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第一份數字貨幣報告中指出,區塊鏈具有改變金融的潛力。
近兩年區塊鏈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研發和實驗如火如荼。然而在高速發展中,隨著實踐的摸索,相關理念已經在“實踐見真知”的過程中逐步蛻變,同時在落地過程中大量的現實困難也被“抽絲剝繭”擺在市場面前,而這成為當前區塊鏈更多炒“概念”而不見“項目”的主要原因。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針對區塊鏈在細分金融領域的落地,“分布式”已經成為被市場和業內人士驗證的更為合適的特征,而非在初期階段大量輿論聲音所提到的“去中心化”。
分布式而非去中心化
“區塊鏈金融的第一個特點是分布式。”全國人大財經委委員、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區塊鏈研究工作組組長李禮輝在2016第二屆區塊鏈全球峰會上明確指出,對於高頻次、跨平臺的金融應用場景而言,去中心化的金融機構無法適應,由此區塊鏈金融的特點應該是分布式。
從目前區塊鏈技術現實可以發現,比特幣的區塊鏈技術是通過構建分布式的機構體系和參與者的共識協議,形成不需要中心的數據庫系統。所有約定的參與者均參與數據的記錄和驗證,再通過分布式傳播發送給各個節點,即使部分節點失效,也不會影響整個數據庫的完整性和信息更新。
但是,李禮輝指出,這種結構對於硬件要求較高。第一,海量數據存儲需要巨大的空間;第二,數據同步需要高速的網絡;第三,各個節點的容納能力需要達標和均衡。一旦交易頻次超過系統的容納能力,或者超過最弱節點的容納能力,那麽交易就將自動進入隊列排隊,大量的耗時給使用者帶來不良體驗。
“完全‘去中心化’的結構適用於比特幣這類流量很低、每秒幾筆的低頻次交易。而金融應用場景中,高頻詞是常態,以銀行卡、股票、外匯等金融業務為例,該類業務的交易峰值每秒可達萬筆之上,同時金融產品和服務通常是跨平臺的。”李禮輝舉例道,以應用區塊鏈技術構建數字票據為例,即首先要解決數字票據系統與電子票據系統等平臺的對接問題、數字票據交換與資金清算的實時對接問題。
銀行間市場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瑞勇亦表示,不能將區塊鏈技術與去中心化等同起來。
從目前行業更多的理解來看,區塊鏈技術所謂的去中心化更多是指取代資本投入極大、市場份額集中、標準高度統一的現有金融市場基礎設施。“但從現有實際探索中可以發現,並不能等同。”李瑞勇表示,截至目前,區塊鏈技術在金融市場技術設施領域的探索更多是革新。
此外,基礎設施處於金融市場核心地位,與其他市場機構以及各類基礎設施相互連接,區塊鏈技術難以單兵突進,構建全新的生態系統,因此更難做到完全去中心化。
“從現實發展來看,單純提供交易便利、保障市場安全的基礎設施機構已經走向了多元競爭,但是清算機構卻在加速集中。”李瑞勇進一步闡釋到,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國際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即是一個徹底去中心化的市場,沒有任何交易清算數據,完全依賴大機投資者之間的相互信任。危機之後,全球即達成共識,要在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全面引入集中清算機制,應對系統性風險。
此外,李立輝還指出,金融的本質是“用別人的錢做自己的生意”,因此要裝進法律和監管的籠子里,新技術的金融應用不應“去中心化”,更不能“去政府”、“去監管”。在分布式結構中,“多中心”之間存在競爭性合作關系,只有效率最高、可靠性最高的中心才有可能被大多數參與者認可,也才能成為“主中心”。由此,金融監管機構對各項金融交易的監督和控制,必須通過主中心和多中心來實現。
區塊鏈落地難題:法幣與代幣市場不連通
雖然區塊鏈技術在金融領域應用的前景已經可期,並且已經在多個領域不斷嘗試落地,但是仍然面臨著大量現實障礙和挑戰。
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總經理戴文華指出,目前中國登記結算市場管理了將近3億賬戶,18000只證券,總市值達到54萬億元,相當於美國GDP的三分之一,日結算總額約為5000多億元。作為區塊鏈最容易突進的清結算領域,面對如此龐大的結算機構,不可避免地面臨著諸多問題。
“區塊鏈技術最大作用是在比特幣和代幣之外,形成資產分布式的登記、轉移、擁有以及支付。”戴文華指出,在這過程中,首先面臨的障礙即在資產登記、擁有、轉移過程中的法律保護問題,目前中國較多法律限制資產登記。“在哪些條件下屬於違反法律,又如何解決商業隱私的問題,都需要考慮。”戴文華說。
此外,試圖利用區塊鏈技術解決結算環節問題的前提是將虛擬貨幣和現實貨幣連接起來,但是,目前我國銀行體系不允許法幣市場和代幣市場相互連接,相繼而來的問題是如果做資產的登記、轉移、擁有和交易時如何回歸至人民幣?
