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時光倒流回15年前的12月,距離.com泡沫破裂還有幾周之遙。經歷過那場災難的行業老兵或許已經發現,此時此刻的很多場景與當年有著頗多的相似之處:銀行家和律師被擠出舊金山市中心,所有8層以上的高樓幾乎都被科技公司占據。
2013年,約有五分之一的美國頂尖商學院MBA加盟科技公司,兩倍於常年受人垂涎的投行。美聯儲主席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警告社交媒體的價值被高估——但這份論調卻幾乎無人關註,她的前輩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也曾在1999年有過同樣的遭遇。
優秀的公司治理再次變得不受重視。盡管采用了拜占庭式的法律結構,但今年9月在紐交所上市的阿里巴巴股價還是累計上漲了58%。Uber等創業公司的高管也紛紛展現出無比的傲慢。
然而,按照.com時期的財務指標來看,現在的情況似乎還算不上泡沫。以科技股為主的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動態市盈率僅為23倍,遠低於2000年的100多倍。那一年,投資雜誌《巴倫周刊》發表的分析顯示,51家上市科技公司將在一年內燒光現金。今年12月6日,《巴倫周刊》又進行了相同的調查,但卻只發現了5家現金吃緊的上市科技公司。
大型企業爭相燒錢
與之前不同的是,當今的科技行業財務行為幾乎隱匿於公眾視野之外,主要以兩種形式體現:其中一類發生在亞馬遜和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內部,他們都在倉庫、辦公室、人員、設備上花費巨資,並對其他公司展開大手筆的收購;私有市場異常火爆,風險投資和各種機構都在爭相買入年輕科技公司的股權。
這股花錢熱潮最先由大型上市科技公司發起。Facebook就是一大例證,該公司今年10月表示,其2015年的運營成本將增長55%至75%,遠高於銷售額增長預期。忘掉那些囊中羞澀的創業者所經營的小公司吧,當今的矽谷標誌性企業都已經躋身全球最豪爽的投資者之列。蘋果、亞馬遜、Facebook、谷歌和Twitter過去12個月的投資總額高達660億美元。這一數字包含了資本開支、研發費用、固定資產投入和收購成本。
這一數字達到2009年的8倍,甚至是風險投資行業總投資額的兩倍。如果不包含蘋果在內,這些投資幾乎與這些公司產生的現金流相當。總體來看,這5家科技公司目前的投資額超過世界上的任何一家企業,甚至包括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中國石油和埃克森美孚這樣的能源巨頭——他們每年的投資額約為400億至500億美元。這5家公司合計擁有600億美元的資產和設備,幾乎與通用電氣相當。但他們的員工總數才略高於30萬人。谷歌表示,該公司將努力“站在投資前沿”。
這些大公司還在通過投機性的下註增加新產品,並確保自己能夠適應科技變化趨勢。亞馬遜就在大舉投資內容,最近還收購了流媒體視頻公司Twitch。谷歌也在無人駕駛汽車、機器人和家用恒溫器領域布局。Facebook收購了虛擬現實眼罩開發商Oculus VR。Facebook CEO馬克·紮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表示,這筆投資短期內不會收到回報:“這需要等待數年。”
這些錢花到實處的概率有多大?蘋果仍然利潤豐厚,其他公司則喜憂參半。在計入股票期權成本後,谷歌的資本回報已經減半至20%左右。亞馬遜從未產生過太多現金。長期前景似乎不妙。沒有幾家公司知道如何在一夜之間為數百億美元的開支建立配套的指導框架。
當諾基亞、雅虎和微軟在相關領域展開大筆收購時,這些昔日巨頭通常表現不佳。谷歌、Facebook和亞馬遜至今仍由強大的管理者主導,所以他們在開支方面不會碰到多少明顯的障礙。當今科技行業的這5大明星企業都擁有大筆現金,而且很多錢都存在海外,如果要匯回美國,就難免被征收重稅。這也為他們提供了額外的花錢動力。
私有市場異常繁榮
