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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永好：新希望已做好整體上市的一切準備

http://www.21cbh.com/HTML/2011-3-2/1MMDAwMDIyMzM1Mg.html

【原創】未來10年7大猜想——這一切都是浮云（修改版） 程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2e44d00100squb.html

   《未來10年7大猜想——這一切都是浮云》

虧損百億燒到本業 面板夢一場空 八十四歲不拚了 許文龍放手奇美電 僵持兩年多的奇美電兩大股東爭執大戲，終於在許文龍家族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畫下句點。宣布退出後的第三天，許文龍在自家宅邸拉琴、宴客，透露出他的好心情。他很清楚，無法再為奇美電打拚，只能選擇放手。 撰文‧賴筱凡 五月十八日，就在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捐贈博物館的那個下午，一場小型演奏會緊接著在許文龍家上演。琴聲如訴，緩緩自小提琴弦上滑出，就好像許文龍這天的好心情一般，在他心裡，企業是一時的，唯有博物館與醫院之於社會的貢獻，才能長存。 這是奇美實業宣布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的第三天，許文龍表現平靜，「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了。」貼近許文龍身邊的人士透露，奇美電與群創合併走一遭，經歷整合問題、美國反壟斷訴訟案，乃至於龐大的債務問題，五月十五日奇美實業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許文龍心中的大石終於放下。 據了解，許家不得不壯士斷腕，從去年奇美實業年報可窺一二。過去石化業有「北台塑、南奇美」兩強，奇美實業更是公認的幸福企業，但去年在龐大轉投資的業外損失拖累下，竟繳出五十年來最大虧損成績單，在本業獲利僅七十一．九七億元，不若前三年的逾百億元水準，認列投資損失達一一九億元，最後每股稅後虧損達二．二一元，原來奇美電大虧六四七億元的那把火，已經燒到奇美實業。 幸福企業五十年首見虧損 二○一一年，面板業的景氣蕭條，等不到面板報價回穩，奇美電大虧六四七億元，時任奇美電董事長的廖錦祥，為了奇美電銀行聯貸，擔心到耳中風，「他們都很清楚，聯貸案這關不過，奇美實業也會被拖下水，光看他們手上奇美電股票幾乎都質押，就曉得壓力有多大。」知情人士透露，即使奇美電與群創合併，但給許文龍家族的壓力未減。 眼看奇美電虧損累累，奇美實業只好進行內部大瘦身，「只要資源重疊的部分就整合，cost down再cost down。」奇美實業的員工私下抱怨，「虧錢的明明是（奇美）電子，卻連（奇美）實業也要一起苦。」對於奇美實業五十餘年的幸福企業員工來說，「打從○八年金融海嘯，奇美電大虧開始，奇美實業就不再幸福。」確實，過去一年來，奇美實業的營運費用大幅削減，以前一年營業費用得支出一四八億元，去年縮減到八十六億元。「（奇美實業總經理）趙令瑜上台後，整頓得很厲害，但一切還在常軌。」貼近許家身邊的人士不諱言，趙令瑜節省支出不遺餘力。 一頭灰白頭髮，面對記者追問，趙令瑜總是秉持著低調原則，一貫的笑容、快步離開，但奇美實業上下都知道，這位從基層做起的總經理，採購人員在他眼皮底下，很難搞鬼。 如果年輕三十歲 就跟它拚不過，奇美電的虧損壓力越來越大，即使奇美實業的塑化本業撐住，卻挺不住轉投資的虧損一再擴大。 甚至，奇美電兩大股東之間的矛盾，還倒打奇美實業一巴掌。 奇美電內部人士透露，在群創班底進入奇美電之後，奇美電董事長段行建把採購、財務等大權一手攬，過去奇美實業提供奇美電需要的塑化原料，可是，去年奇美實業送去的報價，居然被打回票。 這看在老奇美人眼裡，幾乎是大忌，「或許兩家公司的關係不若以往，但面對奇美電這種態度，奇美實業能忍嗎？」對此，奇美電發言人陳彥松回應，任何採購案都有其程序，奇美電不會因供應商不同而有差異，實在無需擴大解釋。 隨著外界不斷用放大鏡檢視奇美電兩大股東的關係，許文龍家族與鴻海之間的裂痕更大。就在奇美電董事會召開前兩周，許文龍家族的代表直接向段行建開口，決定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段行建馬上表達挽留之意，卻已留不住許家要退出奇美電的決心。 「我很清楚，如果今天年輕個三十歲，還可能跟它（面板）拚，但我已經八十四歲，能做的有限。」許文龍曾私下和身邊的人如此透露。 最終，奇美實業不得不放手，「或許（許文龍家族）退出，對奇美電好、對奇美實業也好，許董、廖董都比以往寬心得多，所以還能釣魚、拉琴，心情也不像去年跟著銀行聯貸起伏。」知情人士說。 面對外界猜測是否要將股權轉手中資，或讓奇美電引入其他策略聯盟對象，許家人揮了揮手，「許董的立場很清楚，他是重然諾的人，答應銀行團的（對奇美電）增資都會繼續做，其他的就留給段總安排。」許文龍八十四歲的人生，從石化業起家，拓展到電子產業，要投入面板業時，他曾問當時奇美實業總經理何昭陽一句：「賠了，會不會影響到奇美實業？」何昭陽很明確地回答，「不會。」然而，時光移轉，面板景氣不再如他們當年所想，奇美電的百億虧損終究還是燒到奇美實業門口，為奇美電、也為了奇美實業好，許文龍的面板大業最終還是一場夢。

智能語音搶灘中國：用聲音控制一切？

蘋果公司智能語音工具推出漢語服務之前，以科大訊飛為首的本土公司大刀闊斧搶佔市場份額，語音產業鏈雛形初現。但是他們無一不是「摸著石頭過河」，盈利模式尚不清晰。

「我餓了。」

「餓了就趕緊吃東西啊。」

「不知道吃什麼好。」

「這個嘛，那我就推薦你吃一兩塊黑巧克力，它能迅速緩解飢餓感呢。」

「我不愛吃巧克力。」

「此題甚好，我卻不會，待我加緊學習了再來答你。」

這是在手機上安裝一款名為「訊飛語點」的國產智能語音應用軟件後進行的一段「人機對話」。你發出聲音指令後，它便可以幫你發短信和微博，定鬧鐘、查詢天氣航班、推薦附近好吃的餐館，甚至可以講故事、陪你聊天。

蘋果公司iPhone4S手機最大或說唯一的亮點，便是Siri這一智能語音工具。它讓機器彷彿擁有了思考能力。調戲Siri也一度成為網絡上的熱門遊戲。

但是過去兩年Siri並未給中國用戶帶來直觀的使用體驗，因為它一直以來只接受英語對話，且不能查詢中國大陸的各種服務信息，直到2012年6月蘋 果公司才宣佈將推出漢語服務。這便給了一批中國本土公司絕佳的成長空間。在國內，訊飛語點、蟲洞語音助手、小i機器人、小唐龍、快說語音助手、 Ciriis語音助理、智能360、戀愛機器人柳柳等一批類Siri產品紛紛面世，欲跑在蘋果公司之前分得一杯羹。

2012年7月，訊飛語點因進入蘋果在線應用商店（Apple Store）不順暢而成為業界關注的焦點。看似簡單的「進店」問題，打開了中國智能語音市場暗戰的「潘多拉魔盒」。

尷尬的盈利模式

訊飛語點的開發者科大訊飛公司日前向外界大倒「苦水」：2012年6月20日，其向蘋果公司正式提交了訊飛語點iPhone版申請，15天後，蘋果 給出了明確的「Rejected」（拒絕）回應，理由是缺少具體應用的演示視頻。科大訊飛對媒體表示了他們的擔憂：將於2012年秋季推出中文Siri的 蘋果公司，似乎對類Siri產品的審核設置了障礙。

蘋果公司官方沒有回應這種猜測，也未回覆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請求。不過據多位開發者稱，在調整了審核規則後，蘋果商店的審核期限普遍有所延長，從原來的7天增加到兩週左右。2012年7月9日上午，科大訊飛再次提交審核申請，目前正等待蘋果的回覆。

雖未有定論，但這款本土智能語音產品，在爭論中以「中國版Siri」之名迅速為公眾所知。「有一次開會碰到劉永好（新希望集團董事長），他看了我的名片後第一句話就說，訊飛口訊（另一款語音產品）是不是你們做的？」科大訊飛副總裁徐景明說。

科大訊飛創立於1999年，9年後在深圳創業板上市，招股書稱其佔據國內智能語音市場六成以上的份額。2010年它開始佈局移動互聯網，並發布了智 能語音云，簡單來說就是一個融合了各種語音技術的開放端口，免費提供給開發者使用。訊飛語點只是科大訊飛使用了第二代開發平台的核心技術開發的一個示範產 品。

而語音云平台的推出，使一條語音產業鏈逐步形成。根據科大訊飛向南方週末記者提供的數據，目前，免費使用其平台的開發者達到四千餘家。「蟲洞語音助理」的開發者們就是訊飛開放端口的使用者。蟲洞的機器語言甚至提供了四川話、粵語、東北話、湖南話、陝西話等方言版本。

「除了相互開放端口，我們還有一些深度合作。」蟲洞軟件創始人王向一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但其拒絕透露具體內容。

開放端口不僅培育了產業鏈上的草根創業者，一些早已成熟的互聯網產品，則把智能語音技術當作一個必備「插件」，融合到已有產品中。

「我們在整合二十餘種主流的應用，比如人人網、去哪兒網、大眾點評網、知乎、瓦力等，互相開放端口供對方使用。」徐景明說。

融入這條產業鏈的，並不侷限在移動設備。

2012年春節剛過，長虹就在其新品戰略上發佈了多款語音智能電視產品，這些最高售價近7000元的不同款式的智能電視，可以根據語音命令換台、調 整音量，長虹給它起了個山寨名字「Ciri」；2011年11月，三洋推出了全語音系列的微波爐產品，售價同樣接近7000元，按下語音鍵，發出命令「幫 我烤個牛排」，微波爐便開始運轉。這些廠商均是訊飛的合作夥伴。

雖然看起來很酷，但科大訊飛的盈利模式也有許多尷尬。眾彩電廠商和科大訊飛均是「一錘子買賣」，即一次性購買語音軟件或芯片，前者推出的所有應用皆為免費，只是智能產品本身的售價有一定幅度的提高。

而對於開放的語音云平台，開發者們也有一種擔心。「科大訊飛將來如果收取高額的使用費，對我們這種創業公司來說會是不小的壓力。」王向一說。

巨無霸公司來爭食

一些本土的巨無霸公司也正加入到智能語音市場上來。「我們和投資人聊，被問得最多的就是，如果百度騰訊做了這款產品，你們怎麼辦？」王向一說。

百度語音項目技術負責人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稱，百度剛成立了多媒體部，組建了幾十人的語音團隊，目前的產品有語音搜索、語音輸入法等。騰訊亦然，其QQ輸入法和搜索已嵌入語音功能。

