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家統計局消息,2016年1-7月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191495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1%,增速比1-6月份回落0.7個百分點。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的比重為61.4%,比去年同期降低3.6個百分點。
這是全國民間投資連續第二個月負增長。
據統計局上月數據顯示,1-6月,民間投資158797億元,同比增長2.8%,增速比1-5月回落了1.1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增速降低了8.6個百分點;占整體投資的比重為61.5%,比上年同期下降3.6個百分點,比2015年全年下降2.7個百分點。
統計局在對7月數據的解讀中表示,7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的步伐減慢。民營企業仍面臨融資難問題。從長期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是合理的,有利調整結構。
8月3日,發改委政策研究室曾發文表示,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和制造業投資增速持續下降,市場內生的投資增長動力疲弱,投資下行壓力不容忽視;個別投資總量較大省份降幅擴大加劇,投資波動風險明顯加大。對此,發改委提出了一攬子提振民間投資的建議。其中值得註意的是,在緩解融資難問題上,發改委表示,積極鼓勵民營企業通過發行債券進行融資,加大對優質民營企業上市支持力度。
7月28日,發改委已經印發了《各地促進民間投資典型經驗和做法》,共計60條。包含了深入推進簡政放權,加強和改善政府服務;積極采取措施,努力破解民營企業融資難題;深化細化政策措施,吸引民間投資進入更多領域;營造公平透明市場環境,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多措並舉,加大對民營企業支持力度等地方的具體做法。
而且,據7月28日新華社報道,國家發展改革委、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住房城鄉建設部、銀監會等部門已組成組成7個督導組,分赴北京、遼寧、安徽、山東、河南、湖北、青海7個省(市)開展促進民間投資專項督導。
值得註意的是,此次促進民間投資專項督導是在專項督查的基礎上進行的,主要針對民間投資增速靠後,以及民間投資體量較大且增速放緩明顯的7個省(市)。
譬如,7月29日下午,國務院促進民間投資專項督導第一督導組召開意見反饋會,通報對河南省民間投資專項督導的相關情況。督導組指出,河南省民間投資形勢比較嚴峻、增速回落,政策的系統性和針對性有待進一步提高,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突出等,並提出進一步落實“放、管、服”的要求,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中國不缺千萬人口數量級別的城市,缺的是“中小城市”。
2015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達7.7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56.1%,但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9.9%,不僅低於發達國家,甚至也不及人均收入與我國相近的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在專家們看來,我國城鎮化水平的質量高低將直接影響經濟增速。
為探索新型城鎮化路徑,特大鎮升級為“市”正在加速推進。《第一財經日報》8月1日刊發《溫州龍港:“鎮改市”破繭前夜》對此進行了報道。由於牽涉過多的現有體制機制障礙,立市後的特大鎮究竟屬於“鎮級市”,還是成為“縣級市”,國內仍爭議紛紛。但長期關心中國小城鎮發展的權威們已經擱置了一些爭議,並為立市後的鎮規劃好了方向,那就是為居民承擔更多的公共服務職能。
小城市數量十年減少100個
不光在浙江省溫州市龍港鎮,全國的其他特大鎮也發生了類似的“小馬拉大車”的現象。
今年6月6日,在龍港召開的全國新生中小城市培育專題研討會上,蘇州市吳江區盛澤鎮黨委副書記趙菊觀這樣表示:作為“試點鎮”,有“中國絲綢第一鎮”美名的盛澤鎮在經濟發展上有諸多“現實的不配”,主要有兩個方面:土地指標與城市建設的矛盾,以及財政支持的力度不夠。
趙菊觀稱,雖然是“試點鎮”,但該鎮的土地指標落實仍與普通鄉鎮相似,並未得到實質性的解決,而盛澤又是經濟發達鎮,每年財政收入大多數上繳,自己留成部分大概只有年財政收入的1/4。
“雖然我們嘗試新的財稅分成體制,但超額部分僅僅是吳江區級財力返還,其他部分並沒有設計返還,自行支配力度較小,無法全面扶持鎮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發展。” 趙菊觀稱。
會議期間,來自廣東東莞市虎門鎮、四川省金堂縣淮口鎮、山東省青島膠州市李哥莊鎮等全國“特大鎮”的相關負責人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國家相關部門的調研數據顯示,全國超過10萬人口的鎮有237個,有些鎮的人口多達七八十萬人。這些鎮具備了相當大的規模,並擁有了小城市的形態。
“按照現有的行政劃分,它們仍然屬於鎮,不算城市,”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丁元竹教授長期關註我國的社會發展和公共政策等問題。他說,兩個現實矛盾的起因,在於某一區域的經濟發展超越了原有的形態,從而發生資源配置與現有管理體制的矛盾。
在丁元竹看來,長此以往必將對我國的城市發展格局造成影響。
根據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提供的數據,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出現了1.9萬個小城鎮,其中,10萬以上人口鎮有237個,5萬以上人口鎮876個。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曾多次主持和參與了中央、國務院有關城鎮化政策文件的起草和制定,以及多個中央一號文件的起草工作。由於長期從事城鎮化、城市和小城鎮發展、城市發展戰略規劃等研究,他被業界視為中國城市化問題的權威之一。
他列舉了這麽一組數據:浙江有5個20萬~50萬人口的城鎮,5萬~20萬人口的城鎮則多達46個。英國的相應數據則是18和26個,法國則為20和87個,德國為26和147個,日本則為80和410個,發達國家在城鎮發展水平上,要遠遠高於我國。
然而,若要分析這些發達國家的“千萬人口城市”的數量,就會發現另一種對比:歐洲大陸和日本都沒有千萬人口數量的城市(編註:東京僅計算東京都23個特別區人口);只有英國有一個800多萬人口的城市倫敦;百萬人口級別以上的城市,德國為3個,法國只有4個。反而是小城市多如牛毛,像美國,有800多個3萬~10萬人口的小城市,德國7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2000多個小城市。
在李鐵看來,中國不缺千萬人口數量級別的城市,但中小城市最為短缺。
專家們不僅對數量表示了擔憂,也對我國小城市發展的趨勢產生了疑惑。
“小城市在過去10年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了100個。”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說。
這位長期關心我國中小城市發展的學者分析道,其中的一些小城市日後變成了中等規模的城市,但是新生的小城市並沒有出現,此消彼長決定了小城市在數量上的銳減。
小城市數量不足導致我國的城鎮化結構嚴重失衡,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低於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這帶來一個問題,即農民工融入不進大城市,又回不了農村。
辜勝阻將其描述為我國城市在結構和空間布局上的“短板”。
