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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平臺動了Uber奶酪 如何防患暫無具體對策

第三方平臺動了Uber奶酪 如何防患暫無具體對策

一財網 林琴思 2015-11-11 17:55:00

在Uber還在競爭市場份額時，就有一些“第三方”平臺開始盯上了Uber，利用其漏洞開始動了Uber的奶酪。或許這個“第三方”平臺並不被許多人所熟知，但在小範圍內因其優惠的價格被用戶口口相傳後獲得不少人青睞，然而畢竟屬於“地下”操作，所以不能敲鑼打鼓地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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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平臺動了Uber奶酪 如何防患暫無具體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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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網 林琴思 2015-11-11 17:55:00

在Uber還在競爭市場份額時，就有一些“第三方”平臺開始盯上了Uber，利用其漏洞開始動了Uber的奶酪。或許這個“第三方”平臺並不被許多人所熟知，但在小範圍內因其優惠的價格被用戶口口相傳後獲得不少人青睞，然而畢竟屬於“地下”操作，所以不能敲鑼打鼓地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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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M2剪刀差與流動性陷阱：成因、對策全解析

從去年開始，全球央行都面臨類似“流動性陷阱”的困境——無論如何，進一步釋放流動性，都無法進一步刺激企業投資意願、提升通脹。今年以來，中國央行似乎對降準等措施有所顧慮，M1和M2數據之間的“剪刀差”不斷擴大，並在今年6月創下新高，這令中國企業的“流動性陷阱”備受關註。甚至有學者質疑，說好的降準以及全年13%的M2增速目標的必要性還是否存在？

針對各方爭議，第一財經記者采訪了包括野村證券、交通銀行、法國外貿銀行等機構經濟學家以及學者，對此提出專業觀點。

M1、M2“剪刀差”或將縮小

中國將貨幣供應量劃分為三個層次: M0、M1、M2。M0=流通中的貨幣，M1=M0+單位活期存款，M2=M1+準貨幣(單位定期存款+個人存款+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存款 )。

截至2016年6月，M1同比增速為24.6%，比上月高0.9個百分點；M2同比增速為11.8%，與上月持平，二者差距逐步擴大。

歷史上M1出現較快增長時往往伴隨經濟上行，當經濟上行，企業的支付結算和投資需求增加，從而增加了其活期資金持有。今年6月，M1余額為44.4萬億元，其中只有6.3萬億元左右為M0。

然而，當前的經濟形勢恰恰與M1的走勢相反，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指出，這是我國20年來第一次出現的情況，這引起了他的重視。

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趙揚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近期幾大特殊原因推高了M1的增速，預計會在下半年減弱。

趙揚則認為，從實體經濟活動來看，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房地產銷售從一季度以來增速很快，同比增速40%，房產銷售會導致存款從家庭部門向企業部門轉移，包括開發商、供應商賬戶等，因此M1大幅上升。

第二，財政刺激力度加大。“本身財政存款在央行賬戶上，不算在M2中，自然也不包括在M1中，但當重大財政刺激政策出臺時，財政存款就會被下撥到一些具體的機關單位賬戶，同時具體財政部門把錢支付給企業，這就會帶來M1的增長。今年上半年財政力度比較大，所以M1增速快。”趙揚表示。

第三，金融方面原因也導致了M1高過預期。例如，在“票據案”發生後，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出現大幅下降，“企業原來在支付活動中廣泛用到商業票據、銀行票據，這些未貼現票據是由銀行發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私人貨幣，而非中央銀行的負債，不算M1，但起到了企業間支付的功能。但在票據案後，票據發行大量收縮，企業被迫存大量活期存款進行支付，這些金融活動也推動了M1增長放量。”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繼5月負增長5066億元之後，6月再次負增長2753億元。整個二季度，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合計負增長達1.05萬億元。未來表外業務越來越規範將是一個趨勢。

趙揚認為，M1和M2的“剪刀差”在今年三四季度可能會有所收窄。不過，盛松成對於“剪刀差”的形成原因更為悲觀，他認為這一問題背後有三大更為長期的成因。

首先，企業持幣待投資。大量貨幣流向企業，但是企業並沒有找到合適的投資方向，於是把大量的錢留在活期存款賬戶上。今年1~6月份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長3.3%，是十幾年來的最低點。

第二，企業持有活期存款的機會成本降低。隨著定期與活期存款利差不斷收窄，企業更傾向於持有活期存款。

第三，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可能對M1形成擾動。地方政府債務置換以後，從理論上講，應該同時歸還銀行貸款，但是實際上有時間差，所以會有一個過程，會放在企業或者事業單位的賬戶上，因此，單位活期存款也較高，導致M1增速不斷上升。

“流動性陷阱”削弱降準必要性?

由“剪刀差”而引出的一個關鍵問題便是“流動性陷阱”。盛松成表示，當前，企業持有大量活期存款而不投資，是我們面臨的一種特殊形態下的流動性陷阱。

凱恩斯在其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討論了後來被人們總結為“流動性陷阱”的問題：當一定時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足夠低的程度，人們的貨幣需求彈性就會變得無限大，無論增加多少貨幣，都會被人們儲存起來，貨幣政策無法達到降低利率、促進投資的效果。歷史上著名的“流動性陷阱”是美國大蕭條，這是零名義利率、通縮壓力和經濟下滑並存的時期。

在當前的背景下，甚至有觀點認為，中國全年M2增速13%的目標可能缺乏必要的意義，降準的必要性也在下降。

同濟大學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去年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得主鐘寧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7~8年前，中國的M2約為17%，GDP增速保持兩位是增長；然而，眼下M2目標仍為13%，但GDP增速目標僅為6.5%~7%，可見實際經濟增速僅為貨幣增速的一半，這就是證明貨幣政策越來越無效。

他指出，銀行的放貸偏好也加劇了“流動性陷阱”。為了規避風險，銀行更多選擇安全資產，於是央行釋放流動性後，銀行又將資金貸給了大型國有企業；由於缺乏投資良機，國企也持幣觀望，或再以短期存款形式存回到了銀行系統，出現了資金空轉，因此釋放更多流動性，對實體經濟的拉動有限。

此外，經其研究發現，在2008年之後，給各種所有制的“僵屍”企業提供的貸款都顯著加劇。這可能是由於我國國有銀行在2008年之後履行配合4萬億計劃的“政策性責任”所致，即貸款的配置偏向於某些細分的行業。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危機後出現了一個重要現象，即國企大量參與影子銀行。說明這些企業自身沒有很好的投資機會，卻從金融體系中以較低的成本借了大量的錢，後轉手借出(比如給私營部門)以從中獲得利差。”鐘寧樺指出，當前應該采取一些結構性的措施，全面降準或反複強調M2目標的效力已經有限。

不過，也有經濟學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趙揚對記者稱，M2今年定在13%的確有點高，但這是取決於國家對於全年經濟增長的判斷。如果要維持6.5%以上的GDP增速，CPI一般是2%，名義GDP要達到8%~9%的水平。“因此，M2還是需要達到12%以上，否則增速目標便難以實現。從這一角度來看，M2並非不需要。”

野村預計，下半年降息一次(25個基點)，降準兩次(分別50個基點)；摩根大通預計，今年下半年一次降息(25個基點)，最可能出現在10月，有兩次降準；法國外貿銀行預計，今年四季度將有一次全面降準，下半年會有兩次定向降準(分別50個基點)。

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麗西亞對記者表示，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工具已經進入了新階段，下半年預計央行不會輕易動用降息工具，7天逆回購利率或將會下調10個基點至2.15%；為了控制整體流動性，央行試圖用一套長短結合的工具，例如SLO、MLF和每日公開市場操作，以此降低降準頻率。這些工具更加靈活，使得央行能更好地管理銀行間利率曲線。

(左側為中國銀行間收益率曲線，右側為7天逆回購利率不斷遞減。來源：法國外貿銀行)

不論如何，貨幣政策有效而有限，這已經達成了共識，因此盛松成指出，需要積極的財政政策相配合。第一，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更有優勢。要減輕企業稅賦，營改增也是這個目標。第二，適當增加政府債務發行，提高財政赤字率。經過測算，我國的財政赤字率可以提高到4%~5%。應該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配合，才能積極地拉動經濟，保持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

首席對策丨屈宏斌：“洪水猛獸”來襲，我們怎麽防?

《首席對策》專訪的第21位經濟學家是匯豐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屈宏斌，屈宏斌先生具備二十年國際金融市場從業經驗，亦曾任職於中國銀行等國內金融機構，其有關中國經濟問題的論點經常被各媒體所引用。

近日，河北邢臺的洪水災情觸動國人心，本月以來，長江中下遊沿江地區及江淮、西南東部等地出現入汛以來最強降雨過程，給諸多地區造成嚴重洪澇災害。“民生工程方面的短板，應該及時補救，這種補短板本身也是利當前，同時也會惠長遠的政策工具，我們有大量的短板可補，包括我們最近的水災，也進一步說明了我們城市的基本設施還有很多的缺口，很多的短板。如果再配合國企改革實質性的一些措施，只要這些落地了，對整個社會，對重塑信心會有很大的幫助。” 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在接受《首席對策》專訪時，針對洪災反應的民生工程問題如是說。

眾所周知，洪水猛獸對災區的危害是憂國憂民的當務之急，那麽為經濟帶來失速風險的“洪水猛獸”來勢洶洶，經濟領域應該怎麽防?