不過與科大訊飛不同，這些大型互聯網公司沒有專業的智能語音技術專利，他們採取的是技術開發者合作的發展模式。在國內，提供核心智能語音技術的研究 機構數量並不多，基本分成三類，一類是依託於中國科技大學的科大訊飛，一類是依託於中科院的中科信利等，此外便是北大清華的一些研究機構。百度和騰訊選擇 的合作者是訊飛的競爭對手——中科信利。合作方式是由中科信利提供核心技術，再由百度、騰訊在此技術上包裝成產品。

在科大訊飛2011年報中，「能否吸引和培養高水平的人才隊伍」被列為公司今後發展的主要風險，訊飛為此正制定具有競爭力的薪酬體系和股權激勵機制。

競爭者並非只有本土企業。

早在1999年訊飛成立時，IBM、微軟、摩托羅拉、英特爾等就已經在中國成立了專門的語音研究基地，2004年才開始涉足語音領域的谷歌，在2009年11月發佈了中文語音搜索服務。本輪智能語音熱潮，成為國外企業再次搶灘中國市場的絕佳時機。

對科大訊飛等技術提供商而言，更大的威脅可能來自那個站在Siri身後的技術提供商——Nuance。Nuance成立於1992年，Siri的出現讓其從幕後走向台前。

在全球語音技術市場，Nuance佔據了2/3的市場份額，並為三星、諾基亞、摩托羅拉、HTC、福特等公司提供語音技術。2009年2月，其在上海建立了語音技術開發中心。

值得關注的是，Nuance於2011年11月推出針對中國市場的移動開發者項目（NMDP），這給了蟲洞等草根開發者更多的選擇空間。目前，Nuance已與一些國內企業達成合作，例如四維圖新計劃於新版地圖上就將採用Nuance的語音技術。

不過，擁有技術和人才優勢的Nuance，進入中國市場後也面臨諸多「不適應症」。2011年其剛推出語音識別搜索軟件——聲龍搜索（Dragon Search）時，合作夥伴為谷歌、Youtube和Twitter，而這些產品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在中國根本無法使用。

Nuance大中華區總經理鄭裕慶日前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稱，為解決用戶體驗問題，優酷網、淘寶網、新浪愛問、大眾點評網等中國公司也已成為其合作夥伴，但南方週末記者的試用結果並不理想。

浪潮和泡沫

眾多競爭者的加入，讓智能語音應用日益普及。而這實際上僅是一個開始。

科大訊飛2011年的營收是5.6億元人民幣，依此推算，目前中文智能語音市場的盤子在10個億左右。

「這個盤子並不大。」中科信利語音識別實驗室主任顏永紅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每隔五到十年，智能語音產業就會迎來一波熱潮，但事後都沒能有突破性進 展。」而由Siri帶動的此輪「面向移動終端」的智能語音是又一輪浪潮，盈利能力還有待觀察。「整體而言，現在的泡沫有些嚴重，在核心技術還有待提高的背 景下，語音產業短期內大規模提高營收並不現實。」

對以智能語音為主的新創企業，顏永紅同樣不樂觀，「語音技術的進步，需要漫長的時間週期，百度和騰訊有主要的收入來源，資金和技術的投入對他們不是太大的問題，但創業企業承擔不起。」

事實上，儘管科大訊飛不斷投入大量人力財力開發面向移動終端的產品，但目前這一塊的投入尚未給其帶來任何盈利，商業模式也還有待清晰。

目前科大訊飛的收入支撐，全部依賴企業和機構客戶，2012年7月9日，科大訊飛剛剛和公安部合作成立「智能語音技術公安部重點實驗室」，研發麵向 重點人員聲紋庫建設所需的各項核心技術。2012年一季度科大訊飛營收為1.3億元，淨利潤將近2000萬元，分別同比增長51%和36%，財報顯示其同 時將教育類產品（智能語音教具等）作為發展重點，這也是科大訊飛為尋找新利潤增長點「軟硬（軟件+硬件）兼施」的信號。

對於整個智能語音產業而言，真正面向大眾，才能獲得革命性的發展，而這面臨著技術和習慣的雙重挑戰。

「最難的還是使用習慣的建立。」王向一說，「調侃一下Siri可以，但大量依靠語音來完成工作，恐怕心裡還是不放心，目前的技術也不能完全做到。」

人們紛紛猜測，蘋果公司即將在秋天揭開真面目的Siri漢語語音服務，會帶來中文智能語音市場的又一次集體興奮嗎？

公司分析，一切從模型開始、在模型結束 夏蟲

為什麼ROE決定一切 巴黎的價值投資

SAC事件反思：投資者不惜一切追求回報的巨大壓力

美國司法部對SAC資本提出刑事訴訟，再度引發各界關注財富對沖基金金錢至上文化。

華爾街巨頭Steven Cohen否認了所有他存在所有過錯，Cohen本人也沒有遭到刑事罪案指控。

但是對沖基金業誇張的費率和獎金結構，以及投資者要求基金經理不惜一切打敗市場的壓力，令沖基金經理並不總是遵守正確的路線，甚至有時候越線。

WSJ認為事實上對沖基金（包括SAC資本上）本質上就是某種形式合法內幕信息：基金經理憑藉的就是對某一領域獨有的知識生存。你買入對沖基金就意味著選擇了在某一領域擁有比你知道「多得多」能力的一群人。

事實上要實現公平的交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對沖基金並不像ETF每日公佈其詳細資產組合，或者共同基金那樣每季度發佈。

 Commonfund對沖基金業務主管Nicholas De Monico說：「對沖基金業比過去透明的多」

「但是獲得數據，確保這些數據正確，這些都需要繁重的工作，而做這些事情並不會吸引眼球」。
Nicholas De Monico向50餘只對沖基金投資了近22億美元資產。

而據德意志銀行一項全球調研顯示，1/3的大型投資者在投資前不需要對沖基金提供交易記錄。3/4養老基金以及近一半的保險公司和捐贈基金——僱傭外部諮詢公司展開對沖基金盡職調查，而不是他們親自來做。

大型投資者之所以十分願意睜一眼閉一眼，甚或是把兩隻眼睛都閉起來，並且花大價錢買對沖基金，是因為他們做著安全性和業績卓越的白日夢。

在債券收益率低得可憐的市場條件下，人人都想要兩位數的回報率。數萬億美元資金正滿世界追著為數不多幾個能用幾十億美元便可賺取高回報的基金經理。客戶支付的管理費用能高達資產價值的2%和利潤的20%，甚至有時高達美國政府所指控的SAC資本高達3%和50%。

大型機構投資者是這個星球上最不顧一切的業績追逐者。

多倫多諮詢公司KPA Advisory Services養老金策略專家Keith Ambachtsheer說：

「諮詢師說對沖基金能在其他所有都在做的交易中做得到8%的年化回報，理由僅僅是他們能做的更好。但這個如意算盤是不會如意的。」

德意志銀行的調查顯示，2012年10個機構投資者中只有一個在對沖基金方面實現了至少10%的回報率。但有1/3機構投資者認為其投資的對沖基金今年能實現至少10%的回報率。

衡量對沖基金業績的指數HFRI基金加權綜合指數(HFRI Fund Weighted Composite)今年上半年漲了3.55%，去年全年漲了6.36%。

WSJ我們似乎應該控訴整個生態系統，不是發起刑事指控，而是智識層面的指控。

沒錯很多對沖基金都有這樣或那樣的「罪」：雖然業績平平但卻收取高額費用盤剝客戶；一些基金甚至可能在違法操作。但投資者也不是完全無可指責：「成熟」的機構投資者仍堅持相信「牙仙」（Tooth Fairy ）的存在，仙人可以奇蹟般地為所有人提供好於大盤的回報率。而這或許那才是最大的犯罪。

美國政府關門怎樣運轉：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美國政府關門已經板上釘釘，接下來我們應該全方位瞭解下關門期間聯邦政府機構會怎樣運轉，因為這也涉及到政府公佈經濟數據、發債、貸款等操作。

華爾街見聞特別選取華盛頓郵報提供的主要內容，以問答方式展示相關信息：

1、為什麼美國政府會關門？

聯邦政府每年都需要得到維持正常運轉的資金，如果國會沒有對怎樣向政府提供資金達成一致，政府就得不到這筆錢，會被迫關門。

今年的主要問題來自奧巴馬的醫改法案。

共和黨把持的眾議院提出不給這類醫改措施注資，或是推遲實施該法案，但參議院通過的預算案同意融資。

國會兩院都堅持自己的預算開支措施，就這樣拖到了截止期。

2、關門是否意味著聯邦政府的所有員工都回家休息？

不是。相關法規規定，聯邦政府員工分為「重要」與「非重要」兩類。
管理及預算辦公室主管Sylvia Mathews Burwell在9月18日就發佈備忘錄，命令所有聯邦機構評估其僱員屬於哪類員工。

政府關門後，重要員工仍留守工作，但這期間不發薪水，非重要員工不得不無薪回家暫時休息。

3、哪些政府機構還會開門？

在聯邦政府關門期間，履行政府重要職能的機構會全部開門，包括與國防、公共安全相關的一切機構，社保等永久性立法規定必須維持的項目也會運行。

     ——凡「提供國家安全」的員工和辦公室，包括「開展對本國安全或生命與財產安全很重要的外交關係」。

這意味著美國軍隊、國外使館都會繼續運轉。

    ——凡進行「保護對生命與財產很重要的活動」的員工。

這意味著空中交通管制、緊急醫護、食品安檢、邊境巡邏、聯邦監獄、大多數執法機構、應急與災難救助、銀行系統監管、電網運行、保衛聯邦財產的工作都會繼續。

    ——凡永久性法律規定必須發放的福利及操作項目或多年融資項目。

這意味著聯邦政府還會發出社保金，向特定類型的退伍軍人提供福利。

    ——凡有獨立資金來源的機構，包括美國郵政局和美聯儲。

    ——根據永久性立法規定，國會議員也可以繼續工作，但如果沒有特定的撥款，許多國會的工作人員可能沒有薪水。

白宮的很多員工也可能被迫這期間無薪工作。

4、在政府關門期間堅持工作的重要員工會得到薪水嗎？

這期間公務員可能不會拿到薪水，但如果國會再次決定為政府提供資金，他們就會拿到這期間應發的薪資。

140萬現役軍方人員會在這期間得到薪水，因為本週一晚奧巴馬簽署了參眾兩院通過的一項法案，它能保證這類人員的薪資不會在關門期間延遲發放。

5、哪些聯邦政府機構真正關門？

這說來就話長了，在此我們選一些主要的：

· 醫療衛生：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不再接受新的臨床研究病患，不再回答醫療相關熱線。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對爆發疫情的反應能力將極大地下降」。

· 住房建設：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無法為地方住建機構提供住房補貼所需的額外資金。

美國3300家公屋建設機構將不會得到這類款項，不過其中大多數機構整個10月都還能負擔租房補貼。

· 移民：美國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不再進行電子認證E-Verify。

這意味著企業無法在政府關門期間查看僱員是否屬於合法移民。

· 執法：雖然像聯邦調查局（FBI）和緝毒局（Drug Enforcement Agency）這樣的機構會繼續運轉，但司法部會暫緩處理多起民事案件。

· 公園及博物館：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會關閉約350座國家公園和博物館，包括加州的優勝美地國家公園（Yosemite National Park）、舊金山的惡魔島（Alcatraz）和紐約的自由女神像。

