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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亞投行籌備委員會秘書長 金立群

編輯 | 齊介侖
 

我在《摩根財團》這部書上所花的時間可謂不少，前後一共用了兩年的時間，三譯三校，可以說對書中的很多細節都很熟悉。但是，有時候拿出書來信手翻閱，總會有一些新的體會和感受。這些心得，往往和我偶爾翻閱時的客觀環境有關。彼時彼刻，國內外有何動態，難免會使我產生一些聯想。

首先想到的是華爾街的象征性。說到華爾街，就會想到華爾街23號那棟根本稱不上雄偉高大的老樓，截至1980年代末，它一直是J.P.摩根銀行的大本營。你一走進這座建於1914年的大樓，擡頭就會看到裝綴著1900顆水晶片的路易十五吊燈，光芒四射，熠熠生輝。而摩根銀行總部離開此地，純屬業務發展需要。

1989年夏天，J.P.摩根喬遷到華爾街60號，以便容納日益壯大的隊伍。當時就有人建議把這棟樓賣掉，以解決購置新樓超預算的問題。這不失為一個彌補資金不足的好辦法。但是，時任董事長劉易・普雷斯頓認為，華爾街23號是紀念碑，於摩根自己很重要，對其他人不見得有什麽價值。確實如此，即使是華爾街本身，華爾街23號的象征意義較其實際意義更大。

然而，人總不能光顧實際利益，而忽視象征意義。眼下，中國人似乎不太在意象征意義，非常講究“務實”。中國大陸不少地方尚未走出“狂拆”的階段。“拆”和“挖”大行其道。這固然可以增加國民生產總值，但頭腦一熱，就把祖上留下來的建築和家當拆得一幹二凈。老祖宗傳給我們的遺產，留在地面上的東西本來就不多，又經過“文革”掃蕩一遍，更所剩無幾。有些地方大員也許事後想想可惜，特別是看到沒有實力拆的窮鄉僻壤無意中居然留下了一份重要的旅遊資源，天天坐收紅利，大小商鋪刷卡機忙個不停，非常眼紅，似乎突然頓悟，於是再耗費巨資複建、仿造，權且仍當作歷史文物來看待。現在，剩下不多的一些古城、古鎮、古建築，在遊人的踐踏之下，也已經不堪重負，或者被抹上了過於濃重的商業色彩，其淳樸的歷史意義和價值，幾乎蕩然無存。象征意義固然重要，但是，一旦為商業利益覆蓋，就變質了。

華爾街的歷史不算太長，但是其象征意義很大，因為這與美國的經濟和金融史有著十分緊密的關系，使得不少首次到曼哈頓來的遊客懷著好奇心來這里看個究竟。但是，拿它來比作耶路撒冷、麥加或洛陽，就不甚恰當。因為這不能算是“聖地”，華爾街象征的是資本主義的寡頭資本，不少人痛恨它，因而是絕對不能和宗教聖地相提並論的。但是，華爾街的歷史值得研究，其象征的資本主義金融更需要我們深入了解。至少在《摩根財團》成書的那個年代，大多數國人對此所知甚少。

由此，我又想到一個歷史事實。1974年，複出不久、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同誌受毛主席的委托，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出席聯大第六次特別會議。4月10日，小平同誌作了非常重要的，可以說是震驚世界的發言。他全面闡述了中國的對外政策，還對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問題，第一次提出了中國政府的主張。他指出，國際經濟事務應該由世界各國共同來管，而不應該由少數國家壟斷；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應該參與決定國際貿易、貨幣、航運等方面的大事等等。小平同誌的發言，不禁使人耳目一新。這表明中國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進程中，將更多地關心和參與國際經濟和金融領域里的競爭和合作。盡管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小平同誌在那之後不久又遇到一段艱難曲折，一直要到1978年之後，他才能真正開始實施他振興中華，為中國人民謀求福祉的宏偉目標。

紐約證交所正對面的華爾街23號，被戲稱為“角屋”的J.P.摩根公司前總部。

有一個鮮為人知，但含義深刻的細節，值得提一下。在聯大開會余暇，陪同人員想知道小平同誌是否有興趣出去看看，畢竟來一次美國不容易。小平同誌不假思索，非常爽快地說：“好！去華爾街！”那天剛好是周末，狹窄的華爾街上顯得有點冷清，全無平時那一派繁忙的景象。華爾街23號摩根公司的大樓，也無任何特別之處。但是，置身於紐約曼哈頓島的最南端，仰望周邊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氣沖牛鬥，不可能不使人思考美國建國以來迅速崛起的緣由。

