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3日,日本農場主Masami Yoshizawa在寫有抗議橫幅的小車旁邊走過,橫幅上書“東電和日本政府應當賠償我的損失”。(東方IC/圖)
核電重開和核電反對的博弈,深刻地反映了日本社會的現實——沒有人願意生活在核事故的陰影之下,但是現代產業以及日本的自然條件又使得日本人無法拒絕核電。在核電站當地人的身上,這一點表現得更為突出,一旦發生核事故,受害最嚴重的就是他們。福島核電站周圍那些有家不能回的災民的今天,就是他們的明天,但是他們基本上都支持重開核電。
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已經過去了整整5年。每年的這一天,日本的媒體都會冠之以“史上最慘重的地震”。如果僅僅算遇難者的人數,“3·11”日本大地震其實算不到“損失慘重”的行列里去,到現在為止,所有死亡人數(統計包括失蹤者在內)是15455人。
使得“3·11”日本大地震成為“史上最慘重的地震”的原因,其實並不是地震本身,而是地震催生的海嘯。日本是一個地震多發的國家,在地震的防災減災方面已經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如果沒有海嘯的話,那次地震不會造成比三位數更多的死亡人數。
但是那次地震引發的海嘯不但帶來了近兩萬的死亡人數,還造成了一個無法愈合的傷口——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使得這次地震被列入“史上最慘重的大地震”之列。
在地震發生5年後的今天,“無家可歸”的災民還在十萬以上。單單從這一個數字,就可以知道這次災害的嚴重性。準確地說,不能用“無家可歸”這個詞,它並不能描述事實,而事實是“有家不能歸”——因為這些災民的家在核汙染區,而且對於里面的大部分人來說,是永遠回不去了。
日本文化不太鼓勵遷徙和移動,日語中表示努力的詞是“一生懸命”,實際上這個字是從“一所懸命”演化而來的,日本人喜歡一輩子在一個地方生活、工作。因此,離開自己的土地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但是,5年過去了,災民仍然不能回去——放射性汙染的土地高達2000平方公里(一般人被禁止進入),這幾乎和東京都的面積相同。實際上,這場地震所造成的“人員失蹤”數字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為這些地方是無人能夠進入的死亡地帶。
更嚴重的是,沒有人知道應該如何處理這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事故。日本方面聲稱,40年完成廢爐工作,但是現在連已經融化了的爐芯究竟散落在了什麽區域都不知道,整個廢爐工作就真的是在“摸著石頭過河”。
例如,現在的事故處理工作中最緊迫的,是如何截斷流經該區域的土壤、已經受到汙染的地下水。如果地下水受到汙染,就會無可阻擋地流入海水。如今,技術人員采取汲取的方法,將那些已被汙染了的地下水放在水罐里,但水罐的容量是有限的,而地下水似乎是無盡的。於是,他們就做出一個這樣的設想——在事故機組周圍用管子向地下註入冷凍液,做成一個局部凍土地帶,以消除地下水的流動問題。但是,直到到現在,這個項目也沒有完成,同時也沒有人知道這個項目完成後能否奏效。
2011年7月19日,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發表聲明,稱“今後10年內將花費20萬億日元(按照當時的匯率是2.5千億美元)來處理這次核事故”。日本有關部門正式公開談到這個數字就只有過這一次,可以推測現在肯定要花費更多的資金,而且即使按照最樂觀的估計全部完成廢爐工作也需要40年!
這就是福島核電站的現實。恐怖的事故使得一個更加重要的爭論席卷了日本全國,那就是到底該如何看待造成這一切的元兇——核電?
眾所周知,日本是能源短缺的國家,既缺乏煤炭石油天然氣,也缺乏水力發電所需要的大江大河,因此日本電力生產的成本相當高。核電是日本人宿命的選擇。
日本是唯一遭受過原子彈轟炸的國家,對核能有種先天性的過敏。當年,要不要引進核電技術,在日本可是引發了一場大論戰的,最後終於達成了引進核電技術的共識。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和《讀賣新聞》的老板正力松太郎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正力松太郎被稱為“日本原子能之父”。
一旦核電技術在日本獲準使用之後,就以巨大的勢頭推廣開來。如今,日本核電的裝機容量已經占到了全國電力總裝機容量的30%,主管福島核電站的東京電力的核電比例是40%。最高的是關西電力,占到了48%。
核電確實有不少優點。首先,作為核電原料的鈾基本上產自哈薩克斯坦、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亞這些政治上比較穩定的國家,而石油天然氣則主要產自政局動蕩的中東地區。比較起來,核電原料的來源更加安全穩定。
從發電價格上來說,核電也有競爭力。1999年,根據日本通商產業省(現在的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發表的報告,日本每度電的成本數字是:核電5.9日元;天然氣6.4日元;煤炭6.5日元;石油10.2日元;水力13.6日元。顯然,核電最便宜。
核電更吸引人的,是運行中不排放二氧化碳,屬於清潔能源。在全球變暖成為人類面對的大問題的今天,為了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人們的目光自然投向了核電。由於轉換效率低以及要受制於天氣狀況,同樣不排放二氧化碳的風力或者太陽能發電距擔負起主要電力供應的任務還為時尚早,只是作為某種鼓勵人們追求環保的意願的點綴而存在。
然而,核電還是一種最令人不安的能源,從核電問世以來,出現過好幾次大事故。如果說美國的三里島事故還是屬於虛驚的話,那麽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事故和福島核電站事故就徹底地把核電的恐怖之處展現在了世人的面前,讓世人去選擇。