2016年上半年，雖然在房地產回暖和基建投資保持強勁帶動下, 經濟出現企穩跡象。盡管如此，經濟企穩基礎並不穩固。一方面，外需萎靡持續拖累出口增長。2016年前6個月出口同比下降7.1%，遠低於過去三年同期增長4.6%的水平。此外，安倍經濟學重出江湖，英國脫歐，全球市場風起雲湧;另一方面，房地產市場的強勁增長恐難以持續。自2016年3月底以來各大中城市陸續收緊房地產限購、限貸政策，房地產市場的火爆狀況或將逐步平複。 5月房地產投資增速也由3-4月間的9.7%進一步放緩至6.6%。 經濟學家預計2016年下半年房地產部門對經濟的貢獻將有所減弱。更重要、也是對經濟危害更大的是企業預期悲觀，民間投資增速在2016年加速下滑，最新的數據顯示民間投資幾乎是降到零，這是一個歷史新低。為經濟帶來失速風險。

針對諸多現實難題，屈宏斌在接受《首席對策》專訪時表示：鑒於上述風險，下半年政策的當務之急是要大力提振企業信心，孤立、碎片式，不連貫的政策調控手段難以從根本撼動企業信心低迷。建議應從供給、需求多個方面共同著手，采取大規模、超預期，系統性的一攬子政策措施，通過降稅費、促改革和補短板等多重手段來扭轉企業悲觀預期。具體來說，應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應當大範圍、長時間、超預期地為企業減輕稅費負擔。第二：各項改革，包括去產能、清除低效國有僵屍企業等力度還需增強。第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行是一項長達數年乃至數十年基礎性的重任，其見效也需時日。而在短期內，加大提振有效需求的政策措施力度，迅速扭轉市場悲觀預期十分必要。第四，基建投資仍應當是穩增長的關鍵，也是未來“補短板”的重要內容。

專訪實錄：

一財 李策：全球市場方面，我們看到安倍勝出大選之後提出應對經濟要更加“大膽”，日本內閣府推出新一輪刺激計劃時間表，以量化寬松、財政刺激和結構性改革為標誌的安倍經濟學有重出江湖之勢。對於上一輪安倍經濟學的成效，各方褒貶不一。您認為在目前經濟形勢下，日本推行新一輪組合刺激政策是否合適?是否會引起新一輪的全球量化寬松競賽?以及對我國貨幣政策操作空間影響如何?

首席 屈宏斌：謝謝!這個問題問的很好，因為全球經濟我們都看到最近幾年一直是處於需求疲軟的這麽一個並不理想的狀態，尤其是進入今年，我們又看到一些不確定性，新的不確定性因素，比如說英國公投脫歐，這個對全球經濟來講，可以說是雪上加霜，不確定性大幅度上升，我們也看到全球的金融市場已經做出了一些及時的反應。後續的影響，各個層面都在進一步去研判，但是我們初步的判斷是認為，這個對未來對歐洲以及英國的投資信心都會受到一些負面的影響，這個會對他們整體的經濟增長產生一些影響。大家都知道，歐洲是全球前三大主要經濟體之一，所以說歐洲經濟的放緩毫無疑問都會對全球經濟帶來進一步的下行壓力。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各國央行都在進一步去思考如何去應對這種下行壓力。你剛才提到安倍的經濟學，三劍齊發之後，經濟並沒有得到明顯的恢複，下一步可能會采取一些非常規的政策措施，比如說負利率政策，這些都是提到議事日程。這個都說明世界各國央行都面臨著這種如何去應對經濟進一步下行的壓力，這種風險。

我想在這種大的背景下，中國經濟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不可能獨善其身，尤其是我們也看到我們的出口下行壓力也在進一步地加劇，去年的時候，中國的出口是下降了4%，今年上半年這種下降的幅度進一步加深到6%。我們認為基於目前的這種全球經濟形勢，今年下半年可能下降的幅度會進一步地加大，到2017年，甚至會出現雙位數的下降。所以說全球經濟的需求疲軟，顯然會對中國經濟帶來一些新的下行壓力。除此之外，當然中國經濟，我們也面臨一些來自內需方面的下行壓力，比如說投資需求，尤其是民營投資，我們看到今年出現斷崖式的下滑，這個都表明我們不僅是外需有一些下行的壓力，我們內需方面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數。這些都意味著和各國央行一樣，中國的宏觀政策決策者其實也面臨著下一步我們如何去應對這些新的形勢，從而確保今年年初定的各項經濟目標能得以實現。

一財 李策：安倍提出應對經濟要更加“大膽”，多印一些票子來刺激經濟，對於“更加大膽”這種說法，我們其實並不陌生，以前有過“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就目前的形勢來講，應該從他國和本國的經驗中得到哪些借鑒?

首席 屈宏斌：我覺得從2008、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以後，全球經濟出現的長時間的需求疲軟，的確是前所未有，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在政策方面，我們幾乎把可能用到的政策，基本上已經紛紛都使用過。但是迄今為止，效果並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麽理想……實際上宏觀決策者都在進行嘗試，進行探索。

對於中國來講，實際上它的一個含義就是說我們當然也不能放棄，中國決策者也是這麽認為，也是這麽做的，我們還是一直在努力地去應對新的變數。相對其它國家來講，中國一個最大的好處是我們的政策空間或者它的余地仍然比較充足，就是我們現在的一些最常規的政策工具還有余地，還沒有用足。比如說各國的主要幾大央行，利率已經降到零利率，這個實際上再進一步去放松，可能就要用負利率政策或者量化寬松政策，當然我們的央行遠沒有到那個地步，我們的利率還是遠高於零的，存款準備金率也是高達16%-17%。除此之外，我們的財政空間更大，我們今年的財政赤字可能增加到GDP的3%。我想中國的決策者的政策余地空間要比其他的要大的。盡管我們中國的經濟，既面臨著來自出口下行的壓力，又來自於內需方面，尤其是民間投資進一步下滑的壓力。但是我們應對的政策的余地還是比較充足的，只要把這些政策用好，我相信還是可以更好地去應對目前的這種局面。

一財 李策：您的意思是說我們的政策工具箱里確實還有很多工具，我們註意到，從5月份開始，央行對即將到期的流動性工具實行了超額續作，體現除了較強的流動性寬松意願。在CPI破2，民間投資下行趨勢未見消減的環境下，您預計央行是否會維持市場上流動性寬松局面?是否會推出降準降息等實質性寬松政策?

首席 屈宏斌：我覺得考慮到目前我們經濟的形勢，什麽形勢呢?就是總體的數據看起來比較平穩，但是這種平穩主要是受到基建投資進一步加速，以及房地產市場回暖這兩大因素去支持。那麽除此之外的經濟領域，我們看到都多多少少不同程度上有下行的壓力，尤其是民間投資，而且這種下行的幅度還比較大，到6月份，我們最新的數據顯示民間投資幾乎是降到零，這是一個歷史新低。為什麽民間投資會出現如此快速的下滑?當然有多種因素，這里面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企業信心下滑到歷史的新低，企業對未來的情況看不清楚，對未來的市場沒有信心。那麽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我們必須應對，我們一定要去高度關註由於企業信心不足而導致投資下降，投資下降本身也會進一步影響國內需求，影響到勞動力市場，影響到就業，從而內需進一步收縮，進一步加劇了信心不足的情況。所以要高度重視可能形成的惡性循環的風險。為了防止經濟出現螺旋式下行的風險，我建議政策可以考慮下列幾項比較有用的或者合理的措施：

第一個，就是大力度去降低企業稅費。第二個，在補短板方面，尤其在我們的地下網管、基建和綠色投資方面，在補短板方面，我們要加大力度。與此同時，我們在促進改革方面，尤其是加快國企改革方面，處理僵屍國企等方面進行進一步的配合。如果說我們有一攬子的這種措施，我相信對穩預期，穩定企業的投資還是有一定的幫助。如果能做到這些，我相信對穩定整個信心，從而穩定經濟的格局，相信還是應該有所幫助的。

一財 李策：我們都知道改革的陣痛難以避免，，權威人士說我們的經濟是L型。統計局公布二季度的經濟數據同比增長6.7%，本月和二季度的數據顯示，生產走平，需求收縮，呈現一個供應強和需求弱的局面，而且地產、制造業，還有民間投資是下滑的，可能在其中起到了拖累的作用，如果既要“調結構”又要“穩增長”，有沒有新的動力 新的經濟增長點能夠助力經濟企穩回升?

