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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新興板未能寫入“十三五”規劃 或將流產

導讀 : 投行人士表示，單獨設立“戰略新興產業板”並不符合邏輯。

i黑馬訊3月15日消息 據《北京晚報》獲悉，“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中擬修改57處，其中刪除“設立戰略性新興產業板”（下稱戰略新興板）。如果屬實，這也意味著期待已久的戰略新興板面臨流產的尷尬。

2015年6月中旬，國務院印發《關於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若幹政策措施的意見》指出，推動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建立戰略新興產業板。2015年12月，中國證監會市場部主任霍達25日說，戰略新興板相關標準和制度正在研討，上市條件、交易制度、持續監管等方面要吸取創業板的經驗教訓，開展制度創新，與創業板錯位發展、適度競爭。隨著註冊制改革推進，戰略新興板的設立將在2016年有實質性進展。

按此前的傳聞和說法，戰略新興產業板與創業板存在差異，創業板更側重創業型企業，特別是規模偏中小、還處於初創階段的企業；戰略新興產業板塊定位與創業板有一定銜接，總體目的在於推動資本市場在支持戰略新興產業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然而，隨著註冊制的延緩，股市低迷，資本市場推出新版塊的意願越來越低。財新采訪一位投行人士時表示，目前中國資本市場層次已經比較完整，包括主板、創業板和新三板市場，不同資質的企業都可以找到相應的掛牌場所，單獨設立“戰略新興產業板”並不符合邏輯，更不應該因為某些中概股的回歸而挑戰現有法律基礎。

版權聲明： 本文作者i黑馬，i黑馬原創。如需轉載請聯系微信公眾號（ID:iheima）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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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戰略新興板 十三五規劃 流產 股市

有手機的地方就有貿易 eWTP寫入G20公報

備受商界矚目的G20昨天在杭州閉幕，今早就傳出令馬雲和中小企業主們欣慰的消息，eWTP寫入G20公報。馬雲一年多來的全球遊說終於見到初步成效。

9月6日早，新華社披露G20杭州峰會公報全文。在這份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中，有這樣一個專門的段落，“我們支持采取有關政策，確保企業特別是婦女和青年企業家、女性領導的企業和中小企業，無論規模大小，都能從全球價值鏈中受益，並鼓勵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低收入國家在更高水平、更多附加值上參與全球價值鏈並向高端移動。我們歡迎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對加強數字貿易和其他工作的興趣，註意到其關於構建全球電子商務平臺的倡議。”

這意味著，旨在幫助全球中小企業通過電子商務參與全球化的eWTP理念，得到了國際組織層面的首肯。

eWTP(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的核心是一種公私對話，用馬雲的話說，它不是要取代WTO，而是對後者的補充。據第一財經記者拿到的阿里遞交給B20的政策建議報告顯示，eWTP理念是由民營企業主導、涉及所有利益相關方的舉措，從而展開“公共-民營”的對話，為跨境電子貿易的發展建立起電子貿易規則，推動形成更有效和更高效的政策及商業環境。在其績效指標中，最重要的一項是直接參與跨境電子貿易的中小企業比例。

在馬雲看來，eWTP的後續落地是比寫入公報更難的事，現在只是邁出了第一步。在被問到eWTP的落地時間表時，馬雲說，現在全球需要幫助中小企業，如果中小企業向外國出口每年的交易額低於100萬美元，我們就需要創造一些免稅政策、24小時質檢和通關、還有一些快速通道，包括物流，等等。“但這是很難實現的，因為一年兩年是不可能實現這個目標的，起碼要五到十年可能才會實現目標。WTO花了30、40年才到現在這個時間階段，所以我們不妨給eWTP10年的時間。”

“阿里巴巴未來要服務全世界20億消費者”，這是馬雲眼下給自己定的目標。在他設想的場景中，中國商人可以在手機上和阿根廷的消費者做生意，中國買家也能通過手機買肯尼亞的商品，實現真正的貨通全球。但這是一條漫長的航線。未來，有手機屏幕的地方就該有貿易存在。

eWTP盡管是由企業和商人主導，但實施過程中仍需要政府協作。從政策到市場，都該為這種趨勢修路，並清掃路障。比如建議設商業簽證方便中小企業跑進跑出，簡化法規標準，這需要政府間協作;再比如完善網絡、在線支付、物流等基礎設施建設，這更多需要市場層面去推動。