199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參加國第三次會議(也就是所謂“京都會議”)之後,減排二氧化碳突然成為了最大的政治正確,反對核電的群體在“低碳環保”面前失聲了(特別是在2009年更講究“政治正確”的民主黨執政之後)。2009年9月,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時任首相的鳩山由紀夫作出了“到2020年,將日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減少25%”的允諾之後,發展核電幾乎成為了日本唯一的選擇。此外,從2005年之後扶搖直上的石油和天然氣價格也給核電政策作了背書。
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引發的福島核電站事故,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日本相關法律規定,在連續運行兩年之後,核電機組一定要停機維護。福島核電站事故發生之後,雖然正在運行的機組還沒有停止,但處於停機檢修狀態的核電機組都不能重啟了。同時,“要不要重審核電政策”也擺在了日本人的面前。
講究“政治正確”的民主黨當然打出了反核電的旗幟,本來發展核電就是自民黨推進的政策。不公道的是福島事故落在了民主黨政權任上,落到了時任首相的菅直人的身上。
雖然在首相任上不能像在野黨時代那樣自作主張地反核電,但是菅直人還是利用首相身份幹了點私活:“3·11”日本大地震之後的2011年5月6日,通過當時的經濟產業大臣海江田萬里,菅直人要求中部電力公司將正在運行的浜岡核電站的4號和5號機組停機,同時不再啟動正在停機檢查的3號機組。理由是浜岡核電站正好處於預想中的“東海大地震”震源的正中,繼續運行實在太危險。
日本政府雖然對企業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沒有下命令的權力,從來沒有對一個企業有過這麽具體的要求。這個舉動當時受到了不少批評,人們認為這個請求是對自由主義經濟的侵害,但菅直人不為所動,而中部電力公司也只能給首相面子。如此一來,一共有5臺機組的浜岡核電站(包括已經終止運行的1號2號機組在內)就處於實際上的廢棄狀態。
在離開首相職位之後,菅直人本人又回到了反核電的立場,主張日本應該放棄核電政策。其實,主張放棄核電政策的前首相並不僅僅是菅直人一個,原來一貫推進核電政策的自民黨前首相小泉純一郎也是其中之一。福島核電站的悲慘現實,使他拋棄自民黨主流的擁護核電政策,走上反對核電的道路。
最近幾年,小泉純一郎自費考察了不少國家,得出了“核電政策太胡扯”的結論。其最主要的論據就是“無法處理核廢料”。目前,日本在這方面的解決方法是深埋,深埋其實就只是蒙混過關。先不要講地震國家日本根本就找不到安全的深埋場所,就是能夠深埋起來,都還存在被惡意的人重新挖掘出來,作為恐怖主義武器的可能性。
“3·11”日本大地震之後,反核電的觀念在日本社會中很強勢。面對著那麽嚴重並且都不知道如何處理的災害,也沒有哪個政黨膽敢去鼓吹發展核電,就是自民黨也不得不承認在長期的執政時期內忽視了核電的安全,但是面對產業界的呼聲誰都不能無視。
在這場大地震之後,自民黨一直對這個問題采取裝聾作啞的態度,在2012年眾議院大選、2013年參議院選舉、2014年東京都知事選舉和眾議院選舉時都避開了這個困難的話題。
日本人曾經很認真地檢討不要核電的可行性。有人找出了有過全部核電停機的時間,並且以此來證明離開了核電也能過日子,但實際上不是那麽一回事——核電站運行短期停止的空白可以用火電以及水電來填補,但如果長期停止,就會發生嚴重的電力不足,因為水電站和火電站也都需要周期性的停機檢查和維護。建造發電站或者增加發電機組是一項大工程,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完成的,因此如果真的沒有了核電,生產和生活會遇到很大的困難。
那幾年日本人真的做出了不少努力,地震之後先後有過兩年零一個月的時間完全沒有核電機組在運行。為了節約用電,日本人調高了空調的溫度,減少了電車的次數,甚至部分地區發生了停電,日本人熬過了過來。但問題並不是在於生活用電而是產業用電。生活用電可以用降低生活水平的方式來將就,但是產業用電的效率是無法在短時期提高的。因此,電力不足就直接影響到了產業,火電和水電的價格也會直接影響到企業的成本,使得日本企業在本來就表現不好的價格競爭中處於更加不利的地位。
從事故發生後的2011年開始,以出口商品、對外貿易立國的日本出現了時隔31年的貿易赤字。而這個赤字和日本發電用的石油和天然氣進口大幅度提高直接相關,雖然從2015年開始這個赤字隨著國際市場上石油天然氣價格的下降而大量減少,但沒有人能保證以後石油天然氣的價格不會再次提高。
因此,擺在日本人面前的問題實際上是兩個:一是如何處理現有的核電能力;二是核電在國家的能源政策中處於什麽位置。直到2015年6月1日,日本產經大臣的咨詢機構“資源能源調查會”才提出了到2030年為止的能源組成方案。
在這個方案中,核電將從現在的30%左右下降到20%~22%。這個比例不但不符合日本社會廣泛存在的廢除核電呼聲,甚至比大多數人所預測的“從現行折半”的15%還高了5到7個百分點。雖然這個方案說明了“每三年做一次修訂”,但大家都知道那只是外交辭令,所以該方案發表之後失望之聲不絕於耳。在東京的首相官邸周圍,也像後來反對新安保法律一樣爆發過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新方案的出臺,使得原來一直處於停機狀態的核電機組在加固了安全措施之後逐漸重新投入運行。到2016年2月26日,日本全國有4套核電機組投入了運行。但是,在2016年3月9日,大津地方裁判所(相當於中國的中級法院)作出了“位於福井縣的高浜核電站3號4號機組暫停運行”的暫行判決。因為當地居民提出了要求停止這兩臺機組運行的訴訟,有專家認為這個核電站位於地震活動斷層之上,狀況非常危險。
實際上,這種核電重開和核電反對的博弈,深刻地反映了日本社會的現實——沒有人願意生活在核事故的陰影之下,但是現代產業以及日本的自然條件又使得日本人無法拒絕核電。在核電站當地人的身上,這一點表現得更為突出,一旦發生核事故,受害最嚴重的就是他們。福島核電站周圍那些有家不能回的人的今天,就是他們的明天,但是他們基本上都支持重開核電。因為這些人基本上都在核電站工作或者與核電站有關的地方工作,核電機組停機,他們就直接在生活上受到了沖擊。此外,日本政府對核電站周圍的居民還提供了豐厚的津貼,一旦核電機組停機,他們就拿不到這些津貼。
其實,其他日本人也一樣。就是不工作的學生和家庭主婦也要面對這個問題——如果因為電力不足或者電費上漲,父親或者丈夫就業的企業陷入經營困難甚至破產,以後的生活該怎麽辦?