首席 屈宏斌：經濟新的增長點，我想強調的，歷來都不是政府所規劃出來的，所以說沒有一個事先指定了這個領域是舊的，那個領域是新的，所以大家都要往那邊去投資，我覺得這並不是一個市場經濟的運作邏輯，市場經濟運作就要依賴於市場去挖掘，挖掘新的增長點。L型現在並不是百分之百可以實現的，因為經濟還是存在下行的風險，盡管我們一季度、二季度的總體經濟數據還算平穩，我剛才說了，這種平穩主要是受益於基建的加碼，以及房地產的回暖。但是我們看到房地產無論是從銷量，還是從投資的增速來說，在過去的一個月，在6月份已經出現了回落的趨勢。再加上你剛才提到的，我們民間投資已經大幅度回落，現在還沒有任何企穩的跡象。那麽面臨這種趨勢，我覺得所謂L型並不是一個可以百分之百有保障的，為了所謂的保持經濟平穩，我想我們要進一步去應對這種下行風險。這種下行風險，我覺得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是民間信心的缺失，企業信心的下降。我認為這個是下一步我們政策應該應對的主要的重點。

一財 李策：具體來說，關鍵的一點是不是改革的政策以及趨勢要更加透明?

首席 屈宏斌：對，我想重塑民間信心需要綜合各方面的努力，但是我覺得在一些政策方面更加明確，在政策的落地方面使得一些措施更有時效。比如說我們講的為企業降稅費，這個我們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里面的“三降一去一補”里面已經講的很明確了，但是到現在，說實話，6個月已經過去了，但是我們在企業實行降稅費方面，我們並沒有看到實質性的一些措施。所以這方面，我覺得需要去進一步落實。企業在這種時候，大家面臨長達4年多的通縮，尤其是實體經濟企業，已經經歷了長達4年的通縮的壓力，以及持續下行的壓力，大部分企業的確困難，不僅僅是一些在有過剩產能的企業，普遍的在很多其它的領域都面臨著需求不足、訂單不足、成本高起，對未來市場信心看不清楚的這種壓力。那麽在這種情況下，我想如果及時地給企業一個實質性的降稅費，我覺得能起到放水養魚的作用，短期內可能由於降稅費，看起來政府的收入減少了，但是只要這些企業能度過難關，給它一個喘息的機會，它未來可能會發展得更好，反而從長期看，它可能帶來更多的稅收。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覺得目前是非常好的時機，去使得年初已經規劃好的這些措施進一步地落實，我想這是一方面。

補短板方面，剛才說了，需求不足，我們就要在民間投資需求比較弱的情況下，在出口還在下行的情況下，我們需要去增加一些新的需求，新的需求增加的增長點在哪里?尤其是相關的民生工程方面的短板，我們趁著這個時候多補一補，這種補短板本身也是利當前，同時也會惠長遠的政策工具，我們有大量的短板可補，包括我們最近的水災，也進一步說明了我們城市的基本設施還有很多的缺口，很多的短板。那麽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更多地去做好。當然如果說再配合國企改革實質性的一些措施，只要這些落地了，我想對整個社會，對整個企業，對重塑信心會有很大的幫助。

一財 李策：國家統計局還公布如下消息，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6月份同比上漲1.9%，價格水平符合預期地重返“1時代”。在企業部門杠桿率高企的環境下，人們難免會產生對債務-通縮風險的憂慮。您認為中國是否會進入債務-通縮循環?

首席 屈宏斌：有這個風險，所以說我們下一步的政策也必須考慮到預防債務通縮陷阱的這種風險。我們作為一個新興市場國家，CPI進入1時代，進入2%之下的新時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不正常的，這個說明你的經濟，說明第一不僅通脹無憂，而且有通縮的風險仍然在上升。考慮到我們看到的，比如說我們的PPI已經連續接近4年了，到現在仍然沒有走出負增長的區間。再考慮我們企業，企業層面的經濟效益，盈利的增長，包括銷售量的增長，銷售額的怎樣都是處於一個比較歷史低位。我們都知道中國相對來說債務率是比較高的，既然你有了一個高的債務率，那麽你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經濟落入通縮的泥潭。那麽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在穩定經濟、穩定企業信心，從而保證實體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我們也要預防通縮的風險。從這上面來想，貨幣政策，我們還有進一步的寬松空間，這個空間我們要用好，這樣確保中國經濟不掉入所謂的通縮的泥潭。

一財 李策：此外，美元兌人民幣匯率連續貶值，人民幣重回近六年低位。國際機構大多看空人民幣，認為人民幣匯率將會破7。在美聯儲加息預期未散，中國基本面疲軟，周邊局勢趨於緊張的情形下，您對未來人民幣匯率走勢預測如何?

首席 屈宏斌：最近的人民幣的確由於金融市場的波動，包括英國公投脫歐，這些新的因素，都影響到匯率的變化，尤其是各大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的變動，這樣自然而然也會對人民幣匯率造成一定的下行風險。這種風險，我想短期內可能還難以消失，現在全球市場匯率的波動還仍然沒有平靜，我想這是一點。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盡管我們的出口是比較弱的，但是這種弱出口主要的原因，它背後主要的因素是因為全球需求比較疲軟，並不是因為我們的匯率高估或者是其它的因素，不是一個價格的因素，更多的是需求因素。所以從這種意義上來講，盡管我國的經濟需要去應對這種下行的壓力，但是我們在應對的具體措施方面，我們的工具箱里面可能要有其它更有用的、更有效的工具去應對，通過匯率的調整去穩定增長，穩定信心，我覺得這並不是一個最有效的政策工具。從這種意義來講，我認為盡管短期內有這種下行的壓力，但是人民幣從中長期看，從基本面來說，沒有貶值的基礎。人民幣應該說在中長期來看，維持一個基本穩定，尤其是對一攬子貨幣基本穩定，我覺得這還是一個大方向。

一財 李策：今年上半年，部分城市的土地市場持續火熱，一線城市銷售火爆，房價走高，然而三四線城市房價不漲反降，銷售疲軟，去庫存成效甚微。樓部長最新講話表示“義務反顧推行所有稅和房地產稅制改革”，您認為未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到底該何去何從?對於投資者來說，是跟風一線城市地產市場的水漲船高，還是豪賭三四線城市的價值窪地?

首席 屈宏斌：房地產的投資，最新的數據顯示，從上個月開始已經出現了房地產銷售和房地產投資同時回落的苗頭，那就說明我們從去年年初以來的長達18個月的房地產銷量，在一二線城市的量價齊升的趨勢，在逐步發生一些變化，所以說我們要關註這種變化。這種變化可能對未來一段時間我們經濟的影響，還是有一定影響的。但是這是從宏觀的角度，我們要關註由於房地產市場的變化，可能帶來的對總體宏觀經濟的影響。就房地產本身來講，我一直強調，中國房地產，中國有660個城市，意味著它有660個不同的房地產市場，所以說不可一概而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具體針對每一個房地產市場去做一些針對性的分析，針對性的政策，這樣的話才能使得房地產的發展有一個更健康的發展。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問題，比如說一線城市，甚至更多的二線城市，可能出現了房價上漲，甚至上漲過快的問題，但是與此同時，大量的三四線城市反而出現庫存較多的問題。所以說這種問題是兩個完全不同性質的問題，在應對方面可能要有針對性，我想每個地方根據地方不同的市場的狀況，做出不同的應對。所以說我想房地產市場進一步的分化，由此而導致的各地房地產政策的差異化，我想是未來一段時間，我們將會看到的一個新的趨勢。

一財 李策：美聯儲加息已經喊了好幾個月了，一直認為是“狼來了”，但是狼沒有來，是不是因為這只狼沒有看見羊，沒有看見利益，還是說因為美國國內的就業、通脹和經濟各方面的數據不符合加息的需求，那麽您認為下一次加息可能在什麽時候出現?

首席 屈宏斌：美聯儲這種加息的反反複複的預期，市場對它的加息頻率和時間點的這種反複，我想說明了一點，就是如今的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在進一步上升，可能三個月前大家覺得美國的經濟狀況已經具備了加息的條件，那麽到今天，可能大部分人覺得不再具備這個條件。所以說從目前綜合各方面的情況來講，我個人傾向於認為今年加息的可能性比較小，包括明年，如果說英國公投退歐，所謂的負面影響，逐漸去逐步顯現的話，它都會影響到2017年美聯儲加息的頻率。我個人傾向於下一次加息的時間，可能最早也在明年年中。之所以出現這種新的變局，就是因為經濟的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形勢比人強，既然經濟形勢發生了變化，你的政策也要適當做一些調整，我想美聯儲對加息頻率的變化，其實也有一個啟示，就是我們任何一個政策決策者都要及時地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去做出適應這種形勢，對政策部署做出及時的調整。只有這樣，才能使得這個經濟政策發揮更好的效果，從而保證經濟能有一個相對好的，向好的趨勢發展。

一財 李策：最後結合基本面、政策面，以及二級市場的表現，您給我們普通的投資者一些大類資產配置方面的建議。

首席 屈宏斌：從經濟周期的角度來說，下半年經濟下行的壓力仍然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政策層面相對保持比較寬松的政策格局的概率也比較大，那麽在這種情況下，可能相對比較保守的投資更可取，比如說相對比較有固定收益的債券，尤其是政府債券，甚至一些現金，包括理財產品之類的現金，，相對來說風險比較小，我們都知道經濟的不確定性在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的波動也比較大。在這種情況下，可能保本是第一要務，在保本的基礎上可能去尋找一些相對風險比較穩定的，或者風險比較小的，收益比較穩定的，我想這個是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一個可取的配置的取向。