區塊鏈分布認證如何面對目前在中國市場每天高達幾千萬筆海量交易,以及如何建立整體經營基礎設施的理論框架和邊界也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全球金融體系建立需要在金融基礎設施上有統一的標準和統一的共識,這需要政府去面對和解決。”戴文華表示,由於目前中國金融市場的證券發行和資產產品的發行是審核制,所以進入門檻較高,相應對投資者門檻較低。基於金融安全的考慮,如果金融產品的門檻低,那麽投資者的金融門檻就要提高,否則無法控制全球性金融風險的挑戰。
此外,近年,區塊鏈技術仍然在局部領域和個別環節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風險,以以太坊自治組織The DAO眾籌資金被劫持事件以及Bitfinex交易所比特幣被盜的事件為例,均暴露了區塊鏈現有技術結構上仍有漏洞。
李禮輝表示,已經被監管層關註的行業性動態現象共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方面,“自流通貨幣”監管缺失。類似於比特幣、自稱為“數字貨幣”的“自流通貨幣”陸續出現,在參與者認可的範圍內已經可以作為支付工具和記賬單位,但它目前是無國別、無監管、無法律責任主體的。“這類遊離於監管之外的‘自流通貨幣’有可能成為洗錢和非法融資的工具,必須註意防止新的技術被用於非法領域。”李禮輝說。
另一方面,區塊鏈技術尚存技術風險。在金融領域,規模化應用高新技術必須通過具有安全性、可靠性的權威驗證和認證,防範技術壟斷風險和技術性操作風險。
此外,區塊鏈技術的金融領域的應用依然存在技術瓶頸。從已經公布的研發成果看,在區塊鏈的共識算法、加密算法、智能合約等核心基礎技術領域已有一些進展,但尚未達到生產級別。“一些專家預計,區塊鏈核心基礎技術要取得突破,實現規模化應用,可能需要1-3年的時間。”李禮輝說。
13日,住建部公布第一批中國特色小鎮名單,北京市房山區長溝鎮等127個鎮為第一批中國特色小鎮。
所謂特色小鎮,非鎮非區,既不是行政區劃單元,也不是產業園區,而是相對獨立於市區,有明確產業定位、文化內涵、旅遊特色和一定社區功能的發展空間平臺。
特色小鎮不是產業、文化、旅遊和社區功能的簡單相加,而是在產業基礎上,孕育出鮮明的特色文化,進而衍生出旅遊功能,並輔以必要的社區配套,是一個產業、文化、旅遊、社區的有機複合體。
今年7月21日,住房城鄉建設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聯合發出《關於開展特色小城鎮培育工作的通知》(建村[2016]147號),提出即日起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特色小城鎮培育工作,到2020年,培育1000個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休閑旅遊、商貿物流、現代制造、教育科技、傳統文化、美麗宜居等特色小鎮,引領帶動全國小城鎮建設。
因此,此次公布的127個即是這1000個里的首批。以省份來看,浙江入圍的最多,達到了8個,包括溫州樂清市柳市鎮、金華東陽市橫店鎮、湖州德清縣莫幹山鎮等產業特色突出的名鎮。
金華東陽市橫店鎮
值得註意的是,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2015年浙江的總人口僅排在全國第十,相當於廣東、山東的一半,比江蘇、河南等地也相距甚遠。那麽為何浙江的特色小鎮卻是全國最多的呢?