結構性改革寫入G20公報 量化指標體系首發

在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公報中，結構性改革和供給側改革被正式寫入，結構性改革量化指標體系也被第一次提出。

公報稱，將創新經濟增長理念和政策，財政、貨幣和結構性改革政策相互配合，經濟、勞動、就業和社會政策保持一致，需求管理和供給側改革並重，短期政策與中長期政策結合，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共進。

自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成為中國政策話語體系中的高頻詞，會議提出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希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目前看來，隨著五大任務的持續推進，改革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部長徐洪才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不過由於每個任務遇到的阻力不同，在推進的程度上有所差異。

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來看，“去產能”的效果凸顯。以煤炭和鋼鐵為例，今年1~7月，原煤產量190080萬噸，同比下降10.1%；全國粗鋼產量46652萬噸，同比下降0.5%。

華南城市研究會副秘書長萬慶濤認為，結構性改革和供給側改革被寫入G20公報，說明全球性經濟危機發生後，世界各國都面臨這一問題而不僅僅只困擾中國，“因為經濟全球化使得每一個國家都成為世界經濟的一環，或者是世界經濟鏈條上的一段。一個國家進行結構性改革和供給側改革，特別是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會對世界經濟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世界各國特別是G20國家需要認準世界經濟形勢，自覺順應主要國家結構性改革和供給側改革，才能給本國經濟帶來積極影響，跟上世界經濟發展步伐”。

徐洪才表示，第一次把結構性改革提到全球的層面上來討論，賦予了宏觀經濟協調政策新的內涵，“過去我們講宏觀經濟協調政策主要是短期的，但是結構性改革是中長期的，作用點不一樣，這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註入了新動力”。

公報還明確，將落實G20“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也支持由一套指標體系組成的量化框架，以幫助監測和評估各國在結構性改革方面所作努力、取得的進展和面臨的挑戰，該框架將逐步優化。

“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確定了九大結構性改革優先領域，包括：促進貿易和投資開放、推進勞動力市場改革及獲取教育與技能、鼓勵創新、改善基礎設施、促進財政改革、促進競爭並改善商業環境、改善並強化金融體系、增強環境可持續性、促進包容性增長。

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將負責研究制定結構性改革量化指標體系，並使用“儀表板”(Dashboard)方法對各國指標進行解讀。具體來說，主要分為政策指標和產出指標2個方面。

政策指標涵蓋貿易和投資隱形壁壘指標(或跨境貿易指標)、創業壁壘指標(或創業指標)、公共研發支出占GDP比重和研發稅收優惠占GDP比重(或研發總支出占GDP比重)，這些指標在衡量結構性改革對經濟產出的作用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產出指標則涵蓋勞動生產率、就業率、共享繁榮指標(或基尼系數)，主要反映經濟形勢的變化，但這一變化可能由政策制定者可控範圍之外的許多其他因素引起。

對此，萬慶濤表示，OECD制定的量化指標體系意義重大，它可以衡量結構性改革的進展情況，從而落實G20會議的成果。

“而且，這對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將起到指引作用。因為有了指標大家就要參照執行，G20還會定期評估，並將評估結果納入到G20的問責體系當中。”徐洪才說。

該叫什麽好？日政府擬將天皇生前退位後新身份寫入法律

據日本共同社10日報道，日本政府相關人士9日透露稱，日本政府已開始探討把天皇生前退位後的稱呼叫法寫入相關法律。使得退位後的天皇也可作為皇族擁有新的“身位”(身份地位)。

日本政府準備主要圍繞僅針對現任天皇的特別法展開協調工作。為明確對象僅限現任天皇，目前還出現了將退位時間也寫入條文之中的方案。

退位後的具體稱呼將結合17日召開首次會議的專家會議未來討論再行研究。

在日本，《皇室典範》規定了“皇後”、“親王”、“內親王”等皇族稱呼及其範圍。天皇的精神和身體陷入重病不起的狀態時，可設置代行憲法所規定的“國事行為”的“攝政”位置，但並無生前退位的規定。