科技行業的第二大泡沫來源是私有市場。其中最為典型的當屬Uber,這家成立僅5年的公司在12月4日以400億美元的估值融資近12億美元。中國搜索巨頭百度也將入股Uber。根據市場研究公司VentureSource的統計,在風險投資支持的美國創業公司中,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達到48家,而.com泡沫高峰期僅為10家。今年10月,一家名為Slack的軟件公司估值達到了11億美元,而彼時距離其創辦才剛剛過去1年。2014年似乎是2000年以來風險投資額最高的年份。
其中的部分資金其實是從股市“抽血”而來。很多創業者都希望盡可能推遲繁瑣的IPO,而他們現在有了更多的籌資手段,還能用有價證券為員工提供獎勵。除了風險投資基金外,越來越多的機構投資者也開始購入私有科技公司的股權。與2000年不同,他們如今投資的公司已經頗具規模。例如,Uber 2015年的毛營收有望達到100億美元,他們將從中抽取約20%的傭金。
但由於“僧多粥少”,很多風投大亨還是擔心科技公司的估值出現泡沫。其中最著名的是網景創始人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他認為當今的科技投資“有些過熱”,希望嚴格投資紀律。銀行家也警告稱,一些成功的基金最近在某些退出交易中獲得的豐厚收益,使得很多人開始冒險下註。最近上市後實現大漲的科技公司包括P2P網貸平臺Lending Club,以及大數據公司New Relic和Horonworks。
如果能在今後幾年保持高速增長,大型上市科技公司和年輕私有科技公司的估值將得到支撐——現在看來,他們的增長的確沒有明顯放緩的跡象。然而,倘若這些公司的增速放緩,當前的投資熱潮似乎會成為相關企業和投資者犯下的嚴重錯誤。
但對社會來說,似乎並沒有什麽值得恐懼的。1999年至2000年,創業公司和科技巨頭都在創造就業並投資新的技術和基礎設施,希望推動長期經濟增長。但這一次,科技市場的下跌不太可能產生廣泛影響,因為它主要集中於私有市場,以及少數幾家現金充裕的大型企業。矽谷仍然充滿了虛榮、泡沫、天才,而且仍會采取一些過於極端的方式。但當它再度崩盤時,給整個世界帶來的影響將遠不及以往。(鼎宏)
《經濟學人》雜誌的智庫部門預計希臘仍有40%的幾率離開歐洲。
《經濟學人》智庫部門本周三(2月24日)發布的報告中認為,希臘離開歐元區的風險因左派Syriza政府上臺而增加,盡管短期內達成救助協議緩解了這樣的風險。
該雜誌分析師Mike Jakeman表示,“我們預計全球經濟增長率在2.8%,且鑒於希臘政治矛盾升級,我們不應對此過於樂觀。我們的核心觀點是短期內希臘和歐元區別國會達成妥協,但就本月的情況來看希臘脫歐的幾率由30%升至了40%。為了維護投資者信心,相關人士應集中精力控制希臘脫歐威脅的影響,以防止這種情緒擴散到歐元區其它國家。”
就在昨日有官員確認,歐元區批準了希臘呈上的改革措施清單,這意味希臘獲得的救助計劃有效期可延長四個月。希臘政府和人民暫時松了一口氣,但希臘改革的內外爭論仍將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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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百七十二年歷史的英國《經濟學人》,八月十二日宣布易主,義大利Exor集團成為該雜誌最大股東。推動該筆交易的,則是Exor集團主席艾肯(John Elkann)。 擁有飛雅特、法拉利等品牌的Exor集團,在《財星》全球五百大企業排名十九,比美國通用汽車還高兩名。這家投資控股企業,是由義大利傳奇商人賈尼.阿涅利(Gianni Agnelli)創辦。今年三十九歲的艾肯,則是賈尼的長外孫。 艾肯自小隱姓埋名,被安排在家族企業旗下波蘭、英國等工廠匿名工作,還在英國一個極普通的家庭寄宿,《經濟學人》稱他為「隱形的富公子」。一般家族接班人不是念經濟就是企管,艾肯卻選工業工程,因他認為此學科更具挑戰性。 原本想當水手及足球員的艾肯,年僅二十一歲就被任命為飛雅特董事,因為家族已別無選擇:賈尼唯一兒子在二○○○年去世,三年後賈尼開法拉利飆車時出事身 亡,艾肯的舅公也在隔年去世。賈尼的另一外孫——艾肯的弟弟則有藥癮。人丁凋零使艾肯早早進入權力核心,二十八歲就被推上集團執行長。 過去阿涅利家族營收,主要靠歐洲汽車銷售,艾肯接班後開始多元化。歐洲營收比重從他接班前的九成,降至目前不足四分之一。從集團營運長到飛雅特執行長,艾 肯也全換上有跨國文化背景的人士。他上任逾十年的改革成績也獲外界認可:梅鐸的新聞集團在二○一三年,就邀艾肯擔任董事。 艾肯這次收購《經濟學人》,不只是延續他走出歐洲的策略,也是理念相同的結合。《經濟學人》標榜個人主義與自由市場,艾肯本人則是達爾文「演化論」信奉 者,他曾說:「最能因應變化的物種,將比其他競爭者更聰明、更強壯而生存下來。」這和《經濟學人》市場競爭理念不謀而合。從小就在不同環境下成長的艾肯, 或許就是這樣貫徹他的「生存競爭」哲學。 |