低質量城鎮化或影響經濟增長
辜勝阻認為,“鎮改市”被提上日程,要有序推行。
辜勝阻提供了一組數據以說明這一工作的重要性:國家發改委在2015年的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達7.7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56.1%,但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9.9%,兩者之間存在著16.2個百分點的差距。
辜勝阻明確表示,這種低質量的城鎮化模式已經成為制約我國擴大內需和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辜勝阻認為,在成為實質意義上的城市市民之前,農民工普遍具有“過客心態”,工作和生活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他們經常最大限度地降低消費,增加儲蓄。
他表示,發展小城市有利於推動農民工市民化,解決“半城鎮化”問題,消除農民工的“過客心態”,對增加民間投資、帶動消費具有重要意義,能夠將農業轉移人口的流動型消費轉化為沈澱型消費,有效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
浙江省發改委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有36個試點鎮作為小城市培育試點,這些試點鎮中每10個常住人口就有3個是外來人口。該省發改委承認,推進外來人口落戶、農業轉移人口融入等方面任務艱巨。
辜勝阻認為,像龍港的小城市建設有利於解決“融不進大城市、回不去農村”的問題,也可以在家門口幫助農民獲得穩定的就業、基本的城市公共服務,以及城市的生活方式。
辜勝阻同時表示,政府高層高度關註民間投資急劇下行,當前民間投資下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投資空間欠缺”。他以大量親身調研的經歷為例,諸如溫州龍港、東莞虎門這樣的體量還叫作“鎮”的話,吸引不了更多的投資機會。
辜勝阻說,如果“鎮”改為“市”,肯定會創造投資空間,在推進小城市發展過程中,建設和完善基礎設施、解決農民住房問題以及配套商業、娛樂等服務業,會帶來大量的投資需求,將有效擴大民間資本的投資空間,增加民間投資,這顯然是潛在的爆點。
浙江省發改委提供的數據顯示,2015年,浙江36個小城市培育試點鎮共實施5954個項目,總投資達2277億元,其中社會資本投入達1785億元,小城鎮試點投資占全省比重達8.48%。
“小城市培育試點鎮已經成為民間投資推進項目建設、提升有效投資的重要抓手。”辜勝阻強調,反之,若不重視中小城市的發展,這或將影響我國經濟的增長。
導向:承擔更多的公共職能
2015年,浙江36個小城市培育試點鎮投資增速20.2%,財政增收9.4%、GDP增長9.7%,分別高出全省7、0.7、1.7個百分點。
這36個試點鎮均擁有所在縣(市、區)52%以上的行政審批權限,鎮均實際開展綜合執法事項為109項,服務周邊114個鄉鎮。這36個鎮平均稅收收入為10.5億元;農村常住居民收入達2.61萬元,比全省平均高0.5萬元。
隨著國家中小城市綜合改革試點深入推進,浙江省有8個地區列入國家中小城市綜合改革試點名單,其中包括了東陽橫店鎮、樂清柳市鎮、雲和縣城3個小城市培育試點對象,成為全國鎮級試點最多的省份。
丁元竹稱,中國正處於從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的關鍵期,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成為了第一個特征。
2015年12月20日,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也是1978年後首次召開最高規格的城市工作會議,並將時機定在“十三五”開局之際。數據顯示,我國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近18%上升到2014年的近55%;城市人口從1.7億人增至7.5億人;城市數量從193個增加到653個。每年城鎮新增人口2100萬人,相當於歐洲一個中等收入國家的人口。
丁元竹指出,由於城鎮化率30%到70%被認為是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階段,其中超過50%就意味著從農業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我國的城市發展越來越多地受到了環境和生態的制約,這成了第二個特征。
“中國不像美國擁有東西兩個海岸,而且我們的人口規模過於密集,超出了宜居的程度,蘇南的5個省轄市就聚集了全國2.2%的人口,而北京則面臨水資源短缺的難題。”丁元竹表示,在這種形勢下發展中小城市就被提上了城市發展的議程。
“第三個特征在於,大量的人口因此進入城鎮化,數據目前有2.5億人和2.6億人兩個,”丁元竹說,這些人口雖然進入城市,但在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務、就業上落後於現狀,所以很大程度上沒有真正實現城鎮化。
因此,客觀現實的條件要求城鎮化過程中,需要進行一系列能相互適應的行政體制改革。
丁元竹說,過去的行政體制已經不適合城鎮的發展現狀,我國的特大鎮所從事的人口管理有的多達70萬~80萬人。
“現在各地都在探索並取得了一些成績,如貴陽從2011年把街道辦事處撤銷,並成立社區管理委員會,而上海則提出了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1+6’文件。”丁元竹說。
根據“1+6”文件,上海將用兩年多時間完成中心城區6個鎮轉街道工作,屆時中心城區將不再有“鎮”這一行政建制。去年,包括普陀區萬里街道、閔行區浦錦街道、松江區九里亭和廣富林街道、奉賢區西渡街道等已析出。此外,還有一個鎮轉為街道,即真如鎮轉為真如鎮街道。
“政府街道辦事處不再承擔經濟職能,只承擔公共職能。”丁元竹說。
新的設市標準正在研究
對於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外地人口如何市民化”、“鎮改市”等問題,東莞市的長安鎮從去年開始做了一些針對性的方案。
該鎮鎮長郭榮新說,到現在為止,這個方案還未得到上級部門的認可,比如長安鎮到底是“鎮”,還是市,抑或是區,在身份上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但郭榮新明白,暫不談一定明確是“區”還是“市”,而是要提供一個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從而使外來人口市民化。
但郭榮新說,需要尋找一些制度上的支撐,否則進展恐怕沒有想象中的那麽順利。在涉及“鎮”或“市”正名等問題的背後,是鎮改市的改革路徑。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胡祖才指出,分析我國的城市分布格局,現在已經設市的城市都在特大鎮邊緣,這實際上已經具備了小城市的特征,由於體制原因,這些還僅僅是個鎮。
“為此,我們改革的路徑是,順應這種特大鎮的發展、需要,先管理後放權,實際上是擴權強鎮,浙江就在不斷地深化,但在深層次的城市管理中又遭遇了瓶頸。”胡祖才認為,怎樣破解是個難題。
這些“路徑”包括了頂層設計上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支撐,鎮改市過程中的利益分化等問題。試點鎮相關負責人還提出了“政府機構過於精簡”、 “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等問題。
鎮長、鎮委書記們擔心,這些問題將導致個別部門業務量過大,承接事項過於集中,非戶籍人口公共服務均等化缺乏分擔機制,導致財政負擔沈重。至於人員編制問題,趙菊觀則提出,由於盛澤鎮承接了部分縣級管理權限,因此對該鎮工作人員數量和素質提出了要求,部分人員一崗多職,而且缺少專業人才。
為了解決路徑問題,民政部現在研究“鎮改市”的標準問題。作為全新的設市標準研究,該標準將涉及“鎮改市”、“縣改市”的制度安排問題。
但辜勝阻認為,要從名稱上將“鎮”改成“市”,不可能改為鎮級市,也不可能是“縣級市”。
他認為,鎮級市是對這些小城市的“矮化”,縣級市則會涉及複雜的利益調整問題,要大膽探索特大鎮的新型設市模式,創造新型設市模式,如采用省轄縣代管的模式,並且有利於處理好改後的市和縣之間的關系。
要打破等級化的管理體制?