對此,浙江大學公共服務與績效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胡稅根分析,浙江省的特色小鎮建設最早,做得也比較有起色,取得的成效也最為明顯。
2015年,浙江省政府出臺了《關於加快特色小鎮規劃建設的指導意見》。目前,已經公布了兩批79個特色小鎮省級創建對象,51個省級特色小鎮培育對象。特別是首批37個特色小鎮,已取得成效。
特色小鎮產業定位聚焦信息經濟、環保、健康、旅遊、時尚、金融、高端裝備制造等支撐全省未來發展的七大產業,兼顧茶葉、絲綢、黃酒、中藥、青瓷、木雕、根雕、石雕、文房等歷史經典產業。規劃面積一般控制在3平方公里左右,建設面積一般控制在1平方公里左右,原則上3年完成固定資產投資50億元,所有特色小鎮都要建設成為3A級以上景區。
胡稅根說,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的縣域經濟、鎮域經濟蓬勃發展,一縣一品、一鎮一品特色明顯,因此浙江做特色小鎮也有相應的基礎,打造特色小鎮也更有優勢。通過特色小鎮的打造,引導資源向這些地方集中,再加上財政等政策上的傾斜,特色小鎮也取得了明顯成效。
對浙江來說,特色小鎮是打造未來新產業的載體。在轉型升級的關鍵當口,浙江既需要加快對存量產業的優化提升,也需要快速發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生態環保的新產業增量。因此特色小鎮是推進浙江經濟轉型發展的最佳選擇。
在浙江之後,江蘇、山東和四川三個人口大省入圍均有7個小鎮入圍,廣東有6個鎮入圍。在江蘇,該省計劃通過“十三五”的努力,打造100個左右特色小鎮。此次江蘇入圍的名單包括了蘇州市吳中區甪直鎮、蘇州市吳江區震澤鎮等聞名在外的名鎮。廣東的入圍名單中包括了中山市古鎮鎮、佛山市順德區北滘鎮等強鎮。
按照住建部的計劃,未來將力爭經過五年的努力,發展特色鎮和重點鎮,建立一批富有活力和魅力的特色小鎮,改造和更新一般的小城鎮,使大部分小城鎮成為具備基本功能的生產生活服務中心,到2020年,努力實現小城鎮承載能力有較大幅度的提高,居住人口有較大幅度的提高,鎮容鎮貌有較大幅度的提高。
胡稅根說,特色小鎮的建設是推進新型城鎮化的一個重要內容,特色小鎮強調生產生活融合,有利於吸納周邊人口,緩解大城市的壓力,統籌城鄉發展,促進大中小城市的均衡、協調發展。
近兩年,外需市場低迷、加工制造業轉移,給中國外貿帶來挑戰。但在這樣的背景下,跨境電商卻逆勢增長。
阿里研究院近日發布了《2016年中國縣域跨境電子商務報告》及“2016年中國跨境電商創業二十五佳縣(市)”排行榜。報告顯示,2015年中國進出口總額下降7%,出口下降1.8%,進口下降13.2%。不過,2015年中國跨境電商交易規模達4.8萬億元,同比增長28%。
那麽哪些地方是跨境電商的重頭呢?報告顯示,2015年,在阿里巴巴國際站平臺上(包括采購與批發),向中國企業發出詢盤量最多的海外市場前十位是:美國、英國、印度、加拿大、俄羅斯、澳大利亞、德國、奧地利、馬來西亞、巴西。其中,美國客戶發出的詢盤量明顯領先,前十位中有六個發達國家。
另一組信息,在阿里巴巴國際站平臺上(包括采購與批發),新增買家數最多的國家前十位是:俄羅斯、美國、巴西、西班牙、法國、加拿大、烏克蘭、印度、英國、意大利。其中,俄羅斯和巴西新增買家規模可觀,這兩個國家人口之和達3.5億,超過美國人口數量。這反映了以俄羅斯、巴西等代表的新興國家孕育著增量市場,帶來新的機遇。
同樣值得關註的還有國內的縣域跨境電商市場。2014年被眾多媒體和縣市列為“縣域電商元年”。進一步,部分縣市把2015年或2016年作為本地的“跨境電商元年”。
阿里研究院高級專家盛振中分析說:“近兩年,縣域跨境電商有五個重要特征。一是大部分縣市跨境電商處於發展初期;二是空間分布明顯不均衡,高度集聚於沿海地區;三是部分縣市產業集群在全國、甚至全球具有競爭力;四是中小企業和創業者是縣域發展跨境電商的主體;五是跨境人才培訓、資金獎勵/補貼、發展產業園成常見政策。”
其中,在空間分布上,基於“跨境網商密度”,即平均每萬人中的跨境網商數量,阿里研究院分析形成“2016年中國跨境電商創業二十五佳縣(市)”排行榜,義烏、永康和余姚名列前三位。
從地理分布上來看,浙江15個、江蘇4個、河北3個、福建2個、山東1個,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其中,金華、溫州各有4個、寧波有3個,是目前跨境電商最活躍的區域。這也與過往數十年縣域外貿發展格局相對應。
不過,為何同樣是沿海發達地區,浙江縣域數量占據半壁江山,而廣東卻一個都沒有?這里面的主要原因在於區域經濟格局的差異。浙江是我國民營經濟、縣域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區域經濟發展比較均衡。例如浙江所有地市的人均GDP都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中小城市經濟十分發達,縣域是浙江出口的重要力量。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稅根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稱,改革開放以後,浙江的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相對應的縣域經濟、鎮域經濟發展十分突出,很多地方都是“一縣一品”或“一鎮一品”,這也使得各地的差距相對較小。其次,浙江從很早以前就開始註重全省區域均衡發展,推動全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進入新世紀後,原本較為落後的浙西南麗水、衢州等地也迅速發展起來,全省發展比較均衡。
