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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後中國境外旅遊支出超德英法總和

過去5年，國際遊客境外遊支出已達到1萬億美元。未來10年，旅遊開支的增長預計將超過全球經濟增速。而到2025年，中國旅遊者的境外遊支出有可能超過德國、英國和法國的國際旅遊者的總和。

這是咨詢機構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Economics)和支付公司Visa共同發布一份報告作出的預測。該報告結合了Visa的支付數據和牛津經濟研究院的宏觀預測，研究對象為年收入在2萬美元及以上的家庭。

2025年，中國內地境外遊的支出將達到2554億美元，比2015年的1370億美元提高86%。這一數字將是美國的近兩倍。美國人境外旅遊支出到2025年可能達到1341億美元。2025年，德國、英國和法國遊客的出境遊支出將分別增長至976億、969億和439億美元，總和為2384億美元，略少於中國內地(2554億美元)。

未來10年，俄羅斯將成為出境遊支出增幅最大的國家，為118%;排在第二位的是巴西，增幅為106%;增幅排第三的為新加坡，為99%。

該報告顯示，隨著中國、巴西、俄羅斯和其他新興市場中產階層的擴大，到2025年全球將有9.45億個家庭收入達到2萬美元以上。其中，新興市場中產家庭數量(5.26億個)將超過發達市場(4.19億個)。在這些家庭中，約2.82億個家庭每年至少會進行一次出境旅行，平均每個家庭支出5309美元，總支出將升高至1.5萬億美元，相比2015年提高35%。

新興市場家庭出境遊的支出也逐年上漲，到2025年，新興市場出境遊支出(7910億美元)將超過發達市場(7420億美元)。

2015年，中國的出境遊支出中，年收入在2萬~15萬美元的家庭貢獻了87.3%，15萬美元以上收入家庭貢獻了12.7%。這一支出占比與全球和新興市場相仿：全球為81.7%與18.3%、新興市場為82.5%與17.5%;而在德國，年收入在2萬~15萬美元的家庭卻貢獻了95.1%的出境遊支出，15萬美元以上家庭的貢獻僅為4.9%;美國的占比差距則不那麽大，分別為62.5%和37.5%。

2015~2025年，按家庭收入劃分的出境遊支出實際年均複合增長率，收入2萬美元以上的中國家庭在出境遊支出年均複合增長率為6.4%，全球和新興市場為4.4%和6.1%，美、德分別為2.9%和2.8%;收入在15萬美元以上的中國家庭在出境遊支出上的年均複合增長率為5.7%，雖不及德國的6.7%，但高於全球和新興市場(分別為5.0%和5.3%)以及美國(4.6%)。

全球範圍而言，每戶出遊家庭的年出境遊支出呈逐年上升趨勢，到2025年達到5309美元。屆時中國家庭的平均年出境遊支出將達到5275美元，略低於德國的5528美元，但高於美國的4433美元。

"基因編輯技術"雜交糯玉米五年後可問世 美農業部稱不需監管

針對基因編輯技術跟現有的轉基因育種技術的不同，近日在農業生物技術科學傳播平臺等聯合主辦的轉基因科學沙龍上，中科院遺傳所研究員朱禎回應第一財經記者的提問稱，這兩項技術的技術體系是一樣的。但轉基因做的是“加法”，基因編輯既可以做“減法”，又可以做“加法”。在某些情況下，這兩種技術可以起到同樣的作用。

他舉例來說，植酸是植物種子中的一種成分，動物吃了之後不容易消化。那麽采用“加法”將植酸降解然後被水吸收跟采用“減法”將植酸合成的基因消除，讓其不能再合成植酸，二者的預期效果都是一樣的。

中科院遺傳所高級工程師姜韜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表示，基因組編輯技術，是對基因組的已經搞清楚的特定DNA序列做調整-改動(刪除或者添加)，而且可以精確到基因組的某個特定字符-堿基對。

他進一步解釋稱，其中的“刪除”，可形象稱為“減法”，就是根據科學家設計，去掉已有的部分，比如針對產生抗營養效應和導致人類食用後過敏的基因。“添加”可形象稱為“加法”，就是增加作物原來沒有的基因，以實現科學家希望作物獲得新的性狀，比如某個作物抗病基因，加法的效果與轉基因一樣。而且基因的插入位置則是事先就可以指定的。