李鐵認為,由於我國等級化的城鎮管理體制嚴格限定了中小城市的發展,因此核心問題只剩下一個,那就是等級化的管理體制要不要打破?
李鐵說,我國在行政管理體制上的改革,不是“放權”,而是“還權”,是把原來賦予的權力歸還給主體。但是由於利益分配在不同等級城市間的固化,導致現今改革的難度大大增加。
在李鐵看來,從利益角度來理解管理體制,表現為權力的重新分配,但如果要改變,應該註重行政區劃的體制改革。
李鐵說,我國進行小城鎮試點工作開始於1995年,雖然通過權與利的重新分配加以調節,但很多鎮都經歷了無數次的權力分配和調整,如體制、編制。
李鐵提出,特大鎮的權與利調整需要從設市等行政體制改革開始,只有這樣才能使現有格局改變。
他認為,“鎮改市”之所以被認為“敏感”,是難在兩個方面,即“觸動現有的行政體制”和“利益分化”,並由這兩個方面引發了行政成本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縣級行政單位基本上沒有增加,把縣改成市,把鎮改成縣級市,這非常敏感。”李鐵說。
李鐵說,對地方財政而言,土地指標是最大來源,雖然整個產業發展、項目審批權限都可以下放,但如果鎮一級的財政資金在分配中繼續上移,仍然會出現“拿你家的錢來蓋我家的房子”的現象。
在他看來,“鎮改市”過程中的“編制、職位都不是問題”,可以通過體制手段來解決,釋放城市的發展活力,而非進行所謂的“權力分配與再分配”。
因此,李鐵認為,特大鎮要改市,今後不應該是擴權、放權的問題,從根本上說,這一問題應該回歸到城市發展的本質。
丁元竹認為,在進行“鎮改市“過程中,國家層面需要頂層設計,並作相應的制度安排,以便於地方快速發展,但也必須考慮地域之間的差別。
“鎮改市”的過程中,原先的鎮縣“分家”,肯定會牽扯到現有的利益格局,以及相應的幹部等人事安排。丁元竹認為,雖然城市的行政級別也很重要,領導幹部處理這些問題必然要考慮級別,但關鍵要落實城市發展的功能。
“像美國的城市不存在行政級別的問題,紐約州和下面的鎮也不是隸屬關系,”丁元竹認為,但有一點相同,就要對當地老百姓負責,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務。
在丁元竹看來,這應該成為放棄眼下對於行政級別的猜測和爭議,而努力實現真正的城鎮化政策的導向。
“這該是我們培育中小城市、發展新型城鎮化工作的重要突破口。”丁元竹認為。
作為國家發改委批複的首個企業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的試點省份,廣東從2015年3月1日開始全面實行企業投資項目網上備案,截止到2016年7月底,全省共辦理備案項目1.32萬個,項目總投資3.21萬億元。
廣東省發改委的相關負責人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改革以來,備案項目數量占全部企業投資項目數量的比例從2011年的60%提高至目前的90%左右。
“備案效率的大幅提高,還促進了我省投資的增長。2016年1—6月,全省固定資產投資完成1360.53億元,增長13.5%,比全國投資增速高4.5個百分點;民間投資完成8591.07億元,增長19.6%,比全國增速高16.8個百分點”,該負責人說。
僅極少數重特大項目保留環評作為前置審批
2013年,廣東印發《廣東省企業投資管理體制改革方案》及4個配套文件、《廣東省企業投資項目管理分類改革目錄(暫行)》等,取消省管權限內企業投資項目核準,規定除需報國家核準的項目外,廣東省核準權限內的28類項目將進行分類改革,其中不涉及公共資源開發利用的項目一律取消核準,改為備案管理。
2015年,廣東省政府又發布了《廣東省企業投資項目實行清單管理的意見(試行)》以及企業投資項目準入負面清單、行政審批清單、政府監管清單三份清單。
這三張清單各有用途,準入負面清單就是按照“非禁止即可行”的原則,進一步放寬各類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投資準入,負面清單以外項目區分不同情況實行承諾準入備案和告知性備案,負面清單內的核準準入類項目,實行核準制管理。行政審批清單,就是規範政府審批權責和標準,優化企業投資審批流程。政府監管清單,就是按照“各司其職、依法監管”的原則,加強企業投資活動事中事後監管。
企業只需登錄廣東省企業投資項目網上備案系統後,上傳相關證照並填報項目信息就可完成備案。最快的幾分鐘就能完成,一般數小時就能辦結,大大低於5個工作日的規定期限。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信息部部長鄭宇劼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投資項目審批時間長,主要是因為大量的前置審批和串聯審批,而廣東不僅僅是實行投資項目備案制,而且壓縮了很多前置審批事項,許多項目審批流程也由過去的“串聯”變為“並聯”。
據上述廣東省發改委的相關負責人介紹,對於負面清單內的核準準入類項目,廣東已經取消了18項屬於企業經營自主權範圍的前置手續,一律不再作為核準前置條件。“同時,除極少數重特大項目保留環評作為前置審批外,只保留規劃選址、用地預審兩項前置手續,其他手續與項目核準實行並聯審批,待國家相關法律法規修改後即可付諸實施。”
走出簡政放權“一放就亂”的怪圈
2015年2月,時任廣東省發展改革委主任李春洪曾說,廣東的企業投資管理體制改革試點將建立一種新的企業管理體制,避免走入以往簡政放權“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惡性循環怪圈。
而第三份清單就是專門針對這個問題做的制度安排,其核心內容是構建協同監管機制,加強事中事後監管。
據悉,廣東制定了《廣東省創新投資管理方式建立協同監管機制工作方案》、《廣東省企業投資項目監督管理辦法》、《廣東省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臺實施方案》等,明確監管主體、監管內容、監管方法、監管程序和處罰措施。
上述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省級企業投資項目在線審批平臺已經建設完成並開通運行,並實現了發改、經信、國土、環保、水利、交通、住建等14個省直部門和中山、惠州、佛山3個試點市的聯通,並與國家平臺聯通,實現數據對接。
此外,突出了信用監管的地位,企業一旦失信,將處處受限。廣東目前基本建成覆蓋全省的公共信用信息系統,歸集了37個省級部門、14個地市共2.5億條信用數據,初步搭建了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和重點人群數據庫。建立了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庫,歸集170萬“老賴”身份信息,限制失信被執行人擔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目前,省科技、民政、司法、國土、環保、交通、水利、稅務、質監、海關、安監、食藥監、人行等近20部門在管理事項中使用信用記錄和信用報告;工商、食藥監、稅務、環保等近10個部門將嚴重失信主體列入黑名單並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該負責人說。
該負責人還補充道,廣東試點一年多來的經驗表明,在推進企業投資項目清單管理改革過程中,必須同時註重相關改革的協同推進,比如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工商登記制度改革、市場監管體系和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以及全省統一的網上辦事大廳等等。
推進投資項目建設全周期在線審批監管
不過,該負責人也坦言,廣東省企業投資項目清單管理雖然取得了積極成效,但在推進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
比如,部分市縣投資項目審批事項的標準化仍未完成,同一審批事項在各地的審批權限劃分、審批流程、申報材料要求等差異仍然存在;部分市縣的投資項目審批監管平臺仍未建立,只有中山等試點市已實現投資項目網上全流程辦理。這使得投資項目網上全過程監管的推進受阻。
另外,法律法規和部門權責規定,決定了對投資項目的監管,是各司其責、依法監管,地方、部門之間的協同配合需要進一步加強;各地各部門對投資項目的管理,仍然偏重於項目審批上,事中事後監管沒有完全跟上,同時監管手段和方式也需改進和創新。