反觀第一經濟大省廣東,盡管民營經濟也很發達,但廣東區域經濟發展十分懸殊,經濟的重心和出口的主體都是在珠三角。而在珠三角幾個重要地市中,東莞和中山都是市直接管鎮,沒有轄縣,佛山、廣州、深圳下屬的縣也都全部改成區,因此廣東沒有一個縣入圍也在情理之中。
通過分析跨境電商創業活躍的縣市案例,可以發現其關鍵因素。最重要的是產業基礎,上榜的縣市往往擁有一個或多個富有競爭力的產業集群,比如永康的五金、安平的絲網、德化的陶瓷等。
報告指出,在傳統外貿時期,位於中外邊境的縣市,如中越邊境的東興、中俄邊境的綏芬河,開展外貿具有地理優勢。在發展跨境電商時,地理位置仍然重要。但相對以往,其重要性在減弱。因為其他因素成為競爭力的新來源。比如,借助在線貿易平臺,中西部縣市的網商也可以低成本獲得客戶,與東部縣市、邊境縣市網商的機會差距明顯縮小。
此外,數據顯示,2016年“雙十一”期間,縣域消費者購買跨境商品最多的三大品類是母嬰用品、美妝個護和保健戶外用品,反映縣域消費者在健康、安全方面有強烈的需求。他們購買的跨境商品來源國前十位依次為日本、美國、韓國、澳大利亞、德國、荷蘭、法國、瑞士、英國和泰國,以發達國家為主,這反映出這些國家商品的吸引力和競爭力。
據英國《衛報》網站3月7日報道,2016年新增太陽能光伏裝機容量超過76千兆瓦,遠遠高於上一年的50千兆瓦。中國和美國在這方面遙遙領先,近一半的新增產能來自中國,同時,亞洲的新增裝機容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二。
光伏產業是我國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戰略性、朝陽性產業。近年來,在政策引導和市場需求雙輪驅動下,我國光伏產業快速發展,產業規模迅速擴大,產業鏈各環節市場占有率多年位居全球首位,已經成為世界上重要的光伏大國。
國家能源局發布2016年光伏發電統計信息,我國光伏發電新增裝機容量3454萬千瓦,同比增長128%;累計裝機容量7742萬千瓦,同比增長77.5%。新增和累計裝機容量繼續位列全球第一。2016年全國新增分布式光伏裝機容量4.24GW,比2015年新增裝機容量增長200%。
工業與信息化部發布的2016年我國光伏產業運行情況,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光伏產業延續了上年以來的回暖態勢,產業總產值達到3360億元,同比增長27%,整體運行狀況良好。
我們前期分析曾指出:由於2017年光伏上網電價調整帶來的搶裝,全年新增裝機量創歷史新高。而新電價政策向分布式傾斜,將引導產業結構優化,分布式市場啟動。2016年底光伏標桿電價調整政策中,由於分布式光伏的就地消納優點,其補貼未向下調整,分布式光伏裝機在2017年將繼續保持高增長態勢。
單晶組件在裝機上更節省土地空間和EPC費用,在分布式光伏發電項目上優勢更為突顯。建議關註分布式光伏運營商及單晶產業鏈龍頭:林洋能源(601222.SH)、隆基股份(601012.SH)、中來股份(300393.SZ)和晶盛機電(300316.SZ)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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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占據了中國企業海外基礎設施建設市場的半壁江山。
“2016年,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新接對外承包工程合同額1260.3億美元,占同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6%;完成營業額759.7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47.7%。”2017年4月12日,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副司長張幸福在第八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新聞發布會上介紹。
張幸福表示,在2016年,我國企業對外承包工程合同額2440.1億美元,同比增長16.2%,完成營業額1594.2億美元,同比增長3.5%。
據介紹,中國企業參與的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廣泛涉及電力工程建設、房屋建設、交通運輸建設、石油化工、通訊工程建設等多領域。