這就是人們最後只能接受政府方案的原因。
從感情上來說,日本人都反對核電,但是在嚴酷的現實面前,日本人也只能和核電共存。
經營乃至生存已經舉步維艱的昌九生化,在距離“借殼”夢碎兩年多之後,終於決定再次進行資產重組。
3月26日,昌九生化發布公告稱,經相關各方論證,該公司資產出售構成重大資產重組。為避免股價異常波動,從3月28日起,其股票預計停牌不超過一個月。此前的3月12日,根據贛州市國資委通知,因將於近期討論涉及該公司資產出售的重要事項,昌九生化應股票已於3月14日停牌。
隨後,昌九生化於3月19日再次公告,稱其此次重大資產出售可能涉及重大資產重組,5個交易日內將明確是否進入重組程序。此前方案顯示,昌九生化計劃對已經停產的固定資產、存貨等打包出售。該公司希望,努力在2016年全部消化閑置資產,為2017年實現盈利創造條件。
2013年贛州稀土借殼落空之後,昌九生化就一直為了保殼苦苦掙紮。數據顯示,2003年以來,昌九生化已深陷困境十余年。自2010年起,已經連續六年虧損,累計虧損額已接近6.3億元,其中2015年實現營業收入5.42億元,凈利潤虧損2459萬元。
此次資產出售構成重大重組,意味著在上市賣殼失敗後兩年後,昌九生化再次正式啟動重組。不過,在最新公告中,昌九生化並未披露重組方向。分析人士此前曾向《第一財經日報》分析,作為贛州唯一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贛州國資委未必舍得賣殼。如果確定重組,公司可能會獲得優質資產註入。
值得註意的是,2015年12月底,贛州國資委有關負責人在參加當地電視訪談時曾明確表示,從企業組織形態來看,贛州市屬國有集團公司大多為國有獨資公司,資產證券化率較低,旗下僅有一家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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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年內中國必會變成世界第一強國。比美國還強。這是很明顯的趨勢。
我將先說明中國經濟地位提高的理由,再來討論中國當了世界第一強國後應盡的職責,以及目前可以把握的機會。
如果用一個國家的經濟力量來衡量它在世界上的地位,10年內中國必會居世界的首位。今天中國的GDP以購買力計算和美國的大致相等。這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2015年公布的結果。前者估計中國的GDP稍高一點。後者說美國的稍高一點。我們可以說兩者大致相等。假定中國的實際GDP每年只增長6%,而美國實際GDP的增長率2010年到2015年6年時間的平均增長率是2.068%(我請教了一位本校專家,他的答案也是2%),假定今後10年美國GDP的平均增長率高達2.5%,這兩個假定的結論是10年以後中美GDP的比例是(1.06/1.025)=1.03415的10次方,亦即1.38。或說中國的GDP將高過美國38%。到時中國將會變成世界第一強國。當然,上面對兩國GDP增長的假定說的只是平均增長率,兩國GDP增長的波動是難免的。
當了世界第一強國後,中國能擔當這個重要的職責嗎?我對這個問題的答複是正面的。請看世界數百年來的歷史。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英國和美國相繼利用它們的經濟力量成為了世界的領導,當了或開明或強橫的領導後每個強國的情形各不相同。每個強國的行為都包括了好與壞兩個方面,只是比例不同而已。根據歷史經驗,10年後中國變為世界第一強國必能領導世界很多的經濟活動。
中國處在領導世界的地位以後,因為環境的需要,政府與民眾中必會產生一些比較傑出的人才來參與領導世界的工作。政治與社會的環境將會決定中國如何當世界的領導。當了領導是否只顧本國的利益,或同時有利於它國,我們可以看看近年來中國施行的對外政策來做出回答。不但中國從對外投資中得到了利益,接受投資的非洲與南美洲國家也得到了益處。正如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美國在中國投資是對雙方有利的。現在中國倡議“一帶一路”政策,中國的投資將影響亞洲、中東地區以至非洲的國家,也是對雙方有利的。因為對外投資是互利的,中國在領導世界時,對外投資就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當英國和美國領導世界經濟發展時,它們的對外投資也同樣對接受國家有所貢獻。
一般的中國民眾或許還沒有留意到在不久的將來中國會變成世界第一強國。中國變成世界第一強國後,中國民眾會得到更好的個人發展的機會。我們記得當英國或美國當世界第一強國時,它們的民眾有很多機會致富,不論在本國或在受本國影響的國家生活都能得到方便。當機會來到,中國民眾自然會利用它。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提醒中國民眾,中國將很快變成世界第一強國,中國人能在一個比現在更廣大的市場中活動。他們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比現在更大。現在應當做好適當的準備。要利用好中國強大後得到的機會,我們需要積累各種資源,包括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物質資源可以從建立企業取得,人力資源可以從受教育中取得。當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了,中國民眾開辦的企業和他們所受的教育必會得到較高的酬報。因此中國民眾現在應當盡量去投資。人力資源的投資不但包括個人的,也包括社會的。中國的社會秩序應當改善,中國人到外國工作或旅遊應當能夠代表一個文明國家的居民。
站在政府的立場,也應當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擴大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投資。政府可以鼓勵銀行和金融市場提供資本給民營企業,讓它們可以快速發展。政府可以用各種經濟的資助鼓勵年輕人多受教育。等到中國經濟在世界的地位提高後,這種投資便會得到很高的酬報。