至於轉基因技術，姜韜解釋說，跟前述基因編輯技術不同的是，科學家完全了解目的基因，但對受體作物的基因組則未必清楚，因而插入受體植物細胞基因組的位置事先是不確定的。

對於這兩項技術，此前，杜邦先鋒公司全球副總裁傅傑瑞曾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稱，“每種技術解決特定問題”，作物育種人員使用各種不同的技術開展工作，基因編輯技術只是其中一種。

傅傑瑞稱，育種人員在傳統糯玉米產品領域面臨的挑戰在於，傳統糯玉米品種產量低。利用CRISPR-Cas基因編輯技術，育種人員可以將自然存在的糯玉米性狀直接引入最優秀的雜交品種中，培育出與傳統玉米非常相似的新產品，解決了糯玉米產量低的問題。這項技術也讓作物育種人員的工作更有效率且更精準。

他說，以往傳統作物育種的方法要經過多年回交和選種，但是現在通過基因編輯這一新型育種技術可以取得同樣的結果。並且利用這種工具開發的最終產品中不存在外源DNA，也就不會生成外源蛋白質，育種效率還大為提高。

顯然，這與轉基因技術需要引入外源DNA不屬於同一個概念。美國農業部也認為這類通過CRISPR-Cas育種技術開發的下一代產品不屬於“應當受美國農業部生物技術法規服務局監管的範疇”。

據媒體報道，雜交糯玉米將是杜邦先鋒通過應用CRISPR-Cas先進育種技術開發出的全球首款商業化農產品。這種新一代的優良雜交糯玉米預期將可在五年內向美國種植者提供，目前仍有待通過田間試驗和監管審查。至於上市時間，傅傑瑞稱，“這不是來自監管層面的要求，而是與產品開發周期有關。”他說，我們推出一個新的雜交品種之前，都要對雜交品種進行4-5年的評估。基因編輯技術與之開發周期的流程一樣。

34年後南粵海島變鋼城：這里的每分鐘都珍貴無比

“如果可以重新來過，不會想要結婚，因為照顧不了家庭，會有虧欠感。”由於項目工期緊、任務重，奮戰在湛江一線的工程師劉偉新婚不久就不得不匆忙趕回工地。為了工作，他跟妻子相隔千里，聚少離多。這讓他經常滿腹內疚。

劉偉，今年32歲，來自中冶集團。寶鋼湛江鋼鐵項目是他工作6年以來參建的第5個工程，而這個工程也是寶鋼二次創業的重點戰場。被寶鋼集團董事長徐樂江評價為“先有中冶、再有寶鋼”，“沒有中冶、就沒有寶鋼”的中冶集團，又一次接受重任，成為湛江鋼鐵項目最主要的設計者和建設者。

於2013年5月開始動工的湛江鋼鐵項目位於湛江市東海島，立項之初，就確定要建設世界一流水平的綠色碳鋼板材精品基地。今年7月15日，二號高爐點火試生產，標誌著湛江鋼鐵項目一期工程全部建成，也預示著湛江鋼鐵已經具備年產900萬噸鋼的能力。而僅在10個月前，也就是去年9月25日，一號高爐才剛剛點火投產。就建設周期而言，整個二號高爐系統的建設比一號高爐又提前了兩個多月，再次刷新了“湛鋼速度”。

這背後是中冶集團先後14家子企業、共兩萬余人從大江南北奔赴湛江大會戰，成千上萬的劉偉們默默付出的成果。他們以一流的勘察、設計匹配一流的精細施工，克服了特殊氣候、複雜地質條件、施工環境艱苦、工期緊張等多重挑戰後，如期奉獻出的國際一流、國內頂端的綠色精品工程，讓湛江鋼鐵成為中國乃至世界鋼鐵工業的一個標桿。

跟時間賽跑

湛江市現任市長王中丙曾“一吻成名”。

2012年5月24日，他拿著“關於廣東湛江鋼鐵基地項目核準的批複”文件從國家發改委大門走出來時，情緒激動，親吻散發著墨香的批文。事後，他對媒體表示，“中間經歷了太多的曲折，幾代湛江人的鋼鐵夢，終於可實現，怎不讓人激動。”