目前,中國在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已經、正在並將會繼續刺激全球基礎設施建設與投入。同時,基礎設施建設推動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業投資合作。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會長房秋晨介紹,目前中國承包商將基礎設施建設與產業聯動發展有機的結合,積極探索綜合開發、投建營一體化、境外合作園區等以投資為導向的商業運作模式,是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的現實需求。
根據張幸福的介紹,到2016年底,中國企業在36個國家建設的77個初具規模的境外經貿合作區中,有56個經貿合作區在20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累計投資189.5 億美元,入駐企業1082家,總產值506.9億美元。
可以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既是中企建設海外基礎設施的主要市場,也是進行產能合作的主要目的地。
張幸福介紹,商務部將通過四方面措施促進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
一是不斷加強中外戰略對接,充分發揮“一帶一路”建設的廣泛包容性,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努力提高區域經濟一體化。 二是大力推進投建營一體化。為促進對外承包工程業務轉型升級,引導企業將項目融資、後續的運營維護管理進一步提升。 三是繼續完善重要的融資安排。我國政府按照市場化原則,支持有關金融機構積極參與國際產能合作和境外基礎設施建設。 四是做好服務保障工作。今年6月,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和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將共同在澳門主辦第八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50多位部長級以上政府官員、多邊開發機構、國際金融機構、承包商、工程裝備及產業鏈企業代表將參加。
本屆論壇將以“共建多元創新、產業聯動、可持續的基礎設施”為主題,重點圍繞“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基礎設施建設與工業化發展、金融創新與產業投資合作、智慧城市與可持續基礎設施發展等熱點話題,探索國際基礎設施未來之路。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副會長於曉虹介紹,論壇還將關註“一帶一路”與非洲“2063議程”的對接,期望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帶動非洲工業化。為此,論壇專門設置了“基建部長對話會:非洲基礎設施建設與工業化發展”的平行論壇。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還將在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期間首次發布《“一帶一路”國家基礎設施發展指數和報告》。
據了解,“一帶一路”國家基礎設施發展指數,針對“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市場的現狀、趨勢、機會與風險進行深入研究並定期做出系統的評估和分析的系統工程,以發現投資機遇,揭示國別風險,為國際投資者和承包商開拓國際基建市場提供參考。商會也將與合作夥伴搭建基礎設施發展信息服務平臺,對外長期發布動態指數結果和數據分析成果。
美國醫生特魯多對醫療行為如此描述: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而這後兩項,更多的是由護士來完成。可是在中國,護士的數量一直處於短缺的狀態,2010年前,全國醫療機構的醫護比只有1:0.85。這種狀況在十三五期間有了改變。
“護士隊伍不斷壯大,素質和專業能力得到提高。截至2016年底,我國註冊護士總數達到350.7萬,占衛生計生專業技術人員的42%,較2010年增長了71.2%。”5月10日,國家衛生計生委醫政醫管局副局長郭燕紅在國家衛計委新聞例行發布會上表示。
同時,她還提到,全國醫院醫護比由2010年的1:1.16提高到2016年的1:1.45。
但隨著中國年齡譜的變化,老齡人口的劇增,中國急需更多護理人才的加入。在《全國護理事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的目標中也提到,到2020年,執業(助理)醫師與註冊護士比要達到1:1.25。