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是從歷史積累而來的。人力資源比物質資源重要。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和日本的物質資源被戰爭破壞,但它們擁有大量的人力資源,不久便把物質資源加以重建。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積累了豐富的文化和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不但是30多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也是中國今後能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原因。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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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年後,日本勞動人口缺11%譯。缺工得靠移民?他們聘機器人人力越來越少,恐拖累日本經濟成長,有人提議放寬移民規定,但治安隱憂難解,最可能解方是,用機器人填補勞力缺口。 二〇一五年底跨年夜,當德國科隆的市民聚集在中央車站和大教堂歡慶新年,卻遭到暴徒襲擊,多數嫌犯是來自中東或非洲的難民。光是去年,德國就接納了百萬名以上的難民,但這次暴動徹底改變了輿論風向,總理梅克爾的支持率更跌至谷底。 一九六〇年代以來,已開發國家把接受移民政策,定位成人口衰退問題的解方,專家指出,移民的確有效解決勞力不足,並擴大內需市場。但看看最早導入移民政策的歐洲現況,可發現政策並未經過充分討論,也並未凝聚社會共識。目前日本尚未有明確的移民政策,但在人口加速減少的壓力下,檢討移民政策勢在必行。到底要承受治安惡化和社會成本增加的風險,接納移民以維持經濟,還是放棄移民政策,成為「夕陽國家」?日本機器人專家提出了第三條路。 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調查顯示,到了二〇四〇年,日本總人口將從現在的約一億二千六百萬人,減少至一億零七百萬人;勞動力人口也將從七千六百八十萬人,減少至五千七百八十萬人,到時候如果要維持目前的生產力,必要就業人口會短缺約11%。但熟悉機器人產業的T0hmatSu創投公司顧問服務事業部主管瀨川友史卻指出:「11%左右的缺口,能靠機器人填補。」 無人駕駛的曳引機和插秧 機,由操控系統連結多台一起作業;多軸飛行器上的相機從空中確認土壤狀態,決定肥料的成分和使用量,農田中看不到人影......,這可能是二〇四〇年理所當然的田園景象。 農夫不下田,可望全自動化 現階段一級產業的人力已經不足,以農業來說,預估二〇四〇年勞動力將缺少二十萬人。 二〇一五年日本農業人口平均年齡為六十六.三歲,今後高齡化問題會越來越嚴重,就算導入機械化耕作,人類仰賴機器人的作業範圍將逐年擴大。 農機製造商久保田公司的研究開發本部長飯田聰說:「這不是問題。」他表示,到了二〇四〇年,農機會完全自動化,農民主要工作變成擬定銷售策略和分析資訊。果真如此的話,就能解決人手不足和高齡化的問題。 二〇一四年該公司即活用資通訊技術服務(ICT),開發出農業支援系統KUBOTA Smart Agri System,奠定農業全面自動化的基礎。 這並不表示人類完全不用接觸土壤,為了研究新栽培方法或改良品種,還是會保留部分的人工栽培。北海道大學農學部教授野口伸就說:「短短二十四年後,還不能期待農機可以自行發掘並修正農作問題。」即使如此,相關人士仍表示,大規模自動化可確實減少農業所需勞動力。飯田聰說:「法規制度才是問題。不過還有二十四年時間,將來的環境應該會允許農機讓農村自律運作。」只要農業順利自動化,就不須借助大量移民的力量。 工廠作業員,跟機器人共事 二級產業的作業比一級產業複雜,以製造業來說,日本企業的工廠大都已經自動化,接下來只能期待具備人類思考力和行動力的人型機器人問世。 「二一十四年內能否進化到這種程度還是未知數,我想二級產業的自動化方向,與其說取代人類,更可能是導入能和人類一起作業的『協力合作機器人』。」位於東京的機器人新創公司Life Robotics執行長尹祐根說。假設一條生產線需要兩名作業員,分別負責檢查和包裝,如果把包裝交給機器人負責,生產效率自然可以倍增。 但要達到這境界,必須先克服安全問題,預防人類因為和機器人接觸而受傷,該公司開發出揀選機器手臂「Co-RObot CoRo」,即使距離作業員只有六十公分,也無安全顧慮。尹祐根表示,該公司在機器手臂的「手肘」結構下工夫,縮小手臂的工作範圍,同時又經由獨家程武,實現不背叛人類直覺、不出意料之外的動作,讓在一旁的作業員可輕易預測危險性。 而將更複雜的製程如組裝等交給機器人的技術,也如火如茶開發中,機器人新創公司Squse正是領先者,該公司正在開發機器人用的「手指」。 Squse社長清水三希夫表示:「要讓機器人能和人類以同步調做組裝或包裝作業,就必須有可以拿各種工具的手指。」以便當工廠為例,盛飯、放菜等工作必須靠人工,目前大多雇用外籍勞工執行,清水三希夫認為,只要機器人的手指再進化,就能分辨不同軟硬度、不同大小的食材,在不破壞食材的狀態下盛進飯盒。 製造業勞動力到了二〇四〇年,預估將短缺九十七萬人,缺口遠超過農業。不過製造業用機器人的新創公司業者們認為,只要每位作業員都配有「協力合作機器人」屬下,就可以讓產業衝擊降王最低。 餐廳上菜,將不用請工讀生 三級產業的機械化,必須有社會共識才能推動。歐姆龍集團的智庫、Human Renaissance 研究所董事中間真一指出:「當年ATM和自動剪票機問世時,也被社會大眾批評『沒禮貌』。」未來能否出現機器人上菜餐廳、自動駕駛公車、機器人看護的照護設施,讓社會接受生活空間內的全新機械,必須花相當長時間。 正因如此,野口伸預測:「服務業的機器人,應該會從顧客看不到的地方開始普及。」位於奈良的機器人新創公司Activelink社長藤本弘道說:「如果高齡者和女性都擁有和二十多歲男性相同的『肌力』,就能解決服務現場人力不足的問題。」因此,該公司推出商用動力骨骼系統,只要穿戴在腰部,就能輕鬆搬運重物;現在還研發可單手搬運五十至七十公斤重物的動力骨骼系統,預計二〇二〇年代實用化。 醫療、福利事業的被照護者移動輔助,也遲早是機器人的天下.開發機器人及醫療用機器控制系統的Muscle公司,做出了照護機器人「Sasuke」,可協助被照護者從床上移動到輪椅上,看護只要幫忙蓋毯子即可。Muscle社長玉井博文表示,今後還將致力於開發處理臥床患者排泄物的機器人。 支援型機器人還有其他用 途,新創公司UniT'a社長土岐泰之說:「二一〇四〇年的托兒所,將出現機器人助理老師。 未來幼童到校時量體溫、記錄睡眠時間和用餐內容等工作,將由機器人代勞。」二一〇一五年該公司的托兒所用照顧機器人「Meebo」已正式亮相。 如果日本選擇機器人而非移民,來因應人口減少問題,未來,可能出現全新社會形態。 李貞慧 審稿.張務華博士 (Nikkei BusineSS(c)2016 Nikkei Business Publications,Inc.) |
2016中國綠公司年會上,柳傳誌、馬雲、郭廣昌等企業大佬們面對的問題是:2026年的世界會是怎樣的?