多種對策複蘇全球經濟 創新列首位

在全球經濟複蘇乏力的當前，以求合作、促進國際金融穩定和經濟持續增長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又將為全球經濟貢獻何種智慧？G20領導人峰會將於9月4日在中國杭州舉行，這是中國首次成為G20峰會的主席國，也是首次將“創新增長方式”列為重點議題。

8月25日，《二十國集團國家創新競爭力發展報告》黃皮書（下稱“黃皮書”）發布會在北京舉行。黃皮書對2013~2014年G20中19個國家的創新競爭力進行的比較分析和評價顯示，美國、英國、日本位列前三，中國排名第9位。

從綜合得分來看，2013~2014年，G20大部分成員的創新競爭力得分總體呈上升趨勢，說明這些年G20各成員為了盡快從經濟危機的困局中實現恢複性增長，都采取了“科技創新成為各國實現經濟再平衡、打造國家競爭新優勢的核心”的創新戰略，有力推動了創新能力的提升。

G20關鍵詞：創新

與2014年相比，在G20國家中，創新競爭力處於第一方陣（1~5位）的依次為：美國、英國、日本、德國、加拿大；處於第二方陣（6~10位）的依次為：韓國、法國、澳大利亞、中國、意大利；處於第三方陣（11~15位）的依次為：土耳其、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巴西、墨西哥；處於第四方陣（16~19位）的依次為：南非、阿根廷、印度、印度尼西亞。
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的G20國家學者均認為，當前，推動G20討論創新恰逢其時，共同討論制定G20創新行動計劃，對於增強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潛力意義重大。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國際事務研究院教授、G20研究中心主任約翰·柯頓（John Kirton）對本報記者表示，今年G20峰會最讓他期待的，就是中國作為主辦方首次提出的“創新增長藍圖”。“我正在等待中方給出更多的細節。世界已經等不及了，需要這些變化。”柯頓說。

複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朱傑進對《第一財經日報》稱，中國在G20議程中首提“創新增長方式”，可見核心還是增長的問題。“從G20機制1999年誕生到現在，各方的期待還是怎樣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包括在金融危機之後，如何推動全球經濟複蘇。”朱傑進說，“中國把‘創新增長方式’放在議程中的首位，強調了G20還是要回應最大的關切，即尋找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急待拉動的全球經濟

在各國GDP歷經幾年溫和增長後，“花無百日紅”的定律再次出現。2016年初至今，世界經濟起伏不定，各國對可能發生的全球範圍內的經濟衰退也不再掉以輕心。其中，新興市場風頭不再，巴西與俄羅斯目前正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中國等其他不少新興經濟體的GDP增速也放緩腳步，唯有印度還能保持在7.6%左右的高位。而對於發達經濟體而言，總需求不足與長期增長率不高的現象並存。

面對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今年以來談不上“亮眼”的經濟表現，各大機構未雨綢繆，頻頻發出對當前經濟走勢善意的提醒。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今年年初就表示，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將“令人失望且不平穩”。IMF在7月19日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更新報告中指出，英國脫歐導致經濟、政治和制度的不確定性使世界經濟面臨的下行風險上升，預計今年、明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分別為3.1%、3.4%，均較今年4月預測下調了0.1個百分點。

無獨有偶，世界銀行（WB）也在今年6月將全球經濟的增幅從年初預測的2.9%下調至2.4%。世行給出的下調理由是，發達經濟體增長滯緩、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低迷、全球貿易疲軟和資本流動日減。

“這種增長滯緩的局面，凸顯出各國實行促進經濟增長和改善極貧人口生活的政策具有極端重要性。”世行行長金墉說，“經濟增長依然是減貧最重要的驅動器，因此我們非常擔心出口大宗商品的發展中國家由於大宗商品價格低迷而出現增長大幅放緩。”

科技創新層出不窮

面對各方對全球經濟增長低迷的憂心忡忡，當寬松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手段施展的空間被證明不斷縮小且副作用出現時，加大創新的公共投資不僅有利於刺激短期需求，還有利於提升長期增長的潛力。

在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劉宏松看來，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和世界經濟增長乏力正是中國提出創新增長方式的背景，“只有創新才能為經濟增長帶來新的動力，也只有發展理念和體制機制方面的創新才能使更廣泛的群體獲益，實現包容式發展。”

朱傑進告訴本報記者，“‘創新增長方式’這一議題在中國國內的牽頭方是科技部，就是強調要在實體方面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不是像之前依賴政府的刺激政策。尤其是寬松的貨幣政策，通過增發貨幣方式來刺激經濟增長，現在很難再去維系。”在朱傑進看來，“創新增長方式”所尋求的世界經濟增長新動能，只可能來自實體經濟，比如工業革命、科技創新等。

2015年11月最新版的《世界知識產權報告》（WIPR）顯示，在過去300年中，卓越的技術突破幾乎觸及了人類活動的方方面面，並促使世界經濟轉型。目前具有突破性潛力的三項技術分別是3D打印、納米技術和機器人工程，報告還設想了創新驅動型增長的未來前景。

的確，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歐洲都先後高調宣布重振制造業的山河。工業制造業一直是發達經濟體的強項，這些國家要回歸制造業，不可能走老路。從《重整美國制造業框架》、《構築英國的未來》、《面向光輝日本的新成長戰略》，到更加著名的德國工業4.0計劃，不難看出，發達國家重振制造業走的是大幅提高科技含量、提高產品附加值的新路。大規模使用機器人就是發達國家欲通過創新走出經濟低迷現狀的一種嘗試。

2016年版的《美國總統經濟報告》有史以來第一次將機器人列為了報告的關註對象。這份435頁的報告認為，盡管機器人的出現無可厚非地會帶來失業風險以及隨之產生的焦慮情緒，但是機器人能顯著提升生產力和勞動力增長，占到美國10%的GDP增長和16%的勞動生產率增長。

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FR）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球工業機器人銷售總額達到創紀錄的24.8萬個，與2014年相比出現12%的增幅。IFR認為，這一銷售的趨勢短期內不會終結，甚至預計在2018年會有230萬個工業機器人出現在全球各地的工廠。

3年內工業機器人數量幾近增長10倍的背後，是對傳統人類勞動力的變革。美國銀行的數據顯示，機器人焊工的價格已從2005年的18.2萬美元，降到2015年的13.3萬美元，但精密性一直在提高。

一邊是機器人價格的下降，一邊卻是傳統人類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在美歐和日本的汽車制造業，雇用機器人焊工每小時只要8美元，而雇用人類的時薪卻要25美元。難怪，有分析人士感慨：當使用機器人的代價比雇用人類便宜15%時，全球經濟的重要轉折點已悄然到來。

而在2016年，VR（虛擬現實）技術的走紅，已成為下一個經濟增長的潛力。從Facebook一擲20億美元收購Oculus，到谷歌推出Daydream VR，VR熱度一路飆升，各大互聯網巨頭紛紛布局這一市場，試圖從中分得一杯羹。

高盛的一份報告顯示，鑒於VR技術對醫療、交通、教育、旅遊等與人類生活相關行業的改變，到2020年，VR直播用戶數量有望達到2800萬人，行業的營收規模有望達7.5億美元。而且，隨著技術的不斷成熟、平臺的不斷擴大，VR技術的經濟和社會價值有待進一步釋放。

創新鴻溝待彌補

不過，在一片大好前景中，創新遇到的瓶頸無時無刻不提醒著我們，通向創新之路並不好走。目前被稱為“網紅”的創新VR技術以及已在生產實踐中廣泛運用的機器人技術，要完全釋放潛在的經濟價值，必須突破當前的瓶頸。就VR技術而言，商業開發仍處於初級階段的最終原因還是缺乏內容的開發。高盛的報告稱，VR技術迅速跳出小眾市場走向大眾，年營收最多可以達到1820億美元。考慮到該產業可能要花費一定的時間解決延時和其他技術問題，即使按最慢速度預測，到2025年時VR和AR（增強現實）的年營收也有230億美元。

如果說，表面的技術障礙假以時日一定會被攻克，那麽深層次的創新瓶頸卻是各國希望在盡享創新紅利之前必須邁過的坎。

創新離不開背後各國政府的支持，至關重要的就是科研領域的創新投入。今年8月15日最新發布的《2016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通過對比經濟危機前後各國對創新的投入發現，危機後的創新投入不是穩健向上的。其中，2009年金融危機後，全球研發支出在2010年增長3.7%，2011年增長5.3%。2012年增長略微放緩，為4.3%，但隨著信心增加，2013年增長達5.2%。但是，2014年呈減弱態勢，全球研發增長4.1%。

報告認為，這是由於巴西、南非等發展中經濟體創新投入減少，發達經濟體研發預算趨緊的疊加效應。經濟危機影響，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對研究經費進行了大幅削減，不過，好在私營部門對科研投資的熱情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政府在公共支出領域的削減。