“2016年,醫院醫護比是1:1.45,如果算上社區等基層醫療機構,全國醫療機構的醫護比是1:1.10,與國際通行的1:2的標準相比,還有一定距離。基層醫護比仍然較低,為1:0.7.” 國家衛計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衛生人力研究室陳紅藝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城鄉分布差異明顯
護士和患者的接觸是最直接、最連續、最密切的,也直接關系到患者的感受。
郭燕紅介紹,其實優質護理服務落腳點是為患者提供專業、全面、連續的、人文的護理服務,是改革與改善同步推進的舉措。改革就是在醫院推行責任制整體護理,讓護士去負責病人從入院到出院全程服務。在病情觀察、協助診療、促進康複、健康教育、心理支持,這些方面都以病人為中心,同時也與醫生和其他專業人員相互合作配合,共同圍繞患者,落實好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和護理工作。應該講這是一個護理工作模式的改革。
但是改革需要有人才能完成。
“護士的人數在快速增長,2010年,註冊護士為204.8萬人。2010~2016年,護士人數年均增速為9.4%,超過了衛生計生人員、衛生技術人員、執業(助理)醫師的年均增速。在2013年,醫護比以1:1的身份扭轉。”陳紅藝表示。
其實,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護士隊伍的短缺是一個共同面臨的挑戰和話題。
“為什麽這支隊伍會短缺?由於人民群眾的健康需求在不斷提升,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在不斷提高,進程在加速。同時,我們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從急性期的診療,慢性期的照顧,以及居家後的康複等等各方面都需要護士協助醫生來提供服務。所以我們第一個遇到的困難就是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當中,在人民群眾健康需求不斷提升的過程中,在全社會老齡化程度不斷加速的過程當中,護士隊伍一定是短缺的。”郭燕紅表示。
目前,中國每千人口註冊護士數由2010年的1.53人增長為2016年的2.54人,發達國家每千人口護士已經達到3甚至5以上。
“目前主要的問題是城鄉分布差異明顯。2016年,城市每千人口註冊護士4.91人,農村僅為1.49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醫護比過低,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醫護比為1:0.86,鄉鎮衛生院醫護比為1:0.7。同期,公立醫院醫護比為1:1.46,醫院為1:1.45。學歷層次雖有明顯改善,但總體仍較低,需進一步提高。”陳紅藝表示。
與此同時,看似平凡的護士工作,但是要求不低。無論國際和國內,對於護士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在西方國家護士的學歷最低需要大專畢業,有的國家還要求本科學歷。2016年,註冊護士中,本科及以上學歷人員占比16.3%(2010年8.8%);中專學歷人員占比34.0%(2010年46%)。
郭燕紅表示,隨著就業渠道越來越多,很多年輕人更多願意選擇其他的職業。同時護士的工作,特別是在醫院,需要提供24小時的服務,工作既有風險又很辛苦。所以護士的流失也是我們面臨的挑戰。
一方面要壯大護士隊伍,另一方面要穩定護士隊伍,降低流失率,延長護士的職業生涯。面對這些問題,國家組織制訂《中國護理事業發展規劃綱要(2011-2015年)》,提高護士隊伍總量,優化護士隊伍結構,加強專科護士培訓。同時制訂《護士條例》的相關配套文件,細化護士配備標準。
“國家要求,到2020年實現每千人口3.14名註冊護士的目標,需要繼續改善醫護比結構。目前為了適應人口老齡化、健康中國建設需求,要加大養老護理、社區護理等專業培養力度,完善護理院校教育專業結構。同時適當壓縮中專學歷護理人員培養規模,加大高等學歷人員培養規模。當然,要考慮農村、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需求。對於完善基層護士職稱晉升通道,要積極督促落實基層衛技人員職稱制度改革,暢通護理人員職稱晉升通道。”陳紅藝表示。
薪酬制度仍待改善
護士短缺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薪酬待遇的問題。
雖然目前護士的薪酬隨著公立醫院改革的大潮正在逐步提高,但是仍然需要根據這個行業的特點制定薪酬制度。
“需要增強護士的薪酬激勵,提高護理崗位吸引力,現在很多醫療機構因各自護理人員中編制外人員規模大,要統籌編制內外人員薪酬水平,一視同仁,同崗同薪同待遇。薪酬結構上,要充分考慮護士工作特點,提高護齡津貼和值班夜班補貼。”陳紅藝表示。