上次關門1995-1996年期間，約700萬遊客被拒之門外。

科羅拉多大峽谷的南面是個例外，那裡之所以還開放是因為亞利桑那州同意負擔成本。

· 監管機構：除了超級基金（Superfund）項目運轉的地方，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幾乎全部關閉。

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也會關門。證券交易委員會等少數金融監管機構還會開門。

· 社保：美國社會安全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會繼續保證足夠人手發放社保，但不會有足夠員工幫助替換福利卡和為殘疾人士安排新的聽證申請福利。

· 簽證與護照：美國國務院稱，大部分使館和領事館這期間會繼續開門，但一些處理護照和簽證的流程可能受干擾。

比如某家辦理護照的機構坐落在政府大廈裡，而該建築物又因為失去撥款無法正常開放，這家機構就可能受影響。

1995-96年政府關門期間，每天約有2-3萬份外國公民的美國簽證申請無法處理。目前不清楚這次的影響面多大。

· 退伍軍人：一些重要的福利會繼續發放，退伍軍人醫院也會繼續開放。但許多服務會受干擾。

美國退伍軍人福利局（Veterans Benefits Administration）將無法處理教育與康復補貼。退伍軍人申訴委員會（Board of Veterans' Appeals）將無法舉行聽證。

6、多少聯邦機構員工會因美國政府關門受影響？

不計美國郵政總局的僱員在內，約有210萬聯邦員工，其中約有80萬人會在關門期間回家休息。
如果計入關門期間全部正常工作的郵政總局僱員，聯邦機構員工合計約330萬人，也就是說約24%的聯邦員工會受影響。

7、按不同機構分，聯邦機構分別受到哪些影響？

· 美聯儲：所有員工照常工作，因為美國的央行是融資獨立於政府的機構。

· 郵政總局：所有員工照常工作，因為郵政局是融資獨立於政府的機構。

· 財政部：員工合計11.2461萬人，80%的員工回家休息。

發放社保的工作照常，國稅局監督審計的人員回家休息。

· 勞工部：員工合計1.6304萬人，82%的員工會回家休息。

礦業安全調查員依然工作，發佈經濟數據的勞工部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BLS）員工暫時休息。這將影響非農就業報告等關鍵數據公佈。

（參見就業報告等經濟數據會因美國政府關門推遲公佈）

· 商務部：員工合計4.642萬人，87%的員工會回家暫時休息。氣象部門仍開門，商務部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員工回家休息。

商務部此前表示，每週申請失業救濟人數的數據會如期公佈。

· 國防部：員工合計80萬人，約50%的員工回家休息，140萬現役軍方人員會繼續工作。

· 司法部：員工合計11.4486人，15%的員工休息。

FBI特工、緝毒人員、聯邦監獄工作人員工作，一些檢察官會回家休息。

· 能源局：員工合計1.3814萬人，69%的員工休息。負責核材料和電網的人還會工作，能源研究人員休息。

· 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員工合計1.8134萬人，97%的員工休息。

國際空間站的員工繼續工作，大部分工程師回家。

· 國家環境保護局：員工合計1.6205萬人，94%的員工回家休息。保護毒性超級基金場所的人員繼續工作，大多數監管員回家。

· 衛生和公眾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員工合計7.8198萬人，52%都休息。

許多食品監管員都會工作。監督心理健康的項目人員休息。

· 國土安全部：員工合計23.1117萬人，14%的員工休息。邊境巡邏人員繼續工作。E-Verify操作中止。

· 交通部：員工合5.5468萬人，33%的員工回家休息。

航空交通管制員繼續工作，機場治安工作停止。

· 住房及城市發展部：員工合計8709人，95%的員工都休息。

只有負責無家可歸者項目的員工和國民抵押貸款協會（Ginnie Mae）負責擔保抵押的員工繼續工作。

· 內務部：員工合計7.2562萬人，81%的員工都休息。

保護野生動物的執法人員會繼續工作，但公園會關閉。

· 退伍軍人事務部：員工合計33.2025萬人，4%的員工休息，醫院工作人員工作，負責處理福利的部分人員回家休息。

8、回家休息的非重要員工是否能得到工資？

目前還不清楚。關門第一天，這類員工必須來到辦公室，為停止手頭的項目準備各類文件及做其他準備工作。

上次政府關門期間，國會後來批准，在政府重啟後補發這些員工的工資。

但這都取決於國會。

9、經濟在哪方面最受政府關門影響？

   —— 政府每關門一天，預計首都華盛頓附近的經濟活動將面臨損失約2億美元。

   —— 穆迪分析的首席經濟學家Mark Zandi預計，政府短期關門可能導致今年第四季度的經濟增長下降0.3%。不過後一季度可能增長反彈。

關門持續得越久，破壞可能越大。

   ——  根據1995-96年政府關門的經歷，金融服務公司Guggenheim Partners高級政策分析師Chris Krueger預計政府關門可能對以下領域有如下影響：

旅遊業：1995-96年，美國旅遊業和航空公司損失數百萬美元，部分源於這期間無法辦理美國簽證，還有部分原因是很多公園關門，700萬遊客被拒之門外。

聯邦承包商：1995-96年，在華盛頓地區，有37億美元的承包合約在政府關門期間暫停執行。約佔這類合約180億美元總金額的五分之一。由此受影響的承包商員工無薪休息。

但現在影響面應該會大得多，因為過去20年私人承包數量大增。僅弗吉尼亞州Fairfax市目前就有4100家承包商，每年交易額約260億美元。

眼下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承包合約會受影響。

能源業：內務部暫停發放在岸開採油氣的許可，公共地塊的可再生能源項目申請也暫停辦理許可。

能源部會停止處理液化天然氣出口的申請。

醫藥與生物科技：這方面更難估計。在1995-96年政府關門期間，因為此前得到了資金，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不必關門。

但這次FDA未能倖免。新藥的審查過程可能被迫停止。關門也可能令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授予許可的程序停頓。

如果持續時間更久，可能對生命科學領域的企業和生產診斷產品的公司產生負面影響。

10、美國政府關門會不會阻止奧巴馬醫改法案實行？

奧巴馬醫改法案的關鍵項目依賴法定強制支出，這類支出不會受政府關門影響。

11、怎樣結束政府關門？

美國國會需要通過一項法案為政府融資，白宮也必須簽字同意。這都取決於白宮和國會面對怎樣的政治壓力。

12、從前美國政府多久關門一次？

1976年以來發生了17次政府關門，這次是第18次。此前最長的一次是1995年12月15日到1996年1月6日，當時持續了21天，是源於時任總統克林頓與國會的共和黨人因預算問題爭執不下。

20世紀70年代還有6次政府關門，它們持續的時間都超過8天，1982年甚至有一次只關了一天。

13、政府關門與突破債務上限是一回事嗎？

不是，它們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危機。

政府關門時，聯邦政府不得產生任何新的政府支出項目，以上提到的支出除外。

如果觸及債務上限，財政部就無法借款，不能為國會已經批准的款項提供資金。

在這種情況下，國會必須上調債務上限，否則聯邦政府的部分款項就會被迫違約，可能包括政府債券持債人的還款。

這可能會使金融市場受到很大的干擾，或者借款成本長期增加。

智庫兩黨政策中心（Bipartisan Policy Center）預計，10月18日到11月5日之間的某個時候會突破債務上限。

如果政府關門還不夠讓人害怕，那麼下一次財政危機近在眼前應該能解釋為什麼昨天美股集體下挫、美元一度逼近7個月來最低點。

下圖紅色部分為1995年美國政府關門時期的標普500百分比增長變動。

一切似曾相識—–有關蕭條的讀書筆記

在此我推薦Murray Rothbard的《美國大蕭條》（America's GreatDepression)與《經濟蕭條：成因與治癒》(Economic Depressions: Their Cause andCure)。閱讀歷史，傾聽分析，讓人清醒。因為歷史不相信「這次真的不一樣」。

西部的「鬼城」，鐵路的大躍進，城市化促進發展，出口帶動經濟，資本資產及房地產強勁上漲而消費品價格相對穩定。高儲蓄率與高投資加速經濟的發展。在這些一切的背後是銀行信用的大規模擴張，貧富差距加大，腐敗盛行。這是美國發展早期，尤其是1920年代的狀況。

美國在1920年代經濟持續繁榮，處於著名的「RoaringTwenties」時期。而在繁榮的背後，是美國信貸的大規模擴張。從1921年到1929年，美國的M2增加了46%，由於同期流通的貨幣量保持穩定，所以增加的大部分是信用。美國1920年代信貸擴張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出口導向，支持農產品的出口及農業的就業。胡佛積極支持補貼對外國的貸款，認為即使這些貸款變成壞帳也能幫助美國的出口，是一種廉價的穩定就業的方式。在此時期，美國大量購買外國政府債券，尤其是德國地方政府債券。另一方面，美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高進口關稅阻礙進口，對外貸款支持出口，造成大量順差。由於美國存在巨額貿易順差，在金本位下黃金大量流入。為了防止黃金大量從國外流入而削弱國外對美國商品的購買能力，美國大量借貸給外國，以支持他們購買自己出口的農產品。美國還與英國協調，用自己本國的通脹來支持英國恢復金本位。

由於大量廉價的信用，極大的促進了美國的經濟發展。從1920年到1929年，美國的真實GNP平均每年增長4.2%，真實人均GNP平均每年增長2.7%，汽車大量普及，軌道交通大發展，城鎮化快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與此同時，美國的物價保持了穩定，CPI的變化一直不大。在此期間，美國經歷了強勁的經濟增長。

但是，大規模的信貸擴張帶來長時間的大繁榮之後，便是可怕的大蕭條。

美國大蕭條對美國，乃至世界的影響巨大，至今仍然讓人膽寒。而歷史上基於對經濟蕭條的分析而產生的理論與決策，無論對錯，都曾經影響了幾十億人的命運。《經濟蕭條：成因與治癒》一文，則回顧了經濟學家，尤其是奧地利學派對蕭條的分析及解決方案。

馬克思是研究經濟週期的先驅。他的很多理論就建立在他對經濟週期，尤其是蕭條的分析之上。馬克思很早就觀察到了經濟週期的現象。他發現在工業革命之前，除了外部因素的衝擊，並沒有反覆出現的有規律的經濟繁榮與蕭條。由於這些經濟週期的現象出現在進入現代工業社會之後，馬克思認為這種經濟週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內在固有的。他認為資本主義定期發生的蕭條將會越來越嚴重，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的滅亡，從而進入生產資料公有制及計劃經濟的社會。他對蕭條的分析，以及提出的解決辦法，影響了世界。

與馬克思的觀點不同，奧地利學派不認為經濟週期是市場經濟固有的。如果把一個完整的研究分為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三個部分，那麼提出問題是最重要的一個開始。對於經濟蕭條，奧地利學派提出了三個問題：