由於法律中並無對退位後的稱呼和身份地位的規定，政府有意將新的稱呼等寫入特別法之中。歷史上退位的天皇稱為“太上天皇”，其略稱為“上皇”，若出家則稱為“法皇”。

完善相關法律時，退位後居住地和負責照顧起居的宮內廳職員規模等也將成為討論課題。

在政府內部，有意見提出應在特別法中列入寫明特定時期退位的條文。這可能是考慮采用“現任天皇在平成××年×月×日退位”等表述內容，但不適用於現任皇太子起的皇位繼承人。

然而對於僅適用於現任天皇的特別法，憲法學者等之中有意見認為“以特定的個人為對象的法律過於隨便，無法認同”，此事也或將成為專家會議上的焦點所在。

據悉，日本政府每月將召開數次專家會議，聽取皇室制度的專家和憲法學者等的意見，並匯總論點。也有意見要求謹慎討論，論點整理可能會持續至明年。

明仁天皇

今年8月8日，日本明仁天皇通過視頻表達了作為象征天皇關於公務的想法，顯示出欲實現生前退位的強烈願望。他稱，考慮到自己已82歲、身體逐漸衰退的情況，“擔憂或難以全身心地完成象征天皇的公務”，向國民謀求理解。

“拓寬保險資金支持實體經濟渠道”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3月5日上午9時，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正式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李克強指出，要深化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全面深化各領域改革，加快推進基礎性、關鍵性改革，增強內生發展動力。在抓好金融體制改革方面，“拓寬保險資金支持實體經濟渠道”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業內人士表示，保險資金現在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是實體經濟長期資金的重要提供者。

穩步推進保險資金運用市場化改革

保險資金運用是指保險企業在組織經濟補償過程中，將積聚的保險基金的暫時閑置部分，用於融資或投資，使資金增值的活動。為經濟建設直接提供資金，同時增強保險企業經營的活力，擴大保險承保和償付能力，降低保險費率，以更好地服務於被保險人。

對於保險資金運用情況，在2月22日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會上，保監會主席項俊波介紹，到2016年末，保險資金運用余額13.39萬億元，其中：通過基礎設施投資計劃、未上市股權、信托等方式服務實體經濟和國家戰略超過4萬億元；債券4.3萬億元，證券投資基金和股票1.78萬億元，為資本市場的穩定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在同一場合表示，這一輪保險資金運用的改革是從2012年10月份開始，當時保監會是在黨中央、國務院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按照“放開前端、管住後端”的監管思路，穩步推進保險資金運用市場化改革，激活市場活力，釋放改革紅利。

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陳文輝表示，特別註重要求市場主體遵循保險資金運用的基本原則：險資一定要堅持穩健審慎的投資理念，保監會要求保險資金在投資中應當以固定收益類的產品為主，股權等非固定收益類的產品為輔。股權投資應當以財務投資為主，戰略投資為輔。即使是戰略投資，應當是以參股為主，控股為輔，這是基本的原則和投資理念。

陳文輝強調，要堅持服務保險主業的方向，保險保障是保險業的一個根本功能，保險投資是一個輔助的功能，是一個衍生的功能，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保險保障的功能。

陳文輝還表示，險資資金運用堅持長期投資、價值投資、多元化投資。從這幾年的實踐來看，整個行業基本遵循了這一原則。險資資金運用的主要特點是：首先是固定收益的投資為主，占比77.5%，權益類資產占比是22.5%。股權投資中絕大多數也是財務投資，控股投資非常少；二是多元化配置的格局初步形成。目前保險資金運用結構與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保險機構比較相近，尤其和美國比較相近。

險資是實體經濟長期資金的重要提供者

陳文輝表示，保險資金現在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是實體經濟長期資金的重要提供者。

“近年來保險資金對實體經濟的投資規模、範圍等都發生了深刻變化，有力支持了社會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形成了一批有影響力的重大項目。”陳文輝說。