“為此,我們將進一步清理規範審批事項,保留和整合的審批事項,要按照行政審批標準化要求,編制辦事指南和業務手冊並向社會公布;除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等涉及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事項外,均要精簡申報材料,縮短辦理時限,便利企業辦事”,該負責人說。
行政審批標準化方面,下一步廣東將統一事項名稱,明確辦理依據、受理範圍和標準、申請條件、申請材料、審批標準和流程、審批時限等內容,壓減自由裁量空間。同時,將涉及投資項目立項、報建、施工、竣工驗收等各環節的審批事項,納入平臺統一管理,通過投資項目統一編碼,關聯各環節審批事項和相關審批、監管(處罰)、建設實施進展等重要信息,實現投資項目建設全周期在線審批監管。
今年上半年的全國民間投資增速從2015年全年的10.1%滑落到了2.8%,但廣東省的增速卻高達19.6%。而深圳作為創新企業的聚集地,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民間投資人,北方人馬莉就是其中之一。
已到不惑之年的馬莉此前一直生活在山西某資源型地級市,親朋好友都在能源和地產領域掘金,積累了不少身家。但到了2014年,馬莉越發感受到經濟下行的壓力,不僅實業難做,也找不到好的投資渠道。
由於孩子患有過敏性哮喘,過去幾年,馬莉常帶孩子前往深圳度假,當地頻繁湧現的創新企業以及不斷落戶的高端人才讓她感受到了深圳的活力。2014年底,馬莉和丈夫商量後決定,舉家搬遷到深圳,隨身攜帶的還有她前40年累積的資本。
不到兩年的時間,從起初的第三方理財公司到如今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做了十幾年實業的馬莉最終跨入了股權投資領域。然而,即便是深圳這樣的地方,依舊是錢多、好項目少,專業的投資機構都在為資產荒發愁,更何況民間投資人。
從簡單借貸到成立基金
剛到深圳的馬莉成立了一家第三方理財公司,把資金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用於短期貸款,利率在30%左右,馬莉稱“經濟不好,短期貸款那塊,我要求必須是房產紅本抵押,沒有紅本不借錢”;一部分用於購買香港的保險理財產品;還有一小部分用來跟隨一些知名私募股權(PE)機構進行投資。
與馬莉不同,她的一些親朋把錢投進了股市,最終損失慘重。聽說深圳經濟形勢更好一些,他們紛紛出資,委托馬莉投資。2015年底,馬莉曾對第一財經記者感嘆,都是親戚朋友的錢,一定要謹慎。她的理財公司有四五名業務員,每天打電話尋找、對接客戶。
深圳南山是創業者的天堂
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變為中高速增長,2015年股災之後,實體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很多人像馬莉一樣,手里有錢但找不到好的投資渠道。
去年10月開始,M1、M2剪刀差不斷擴大。M1高速增長卻伴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增加。央行調查統計司副司長盛松成近期表示,企業持幣待投資是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之一。大量的貨幣流向企業,但企業找不到合適的投資方向,這就造成了大量的閑置資金被存放在活期存款賬戶上。與此同時,正是實體經濟制造業和民間固定資本投資增速最低迷的時期。“究其根本,還是企業找不到合適的投資方向和內容。”盛松成說。
錢放在賬戶上借不出去確實讓馬莉頭疼,於是她準備加大對於股權投資的投入。
2015年底,她通過朋友認識了幾名投資並購領域的朋友,其中不乏擁有十幾年投資並購經驗、具有豐富企業咨詢管理經驗的專業人士。一計湧上心頭,為何不合夥成立一只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不僅能為她手中的大量資金找到投資渠道,投資也具有一定主動性和抗風險性。
就這樣,做了十幾年實業的馬莉,往前跨了一大步進入了股權投資領域。2016年初,馬莉的基金成立了,針對智能制造和大健康等具有發展前景的領域做投資並購,為企業做財務顧問咨詢,幫助企業在新三板或前海股權交易中心掛牌並投資。
搶好項目全靠“關系”
基金成立半年後,馬莉發現,投資並購行業的競爭不小,尤其上市前項目,是很多投行和PE爭搶的對象,除了專業實力外,更多要靠“有關系”才能拿到。
清科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2015年至今的中國並購市場非常活躍,僅2015年就完成交易2692起,較2014年的1929起大增39.6%。披露金額的並購案例總計2318起,涉及交易金額共1.04萬億元,同比增長44%。
逐漸轉入正軌的馬莉向第一財經記者感嘆,事業方向雖然找到,但是競爭激烈,有很多人過去把大量資金投入房地產領域,隨著房地產價格越來越高,不確定因素也逐漸增加,大家都想要尋找更穩妥的投資渠道。把資金向股權投資分散,成為一種方式,但好項目確實難求。
摯金資本合夥人楊溢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人工智能、醫療健康都是時下熱門的投資領域,但只有讓真正能挖掘和鑒別靠譜項目的資本進入到行業,才能推動整個行業的發展。
盡管一些人認為,股災之後,資本市場又進入了寒冬,但好項目融資速度非常快。以Gowild智能科技(深圳狗尾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為例,這家做情感社交機器人的公司,2016年初發布第一代“公子小白”機器人,2015年7月在智金匯股權投資平臺完成天使輪融資,10月,由納蘭德投資領投,完成Pre-A輪融資;2016年初,羽泉也向Gowild註資並為其代言,東方富海也加入A輪融資行列。
“公子小白”機器人
另一位TMT領域的80後投資人王皓(化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最近兩個月他一直在忙一個通信行業企業的投資項目,因為項目太好,幾家投資機構的大佬親自去企業遊說想搶項目,他是憑著和企業高管的同學關系才拿到1500萬元的投資額度。
“現在的經濟環境下,投資風險越來越高,我想大多數投資人沒有好項目寧可不投,持幣觀望總比籌碼盡失要好。”王皓說。
雖然好項目少,但環境的不斷優化正在激發民間投資的熱情。廣東去年開始對企業投資項目實行準入負面清單管理,除部分禁止投資及需要準入審批的項目外,大部分企業投資項目不再需要審批,同時啟用全省統一的網上備案系統,企業投資負面清單以外的項目,只需上傳相關證照和項目信息即可完成備案。
誰是深圳創投界新寵
在互聯網投資熱潮下,具有互聯網背景的平臺型公司一直都受到投資人青睞,這類公司依托互聯網或移動互聯網進行資源整合,但獲得資金後,短期內更多是人力和規模擴張,資金並沒有迅速進入實體領域。
經緯中國副總裁胡海清表示,相較單一的產品公司,他們更喜歡尋找及投資平臺型公司,或者有潛力成為平臺型公司。平臺型公司要有自己的核心技術,並在此基礎上有協同效應的產品組合。因為在國內,單一產品到了一定階段肯定有天花板,產品擴線的能力很重要。
以百度、騰訊、阿里在2015年的投資為例,可以看出BAT巨頭青睞的也是平臺型公司。
2015年,O2O(線上到線下)成為百度最為重要的戰略,重新定義為“人和服務”的連接器。百度在O2O和電子商務領域布局了食品電商我買網、母嬰電商蜜芽、二手車交易平臺優信拍、就醫服務網站醫護網、拼車軟件我要用車、Uber中國等。
阿里2015年的主要投資也集中在電子商務、O2O、文化教育社交等領域,投資了互聯網生活服務品牌58到家、視頻網站優酷土豆,以及第一財經傳媒有限公司等。
騰訊的投資也幾乎集中於電子商務、O2O、社交等方面,投資包括餐飲外賣平臺餓了麽、移動生鮮平臺每日優鮮、網絡問答社區知乎、二手車交易平臺人人車等。
“平臺型公司更多處於靠融資來燒錢的階段,資金選擇流入這類企業,實體企業獲得的資本投資相對少一些,除非一些智能智造行業,導致資金帶來的固定資產投資的拉動效應並不明顯。”王皓說。
當然,虛擬現實(VR)、人工智能(AI)等新技術也成了創投界的“新寵兒”。在深圳等地,一批風投機構追逐乃至專註於新技術投資。由IDG資本、松禾資本等知名機構領投的柔宇科技,兩年多里獲得四輪風險投資,估值迅速躋身10億美元,成為“獨角獸”企業。