1.為什麼從繁榮到蕭條的經濟週期反覆出現？

2.在經濟蕭條時，為什麼幾乎所有的企業家都同時作出了錯誤的判斷？

3.為什麼在繁榮和蕭條時期，生產者貨物的波動遠遠大於消費品？

奧地利學派對經濟週期的理論始於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Hume)和英格蘭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DavidRicardo)。他們發現，在18世紀中期，與工業系統同時出現的，還有一個重要的機構，那就是銀行。他們認為商業銀行由於具有信用擴張和增加貨幣供給的能力，因此在反覆出現的經濟週期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李嘉圖對經濟週期的分析認為，在金銀本位的制度下，銀行可以超過所擁有的金銀數量來擴張信用。信用擴張的越多，銀行的利潤越高。信用擴張帶來貨幣供應增加，造成物價上漲，帶來繁榮。但是，當人們用新增的貨幣去購買國外的產品時，黃金或白銀就隨之流出國境，造成這個國家作為貨幣基礎的金銀數量萎縮。由於銀行有義務兌現貨幣所代表的金銀，為了避免擠兌，他們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收縮信用。由於信用收縮，蕭條隨之而來。但信用收縮讓價格下跌，促進出口，讓金銀重新回流。這樣以來，銀行用來信用擴張的金銀基礎重新增加，銀行又可以開始下一輪信用擴張。這樣週而復始，造成了經濟週期。

但是，這種最初的分析並不能解釋奧地利學派所提出的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在一個市場經濟裡，企業家的工作就是預測並應對未來。市場經濟的優勝劣汰，讓富有遠見，能夠準確預見未來的企業家發展壯大，而讓無法預見到未來變化的企業家被迫退出競爭。為什麼在這樣的機制下，大量的企業家仍然無法預測反覆出現的週期，同時做出了錯誤的判斷？為什麼在繁榮與蕭條時資本貨物與消費貨物的波動相差如此之大？

基於李嘉圖的理論，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米塞斯（Ludwig vonMises）提出了他的經濟週期理論。他認為如果沒有銀行的信用擴張，就不會有經濟的週期起伏。政府通過中央銀行，刺激銀行信用擴張，增加貨幣，推高價格，造成通脹。但是，更險惡的是，大量的信用傾瀉到經濟體中，人為壓低了利率，使利率低於自然的自由市場利率水平。在自由市場中，利率是由人們的時間偏好決定的。「一鳥在手勝過雙鳥在林。」由於人們偏好當前勝過未來，今天拿走現金卻在未來償還的貸款就必須支付利息。但是，如果利率被人為壓低，麻煩就來了。由於利率很低，生意人大量投資於資本資產和貨物，那些之前無法盈利的長期項目也變得有利可圖。資本資產，耐用設備，工業原材料方面的投資快速增加，超過了對消費品產出的投入。資本資產的投資具有自我實現的正反饋，與資本資產相關的價格不斷上漲，進一步推動投資。在這些行業的工作的人們也獲得更多報酬。企業家們被人為壓低的利率所迷惑，集體做出了錯誤的決定。

但是，當人們把多得到的錢花出去時，問題就來了。雖然政府可以人為壓低利率，卻無法改變人們的時間偏好，也就無法改變人們消費/儲蓄的比例。人們把增加的收入更多地投入消費，而不是進行儲蓄。這樣一來儲蓄不足，造成投資不足。沒有了更多的投資，企業也就無法購買那些新產出的機器設備、資本資產和工業原材料。突然間，人們發現產能過剩了，過去的很多投資實際上是不良投資。由於過剩，價格必須下降進行調節。但是，由於成本在信貸膨脹的繁榮時期已經變得過高，大規模的虧損就不可避免。但是，有人會問，人們收入的增長很快就會見效，為什麼信用膨脹帶來的繁榮能持續很久呢？這是因為信貸膨脹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不斷進行的。這就如同給賽馬不斷注射興奮劑。「藥不能停！」一旦信用膨脹停止，危機就來臨了。經濟必須進行痛苦的調整，為以前的錯誤付出代價。而在繁榮時期的大量不良投資則暴露無遺，必須進行清理。

蕭條令人不快但卻又是必須的。只有把那些在信用膨脹時期過剩的和扭曲的東西清除掉，經濟才能打下堅實的基礎，繁榮才能重新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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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幾點思考：

從控制論的角度看，在沒有外部輸入擾動的情況下，一個系統如果進入週期性的震盪，那麼這個系統很有可能存在正反饋。作為一個複雜系統，經濟體系的自組織有可能造成這種正反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優勝劣汰，用價格信號調節供需，這樣的經濟系統更像是有著自適應的負反饋調節，是穩定的。如果由於某種原因，讓系統產生了正反饋，那麼這個系統就會變得不穩定，產生巨幅震盪，甚至崩潰。這時候需要找到產生正反饋的原因，改變正反饋，讓系統重新回到負反饋的穩定狀態。從奧地利學派的分析看，人為壓低利率到低於自由市場利率似乎是開啟整個經濟系統正反饋的關鍵。低利率讓市場經濟參與者行為趨於一致，形成複雜系統的自組織，產生正反饋作用，讓系統發生震盪。在系統延時很長，正反饋作用強烈的子系統，比如需要長期投入大量資金的資本資產投資，震盪強烈。在系統延時不長，正反饋作用不那麼強烈，甚至仍然以負反饋為主的子系統，比如只需要短期投入較少資金的消費品生產，震盪相對較弱。對整個經濟系統來說，由於整個系統的巨大延時作用，系統整體震盪的週期較長，如幾年，甚至幾十年，在上升階段人們感覺不到正反饋的作用，而誤以為是經濟自然的增長與繁榮。當震盪的下降週期到來，正反饋讓下降的幅度非常劇烈，由於大多數市場經濟的參與者都只善於在自己的子系統內進行短週期調節，長週期的震盪讓所有人都措手不及。這就從控制論的角度回答了奧地利學派所提出的三個問題。

而如果重新設計一個系統，不參考反饋信號（如價格），完全靠人為的預測與計劃調節，這相當於一個開環系統。這樣的系統不會有反饋，也就不會有週期震盪。但是，開環系統只能用於非常簡單的控制，控制粗糙，無法自適應，對於複雜的系統，外界的擾動等完全無能為力。這樣的系統總會處於超調或不足狀態，遠遠比不上具有負反饋的系統。

附錄：

美國1920年代統計數據： http://www.census.gov/prod/www/abs/statab1901-1950.htm

Economic Depressions:Their Cause and Cure

by Murray N. Rothbard

We live in a world of euphemism. Undertakers havebecome "morticians," press agents are now "public relationscounsellors" and janitors have all been transformed into"superintendents." In every walk of life, plain facts have beenwrapped in cloudy camouflage.

No less has this been true of economics. In theold days, we used to suffer nearly periodic economic crises, thesudden onset of which was called a "panic," and the lingeringtrough period after the panic was called"depression."

The most famous depression in modern times, ofcourse, was the one that began in a typical financial panic in 1929and lasted until the advent of World War II. After the disaster of1929, economists and politicians resolved that this must neverhappen again. The easiest way of succeeding at this resolve was,simply to define "depressions" out of existence. From that pointon, America was to suffer no further depressions. For when the nextsharp depression came along, in 1937–38, the economists simplyrefused to use the dread name, and came up with a new, muchsofter-sounding word: "recession." From that point on, we have beenthrough quite a few recessions, but not a singledepression.

But pretty soon the word "recession" also becametoo harsh for the delicate sensibilities of the American public. Itnow seems that we had our last recession in 1957–58. For sincethen, we have only had "downturns," or, even better, "slowdowns,"or "sidewise movements." So be of good cheer; from now on,depressions and even recessions have been outlawed by the semanticfiat of economists; from now on, the worst that can possibly happento us are "slowdowns." Such are the wonders of the "NewEconomics."

For 30 years, our nation's economists haveadopted the view of the business cycle held by the late Britisheconomist, John Maynard Keynes, who created the Keynesian, or the"New," Economics in his book,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Money, published in 1936. Beneath their diagrams,mathematics, and inchoate jargon, the attitude of Keynesians towardbooms and bust is simplicity, even naïveté, itself. If there isinflation, then the cause is supposed to be "excessive spending" onthe part of the public; the alleged cure is for the government, theself-appointed stabilizer and regulator of the nation's economy, tostep in and force people to spend less, "sopping up their excesspurchasing power" through increased taxation. If there is arecession, on the other hand, this has been caused by insufficientprivate spending, and the cure now is for the government toincrease its own spending, preferably through deficits, therebyadding to the nation's aggregate spending stream.

The idea that increased government spending oreasy money is "good for business" and that budget cuts or hardermoney is "bad" permeates even the most conservative newspapers andmagazines. These journals will also take for granted that it is thesacred task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steer the economic systemon the narrow road between the abysses of depression on the onehand and inflation on the other, for the free-market economy issupposed to be ever liable to succumb to one of theseevils.

All current schools of economists have the sameattitude. Note, for example, the viewpoint of Dr. Paul W.McCracken, the incoming chairman of President Nixon's Council ofEconomic Advisers.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New YorkTimes shortly after taking office [January 24, 1969], Dr.McCracken asserted that one of the major economic problems facingthe new Administration is "how you cool down this inflationaryeconomy without at the same time tripping off unacceptably highlevels of unemployment. In other words, if the only thing we wantto do is cool off the inflation, it could be done. But our socialtolerances on unemployment are narrow." And again: "I think we haveto feel our way along here. We don't really have much experience intrying to cool an economy in orderly fashion. We slammed on thebrakes in 1957, but, of course, we got substantial slack in theeconomy."

Note the fundamental attitude of Dr. McCracken toward the economy –remarkable only in that it is shared by almost all economists ofthe present day. The economy is treated as a potentially workable,but always troublesome and recalcitrant patient, with a continualtendency to hive off into greater inflation or unemployment. Thefunction of the government is to be the wise old manager andphysician, ever watchful, ever tinkering to keep the economicpatient in good working order. In any case, here the economicpatient is clearly supposed to be the subject, and the governmentas "physician" the master.

It was not so long ago that this kind of attitudeand policy was called "socialism"; but we live in a world ofeuphemism, and now we call it by far less harsh labels, such as"moderation" or "enlightened free enterprise." We live andlearn.

What, then, are the causes of periodicdepressions? Must we always remain agnostic about the causes ofbooms and busts? Is it really true that business cycles are rooteddeep within the free-market economy, and that therefore some formof government planning is needed if we wish to keep the economywithin some kind of stable bounds? Do booms and then busts justsimply happen, or does one phase of the cycle flow logically fromthe other?

The currently fashionable attitude toward thebusiness cycle stems, actually, from Karl Marx. Marx saw that,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approximately the lateeighteenth century, there were no regularly recurring booms anddepressions. There would be a sudden economic crisis whenever someking made war or confiscated the property of his subject; but therewas no sign of the peculiarly modern phenomena of general andfairly regular swings in business fortunes, of expansions andcontractions. Since these cycles also appeared on the scene atabout the same time as modern industry, Marx concluded thatbusiness cycles were an inherent feature of the capitalist marketeconomy. All the various current schools of economic thought,regardless of their other differences and the different causes thatthey attribute to the cycle, agree on this vital point: That thesebusiness cycles originate somewhere deep within the free-marketeconomy. The market economy is to blame. Karl Marx believed thatthe periodic depressions would get worse and worse, until themasses would be moved to revolt and destroy the system, while themodern economists believe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successfullystabilize depressions and the cycle. But all parties agree that thefault lies deep within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at if anything cansave the day, it must be some form of massive governmentintervention.

