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做私募是一種什麽樣的體驗?
最怕年末業績評比,最怕股民突然的關心。最怕回憶突然翻滾,絞痛著不平息,最怕突然自己被揭老底。
渴望如果會有聲音,不願那是淒慘的業績。事到如今,終於讓心酸屬於我自己,只剩眼淚還騙不過自己。
突然好想哭,業績在哪里,會不會在2017……
- 《突然好想哭》
Zoe醬看完眾多知名私募2016年業績之後,改編了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不請自來回答開頭知乎式提問,送給各位私募英雄……
(註:以下數據除特殊註明,均來自私募排排網數據中心)
但斌治不好的茅臺頑疾
是的,茅臺幫幫主但斌又因為茅臺上了一回私募界的八卦頭條。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周六,某自媒體發了一片吐槽文《但斌私募虧成翔!所謂價值投資,變成時間的毒藥》,大意就是,但老師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價值投資者,摯愛著貴州茅臺,但是在去年茅臺漲幅驚人的情況下,業績難看。
但斌隨即就在微博喊冤試圖懟回去,後續還不斷轉發力挺自己的微博評論以壯聲勢。
火眼金睛如本Zoe,小編註意到了但斌微博的評論設置上面這樣的……咳。小編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這樣的設置,意味著是但斌關註的人才能評論,而“但斌關註的人”大概率等於“力挺但斌的人”。
但老師一顆深藏不露的玻璃心,受不得更多委屈,大家感受到了嗎?
好吧回到正題,這次的事情鬧得還有那麽點兒大,但斌也是近年來首次帶著怒氣地公開喊冤。小編也感覺需要拿出來再說說。
但老師,可惜又是你,被我“嚼舌頭”,我的吐槽力度,很溫柔。
2016年7月14日,私募半年度業績出來的時候,Zoe曾經寫了一篇《這半年:公奔私的“王亞偉們”不好受 錯失茅臺的“但斌們”直撓頭》,里面科普了為什麽但斌是茅臺幫幫主,他是如何錯過了2016年上半年貴州茅臺的驚人漲幅。
然後令小編頗為驚訝是,但老師隔天便在微博轉發了這篇文章,並表示“自我檢討!批評!”
此處首先感謝但老師對小編工作的肯定,其次我想給自己強行加點兒戲,表示下惋惜。
因為,辛辛苦苦檢討、又折騰了大半年,但斌老師今年的幾只有公開凈值的產品是這樣的:
總體來看,業績不咋地,並沒比上半年好到哪兒去。
在《東方港灣2016回首與展望》中,但斌承認自己在2016年犯了2個重大失誤:在國內由於整體倉位較低(5%),使到茅臺倉位並不能夠反映我們對企業積極的投資觀點;在國外則是懷著套利的目的踩中了政府的政策雷區,在5月份的中概股私有化投資上使我們損失較大。
而關於為什麽只敢在茅臺上放5%的倉位,他說是因為“茅臺10年中間巨大的兩次跌幅超過60%以上,我們都全力以赴,倉位很重,痛苦可想而知!”
言下之意,前兩次暴跌的心理陰影面積把他打怕了。今年業績差的鍋,前兩次茅臺的下跌不背也得背。
不過小編想,如果貴州茅臺也會用表情包,他大概率會選擇這個吧:
但斌還透露了他6月之後是如何檢討的:汲取經驗教訓,我們從6月份開始逐步增加A股的食品飲料持倉到中等倉位水平。在及時調整了茅臺等的倉位比重以後,基金凈值(以漢景港灣1號為例)從6月末至最新1月4號,凈值上漲了7.5%。同期茅臺漲幅23%,考慮到持倉上限,貢獻7.5%中的7%的凈值漲幅。
不過看看茅臺這一年的漲幅情況,6月之後的漲勢再不如前半年那麽驚人。Zoe這里只想說:晚了,晚了,晚了!