事實上,如何保證那些遊離在體制之外的護士的薪酬,仍是需要註意的一個地方。2014年底,全國公立醫院在編職工為435.7萬人,編外職工為156萬。“這些編外人員中,護士占了大多數。這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編外人員的待遇低,可以節省醫院的支出。”一位業內人士表示。
此外,陳紅藝認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則要從整體人才隊伍建設上入手,按照兩個允許的總體思路,積極利用醫聯體等國家政策,統籌考慮加大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人才隊伍建設力度,提高崗位吸引力,這是前提。而後,一是要在薪酬結構上充分考慮護士特點,二是要根據事業發展要求,改善醫護比結構,待遇低,無編制,結構也很難改善。
在灰色舉債路徑被封殺後,地方政府只剩發行政府債券這條唯一合法路徑,因此各地近些年都在積極爭取更多的發債額度。2018年全國人大“鎖定”地方政府今年新增債務限額為2.18萬億元,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能獲得多大額度備受關註。
在收到財政部下達的新增債券額度之後,近日多省份相繼對省級預算進行調整,公布了新增債務限額額度。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發現,從目前披露具體數字的10個省份來看,江蘇省2018年新增債務限額1665億元,額度最高。新增債務限額超過1000億元的還有廣東、河北、浙江、湖北等省份。其他多數省份新增債務限額都小於千億,比如上海今年新增債務限額為592億元。
由於地方政府債務限額決定了地方融資金額,包括貴州省、河北省等地全國人大代表曾公開向財政部建議增加當地債務限額。為了規範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限額分配管理,2017年財政部印發了《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限額分配管理暫行辦法》,明確了債務限額分配公式,主要考慮各地區債務風險、財力狀況、中央確定的重大項目支出、地方融資需求等因素。
總體來說,新增限額分配應當體現正向激勵原則,財政實力強、舉債空間大、債務風險低、債務管理績效好的地區多安排,財政實力弱、舉債空間小、債務風險高、債務管理績效差的地區少安排或不安排。
以河北省為例,2017年財政部在考慮河北省債務風險、財力狀況、冬奧會等重大項目建設資金需求因素後,經國務院批準下達新增限額776億元,比2016年規模增長44%。2018年財政部下達河北新增債務限額為1319億元,比2017年規模增長近70%。其中,財政部單獨核定雄安新區新增債務限額300億元。由此也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對河北省及雄安新區的支持。
省級政府拿到的發債額度並非全部用於省級政府發債,多數還是會轉貸給下面市縣。比如河北省的1319億元債務限額,省級層面之拿走120億元,其余的90%債務限額轉貸給下屬市縣。
各省市拿到新增債務資金主要用於重大項目、民生工程建設。比如,廣東(含深圳)今年新增債務限額1448億元,其中廣東省級新增一般債券303億元。這其中用於安排省級承貸支出達129億元。其中安排港珠澳大橋省級出資4億元,用於推進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及人工島工程建設,實現兩岸三地交通便利互聯,深化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另外125億元安排用於鄉村振興戰略專項資金。
雲南省今年獲得的新增682億元債務限額都用於發行債券,籌集的資金省級層面主要用於地方高速公路、鐵路建設。地方資金用於特色小鎮建設、農村公路建設、高原湖泊保護治理、保障性住房建設、義務教育薄弱學校改造、藏區專項建設等省級配套、脫貧攻堅、汙染防治、水利交通、土地儲備、棚戶區改造、政府收費公路等。
在省級政府將新增債務限額分配給市縣時,一些債務風險較高的地區將很難拿到額度。比如,廣東省人大財經委審查2018年省級財政預算調整方案的報告後建議,要進一步加大政府性債務風險評估和預警工作力度,定期測算和評估全省各市縣債務風險情況,對債務風險提示和預警地區要及時通報,督促其制定債務風險化解計劃,主動采取措施履行償債責任;堅決落實風險評估結果與新增債務限額分配掛鉤機制,列入債務高風險地區的市縣原則上不新增債務限額。對於已退出預警的地區要加強跟蹤監控,防止發生風險反彈。
陜西省財政廳也表示,按照財政部要求,對列入債務風險預警和提示地區的市縣,要控制新增債券分配。
河北省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建議,要加強政府債務管理,各級要嚴格按照法定方式在批準的新增債務限額內舉債,嚴禁新增隱性債務;要嚴格控制列入風險預警地區債務增量,並監督其制定債務風險化解規劃,逐步降低債務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