There are, however, some critical problems in theassumption that the market economy is the culprit. For "generaleconomic theory" teaches us that supply and demand always tend tobe in equilibrium in the market and that therefore prices ofproducts as well as of th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productionare always tending toward some equilibrium point. Even thoughchanges of data, which are always taking place, prevent equilibriumfrom ever being reached,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general theory ofthe market system that would account for regular and recurringboom-and-bust phases of the business cycle. Modern economists"solve" this problem by simply keeping their general price andmarket theory and their business cycle theory in separate,tightly-sealed compartments, with never the twain meeting, muchless integrated with each other. Economists, unfortunately, haveforgotten that there is only one economy and therefore only oneintegrated economic theory. Neither economic life nor the structureof theory can or should be in watertight compartments; ourknowledge of the economy is either one integrated whole or it isnothing. Yet most economists are content to apply totally separateand, indeed, mutually exclusive, theories for general priceanalysis and for business cycles. They cannot be genuine economicscientists so long as they are content to keep operating in thisprimitive way.

But there are still graver problems with thecurrently fashionable approach. Economists also do not see oneparticularly critical problem because they do not bother to squaretheir business cycle and general price theories: the peculiarbreakdown of the entrepreneurial function at times of economiccrisis and depression. In the market economy, one of the most vitalfunctions of the businessman is to be an "entrepreneur," a man whoinvests in productive methods, who buys equipment and hires laborto produce something which he is not sure will reap him any return.In short, the entrepreneurial function is the function offorecasting the uncertain future. Before embarking on anyinvestment or line of production, the entrepreneur, or"enterpriser," must estimate present and future costs and futurerevenues and therefore estimate whether and how much profits hewill earn from the investment. If he forecasts well and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his business competitors, he will reapprofits from his investment. The better his forecasting, the higherthe profits he will earn. If, on the other hand, he is a poorforecaster and overestimates the demand for his product, he willsuffer losses and pretty soon be forced out of thebusiness.

The market economy, then, is a profit-and-losseconomy, in which the acumen and ability of business entrepreneursis gauged by the profits and losses they reap. The market economy,moreover, contains a built-in mechanism, a kind of naturalselection, that ensures the survival and the flourishing of thesuperior forecaster and the weeding-out of the inferior ones. Forthe more profits reaped by the better forecasters, the greaterbecome their business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more they will haveavailable to invest in the productive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afew years of making losses will drive the poorer forecasters andentrepreneurs out of business altogether and push them into theranks of salaried employees.

If, then, the market economy has a built-in natural selectionmechanism for good entrepreneurs, this means that, generally, wewould expect not many business firms to be making losses. And, infact, if we look around at the economy on an average day or year,we will find that losses are not very widespread. But, in thatcase, the odd fact that needs explaining is this: How is it that,periodically, in times of the onset of recessions and especially insteep depressions, the business world suddenly experiences amassive cluster of severe losses? A moment arrives when businessfirms, previously highly astute entrepreneurs in their ability tomake profits and avoid losses, suddenly and dismayingly findthemselves, almost all of them, suffering severe and unaccountablelosses – How come? Here is a momentous fact that any theory ofdepressions must explain. An explanation such as "underconsumption"– a drop in total consumer spending – is not sufficient, for onething, because what needs to be explained is why businessmen, ableto forecast all manner of previous economic changes anddevelopments, proved themselves totally and catastrophically unableto forecast this alleged drop in consumer demand. Why this suddenfailure in forecasting ability?

An adequate theory of depressions, then, mustaccount for the tendency of the economy to move through successivebooms and busts, showing no sign of settling into any sort ofsmoothly moving, or quietly progressive, approximation of anequilibrium situation. In particular, a theory of depression mustaccount for the mammoth cluster of errors which appears swiftly andsuddenly at a moment of economic crisis, and lingers through thedepression period until recovery. And there is a third universalfact that a theory of the cycle must account for. Invariably, thebooms and busts are much more intense and severe in the "capitalgoods industries" – the industries making machines and equipment,the ones producing industrial raw materials or constructingindustrial plants – than in the industries making consumers' goods.Here is another fact of business cycle life that must be explained– and obviously can't be explained by such theories of depressionas the popular underconsumption doctrine: That consumers aren'tspending enough on consumer goods. For if insufficient spending isthe culprit, then how is it that retail sales are the last and theleast to fall in any depression, and thatdepression really hits such industries as machine tools,capital equipment, construction, and raw materials? Conversely, itis these industries that really take off in the inflationary boomphases of the business cycle, and not those businesses serving theconsumer. An adequate theory of the business cycle, then, must alsoexplain the far greater intensity of booms and busts in thenon-consumer goods, or "producers' goods,"industries.

Fortunately, a correct theory of depression andof the business cycle does exist, even though it isuniversally neglected in present-day economics. It, too, has a longtradition in economic thought. This theory began with theeighteenth century Scottish philosopher and economist David Hume,and with the eminent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English classicaleconomist David Ricardo. Essentially, these theorists saw thatanother crucial institution had developed in the mid-eighteenthcentury, alongside the industrial system. This was the institutionof banking, with its capacity to expand credit and the money supply(first, in the form of paper money, or bank notes, and later in theform of demand deposits, or checking accounts, that are instantlyredeemable in cash at the banks). It was the operations of thesecommercial banks which, these economists saw, held the key to themysterious recurrent cycles of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of boomand bust, that had puzzled observers since the mid-eighteenthcentury.

The Ricardian analysis of the business cycle wentsomething as follows: The natural moneys emerging as such on theworld free market are useful commodities, generally gold andsilver. If money were confined simply to these commodities, thenthe economy would work in the aggregate as it does in particularmarkets: A smooth adjustment of supply and demand, and therefore nocycles of boom and bust. But the injection of bank credit addsanother crucial and disruptive element. For the banks expand creditand therefore bank money in the form of notes or deposits which aretheoretically redeemable on demand in gold, but in practice clearlyare not. For example, if a bank has 1000 ounces of gold in itsvaults, and it issues instantly redeemable warehouse receipts for2500 ounces of gold, then it clearly has issued 1500 ounces morethan it can possibly redeem. But so long as there is no concerted"run" on the bank to cash in these receipts, its warehouse-receiptsfunction on the market as equivalent to gold, and therefore thebank has been able to expand the money supply of the country by1500 gold ounces.

The banks, then, happily begin to expand credit,for the more they expand credit the greater will be their profits.This results in the expansion of the money supply within a country,say England. As the supply of paper and bank money in Englandincreases, the money incomes and expenditures of Englishmen rise,and the increased money bids up prices of English goods. The resultis inflation and a boom within the country. But this inflationaryboom, while it proceeds on its merry way, sows the seeds of its owndemise. For as English money supply and incomes increase,Englishmen proceed to purchase more goods from abroad. Furthermore,as English prices go up, English goods begin to lose theircompetitiveness with the products of other countries which have notinflated, or have been inflating to a lesser degree. Englishmenbegin to buy less at home and more abroad, while foreigners buyless in England and more at home; the result is a deficit in theEnglish balance of payments, with English exports falling sharplybehind imports. But if imports exceed exports, this means thatmoney must flow out of England to foreign countries. And what moneywill this be? Surely not English bank notes or deposits, forFrenchmen or Germans or Italians have little or no interest inkeeping their funds locked up in English banks. These foreignerswill therefore take their bank notes and deposits and present themto the English banks for redemption in gold – and gold will be thetype of money that will tend to flow persistently out of thecountry as the English inflation proceeds on its way. But thismeans that English bank credit money will be, more and more,pyramiding on top of a dwindling gold base in the English bankvaults. As the boom proceeds, our hypothetical bank will expand itswarehouse receipts issued from, say 2500 ounces to 4000 ounces,while its gold base dwindles to, say, 800. As this processintensifies, the banks will eventually become frightened. For thebanks, after all, are obligated to redeem their liabilities incash, and their cash is flowing out rapidly as their liabilitiespile up. Hence, the banks will eventually lose their nerve, stoptheir credit expansion, and in order to save themselves, contracttheir bank loans outstanding. Often, this retreat is precipitatedby bankrupting runs on the banks touched off by the public, who hadalso been getting increasingly nervous about the ever more shakycondition of the nation's banks.

The bank contraction reverses the economic picture; contraction andbust follow boom. The banks pull in their horns, and businessessuffer as the pressure mounts for debt repayment and contraction.The fall in the supply of bank money, in turn, leads to a generalfall in English prices. As money supply and incomes fall, andEnglish prices collapse, English goods become relatively moreattractive in terms of foreign products, and the balance ofpayments reverses itself, with exports exceeding imports. As goldflows into the country, and as bank money contracts on top of anexpanding gold base, the condition of the banks becomes muchsounder.

This, then, is the meaning of the depressionphase of the business cycle. Note that it is a phase that comes outof, and inevitably comes out of, the preceding expansionary boom.It is the preceding inflation that makes the depression phasenecessary. We can see, for example, that the depression is theprocess by which the market economy adjusts, throws off theexcesses and distortions of the previous inflationary boom, andreestablishes a sound economic condition. The depression is theunpleasant but necessary reaction to the distortions and excessesof the previous boom.

Why, then, does the next cycle begin? Why dobusiness cycles tend to be recurrent and continuous? Because whenthe banks have pretty well recovered, and are in a soundercondition, they are then in a confident position to proceed totheir natural path of bank credit expansion, and the next boomproceeds on its way, sowing the seeds for the next inevitablebust.

But if banking is the cause of the businesscycle, aren't the banks also a part of the private market economy,and can't we therefore say that the free marketis still the culprit, if only in the banking segment ofthat free market? The answer is No, for the banks, for one thing,would never be able to expand credit in concert were it not for theintervention and encouragement of government. For if banks weretruly competitive, any expansion of credit by one bank wouldquickly pile up the debts of that bank in its competitors, and itscompetitors would quickly call upon the expanding bank forredemption in cash. In short, a bank's rivals will call upon it forredemption in gold or cash in the same way as do foreigners, exceptthat the process is much faster and would nip any incipientinflation in the bud before it got started. Banks can only expandcomfortably in unison when a Central Bank exists, essentially agovernmental bank, enjoying a monopoly of government business, anda privileged position imposed by government over the entire bankingsystem. It is only when central banking got established that thebanks were able to expand for any length of time and the familiarbusiness cycle got underway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central bank acquires its control over thebanking system by such governmental measures as: Making its ownliabilities legal tender for all debts and receivable in taxes;granting the central bank monopoly of the issue ofbank notes, as contrasted to deposits (in England the Bankof England, the governmentally established central bank, had alegal monopoly of bank notes in the London area); or through theoutright forcing of banks to use the central bank as their clientfor keeping their reserves of cash (a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Federal Reserve System). Not that the banks complain about thisintervention; for it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central banking thatmakes long-term bank credit expansion possible, since the expansionof Central Bank notes provides added cash reserves for the entirebanking system and permits all the commercial banks to expand theircredit together. Central banking works like a cozy compulsory bankcartel to expand the banks' liabilities; and the banks are now ableto expand on a larger base of cash in the form of central banknotes as well as gold.

