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2-16/100338931.html
近兩年多，我最怕看到章俊的頭像在我的QQ上閃爍。因為他每次找我，基本上都是同一個問題：「我現在在某某地方幫農民工維權，你能不能幫我找找當地的記者？」
現在，他儼然是農民工群體中的「維權專家」。而我時常困惑：到底該不該幫他？究竟該怎樣幫他？
我是看著他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兩年多以前，我到武漢採訪了他。那時的他，二十六七歲，卻在武漢成功「導演」了多起建築工地的農民工「跳樓討薪」。但他甚至不敢告訴我他叫什麼名字。「章俊」，只不過是他喜歡的一個化名。
他戰戰兢兢地出現在我面前，不停地問：他那樣做，是不是違法？要是違法，要判幾年？談得開了，他就和我聊「跳樓討薪」的經驗，其中一句話我印象深刻：「記者來了就成功，記者不來就失敗。」
然後，他火了。不但有關部門沒有來找他的「麻煩」，幾十家媒體還蜂擁而至地報導他的「光輝事蹟」。他的感覺是，「就像成了個大明星」。
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找到他。求助的農民工的範圍，也逐漸從武漢市擴大到湖北省，甚至是全國。他辭掉工作，專門幫別人討薪。
很快，他有點兒應付不過來，因為並不是每個地方，他都認識當地的記者。他經常給我電話，希望給他介紹當地的記者，以便「寫幾篇稿子，政府有關部門就很快處理了」。
我沒有給他介紹過記者，只介紹過律師。我希望他能回到「正軌」上。他每次都信心滿滿地保證，「只此一次，下不為例」，但下一次找我，一定又是因為找記者去報導第二天即將發生的「跳樓討薪」。
好在他也在慢慢發生變化。他現在不再組織人「跳樓」了，而是先蒐集證據，再找勞動部門。解決不了，就上訪。接觸的事情多了，對相關法律法規、政策條文，他也逐漸摸清楚了。「不跳樓，只說理」是他現在的策略。
據他統計，兩年時間，他幫農民工討回的工錢超過400萬元。 我總算心有安慰。
但前兩天，我又接到他的電話：「你能不能幫我找找當地的記者？我是真的沒辦法了，勞動部門、法院、上訪，都試過了，解決不了。只能讓他們去假裝跳樓，還是這樣能夠比較快地解決問題。」
我又一次語塞。
12月28日，事發現場一名身穿警服的男子疑似用腳踩著女農民工周秀雲的頭發（12月13日攝）。年關將至，一則“警察打死討薪女農民工，死亡後仍遭腳踩頭發”的消息從26日開始在網絡廣泛流傳，該消息稱，當事農民工因討薪與工地保安發生沖突，農民工被帶進派出所後挨打，其中一人死亡，一人被打斷4根肋骨。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 （新華社/圖）
年關將至，一則“警察打死討薪女農民工”的消息從12月26日開始在網絡廣泛流傳。該消息稱，當事農民工因討薪與工地保安發生沖突，農民工被帶進派出所後挨打，其中一人死亡，一人被打斷4根肋骨。
據新華網報道，12月30日淩晨，太原市檢察院已對涉案民警王某以涉嫌濫用職權罪批準逮捕。目前，案件偵查工作仍在進行中。
按照太原公安部門12月26日通報，12月13日，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龍城派出所民警在處置“龍瑞苑”工地糾紛警情期間，發生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
該通報對事件的經過有如下表述：當日，周某等10余名河南籍農民工準備於次日返鄉，需回住地整理行李，因未戴安全帽進入施工工地，與保安發生糾紛，民警處置過程中與阻攔的周某（即周秀雲）有肢體沖突，涉嫌違反公安機關接處警相關規定，處置不當，發生周某非正常死亡事件。
據了解，事件中死亡的是47歲的周秀雲，來自河南省周口市鄲城縣。她和丈夫王有誌和兒子王奎林均在太原小店區的一個工地里打工。
在周秀雲的兒子王奎林眼里，這次事件是因討薪而引發。
新華網報道，王奎林稱，從今年10月中旬開始，共有13個老鄉在位於太原龍城大街的“山西四建集團經貿龍瑞苑工程項目”從事木工活兒。木工工程已經於12月5日結束，但包工頭四川人周理品還欠著他們2.9萬元的工錢，多次催要未果。
12月13日16時許，王奎林和3名工友來到工地北門，欲找項目部負責人討要工錢。但被保安以沒有戴安全帽為由攔在門口並發生口角及推搡，爭執中，保安打電話報警。