知名私募傷情診斷報告
但老師在茅臺上這頑疾,還得治。扭過頭來看看私募全年的新傷舊痛、以及多家知名私募的傷情報告,小編頓時感覺,藥還不夠,藥不能停,藥要加量!
當然了,疾病也分原發性和後天性。原發因素當然是令人生厭程度堪比霧霾的A股,2016年,滬指全年累計下跌12.31%,深成指累計下跌19.64%,創業板下跌高達27.71%。
在這樣的霧霾環境下,據格上理財統計,只有32.88%的私募獲得正收益,近7成都是負收益,正在進行新年第一周的療程治療。在眾多私募策略中,股票策略傷情最重,今年以來平均收益為-5.44%。
後天因素那就太複雜多樣了,有自己把自己作死的,有公奔私水土不服的,有離開中小創混不走的……直接上病例吧~
2016年私募大佬典型病種之一:自己把自己作死。
這是2016年虧損最厲害的私募產品,亮點小編已經給大家紅色標註了。
2015年的股票策略亞軍,葉飛旗下的“倚天雅莉3號”今年以來差不多虧掉了一半!同門師兄“倚天雅莉4號”虧損53.70%。而葉飛本人呢,教學員炒股巨虧被追債,操縱股票被證監會處罰……
黑馬明星私募穗富投資的“穗富3號”、“穗富1”、“穗富2號”、“穗穗富11號”通通虧損超過40%,而歲穗富投資和董事長易向軍同樣因為操縱股票被證監會處罰……
病種之二:公奔私水土不服
原中郵基金投資總監彭旭和他的鼎薩投資:
原華夏基金明顯基金經理孫建冬和他的鴻道投資:
原華夏基金明星基金經理石波和他的尚雅投資:
病種之三:中小創依賴癥
原匯添富明星基金經理齊東超、“成長股獵人”齊東超和他的巨杉資產:
病種之四:身體健碩也不堪一擊
深圳百億級私募展博投資:
此前,展博的總裁陳婷婷還因公司產品業績不佳向投資者道歉,並表示公司看好2017年的投資機會,將努力為投資者創造最佳回報。
北京百億級私募源樂晟投資:
這是一家極其低調的私募,掌門人曾曉潔為保險資管出身。多年業績穩定,受到很多私募同行的尊重和贊許……(小編真的不是在誇張和打廣告)
上海百億級私募鼎鋒資產:
鼎鋒2016年比較看重新三板,二級市場方面就……
好了~大概的典型病例就梳理到這里,下面是小編給自己強行加戲的時間。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熊市的確“毀人不倦”,無數昔日的明星、大佬跌落神壇。
但換個角度想,投資這件事,向來忌諱以短期論英雄。熊市其實也可以“誨人不倦”,經歷了不同市場的考驗,私募管理人也才有進步的機會嘛~
總之!2016年的往事不可追,2017,聽習總的,擼起袖子加油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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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說愛周星馳,其實他們愛的只是他們心目中的周星馳。
本文由南七道(微信 ID:nanqidao)授權i黑馬發布。
周星馳最近又成了話題人物,首先是他的新電影西遊伏妖篇打破了預售記錄、單日最高票房紀錄。但是很快,風向開始轉變,豆瓣上給出了5分多的點評,票房被反超。於是,評判的矛頭開始倒向周星馳,很多人說他老了,星爺變了。很多人說愛周星馳,其實他們愛的只是他們心目中的周星馳,那個自己臆想中的周星馳,而並不是真正的周星馳本身。世界上人人都是粉絲,抑或根本就沒有什麽粉絲。
在新電影西遊伏妖篇上映之前,很多人在社交媒體上紛紛說,“當年欠周星馳一張電影票要去還上”。等到真正看完電影,豆瓣上又充滿了各種“周星馳,你欠我們一張電影票”。“還”在漢語中表示回到原處或恢複原狀、回報別人對自己的行動、償付等意。還上了整個行為就結束了。但是,一些所謂星爺粉絲們又開始吵吵嚷嚷:周星馳你欠我們一張電影票。賤人們啊,就是矯情。一幫自稱所謂周星馳的粉絲,在網上不斷上演這些自編自導自演自娛自樂自嗨自泣自欺自人的戲碼。“
