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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為國有企業的上司，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一向視國企為「共和國長子」，佢近日仲好肉緊咁話，希望將央企打造成美國NBA籃球巨星米高佐敦一樣，喺有需要 時要撐得起場面。相信李主任係忠實籃球迷，前日喺廣州出席一個國企專題報告會時發言，就用咗籃球賽做比喻。佢話國企喺國家經濟中要繼續扮演主導角色，而國 家經濟就同籃球比賽一樣，一定要有巨星，否則好難攞到總冠軍，「美國NBA製造精采，其成功之處，在於有劇情有懸念，那怕前三節落後20分，第四節也能反 敗為勝，而製造劇情的，正是場上的球星。」而所謂巨星，就係能夠承擔責任；就好似最後一球，一定會傳畀巨星佐敦，因為佢一定能夠投入三分波。李主任深明將 央企塑造成為巨星，一定要有良好制度，要政企分家；佢話，過去有個省嘅交通廳長職位接連3個倒下，就係因為制度問題，廳長上任時並唔係壞人，但咁大權力集 中喺佢身上，人哋成日攞住銀紙圍住佢轉，佢唔腐敗都幾難。 有福同享 佢又自認係「好老闆」，因為佢唔會欺負老實人，並且將央企 負責人嘅薪酬跟業績掛鈎，如果人工太少，下面嘅人都會走晒。結果喺2002至07年間，央企為國家帶嚟1500億元人民幣嘅利潤，佢發畀央企1556位副 總以上嘅領導，平均每人每年加4600蚊人仔人工，都算係咁喇。[email protecte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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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4日，國務院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下稱國資委)綜合樓三樓會議室，掌聲再一次響起。這一次，大家是在為一個人的光榮卸任而鼓掌——李榮融強忍淚水，深深鞠躬，心中無限感慨。
作為國資委首任主任，李榮融任期七年零五個月，為2003年以來任期最長的國內部長級官員之一。特殊的職位、特殊的使命也使他有別於其他同級官員。
上 任之初，面對當時國企經營之難，甫一成立的國資委在「管好」國企，還是「賣掉」國企之中猶豫不決時，他的觀點是堅持「管好」國企。在任期間，李榮融憑藉一 串幾何級增長的數據，使新成立的國資委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李榮融剛上任時，央企數量是196家，他卸任後，央企剩下123家;李榮融接手時的央企總利潤為 2400億元，到他離任時，央企實現利潤超過1萬億元;國資委直接監管的央企進入世界500強之列的，由7家增至38家。
雖然身為曾經的「國資大管家」，但李榮融向記者袒露卸任後的心願時卻表示：「希望也能幫助民營企業，為民營企業的成長作一點貢獻。」這一心願使李榮融卸任後婉拒了不少來自大公司的重金邀請，而選擇去高校授課。
「授課的方式離實現我心願的距離最短。」李榮融說。2011年，李榮融一共在清華講了4次課，授課主題為「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
這是作為「教授」的李榮融首次接受媒體專訪，在近4個小時的採訪中，坐在記者面前的他，語氣、神態與在任時沒有兩樣。並且，儘管李榮融的身份已經從「國資掌門人」轉變為「教授」，但他未改初衷——培育30-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是實現中國強國夢想的必由之路。
實現心願的最短距離
那些聆聽李榮融授課的清華EMBA學生，有一半是來自非公企業的高級管理者，另一半則來自國有企業。對於這位教授，很多國有企業出身的學生依然習慣稱他為「榮融主任」或「李主任」，大部分來自非公企業的學生則以「李老師」、「李教授」相稱。
早 在經貿委工作的時候，李榮融就開始研究制定非公企業的相關政策。在李榮融看來，中國的民營企業面臨四個「不足」：信息不足，信用不足，遇到困難時獲得的幫 助不足，學習培訓不足。直接給EMBA學員講課，不但可以將自己對企業的理解和經驗傳授給他們，還可以通過集中討論的方式獲得共識。給企業家上過幾次課 後，李榮融感覺，當老師可能是實現他「為非公企業做點事」的心願距離最短的方式。