So now we see, at last, that the business cycle is brought about,not by any mysterious failings of the free market economy, butquite the opposite: By systematic intervention by government in themarket process.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brings about bank expansionand inflation, and, when the inflation comes to an end, thesubsequent depression-adjustment comes into play.

The Ricardian theory of the business cyclegrasped the essentials of a correct cycle theory: The recurrentnature of the phases of the cycle, depression as adjustmentintervention in the market rather than from the free-marketeconomy. But two problems were as yet unexplained: Why the suddencluster of business error, the sudden failure of theentrepreneurial function, and why the vastly greater fluctuationsin the producers' goods than in the consumers' goods industries?The Ricardian theory only explained movements in the price level,in general business; there was no hint of explanation of the vastlydifferent reactions in the capital and consumers' goodsindustries.

The correct and fully developed theory of thebusiness cycle was finally discovered and set forth by the Austrianeconomist Ludwig von Mises, when he was a professor at theUniversity of Vienna. Mises developed hints of his solution to thevital problem of the business cycle in his monumental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publishedin 1912, and still, nearly 60 years later, the best book on thetheory of money and banking. Mises developed his cycle theoryduring the 1920s, and it was brought to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by Mises's leading follower, Friedrich A. von Hayek, who came fromVienna to teach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in the early1930s, and who published, in German and in English, two books whichapplied and elaborated the Mises cycle theory: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and Prices and Production. Since Mises andHayek were Austrians, and also since they were in the tradition ofthe great nineteenth-century Austrian economists, this theory hasbecome known in the literature as the "Austrian" (or the "monetaryover-investment") theory of the business cycle.

Building on the Ricardians, on general "Austrian"theory, and on his own creative genius, Mises developed thefollowing theory of the business cycle:

Without bank credit expansion, supply and demandtend to be equilibrated through the free price system, and nocumulative booms or busts can then develop. But then governmentthrough its central bank stimulates bank credit expansion byexpanding central bank liabilities and therefore the cash reservesof all the nation's commercial banks. The banks then proceed toexpand credit and hence the nation's money supply in the form ofcheck deposits. As the Ricardians saw, this expansion of bank moneydrives up the prices of goods and hence causes inflation. But,Mises showed, it does something else, and something even moresinister. Bank credit expansion, by pouring new loan funds into thebusiness world, artificially lowers the rate of interest in theeconomy below its free market level.

On the free and unhampered market, the interestrate is determined purely by the "time-preferences" of all theindividuals that make up the market economy. For the essence of aloan is that a "present good" (money which can be used at present)is being exchanged for a "future good" (an IOU which can only beused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Since people always prefer moneyright now to the prospect of getting the same amount of money sometime in the future, the present good always commands a premium inthe market over the future. This premium is the interest rate, andits height will vary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to which people preferthe present to the future, i.e., the degree of theirtime-preferences.

People's time-preferences also determine theextent to which people will save and invest, as compared to howmuch they will consume. If people's time-preferences should fall,i.e., if their degree of preference for present over future falls,then people will tend to consume less now and save and invest more;at the same time,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the rate of interest,the rate of time-discount, will also fall. Economic growth comesabout largely as the result of falling rates of time-preference,which lead to an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saving andinvestment to consumption, and also to a falling rate ofinterest.

But what happens when the rate of interest falls,not because of lower time-preferences and higher savings, but fromgovernment interference that promotes the expansion of bank credit?In other words, if the rate of interest falls artificially, due tointervention, rather than naturally, as a result of changes in thevaluations and preferences of the consumingpublic?

What happens is trouble. For businessmen, seeingthe rate of interest fall, react as they always would and must tosuch a change of market signals: They invest more in capital andproducers' goods. Investments, particularly in lengthy andtime-consuming projects, which previously looked unprofitable nowseem profitable, because of the fall of the interest charge. Inshort, businessmen react as they would react if savingshad genuinely increased: They expand their investment indurable equipment, in capital goods, in industrial raw material, inconstruction as compared to their direct production of consumergoods.

Businesses, in short, happily borrow the newlyexpanded bank money that is coming to them at cheaper rates; theyuse the money to invest in capital goods, and eventually this moneygets paid out in higher rents to land, and higher wages to workersin the capital goods industries. The increased business demand bidsup labor costs, but businesses think they can pay these highercosts because they have been fooled by the government-and-bankintervention in the loan market and its decisively importanttampering with the interest-rate signal of themarketplace.

The problem comes as soon as the workers andlandlords – largely the former, since most gross business income ispaid out in wages – begin to spend the new bank money that theyhave received in the form of higher wages. For the time-preferencesof the public have not really gotten lower; the publicdoesn't wantto save more than it has. So the workers setabout to consume most of their new income, in short to reestablishthe old consumer/saving proportions. This means that they redirectthe spending back to the consumer goods industries, and they don'tsave and invest enough to buy the newly-produced machines, capitalequipment, industrial raw materials, etc. This all reveals itselfas a sudden sharp and continuing depression in the producers'goods industries. Once the consumers reestablished theirdesired consumption/investment proportions, it is thus revealedthat business had invested too much in capital goods and hadunderinvested in consumer goods. Business had been seduced by thegovernmental tampering and artificial lowering of the rate ofinterest, and acted as if more savings were available to investthan were really there. As soon as the new bank money filteredthrough the system and the consumers reestablished their oldproportions,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re were not enough savings tobuy all the producers' goods, and that business had misinvested thelimited savings available. Business had overinvested in capitalgoods and underinvested in consumer products.

The inflationary boom thus leads to distortions of the pricing andproduction system. Prices of labor and raw materials in the capitalgoods industries had been bid up during the boom too high to beprofitable once the consumers reassert their oldconsumption/investment preferences. The "depression" is then seenas the necessary and healthy phase by which the market economysloughs off and liquidates the unsound, uneconomic investments ofthe boom, and reestablishes those proportions between consumptionand investment that are truly desired by the consumers. Thedepression is the painful but necessary process by which the freemarket sloughs off the excesses and errors of the boom andreestablishes the market economy in its function of efficientservice to the mass of consumers. Since prices of factors ofproduction have been bid too high in the boom, this means thatprices of labor and goods in these capital goods industries must beallowed to fall until proper market relations areresumed.

Since the workers receive the increased money inthe form of higher wages fairly rapidly, how is it that booms cango on for years without having their unsound investments revealed,their errors due to tampering with market signals become evident,and the depression-adjustment process begins its work? The answeris that booms would be very short lived if the bank creditexpansion and subsequent pushing of the rate of interest below thefree market level were a one-shot affair. But the point is that thecredit expansion is not one-shot; it proceeds on and on,never giving consumers the chance to reestablish their preferredproportions of consumption and saving, never allowing the rise incosts in the capital goods industries to catch up to theinflationary rise in prices. Like the repeated doping of a horse,the boom is kept on its way and ahead of its inevitablecomeuppance, by repeated doses of the stimulant of bank credit. Itis only when bank credit expansion must finally stop, eitherbecause the banks are getting into a shaky condition or because thepublic begins to balk at the continuing inflation, that retributionfinally catches up with the boom. As soon as credit expansionstops, then the piper must be paid, and the inevitablereadjustments liquidate the unsound over-investments of the boom,with the reassertion of a greater proportionate emphasis onconsumers' goods production.

Thus, the Misesian theory of the business cycleaccounts for all of our puzzles: The repeated and recurrent natureof the cycle, the massive cluster of entrepreneurial error, the fargreater intensity of the boom and bust in the producers' goodsindustries.

Mises, then, pinpoints the blame for the cycle oninflationary bank credit expansion propelled by the intervention ofgovernment and its central bank. What does Mises say should bedone, say by government, once the depression arrives? What is thegovernmental role in the cure of depression? In the first place,government must cease inflating as soon as possible. It is truethat this will, inevitably, bring the inflationary boom abruptly toan end, and commence the inevitable recession or depression. Butthe longer the government waits for this, the worse the necessaryreadjustments will have to be. The sooner thedepression-readjustment is gotten over with, the better. Thismeans, also, that the government must never try to prop up unsoundbusiness situations; it must never bail out or lend money tobusiness firms in trouble. Doing this will simply prolong the agonyand convert a sharp and quick depression phase into a lingering andchronic disease. The government must never try to prop up wagerates or prices of producers' goods; doing so will prolong anddelay indefinitely the completion of the depression-adjustmentprocess; it will cause indefinite and prolonged depression and massunemployment in the vital capital goods industries. The governmentmust not try to inflate again, in order to get out of thedepression. For even if this reinflation succeeds, it will only sowgreater trouble later on. The government must do nothing toencourage consumption, and it must not increase its ownexpenditures, for this will further increase the socialconsumption/investment ratio. In fact, cutting the governmentbudget will improve the ratio. What the economy needs is not moreconsumption spending but more saving, in order to validate some ofthe excessive investments of the boom.

Thus, w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according tothe Misesian analysis of the depression, is absolutely nothing. Itshoul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conomic health and ending thedepression as quickly as possible, maintain a strict hands off,"laissez-faire" policy. Anything it does will delay andobstruct the adjustment process of the market; the less it does,the more rapidly will the market adjustment process do its work,and sound economic recovery ensue.

The Misesian prescription is thus the exact opposite of theKeynesian: It 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keep absolute hands off theeconomy and to confine itself to stopping its own inflation and tocutting its own budget.

It has today been completely forgotten, evenamong economists, that the Misesian explan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depression gained great headway precisely during the GreatDepression of the 1930s – the very depression that is always heldup to advocates of the free market economy as the greatest singleand catastrophic failure of laissez-faire capitalism. Itwas no such thing. 1929 was made inevitable by the vast bank creditexpansion throughout the Western world during the 1920s: A policydeliberately adopted by the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mostimportantly by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Itwas made possible by the failure of the Western world to return toa genuine gold standard after World War I, and thus allowing moreroom for inflationary policies by government. Everyone now thinksof President Coolidge as a believer in laissez-faire andan unhampered market economy; he was not, and tragically, nowhereless so than in the field of money and credit. Unfortunately, thesins and errors of the Coolidge intervention were laid to the doorof a non-existent free market economy.

If Coolidge made 1929 inevitable, it wasPresident Hoover who prolonged and deepened the depression,transforming it from a typically sharp but swiftly-disappearingdepression into a lingering and near-fatal malady, a malady "cured"only by the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Hoover, not FranklinRoosevelt, was the founder of the policy of the "New Deal":essentially the massive use of the State to do exactly whatMisesian theory would most warn against – to prop up wage ratesabove their free-market levels, prop up prices, inflate credit, andlend money to shaky business positions. Roosevelt only advanced, toa greater degree, what Hoover had pioneered. The result for thefirst time in American history, was a nearly perpetual depressionand nearly permanent mass unemployment. The Coolidge crisis hadbecome the unprecedentedly prolonged Hoover-Rooseveltdepression.