這是湛江等候34年的結果。在此之前，湛江跟鋼鐵項目一次次擦肩而過，盡管2008年3月17日，湛江鋼鐵項目獲得國家發改委開出的“路條”，批準項目開展前期工作。但其後在國際金融危機和鋼鐵產能過剩因素的影響下，“前期工作”還是緊密進行了4年多。待湛江拿到批文後，當年5月31日，項目就舉辦了開工儀式。次年，項目煉鐵、煉鋼、熱軋、冷軋工程開工。到2014年5月，項目開始進入緊鑼密鼓的全面建設時期。

作為湛江鋼鐵夢想的築就者，對中冶集團這個全球最大的冶金建設承包商、冶金企業運營服務商來說，最大的困難並非來自技術層面，而是時間。地理位置特殊的湛江本就常年高溫酷熱，雨季長達半年，臺風還時常光顧，對工期的影響較大，可是在2014年8月底，業主更是提出“15·9”(2015年9月份)提前投產的目標，將原定工期提前了3個月。這對於本來就很緊張的工期更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工期從哪壓縮、哪能壓縮、如何壓縮，每一個問題對於這麽浩大複雜、標準高的工程來說都是擺在項目承建方面前極為大傷腦筋的難題。為此，項目部全面梳理了所有子項的進展情況及進度計劃，以“15·9”倒排工期，通過“時間倒排、任務倒逼、責任倒追”的方式，重新編排了施工計劃。

在項目的建設過程中，中冶人戰高溫、抗臺風，發起旱季攻勢，“一天也不耽誤、一天也不懈怠”。東海島遍地黃沙，常年高溫，濕度大，降水量大。盛夏時節，地面甚至會有長達10個小時的40度高溫，面對高溫炙烤，項目部會合理安排作業時間，錯開高溫時段，同時組織為作業人員全天供應淡鹽水，定時發放十滴水、藿香正氣液等防暑藥品。有職工告訴記者，“白天作業，工作服脫下來都能擰出水”。而且每逢旱季，項目部就會立即組織開展勞動競賽活動，即使狂風暴雨，也會“見縫插針”，根據天氣情況靈活調整作息時間和工作安排。只要不下雨，只要天色還亮，施工作業就不會停止。

頻繁的臺風也是湛江鋼鐵項目面臨的嚴峻考驗之一。2015年10月4日，在煉鋼工程剛剛投產 9 天，超強臺風“彩虹”就正面登陸，這是1949年有臺風氣象記錄以來10月份登陸廣東的最強臺風。臺風來臨前，項目部緊急部署，按照應急預案，轉移安置作業人員，防風加固，排除安全隱患，以“保證人員的生命安全為第一要位”，盡量把損失降到最低點;臺風過後，面對一片狼藉的現場，項目部全體成員又第一時間冒雨投入到災後搶修工作中，按照業主要求，在 72 小時內完成搶修任務，確保了轉爐煉鋼順利恢複生產。

也正是在項目“大幹一百天”，“再幹一百天”，“決戰三、四、五月”，“沖刺六、七、八月”不斷的勞動競賽中，始終堅守在一線“白加黑”連軸轉、默默奉獻的劉偉們放棄跟家人團聚機會，硬是突破時間上的“極限”，不算刷新施工紀錄，才創造出令人驚嘆的“湛江速度”，因為在他們看來，“在這里，每分鐘都很珍貴。”

國產化率大於97%

湛江鋼鐵項目設計的生產能力達千萬噸級，廠區占地面積12.58平方公里，建成達產後年產鐵823萬噸，板坯產能850萬噸，熱卷產能550萬噸，商品材近700萬噸，是世界上正在建設的最大鋼鐵項目。項目設計生產汽車、家電、機械和建築等行業用板以及船用板、管線鋼、優質碳素結構鋼等產品，被寄予中國鋼鐵強國的期望。中冶集團是這一經典之作最主要的設計者和建設者，承擔了項目的前期規劃、總體設計以及主體單元和主要公輔單元的施工建設任務。