在外人看來，國企和民企無論在政策上還是實力上，都有天 生的「鴻溝」。前者根正苗紅，後者野蠻生長。而李榮融則多次公開表示，央企和民企是一個相互依存的團體，「資源配置缺了中小企業能配置好嗎?要提高配置效 率，把中小企業都拿掉會好嗎?把非公經濟都拿掉會好嗎?絕不會好的。歷史已經證明，純國有是不行的」。
在清華EMBA，李榮融具體的課時 會根據教學進度進行調整，授課主題為「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內容主要包括國有企業的變化及歷程和搞好企業的主要措施。雖然講授的更多的是國企的經驗， 但李榮融強調說：「核心就講一個題目，怎麼搞好企業。」在他看來，通過對國有企業近幾年的成就進行分析，也可以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建議。
為 了扮演好這個新角色，如今的李榮融將大部分課餘時間用於備課。「要把這個課講好，我前期工作量很大」，「有時候，我要考慮怎麼講才能夠讓學生更好地理解， 常常晚上睡不著覺。」李榮融說，「當然，還是在國資委的時候，睡不著的次數更多。」而國資委研究局局長彭華崗和副局長楚序平是他的得力「助教」，接受本刊 專訪時，除了秘書，這二人也陪同李榮融左右。
無疑，每一次上課，教授李榮融都會成為學員們關注的焦點。每一次課間休息，總有一群學生圍著 李榮融展開激烈討論。清華EMBA2004級校友、中亦安圖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楊進說：「李榮融老師的經歷使得他能夠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他的課給 了我們一個觀察中國經濟運行和企業經營的不同的視角。」
鐵面與溫情
作為教授的李榮融，延續了他擔任國資委主任時期的工作風格。
他會根據學生的提問和對問題的具體理解，不斷修改講稿。在修改過程中，他會再三考慮學生更容易接受用哪種方式、從哪種角度講課。「我對自己的要求是，少講套話、空話，努力講有用的話，這樣人家才願意聽。」
以往，國資委每年召開中央企業負責人會議之前，李榮融同樣要親自去各家央企調研，歷時好幾個月收集材料。「好多材料別人看不了，只能自己看，所以我每個星期都加班。」
無論是作為國資委主任還是教授，李榮融都強調「講規矩」，因此給外界留下敢於直言、說一不二的印象。國資系統的工作人員都知道李榮融兩個「不輕易」的工作風格——重大決策不輕易定，定了不輕易改。
「在制定政策的過程當中，你應該耐心聽取各方的不同意見，這也逐步形成國資委的重要風格。」李榮融說，「定了的事不能輕易改，朝令夕改搞不好事情。應該有這個自信，因為定的過程很嚴密，方方面面的意見都聽到了，近期的、中長期的利益都考慮到了，就不應該輕易修改。」
這一工作風格使李榮融「得罪的人多了」，他認為，平息這些人內心不滿的關鍵是「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
對央企進行業績考核是國資委的主要工作內容之一。李榮融開創了對100多家央企進行分級考核的方式。這一方式推行之初，引發了部分央企負責人的不滿，尤其令考核成績靠後和考核降級的央企難堪。
一 些從A類降至B類的企業負責人試圖找人向李榮融說情，「榮融主任能不能把我們企業往前再推一下到A類」，「榮融同志你看看這個企業的情況，人家工作得不 錯」……李榮融說：「這時候我會反過來打電話問他們，數據有沒有錯漏?其實我知道不會有錯漏的，都核了多少遍了。如果數據沒有錯漏，我說這個你得諒解了， 你數據在哪一類就是哪一類企業。」
第一年考核，有兩家央企排到最末位的D類，這兩家央企負責人上午開完通報會後，中午飯都沒吃就回去了。其中一位央企負責人對李榮融說：「我在這裡吃不下飯，回去也吃不下飯。」
這 樣的工作作風，使得他周圍的人評價李榮融是「最不像上海男人的上海男人」。不過，李榮融表示，自己在基層時也是個老實人，「受的欺負也不少」，所以當官後 給自己定下宗旨，不讓老實人吃虧，只有競爭上崗，才能使每個人機會均等，「你只要有條件你就來競爭，競爭不上，你自己再努力」。
李榮融常跟國資委裡的年輕人說：「如果跟我三年沒長進，不是你不行，是我不行。如果你一直很留戀這個崗位，捨不得離開，就表明你還不行;如果哪一天你感覺自己離開這個崗位隨時都有飯吃，那你就行了。」