小平同誌早年留學法國，在蘇聯也生活過，並非不曉得外面的世界，但是，畢竟是事隔多年，他需要重新體會一下，更需要觀察外面的新動態。正如他後來在日本坐新幹線一樣，對高速發展的時代，他需要把一下脈搏。對當年的中國人來說，華爾街的名稱並不陌生，但是，仍然覺得這個資本主義的堡壘充滿著神秘性。華爾街幾乎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而摩根財團則是美國金融資本的象征。幾年之後，人們才會明白，小平同誌直奔華爾街時，便已經在深刻地思考中國未來的改革和開放：中國應該向西方發達國家學什麽？怎麽學？吸收什麽？揚棄什麽？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普通民眾對於現代金融還很生疏。1980年，中國終於恢複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此後，又加入亞洲開發銀行，全面參與國際多邊金融機構的決策，並大力利用這些機構的資金，用於基礎設施的建設，促進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從80年代開始，外資進入中國，涉足制造業和服務行業，中國與國際金融界和企業界的交往日益加深。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國際上的跨國金融公司紛紛開進中國，開展業務；與此同時，中國的國有大銀行也不斷地開拓海外業務，在其他國家建立和擴大分支機構，形成了全方位國際競爭格局。

上世紀90年代的東亞金融危機，給受困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和創痛。中國猶如中流砥柱，巍然不動。中國政府宣布人民幣不貶值，以幫助穩定周邊國家的宏觀態勢，贏得國際社會一致贊揚。中國財政部就在此時到國際市場融資，發行“百年債”，意喻中華人民共和國永遠興旺。百年債受到熱烈追捧，市場狂搶。此後財政部發行的主權債一直為投資者看好。

我當時主管國際融資業務。有一次發債，聘請高盛領銜主承銷團，承銷團中沒有摩根士丹利，他們心中大為不爽，問我是何緣故。我說：“我每次到高盛總部，大樓門前總有五星紅旗高高飄揚，你們知道嗎？”摩根人沈默不語。此後，我又拜訪了摩根士丹利，他們特意讓我在大樓外面看樓頂上打出的紅色的霓虹燈歡迎標語。這一次，摩根就支持中國的態度，給予我象征性的作答。

我想到的第二點，是華爾街和資本主義制度的關系問題。我們歷來把華爾街視為資本主義的象征，或是資本主義的代表，因此，華爾街和資本主義制度等同。照此邏輯再推論，華爾街和美國政府是一回事，沆瀣一氣。這樣看問題，未免過於簡單化，這是過去極左思潮泛濫時期的思維範式。

讀了本書，就會明白，華爾街固然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資本主義金融業的代名詞，但是，華爾街與資本主義制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所代表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之下運營的一個領域，一個行業，受制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法律、法規和其他監管規定。

讀了這本書就會知道，華爾街和美國政府的麻煩一直不斷：摩根和華盛頓的歷屆政府之間始終是非常錯綜複雜的博弈關系，雙方鬥智鬥勇，經常搞得很緊張；在西奧多・羅斯福政府（1902—1908）和富蘭克林・羅斯福政府（1932—1945）任期內，摩根和政府間總是磕磕碰碰，本書有非常生動具體的敘述。摩根是受到佩科拉調查的第一家私人銀行，曠日持久的佩科拉聽證會把傑克・摩根和其他人搞得筋疲力盡。《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產生的一個直接的動因，就是要剝奪摩根財團巨大的市場控制力，以平衡各方利益，尤其是保護中小銀行的利益，同時防範金融風險。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華爾街又成為眾矢之的，美國監管部門受到社會各方的口誅筆伐：人們認為，監管的失職，是造成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於是，加強對金融機構監管的呼聲震天。美國國會和政府也迫於壓力，著手治理“大而不倒”等問題，於是有了《多德-法蘭克法案》、《沃爾克規則》等等的出臺。

人們對金融領域里系統性風險所造成的損失，以及該損失由納稅人負擔的結果，非常氣憤，由此爆發了2011年9月17日開始的“占領華爾街”群眾集會。示威者占據了位於曼哈頓下城的祖科蒂公園，搭起帳篷，安營紮寨。這場抗議活動搞得聲勢浩大，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也現身其中。其實，抗議者的矛頭雖然直指華爾街，但是他們不滿的實質問題，卻不是華爾街所能解決的。這里涉及宏觀經濟政策、就業困難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社會問題，需要聯邦政府統籌考慮解決。金融領域里的問題，折射出整個宏觀經濟管理和社會政策方面的失誤、失當或失衡。