如果希望在移動商務的未來發展中占據一席之地,那麽相關公司不僅應當關註矽谷,也應當關註太平洋的彼岸。
導語:《經濟學人》雜誌本周發表封面文章稱,以往,中國互聯網公司被認為只會模仿美國同行,而滴滴和微信過去幾年的發展表明,中國互聯網公司已經有能力展開自主創新。尤其是在滴滴收購Uber中國之後,這些中國本土的自主創新正成為美國同行的效仿對象。
以下為文章全文:
谷歌選擇了離開,Facebook尚未進入中國,而亞馬遜的情況也不容樂觀。如果還想進一步證明,中國科技行業是個完全不同的市場,本周或許已經可以做出最終結論。全球估值最高的創業公司Uber決定將中國業務出售給滴滴出行,即中國市場的競爭對手。與許多其他科技巨頭類似,該公司的中國市場計劃宣告了結束。
對許多人來說,這起事件帶來的經驗顯而易見。中國是“科技行業的加拉帕戈斯群島”,即一個獨立而特別的環境。在這里,本土公司獲得了繁榮發展。由於國家網絡管理,中國公司較少面對外部競爭。這也意味著,他們不需要自主創新,只要學習和複制歐美公司的商業模式也能成功。簡而言之,中國是個獨立運作的市場,其中的公司受到保護,而這里的人才更擅長借鑒西方經驗。
第一眼看來,Uber退出中國市場與這樣的市場環境有關。Uber將中國市場拱手讓給了滴滴,並專註於本土和其他市場。Uber的這一選擇部分是由於監管。今年7月底,中國政府發布了專車市場的監管規定,從實際上確認了補貼並不合乎規定。Uber每年花10億美元用於補貼中國的司機和乘客。而目前,滴滴將可以從中獲利。不過,如果更深入地去了解,那麽我們可以看到更積極的未來。這不僅僅是對滴滴,也是對中國科技公司整體。
關於中國市場,一般說法是,外國公司要麽被徹底屏蔽,要麽將受到監管的阻礙。這也可以解釋為何部分中國公司要弱於美國的同行,例如搜索領域的百度,以及模仿Facebook的人人網。不過,中國市場並不像批評人士所說的一樣難於突破。
全球最熱門的消息應用、Facebook旗下的WhatsApp,在中國可以自由使用。不過,這款應用目前的發展不及中國市場的領先者微信(微信也擊敗了本土競爭對手阿里巴巴)。
中國是蘋果iPhone最大的市場。
Uber也采取了大膽的舉措,在中國建立起了業務,而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打車市場。此外,獲得17.7%的滴滴股份對Uber來說並不是很壞的結局。
中國科技巨頭並沒有與世界隔絕。他們投資了多家美國創業公司,例如Snapchat和Lyft,並收購了多家手遊公司,例如芬蘭的Supercell和以色列的Playtika。
參與中國市場是件好事,但如果你在中國市場的發展受到挑戰,那麽情況又不一樣。與許多互聯網行業類似,打車也是個競爭激烈、贏家通吃的市場。滴滴本身由兩家本土公司在2015年合並而來,目前領先於Uber。在全球範圍內,Uber到2015年底才完成了10億次打車訂單,距離公司成立已有5年。滴滴僅2015年就在中國完成了14億次出行訂單。Uber很難將中國市場的份額提升至10%。滴滴了解本土文化,更好地與社交媒體平臺整合,從一開始就將出租車司機引入至服務之中。盡管宣布補貼不合法,但監管部門實際上終結的只是一場Uber已經失敗的競爭。
類似地,中國國外並沒有任何一款應用能涵蓋微信提供的所有功能。微信擁有超過7億的月活躍用戶,集成了消息、語音通話、瀏覽、遊戲和支付功能。微信可以被用於所有一切,無論是支付停車費,還是預約醫生、訂餐,以及購買咖啡。微信就像是一整個移動操作系統,占中國移動用戶在線花費時間的超過1/3。匯豐銀行對微信的估值超過800億美元。對中國用戶來說,美國的應用看起來非常落後。
微信是回擊美國優越感的最佳案例。這種優越感認為,中國互聯網公司只是美國同行的模仿者,沒有能力自主創新。不過微信並不是唯一的案例。
阿里巴巴在發展電商平臺時采取了聰明的做法。阿里巴巴提供了第三方支付功能,幫助買家和賣家建立起信任。目前,阿里巴巴利用海量數據提供了更多種服務,例如信用評分、數字營銷,以及審查簽證申請和交友網站的用戶。