在家庭生活中，李榮融還有鮮為人知的細膩溫情。
有一年的「五一」勞動節假期過後，彭華崗問李榮融「五一」都幹嗎去了，李榮融說：「沒幹嗎，勞動節，我把我們家玻璃全擦乾淨了。」接著他饒有興致地向彭介紹起自己擦玻璃的「學問」：怎麼能把玻璃擦乾淨，怎麼判斷是不是擦乾淨了。
李榮融還是一名烹調好手。李榮融的弟弟結婚，婚宴上的菜全是他一手燒製。李榮融在家常是夫人洗菜、自己炒菜。以前李榮融在家還經常拖地板，「現在我腰不好，拖地板什麼的只好讓夫人去做」;每次出差，李榮融從不叫夫人替他整理行李，都是親自整理、親自熨好衣服。
無論做什麼，李榮融都精益求精。不做的事情不涉及，要做的事情必須做到極致、最好。
「國企強則國強」
雖已離任，如今身為教授的李榮融，仍密切關注著央企的發展。
有一次出差，他看到機場航班因大霧晚點現象嚴重，趕緊給時任國航總經理孔棟和東航總經理劉紹勇發短信，「你們要盡快改進，可能後邊還會有類似情況，要及時和乘客早溝通，有情況早通知」。
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言談間，李榮融流露出對央企的至深情感。而針對外界從未停止的「國進民退」、「央企壟斷」的質疑，李榮融則很少回應，因為他對這些觀點「不屑一顧」。
「在壟斷問題上，我認為央企背了黑鍋。你怎麼不去罵美國呢?波音和埃克森美孚還不算壟斷嗎?」李榮融認為規模經濟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相反，一個行業中如果沒有主導企業，僅僅依靠中小企業，是不可能有國際競爭力的。
李榮融是「國企強則國強」的堅定信奉者，並將國企做強做大的信仰上升到政治高度。他如此比喻國企對中國的重要性：「一個家庭如果父親下崗，那對這個家庭是災難，孩子的命運從此會發生重大轉折。」
在李榮融的帶領下，央企將履行社會責任放在重中之重，甚至不惜承擔諸多政策性虧損。儘管這與傳統的市場經濟規則相悖，但李榮融認為，幫助央企樹立責任感，是他執掌國資委最寶貴的工作結晶之一，「我們的責任是什麼?就是黨和國家、人民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辜負希望」。
關於如何深化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爭論，在李榮融卸任之後，反而達到了某種難言是非的高潮。比如2011年「兩會」期間，各界掀起了一股關於央企是否應該提高分紅的大論戰，在這場論戰中，國資委保持了一貫的低調。
李榮融同意央企應提高分紅比例，不過，他強調，要做到的是可持續分紅，而不是一次分完了，明天公司就關門。
「分紅跟企業自身的發展要有一個合理比例，要考慮企業擁有足夠的能力來支付未來的分紅，也就是可持續分紅的能力。所以開始的時候我不太主張提高分紅比例，原因就是還沒走到那一步，應該留點錢給企業自身發展。」
不過，李榮融認為，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當前應該逐步提高分紅比例，提高投資者信心。「現在股市下跌，怨聲更多了，股指回到10年前。股民實在太辛苦了，10年儲蓄再怎麼樣還有點回報，炒股一點回報都沒有。」
李榮融覺得現在的股民太辛苦了，為了瞭解股民心態，他甚至想卸任後也去炒股。「我想炒股並不是想賺錢，就是想瞭解股民的心態。」但為遵守相關規定，他並沒有真的去炒股。
由歷史來打分
李榮融卸任後，外界猜測他留下不少遺憾。對此，李榮融毫不猶豫地說：「沒有遺憾。國家交給我的任務，我都努力去做了，我盡責了。」
2003 年上任之初，李榮融去中央黨校上課，黨校有的老師認為國有企業搞不好，應該私有化。他堅決不認同這些說法，美國的一篇關於私有企業的論文給了他反駁「國有 企業搞不好」的論據：私有企業能持續經營超過三代的不過5%，而且這5%裡頭大企業並不多，不少都是開飯館、家庭旅館的。尤其是在2008年，建立了現代 企業制度的美國雷曼兄弟公司也破產了，這讓李榮融更加堅定了「企業好壞與所有制沒有必然關係，只有遵循企業發展規律才能搞好企業」的觀點。
如果單就個人的業績評價，李榮融領導中國央企走過了發展最為迅速的7年，「國企能夠管好」已被央企劇增的利潤證明為事實。而且這個事實，似乎還證明了某種經濟理論的正確，即認為不同所有制的企業本身，就企業運行管理而言，是沒有什麼區別的。