第三個問題也許是老生常談，即公司治理和人才培育。一個百年以上的企業，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拼搏，決不會始終一帆風順、如履平地。什麽力量和智慧能夠使之立於不敗之地？一個成功的公司，應該有什麽樣的領航人？他們應該具備什麽樣的素質？良好的公司治理應該如何保持？

公司治理的關鍵，是人才和公司制度的關系。公司制度不能壓抑人才，人才不能淩駕於公司治理之上。這看起來是一對矛盾，其實兩者應該是能夠相輔相成的。良好的公司治理應該是人才培養的優質環境。公司制度應能促進人的行為規範，而又不束縛人的創意精神；公司制度是管理人員和員工的導航，而不是限制他們創新活動的桎梏。這就是平常我們所說的“公司文化”。公司文化看起來非常抽象，但它毫不含糊地體現在公司抗風險能力和經營業績上。讀了本書，就會對什麽是摩根人，或者說摩根人的特點是什麽等問題，有所領悟。

從80年代後期開始，和摩根幾位執掌者的先後交往，使我深切體會到摩根文化中深厚的底蘊。摩根文化是幾代人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這種文化體現的是一脈相承的競爭意識，與時俱進的經營策略，以及糾錯和自省意識。我們誰也沒有接觸過摩根早期和中期的高級管理人員，也無緣見到上世紀中葉直至70年代的摩根精英。但是，那些不屬於摩根家族的摩根人，卻和摩根創業者的企業家精神、視野、執著、毅力，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另一方面，他們各自都有獨特的性格，為人處世有很大的差別。

讀過《摩根財團》一書的人都知道，書中敘述未到一半，摩根之舵早已易手，當家的不再是摩根家族的人了。事實上，這是摩根財團的福分，它使得摩根盡快擺脫了家族統治最終導致衰敗的命運。傑克是摩根家族的第三代掌門人，但他顯然已經很難適應形勢的發展。湯姆・拉蒙特以其睿智和視野，早已具備了繼承摩根事業的領袖的條件。而《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迫使摩根財團一分為三，將其在美國之外的業務分拆，組建成摩根建富銀行（MorganGrenfell，多年之後，幾經並購，今天已是德意誌銀行的一部分）；將其在美國的證券業務分拆，組成新的摩根士丹利投資銀行，由J.P.摩根的合夥人哈羅德・斯坦利執掌。這樣，摩根財團的實際領導權就不可避免地轉入了業內精英的手中，從此，摩根管理團隊和摩根家族漸行漸遠。

摩根的歷史說明了現代企業的命脈是公司治理，公司高管的素質和能力是公司成敗的關鍵所在。在用人上，究竟該任人唯親，還是任人唯賢？道理誰都明白，實施卻很困難。80年代我在美國，看到王安電腦公司非常風光，獨占鰲頭，華人為此感到非常自豪。但是，由於王安先生一心要傳位於兒子，致使人才流失，公司終於銷聲匿跡。實際情況是，無論是政府機關還是工商企業，問題往往不是血緣之親，而是氣味之親，即趣味和情調之親。雖然選拔的人不見得是血緣上的七大姑、八大姨，但是，不是按能力和德行來選拔人才，只是提拔和自己氣味相投的庸碌之輩，一樣會出問題。

1984年，第一位進入了摩根高層隊伍的猶太人——鮑里斯・貝科維奇成為摩根銀行的副董事長。也許更有意思的是丹尼斯・韋瑟斯通，他出身於倫敦工人階級的家庭，一輩子都沒有改掉英國下層民眾的口音，常調侃自己當年當簿記員時窮得連鞋子也穿不上。但他是外匯交易的天才，他的經驗居然得益於在皇家空軍短暫服役期間的工作：他的任務是在模擬飛行中監控雷達屏幕，計算飛行的耗油量，要算到飛機降落時，油箱里只剩一滴油。在金融行業里，能做到“一滴油降落”，也是避免發生危機的關鍵所在。有的企業就是靠這剩下的“一滴油”，安全降落；而沒有最後一滴油的“飛機”都摔掉了。

我和韋瑟斯通有過交往，但是不深。他的精明和睿智，我有所體會。有一次，我參加了國家領導人接見他的會議，他推薦了《摩根財團》這部書，以解答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個摩根的問題。這也是《摩根財團》中文本產生的緣由。