截止到2016年末，保險資金累計通過債權計劃、股權計劃等方式，直接投資國家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養老社區、棚戶區改造等民生工程，累計金額超過了4萬億元。2015年發起設立了中國保險投資基金，以它為平臺來整合行業資金，主要投向國家重大基礎設施，最近投的一些項目也都是非常有意義的項目。

陳文輝表示，許多地方政府、央企、部委都將引入和運用好險資當做一項重要工作來抓。比如一些省里的政府工作報告，險資入粵、入川，險資入哪里，都當作政府的重要工作，也可以看出險資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保險資金現在正在開展支農、支小、融資業務試點。保險資金是大資金、長期資金，一般是青睞於規模比較大、時間比較長、有比較穩定收益的項目，對於農村的小微企業並不是太感興趣。保監會在推動整個行業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創新，比如利用保險業務協同的優勢，豐富農戶、農業合作社和小微企業的融資來源，降低融資成本，這已經在一些地區做了試點，而且已經取得了積極的效果。

政府工作報告新經濟盤點：數字經濟被寫入 新興產業監管要制定

3月5日上午9時，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

李克強表示，以創新引領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實體經濟從來都是我國發展的根基，當務之急是加快轉型升級。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實體經濟優化結構，不斷提高質量、效益和競爭力。

以創新引領實體經濟轉型升級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著力振興實體經濟，要堅持以提高質量和核心競爭力為中心，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擴大高質量產品和服務供給。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科技廳廳長周國輝認為，振興實體經濟的根本之策，是通過科技創新，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助理劉哲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深入落實創新驅動戰略，需要從源泉入手、以創新為導向，推進教育、科研體制改革。同時，營造良好環境，提高科技與創新成果供給量和轉化率。

“實體經濟的核心競爭力不再是僅僅依靠勞動、資源和資本的投入，而是依靠創新附加更多的軟價值，進而提升經濟的軟實力”， 劉哲說。

分享經濟再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今年，報告再次提出“支持和引導分享經濟發展，提高社會資源利用效率，便利人民群眾生活。”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認為，盡管在表述上略有不同，但國家對分享經濟的重視已經顯而易見，“過去一年分享經濟發展很快，所以要‘引導’，依法治國，規則先行，對任何新生事物都需要這樣”。

2015年，《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發展物聯網技術和應用，發展分享經濟，促進互聯網和經濟社會融合發展。這是在黨的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出“分享經濟”的概念。

2016年，“分享經濟”第一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報告明確提出“以體制機制創新促進分享經濟發展，建設共享平臺”;以及“支持分享經濟發展，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讓更多人參與進來、富裕起來”。

2017年2月28日，發改委在其官網發布《分享經濟發展指南(征求意見稿)》，首次從國家政策層面對分享經濟予以明確。

提出制定新興產業監管規則

在加快培育壯大新興產業的具體工作部署中，報告首次提出“本著鼓勵創新、包容審慎原則，制定新興產業監管規則。深化統計管理體制改革，健全新興產業統計。”

對此，劉哲表示，新業態的產生往往是一個“破壞性創造的過程”，對應的新興產業監管也應與時俱進。“好的監管不是關門禁入，而是開門有序進入。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讓市場充分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凡是有利於促進創新或產業升級的新業態，凡是便利於人們生活的新業態都應該有發展的機會和空間。”

徐洪才則從方法論的角度對第一財記者分析道，作為2017年經濟工作的總基調，“穩中求進”與報告里提到的“審慎原則”是相統一的，對新興產業統計深化統計管理體制改革則，就是要改變原有的一些統計觀念，加入新的統計元素，這對新興產業來說尤為重要。

“對於政府來說，只有對整個新興產業做到客觀完整的心中有數，才能提出指導性的政策。”徐洪才說。

此外，報告還首次提出“促進數字經濟加快成長”。

國務院印發的“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指出，數字經濟合作成為我國多邊、雙邊合作新亮點。

全國人大代表、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認為，互聯網+是手段，數字經濟是結果，網絡強國是目的，他們一脈相承。

