任不明確、末端無追責,沒有建立對地方責任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手段、機制、隊伍。環保和工商、質檢系統不一樣的地方是,環保必須首先考慮地方黨委政府的職責,形成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這也是從環境保護本身的規律出發的。

像環保這樣,涉及的方方面面越多,事情越複雜,越不能垂直過度了。調整隸屬關系只是手段,必須把黨委政府的職責放在首要位置。

南方周末:這個“度”如何把握?

吳舜澤:這確實是比較需要拿捏的事,切勿為了垂改而垂改。垂直管理是個大概念,是和屬地管理相對應的,是以“條”為主的管理。其中不同的模式,垂管程度不同。開始時候,很多人想的方案是全部垂直,讓省級環保部門做“大”做“強”,其實這樣的話,反而抽空了市縣環保力量,不利於市縣黨委政府履責,對中國環保事業的發展不是一件好事。

監測、監察等等不同線上,安排了多種不同的垂管方式,比較錯綜複雜。但我們覺得,改革不能追求簡單的整齊劃一模式,只有系統安排、統籌規劃好,才能夠把各種方式的優缺點統籌處理好,使得體制能夠長期穩定運行下去。

(東方IC/圖)

“監察”和“執法”要分開

南方周末:按照你這樣講,監察聽起來是否應該放在比執法和監測更靠前的位置?

吳舜澤:你說得非常對。正文講管理體制調整改革部分,講完環保機構調整後就講監察,監察是排在監測和執法之前的。

南方周末:過去一提起來監察執法,大多時候二者是不分的,例如某某縣環境監察執法大隊。這次把監察和執法二者分開,是怎麽考慮的?

吳舜澤:以後名字可能要改改了,就叫“執法大隊”,職能也要做相應調整。很多基層工作者可能沒有正確理解監察和執法的關系,他們認為監察就等於執法。過去監察,可能也有一部分對政府的“督政”,但是總體來說不夠。督政是隨著近些年的重視才慢慢發展起來的。

企業和政府是兩個不同的主體,督政和查企性質和做法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不搞混業經營,環境監察和環境執法各自聚焦主業,把各自的事情做好。

監察全部放在省級,執法放在市縣級,這也是個趨勢。執法的重心要下移,讓執法人員更加貼近執法對象。所以收和不收,這是一個比較大的考量。以前有的理解是把監察和執法全收上來,這是錯誤的。不該收的不收,該收的就把它收到位。

賦予獨立的執法權

南方周末:垂改後,環境監測機構的執法監測職能保留在縣一級。如果把監測和執法並在一家,是否更有利於執法?

吳舜澤:你覺得呢?

南方周末:執法人員在現場執法中需要用數據說話,一些基層工作人員認為,這種當時當地的證據采集非常重要。但是監測單位屬於事業單位,而執法單位以後會作為行政部門,兩家合並可能會有現實困難。但是否可以建立一種配合協同機制?聽聽你的想法。

吳舜澤:你剛才講得很有意思。這是一個方向,但到底是用體制解決還是機制解決?所謂體制解決,就是類似你說的,幹脆把兩家合二為一,要動機構;所謂機制解決就是兩家仍為兩個主體,但是通過一些方法讓兩家很好地合作,我們叫做“測管協同”,《意見》對此也做了安排。

南方周末:這種可選項是交給試點省份自主選擇嗎?

吳舜澤:是的。

南方周末:對於環境執法來說,始終面臨來自方方面面的幹預,通過垂改如何得以解決?

吳舜澤:《意見》從幹部任免、經費供給等做了安排,垂改之後,地方保護主義對執法的幹預問題會明顯減少。

環境執法機構的地位一直不明確,很尷尬,也是基層反映比較強烈的事情。現在環保執法機構現場檢查權有了,但是他不能做出行政處罰的決定,不能實施行政強制實施的權力。《意見》明確“依法賦予環境執法機構實施現場檢查、行政處罰、行政強制的條件和手段”。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其實質就是“依法賦予環境執法機構獨立的執法權”。

有幾種辦法可以解決。第一是結合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將事業性質的執法機構轉為行政機構;第二種類似於重慶的做法,通過《重慶市環境保護條例》,賦予參公(參照公務員)管理的環境執法機構以現場檢查、行政執法、行政處罰的權力。如果是一種委托執法,又沒有通過法律法規的方式解決,做出處罰的主體就是環保局,那麽打官司時候應訴的主體就是環保局長。

南方周末:即使擁有執法權,執法重心下移到縣一級,或許仍然面臨著縣政府領導對環境執法的幹預。你怎麽看?

吳舜澤:《意見》中我們提出:“在全市域範圍內按照生態環境系統完整性實施統籌管理,統一規劃、統一監測、統一執法,整合設置跨市轄區的環境執法和環境監測機構。”這是很猛的一招,可以做很多文章,包括交叉執法、異地執法。

這也是全文中唯一一次出現“市轄區”的概念。各個市轄區環境相關性比較強,由市統一執法,市環保局長可以拒絕縣領導的無理要求,這樣也避免了執法受到幹擾。

至於執法主體問題,以後縣級環境執法大隊到底是用縣環保分局的章,還是市環境執法支隊的章,還是市局的章,將來會不會市環境執法機構統一管理縣級執法機構,這需要試點省份探索。全國性的文件只規定了“市環保局直接管理縣級環保部門”,這給了無限的可能性。

鼓勵創新突破

南方周末:所以我們是鼓勵試點省份根據各自的情況進行不同的探索?