普雷斯頓獨具慧眼，韋瑟斯通是他一手提拔的。J.P.摩根這家“貴族銀行”，向來不屑於和囊中羞澀的平民打交道，只和高端客戶來往。到了80年代末，這種經營理念似乎已經走到盡頭。J.P.摩根日益受到被眾多“金融利維坦”吞沒的威脅。J.P.摩根需要變革，需要變得更有冒險性、更為激進，因為如要生存，就無法回避在有利可圖的公司融資和證券市場上的拼搏。另一方面，J.P.摩根又不能放棄其恪守穩健、誠信的傳統，否則就不能稱其為“摩根”。

風險管理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在拓展新業務的過程中，J.P.摩根到底面臨著什麽樣的風險，如何準確無誤地測定這些風險？丹尼斯・韋瑟斯通——這個曾經幾乎是光腳的工人階級的後代，現在已經是有爵士頭銜的J.P.摩根掌門人——急於找到答案。

也許他又想到了在皇家空軍服役的經歷。在他的帶領下，J.P.摩根在風險管理的理論和實踐上取得了突破。1994年，J.P.摩根的管理部門推出“風險矩陣”（RiskMetrics）系統；1997年，又推出“信用矩陣”（Credit Metrics）系統。這兩套管理系統成為金融行業風險管理的濫觴。也正是利用了這兩個系統，J.P.摩根才有可能在市場競爭風雲突變的情況下，進入他人不敢涉足的領域，而且成就驕人。

在當時監管政策許可的條件下，J.P.摩根從一家保守的傳統商業銀行，一躍而成為集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證券交易為一體的全能金融機構，走出神秘的堡壘，在國際金融舞臺上叱咤風雲。韋瑟斯通功不可沒。

我最早熟悉的摩根人士，則是栽培韋瑟斯通的劉易・普雷斯頓先生。不過，我認識他時，他已經從J.P.摩根董事長的位置上退下，到世界銀行集團擔任董事長兼行長了。本書中提到他推動摩根業務轉型，是“改革的動力”：“他體現了這個銀行悠久而雅致的魅力，但是註入了一種新的、有時是猛烈的能量。”用今天的慣用語來說，就是一種巨大的“正能量”。作者提到，他極有個性，對愚蠢的人簡直是無法忍受，有時對屬下的態度會很強硬，甚至極為生硬。但是，他對病人、鰥夫寡婦、離異者和其他弱者都十分關心，他的屬下對他既敬佩，又畏懼。

我第一次走進他辦公室里，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我在上海的時候你還沒有出生呢！”普雷斯頓此話表現了投資銀行家的精準。他說得沒錯，我差一點就要出生了。他指的是二次大戰時，他參加美國海軍陸戰隊，曾駐紮上海一年多。值得一提的是，他回到美國時從上海帶走了一對年輕夫婦，在他家當管家，彼此相處幾十年，非常融洽。有一次，我在華盛頓普雷斯頓的寓所參加晚宴，結束之後，客人紛紛離去，這對夫婦走過來和我打招呼，我用上海話和他們寒暄。他們對我說：“幾十年了，我們對他們很滿意，他們對我們也很滿意。”這就是這位令下屬畏懼的普雷斯頓的管家，對他們夫婦的評價。這一點，未必是典型的摩根人的品性，但是，至少是可貴的人性。貴為美國著名的大公司的董事長，對其管家和服務人員的態度，使人感動。

如果說普雷斯頓似乎對中國有天然的好感，那麽，他離任之後先後接任的幾位董事長，如丹尼斯・韋瑟斯通、道格拉斯・沃納、威廉・哈里森和吉米・戴蒙等，都對中國非常友好，對在華開拓業務很熱心。

如果認為只要是摩根的高管，就一定會對中國友好，那顯然是非常天真的想法。我並不懷疑許多跨國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對於發展中國業務的重視，也贊賞他們對華的友好。但是，當我們讀到本書中湯姆・拉蒙特對中國的態度時，可能會有點不舒服。拉蒙特在1920年到中國訪問時，還見到了孫中山先生，他對當時中國的印象很差。書中說到，“拉蒙特從來沒有對中國人產生好感，提起他們往往不乏輕蔑口吻”（見第十二章“奧德賽”）。相反，拉蒙特對日本的態度就絕然不同，結交了不少日本的朋友，對他們極為友善。