徐洪才表示，數字經濟早已是國際上流行的提法，這次寫入報告也是“與時俱進”的表現。

“雙創”要不斷引向深入

報告指出，新動能正在撐起發展新天地。2016年，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廣泛開展，全年新登記企業增長24.5%，平均每天新增1.5萬戶，加上個體工商戶等，各類市場主體每天新增4.5萬戶。

李克強說，我國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不靠改革創新沒有出路。我們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素質較高的勞動力，有最大規模的科技和專業技能人才隊伍，蘊藏著巨大的創新潛能。要堅持以改革開放為動力、以人力人才資源為支撐，加快創新發展，培育壯大新動能、改造提升傳統動能，推動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

報告提出，2017年要持續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雙創”是以創業創新帶動就業的有效方式，是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和經濟結構升級的重要力量，是促進機會公平和社會縱向流動的現實渠道，要不斷引向深入。

徐洪才表示，在帶動就業、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和經濟結構升級方面，“雙創”的作用已經毋庸置疑，而“促進機會公平和社會縱向流動”則表明我們對雙創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

“利益結構僵化不利於社會發展。當前，我國已經開始出現社會分層、收入和財富的兩極分化的現象，縱向流動困難加劇，而雙創對改變這種局面有積極意義。”徐洪才說。

G20未將自由貿易寫入公報 想給美國多點時間

美國無意同其他經濟體進行貿易戰，但是“也需要考慮到貿易關系中的失衡現象。”美國新財長姆努欽在同德國財長朔伊布勒的會見後表示。

這一論調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同德國總理默克爾會見後的記者問答中的措辭如出一轍：他表示支持自由貿易，但同時支持公平貿易，而美國在全球貿易中受到不公平待遇，貿易政策應該更強調公平性。

在特朗普政府的幹預下，3月18日在德國巴登巴登召開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成果寥寥，未能將有關自由貿易和氣候變化的相關內容寫入會後聲明，在貿易方面僅僅表示“要加強貿易在經濟中的貢獻”。與會的一些財長堅持自由貿易，另外一些則透露出要再給美國新財長“多一點時間”，不想把他“逼到墻角”的想法。

德國財長朔伊布勒（左）和美國財長努欽（右）

此外，該公報重申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避免競爭性貶值，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此次會議是德國擔任G20主席國後舉辦的首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會議的舉辦為7月G20漢堡峰會的舉行打下基礎。

再給美國新政府一點時間

有與會代表在接受外媒采訪時指出，在貿易問題上，美國繼續持保留態度，並不願意做出妥協，而該公報需要所有成員國簽署，為此相關內容未能寫入會議聲明之中。

第一財經記者檢索該公報，發現僅有兩處提到“貿易”，分別為“要加強貿易在經濟中的貢獻”以及“貿易和開放性”。

在過去逾10年的G20公報中，都一直將對保護主義的警語——“抵禦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寫入G20公報之中，此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所出現的上述詞語大大弱化了這種抵禦貿易保護主義的含義。同時需要註意的是，該公報還在十多年來首次重提“全球過度失衡”(excessive global imbalances)。自特朗普上臺以來，美方對於德國對美高額貿易逆差多有微詞。

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會場內，各方對此反應不一。姆努欽在會後表示，對會議結果不能感到更滿意了——在會議中大家達成了共識，並且美國目前更希望專註在貿易赤字問題上，還希望在一段時間內降低貿易赤字。

3月7日美國經濟分析局公布的貿易數據顯示，美國1月貿易赤字485億美元，高於前值的赤字443億美元，創下5年來的最高水平，而緩解貿易赤字問題是特朗普任內的主要目標之一。

美國前財長保爾森在3月18日中國舉行的國家高層發展論壇上也指出，美國的貿易赤字在擴大，導致國內存在很強烈的民意認為貿易關系失衡。據在場人士透露，日本是少數對美方表示出支持態度的國家。

歐洲財長們的態度則透露著不情願和無可奈何。朔伊布勒表示：“美國財政部將需要一些時間來適應。”