李榮融相信，只要十六大制定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不變，國企改革將會延續此前的思路繼續下去。「沒有這樣的體制，就決不會有國資委今天的成就」。
回顧李榮融主導國資委的七年零五個月，可以看到，歷史給了李榮融難得的改革機遇，李榮融顯然也抓住了這一機遇。不管外界對他主導的改革是讚揚，還是抨擊，「李榮融」這個名字，已鑲嵌在中國國有經濟改革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之中。
採訪結束之際，李榮融拒絕給自己打分，他說，「今天打的分，並不等於明天打的分，最終還是要由歷史來打分」。
在新一輪國企改革積極推進的背景下，國企改革話題不斷升溫。
“國企改革一是把牢方向，著力點是牢，不要放。二是紮實推進，不要來花哨的，紮紮實實走，一年一小步三年一大步。中央企業從2003年到2012年十年，年年平均增長接近20%，對路就是快，不對路沒用。”在4--5日舉行的第三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上，國資委原主任李榮融做出上述表示。
李榮融在演講中回顧了國企改革32年的歷史。
他說，1984年10月舉行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最早有系統的安排經濟體制改革，全會做的決定是《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間有很大分量是對國有企業改革。決定表示，政企職責不分、條塊分割、國家對企業統得過死，使本來應該生機決然的國有企業、國有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企業的活力來源於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他們的積極性、智慧和創造力。
“32年後看，我認為當時環節抓的很準，為什麽搞國有企業改革?解決活力問題，所以對國有企業也好，按我的眼光評價就是活力。”李榮融說。
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國企改革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李榮融表示，如果現代企業制度不解決，國有企業是搞不好的，因為這是一個企業的必要條件，同時還要有效運作。搞國有企業得記住四句話，一是產權清晰，二是權責明確，三是政企分開，四是管理科學。
李榮融說，現在看應該把政企分開放在第一位，政企不分絕對搞不好。審批的人不負責任，從項目建議書到開工報告一共八年，八年批一個項目，哪個企業項目還能賺錢。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後，選了一批虧損企業試點現代企業制度，不客氣的將試點後來也不了了之。
李榮融回憶，這之後國有企業競爭對手不僅僅有鄉鎮企業，外資來了，三資企業、民營企業。1998年，國企越搞越困難，三分之二虧損，1998年全國25萬戶的國有企業利潤才214億，是今天央企一個月的零頭。朱镕基總理任期內，國企改革拖得他確實不簡單，財政收入也不行。
李榮融說，(當時)改革真改，國家政府機關裁員一半，三個月到位。我們不願意讓職工下崗，要搞活企業必須下崗，否則一起死。
2002年，國企開始體制改革。對於這段歷史，李榮融表示，中央企業在體制改革後生產率的提升32%到40%(2004年到2014年)，其中來自體制貢獻30%，體制改革是有效的。關於國有產權的結構與效率的關系，2012年世界銀行對中國企業調查的數據做的計量分析，國有占的股份是30%到50%的效率最高，其次是30%以下，效率最低的是絕對控股。
最後，李榮融表示，國企改革，不要動搖，牢牢堅持方向。這次，習近平總書記在國有企業黨建工作座談會上說兩個一以貫之，一個是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第二個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其中，講建現代企業制度要更要突出兩條，政企分開是第一條，第二是公司治理中首先要解決公司治理結構，這是必要條件，這個不解決其他不用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