細分國家而言，這場全球範圍內的創新投入分布並不平均。從黃皮書的排名分布情況看，創新競爭力較高的國家主要為發達國家，美、英、日、德、加、韓、法、澳、意全部處於第一方陣和第二方陣，反映了發達國家長期以來經濟、社會發展基礎較好，其創新投入、創新人才資源和創新制度環境的優勢。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弗朗西斯·高銳（Francis Gurry）每年都參與“全球創新指數”（GII）的制定，他對創新資金投入乏力與創新鴻溝並存的現狀頗為擔憂：“創新需要持續的投入。在2009年危機之前，研發支出每年增速約為7%。2016年的GII數據表明，全球研發在2014年僅增長了4%。這是新興經濟體增速放緩、高收入經濟體研發預算緊縮的結果，這一點目前依然值得關註。”

此外，制度方面的約束也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創新對經濟活力的激發。

GII指數涉及的128個國家中，拉美是一個重大的創新潛力尚未開發的地區，即便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進入“創新成就者”行列的國家比任何其他地區都多。在拉美，尤其是巴西，已經進入了經濟動蕩期，克服短期的政治和經濟制約、增強長期創新承諾，非常重要。

反觀已連續6年在全球創新能力排名中居第一的瑞士，雖然國土面積不大，但創新意識滲入這個國家的方方面面。今年4月，瑞士聯邦主席約翰·施奈德-阿曼（Johann Schneider-Ammann）應邀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時，分享了瑞士創新的秘密。在他看來，創新是一個國家經濟和社會進步最重要的動力之一。政府需要創造一種鼓勵創造性活動的環境，除了高質量的科研機構、充足的研發投入、人才輸送等，政府還需要學會放手，讓民營領域的企業家精神發揮主導作用。

朱傑進認為，“創新增長方式”除了在科技層面的創新外，還要強調治理模式、體制機制、商業模式的創新等。“總體來說，這一理念強調回到實體經濟本身、市場本身。畢竟，如何使得更加微觀的經濟主體發揮能動性，很大程度上還是涉及到經濟制度性的改革。這與國內目前主導的供給側改革、結構性改革還是吻合的。這是從供給的角度來尋求經濟創新的活力，而不是簡單地擴大需求、超發貨幣等。”

全球經濟複蘇還是要“多箭齊發”

在全球經濟增速乏力的情況下，不難理解創新被寄予如此厚望。“舊有的增長戰略限於財政或者貨幣政策，這一戰略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還是非常管用的。目前來看，我們需要的是結構性的改革，為21世紀的增長鋪平道路。比如，去除一些不必要的管制，使所有人的行動都能更為便利，為中小企業以及年輕的創業者提供良好的環境；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工人的就業等。”柯頓說。

此前，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在吹風會上表示，制定創新增長藍圖是G20杭州峰會力爭取得的十大成果之一。“這份藍圖不僅將為世界經濟增長找到新的強勁動力，還將在創新、新工業革命、數字經濟等各領域制定一系列具體行動計劃。我們將努力做到有理念、有行動、有機制，共同為全球增長開辟新路徑。”

 2015年11月15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亞舉行的G20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題為《創新增長路徑 共享發展成果》的重要講話。

在柯頓看來，習近平主席力推構建“創新的世界經濟”也有細節可循：比如中國加大對科技的重視；從國企轉型，強調新的商業模式；對中小企業發展的重視；激活創業者的活力；提倡數字經濟的發展；通過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提高生產率等，都是中國正在努力為自身經濟發展與其他國家協同發展創造“創新型”的環境。

針對具體的創新增長方式，劉宏松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除了中國官方給出的解釋，（創新增長方式）包括科技創新、發展理念、體制機制、商業模式等方面以及結構性改革外，可能還有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等。”

至於目前G20各成員國對“創新增長方式”的反響，朱傑進認為，“G20各成員國經濟複蘇的階段不一樣，遇到的經濟困難不一樣。現在‘創新增長方式’還只是原則性的藍圖，起到倡導的作用。”

“不過，在G20中，各方的共識是要使用所有的政策工具來推動經濟增長，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還有結構性改革。其中的因果關系或者優先順序怎麽排列，不同的國家可能會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給出不同的答案。”朱傑進表示。他以美國為例，美國就認為當前還有財政政策調節空間的國家就要發揮更大作用。所以，美國還是更加依靠財政政策，擴大投資、積極的財政政策，而不是結構性改革。

朱傑進表示，無論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還是結構性改革，各方的共識最終還是體現出來：為了尋求經濟複蘇，勢必要遵循“多箭齊發”的原則。

首席對策|專訪時建龍：一級半市場成避風港，打通一二級市場靠什麽獲利豐厚?

本期《首席對策》專訪的嘉賓是海通創新證券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時建龍，他曾任海通證券投資部總經理，2006年至2011年(6年)，部門累計盈利59.3億元，年平均盈利9.88億元。無論大盤漲跌，每年均實現正收益，特別是08年和11年。2012年至2015年(4年)，主要從事另類投資業務及定向增發，公司稅後凈利潤每年增加1億多。同時，他作為經濟學博士，曾在《金融研究》等發表論文60多篇，出版專著《國債市場論》，主編全國高校統編教材《稅收學》，也是多所商學院的兼職教授。可以說，本期專訪對象在投資實踐和經濟理論層面，都頗有建樹。

數據顯示，2006年至今發行定向增發項目，一年期定增投資平均項目收益為85.49%，在上述任何年份發行的三年期定增項目均獲得了正收益，持有期平均收益高達183.76%。在非熊非牛的震蕩市，二級市場難覓交易機會之時，公私募基金經理紛紛將目光投向上市公司定增這一“一級半市場”。

不過，在公私募紛紛掘金定增市場之際，也有不少業內人士提醒，掘金定增市場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稍有不慎也會遭遇定增陷阱。如何甄選那些折價合理，同時基本面紮實、成長性可確定的行業和公司，其實大有學問。

時建龍先生向《首席對策》透露了他的投資理念：做一級半市場更安全、更平穩，同時也可以平滑二級市場的波動，是這幾年來能穩定增長的一個主要原因。所以通過這樣的投資，跨一級半市場跟二級市場，從而平滑了指數波動的影響，使得公司每年的利潤都會有增長，這也就是考慮到我們是要保持每年首先資產安全，第二要有流動性，然後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追求它的收益性，這是我們的投資理念。首先是考慮安全性，其次是流動性，最後才是收益性。

值得註意的是，他認為投資標的要選擇具有成長性的好公司，此類公司具有以下四大特點：一個就是消費品，就是抗周期性的行業在持續成長，消費品。第二個就是百年老店，過去已經活了一百年，未來還是能成長的公司。第三個就是民族品牌，外國人也打不過的民族品牌。第四個就是核心競爭力，就是在中國自己國內的同行比較起來，他們也是第一流的，這樣的公司，我覺得是投資人能夠長期投資的。

未來創業板里的投資機會，他看好：高科技、醫療、互聯網金融和環境保護這些行業。

以下為專訪實錄：

一財李策：我們都知道在選擇投資標的的時候要選擇有成長性的好公司，您帶領的團隊曾連續六年部門累計盈利59.3億元，年平均盈利9.88億元。無論大盤漲跌，每年均實現正收益，如何選擇高成長性的中國公司，有什麽秘訣?

時建龍：我總結了一下我們在中國能夠值得長期投資的那些好的公司，它有一些特點，我總結了四大特點，就是能夠持續保持在中國長期成長的公司，股價也在長期成長的公司，一般具有這樣四個特點：一個就是消費品，就是抗周期性的行業在持續成長，消費品。第二個就是百年老店，過去已經活了一百年，未來還是能成長的公司。第三個就是民族品牌，外國人也打不過的民族品牌。第四個就是核心競爭力，就是在中國自己國內的同行比較起來，他們也是第一流的，這樣的公司，我覺得是投資人能夠長期投資的。

一財李策：新三板是培育未來偉大公司的搖籃，可謂一個大寶藏，但其中魚龍混雜，需要對行業和標的深入的研究和甄選。您是否能夠給我們分享一下新三板選擇投資行業和標的心得和原則?

時建龍：新三板企業確實很多，如果讓我來看看新三板哪些是好公司的話，首先看行業，行業是個大的路徑，如果這些行業是成長的、看好的，那麽這個行業里的公司相對來講就好一些，如果這個行業是要淘汰的，或者增速是往下走的，這個行業的公司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先選比較好的行業很重要。在選好成長性的行業里面，然後再來看好的公司，那麽這個好的公司，我們投資的時候，簡單的時候就看研究員的研究報告，他們會找到好公司，如果我們自己比較的話也可以，主要是看它的市場占有率是不是在擴大，或者它的毛利率、利潤率是不是增加，還有一個就是看它每年的利潤環比是不是在增加。

一財李策：分析它公司的財務報表?

時建龍：對，如果從這些方面來判斷的話，就可以看出這家公司是處於一個上升周期，那麽這樣的公司就值得投資。

一財李策：新三板市場目前每天交易量並不大。有人認為要增強新三板的流動性，應降低新三板市場的準入門檻，您如何看待這個提議?