“教父級”企業家柳傳誌給出的第一個答案是焦慮。
“不管是小企業還是大企業,不管是在哪個領域的,都跟我一樣,都是忐忑不安的,都是焦慮的。”對於焦慮的原因,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誌在昨天的“十人看十年”環節坦言是因為世界的變化,不確定性太大,也包括同行競爭中科技創新、業務模式創新對整個行業甚至整個社會的顛覆的不確定性。
“這些都會讓我們非常忐忑不安。今天已經穩居互聯網企業前三位的BAT,像馬雲,我相信他神經還是繃得很緊的。”柳傳誌看了一眼臺下的馬雲這樣調侃道。
這些所有的不確定性之中,柳傳誌認為有一件事情是肯定要發生的,這就是科技創新對人類社會的顛覆最後會產生什麽樣的結局。
而這背後,十年前,第一波互聯網高潮已經過去,之前有想象過其影響,但是沒有想象過會有如此巨大的改變。現在也一樣,科技的推動顛覆了社會的其它因素,但僅僅靠人工智能還是不夠的,跟互聯網結合以後,它在工業制造上,在軍事上,在宇宙探測上將會產生什麽影響,需要企業提前思考,並在這些領域布局。
在柳傳誌看來,未來十年內對人類影響最大的技術創新將是人工智能的發展,而且還不止於人工智能的發展,應該是人工智能和互聯網的結合、人工智能和社會產業結合、人工智能和工業結合,以及人工智能和軍事領域結合等,這些結合產生的影響都讓人難以想象,不知道結局會產生什麽樣的影響。
而人工智能的發展讓柳傳誌感到擔心的地方是,雖然由於民營企業實力的加強,今天中國的科技創新,比以前已經有了極大的進步,但是咱們國家在一些基礎工業上,特別是人工智能的基礎部件,比如傳感器這些技術上,已經先天性地落後了。“落後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只把這些技術鎖在大學和科研院所里研究,並沒有企業在里面投入更大的力量。”
柳傳誌的觀點是這些科技創新如果不做,今天看著一切都是正常的,但可能未來就會突然間落後。“中國的民營企業包括國家的科研院所,凡是有能力、有抱負、有追求的個體在這方面都應該站在一個更高的高度去進行投入、進行布局,構建自己的研發團隊。這樣我們對十年後將要發生的事情也許才能有一些準備。”
此外,柳傳誌還在現場感概,自己雖然談不上什麽年輕了,但如果自己光有一個狀態,老是固步自封,不肯去學習或者從內心去抗拒,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一個人還在企業,實際上你就不得不考慮未來,向先進學習。“最近這十年來,諸多互聯網服務公司出現了從業務模式到技術上的各方面創新,提出了很多新的觀念,這些都值得我們認真去學習。”
政府偷渡發行!沒走完「假釋」流程就開賣,買氣好得離奇。 投機客搶瘋了!管他經濟好不好,趁超額認購轉賣配額套利。 兩周前,國際資本市場饒 恕了舉債多、卻一再倒 債的阿根廷。這一次饒恕的規模之大,不僅有悖常理,還可能為重視誠信的金融關係帶來一種錯誤誘因。問題是,無論基於什麼理由,這類行為經常出現,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失之草率。 阿根廷在二00一年違約 後,花了十五年時間與公債債權人打官司。儘管法院也做成不少判決,兩造始終未能達成協議。但自馬克里(Mauricio Macri) 於去年年底就任阿根廷 總統、帶來新領導團隊以後,情勢改變了。馬克里政府與一群死不妥協的債權人,達成了初步協議,單憑一紙新的法庭判決,也不與國際貨幣基金(IMF)等國際組織商量,就逕自發行債券籌資,引起全球矚目。 舉債小幸運 創造貨幣流動性 這次的發債,在民間金主之間造成的場面,或許只能以「大混亂」來形容:投資人下了約兩千張訂單,搶購總金額高達七百億美元,創下新興市場公債籌資的天價。眼見市場反應如此熱烈,阿根廷喜出望外,於是把債息硬是降了幾乎一整個百分點。 一百六十五億美元新興市 場債券就此問世,而且與類似評級債務人的定價相比,這次舉債條件對阿根廷十分有利。 市場立即反應,讓阿根廷政府更加趾高氣揚,公債價格於是應聲上漲,讓阿根廷這個一再倒債的國家,享受到許多其他舉債國所沒有的好處。 此外,在反覆經歷多次流動性緊縮的整體債券市場,阿根廷這次的巨額舉債,不但未遭應有懲罰,反而獲得了貨幣流動的額外好處。 這種類型的債權人行為,並非沒有先例。在新興市場的舉債史上,也有債務人曾經歷倒債、與多邊金融組織激烈對抗、債務問題遲遲未解,最後卻能獲得債權人大開方便之門的案例。(一九九八年違約之後的俄羅斯,以及不止一次違約的委內瑞拉都是例證。)債權人之所以如此寬宏,其理由是好壞參半。 以阿根廷這次舉債為例,有鑑於馬克里的競選承諾,以及當選後即大舉推動外匯自由化等等,有理由相信阿根廷這一次的經濟展望,會與過去不同;也因為阿根廷自上一次被逐出資本市場,迄今已經長達十餘年,放款委員會自然相信這個國家的債信以及償債行為,應該比過去改善許多。他們認為,在訂定與實施中期的金融改革方面,新的阿根廷政府或許能夠與IMF合作得更好。 債息唱高調 吸引邊緣投資人 但是,壞理由也不少。政府公債債息一般很低,有時甚至出現負數,但阿根廷這次十年與三十年公債債息高達七. 五%到八%,使得投資人趨之若騖。實際狀況是,購買這次阿根廷公債的,主要不是專做新興市場的投資人,而是所謂「邊緣」投資人,其中包括一些未涉足這類市場的人。 他們相信馬克里帶領下的 阿根廷,會有一段安全無虞的經濟與金融衝刺期,一旦他們認為時機已至,隨時可以透過市場的流動機制退場。 從投資銀行家對這次發債 的大舉炒作可以看出,還有部分投資人採取的作法比邊緣投資人還要短期。他們指望藉由「flip」——也就是說,在需求熱絡的超額認購下,投資人一取得債券配額就快速賣出,藉此套利了結。 對於這次阿根廷舉債事 件,我們可以做成三點結論:首先,正因為許多人認為,阿根廷既然占了這麼大的便宜,今後應該會表現不錯。 但也因此,阿根廷今後在政策上只要稍有差錯,就會導致債券價格崩跌。 再者,阿根廷這次巨額舉債,並不表示資金市場流通情況好轉,反而會使市場流動性不足的現象更加惡化。 最後,在這樣一個短期行為上,與長期行為模武分歧的資金市場,素行不佳、本應嚴加管控的債務人,若今後想要倒債,反而變得容易多了。 flip 為房地產用語, 原指舊屋翻新 後,高價賣出。 此指債券於短期 內被炒作後,再以高價轉賣,進行套利。 |
去年進入歐洲的難民,5年後就能產生兩倍回報——這是一份最新發布的、有關難民將對各個國家產生何種影響的深度報告得出的結論。
據英國《衛報》報道,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總裁前經濟顧問菲利普·勒格林(Philippe Legrain)表示,難民將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增加對服務和產品的需求,並填補歐洲勞動力市場的空缺,而他們的工資又能資助日漸萎縮的養老金和公共財政池。