滴滴的打車應用也提供了創新功能,例如按需的巴士服務,以及向用戶提供新車試駕服務。
新浪微博,即Twitter的中國版,內建了支付系統,並支持付費內容。而這些都是Twitter所欠缺的功能。利用來自支付、虛擬禮品和遊戲的收入,與美國公司相比,中國互聯網公司對網絡廣告的依賴更少。
因此,中國和美國互聯網行業思想的交流目前是雙向的。
Facebook正在向Messenger應用中集成支付和商務功能,而這一思路來自於微信。
Snapchat則試圖將消息應用拓展為媒體門戶。
突然之間,谷歌、Facebook和微軟就對聊天機器人非常感興趣。美國用戶獲得的移動互聯網體驗來自中國的成功故事。
如果希望在移動商務的未來發展中占據一席之地,那麽相關公司不僅應當關註矽谷,也應當關註太平洋的彼岸。
一條經驗已經非常明確:與人人網和百度相比,滴滴和微信在激烈的競爭中逐漸變得更強。如果中國科技公司希望成為真正的全球領先者,那麽競爭是他們的朋友。請註意了,全世界!
事實上每一次科技進步最終創造的就業超過所消滅的就業
盡管科技取得長足進步,但鮮有跡象表明工業時代的教育和福利制度已在現代化和變得靈活。決策者現在就得著手,因為越往後推福利國家的負擔就越大。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19世紀40年代的著作中寫道,關心那些生活被技術破壞的人是立法者關心的最合理目標。
由於所謂的“深度學習”通用技術,人工智能經歷大量虛幻的曙光後終於在過去幾年取得非凡進步。給定足夠數據,根據人腦建模的大型(或“深度”)神經網絡便可接受訓練做各種工作。這些神經網絡支撐著谷歌搜索引擎、Facebook照片自動標記、蘋果語音助手、亞馬遜購物推薦和特斯拉自動駕駛汽車的運行。
斯蒂芬-霍金、伊隆-馬斯克等人懷疑人工智能是否會失去控制,突然造成科幻小說中的那種人與機器的沖突。其他人擔心人工智能會通過使從前只能由人完成的認知任務自動化而造成大範圍失業。機器問題200年後卷土重來,這個問題需要得到解答。
正如無數科幻電影所表現的,最驚人的情形是人工智能變壞。這是古老擔憂的現代表現形式,可追溯到1818年的《弗蘭肯斯坦》及更早時期。不過雖然人工智能系統令人嘆為觀止,但它們只能執行十分具體的任務:智力上能夠超過其人類創造者的通用人工智能仍然十分遙遠。
人工智能研究專家Andrew Ng表示,現在擔心人工智能就像殖民者甚至還未踏上火星就擔心火星上人口過多一樣。機器問題更加緊迫的方面在於人工智能對人類就業和生活方式有何種影響。
對人工智能這一方面的擔憂也有悠久的歷史。20世紀60年代(公司首次開始安裝電腦和機器人)和80年代(個人電腦登陸桌面)經歷了“技術性失業”(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的恐慌。每一次恐慌似乎技術工人崗位的普遍自動化就近在眼前。
然而事實上每一次科技進步最終創造的就業超過所消滅的就業,因為一種瑣碎工作的自動化增加了對那些機器仍然不能完成的相關工作的需求。比如,用自動取款機(ATM)取代部分銀行櫃員使得新開分行成本降低,創造了更多的銷售和客服新工作。同樣地,電子商務增加了零售業的總就業。
即便短期喪失的就業有可能被長期創造的新就業彌補且綽綽有余,19世紀的經歷表明這一過程可造成痛苦。
經濟增長在生活水平停滯不前幾百年後起飛,但幾十年過去了經濟起飛才在工資增長中得到充分反映。越來越多的人口從農村向城市工廠迅速轉移在全歐洲造成動蕩。各國政府用了一個世紀利用新的教育和福利制度做出反應。
而這一次的轉變可能會更加迅速,因為技術的擴散比200年前更快。收入不平等現象不斷加劇,因為高技術工人在科技補充支持他們的工作時獲益大得多。這對雇主和決策者構成兩大挑戰:如何幫助現有工人學習新技術;如何讓後人做好面對充滿人工智能工作場所的準備。
隨著科技改變每一項專業工作所需的技能,工人必須隨之調整。這意味著教育和培訓應足夠靈活,以便迅速、有效地教授新技能。終身學習和在職培訓將得到更多強調,網絡學習和視頻遊戲式仿真將得到更廣泛的應用。通過個性化電腦學習、確定員工技能差距和再陪訓機會,人工智能本身也能有所幫助。
社交和性格技能也將更加重要。當就業崗位不長久、科技不斷推陳出新和人們的工作年限延長,社交技能將是一項基礎技能。社交技能能夠給予人類一種優勢,幫助他們完成需要同情心和人際互動的工作,而同情心和人際互動是機器不具備的人類特質。