時建龍：適當降低一下準入門檻是可以的，當然也不能沒有門檻，因為這個市場如果讓所有投資者進來的話，普通的投資者沒有鑒別能力，他會覺得很便宜，所以要降，但是還是要有門檻，但是真正放開的，我認為應該機構投資者進來，就是讓券商、銀行、保險公司、公募基金、私募基金，那些私募股權投資，做PE、做VC的，這些基金進來，這些人資金量大，可以持有周期比較長，還有一個，它比較理性，真正讓機構投資者進來的話，這個市場才能真正壯大起來，這個市場才有成交量，價格才不至於失真。

一財李策：也就是說您認為是創業板的股票，有一些科技股、成長股比較好，具體來說，有沒有什麽更聚焦的建議?

時建龍：未來創業板里面真正能成長起來的就是一些高科技，還有一些醫療，還有一些互聯網金融，就這樣的公司，還有一些環境保護，這樣一些行業的公司將來會脫穎而出，不排除將來會成為偉大的公司。

一財李策：互聯網金融雖然以其創新性代表了普惠金融的趨勢，但不乏跑路都違規現象，我們是不是要以保守的眼光來看待?

時建龍：互聯網金融是社會發展的趨勢，我覺得還是要發展的，發展的前提當然就是要合規合法，這是在金融運用互聯網，從而把金融更上一個臺階，這是對社會、對金融本身都是有利的事，而不是一個壞事。如何把風險控制好，如何合規合法地來發展互聯網金融，這是我們未來主要考慮的問題，但不能說它不能發展，或者說限制它發展。

一財李策：海通創新證券投資的業績一直非常好，那麽您的投資理念是怎麽樣的?怎麽樣打通一二級市場的?

時建龍：對，我們原來是做二級市場的，後來發現做一級半市場更安全、更平穩，同時也可以平滑二級市場的波動，所以我們現在主要大量的在做一級半市場，這也是我們這個公司這幾年來能穩定增長的一個主要原因。所以通過這樣的投資，跨一級半市場跟二級市場，從而平滑了指數波動的影響，使得公司每年的利潤都會有增長，這也就是考慮到我們是要保持每年首先資產安全，第二要有流動性，然後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追求它的收益性，這是我們的投資理念。首先是考慮安全性，其次是流動性，最後才是收益性。

一財李策：先防風險然後再追求穩增長?

時建龍：對，這樣就避開了大家有一半都認為投資類的企業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確定，就是利潤波動大，我們通過這樣的投資從而使得我們的利潤每年保持平穩的增長，這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一財李策：去年很多投資者都比較熱衷於互聯網+，虛擬現實、VR、AR這種產業，但是也存在很普遍的講故事和畫餅的現象，您認為在今年的資本市場，這種現象還嚴重嗎，普遍嗎?

時建龍：我們說今年投資者標的跟去年的選擇是不太一樣，牛市中，大家只要仰望天空就行了，就可以講故事，說豬也能飛，但是在平衡市中，或者在震蕩市中，大家就要回歸現實，所以我們要腳踏實地，所以今年我們投資，應該既要腳踏實地，又要仰望天空，要同時具備這樣兩個條件的公司，才是值得投資的。

一財李策：也就是說您認為接下來還是一個非熊非牛的震蕩市?

時建龍：應該是個結構性的調整市。

一財李策：大盤股還是小盤股，您更傾向於讓我們普通投資者在什麽樣的領域去挖掘?

時建龍：我倒不是太看重大盤跟小盤，還有市值的，主要還是看公司的基本面，有沒有成長性，有成長性，就是大公司，它也值得投資，沒有成長性，小公司也不值得投資。所以從價值投資理念來講，還真正要從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出發來選。而市值大小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不是我們投資所要考慮的主要因素。

一財李策：您認為在我們A股市場里面存在價值投資嗎?散戶占百分之八十幾，而且我們的機構投資者也是以短線投機為主，那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好多人就想我永遠要跟大資金在一起，而且還要考慮到國家隊，在這種情況下怎麽樣能夠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

時建龍：中小投資者跟大機構一樣，都是要投資，要有回報，要有收益，中小投資者要跟機構投資者投資一樣出色的話，只有堅持價值投資才能贏。

一財李策：也就是說您建議要做長線?

時建龍：要選好公司長期持有，往往才能贏，那種聽消息、炒短線，最後結果基本上都是虧錢的。所以散戶要想戰勝機構，不叫戰勝機構了，散戶要想盈利，要想跟機構一樣出色，只有選好的公司買入，並長期持有，才能取得盈利。

一財李策：你有沒有比較過辛辛苦苦炒股票和炒房之間投資的收益差距?很多人認為炒股再怎麽樣都不如炒房收益高。

時建龍：我並不這樣認為，因為房地產的投資在中國這幾年是牛市，它是一個特定情況下產生的牛市，但是房地產有最大的缺陷就是流動性差，它只有在漲的時候才能賣得掉，在調整的時候，沒有流動性是賣不掉的，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它的價格是失真的。第二個就是說房子是炒新房，新房漲的，老房子就不漲，也有人說，我們上海翠湖天地的房子也就是十二三萬，但是閘北的地已經拍到八萬多，建起來也要十二三萬，那你說你是買閘北那里的新靜安，還是買新天地這里的翠湖天地?所以老房子是要折舊的，就是在市中心，隨著時間的推移，房齡增加，它這個房價就上不去了，老房子是要打折的，要折舊的，所以房子長期持有，有時候會遇到折舊的問題。同時房子賣周期長，第二，還要交稅，股票投資收益是不用交稅的，流動性還好，股票好的公司過去有10年翻10倍的，不比房子漲的低，甚至在上海。

一財李策：我們現在還是處在一個城鎮化的進程當中，從資產配置的角度，除了像您認為的穩健的投資者拿長期持有的好股票，還有沒有您推薦的?

時建龍：除了股票以外，投資債券也可以。

一財李策：展望一下2017年的資本市場，您認為有什麽樣的機遇和挑戰?

時建龍：2017年，我覺得要比今年更好，今年是穩定，2016年的資本市場主要是穩定，我覺得2017年可能就是要增長，所以對2017年來講，盡管我們有好多不確定因素，境內境外的，但是隨著我們國家經濟的企穩，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增長，所以我覺得整個資本市場應該是越來越向好。

首席對策丨2017外圍風險增大，關註十九大 配置為王！

回顧今年金融市場，可謂黑天鵝頻出。明年的政策基調偏向防風險，全球市場方面，眾多專家 投資人認為2017年全球經濟仍然難有起色，第一是新科技革命仍未啟動，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劇，導致全球總需求增速放緩。第二是QE和經濟刺激政策大規模使用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和邊際消費傾向下降，進一步加速總需求的不足。第三是貨幣政策已接近極致、財政政策也沒什麽空間，結構性改革推進難度比較大。剛剛過去的中央經濟會議定調是防風險、擠泡沫，落點是三個方面：房地產、實體經濟和匯率的問題，我們都知道房地產對於經濟拉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又不能成為支柱的產業，因為會遏制消費，如何看待明年的房地產市場和大類資產配置。本期《首席對策》中，東方證券總裁助理兼首席經濟學家 邵宇博士對熱點話題做了詳盡解析，作者概括為四大核心觀點：

海外宏觀：黑天鵝湖，外圍風險增大，或是歐盟末日;

中國經濟：眼前穩住與杠桿騰挪;

遠期展望：重回深度城市化主線;

投資建議：配置為王，兼顧博弈，做好避險;

他在《首席對策》專訪中，提出了如下投資建議：應密切關註明年非常重要的事件——十九大，會確定我們未來增長的路徑，究竟應該做出清還是做全面深化改革，還是創新創造，或者回到深度城市化這條道路，目前建議核心地產占到配置的40%左右。考慮到明年可能會有風險，包括地緣風險，黃金、美元這些用於避風險的這樣一些資產配到10%、15%;對於權益而言，可以提升一定的配置，考慮到明年通脹會略微上升一點，可能債券包括非標類的產品，未必是一個比較好的配置，一二線城市的房地產，一些偏藍籌的這些股權，包括跟我們深度城市化相關的一些主題的標的，包括國企改革，特別是上海股改的一些重要的標的，也是有一定投資機會。

新的投資是智慧的投資和有效的投資，它體現在深度城市化里頭的新一代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新型城鎮化即我們所強調的深度城市化，在實現可持續增長的前提下，也提供了足夠大投資與需求層面的想象空間，關鍵在於提升投資的有效性和針對性。

一財 李策：。最新的中央文件顯示，明年的政策基調偏向防風險。您認為，明年的金融市場是否會更加跌宕起伏?風險點主要在哪些地方?俗話說，風險與機遇總是並存的，您認為對於廣大投資者來說，明年的投資機遇又主要在哪里?