“導演,我覺得我剛才倒下的姿勢不夠糾結,缺乏了一點點內涵,無法表現出人物內心的複雜情感,請允許我再來一次,我會拿出百分百的狀態,爭取做到深刻而不深沈,平淡而不平庸,演好這具死屍。”你看,哪怕是演一個死跑龍套也是需要技能的好不好!何況是做粉絲這麽需要熱情和專業的事情。
在口碑和後續票房都不是特別理想的情況下,很多人討論說是不是被資本裹挾了,是不是只顧著賺錢了,他是不是變了。但其實變,是每個導演必須保持的本能,即使像李安這樣的國際大導演,每一次都在嘗試不同風格,尋找新的突破,在這個時代,周星馳不變,只能等死。
其實說這些話的,並不是什麽真正的粉絲,或者也不存在什麽真正粉絲,他們並不愛周星馳,他們愛的只是自己,因為他們要的就是自己開心,讓自己快樂,讓周星馳按照他們心目中的喜劇去表演,他們要的是無厘頭,要的是哄堂大笑,要的是前俯後仰,要的是能夠在電影院看到他們的嗓子眼,他們要的是圍繞在舞臺周圍,指揮小醜們的操控感和自我滿足感,他們哪管小醜真實的想法和孤獨。
與其說是粉絲,其實想要的確實高人一等的主導感,或者脫衣舞夜總會的恩客。
她們要的是給大爺笑一個,或者讓大爺我笑出來。他們不要思考,不要深刻,不要變化。說到底,他們要的就是自己的開心,他們根本不在乎所謂偶像,他們真正你想表達的是什麽,或者你自己想要的是什麽、想拍的是什麽,who cares。所以這個世界上也許沒有真正的粉絲。在這個世上,他們愛的只是自己。
很多人這麽快就忘了,他們前些年有可能還在津津樂道的《大話西遊》、《喜劇之王》、《功夫》在上映之初,都遭受各種非議和肢解。尤其是大話西遊一、大話西遊二票房簡直就像北京的新鮮空氣一樣讓人絕望,甚至榮登各大媒體,被評為十大爛片之一。作曲家趙季平甚至拒絕署名。但是最終,觀眾和時間都給予了他足夠的認可。
星爺在乎過嗎?他依然繼續無厘頭拍下去,但是在數年之後,大話西遊在內地突然火了,或者噴發了,甚至被加上了後現代解構主義,等等各種冠冕堂皇的概念,但周星馳又在乎了嗎?連他自己都不理解,什麽叫做後現代結構主義,粉絲們不管,我說你是你就是。你看,即使是粉絲愛你的時候,其實他們想表達的也只是做自己,並不關心愛豆們接不接受。但星爺就是星爺,他想表達的就是自己,他並不在乎別人怎麽解讀。
現在很多所謂的粉絲經濟,尤其是知識經濟的人各種風生水起。他們享受著粉絲的追捧,創下了一個又一個賣課賣東西的銷售新紀錄。他們中間的某些人甚至號稱要改變潮水流動的方向。曾經一個年輕的視頻網紅,在飯局上吹噓,只要他隨便在微博上發幾個字。10分鐘內一定會收到回複和評論。以此證明自己影響力。在很多做媒體、做內容、做視頻的人看來,自己儼然就是巴甫洛夫的化身,只需要自己搖一搖鈴鐺,或者讓紅燈亮起,粉絲們就像是那條自動分泌唾液的小狗一樣,搖著尾巴開始回應或者討好主人。他們也許忘記了,他們不是造物主,也不是耶穌基督,即使成功如星爺,也分分鐘面臨著被拋棄和碾壓的風險。藏獒如果急了,主人也會一並遭殃。養粉如養虎,虎大會傷身。
所謂大部分的粉絲,對明星的愛,對於博主的愛,對愛豆的愛,對於某一個微信公號微博帳號的愛,都是有目的,有時間段的,有周期的,有選擇的,更是有變化的。幾乎沒有人會真正的愛你,沒有人會真正長期的粉你們,他們愛你,是因為需要你。
在某一個節點某一個時間,他們遇到了你,而你表現出來的狀態,和他想要的那種狀態是高度契合的,或者說他需要你們,比如“通往財富的自由之路”,於是,他們接納你,他們表面上受你的影響或成為你的迷妹迷弟,但是實際上,任何人自己是會不斷變化,不斷調整的,但粉絲們不想要這樣的變化,他們要的只是他們心目中的那個人,但那個人卻不是真正的偶像,也不是真正的你。