據《大河報》報道，事發當時，王有誌夫妻聞訊趕來。王有誌回憶說：“一個警察下車後先和保安隊長說了幾句方言，然後過來謾罵著說，‘對你們這些犯罪嫌疑人就不能態度好’，一邊罵，一邊就把我摁到地上要用手銬銬，我老婆看見警察銬我，就過來拉，一名胖警察就用手抓住她的頭發往地下拉，當時場面很混亂，我是第一個被警察銬住塞進車的，他們讓我半躺著頭朝下，也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麽。”
王有誌被摁到地上銬起來時，王奎林已經從保安室跑了出來，他看見媽媽正被一名警察抓住頭發往地上摁。“我媽媽一邊掙脫，一邊抓住警察的衣服。對方就罵著說‘還敢打警察’？就把我媽狠狠地摁到地上，我媽抱住他一條腿，他就一只手抓住我媽頭發，一只手擰我媽的脖子，把我媽擰躺倒在地，我媽就不再動彈了，隨後他用一只腳踩住我媽的頭發，然後開始打電話，我這時已經和另外兩名工友先後被推到了警車上，我們三個坐後排，我爸半躺在中間坐和前排坐之間，我從窗口往外看到我媽躺地上不動了。”王奎林回憶說。
事後周秀雲的外甥媳婦王星星向媒體提供了一段時長3分44秒的視頻錄像，視頻中一名民警緊挨著周秀雲的頭部站立，能明顯看到頭發被踩在腳下。
13日17時左右，王友誌一家三口及另外兩名老鄉被帶進太原市龍城派出所。
王有誌和王奎林父子稱，他們在派出所內遭到十幾人的毆打。王有誌12月22日的檢查報告單顯示“左側第6-9肋骨骨折”。
而周秀雲則在事件中喪生。13日晚7時43分，王有誌隔著玻璃門看到兩個人擡走了直挺挺的周秀雲。14日淩晨3時許，他在派出所內接到了妻子死亡，遺體已被送至太平間的通知。
12月26日晚，太原市公安局發布通報稱，事件發生後，太原公安局立即依法提請檢察機關介入調查；同時，立即由局領導帶領督察部門展開調查。
太原市小店區檢察院圍繞周某死亡和王某控告公安民警在派出所毆打致其肋骨骨折問題，先後詢問了派出所民警、民工、“龍瑞苑”工地保安等相關人員22人，調取了醫療部門救治記錄資料，調取和分析了執法記錄儀、“龍瑞苑”工程項目部監控視頻資料，組織了辨認，並走訪了附近群眾，已獲取部分違法犯罪證據。據此，市檢察院對涉案民警王某以涉嫌濫用職權罪批準逮捕。
目前，涉案人員和違反公安機關紀律的民警已被停止執行職務或禁閉，涉嫌犯罪的將移交檢察機關查處。
死者周秀雲的外甥媳婦王星星表示，家屬們難以接受周秀雲被警察毆打後死亡的事實，如果屍檢希望能由第三方實施。
專案組介紹，目前正積極與死者家屬溝通，爭取其盡快同意進行屍體解剖檢驗，專案組按照家屬意願，為其提供了幾家異地權威司法鑒定機構供選擇，也同意由家屬選擇其他合法機構進行鑒定。
導讀 : 有話好好說，能講道理咱盡量不動手。
i黑馬訊3月24日消息，今日，愛鮮蜂上海公司出現一群拉橫幅討薪人員，從圖中可看出，這些人拉著白色橫幅，打著紅色字體“無良公司愛鮮蜂，欠我們血汗錢，還我們血汗錢“。據了解，討薪的人員並非愛鮮蜂員工，而是上海臺福汽車租賃有限公司的人員，該公司曾是愛鮮蜂供應商之一。據知情人士透露，他們鬧事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愛鮮蜂此前凍結了他們部分款項。
目前，i黑馬方面只得到愛鮮蜂一方的回應。它對i黑馬表示，因該供應商（上海臺福汽車租賃有限公司）在合作過程中涉嫌存在商業交易欺詐以及服務不達標行為，愛鮮蜂已於2015年11月與之暫停合作關系。愛鮮蜂在掌握了大量事實證據的情況下，多次與該供應商聯系，但是該供應商負責人一直避而不見，愛鮮蜂一直無法聯系到該供應商負責人。
愛鮮蜂方面透露，對於拉橫幅一事，他們已經報警。
這兩年網絡直播大熱，受到很多年輕人的青睞，甚至有人把在直播平臺當主播當做一種職業。可最近卻有人在當主播的路上，掉進了“坑”里。
在幫某直播平臺直播近1個月後，西安約500名主播不僅沒有拿到承諾的底薪，甚至無法登錄賬號兌換直播獲贈的禮物。主播經紀人“討薪”近1個月，至今仍沒有任何進展。
主播：直播1個月 始終沒有簽協議
荷包蛋（網絡昵稱）是西安一所高校的在校大學生，也是一名直播主播。9月中旬，荷包蛋得到一份工作通知，“說是‘要播’平臺招聘主播，每天工作2小時，一個月工作20天，完成40個小時後，就可以拿到底薪2000元，粉絲禮物可以和平臺按照三七開分成，我們拿七成。”於是，荷包蛋將此消息通過微信發布，“一開始有100個人報名，後來堅持下來的有包括我在內的52個人。”就這樣，荷包蛋第一次當了經紀人。