首席 邵宇：確實今年大家看到這麽多黑天鵝好像也還都過了，比如說川普當選市場沒有跌，反倒漲得很猛。這里面的問題就在於明年會怎麽樣?我覺得明年可能很多的後面的作用慢慢釋放出來。今年只是解決了一個政治領導人的調整以及重大決策的發聲，到了明年很多慢慢呈現出來，比如說究竟做什麽樣的政策，包括如果脫歐是采用硬脫歐還是軟脫歐的方式。

我覺得明年我要特別提醒一點，來自於歐洲方面，確實我們做了一個研究，我們擔心明年很有可能，可能是歐盟的末日，歐元也會受到相應的比較大的沖擊，當然我們會有一個完整邏輯去解釋為什麽是這樣一個逆全球化的狀態。對於整個投資人，我們覺得如果明年這樣來看的話，未必見得輕松。你說今年這些黑天鵝沒有產生影響，可是剛才你已經看到了我們的股票、債券、匯率、大宗，包括房地產價格都經歷了一輪非常劇烈的波動，明年我覺得這些波動率未必比今年會更小一點，只不過會用各種各樣奇怪的形式呈現出來，所以我們覺得明年對於風險資產來說可能要經歷一輪考驗。我們也認為，如果我們資本賬戶相對封閉的，對人民幣標價的資產可能還是有一定的配置價值，體現在我們覺得還是覺得一二線城市的房地產，一些偏藍籌的這些股權，包括跟我們深度城市化相關的一些主題的標的，包括國企改革，特別是上海股改的一些重要的標的，我們覺得也是有一定投資機會。但是波動劇烈的大宗以及債券，恐怕你要追上它的投資機會，相對來說是比較辛苦的。同時我們也知道其實對於一般的投資人而言，作為每個時段的Timing，基本上擇時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建議還是作為一個比較均衡的配置，可能會取得能夠戰勝周期的相應的效果。

一財 李策：對於中國市場影響大嗎?

首席 邵宇：我覺得是這樣的，首先第一波的沖擊肯定是有的，因為中國這樣一個資產，人民幣的所有資產都是風險資產，但是我們特別強調一點，大家會說到一點“中或最贏”，中國或許是最後的贏家，那怎樣才可能成為最後的贏家呢?很簡單，因為一旦出現風險以後，資產價格一定會打折，而這個時候對你投資的條件相對比較寬松，這個時候能夠買買買，買到你核心的技術、品牌、利潤、現金流，那麽你就有可能成為最終的贏家，所以你要做好準備，等待這樣一些機會出現，你才有可能最終翻盤。

一財 李策：特朗普的經濟政策理念對於中國經濟並不是好消息：高關稅打壓中國貿易增長，減稅吸引制造業回流。如何麽看待特朗普新政理念的可行性以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首席 邵宇：確實，他上臺以後所表現出的風格和氣勢是所有的政治領導人里面所僅見的。所以其實現在要去評估他究竟會帶來什麽樣的影響，確實是一個比較難的事情。但是我們看到他現在任命的整個大概的幕僚人員構成，包括他們這樣一些風格，可以從中間看到一些他未來政策的前景。

比如說你剛才說到的減稅，我覺得這樣，其實包括他最近跟科技巨頭的座談會，也是領導接見了這樣一些科技巨頭。他肯定談的是一件事情，這些企業如果回撤到美國進行生產，那麽能夠給到多少的支持。我覺得其實也很簡單，你大致可以算一下，如果iPhone不在中國沿海或者成本更為低廉的生產，把它全部挪到美國，我估計你現在買到的iPhone7，可能不是六千塊了，可能是八千甚至一萬塊了。也就是說其實他這樣想做的東西聲勢浩大，但是究竟能不能做成其實大家心里面是有疑問的。包括你看到一些大的企業領導人也公開表示，他要遷回，反倒我們不這樣做，我們要遷去墨西哥。因為這些企業自己也非常清楚，如果遷回到美國生產只是為了自己的市場進行生產，包括也就是它的成本提升以後是不是還有世界的競爭力或者能夠拿到最放得市場，其實大家都還是覺得有一些問題在的。

所以如果真的執行這樣一個稅率，我覺得可能對全球貿易是致命的打擊。因為其實在危機之前，全球的貿易增速大概在10%左右，現在只有1.5%了。如果每個生產品都增長45%的關稅，這世界上面沒有全球貿易了。所以我覺得他現在這樣做跟他究竟真正能夠執行的政策之間的差距是多少?這可能更加值得關註。所以現在有一種評估可能說他還是針對某一些品類的商品來增加反傾銷稅或者說增加一個比較低的稅率，這樣的話，就意味著他是一個商人，我們可以做生意，只是這個成本比以前要高，而這個成本多少是合適的?恐怕還得雙方政府包括企業家坐在一塊聊才能達到一個最優的結果。

一財 李策：我訪問過的一些投資人看好明年一季度之後的利率債，您最看好的一個投資方向是什麽?

首席 邵宇：我覺得這樣看，首先得從一個大類資產來看，大類資產的配置建議加了杠桿的房地產核心區域、核心地產占到你的配置40%左右。考慮到明年可能會有風險，包括地緣風險，我們覺得黃金、美元這些用於避風險的這樣一些資產配到10%、15%;對於權益而言，我們覺得可以提升一定的配置，因為我們覺得反正會關閉，所謂流動性只能在這個之間走來走去，考慮到明年通脹會略微上升一點，可能債券包括非標類的產品，未必是一個比較好的配置，所以我們覺得配置股權投資，股權投資是廣義的，包括二級市場，包括一定的PE、VC可能會占到比較重的份額，其他的我覺得就沒有特別的推薦了。因為其實大宗比較難以琢磨，正常人也不會追逐每一個波段，而且市場容量相對來說比較小一點，適當做一點管理期貨也是可以的，但是並不建議全身心的投入。落實到具體的權益市場，我們覺得大家已經看得很清楚，也就是成長的故事和未來的藍籌的故事大家最終心里面會有一桿稱，會稱出來哪一個做一個平衡。

我覺得很重要的在這里，要理解明年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也就是十九大，會確定我們未來增長的路徑，究竟應該做出清還是做全面深化改革，還是創新創造，或者回到深度城市化這條道路，因為每個人都會面對不同的偏好，比如說你可能喜歡深化改革，OK，那你這時候投資的標的和你去產能是完全不同的標的。當然對於我們來說，我們覺得一部分的深化改革，包括一部分的深度城市化仍然值得非常的關註，其他的地方我們覺得它的權重可能要適當的減輕一點，才可能會得到更為明確的收益結果。

一財 李策：人民幣匯率前期大跌，市場對於保“7”難言樂觀。對於人民幣匯率問題，余永定最近指出，應該徹底放棄外匯幹預，從保匯率轉向保外儲。而耶倫講話後明年美聯儲加息預期愈演愈烈。您認為對於央行來說，匯率的底線在哪里?

首席 邵宇：這個問題比較微妙，因為這兩個問題是連在一塊的。回顧一下97年到98年的金融危機，當時中國很明確我保匯率同時也要保外儲，匯率不能貶一分錢，但是外儲也一分錢不能少，還得增加。那怎樣做到平衡?匯率對於實體經濟的影響遠遠沒有對金融的影響這麽明顯，也就說你也知道比如說25個PB的匯率的變化和利率的變化會引起這個市場的滔天巨浪，而對實體經濟你的感覺不是那麽的明顯。

我們現在擔心的是這樣一個狀況，大家清楚，匯率政策，中國的匯率政策和美國的利率政策各是雙方最有利的武器，但是也可能是他們最脆弱的一個罩門。什麽意思呢?這玩意如果你恢複得好，你可能把對手給幹掉了，但是如果你恢複不好把自己可能會給割傷。也就是說你最好能做到殺敵一千、自傷八百，但是你搞得不好的話，可能會是殺敵八百、自傷一千，這樣就劃不來了。你比如說美國這樣的利率，如果它持續快速的升息，它的經濟體可能是受不了的。我們如果大幅的貶值也可能會引發居民的資產負債表的再度調整，這個實際上我們可能也承受不了這樣一個巨大的沖動，所以可能還是要尋找一套折中的道路。

一財 李策：商務部研究院認為2017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還會跌3%到5%左右，如果說繼續跌3%或者說更加跌連不休的話，那您認為市場會有什麽樣的反映?對於明年的匯率走勢我們要做一個怎樣的研判?

首席 邵宇：現在確實人民幣這一個月以來對美元跌了很多，但是如果你回頭看大的二三十個經濟體，中國其實跌的還算是比較有節制的，其他有的多的跌了10%甚至更多都有。你怎樣看待這個問題呢?全球的資本大部分受到兩個政策驅動的：一個是美國的利率政策，一個是人民幣的匯率政策，因為這將解決兩類大的資產，也就是說發達經濟體的資產和新興經濟體資產的逆差，而這樣一個逆差是驅動全球資本最重要的交易結構。現在看起來如果美國持續的升息導致美元走強的話，我覺得這樣一個周期可能才剛剛開始，因為按照歷史經驗來看的話，它大概要持續七到八年，而現在從2014年6月份算起的話才2.5年左右。所以我們覺得可能在整個過程中，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都避不可免的會面臨一輪貶值，如果真的貶到3%左右的水平，我覺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我們不清楚，也就是說我們知道有一個傳統的政策的三角，如果你不封閉資本賬戶，匯率能不能夠到達合適的位置，這個大家相信是存疑的。我們的建議也非常明確，我們可以適當的貶值人民幣匯率，但是我們對資本賬戶的管控恐怕要加強一些。

一財 李策：2017年的宏觀經濟政策，我們看到中央經濟會議定調是防風險、擠泡沫，落點是三個方面：一個是房地產、一個是實體經濟、一個是匯率的問題。我們都知道房地產對於經濟拉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又不能成為支柱的產業，因為會遏制消費，那麽對於明年的經濟發力點或者說我們的GDP增速，您有一個怎麽樣的預測?