本書作者徹諾的立場比較公正。他寫道：“當時，在許多方面，摩根財團和日本一樣對中國抱有偏見，西方金融界都是這一態度。”在九一八事變（即書中所謂“柳條湖事件”）之後，日本受到國際輿論的巨大壓力，此時拉蒙特居然私下起草了為日本開脫的新聞稿。日本大藏省哪里寫得出這麽好的英文辯白，大喜過望，只是對文字略加修改，就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以誤導不明真相的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民眾。

直至日本在上海狂轟濫炸的鏡頭在美國的電影院里播放，拉蒙特和摩根的另一位高管萊芬韋爾才不得不修正對日本的看法。接著，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激進分子大肆暗殺有正義感的政治家和企業家，此時，拉蒙特才感到日本並非那麽理想。他對日本的認識，對日本態度的轉變，有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幾乎是拒絕承認他所見到的醜惡的現實。

如果拉蒙特是J.P.摩根今天的首席執行官，他也會這樣蔑視中國嗎？恐怕不會。我猜想他也一定會常來中國，也會對中國的高速發展充滿贊譽，表示要和中國合作。可以這麽認為：外界對我們的認識和態度，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自身的折射，對個人來說如此，對機構和國家來說亦是如此。一般情況下，公眾對某個人的態度，主要取決於此人的言行舉止。就一個國家來說，一國的自重、自信、自尊往往是國際社會對該國看法的基本要素，而這個國家所取得的成就，是決定其他國家對其評價和態度的參數。當然，在這個世界上，歧視和偏見是不可避免的，總會有人不講道理，總會有某個國家的某任政府無端挑釁，懷有惡意。但是，只要我們自強不息，這又何妨？

第四點，如何治學？

本書中文本出版之後，我和作者羅恩・徹諾先生在紐約有一次酣暢的談話。我們談到美國的歷史，特別是金融史，摩根銀行當時所起的歷史作用，以及當今世界面臨的種種挑戰。

徹諾先生完成《摩根財團》（1990）之後，還出版了《沃伯格家族》（1993），記述洛克菲勒家族的《泰坦：洛克菲勒傳》（1998）和《華盛頓一生》（2011）。他出的每一部書，都深受讀者喜愛。他涉獵之廣，治學態度之嚴謹，梳理資料之細致，堪稱有誌於撰寫傳記的年輕學者之表率。

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國內讀者對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經濟和金融方面的書籍懷有濃厚的興趣。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J.P.摩根公司的幾位負責人和我商量翻譯出版中文本《摩根財團》的事宜。本書榮獲1990年美國國家圖書獎，國內讀者需求甚殷。多年之後，此書不斷再版，為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所喜愛。

也就在我當年翻譯這部書的時候，J.P.摩根早年分出的一脈，即摩根士丹利正在和我國有關方面商談，組建第一家中外合資的投資銀行。這個想法得到了當時國務院領導的積極支持，於是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簡稱“中金公司”）誕生了。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後，摩根在中國大陸最有創意、最成功的業績。中金公司成立之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獨當一面，為我國各個行業里的大型國有企業的改制和上市提供承銷服務。

截至2012年，由中金公司主承銷的中國石油、工商銀行、中國移動均位居全球市值最大的十家企業榜單之列。中國企業也逐漸在國際資本市場上擁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在2005年至2010年期間，有四年，中金公司承擔了當年全球最大的IPO業務，如2005年建行H股IPO、2006年工行A+H股IPO、2007年中石油A股IPO、2010年農行A+H股IPO，其中農行為有史以來全球最大IPO。1997年，中金公司作為主承銷商，出色完成了中國電信（現中國移動）香港IPO，融資42億美元，拉開了中國大型國有企業整體改制上市的帷幕。

自1995年創立以來，中金公司協助中國企業已共完成3281億美元的股本融資，3548億美元的債務融資，以及3534億美元的兼並收購交易，在中國資本市場上始終保持著主力軍的地位。我也根本沒有想到，多年之後，我會到中金公司來擔任董事長、法人代表，也許這就是我們中國人常說的“緣分”。

J.P.摩根現任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吉米・戴蒙是我的老朋友。我請他撥冗為新版作序，他欣然允諾，為本書增色。戴蒙董事長在不尋常的時期執掌J.P.摩根，可以說是在驚濤駭浪之中，帶領摩根的管理團隊和全體員工奮鬥拼搏。他所面臨的諸多挑戰，可以在本書中找到歷史上的影子，其難度和險峻絕不亞於摩根的先驅所遇到的困難。我在此也祝願戴蒙執掌下的J.P.摩根克服困難，取得新的業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