粉絲就像是少林足球里的豬肉佬一樣,他也許是想做一個舞蹈之王,但是理想夭折,於是他更多的會把自己想要的人、事投射到其他人身上,讓他來替自己完成。或者寄希望讓他來幫助自己完成。但是這種投射最大的風險就在於,情緒反彈,一旦不能滿足他們的心理需求,反彈的情緒或者仇恨會比普通人之間的更加強烈。但是,人是最複雜的動物,即使是身體上的個體性的差異已經讓生物學家焦頭爛額,何況是心理上的瞬息萬變呢。
1980年12月8日22點49分,人類歷史上粉絲最多的歌手之一的列儂,與妻子小野洋子從曼哈頓一個錄音棚回家,瘋狂的粉絲馬克·大衛·查普曼與他擦肩而過後,拔出手槍,瞄準他偶像的背部,連續扣動扳機,5發子彈射進了列儂的身體。
“兩個中國人一個想法,一個猶太人兩個想法。”對於以色列人來說,創新是一種習慣。當有一個想法蹦出,會很快將其付諸實踐,自下而上的管理機制促進了實用性的創新技術產生。
然而,快速響應背後也缺少對企業的長久堅持。這也造成了以色列中創新者居多,集大成企業數量卻並不多。
不同於中國,以色列創新動力來源於資本積累,對於不少創業者來說,在某一項技術上尋求突破,再找到願意接手的美國或中國買家是一個好生意。
自下而上的創新體制
在《創業的國度》一書中,作者丹·塞諾認為以色列之所以能夠產生大批具有創新精神的高科技企業的重要原因在於地緣政治的複雜。
由於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三教長期以來在以色列共生共存,周圍不同國家勢力的敵對,讓以色列長期處於戰爭緊繃邊緣。歷史上,以色列多次受到周邊國家突擊,低階成員在實戰中可以根據自己應變做出判斷、調整而不需要聽從上級的安排。
這最大程度上發揮個體的創新思維,懂得如何更符合實際地解決問題。
曾經在以色列國防軍中擔任過聯絡員的歷史學家麥克爾·奧倫(Michael Oren)說:“以色列軍隊里的副官,很可能是全世界所有軍隊里指揮決策權範圍最大的軍官。”
在這種體制之下,國民的創新思維被最大限度地挖掘。當創業成為這些軍人退伍之後的首要選擇,以色列便擁有大批以解決實際問題為主的科技創新企業。
“參加過敘利亞戰爭的以色列坦克指揮官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工程指揮官。他們執行力最強,而且一切以細節為導向。”谷歌首席執行官埃里克·施密特曾這樣評價以色列軍人。
以色列是世界上少有的真正實現全民皆兵的國家,與大部分國家年輕人不同,以色列人在18歲便要進入軍營,女生需服2年兵役,男生則需服3年兵役。
結束服役之後,一般會工作一年,積累資金,再花一年時間出國旅遊,增長見聞。等這些都完成了,再回到校園,完成大學學業。
“因此,當我們選擇專業時會更有傾向性,目標也更加明確。”一位以色列導遊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
對於以色列創業者來說,“老板”是一個需要習慣被挑戰的角色,並不代表獨裁的權力。 “以色列人說話比較直接,在工作中,因為意見不同,挑戰領導者是很自然的事情。”以色列投資人Ami Dror告訴記者。
這種自下而上的創新方式,也讓創業團隊更多關註貼近市場的實用型技術突破,而非自上的命令。
ZivTamir曾經是以色列軍隊里的一名軍醫,12年前其創辦了第一家企業,專註在醫療器械領域,隨後其又創辦了另外四所醫療企業。
“當我們開始創建一家公司之前,會去找那些跨國大公司項目負責人聊,看看他們的技術聚焦在什麽地方,還需要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之後就朝這個方向努力,由於公司小,效率要更高,往往會比大公司更早做出來,這時,如果這些大公司買了我們的技術,那麽(他們)就能夠更快占據市場。”