騰訊還看好互聯網醫療,預計其市場容量將達數萬億元,截至目前,騰訊已向10家公司累計投資約5億美元。
8月30日,據中國政府網消息,國務院發布開展第三次大督查的通知。
這次督查的重點內容是: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確保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化解房地產庫存,督查完善支持居民住房合理消費的稅收、信貸政策情況;因城施策拓寬房地產去庫存渠道,進一步提高庫存較多城市棚改貨幣化安置比例,鼓勵和支持農民工等群體在城鎮購房等情況。加快推進過剩產能退出,確保完成今年粗鋼4500萬噸、煤炭2.5億噸的去產能任務;促進社會投資尤其是民間投資持續健康發展。
以下為通知:
國務院關於開展第三次大督查的通知
國發明電﹝2016﹞4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
今年以來,各地區、各部門認真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圍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和《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任務要求,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積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大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培育發展新動能,各項工作取得積極進展。但一些地區和部門還存在改革不深入、工作不協調、政策不配套、措施不到位等問題,存在個別幹部懶政怠政和不作為亂作為等現象,影響了決策部署落地生效。為進一步推動各項重大政策措施貫徹落實,國務院決定對各地區和各部門工作開展第三次大督查。現就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一、總體要求
緊緊圍繞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聚焦當前經濟運行和改革發展中的突出問題,統籌督查力量,創新督查方式,突出督查重點,對各省(區、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國務院各部門工作進行督查,層層傳導抓落實促發展的壓力,推動重大政策舉措、重點投資項目、重要民生工程加快落地,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確保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
二、督查重點
這次督查的重點內容是保持經濟平穩發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創新驅動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四個方面工作。
(一)保持經濟平穩發展。圍繞適度擴大總需求,發揮有效投資對穩增長、調結構、補短板的關鍵作用,保持消費平穩增長,促進進出口企穩回升,督查6項內容:一是加快重大投資項目開工建設。督查《政府工作報告》確定的8000億元以上鐵路投資、1.65萬億元公路投資、20項重大水利工程、2000公里以上城市地下綜合管廊、600萬套棚戶區住房改造、新建改建20萬公里農村公路等重大項目開工建設情況,促進盡快形成實物工作量。對尚未按時開工和建設進展遲緩的2015年、2016年中央預算內投資項目進行全面督查。二是促進社會投資尤其是民間投資持續健康發展。抓好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專項督查發現問題的整改落實;督查貫徹落實《國務院關於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鼓勵社會投資的指導意見》(國發〔2014〕60號)、《國務院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幹意見》(國發〔2010〕13號)、《國務院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國發〔2005〕3號)文件精神,制定相關配套政策措施,大幅放寬社會投資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領域的市場準入,優化政府服務、營造公平市場環境等情況;繼續跟蹤督促民間投資增速靠後以及體量較大且增速放緩明顯的北京、遼寧、安徽、山東、河南、湖北、青海等7個省(市)深入抓好促進民間投資各項工作;督查完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及引導基金使用情況。三是清理盤活財政沈澱資金。督查依法依規將沈澱2年以上財政資金收回並調整使用情況,促進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切實把錢用到刀刃上。四是擴大消費需求。督查推動實施“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戰略,推進“十大擴消費行動”,促進消費結構轉型升級情況。五是促進外貿創新發展。督查促進東部地區加工貿易轉型和提高中西部承接加工貿易能力,複制推廣自貿試驗區政策,推進貿易便利化,全面推廣國際貿易“單一窗口”,擴大跨境電商、市場采購貿易方式、外貿綜合服務企業等試點,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等情況。六是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督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居住證制度覆蓋全部未落戶城鎮常住人口,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等情況。
(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圍繞加快破除體制機制障礙,落實“三去一降一補”任務,解決重點領域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督查7項內容: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督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取消、下放行政審批事項和地方承接,嚴控新設許可,規範行政審批行為,以及各地控編減編等情況;進一步取消工商登記前置審批事項,落實“三證合一、一照一碼”,清理和取消“紅頂中介”等情況;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全面推行“雙隨機、一公開”,建立“一單、兩庫、一細則”等情況;全面公布地方政府工作部門權力和責任清單,在部分地區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定價或指導價經營服務性收費、政府性基金、國家職業資格實行目錄清單管理等情況;推行“互聯網+政務服務”,實現部門間數據共享,推動部門間業務協同,取消不必要的證明和手續等情況。二是化解鋼鐵煤炭過剩產能。在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專項督查基礎上,對有關問題整改情況進行抽查核查,加快推進過剩產能退出,確保完成今年粗鋼4500萬噸、煤炭2.5億噸的去產能任務。三是化解房地產庫存。督查完善支持居民住房合理消費的稅收、信貸政策情況;因城施策拓寬房地產去庫存渠道,進一步提高庫存較多城市棚改貨幣化安置比例,鼓勵和支持農民工等群體在城鎮購房等情況。四是降低企業杠桿率。