勒格林還援引此前勞動力經濟學家的研究稱,難民並不會降低本國勞動力的工資,也不會推高本國失業率。最重要的是,盡管大量吸收難民將在2015~2020年間增加近69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但同期,他們也能增加1266億歐元的GDP——這幾乎就是1:2 的關系。
1:2
“現在在難民身上花1歐元,5年後,就能產生2歐元的經濟效益。”這份名為《難民工作:能產生經濟效益的人道主義投資》(Refugees Work: A Humanitarian Investment That Yields Economic Dividends)的報告這樣總結道。該報告由非政府組織滕特基金會(Tent Foundation)和智庫開放政治經濟網絡(Open Political Economy Network)聯合發布。
勒格林表示,他希望這份報告能夠有助於驅散有關難民將引發西方社會經濟問題的種種迷霧。“主要的誤解是,難民是一個負擔——這種誤解甚至在那些支持難民入境的人當中也存在,這些人認為,盡管接納難民成本高昂,但卻是正確的事。”勒格林表示,“但這是錯誤的想法。當然了,讓難民入境的最初動機是幫助他們逃離死亡,但他們其實是能為經濟做貢獻的。”
難民的到來會在短期對公共財政造成一定的壓力,但也增加了短期的經濟需求,這對國內需求疲弱的國家來說無疑是一種不錯的財政刺激方式。而更長期來看,難民在稅收收入和創造就業方面的貢獻會越來越大。
上述報告稱:“簡單來說,市場上的就業崗位數量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參加就業的難民也在創造就業崗位。當他們花工資時,就提振了生產商品和提供服務的崗位的需求。同時,難民也為同一‘工作鏈’上的人創造就業機會,比方說,如果難民成為建築工人,那麽就為本地人創造了包工頭或建築材料供應商等就業崗位。”
解決人口問題
勒格林還指出,難民也可以解決歐洲遲遲未能有效解決的人口問題。“德國未來的人口構成變化尤為慘淡。”勒格林表示,“如果沒有移民,那麽到2030年,德國勞動力人口將減少1/6(870萬人),而老年人口將增長1/4(470萬人)以上。”年輕難民的大批湧入將幫助減輕日益增多的養老人群的壓力。
勒格林還舉了幾個歷史上大規模難民遷移的成功例子來支持自己的說法。比方說,越南戰爭之後有80萬難民遷入美國,這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再安置項目。盡管這些人在最初對美國各種資源是一種負擔,但幾十年後,越南裔美國人的家庭收入和就業率卻高於美國出生的公民。
不過,他也警告說,如果歐洲不立即采取措施加快難民進入勞動力市場,那麽難民所將產生的積極經濟影響將會有限。
勒格林建議,當難民申請入境被批準之後,應當允許他們馬上工作,這樣做是在減少國家的負擔。也應當迅速為他們提供語言課程,引導他們進入就業崗位較多的地區,而不是住房價格較為低廉的地區。
允許難民快速進入勞動力市場“能減少難民對公共資金的依賴,確保他們對勞動力市場和稅收做出貢獻,幫助他們更快地適應新生活,並減少他們被勞動力市場邊緣化、最終被整個社會邊緣化的可能性。”上述報告這樣總結道。
“這款監控攝像機辨認我的年齡是56歲。”5月19日傍晚,81歲的佳能董事會主席兼CEO禦手洗冨士夫在浦東香格里拉酒店的一間會議室里對包括《第一財經日報》的媒體說。他所說的這款設備是五年一屆的上海佳能博覽會上展示的新品,能識別猜測人的年齡。顯然,皮膚光滑、滿面紅光,比實際年齡看起來年輕許多的禦手洗這次“戲耍”了相機。
很少有哪位世界500強公司的“一把手”在自己80歲時仍在親力親為,當然這和日本獨有的家族制企業和終身雇員制有關,也與日本社會人口高度老齡化的現實有關。但在人們的一貫認識里,到了這個年紀的人,不是在移動互聯網浪潮沖擊下感慨時不我與,就是已經解甲歸田享受人生。
如果不是2008年雷曼兄弟的崩坍,以及隨之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給了本處在業績上升勢頭的佳能沈重一擊,禦手洗當年就退休了。危機面前,從1996年開始帶領佳能扭轉頹勢的禦手洗,無限期地擱淺了自己的退休計劃。按他現在的想法,應該要等這一輪世界經濟重新複蘇後,再考慮退休的問題。
與索尼、富士等日本公司的最高層相比,雖然熟讀《三國誌》等中國古典民著,但禦手洗來中國的次數並不多,過去也很少接受中國媒體的采訪。這讓記者對他本人的興趣超過了對佳能本身:一位耄耋老人,如何在時代轉型壓力面前找到新的動力?他近年來做出的一系列並購決定,將給他在退休前帶來一份怎樣的回報?
佳能董事會主席兼CEO禦手洗冨士夫
鷹派的艱難決定
一個人的性格特點和歲月積澱往往會不經意地被刻在臉上,但這在禦手洗身上似乎並不適用。面對面交流時,他給人的印象是一位和藹面善又不失可愛的老頭,聊到興奮點時肢體動作十分豐富。但在佳能員工眼中,他卻是一位鷹派作風、威嚴而權威的領導人。
負責整個佳能亞洲業務、同時擔任佳能(中國)董事長的小澤秀樹是一位性格活潑的日本人,經常冒出幾句玩笑話將身邊人逗笑。但在禦手洗身邊時,他明顯收斂很多。只有在采訪接近尾聲、氣氛變得很放松時,才用中文冒出一句“壓力山大”來活躍氣氛。當記者問到,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是否會調低2016年中國市場的預期目標時,禦手洗對此予以否定,坐在一旁的小澤秀樹表示倍感壓力。
第一次讓全體佳能員工感受到他的威嚴作風和決斷力,是在1996年。1995年8月31日,佳能創始人禦手洗毅的兒子、佳能公司第5任社長禦手洗肇突然病逝,當時已從美國調回日本的59歲副社長禦手洗冨士夫被董事會任命為社長。
禦手洗冨士夫上臺後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砍掉了佳能已運轉40年的流水線作業模式,轉而實行更適合公司未來發展的單元式生產方式。該命令下達後,35個工廠、共20000米流水線被廢棄,7個虧損項目被終止,隨之而來的上萬名員工轉崗和辭退給禦手洗帶來了巨大壓力。
“我是文科出身,不是技術派,但我觀察後認定單元式的生產方式更合適。”禦手洗說。當以蜂巢室小組(Cell)取代傳統流水線後,(以組裝影印機為例)禦手洗將6名員工編為一個小組,在一個配備有全部工具的小工作室中合力制作一部影印機。6名員工所激發出的生產力相當於舊式生產線的30名員工。
美國《商業周刊》曾評價他稱,禦手洗結合了日式管理的品質及細膩,與美式管理關心現金流量及股東利益的作風。