然而,這種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建立在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上。
截至2016年年底,以色列總人口為863萬人(該數據來自以色列中央統計局),不及上海市人口二分之一。然而,在2014年世界經合組織的統計數據中,以色列25~64歲人群完成高等教育占比達到46%,在成員國中排名第二,遠超平均值33%。
以色列一共有七所大學,大部分為理工類學科。大學的科技轉化能力非常強,基本每一所大學都設有公司,服務於校內的技術轉化。
特拉維夫、海法、耶路撒冷是三個高新技術聚集地。雖然猶太人更傾向於將耶路撒冷稱為首都,但由於地緣政治,特拉維夫承擔了大部分的經濟政治中心功能。
對比耶路撒冷,特拉維夫生活的猶太人更為世俗,也更少受傳統束縛,這兩個地區的高科技企業也有各自傾向:特拉維夫更像國內深圳,大部分高新企業聚焦在互聯網、金融、制藥以及通信領域,而耶路撒冷的科技企業則傾向醫療、化學、材料等更為傳統的領域。
買、買、買
出售與IPO擺在眼前,中國創業者更願意選擇後者。因此即便公司沒有絲毫盈利,你也能聽到創始人信誓旦旦對你計劃最短3年,最多5年走向資本市場。
在以色列,情況卻大相徑庭:這里絕大部分的企業選擇出售。
大部分企業創建初衷就是為了找到合適的買家,因此要購買或者投資一家高新企業並不難。而具有市場針對性的技術加上快速響應市場的研發能力,慕名投資購買這些初創企業的跨國公司不在少數。
“很多這類公司規模很小,沒有收入或者收入很少,不具備IPO的條件,策略性買家購買是因為看中其中的技術。”HFN律師事務所中國業務部負責人YairGeva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2015年,國外企業投資金額達到2851億美元。過去,主要的投資者來自歐美。在特拉維夫周邊隨意逛上一圈,你會發現不少熟悉的Logo,包括微軟、英特爾以及蘋果等超過280家跨國企業在以色列設立運營研發中心。
而近年來,中國投資逐漸呈現取代美國投資者之勢。2015年,中以之間的貿易額達到了110億美元,對比1992年5000萬美元有很大提升。其中,以色列高科技公司就得到了中方50億美元的投資。主要的投資方式包括直接投資、收購以及通過投資公司設立基金三種方式。大部分中國買家傾向於前兩者,而後者在近期才迎來緩慢增長。
對於中國投資者,以色列創業者態度也在發生根本性改變。“十年之前,以色列人不太相信中國人,害怕中國人會騙他們。五年之前,以色列人害怕中國會copy他們,但是現在 以色列人相信中國有能力,會願意把自己技術賣給中國人。”以色列創業者米雅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
在最高科技的8200部隊服完兵役之後,米雅到上海交通大學完成學業,她的父親曾在摩托羅拉擔任高管,從公司退下來之後與米雅一同創業。
在閑暇時間,米雅會到旅行社兼職,為慕名而來的中國公司對接以色列科技企業。
“如今以色列人對於中國的認知不再僅僅是一個生產線,他們希望中國人可以在以色列做投資。”
然而,由於大多數以色列企業在技術上的重度垂直,對於中國投資者而言,難以理解成為投資進程中的障礙。
“這邊公司大部分在技術上都是一個顛覆,如果你不能直接從底層的技術去理解這個東西的話,那繼續往下走就非常困難,因為你沒有辦法判斷。”深圳光啟集團董事長劉若鵬對包括第一財經在內的記者說道。