Ludwig von Mises had predicted the depressionduring the heyday of the great boom of the 1920s – a time, justlike today, when economists and politicians, armed with a "neweconomics" of perpetual inflation, and with new "tools" provided by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proclaimed a perpetual "New Era" ofpermanent prosperity guaranteed by our wise economic doctors inWashington. Ludwig von Mises, alone armed with a correct theory ofthe business cycle, was one of the very few economists to predict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hence the economic world was forced tolisten to him with respect. F. A. Hayek spread the word in England,and the younger English economists were all, in the early 1930s,beginning to adopt the Misesian cycle theory for their analysis ofthe depression – and also to adopt, of course, the strictlyfree-market policy prescription that flowed with this theory.Unfortunately, economists have now adopted the historical notion ofLord Keynes: That no "classical economists" had a theory of thebusiness cycle until Keynes came along in 1936.There was a theory of the depression; it was the classicaleconomic tradition; its prescription was strict hard moneyand laissez-faire; and it was rapidly being adopted, inEngland and eve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accepted theory ofthe business cycle. (A particular irony is that the major"Austrian" propon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rly andmid-1930s was none other than Professor Alvin Hansen, very soon tomake his mark as the outstanding Keynesian disciple in thiscountry.)

What swamped the growing acceptance of Misesiancycle theory was simply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 the amazingsweep that Keynesian theory made of the economic world shortly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General Theory in 1936. It isnot that Misesian theory was refuted successfully; it wasjust forgotten in the rush to climb on the suddenlyfashionable Keynesian bandwagon. Some of the leading adherents ofthe Mises theory – who clearly knew better – succumbed to the newlyestablished winds of doctrine, and won leading American universityposts as a consequence.

But now the once arch-KeynesianLondon Economist has recently proclaimed that "Keynes isDead." After over a decade of facing trenchant theoreticalcritiques and refutation by stubborn economic facts, the Keynesiansare now in general and massive retreat. Once again, the moneysupply and bank credit are being grudgingly acknowledged to play aleading role in the cycle. The time is ripe – for a rediscovery, arenaissance, of the Mises theory of the business cycle. It can comenone too soon; if it ever does, the whole concept of a Council ofEconomic Advisors would be swept away, and we would see a massiveretreat of government from the economic sphere. But for all this tohappen, the world of 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at large, must bemade aware of the existence of an explanation of the business cyclethat has lain neglected on the shelf for all too many tragicyears.

This essa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aminibook by the Constitutional Alliance of Lansing, Michigan,1969.

日內交易員、天使投資甚至VC--歡迎進入改變一切的互聯網金融時代

互聯網可以很好的做到兩件事情：減少摩擦成本、砍掉許多過程中的中介。互聯網已經徹底改變了很多實體領域，我們如今會在互聯網上購買書籍、家電以及許多商品，其中許多直接與製造廠商進行交易。淘寶、京東等互聯網企業減少甚至徹底取代了百貨公司、家電賣場等商品流通企業所提供的流通中介作用。

新的革命性技術會逐步改變人們的生活以及各行各業。即便在金融這個極度個性化並且仰賴個人能力的行業，互聯網仍然能發揮自己的作用，改變這個金光閃閃的行業，乃至金錢本身。

Om Malik認為，無論是倫敦（金融城）、紐約（華爾街）或是後來居上的舊金山（硅谷），金錢都是一樣的。雖然外表千變萬化，「借入資金、投出資金、獲得收益」的核心過程始終不變。只是，由於某種原因、某一類「金錢」要比其他更好。

從華爾街的頂尖大行到門洛帕克（Menlo Park）市的沙丘路（Sand Hill Road，硅谷著名的一條道路，大量風投聚集在這條路）上的風投們，許多諸如KPCB這樣顯赫的名字在過去的歲月裡建立了金錢品牌與傳奇。

這種建立金錢品牌的能力讓高盛和摩根大通這樣的大行即便在金融危機期間也能蓬勃發展。巨額資本和顯赫人脈讓巨頭們可以為自己的金錢打上別人難以企及的品牌。

硅谷所玩的遊戲也沒什麼不同：大量的金錢、名人網絡、成功的初創企業和他們的創業家們。這些通常都給投資者們帶來的資金打上了顯赫的品牌。

然而，互聯網帶著那讓人稱奇的扁平化的力量在改變一切，它擠出中間人、摩擦以及隨之而去的利潤，而這一切早在1990年代便開始。

在上世紀90年代末，受到互聯網股票熱潮的催動，一種新的交易員種類在美國出現了：那就是日內交易員。福布斯在1998年的一次封面報導中將這一群體稱為「游擊做市商」，他們與美林、高盛、摩根士丹利和騎士資本這樣的大傢伙競爭。他們就沒有費用、用自己的資金並且勇敢承擔風險，日內交易員減少了OTC股票的點差，在這一過程中讓這一本來利潤豐厚業務變得利潤全無。在這些傢伙出現之前，福布斯稱這個市場就如同一個俱樂部。

伴隨著金融創新，交易成本大幅降低，這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們加入交易。更多的交易員也給市場帶來了更難以預測的波動，而這種現象最終隨著互聯網泡沫的破滅而結束，但創新（低成本交易）存活了下來。

整部金融市場的歷史充滿著這類的創新股市。一些創新使得一些金融產品或技術成本更低，這就使其適用的範圍更廣。人們搶著嘗試，希望能獲得更高的收益，而這也起到了效果；然而，不可避免的，一度這些創新吸引了過多的追逐著，隨後收益率崩盤了，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但創新留下了，而未來將從此間受益。

回到2013年，如今我們正看到歷史再度重複，新的金融創新拋下了監管障礙、降低成本，推動更多人參與此前封閉的市場。而這一次輪到了創業投資。作為JOBS法案的一部分，美國修改了企業公募規則。很快，新一波法律修改浪潮將啟動，而這將徹底重新定義創業企業的建立和融資。

而站在時代潮頭的是AngelList，這家創業融資平台公司在9月份宣佈得到包括Google Ventures和KPCB在內的116位投資者的2700萬美元融資。簡單的形容AngelList就是一個讓買家（天使投資者）和賣家（創業企業）聚到一起的場所。

在對這一融資的報導中，商業週刊記者Ari Levy寫道：「他聚焦於消除低效率，比如早期創業企業花費在安排會議、旅行路演和尋找及支付律師過程中的時間和金錢。」AngelList還希望通過幫助企業招聘賺錢。Levy文章的標題概括了一切：VC正在打造自己的掘墓人嗎？

對此的答案顯然是對。正如AngelList的創始人Naval在此前採訪中所指出的，VC業務效率和一致性較差。這個行業有著許多負擔和讓人厭煩的摩擦。

AngelList並不孤單，其他諸如WeFunder、RockThePost、TechShop和Circleup都成為了這場運動的一分子。這場創業投資的終極民主化運動已經開始。

重申一遍，金融創新削減成本，推動此前封閉的市場得到更大程度的參與。我們一遍又一遍的看到這一切的發生，從衍生品到MBS，如今這出現在了創業投資。

我會知道一切 ---- 未來數百元FACEBOOK的無敵壁壘 立春

我會知道一切 ---- 未來數百元FACEBOOK的無敵壁壘 二月立春

歐巴馬賭上一切也要推動的關鍵醫改 美全民健保上路 給台灣什麼啟示？

許家印：發生在足球之前的一切

他是「根正苗紅」的革命後代、他也曾是個不到1歲就失去了母親的不幸男孩；他沒有資本「拼爹」，靠自己白手起家，也毫無意外地吃過很多苦。人們熟悉他的名字是因為恆大和足球，但在這個傳奇開始之前，還有另一個更貼近現實生活的許家印。

他幼年喪母

奶奶一手把他帶大

許家印的父親是老革命，16歲就參軍入黨，參加過八年抗戰，做過抗日部隊騎兵連的連長，負傷後復員回老家在村子裡當倉庫保管員，負責拿鑰匙、記工分等事務。「他父親是個很細心的人，對這些工作很負責。」許家印的表叔評價說，許的父親正義、耿直、認真，對年幼的許家印有不小的影響。

還不到1歲，一個對許家印影響巨大的事件遽然而至———母親得了敗血症，因家貧無錢就醫，匆匆撒手而去，許家印從此成了「半個孤兒」。一個私下場合，許家印曾坦言，自己的性格獨立和倔強，可能與從小就缺少母愛有關。「你們這些從小有母親看著長大的人，多幸福呵！」很多次，望著年輕的下屬，許家印都這樣感嘆。

許家印母親去世後，奶奶承擔起照看他的任務。許家已是連續多代單傳，奶奶非常疼愛幼年喪母的許家印。她之於許家印，就如同一位老母親。奶奶脾氣也很大，如果小家印不聽話，她生氣了也會「動粗」打人。四五歲的小家印很倔，挨打時會坐在地上哭一天，拉都拉不起來。

「以前家門口有塊石頭，奶奶就坐在石頭上等我放學回家。」多年之後，許家印仍能清晰回憶起這樣的場景：上小學的第一天，當他把剛學會的那句「我愛北京天安門」唸給奶奶聽時，年邁的奶奶興奮得忘乎所以。

許家正房的北面牆壁上，至今仍掛著一幅老太太的素描畫。在農村掛著這種畫作，著實有點兀然。這幅畫出自少年許家印之手，畫中的老太太正是他的奶奶。村子裡的幼年夥伴說，許家印不僅給奶奶畫過像，還畫過下山虎、老公雞。據說，沒看過美術教材的許家印無師自通，用的是很規整的「方格法」：把一張白紙打上格，按照比例一格格地畫出來。

他當過保安

所以恆大的保安待遇很高

這個泥地裡滾打長大的孩子，還有個愛好是倒騰「科技」。小學時，他用塊鐵片做開關，把破電線、鐵絲連成一起，連到被丟棄的手電筒電池上，就能製作出一個照明的「小家電」。

許家印曾和比他大幾歲的本家親戚許家讓一起嘗試做生意賺錢。那時，販賣是當時農村比較通行的「打工」方式，比如把石灰、煤炭、大米、稻草等物資從一個地方運到另一個地方，賺取其中的差價。這種 「打工」的方式不需要很多成本，但需要體力。拉一趟，僅能賺幾塊錢。

看到很多人都去，高中剛畢業的許家印也動了心思。奶奶不同意，他還是去了。他用的是單人在前面拉的兩軲轆拖車，下山的時候，這種拖車要使勁往後壓才能控制速度，因為沒經驗，下坡的時候只會拚命往下跑……結果人倒車翻，販賣的石灰撒了一地。許家印坐在路邊，既無助又心酸。

這是1974年，許家印人生中的第一單生意。

與他交往頗多的老同學高正富透露：許家印上大學後，因為家庭依然困難，他還曾跟幾個同學合夥，計劃運一車家鄉的蘋果到武漢賣。當時都是用袋子裝，而不是現在的紙箱。還是因為缺乏經驗，蘋果還沒運到武漢，就已經腐壞了。可想而知，「做本錢的錢都是借的，全賠了！」