另外福利制度也須與時俱進,以實現就業的順利過渡,並在工人學習新技能時對其提供支持。一個廣受推崇的方案叫做“基礎收入”,即無論個人境遇如何付給每一個人基本收入。不過除非有強烈證據顯示這次科技革命不同於以往的科技革命,將削弱勞動力需求,否則這樣做沒有意義。
盡管科技取得長足進步,但鮮有跡象表明工業時代的教育和福利制度已在現代化和變得靈活。決策者現在就得著手,因為越往後推福利國家的負擔就越大。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19世紀40年代的著作中寫道,關心那些生活被技術破壞的人是立法者關心的最合理目標。
這在蒸汽機時代說得沒錯,在人工智能時代仍然如此。
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本周三最新發布的報告顯示,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將在2030年前成為中產階層社會,3/4的中國人將成為中產。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三駕馬車”中的投資和出口陷入了低谷,但城市居民消費將扮演中國經濟的主要貢獻者,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的主要動力。
居民消費年均增長5.5%
如今中國在人均消費方面則處於早中期階段,相當於馬來西亞在2000年的水平。
據去年的數據顯示,40%的中國人屬於低收入人群,年可支配收入低於2100美元(約合人民幣1.4萬元),然而到了2030年這一比例將下降到11%,這部分人口將進入中等收入初期階段(年可支配收入為2100~10800美元,約合人民幣1.4萬元~7.2萬元)。隨著低收入人口比例的縮小,在未來15年中,約3/4的中國人將成為中產。
收入水平的上升直接影響到居民的消費能力。據經濟學人智庫的報告,居民消費將在2016年~2030年間每年平均增長5.5%,最終在經濟總量中占據近50%的份額。
高收入人群比增長最快
與此同時,中上收入階層(年可支配收入1.08萬~3.21萬美元,約合人民幣7.2萬元~21.5萬元)的人口比例將從2015年的7.1%上升到19.7%。而高收入人群的比例增長速度最快,將從2.6%增長到14.5%。
“過去,中國的經濟增長依賴於國家雄厚的金融投資,但在未來,中產階級不斷增長的物質需求將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大動力。”上述報告也提出,“但貧富差距將繼續存在。”
高收入人群仍將聚集北上廣深
了解中國未來收入的地理人口對於投資者來說至關重要。上述報告還指出,未來中高收入人群仍將聚集在經濟發達的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比如北京、廣州、上海和深圳。
該報告稱:“在未來的15年中,年可支配收入超過20萬人民幣(大約3萬美元)的城市居民數量將翻倍,上海地區的數字將會突破1000萬大關(相當於43.2%的當地人口)。”
與此同時,內陸城市的增長勢頭將同樣強勁。在未來的15年間,重慶高收入人群將以10倍的速度增加。內陸省會城市比如成都、西安和長沙也會有不俗的表現。
2030年前,作為中國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廣東珠海和浙江紹興的高收入人群將分別占到當地人口的36%和26%。
這些行業將顯著受益
當前中國消費的主體仍然集中在生活必需品領域,如食品、飲料、服裝和鞋類等。但隨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消費重心將進一步轉移到汽車、奢侈品、金融服務和健康領域。
由於中國在交通和通訊領域的消費水平依舊低於同時期的馬來西亞,因此這兩大領域也將表現出巨大的潛力。
經濟學家智庫中國分析學家王單(音譯)表示:“隨著中國消費者變得越來越富裕,他們對於高質量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將會越來越大。”(實習生王筱麗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