在此後領導佳能的20年中,禦手洗還做過很多次類似的“艱難決定”。
在他和時任伊藤忠商社社長、也曾任日本駐華大使的丹羽宇一郎合著的《一流公司的價值》一書中,他回憶道,在上任之初他確立了佳能以利潤為中心的戰略方向,但“起初很多人對我的意見感到不以為然,一直以來大家都抱著銷售額至上主義,我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如何去改變他們的觀念”。
31歲調去美國工作之前,禦手洗一直接受的是日本傳統教育和職場熏陶,讓他轉變思維的是初到美國時受到的一次刺激。1966年禦手洗被佳能派到美國工作的第一年,佳能美國公司的賬本上只有6000美元盈余,銷售額卻達300萬美元,以至於當地稅務部門懷疑他們偷稅。對方建議禦手洗把公司賒銷在外的賬款都收回來存在銀行里,然後就可以回日本了,這樣還能拿到5%的利息。
這對於此前在日本國內做銷售工作的禦手洗,無疑是一次打擊。當年美國的一流公司都在不斷積累利潤作為自有資本,穩紮穩打;而日本企業想的則是如何擴大市場占有率,不惜以降價為代價來達到這一目標,這頗有點像當下一些中國互聯網公司燒錢補貼賺市場的風氣。從那一刻起,禦手洗扔掉了在日本養成的觀念,開始重視利潤,逐漸讓佳能美國公司走上健康財務的道路。
在回到日本後,接掌佳能總裁(社長)職務的禦手洗開始實施他的新想法時,表現出頗有些冷血的決斷力。在下令砍掉不盈利的業務時,遭到為該業務付出巨大心血的技術派員工反對,但他認為如果領導被員工的意見所牽絆,遲遲下不了決定,就會白白葬送企業的利潤。為此,他成立了一個業務審議委員會,分別以3年、5年為限,對各項業務做分級評審,進入“要撤銷業務”一級的業務將面臨被淘汰的命運。
尋找新引擎突圍
也是從1996年開始,禦手洗給佳能制定了類似中國五年規劃的“全球優良企業集團構想計劃”,今年是該計劃第五個階段的開局年,這個階段最重要的戰略方向之一,是向那些可能成為未來新增長點的領域橫向擴張,並購是重要手段,但這個過程面臨的風險已經被寫入佳能2015年的財報中。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查看佳能近10年的財報發現,它的營收幾乎沒有過大起大落,平滑的增長曲線與那些激進、大起大落的互聯網公司迥異。
與很多耳熟能詳的日本大公司一樣,穩定的傳統企業在年輕一代更喜歡用手機自拍並上傳社交網絡的年代,普遍面臨轉型壓力。佳能的做法是通過公司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大規模並購潮,進入醫療、安防監控等領域,尋找增長新引擎。
受限於歷史印象,中國消費者習慣將佳能定位成一家包括相機在內的消費級影像設備生產商。據佳能中國方面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證實,個人影像產品的確是佳能中國營收占比中最大的一塊業務。但在全球範圍看,以打印機為主的辦公產品才是對佳能營收貢獻中最大的業務。據佳能2015年財報,辦公產品年銷售額為21108.16億日元(約合192億美元),同比增長1.5%;影像設備為12638.35億日元(約合115億美元),同比減少5.9%。
從賣硬件到賣解決方案,是包括惠普、戴爾在內的全球很多傳統IT公司的轉型方向,佳能最賺錢的辦公打印業務也在走這條路。比如對於超大文件的異地聯網打印,用戶可在A地點擊打印,出差到B地的打印機上刷卡進行安全驗證後再打印。中國企業對商務辦公環境的愈發重視給佳能、惠普、富士等打印設備商提供了新機會。一位來自騰訊的員工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證實,騰訊目前是佳能打印機的中國大客戶之一,其中聯網協同辦公發揮了重要作用。
佳能近10年銷售額增長平穩,沒有大起大落,只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出現過明顯下滑。當年,中國人對攝影器材迷戀度的提升讓中國市場成為佳能在金融危機後提振業績的一根救命稻草。
但數年後,中國以領先世界上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的速度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人們記錄影像的習慣也由相機變成了像素越來越高的手機攝像頭。影音娛樂及消費電子潮流的轉向不光對佳能,對索尼、東芝、富士、松下等曾經輝煌的日本企業都提出了時代挑戰。在經歷了2000年泡沫後重新崛起的全球互聯網浪潮,讓禦手洗在內的日企掌門人都倍感壓力。
以索尼為例,從2008年到2015年,只有2012年和2015年的業績為盈利。2015年,在手機、電腦等移動硬件業務仍舊虧損的局面下,遊戲及軟件業務成為索尼最大的增長亮點;影像業務中,數碼相機收縮市場轉向高端產品,這部分銷售額略微下降的同時使營業利潤實現高增長;同時索尼還在嘗試進入VR、人工智能等新領域。總體上看,索尼的艱難轉型仍主要鎖定在老本行消費電子領域。
禦手洗的突圍思路是在保持原有業務盈利能力的同時,橫向向新興市場進軍,從B2C轉向B2B。2013年,佳能將荷蘭奧西(Océ)納為子公司,拓展商務印刷行業。2014年6月,佳能收購世界最大視頻管理軟件公司之一的麥視通(Milestone,丹麥)。2015年斥資28億美元在監控攝像頭領域再下一城,並購瑞典網絡視頻監控廠商Axis。今年3月,佳能以接近6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東芝旗下醫療設備部門,這項收購目前即將完成。
如此大手筆的並購集中發生在“五年計劃”的第四階段(2011年~2015年),這在佳能歷史上極為罕見。禦手洗的目光瞄準的是那些與人的生命和安全息息相關的領域。“我是按照人口增長的趨勢考慮產業布局的方向。”他舉例說,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人口的增長,當年佳能進入辦公設備領域的背景是日本商務交易規模不斷擴大,人工費用上漲,對企業業務管理的合理化提出要求。
新領域的試水,開始讓禦手洗看到佳能擺脫對相機和複合打印機過度依賴的可能性。佳能2015年財報顯示,工業和其他業務(包括醫療、安防等)的增速為31.6%,遠遠領先於傳統業務增長,但這部分在營收總盤子中的占比還很小。佳能橫向跨界進入新領域的腳步與傳統業務的垂直延伸幾乎是在同一時期邁出。用於電影拍攝的Cinema EOS System計劃,讓佳能得以進入影視制作市場。
“我白天也在做夢”
轉型中的壓力可想而知,何況是對於一位已進入耄耋年紀的老人。
面對咄咄逼人的互聯網沖擊以及年輕一代消費與社交習慣的快速叠代,81歲的禦手洗如何抗壓?