中冶集團是新中國最早且唯一的一支鋼鐵工業建設力量，是新中國鋼鐵工業的開拓者和主力軍。從 1948 年投身“中國鋼鐵工業的搖籃”鞍鋼的建設，到建設武鋼、包鋼、太鋼、攀鋼、寶鋼等，中冶集團承建的鋼鐵項目占國內鋼鐵市場的90%以上，占世界鋼鐵市場的 60%以上。

經過60多年積澱，中冶集團形成的獨占鰲頭的核心技術、無可替代的冶金全產業鏈整合優勢、持續不斷的革新創新能力，在湛江鋼鐵項目得到了充分展示。項目部把國際一流的工程技術和自主開發的國內外最先進的工藝技術、節能環保、核心裝備等核心技術運用到湛江工程中，提高了工程的整體技術水平和國產化率，中冶技術支撐項目國產化率大於97%。中國五礦集團總經理、中冶集團董事長國文清表示，湛江鋼鐵項目是寶鋼和中冶合作的重要承載，也是雙方合作的優質產品。

在測繪勘察環節，針對極為複雜的地質地貌特征，開展了地基樁基選用、臨海自然條件下基礎材料應用和設備耐腐蝕等尚處於空白的課題攻關，攻克場地巖土工程疑難問題，填補了國內關於湛江巖土研究的空白，“湛江鋼鐵基地地下水土腐蝕性及防治對策研究與應用”這一科技成果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在設計階段，通過精心的方案論證和優化設計，工程投資由 690億元下降到 415 億元的同時，全廠鐵素利用率、噸鋼占地面積、固廢綜合利用率、勞動生產率、鐵水運輸距離等多項經濟技術指標超過國際先進水平。

在項目建設中，燒結環節，采用燒結機綜合密封技術、高效節能液密封環冷機技術及裝備能力居國際頂尖水平，漏風率控制在 25%以下，遠低於傳統的密封技術的燒結機漏風率 35%～50%。焦化環節，首次采用的國內焦化行業煤氣凈化系統比現有最大單系統煤氣處理能力相比，設計處理能力提高了 31%。高爐工程，采用自主研發的新型無料鐘爐頂技術，打破了國外壟斷，大大降低投資成本等。

作為寶鋼“二次創業”的核心項目，湛江鋼鐵基地致力於打造成“全球排放最少、資源利用效率最高、企業與社會資源循環共享”的綠色鋼鐵基地。為此，中冶集團大膽選用脫硫脫硝、厚板控冷控軋等新技術，脫硫效率達 95%以上;建設全封閉式原料廠，水資源重複利用率達到 98%以上、廢水100%處理，實現汙水“零排放”，含鐵塵泥 100%廠內循環使用等。

此外，中冶集團打造的世界首個含鐵綜合固廢處置中心，90%以上的廢渣可以返回高爐作為煉鐵原料，這在國內是首家實現含鐵塵泥100%的廠內循環使用。據了解，湛江鋼鐵項目應用了100多項節能環保技術，確保了項目滿足了國家對重工業行業的特別排放要求。噸鋼二氧化硫排放 0.407公斤、煙塵排放 0.363 公斤、耗新水量 2.9 立方米，達到了國內乃至國際領先水平。湛江鋼鐵的環保投資占到靜態投資的14.5%以上。

湛鋼的“磁場效應”

據《國資報告》報道，寶鋼湛江鋼鐵項目曾經因為規劃於行業繁榮期、建成於行業寒冬期，一度被認為是“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而不被看好。該期刊為國務院國資委主管，國資委新聞中心主辦。

然而，自2015年9月1號高爐點火啟航、滿負荷運轉至今，其通過先進制造技術生產出來的汽車、家電、機械和建築等行業用板，以及船用板、管線鋼、優質碳素結構鋼等優質產品，市場占有率迅速躥升，“走出去”也初見成效，由此帶動的鋼鐵配套項目將湛江經濟也推上了新的臺階。在鋼鐵去過剩產能背景下，如何看待湛鋼的批複修建，前述報道給出三條理由。