“我們當時陷入僵局。”他坦言，“這就是為什麽我們最後沒有談到(避免貿易保護主義)，因為對於不同國家來說，避免貿易保護主義意味著不同的事情。”

在3月18日當天下午，由於事態發展並不順利，一度有人猜測該公報將徹底不談及貿易問題。最終加拿大代表團提出了妥協方案，並被主辦國德國采納了。

歐洲各國一直都在為堅持多邊貿易體系而努力，不過有些代表團則認為沒必要在姆努欽剛上任，第一次率團參加G20會議時就把氣氛搞得這麽僵。英國財長哈蒙德表示，值得多給美國代表團一些時間，“如果非硬要個答案，得到的結果肯定不是我們想要看到的”。

不過，在避免貨幣競爭性貶值方面，二十國的財政領袖還是重申了其承諾，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條，因為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美國反複指責德國等國以操縱匯率的形式獲得貿易優勢。

中國呼籲反對保護主義

據中新社報道，中方呼籲，G20成員國應促進全球貿易和投資，堅定不移地反對保護主義，維護多邊體制的有效性。

出席本次會議的中國財政部部長肖捷18日接受采訪時指出，中國作為G20“三駕馬車”成員，在本次會議討論中發揮了建設性作用。中方認為，在全球經濟面臨新形勢、新挑戰的背景下，G20作為國際經濟合作主要平臺應在以下方面發揮更大作用，推動各方進一步加強合作。

一是G20成員國應落實2016年G20杭州峰會成果，推動結構性改革、基礎設施投資、國際稅收合作等重點領域取得積極進展，增強G20機制的延續性和有效性。

二是G20成員國應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制定並實施負責任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發達國家應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強與市場溝通，減少負面外溢效應，共同促進全球經濟增長。

三是G20成員國應促進全球貿易和投資，堅定不移地反對保護主義，維護多邊體制的有效性。

北京自住房升級為共有產權住房，或可寫入長效機制

共有產權住房制度兼顧了屬地原則，兼顧了職住平衡的原則，對於完善住房保障體系、完善住房制度，支持中端購房，抑制投機，促進公平，有著重大意義。（視覺中國/圖）

在推行了3年多後，北京的自住型商品房將被共有產權住房全面取代，這一步的意義被認為十分重大。

8月3日晚間，北京市住建委、發改委、財政局、國土規劃委等多部門聯合起草《北京市共有產權住房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該文件是對原自住型商品房（即“自住房”）政策的進一步調整和升級。自住房這種曾風靡一時的保障房品種將不再出現在北京市場，但它的土地出讓方式、規劃建設、分配規則等都將移植到共有產權住房政策中，並做出完善。

北京也成為繼安徽淮安、上海之後，國內第三個出臺共有產權住房的專門文件的城市，而國外更是早有類似的嘗試。北京市房協秘書長陳誌認為，共有產權住房制度兼顧了屬地和職住平衡（就業-居住平衡）的原則，對於未來北京的房地產市場將產生積極的影響。同時，共有產權住房也應該是長效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註重保障屬性

根據《辦法》規定，共有產權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由建設單位開發建設，銷售價格低於同地段、同品質商品住房價格水平，並限定使用和處分權利，實行政府與購房人按份共有產權的政策性商品住房。

與自住房類似，這類房屋主要滿足無房家庭住房，即“夾心層”的需求。

按照規定，單身家庭申請購買的，申請人應當年滿30周歲。一個家庭只能購買一套共有產權住房。已簽訂住房購買合同、征收（拆遷）安置房補償協議、有住房轉出記錄等情況的申請家庭不得購買共有產權住房。

為促進職住平衡、精準分配，共有產權住房優先配售給項目所在區工作無房家庭，其中30%的份額配給非北京戶籍的“新北京人”。

按照規定，已購共有產權住房用於出租的，購房人按照所占房屋產權份額獲得租金收益的相應部分。用於出售的共有產權住房需購買滿5年，同樣按市場價格轉讓所購房屋產權份額。

和自住房類似，北京的共有產權住房建設用地可采取“限房價、競地價”，“綜合招標”等多種出讓方式。在選址上優先安排在交通便利、公共服務設施和市政基礎設施等配套較為齊全的區域。

