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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改革寫入G20公報 量化指標體系首發

在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公報中，結構性改革和供給側改革被正式寫入，結構性改革量化指標體系也被第一次提出。

公報稱，將創新經濟增長理念和政策，財政、貨幣和結構性改革政策相互配合，經濟、勞動、就業和社會政策保持一致，需求管理和供給側改革並重，短期政策與中長期政策結合，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共進。

自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成為中國政策話語體系中的高頻詞，會議提出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希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目前看來，隨著五大任務的持續推進，改革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部長徐洪才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不過由於每個任務遇到的阻力不同，在推進的程度上有所差異。

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來看，“去產能”的效果凸顯。以煤炭和鋼鐵為例，今年1~7月，原煤產量190080萬噸，同比下降10.1%；全國粗鋼產量46652萬噸，同比下降0.5%。

華南城市研究會副秘書長萬慶濤認為，結構性改革和供給側改革被寫入G20公報，說明全球性經濟危機發生後，世界各國都面臨這一問題而不僅僅只困擾中國，“因為經濟全球化使得每一個國家都成為世界經濟的一環，或者是世界經濟鏈條上的一段。一個國家進行結構性改革和供給側改革，特別是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會對世界經濟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世界各國特別是G20國家需要認準世界經濟形勢，自覺順應主要國家結構性改革和供給側改革，才能給本國經濟帶來積極影響，跟上世界經濟發展步伐”。

徐洪才表示，第一次把結構性改革提到全球的層面上來討論，賦予了宏觀經濟協調政策新的內涵，“過去我們講宏觀經濟協調政策主要是短期的，但是結構性改革是中長期的，作用點不一樣，這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註入了新動力”。

公報還明確，將落實G20“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也支持由一套指標體系組成的量化框架，以幫助監測和評估各國在結構性改革方面所作努力、取得的進展和面臨的挑戰，該框架將逐步優化。

“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確定了九大結構性改革優先領域，包括：促進貿易和投資開放、推進勞動力市場改革及獲取教育與技能、鼓勵創新、改善基礎設施、促進財政改革、促進競爭並改善商業環境、改善並強化金融體系、增強環境可持續性、促進包容性增長。

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將負責研究制定結構性改革量化指標體系，並使用“儀表板”(Dashboard)方法對各國指標進行解讀。具體來說，主要分為政策指標和產出指標2個方面。

政策指標涵蓋貿易和投資隱形壁壘指標(或跨境貿易指標)、創業壁壘指標(或創業指標)、公共研發支出占GDP比重和研發稅收優惠占GDP比重(或研發總支出占GDP比重)，這些指標在衡量結構性改革對經濟產出的作用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產出指標則涵蓋勞動生產率、就業率、共享繁榮指標(或基尼系數)，主要反映經濟形勢的變化，但這一變化可能由政策制定者可控範圍之外的許多其他因素引起。

對此，萬慶濤表示，OECD制定的量化指標體系意義重大，它可以衡量結構性改革的進展情況，從而落實G20會議的成果。

“而且，這對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將起到指引作用。因為有了指標大家就要參照執行，G20還會定期評估，並將評估結果納入到G20的問責體系當中。”徐洪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