一是去產能。為了建設湛江鋼鐵基地，寶鋼縮減了其上海基地的產能，並整合淘汰了廣東省境內的落後產能，據悉，上海、廣東兩地減少的總產能為2000多萬噸。湛江鋼鐵黨委書記、董事長盛更紅稱，湛江鋼鐵不僅是“減量置換”來的，總產能有減無增，還對能耗、環保等進行了優化調整，生產效率大幅提高。二是降成本調結構。華南地區是國內最大的鋼材消費市場，也是巴西、澳大利亞鐵礦的重要入口，還是東南亞市場的最近出口。 三是定位高端。湛鋼不生產粗鋼，而是精做高級碳鋼精品板材。湛鋼應市場而動，不搞同質化、低段位的惡性競爭，既能打破中國鋼鐵業長期存在的“北鋼南運”的布局弊端，也能大大縮減物流運距，輻射海內外。

據《湛江日報》報道，湛江開發區相關負責人說，湛江鋼鐵項目可以帶動17大類200多個產業鏈項目建設。按照“大項目—產業鏈—產業集群—產業基地”的思路，依托鋼鐵項目，該區高起點高標準規劃了首期4500畝的鋼鐵配套產業園，目前已經落戶項目59個、總投資125億元，在建項目37個、投資67億元。目前湛江鋼鐵正充分發揮鋼鐵產業航母“磁場效應”，積極開展產業鏈上下遊招商，延伸鋼鐵產業鏈條，全力打造航母式產業集群。

湛江鋼鐵得以獲批，同時也在於國家鋼鐵產業實現優化布局，促進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廣東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協調區域發展和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的綜合考慮。對廣東來說，省內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以湛江為代表的整個粵西地區經濟發展落後，新建的湛江鋼鐵基地，可以使粵西地區成為廣東經濟新的增長極。

不久前，在二號高爐點火之際，《湛江日報》采訪湛鋼相關負責人分析稱，可以預見的是，一號、二號兩座高爐同時快速運轉，生產規模擴大，產能產量將迅速提升，經濟效益將更加凸現。尤其是東南亞制造業正在興起，鋼材市場需求量巨大，湛江作為海上合作戰略支點城市，是我國距離東南亞海上航程最短的城市，湛江鋼鐵2號高爐投產後，可以向東南亞大量出口鋼材產品，進一步拓寬湛江工業經濟、外貿經濟的發展前景。

對於湛江來說，湛江鋼鐵更像是不能錯過的機遇。1984年5月，湛江與天津、上海、大連、溫州等14個城市成為沿海開放城市。但在過去的20多年中，湛江的發展卻難盡如人意，在沿海開放城市中較為“落寞”。經濟數據不僅遠遠落後於珠三角的幾個城市，2011年在廣東全省21個地市的排名中也僅位列第9。尤其是定位於粵西地區中心城市的湛江，經濟總量尚不及粵西地區的另一個城市茂名。

為了實現趕超，在湛鋼落地後，湛江提出到2016年，將基本建成以鋼鐵、石化及造紙為龍頭的現代產業體系，成為廣東新的重要經濟增長極。全市生產總值在廣東的排名將“坐六望五”，全力沖刺廣東前五位。目前，東海島鐵路完成52.6%投資、東雷高速加快建設，島內初步形成“一環、三橫、四縱”的路網布局，中央商務區、醫院、中學、科技文化交流服務中心等有序推進。東海島正在從一個漁島，逐漸蛻變為一座現代工業新城。

顛覆技術5年後到來 電視將靠量子點發光

7月22日，浙江大學化學系教授彭笑剛在TCL舉辦的“科學面對面——量子點顯示技術科技科普大講壇”上，對包括《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內的媒體表示，“量子點是人類有史以來發現的最優秀的發光材料，量子點發光將會是下一代顯示技術最有力的競爭者。”

今年2月，科技部發布的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專項2016年度項目申報指南中，“量子點發光顯示關鍵材料與器件研究”被列入戰略性先進電子材料重點專項。下一步研發的方向，是高光效低成本的紅、綠、藍量子點材料及“新一代無鎘量子點材料制備技術”，等等。