吳舜澤:對,特別希望試點地方在一些具體實施的問題,在全國層面沒辦法做出硬性規定的方面可以勇於嘗試。只要不違反原則,地方做一些創新、突破,都是可以的。我們樂見在頂層設計的指導下,地方在不同方面上的探索發揚光大。

不能走樣的地方,就堅決不能走樣,例如領導幹部任免的問題,我們規定得非常具體。

南方周末:除此之外,還有哪些具體內容是地方可以自主確定的?

吳舜澤:還有很多地方自主確定的內容,例如現有的監察上收,到底怎麽上收、上收多少人,也是地方可以自選的動作。如果仔細看,你會發現,文件里說的是職能上收,並非人員上收。

試點工作完成,根據文件規定的期限大概是2017年6月。這個方案雖然寫著是對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但其實把全面推開的東西也都講了。屆時經過總結、評估試點工作情況,報經黨中央、國務院同意然後在全國推開。在全國推開也是成熟一個、備案一個、啟動一個。總體來說,到2018年6月,全國全部完成省以下垂改工作。

南方周末:全面推開以後,上述的地方自選動作還會保留嗎?

吳舜澤:可以。將來隨著試點的推進,有地方在編制問題上做了探索,有地方在環境執法問題上做了探索、有地方去探索監察機構建立問題,可能形成多個不同的樣板,這樣歸納總結以後,也會提出不同的建議,供後續第二批改革省份做參照,最終形成符合各自省份實際的改革方案。

幹部使用:有進有出

南方周末:對於本次垂改,基層反映相當多的是幹部上升空間問題,垂直管理後,只能盯著上級環保部門為數不多的職位。你怎麽看?

吳舜澤:垂直管理,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對幹部個人上升空間和幹部隊伍成長,確實存在一定的局限。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垂直管理後,幹部的專業性明顯提升,由專業的人辦專業的事,對環保事業是有好處的。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意見》做了諸多安排。例如,市級環保局長、副局長除了由省級環保廳負責提名外,還要會同市級黨委、組織部門進行考察,征求意見,並提交市級黨委政府按照有關規定程序辦理。這也就是說,市級黨委政府對市環保局幹部任免仍然有一定的發言權,這也利於環保系統外的人可以有機會進入環保部門,而不總是自身內部循環。

南方周末:這樣的發言權如何作用於環保幹部良性循環問題?

吳舜澤:地方政府既然可以推薦有基層工作經驗的優秀幹部到環保部門任職,環保系統是不是也可以推薦幹部去地方政府其他部門任職?這樣也就是為環保系統幹部找到一個“塊”上的出口。

你有沒有註意到,在《意見》中專門有一句話:“要註意統籌環保幹部的交流使用。”這句話是到最後的時候,經過反複考慮加進去的。這樣的表述也是中央組織部提出來的。

南方周末:如果地方政府和環保部門對幹部任免發生爭執時,聽誰的?

吳舜澤:對於雙重管理幹部任免是有規定的,如果意見不一致,市環保局長的任命,提請省委組織部進行裁決;副局長任命,由省環保廳說了算。


中國家庭日益小型化 養老功能弱化

家庭規模日益小型化導致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在逐步弱化。在這樣的背景下,通過家庭政策和多樣化養老模式的完善,給中國人養老以更多的支持和選擇,是當前需要集各方之力去實施的要事。

10月28日至29日在海口舉行的應對老齡化與老齡政策全國學術研討會對上述話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中國正在進入老齡化加速階段。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5年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總量已經超過2.2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6.1%。按照全國老齡辦的估計,未來十幾年間,中國老人仍將以每年1000萬人的規模增加。

中國人養老的壓力日益加劇。2015年,全國的企業養老保險撫養比(參保職工人數與領取養老保險待遇人數之比)為2.88,也就是說,不到三個在職人員繳納養老保險,一個老人領取養老保險。這一比值在未來會迅速下降。在人口老齡化比較嚴重的東北,企業養老保險撫養比已經降至1.55。

一個問題擺在面前:中國總量達數億的老年人到底靠什麽養老?以什麽模式養老?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光是錢的問題,更大是人的問題,誰來照護老人,尤其是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

10月9日,全國老齡辦公布的《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顯示,中國老年人口健康狀況不容樂觀,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口數量較大。2015年,自評健康狀況“好”的老年人只有32.8%。全國城鄉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總量的18.3%,總量約為4063萬。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家庭規模在過去幾十年間迅速小型化。2015年,中國家庭人均僅為3.01人。國家衛計委《中國家庭發展報告2015》顯示,超過60%的中國家庭為2至3人。這樣的家庭規模,加上獨生子女政策導致的421家庭結構,使得家庭的養老功能大大弱化,長期照護失能、半失能老人更成為難以承擔的重擔。

目前來看,可供中國老人選擇包括家庭養老(主要由家人照料)、居家養老(居住在家庭,但可享受到社會化養老服務)、機構養老、異地養老(老人自主選擇更適宜養老的地方)等。盡管選擇不少,但是從各方調查實際來看,家庭養老依然是大部分老人選擇的養老方式。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上海市老年學學會副會長桂世勛認為,現在養老服務機構的總量還難以滿足廣大老人的需求,尤其是失能、半失能的老人。下一步,養老服務機構在設計和建設中,要提高對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接收比例,減輕家庭長期照護的壓力。

南開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教授吳帆認為,中國家庭面臨的養老、撫幼等困境及其對政策支持的需求目前並沒有充分反映在社會政策的改革中。由於中國家庭普遍面臨家庭照料資源短缺、家庭生育成本高企、就業壓力大等問題,導致生育意願被壓低,這將會影響到全面兩孩政策的實施。

“通過完善提高家庭發展能力和福利水平的制度安排,將可以有效提高家庭的養老和撫幼能力,有助於人口的均衡發展。”吳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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