今年1月,深圳光啟集團在以色列設立國際創新總部並啟動二期GCI基金,基金規模達2.5億美元。
技術過於前沿,增加了投資人風險與難度。在以色列期間,光啟團隊考察了通過雲計算測算分析人類腦部功能的ElMindA公司,這項技術在業內雖然超前,但目前公司仍然處於虧損狀態,由於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所設置的門檻,公司在短期內依然只能維持較少收入。“以色列公司會開發全新的市場、帶來新的技術和顛覆,這個時候就比較難通過簡單的金融模型去直接評估一個公司價值的高低,當然你可以通過別人投多少錢來投這個公司,但這個時候你就很被動。”
在這種情況下,合作性的企業投資者數量比基金型投資者更多。“美國投資者更多的是純財務投資,中國投資者能夠對接生產、市場資源。”在將第一家公司賣給美國投資人之後,Ziv在2015年將其另一家醫療手術器材公司MST26.6%股權賣給中國公司海思科。
市場與理念之辯
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雖然激發了創新潛能,但卻缺少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向。在以色列國內,大部分企業是小而美的高精尖技術,缺少大而全的集團式經營。
12年間,Ziv一共創建了5家企業,算得上資深創業者。他告訴記者,在他身邊,手握3家企業以上的創業者比比皆是。
對於這些公司來說,IPO和出售本質沒有什麽區別。“我們認為IPO是籌錢的工具而不是目標。”Ziv告訴記者,他非常享受創業的過程,在一個想法迸出來的時候,他迫不及待希望將其實現。
目前,Ziv開始了一項面對創業者的學院項目,希望將自己創業的經驗通過課程傳授給創業新人。這個想法在其還在運營上一家公司的時候已經萌芽。
“對中國來說,做一個企業,就會想要對它有一個長期和持續的投資。但是以色列的話,把它開發出來就要把它出售出去,賣掉之後他就整個退出這個項目了,然後他會去做新的東西,去創立新的東西。且他們一有不同的新的idea,就會想辦法去實現它。他們做了一個之後,馬上就會有別的新的想法。”雅法資本董事總經理彭湘墨告訴記者。
“80%~90%的以色列企業最後都會選擇出售。”Yair對記者說道。
以色列人將其原因歸結於國土面積過小,對於企業來說市場狹小,與擴大生產的微薄利潤相比,找到適合的買家是較為折中的辦法。
“以色列的市場真的很小,即便我的產品每個以色列人都買,也只有800萬。我們不知道怎麽做庫存以及貨物管理,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做中國這樣大的市場。”米雅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
引入的投資機構互相制衡最後也限制了公司繼續發展壯大。Ziv坦言,最初創立五家公司時,並沒有考慮將其做成集團式公司,因此引入了不同的投資機構。“(如果要做成集團型企業)唯一能做的方法是找到一個強有力的合作夥伴,在每一家企業中都有註資,在其幫助下完成,這個太難了。”
種種原因,造成了以色列企業與國內企業在接受投資時截然不同的態度。在以色列,創業者更傾向於讓投資者一次性買斷。
如今,Ziv還在接觸不同對其項目感興趣的投資者,這些投資人有來自中國香港、臺灣,也有來自美國的。在談到最初沒有能夠打造成集團式管理,Ziv告訴記者:“我不後悔,因為在創業初期我不確定是否會成功,最重要的是保證企業能活下去,現在我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