督查采取市場化、法治化方式和綜合性措施,有效控制非金融類企業杠桿率,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切實防範風險等情況。五是降低企業成本。督查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階段性降低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險費率、停征和歸並一批政府性基金、擴大18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免征範圍等結構性減稅降費政策落實,以及在規定時間內解決政府拖欠企業工程款、物資采購款、保證金等問題情況;督查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落實小微企業貸款“三個不低於”政策,有效緩解“融資難融資貴”等情況。六是加大力度補齊短板。督查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情況,確保實現1000萬以上農村貧困人口脫貧,其中易地扶貧搬遷200萬人以上;抓緊災後重建和水毀工程修複,加強城市防洪排澇設施、小型水利設施建設情況;加強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情況。七是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督查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結構調整、瘦身健體、提質增效,以管資本為主推進國有資產監管機構職能轉變等情況。
(三)促進創新驅動發展。圍繞加快新舊動能接續轉換,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督查3項內容:一是加快“雙創”示範基地建設。督查首批28個“雙創”示範基地建設,引導“雙創”要素投入,突破一批阻礙“雙創”發展的政策障礙,形成一批可複制可推廣的“雙創”模式和典型經驗情況。二是促進制造業升級。督查推進“中國制造2025”和“中國制造+互聯網”,推動建設若幹國家級制造業創新平臺,組織實施重大技術改造升級工程情況。三是激發各類主體創業創新活力。督查構建大中小企業、高校、科研機構、創客等多方協同的新型創業創新機制,擴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權,落實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政策措施,鼓勵科研人員創業創新,培育創業創新服務業等情況。
(四)保障和改善民生。圍繞妥善解決民生領域突出問題,堅決穩住就業這個“底盤”,保住基本、兜住底線,督查7項內容:一是擴大就業創業。督查促進765萬高校畢業生、500多萬中職畢業生,以及農民工、退役軍人、下崗失業人員等重點群體就業創業政策措施落實,做好化解過剩產能企業富余員工安置,托底幫扶就業困難人員等情況,確保實現城鎮新增就業1000萬人以上。二是加強保障房分配管理。督查保障房分配使用、配套基礎設施建設等情況,切實解決保障房空置、配套設施滯後問題。三是促進農民增收。督查推進農業結構調整,改革糧食收儲制度,拓展農民增收渠道等情況。四是促進教育公平。督查改善薄弱學校和寄宿制學校辦學條件,落實和完善農民工隨遷子女在當地就學和升學考試政策等情況。五是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督查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及群眾醫療滿意度,開展分級診療試點,推進管辦分開、醫藥分開及三醫聯動改革等情況。六是切實加強社會保障。督查“五險一金”運行保障,開展養老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落實臨時救助、特困人員救助供養等制度情況。七是加大大氣、水、土壤等環境治理力度。督查各地執行“大氣十條”、“水十條”、“土十條”以及淘汰黃標車和老舊車等情況。
同時,對各地區、各部門健全和落實工作責任制、督查問責機制、激勵機制等情況,以及國家重大政策措施貫徹落實跟蹤審計發現問題整改情況進行督查。
三、督查方式
(一)全面自查。各地區、各部門要圍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和《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任務要求,對照督查重點,認真深入開展自查,全面梳理政策措施落實情況,查找工作中存在的主要不足和突出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整改措施以及完善有關政策措施的工作建議。
(二)實地督查。在自查基礎上,國務院派出督查組赴各地區和有關部門進行實地督查。工作中,督查組將采取座談、走訪等形式,聽取當地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以及企業負責人、基層幹部群眾的意見建議,對審計、專項督查發現問題整改情況以及群眾反映有關問題線索進行核查。
(三)征詢社會意見。督查期間,通過中國政府網及其“兩微一端”,征詢社會各界對落實和完善重大政策措施的意見建議,主動接受社會監督。對反映的具體問題和意見建議,轉有關地方、部門核查和研究處理。
(四)加強輿論引導。督查過程中,組織中央主要新聞媒體及時報道督查情況,充分反映各地區、各部門工作成效,宣傳典型經驗做法,釋放積極信號,提振信心,同時對不作為等突出問題予以曝光,營造凝心聚力推動發展的良好氛圍。
(五)強化激勵問責。完善激勵和問責機制,健全合理的容錯糾錯機制。督查中,要總結推廣好的經驗做法,發現先進典型。對真抓實幹、成效明顯的地方加大激勵支持力度;對落實不力的嚴肅追究責任。相關督查結果抄送中央組織部。
四、督查安排
(一)實地督查範圍。對31個省(區、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國務院有關部門開展實地督查。對今年初受到國務院督查表揚的20個市(州)、20個縣(市、區)實行“免督查”。
(二)督查進度安排。各地區、各部門收到本通知後要迅速組織開展自查,9月15日前向國務院報送自查報告(附重點工作任務完成情況自查表、自查發現問題及整改措施清單、相關工作建議清單)。9月18-30日,國務院派出督查組赴地方和部門開展實地督查。10月10日前,各督查組將督查結果報送國務院,國務院辦公廳適時向地方、部門轉送督查組督查反饋意見。
(三)督查組組成。組成20個國務院督查組,其中,15個督查組負責督查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5個督查組負責督查國務院有關部門。督查組成員從國務院有關部門和各省(區、市)政府督查室抽調,邀請部分國務院參事和專家學者參加。督查組人員名單及分組安排另行通知。
五、督查紀律要求
(一)自查要實事求是,嚴禁虛報、瞞報,凡經實地督查發現弄虛作假的,予以通報批評。
(二)實地督查要堅持問題導向,嚴格按有關標準和要求逐項核查,著力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三)實地督查期間,督查組要嚴格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請有關地方和部門進行監督。國務院辦公廳督查室將對反映的問題進行核實處理。
國務院
2016年8月26日
(本文有刪減)
近日,山東省政府出臺《關於促進民間投資穩定增長若幹措施的意見》,從降低市場準入門檻、減輕企業稅負、改善金融服務、擴大有效投資、深化“放管服”改革等方面促進民間投資的穩定增長。
今年上半年,山東民間投資總額為1.6萬億元,同比增長2.4%,低於全國民間資本投資增速0.4個百分點。
山東要求,要進一步拓寬民間投資領域。在同規則、同待遇、降門檻上下功夫,抓緊建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深化壟斷行業、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等領域投融資體制改革,深入拓展民間投資領域,做到市場準入標準和優惠扶持政策對所有經濟主體公開透明、一視同仁,不得對民間資本設置附加條件。對石油、天然氣、電力等行業,進一步深化改革,打破行業壟斷和市場壁壘,去除各類對民間資本的顯性或隱性限制,針對民間投資特點,明確放開領域,吸引民間資本參與建設。