“以前在平臺當主播，開播前經紀人都要收集個人信息，像身份證、銀行卡這些要報上去，然後簽訂一份協議才會正式開播。”荷包蛋說，但這一次始終沒有見到書面協議。9月21日正式註冊開播後，中間也催過協議的事，可直到10月20日直播結束，她們始終沒見到協議，連賬號里的禮物也不能兌換或提現。而且直播期間被告知，每位主播需要完成相當於300元的禮物任務，很多人就要求朋友送，或者自己買讓朋友送，結果現在都沒了。
華商報記者下載了“要播”APP，按照提示註冊後看到，“我的收益”里星幣數量即為主播收到的禮物，“300元能買9000個星幣，我們有的主播收益都有10萬多個了，換算下來就是3000多元錢，但是我們好多人根本登錄不了賬號，所以收益也無法兌換。”記者根據荷包蛋提供的大量賬戶信息試圖查找主播，但卻顯示好多賬戶信息並不存在。
“如果要不到錢，估計以後都很難在這行幹了，因為不會有人再信任你了。”過去的近一個月，荷包蛋一直在替她召集的51名直播主播“討薪”，但並沒有什麽結果。
組織者：負責招募的經紀人失聯
荷包蛋“討薪”的對象是她的上級經紀人小雨。小雨也曾是一位直播主播，此次直播她是招聘主播西安區域的負責人，她召集了像荷包蛋一樣的近10名經紀人，涉及直播主播的要求及其他事項，她會發進微信群，再讓荷包蛋她們在各自的微信群里傳達下去。
“9月份，重慶的朋友說要播平臺要招募主播，底薪2000元，我覺得條件不錯。”小雨說，她通過微信聯系了招募事項的經紀人周某，周某稱此次是為一家名為“克拉克”的經紀公司招募主播，小雨查詢後，發現這個經紀公司情況與周某所說基本一致，法定代表人為朱某。
“最後在西安招募了500名主播，這些主播的費用問題都是我協商的。”小雨說，在正式直播前她多次與周某就簽訂協議的問題進行溝通。而在和周某聯系期間，周某稱曾收到7.5萬元的款項，“但他說這是他和另一聯絡人周某某的酬勞，並不包括我們的錢。”再後來，周某多次變換微信名稱，最後將小雨拉黑失聯。
在與“克拉克”公司及一位要播直播平臺的相關負責人聯系後，小雨被告知款項已轉給周某，而周某可能“攜款潛逃”。
要播：已支付25萬主播服務費
為了尋找周某及周某某，小雨她們發動大量人力在網絡上搜尋。而為了討個說法，小雨她們也不斷在微博上發布信息。
“要播app官方微博”上，11月8日和11月10日先後兩次發布了《要播官方聲明》，到了11月17日，記者再次瀏覽其官方微博，發現11月8日的微博已經刪除。
聲明中稱，近日，霍爾果斯嗚哩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發現有多名聲稱在旗下移動互聯網直播平臺“要播”進行直播的主播未能如約取得相應底薪或服務費的信息，而此事實際上是要播平臺長期合作機構天津一文化工作室於今年9月21日至10月20日期間招募主播在要播平臺進行直播工作，隨後工作室將合作項目轉委托於自然人朱某負責，達成合作協議僅針對輸送主播所產生的虛擬禮物收入進行分成結算，而朱某又將合作項目轉委托給自然人周某、周某某等經紀人負責，周某、周某某等人又將合作項目轉委托給某微信用戶微信號等主播組織者負責，但部分主播並未與朱某、周某、周某某等經紀人以及微信用戶等主播組織者簽訂任何書面協議。
聲明中稱，朱某、周某、周某某等經紀人、微信用戶等主播組織者在未取得書面許可及充分授權的情況下，對外明示或暗示承諾的“2000元底薪”系其個人行為，相關後果與要播平臺無關。工作室已於11月2日向朱某支付主播服務費等全部款項25萬余元，並附上相關合作協議、朱某的個人聲明及收款證明等照片。
而在小雨提供的一份個人聲明中，周某稱已於11月4日收到西藏克拉克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朱某的匯款，事由為在要播平臺組織的9月21日至10月20日直播主播的費用，並聲明因為主播已產生或可能產生的糾紛負全部責任，與“克拉克”公司與要播直播平臺無關。
小雨說，要是按照底薪的說法，持續完成直播的西安區域主播的“欠薪”將近100萬元，主播們收到的禮物可兌換15萬元左右。
連日來，華商報記者試圖聯系周某、周某某未果。11月17日，記者多次撥打要播微信公眾號上的客服電話，均無人接聽。
律師：可向勞動監察投訴或申請勞動仲裁
11月18日，陜西瑞森律師事務所律師馬旖旎表示，網絡是一個虛擬的平臺，網絡交易或溝通時容易出現一些問題，此事件中主播們應該先與直播平臺進行溝通，在溝通無果的情況下可向直播平臺公司所在地的勞動監察部門投訴或者直接向所在地勞動仲裁委申請勞動仲裁，要求其支付報酬。在這個事件中，因證據有限，可能需要先向仲裁委申請確認勞動關系是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