許家印有個鄰居的舅舅，在周口市公安局工作，這人當時是他心目中的偶像：「公安局裡工作，那應該是多大的官啊！」許家印大著膽子給他寫了封信，信中大意是，想請您幫幫忙，在城裡給自己找臨時工。在那個年代，臨時工一個月能掙10到15塊錢，是個讓人豔羨的差事。但此信寄出之後就石沉大海。

「那時候還是太單純了啊。一個農村孩子隨便給人寫封信，怎麼就可能找到城裡的工作？」許多年後，許家印如此感慨。

許家印做過農村裡的保安，那時候叫「大隊自保員」。幾十個人，住在大隊部的房子裡，在地上鋪上草，弄個通鋪，就在那睡。平時負責維護村裡的治安，誰家的豬羊把別人的田地搞壞了，就要抓回去。

直到現在，許家印看到公司裡的保安，就如同看到當年的自己。「農村孩子在城裡打工，不容易。」恆大的很多保安都是退伍軍人出身，每年到「八一」建軍節公司都會慰問，這已是慣例。一位公司高層對記者說，在地產圈裡，恆大保安的待遇是最高的。

他崇拜「鐵鎯頭」

於是有了「恆大女排」

1976年，許家印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馬上興奮地報了名。不過，因為時間倉促，準備不充分，第一次他沒有考上。

第二年，許家印花了近半年時間準備，回到高中的學校複習補課。因為回校複習的學生太多，學校沒有住宿的地方，許家印就通過個人關係在學校附近的拖拉機站找到了一間破房子，拿了一床打滿補丁的被子住了進去。

零下15度的冬天，北風從早已破碎的窗子灌進去，凍得人瑟瑟發抖，他用紙糊了糊，硬是挺了過去。

吃得更差。許家印記憶裡最深刻的一個場景，是自己帶到學校的饅頭和地瓜餅，過了3天就變黴長毛了，也舍不得扔，洗掉黴菌以後繼續吃。因為營養不良，高中畢業一米七六的許家印，體重僅90斤。

1978年，許家印終於如願考入大學，在人口達1000萬的周口市，他的成績位列前三。他也收到了父親允諾的一份珍貴禮物———梅花表。十年前的一個晚上，還在讀小學的許家印突然對父親說，如果自己能考上大學，能不能送他一塊當時很時興的梅花表？為了激勵兒子，父親咬牙應允。

在武漢鋼鐵學院（現武漢科技大學），許家印曾住到學生會的辦公室去看管公共財物，其中最重要的「寶貝」是一台14吋的黑白電視機。當時，學生們看電視需要統一組織，時間一般是星期六，如果有其他「重要事情」需要收看，就要向系裡申請。這類「重要事情」，就包括收看「鐵鎯頭」郎平率領的中國女排比賽。

與女排有關的，不僅是比賽。許家印的大學同學俞斌回憶說，當時學校一個月會安排一場露天電影，放的比較多的電影是《閃閃紅星》、《歸心似箭》等。「《排球女將》就是那個時候看的，許家印很崇拜鐵鎯頭嘛！」

多年之後，一支名為「恆大女排」的排球新軍，在2009年度叱咤於中國排球職業賽，以12戰全勝的戰績提前衝入甲A，其主教練正是鼎鼎大名的「鐵鎯頭」郎平。

這支投資2000萬成立的恆大女排，也為恆大地產做了一系列效果極佳的品牌廣告。僅以簽約郎平、吸引全國數百家媒體到場的那次發佈會為例，曾有人測算，如果單以廣告版面計，恆大地產要達到同樣的宣傳效果，花費至少以數億計。

如此性價比，可見許家印的營銷策略之一斑。這當然沒有錯，但他內心深處對「鐵鎯頭」的私人情感和汪洋恣肆的青春回憶，恐怕就很少有人能聆聽得到。

他的「三級跳」

從深圳到廣州

1982年，從冶金系的「金屬材料及熱處理」專業畢業的許家印被分配到河南舞陽鋼鐵廠，對這個結果，他很不情願。在他的眼裡，上大學是為了離開農村，而舞陽不過是另一個「小山溝「罷了。

在家裡磨蹭了一個月後，他還是去報到了。連他自己也沒想到，短短幾年裡，他成就了舞鋼最有活力的車間，自己也獲得了一個外號「小皇帝」。這個外號，包含著許家印在這個300多人大車間中的權威：技術上過硬，管理上言出必行，又善於處理跟下屬的關係。

1992年，許家印放棄舞鋼的處級幹部職位，選擇下海。除了與當時的大環境有關外，許家印後來對身邊人還透露了一個個人原因：在他的潛意識裡，一直覺得舞鋼不過是自己走出了小山溝以後，又走入的另一個大山溝罷了，「四面都是山，一直有離開闖蕩的想法。」

許家印揣著一份三十幾頁紙的簡歷，在深圳的各個招聘市場奔波。半個月後，依然找不到一家願意接受他的單位。那時候的許家印好似虎落平川，難掩心裡的巨大失落：在舞鋼也算是處級幹部了，在這裡竟然「混」到沒有工作，甚至連住的地方都難尋覓。

後來，一位好友向他指點迷津：你把原來厚厚得那疊簡歷，變得簡單點試試吧！許家印隨後就做了只有兩頁的新簡歷，很快，有3家公司願意聘任他。

他選擇了其中一家貿易公司，名叫中達。「從第一眼我就覺得遇上了好老闆，我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管理公司的經驗，非常非常感謝他。」若干年後回憶起第一個老闆，許家印仍是充滿感激。

到深圳後的第3個年頭，也就是1994年的國慶節，許家印終於寫下了他人生轉折前的重要伏筆———來到廣州，涉水剛剛興起的房地產業。他帶著一部標緻車，車上除了司機和他，還有一個出納和一個業務人員，總共4個人，躊躇滿志地來到了廣州，成立了一家名為鵬達的房地產公司。

公司生意興旺發達，到了1997年，許家印就自己創業了。他的人生，從此與這家名為「恆大」的公司牢牢捆綁在一起。

他有愧妻子

但兩人感情是「模範夫妻」

許家印與太太是在舞鋼工作期間認識的，兩人感情篤定，是恆大集團的「模範夫妻」。

他們也是對標準的、共患難過的夫妻。許家印在深圳打工期間，岳父高血壓住院，傳來病危消息，他立刻坐火車回到河南漯河，夜裡沒有車了，又坐了好長時間的三輪車。回到家，岳父對他說的最後一個願望是「從河南舞鋼回安徽老家」。沒辦法，他又找了輛貨車，在寒風刺骨的冬天，他抱著岳父的頭，坐了12個小時的車才趕到安徽。到家的時候，他一動沒敢動的手徹底僵掉了，岳父也只剩下最後一口氣。

妻子抱著6個月兒子，看到丈夫凍僵的樣子，愴然大哭。

「她有學歷，有自己的事業，但是為了照顧我，都放棄了。」許家印一直記得，1995年，太太因為宮外孕被送進了急救室，生命危險。「為了不打擾我工作，她硬是沒讓醫生給我打電話。我是第二天才從朋友口中得知的。」

在深圳那段時間，作為一個男人和丈夫，許家印並沒有驕傲的資本。初做業務員的時候，他在朋友家的走廊住了3個月。後來當了辦公室負責人，條件有所改善，公司裡一間不用的廚房成了他的臥室。不過房間太小，床放好後，門就再也閉不上了。一年四季，許家印就住在這間敞開門的「臥室」裡。

直到1993年，許家印已是深圳中達的老總，他還被迫跟妻子兩地分居。後來看不過的中達老闆說，一直分居怎麼行，公司出錢，你去租套房吧。

於是，許家印就跟人合租了個兩室兩廳。合租的人住一間，許家印和太太以及2個兒子，還有岳母、父親、朋友，一共7口人住在剩下的廳室。房子裡只有合租人的那間臥室有空調，許家印的兒子怕熱，夏天就躺在合租人門口的地上「沾沾冷氣」，口裡嚷著「這裡涼快」。

這些經歷，許家印並不願對外人多提起。

「我欠她太多，婚後這麼多年，我們有吵架但從沒真正翻過臉。別的我不敢說是公司第一，但我們夫妻的感情，不自誇的說，一直是恆大人學習的榜樣。」

多年之後，許家印在香港打工的大兒子在市中心租了個房子，2萬港幣一個月，這在香港CBD已屬低廉價位。但許家印的太太知道後，嫌太貴，斥責兒子立即退掉，轉而給兒子租了個更便宜的房子。

他打電話

響3聲還沒接就罰款2萬

在工作方面，許家印是地道的「工作狂」。他通常是凌晨三四點鐘回家睡覺，睡一會就起床去公司，由此，集團一大批高層也成了工作狂。不單單是在恆大的廣州總部，到全國任何一個分公司去看，越是公司的高層中層，加班時間越多，人人都是「拚命三郎」。

恆大現任總裁夏海鈞第一天上班，許家印對他說：夏總，晚上我們一起開個會。兩人坐在餐桌前的時候，夏海鈞看了看表，六點鐘。他心裡說，吃了飯，再研究半個小時差不多了吧。結果直到十一點半，這個「晚餐」才結束。

夏海鈞心想「那晚的十一點半，可能只是偶然一次吧。」後來他才知道自己徹底錯了———十一點多結束開會確實是偶然———因為常態下，恆大的會經常要開到次日凌晨兩三點才會結束。

當時夏海鈞的太太在加拿大，每天晚上打電話問，你在做什麼？夏海鈞回答，在開會。她不相信，都晚上十一二點了，還開什麼會？他解釋半天，太太還是不信。後來在加拿大真的待不住了，就飛到廣州看，住了幾天，才知道丈夫真的「在開會」。

在嚴格管理上，恆大各項制度可稱作嚴苛。恆大有規定：許家印的電話要是響了三聲還沒人接，直接罰款2萬元！可能你上個月薪水10萬，但由於犯了錯，這個月便被腰斬，只剩5萬元。五六十歲的副總裁當著集團幾千人痛哭流涕作檢討的事情，在其他企業怕是聞所未聞。據說有某副總裁洗澡時候，不得不讓夫人在邊上拿著電話「待命」，生怕不能及時接到許家印的電話。

他最愛的夜宵：一碗熱乾麵

2009年，恆大上市當天，許家印以422億元的身價，超過當天公佈的福布斯富豪榜的首富王傳福，首次問鼎中國內地的首富寶座。

然而這一「盛名」帶給許家印的，只有惶恐，他甚至為此取消了原定於當天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不想引起更多關注。

當然，有了足球後，他想低調也難了。

徐家印最愛的夜宵是熱乾麵。他在武漢上大學時，唯一奢侈的消費，就是吃學校旁邊一毛錢一碗的熱乾麵。為了這一毛錢，他還挨過老師的批評：「你是吃助學金的人，還吃一毛錢這麼貴的東西！」

直到他成為中國最富有的人，他最喜歡的夜宵，10頓裡有5頓都是熱乾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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