“我基本沒有生過病。”他說,自己最大的心得是積極樂觀的心態,不喜歡安逸的生活,在困難前面不會輕易退步。這或許也是他看起來最多70歲的最重要原因。
“我把《三國誌》中諸葛亮說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當做自己的人生指南。”很小就開始接觸中國古典文化的禦手洗說,三國的典故對自己影響很大,也從《論語》、《老子》中找到了不少人生的方法論,他崇拜《水滸傳》等處於亂世中人物的英雄精神。
其實禦手洗與中國的淵源頗深。1996年,上任社長第二年的禦手洗到北京觀看了亞運會,當時還沒有多少中國人知道佳能這個品牌,昂貴的攝影器材離普通中國人的生活還很遠。當年,佳能整個亞洲市場(除日本外)的GMV占比僅為2%,禦手洗上任後就將關註點投向了中國市場,如今這一比例已提升至16%。
2005年佳能針對中國市場提出的“感動常在”口號,已經為國內消費者耳熟能詳。11年來,被禦手洗派到北京等地工作的小澤秀樹為推廣佳能品牌,做了很多傳統文化傳承保護工作,比如2014年以照片和影像記錄絲綢之路上的文化遺產活動。同時為迎合中國蓬勃的電商發展,佳能在天貓開設了官方旗艦店。據天貓方面近日對《第一財經日報》獨家透露的數據,去年“雙11”當天,佳能天貓旗艦店的銷售額是平時日均的255倍,榮登相機行業全球品牌榜首。
人生因多元的閱歷而豐富。事實上,在美國23年的工作生活在生於東方的禦手洗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這不光體現在近日他在上海佳能博覽會上用幾乎沒有日本口音的流利英語進行的半小時脫稿演講上,還體現在日常的體育愛好和良好作息上。他很喜歡高爾夫,現在仍堅持每周末打高爾夫球,執意在球場上不坐車只步行;堅持每天晚上10點睡覺、早晨4點起床,不吸煙,偶爾喝點酒。與矽谷那些以熬夜著稱的科技公司CEO們相比,禦手洗的作息規律顯然更健康。
他在回顧自己的美國生活時說,這段經歷教會了他全球化的視野和更趨合理的思維方式。在美國,公司的規章制度就像棒球比賽中的規則一樣清晰明確,這是多數亞洲公司不具備的。文科專業畢業的禦手洗從未親手做過一個鏡頭或傳感器,也沒有在實驗室做過研究,但他把在美國學到的優秀管理技巧和思維方式帶回日本、註入公司運營中,在考慮佳能未來的時候更具宏觀性戰略眼光。
“美國的公司文化是想方設法將最優秀的人才留住,把差的開除,但日本更強調終身雇傭關系。”禦手洗說,公司最重要的就是人,他會先把公司員工的身份看成某一個國家的國民,再從中圈出一個範圍,看作佳能的員工。這種思維方式也給了佳能全球各地分公司更多的自主權。
雖然短暫的采訪和接觸根本無法深入讀懂一位81歲老人的內心,但在提到睡眠與疲憊的話題時,禦手洗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了這樣一句話,“人們喜歡晚上做夢,而我白天也做夢。”他的豐富經歷與旺盛精力似乎在告訴79歲的佳能(1937年佳能前身精機光學工業株式會社成立)以及當下的年輕人,夢想與年齡無關。
任正非預判,未來二、三十年人類社會將演變成智能社會,深度和廣度還想象不到。
黑馬說
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任正非作匯報發言,他直言不諱華為現在的迷茫狀態,並對未來道路作出預判,任還表示,2020年華為銷售收入要超1500億美元。
文 | 第一財經
5月30日上午,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中國科學院第十八次院士大會和中國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京召開。習近平主席發表講話,李克強總理主持會議。
在這兩院院士濟濟一堂的大會上,華為創始人、總裁任正非作匯報發言,對於華為的現狀、未來道路的思考預判,他逐一詳述。
“華為現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數學、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學的創新層面,尚未真正進入基礎理論研究。隨著逐步逼近香農定理、摩爾定律的極限,而對大流量、低時延的理論還未創造出來,華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華為已前進在迷航中。”
對於現狀,任正非直指華為目前“很迷茫”,攻入無人區後,逐漸陷入了無人領航、無既定規則、無人跟隨的困境。想打破這一困境,他給出的藥方是:堅持科技創新,追求重大創新,同時內生與外引相結合。
對於未來,任正非的預判是,未來二、三十年人類社會將演變成智能社會,深度和廣度還想象不到。
智能社會不是以一般勞動力為中心的社會,沒有文化不能駕馭。若這個時期同時發生大規模雇傭“智能機器人”,兩極分化會更嚴重。這時,有可能西方制造業重回低成本,產業將轉移回西方,中國將空心化。要爭奪這個機會,就要大規模地培養人。
他計劃,未來幾年,華為每年研發經費要提高到100~200億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過去十年,華為研發投入累計超過2400億元。華為2015年研發投入92億美元進行新技術和新產品的研發,占銷售額的15%,已經超過蘋果的85億美元研發投入(占銷售額的3.5%)。而按國家知識產權局的數據統計,去年華為向蘋果許可專利769件,而蘋果向華為許可專利98件,這意味著華為已經開始向蘋果收取專利費。
此外,任正非還拋出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2020年銷售收入要超過1500億美元(約合萬億人民幣)。那麽問題來了,這1500億美元是什麽概念?
去年,華為銷售收入608億美元,約合3950億人民幣,而BAT三巨頭去年總營收合計還不足2500億人民幣。財報表現相對最好的騰訊,其總收入僅相當於華為全年營收的26%。
再以IMF發布的2015年世界各國GDP排行榜做比較,1500億美元可以超越西班牙和韓國的GDP,直逼澳大利亞。
任正非發言文稿如下:
6月26日,第十屆夏季達沃斯新領軍者峰會在天津開幕。在早上舉行新聞發布會上,本屆聯席主席逐一亮相,對中國創新環境、工業4.0以及近期脫歐問題發表自己看法。
作為本屆新領軍者峰會聯席主席,全球租車平臺Uber創始人兼CEO Travis Kalanick在會上表達了自己對於中國創新環境的贊賞。“中國政府堅持打造開放平臺讓中國企業能夠更好的擁抱創新,‘互聯網+’給傳統行業註入了新的活力,更好幫助產業創新轉型。5年後,中國的創業生態,尤其是在北京,將比矽谷還要繁榮。”Kalanick說道。
Kalanick到過中國很多城市,但是第一次來到天津。本月,Uber宣布獲得了來自沙特主權財富基金的35億美元“大單”。包括賬上高達90億美金的現金儲備和20億美金的信用額度,Uber目前有高達110億美金的可動用資源。完成G輪融資之前,Uber估值達到了625億美元。
融資完成後,Uber將對中東市場投資2.5億美元發展業務。但同時,Kalanick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不會影響其目前在中國的策略。“我們還會持續對中國市場投入,現在我們已經在中國許多城市開展服務,我們的團隊做的非常好,這也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市場。”
近年來,依托分享經濟與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租車平臺崛起。去年,國內一站式租車平臺滴滴CEO程維作為聯席主席出席第九屆新領軍者峰會,在會上公布了當時最新一輪的融資信息。在本屆達沃斯上,Kalanick將有那些精彩發言,第一財經將持續關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