過去，量子點因使用了一種有毒致癌的元素——鎘，而讓消費者畏懼。對此，彭笑剛特意解釋道：“(量子點電視)鎘的含量，對環境的影響是可控制的。目前來說，量子點對環境的危害，並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麽可怕，但是就現有技術而言，要想做到真正不含鎘，還需要時間。”

不過，目前量子點主要應用於液晶電視的背光，提升色彩豐富度，還屬於改良技術，如果真正做出量子點發光的電視，那才是顛覆性的技術創新。目前看，這至少還要五年。也就是說，未來五年內，量子點電視與被稱為下一代顯示的OLED電視之間，還有一場持久戰。

量子點屬於一大類新材料——溶液納米晶中的一種。溶液納米晶具有晶體和溶液的雙重性質。與其他納米晶材料不同，量子點是以半導體晶體為基礎的。尺寸在1~100納米之間，每一個粒子都是單晶。

當半導體晶體小到納米尺度，不同的尺寸就可以發出不同顏色的光。比如硒化鎘這種半導體納米晶，在2納米時發出的是藍色光，到8納米的尺寸時發出的就是紅色光，中間的尺寸則呈現綠色、黃色、橙色等。量子點的化學成分，發光顏色可以覆蓋從藍光到紅光的整個可見區，而且色純度高、連續可調。

而OLED(有機發光二極管)，具有輕、薄、色彩炫麗、可卷可曲等優勢和特點。目前，OLED已被廣泛應用於高端智能手機領域，但是OLED大屏電視的市場滲透率還很低，主要是受制於大屏OLED面板，尤其是大屏4KOLED面板的低良率與高成本。

所以，在創維、LG、康佳、長虹等力推OLED電視的同時，TCL、三星等則舉起量子點電視的大旗，並認為量子點電視能縮小甚至超越OLED電視在色彩豐富度上的差距，而且量子點電視的成本遠低於OLED電視。

大力研發新型的顯示技術，這是中國彩電企業真正超越歐美日韓企業的唯一機會。而彭笑剛坦言，量子點技術的研發上，“不能說我們的水平在國際上靠前，只能說處於領先地位。”

TCL多媒體的CTO陳光郎7月22日也表示：“目前，在印刷顯示技術上TCL已經投入幾十億研發費用，雖然說五年是目標，但是很大可能五年後都還是停在實驗室階段，真正應用還要更長的時間。”

中國止吐藥市場逾40億元 國產化療止吐藥有望4年後問世

經過六年與監管部門的反複拉鋸戰，美國的一家制藥公司Heron Therapeutics終於夢想成真。

日前，Heron Therapeutics宣布，旗下研制的長效抗嘔吐新藥Sustol（別名，格拉司瓊）終於獲得美國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局）的批準。在消息公布後，這家納斯達克上市公司早盤交易股價擡高了10%以上，讓Heron公司創下8億美元市值。

為何一個治療嘔吐的新藥可以引起市場如此強烈的反應?

這種新藥的神奇之處在於，它可以在5天內較長期緩解癌癥化療病人的不良反應，而一般藥物的有效時間僅為48小時或更短。在本次FDA批準後，Sustol將臨床用於癌癥患者的化療。

在過去，化療被認為是癌癥治療的最主要方式之一。但是談及化療，讓人聞之色變的即是其強烈的惡心和嘔吐反應。據了解，大約有75%的化療藥物會導致惡心、嘔吐這樣的癥狀，其痛苦程度不僅讓患者飽受身體上的痛苦，很多人還因此對後續治療望而卻步。

“SUSTOL的試驗人群以及實驗結果是我們真實臨床試驗中癌癥病人的典型代表。”美國Northshore血液腫瘤協會CEO Jeffrey Vacirca博士在該藥物的一份聲明中表示，他認為，這種新批準的藥物與其他止吐藥聯合使用，適用於初始和重複性的中度致吐化療（MEC）或蒽環類藥物和環磷酰胺（AC）的聯合化療方案。

“MEC治療方案應用廣泛，而基於蒽環類藥物和環磷酰胺（AC）的治療方案雖然嘔吐反應強烈，卻也特別常見。而且對於很多乳腺癌患者來說，最大的挑戰就在於AC化療引起的惡心和嘔吐。Sustol可以控制這種可怕的副作用，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更好的選擇。”Vacirca說。