首席 邵宇：其實我覺得大家實際上有一個很大的爭論，就是說房地產有沒有泡沫以及泡沫多大，以及在實體里面扮演多少重要的角色?我首先其實房地產對整個中國經濟還是非常之重要的，因為它拉動了整個GDP的產業鏈要接近40%。其實中國目前處於這樣一個階段如果你不搞城市化、不搞房地產、不搞汽車銷售、不搞基建，搞什麽呢?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有一個不太一樣的理解。另外要知道中國有660個城市，這一次限購，包括漲得特別快的也就是20到30個，如果考慮到中國還有3300個縣和3300個縣城，也就是說中國類似城市的GDP(09：00)有接近四千個。那為什麽這四千個里面只漲這二十幾個?包括為什麽要限購?我覺得一方面可以說在這些局部的房地產有一些過熱的趨勢，另外一方面我覺得這也可能是我們的投資人，我們的錢在用腳進行投票，因為這可能看中的也就是未來中國經濟地理的增長格局可能就是這二十幾個城市。

所以我覺得你得客觀的看待這樣一個問題，確實如果我們把這樣一個房地產進行全面的壓制，其實我們也壓制很多年了，經濟慢慢的下滑，會尋找一個底部。我的觀點是這樣的，如果明年我們還是執行非常嚴格的這樣一個限購的政策，可能到了下半年整個經濟的增長會慢慢下滑一個臺階，我們覺得它可能會來到6.0到6.3的水平，這種情況下面就存在我們整個的增長目標是不是要做相應的調整，如果還是要在6.5左右，那麽可能會有一定的調整壓力。假設調到6左右，那OK，相對寬松的空間還會比較大，我們稍微慢下來做一些其他的建設。但是我強調的是什麽呢?中國現在在這個階段如果你全部放棄，包括基建，深度城市化，以及房地產和汽車銷售占的這些實體經濟，恐怕其他的也很難去支撐你走出這樣一個中等收入的陷井。

一財 李策：現在通脹起來了，我們都知道在通脹的初期對於股市是有利好作用的，那麽通脹會不會持續?明年的通脹包括債市，股債三殺經歷了之後怎麽樣來看待這些方面?

首席 邵宇：因為最近一段時間到了年底大家都在回顧今年整個金融市場的叠代起伏。

一財 李策：對。

首席 邵宇：年初是熔斷開始的，到了年末債市也在暴跌，其中經歷了大宗瘋狂的過程，還有包括人民幣，還有房價的這樣一些調整。我是這樣來看的，其實現在關鍵的問題在這里，如果經濟確實如通脹數據所顯示，慢慢的走穩並且向上的話，那其實是一件好事。為什麽我們看到包括大宗商品的價格上得這麽快，企業補庫存的行為還這麽慢呢?就是以前的周期很簡單，一看價格上，立馬開始生產。現在我們說做了一些供給側的調整，大家把產能給抑制住了，遲遲看不到補庫存、補產能的過程上來。如果這個過程沒有達到這個要求，我們覺得我們看來明年的通脹可能還會走一段時間。但是你想現在螺紋鋼、煤炭的利潤非常可觀，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正常的企業肯定會釋放一部分產能，這些產能上來的時候，可能你的通脹相應就能得到抑制。所以整個全年來看可能通脹也不會超過2.5的水平。也就是其實說在6.3配2.5這樣一個增長的結構中，我覺得還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一財 李策：從房價的環比來看，您提出過房地產的拐點出現了，而且數據顯示11月份有70個城市的房地產市場開始降溫，杭州跌幅最大，上海也開始降溫了，對於明年的房地產市場，作為一個投資品來講，這個房市還能不能來投資?

首席 邵宇：其實關於房子大家炒了很多年了，我覺得大家把兩件事搞混了。第一就是說推動房價上漲的必要條件確實是貨幣的高速上漲，因為在過去30年里面我們看到它的年化的M2，也就是廣義的貨幣增速要達到21%，也就是說中心城區的這些加了杠桿的房地產大致能夠接近這樣一個收益，也就是從必要條件來看你可能沒有其他資產配置更好的選擇。但是另外充分條件也是這樣，其實我剛才已經說到了，你有660個城市，現在只漲了20幾個，為什麽其他的600多個不漲呢?其實這里面最大的原因就在於在房地產的供給和需求的地理上面的錯配，也就是大家最想去的那些地方，這些房子供應是不夠的。

一財 李策：結構性問題。

首席 邵宇：如果這個地方供應充分，比如說大家都反複提到重慶，重慶基本上是無限量供應，自然不會漲。我覺得關鍵點在哪里呢?關鍵在於未來這一輪城市化進程里面，究竟是全部廣泛的撒網，還是發展以超級城市群以及周邊的衛星鎮為核心的這樣一個經濟地域的格局。如果你還是延續以前全面發展的話，估計還會接著漲下去，但是如果你承認未來這樣一種市場決定的超級城市、超級城市群以及衛星小鎮的這樣一種經濟地理結構，那麽你供應足夠的土地就相應慢慢的得到平抑，這取決於政策和流動性博弈的過程，但短期來看我覺得可能只是短期得到了抑制。

一財 李策：降企業杠桿是重點，否則實體經濟也會掏空。最近曹德旺的發言引人關註，實體經濟方面不管是民間投資下行還是曹德旺所講的中國制造業成本比較高，眾所周知杠桿率上升的1/3來自於房地產投資加杠桿，還有是國企那些無效的投資，如果既要降杠桿又要振興實體經濟，應該怎樣權衡?

首席 邵宇：這就非常難了，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問題你應該這樣去問，因為大家說中國的成本高企的原因，包括稅收，包括勞動力，其實持續蠻長一但時間了。那為什麽在這一段過程當中中國經濟包括在危機之前表現的都還可以?我覺得關鍵的原因可能還是在於需求下降。也就是說現在總量的需求在下降的過程中大家更多的會考慮成本的問題，會考慮這樣一個蛋糕分配，而當蛋糕只有分配的時候，自然而然就會變得非常的醜陋。比如說我們提到勞動力成本過高的問題，其實勞動法這個東西大家也討論了很多，包括一些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在討論這個問題。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你把勞動力成本壓到最低，這些勞動力拿到這些收入能夠支撐我們消費升級嗎?恐怕也是做不到。稅收是這樣子，很簡單，如果今天的稅就是明天的債，如果稅收都降下來，沒有問題，企業會好過很多，但實際上最終會體現在政府杠桿的上升。比如說我們提到川普，他如果真的去做這樣一個減稅，那你可以預見在今年1月份那個債務上線立馬就會突破，總歸需要有人買單的。

我覺得最關鍵的問題在於，其實不管是稅也好，還是各種成本，其實牽涉到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怎樣分配是比較合理的，才能保證社會每個階層都能從中間獲利。因為其實你稅降得比較多或者你的人工成本降得比較多，毫無疑問，政府拿得少了，居民包括勞工也拿得少了，企業主拿得很多，當然他有利潤去發展。但實際上你看到我們最近很長一段時間，特別是這一輪全球化它的高度的分化，企業主拿的這一塊利潤並不少，這個在我們多次分配里面怎樣解決。所以我擔心我們用一個新聞覆蓋了另外一個新聞，用一個所謂的熱點去覆蓋另外一個熱點，大家只是追逐熱點，而沒有一個通盤的解決方案，這樣的話就起不到一個正面的作用了。

一財 李策：結構性改革可以在什麽著力點上面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知道需求拉不起來的話，可能是購買力的問題，有沒有根本的解決措施?

首席 邵宇：我覺得現在大家需要用一招鮮能夠解決中國的問題的話，肯定是幻想或者說有一點魔幻現實主義的味道，一定是一個綜合的方面。也就是說既要調整需求，也要調整供給。比如說需求我們給了一個方案，叫做新的三架馬車，通過深度城市化來替代一般的投資，通過消費升級提供原來消費的不足，通過“一路一帶”所帶領的新一代全球化使得市場得到新的擴展。也就是單一招數可能對整個經濟增長的貢獻可能就是0.5或者1個百分點，把這些東西放在一塊可能才會形成合力。供給方面也提到，比如說有新的技術、更新的產品，也有新的模式、新的業態、新的組織，更重要的我提到的還是新的制度，也就是我們需要通過國企、土地、戶籍在內的改革，能夠真正釋放這樣一個需求或者供給的紅利。我們做過一個測算，光國企一項改革我們大概每年能夠拉動兩個百分點的GDP增長，而戶籍可以拉動一個點，也就是說這會多出額外的三個點，但問題在於這里面核心的這樣一個障礙你有沒有突破，你可能只是改了比較容易的，你對金融的自由化做得比較快，其他比較慢，自然就形成不了一個紅利釋放整個的框架，反倒會形成錯落不斷的這些風險的暴露點。所以這一點我覺得在新的這一輪提到的結構化改革里面要尤其要著重的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