對交通、水利、市政公用事業等領域,堅持存量讓利、增量放開,構建合理回報機制。支持民間資本組建或參股相關產業投資基金,通過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投資補助、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引導民間資本參與投資運營。
在降低企業稅負方面,山東要求要嚴格落實稅收優惠政策。圍繞“營改增”、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研發投入加計扣除、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技術轉讓稅收減免等領域,進一步優化辦理流程,編制稅收優惠政策指南,讓民營企業充分享受到政策紅利,確保2016年全省減輕企業稅費負擔500億元左右。
同時,要全面清理涉企收費。按規定規範和清理行政事業性收費,對國家規定收費標準有浮動幅度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按標準下限執行;到2018年年底,省定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實現“零收費”。
要著力降低企業運營成本。階段性降低“五險一金”費率,將全省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高於18%的市逐步降至18%。推進電力體制改革和電力市場建設,有序放開輸配以外的競爭環節電價,實施煤電聯動,直接交易電量擴大到700億千瓦時以上,力爭全年降低企業用電成本100億元以上。逐步取消普通公路收費站點,嚴格執行國家、省收費公路“綠色通道”政策,對進出口環節海關查驗沒有問題的外貿企業免除吊裝移位倉儲費用,確保2016年降低流通環節成本20億元以上。
山東對重點骨幹行業貸款實施貼息政策,2016年對高端裝備制造、新興產業和消費品領域重點骨幹行業結構調整遇到困難的投資項目貸款,以及存在某種市場失靈的特殊領域企業技術改造項目貸款,按銀行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的50%給予財政貼息。所需貼息資金,由省財政負擔70%,市、縣財政負擔30%。其中,同一獨立法人享受財政貼息支持的項目限定為1個,省級最高貼息限額為1000萬元。設立省級科技投資風險補償資金,對符合條件的科技貸款項目,省財政按一定比例補償貸款銀行本金損失,單一項目最高補償200萬元。
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下滑,從而帶動了整體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行,引起了各界的廣泛關註。到8月,民間投資增速已有築底企穩的跡象。
2016年1-8月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225005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1%,增速與1-7月份持平。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的比重為61.4%,與1-7月份持平,比去年同期降低3.6個百分點。
這也是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連續多月下滑後,首次出現築底企穩的態勢。一方面,民間投資增速回落的現象,已經引起中央和各地高度重視。從五月份開始,國務院派出9個督查組趕赴18省區開展為期10天的實地督查,以摸清情況,各地對落實民間投資政策也高度重視。在這種情況下,民間投資的外部環境越來越好。
另一方面,隨著企業經營的好轉和企業利潤率的提高,企業追加投資也有了資金來源。數據顯示,1-7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35236億元,同比增長6.9%,比1-6月份加快0.7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5.83元,比上年同期減少0.25元;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為5.67%,比上年同期提高0.22個百分點。7月末,產成品存貨同比下降1.8%,連續4個月下降。
不過,雖然目前民間投資增速有築底企穩的跡象,但仍處於谷底,未來走勢仍不可過於樂觀。
尤其是,分產業看,第一產業民間固定資產投資9011億元,同比增長18.5%,增速比1-7月份加快0.8個百分點;第二產業113001億元,增長2.1%,回落0.1個百分點;第三產業102994億元,增長1.0%,加快0.1個百分點。
這其中,工業的增速仍在下降,工業民間固定資產投資111961億元,同比增長2.2%,增速比1-7月份回落0.2個百分點。其中,制造業101393億元,增長2.1%,增速與1-7月份持平,是第二產業投資回升的主力;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6898億元,增長20.9%,增速回落2.7個百分點;采礦業3669億元,下降19.6%,降幅擴大0.6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民間投資增速的企穩,在增量上主要是靠一產和三產的提升部分。尤其是從總量來看,二產和三產投資的總量大,其增速升高對整體民間投資增速的企穩尤為關鍵。而第三產業中,房地產開發投資是很重要的一塊。
數據顯示,前8月份,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64387億元,同比名義增長5.4%,增速比1-7月份提高0.1個百分點。其中,住宅投資43076億元,增長4.8%,增速提高0.3個百分點。
一邊是工業投資的持續低位運行,一邊是樓市的超級火爆。盡管多年來 “彈簧門”、“玻璃門”等現象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一些民間資本的進入。但更為重要的是,從去年下半年以來,相比實體經濟的低利潤,房價的高漲讓大量的資金流向樓市,反過來對民間投資也產生了擠出效應。
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分析,2016年前7個月房貸釋放了2.8萬億,刷新了歷史紀錄,2009年全年個人按揭貸款是1.4萬億。也就是說,2016年前7個月釋放的個人按揭貸款,相當於2009年全年的兩倍!按照目前的供應量,預計2016年全年商品房住宅銷售額將在9.3萬億左右,而居民按揭貸款的額度將高達4.5萬億。張大偉估計,超發的貨幣可能大量進入房地產領域。
廈門市房地產中介行業協會副會長王崎告訴《第一財經日報》,樓市的賺錢效應之下,讓資金更容易“脫實就虛”。比如在閩南地區,民營經濟發達的泉州,很多企業家和商人在廈門買個房子到房管局過個戶沒多久就賺了200萬,那自然都不願意好好搞實業了。“辦企業還要有場地,幾十個員工一個月還要那麽多的開銷,一年到頭下來可能也賺不到什麽錢。”
9月14日,上海市政府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今年以來上海市民營經濟發展情況。上海市副市長周波表示,上海民營經濟商品零售額增長平穩,房地產投資增速回落,工業投資降幅收窄,進出口總額有所回升。
周波介紹,從投資結構看,房地產投資、工業投資仍呈現“一增一降”態勢。上半年,民營企業完成房地產投資576.97億元,同比增長8.7%,增幅較上年回落8.9個百分點,略高於全市房地產業投資0.3個百分點;工業投資89.50億元,同比下降18.6%,降幅比上年收窄9.0個百分點(同期全市工業投資同比降幅僅為2.3%)。
此外,周波表示,上海民間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領域,主要由以下五方面因素造成:
第一,從房地產行業本身屬性看,做得比較好的基本上都是民企。 第二,上海產業政策主要體現國家戰略,“高大上”的產業比較多,如航天航空、北鬥導航等,上海制造業尤其是高端制造業門檻相對比較高,投資額也比較大,而大部分民企偏小,處於創業和創新階段。 第三,這和政府相關服務配套沒有完全跟上也有一定關系。 第四,上海資源比較匱乏,包括土地等,如果按照傳統投資推進的話,民企進入難度很大。 第五,ppp等辦法才剛剛出臺,很多扶持民企政策還在探索過程中。新聞發布會現場
周波稱,為了促進民營經濟發展,上海將積極采取一視同仁政策,一方面上海相關政府部門將對政府現有政策進行梳理匯總,消除各部門之間那些“打架”的政策。另一方面,上海還將加快推動出臺各種具體操作辦法和實施細則,在投資領域開放、政府購買服務、ppp合作以及減少政府審批等方面全面發力,提高服務民營經濟的效率和水平。
18日據新華社消息,從山西省國土資源廳獲悉,為拓寬耕地占補平衡途徑,並切實保護耕地,該省將鼓勵民間資本作為政府開發造地的有益補充,開展規範有序的開發造地活動。
山西省國土資源廳有關負責人表示,民間資本開發造地必須依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土地整治規劃,堅持數量和質量並重,在遵循“政府引導、統籌規劃,自籌資金、自主實施,指標回購、適時交易,試點先行、逐步推開”的原則下,有序開發造地。
據介紹,民間資本開發造地的主體包括獨立法人資格的社會組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業經營主體(如種植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生產企業)和農民個人等。開發的土地應是坡度小於25度的宜耕集體未利用地,且相對集中連片、周邊交通便利,能滿足基本農業生產;同時,要求土地權屬明晰、無權屬糾紛,項目建設規模不超過300畝,新造耕地質量不低於12等,開發項目還必須經項目涉及地村民會議2/3以上成員或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
山西省國土資源廳要求,民間資本造地的程序是投資人向縣級國土部門提出申請,經審核成為投資主體後,方可編制設計預算、簽訂合同、組織施工。當項目完成經驗收合格後,由縣級國土部門錄入農村土地整治監測監管系統,新開發的耕地生成占補平衡指標。指標由縣級政府回購,適時進行有償交易。
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下滑,從而帶動了整體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行,引起中央和各地高度重視。從5月份開始,國務院派出9個督查組趕赴18省區開展為期10天的實地督查,以摸清情況。
根據督查調研情況,國家發改委梳理形成了《各地促進民間投資典型經驗和做法》並印發到各地,要求各地結合本地區實際,不斷創新工作思路,加大政策落實力度,努力促進民間投資平穩健康發展。
60條促民間投資經驗
這些經驗和辦法共60條,分為五大部分,包括深入推進簡政放權,加強和改善政府服務;積極采取措施,努力破解民營企業融資難題;深化細化政策措施,吸引民間投資進入更多領域;營造公平透明市場環境,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多措並舉,加大對民營企業支持力度共五個方面。
其中,在第一部分改善政府服務方面,第一條便是來自經濟大省廣東:廣東省印發實施《關於推動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的若幹意見(試行)》。著力破解“親”而不“清”或“清”而不“親” 等問題,盡可能全面列出政商交往“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給政商交往提供一張“明白紙”。
在很多專家學者看來,民間投資下滑的兩大原因,一是民間投資面臨玻璃門、彈簧門,很多賺錢的領域沒法進入;另一方面則是由於融資難。現如今,對這兩大難題也有不少好的經驗和做法。
例如,在拓寬投資領域方面,江西省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公路、港口碼頭等建設,吸引民間資金參與建設了4個公路樞紐和贛江龍頭山樞紐、九江港、南昌港口碼頭等項目。設立市場化運作的省級鐵路產業基金,吸引民間投資 216 億元。
福建省引導民間投資,組織實施投資工程包,采取“肥瘦”結合的方式,將利潤低,甚至可能虧損的項目,與利潤高、收益好的項目組合打包,鼓勵、引導民間投資多元化發展。
“現在我們錢很多,但是可投資、可資本化的優質資產不多,很多優質資產捏在國企手里,但是國企冗員低效等問題非常嚴重。”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告訴《第一財經日報》,未來能否大幅度增加可投資的領域,讓大量資本湧向實體能獲得較好回報的領域十分關鍵。比如石化、電信、金融等領域,這些領域都應該對民資開放。
在緩解融資難方面,浙江省臺州市設立小微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初創規模5億元,可為小微企業提供累計50億元增信擔保,擔保費率僅為 0.75%。
解決“脫實入虛”最關鍵
不過,要促進民間投資,除了要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緩解融資難等措施外,如何為民間投資創造一個平穩的外部成本環境也十分關鍵。廣州民營經濟發展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彭澎說,民營企業投資用的都是自己的錢,必須考慮項目的利潤和回報,在制造業產能過剩、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投資就要謹慎得多。
尤其是,從去年下半年以來,相比實體經濟的低利潤,房價的高漲讓大量的資金流向樓市,反過來對民間投資也產生了擠出效應。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對比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和民間投資增速的曲線發現,2015年,兩條曲線基本趨於一致,也就是說,過去也有玻璃門、彈簧門等原因存在,但民間投資增速並不差。但到2015年底之後,兩條曲線急劇分化,民間投資增速迅速下滑,至今年6月,民間投資增速已比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低了6.2個百分點。而這一時期,正是一線城市和二線核心城市房價快速上漲的時期。
目前,實業與樓市正呈“冰火兩重天”之勢。根據媒體報道,近三成上市公司中報凈利潤不足1500萬元。然而樓市的虛火也“溫暖”了經濟困難的上市公司,例如主營業務為通信設備的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ST寧通B)擬出售兩套北京學區房,預計產生凈利潤1200萬元,旨在緩解公司當前生產經營資金緊張問題。
“這個事對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起了一個非常可怕的示範作用。”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說,在過去十幾年,做實體經濟很難有十幾倍的收益,而上市公司作為實體經濟的代表,通過炒房獲取巨額收益,給市場帶來很大的恐慌,很可能導致更多的資金脫實入虛。
丁長發對本報分析,本輪房地產價格的暴漲、經濟的房地產化對實體經濟的傷害很大,由於房地產的賺錢效應,大量的資金脫實入虛,從而造成了資源的錯誤配置。其次,對消費也產生了明顯的擠出效應,由於大量的家庭資金進入到房地產,別的消費領域就大幅度減少,這就更不利於實體經濟的穩固與擴張,資金流入實體經濟的就更少。
“我們現在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很重要一點就是大量資金脫實入虛。”丁長發說,接下來需要做的是,必須拿出實實在在的舉措,多管齊下,通過一系列有效的改革,降低地方政府對房地產的依賴,保持一個平穩的房價,為實體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成本環境,同時拓展可投資的領域,引導資金向實體經濟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