不過雖然消息公布後Heron Therapeutics的股價漲勢喜人，但它的股價仍然沒有回到一年前的水平，這期間股價的大幅下挫與兩次被FDA拒絕息息相關。

Sustol兩次被拒的故事要追溯到2010年。Heron當時又名為AP制藥。它第一次申請即遭到了FDA的拒絕，隨後FDA要求該公司進行追加的藥品測試。三年後，它帶著實驗數據再次歸來。但卻因操作不當和數據分析問題二次被拒。

2014年AP制藥更名為Heron，並寄希望於2015年初再推出Sustol。現在，這個目標貌似終於夢想成真。該公司透露，她們預計第四季度開始在美國銷售該藥品，具體的售價尚未透露。

“盡管此前在控制癌癥化療的惡心和嘔吐（CINV）反應上取得了進展，但仍有多達一半的接受化療的患者依舊遭受折磨，尤其是延遲性CINV的控制特別具有挑戰性。”美國癌癥和血液疾病中心醫學主任Ralph Boccia博士表示，“根據我們的經驗，其他5-HT3受體拮抗劑，包括鹽酸帕洛諾司瓊在內，有效時間一般為48小時或更少。Sustol代表了一種新選擇，它可以保護患者免受化療嘔吐反應長達5天。”

在當前，美國制藥巨頭默沙東（Merck & Co）是化療所致惡心嘔吐（CINV）治療領域的領導者，該公司的止吐藥Emend（Aprepitant，阿瑞吡坦）於2003年獲批上市，並於2014年正式在華銷售，是全球首個高度選擇性NK-1受體拮抗劑，產品覆蓋全球90多個國家和地區。截至去年，Emend的年銷售額已超過5億美元。

不過伴隨著去年9月美國Tesaro生物制藥公司的另一款抗化療嘔吐藥物Varubi的獲批，Emend迎來了強勁的對手。業內預計，Varubi的年銷售額也將達到數億美元。

值得註意的是，在2015年7月底，目前A股市場市值最大的制藥公司恒瑞醫藥宣布與Tesaro公司達成合作，將Varubi引進國內，同時將負責該藥在中國的臨床開發、註冊和市場銷售。

相關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止吐藥市場超過40億元人民幣。恒瑞預計，Varubi將在四年後在國內問世，借助恒瑞已有的腫瘤渠道，Varubi在中國市場的年銷售峰值有望達到10億元。

尼日利亞200多名女學生遭綁2年後 極端組織公布最新視頻

8月15日據央視消息，極端組織“博科聖地”近日公布了一段兩年多前尼日利亞遭綁架女學生的最新視頻，再次釋放了以女學生換這一組織遭政府關押武裝人員的信號。

“博科聖地”公開被綁尼日利亞女學生最新視頻

被綁架兩年的女孩們還活著

視頻中，一個女孩說她是兩年前在博爾諾州被綁架的。“博科聖地”成員則稱，如果政府對他們進行火力打擊，這些女孩將被殺害。

2014年4月14日，“博科聖地”武裝人員從博爾諾州奇布克鎮中學劫持276名女生，其中57人逃脫，剩余219人下落不明。

當地時間8月14號，一些被綁架女孩的父母看了這段視頻，並在視頻中認出了自己的女兒。

被綁架女孩的父親雅各布·卡博表示，視頻中講話的那個女孩是我女兒，就是那個說話的女孩。視頻中還有兩個女孩我也認識，都是我們那里的。

尼日利亞“帶我們的女孩回來”組織成員表示，看到女孩們還活著給他們帶來了一些安慰和希望。

“帶我們的女孩回來”組織成員比基稱，這個視頻再次說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女孩們在某個地方，她們還活著。

極端組織“博科聖地”

“博科聖地”於2004年成立，主張在尼日利亞施行宗教法律，宣稱有上萬名成員，是全球範圍內最具有威脅性的極端組織之一，並與盤踞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極端組織有聯系。該組織武裝人員頻繁出沒於尼日利亞與喀麥隆北部接壤地區，實施暴力恐怖襲擊。據統計，自2009年以來，已有至少1.5萬人被“博科聖地”武裝人員殺害。