這並非全國首份關於共有產權住房的文件，北京也非首個試點城市。

2014年4月，住建部發布《關於做好2014年住房保障工作的通知》，確定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淮安、黃石為共有產權住房試點城市。

早在2007年，淮安在國內首推共有產權房政策。這也是全國6個試點城市中首份細則實施方案。上海則在2010年做出共有產權住房的試點，並在2015年出臺《上海市共有產權保障住房管理辦法（草案）》。

深圳、成都、黃石也曾做出類似的嘗試，雖然政策上有細微差別，但其對共有產權住房基本定義和屬性界定頗為一致，更偏重保障屬性。據21世紀經濟報道了解，這些城市的試點情況會定期上報至住建部，作為制定相關政策的參考。

相比之下，北京此前並未明確提出過“共有產權住房”的概念，而是從2013年起推出自住型商品房制度。北京的自住房價格比周邊商品住房低30%左右，且“五年後上市收益的30%上交財政”的做法，已經明確帶有“共有產權”的性質。

有進一步推廣的可能性

綜合北京自住房的歷史供應情況和供地計劃來看，不難測算出共有產權住房對市場的影響。

中原地產的統計顯示，2017年以來，北京供應土地中，自住房規劃建築面積為153.33萬平方米，占新供應住宅面積的30.2%。這將成為未來市場的一股重要供應力量。

該機構統計還顯示，過去5年來，北京合計出讓了80宗自住房住宅土地，合計供應了自住房面積達到了703萬平米，大約能夠建設成為8萬套自住房／共有產權住房。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向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隨著政策的出臺，預計未來北京供應共有產權住房的比重會不斷增加，並將對穩定房價預期起到積極作用。

鏈家研究院院長楊現領認為，這一政策通過“職住平衡”和“不轉讓無需補差價”的規定鼓勵永久居住，讓房屋回歸居住屬性。他表示，過去北京自住型商品房存在明顯滯銷，一方面是受整體市場行情影響，另一方面也是供應項目位置較為偏遠，“職住平衡”還有利於解決這一問題。

楊現領認為，在供應結構上，共有產權住房的作用不可忽視。未來北京市場將形成商品住房、共有產權住房、租賃住房三類供應主體。

北京共有產權政策的推出，還可能有著政策層面的風向標意義。

“北京向來是政策高地，很多新政策都曾進行全國推廣。”某房企人士表示，“雖然北京是首次提出‘共有產權住房’的概念，但可能預示著新的政策方向。”

陳誌從制度的層面闡述這一制度的意義。他表示，共有產權住房制度兼顧了屬地原則，兼顧了職住平衡的原則，而且特別強調了對“新北京人”的同權意義。對於完善住房保障體系、完善住房制度，支持中端購房，抑制投機，促進公平，有著重大意義。

據悉，國外早有共有產權住房的相關實踐。從類型上看，主要分為市場化共有產權住房和保障性共有產權住房兩種，前者是在購房者之間進行產權分割，後者是在政府部門和被保障者之間進行產權分割。

國內各城市試點的共有產權住房，與上述保障性共有產權住房更為類似。在很多國家，這類房屋已經作為住房保障體系的一部分，形成了成熟的制度。

多數受訪者認為，從國內現有的實踐來看，共有產權住房的主要保障對象在於“夾心層”和中低收入群體，因此更適合在大城市推廣。若北京的試點成熟，該制度有進一步推廣的可能性。

陳誌也指出：“共有產權住房應該是長效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但這一制度的具體試行情況如何，尚需進一步觀察。上述房企人士認為，由於自住房項目多為配建，從財務核算的角度看，很多項目存在盈利難題，並導致企業的積極性不高。新制度能否對房企真正帶來激勵，將是決定成敗的重要因素。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教下來我點弄在系統寫入那些comment出來

3樓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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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成句都唔明...話時話你打字果陣係唔係會唔記得自己講左咩?

新聞意見: 

8樓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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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炳良：考慮BSD口頭承諾寫入法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