2015年2月，尼日利亞、喀麥隆、尼日爾、乍得和貝寧宣布組建一支8700人的多國部隊，對“博科聖地”實施軍事打擊。尼日利亞總統布哈里曾承諾，要打敗“博科聖地”並救出被綁架的女孩。

2016年4月，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博科聖地”就曾公布一段兩年前尼日利亞遭劫持女學生的視頻。視頻中出現的15名女孩自稱在奇布克鎮被綁走，請求政府予以解救。她們自稱沒有受到虐待，但是想回家與親人團聚。兩名母親在視頻中認出女兒，另一名母親指認出5名被綁女孩來自同一所學校。報道說，這段視頻拍攝於去年12月25日，是首個表明部分遭綁女孩還活著的有力證據。

預言家眼中100年後的人類生活長什麽樣

唐代天相家袁天罡與李淳風所作《推背圖》演算了唐代之後中國2000多年的國運，60幅圖對應60段讖語，成為中國知名度最高的一部未來學著作(“未來學”的概念在1943年由德國社會學家弗勒希特海姆提出)。且不論應驗程度如何，這種描繪未來光景的動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但是，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兩次工業革命和互聯網，人類社會與科技被迅速推向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遠遠超出了數百年前預測家的認知範圍。有一些對預測的驗證非常有趣地說明了這一趨勢。

比如，華納兄弟的創始人之一哈里·華納在20世紀初曾斷言沒人會想讓電影里的演員說話；IBM總裁托馬斯·沃森在1943年曾認為全球計算機市場規模大約有5臺。

在今天看來，這些在當時看來合理的預測令人啼笑皆非。

袁天罡與李淳風所作《推背圖》

到數字時代，比較著名的預測是《連線》雜誌創始人凱文·凱利和他的一系列著作《失控》、《必然》等。這些成文於上世紀90年代之後的內容在今天已經成功得到驗證，比如雲計算、物聯網、虛擬現實、協作等概念都已經成為顯示並實行商業開發。這的確是對互聯網時代科技發展的一次精準預測。

凱文·凱利的精準預測有兩個因素，一是他本人對科技的熟稔，二是預測的時間跨度較短到目前僅有20多年。如果是以100年為時間維度來進行預測的話，恐怕凱文·凱利也不敢輕易斷言。

凱文·凱利

比起100年前的企業家，如今多數科技界大佬變得更聰明，對未來的預測也變得更謹慎，因為他們深知當前科技的發展速度不可同日而語，而這種不確定性也為他們帶來令人遐想的商業空間。

盡管如此，這並不妨礙未來學者們仍敢提筆大膽預測百年後的人類生活。

三星的創新團隊SmartThings最近聯合全球最前沿的未來學者、建築師、科技前瞻學者和社會預言家共同完成了一份報告，從居住方式、科研、工作、醫療、科研和休閑等方面預測100年後的人類生活。

“通過節能技術，我們能減少30%的排放，如果有足夠的家庭實現綠色能源，我們可以達到大範圍節能的目標並看到一個更綠色的地球。通過更好地監控和保護我們的家，我們能減少城市的整體犯罪率。通過更好地監控老年人的行為習慣，我們能幫助老人生活得更獨立、更高品質。”SmartThings項目主管默尼汗(James Monighan)在報告中寫道。

在下列一些關鍵領域，該報告展示了目前已經初現雛形且未來存在巨大潛力的變革：

3D打印房屋

計算機根據預設的算法對機械設備和無人機發出指令，按照3D打印的工作原理搭建房屋。實際上，這一技術已初見端倪，美國航天局近期出資南加州大學的一項“輪廓工藝”3D打印房屋項目，一臺類似龍門吊的橋式起重機，加上兩側軌道便可以按照預設圖紙用混凝土打印出房屋的基本結構，再配合機械手臂完成全部搭建。關鍵是，在100年以後，這樣的技術必然得到升級和普及，速度也將大大提升。

真正的新能源

核聚變能的開發將在未來成為重要的能源供應形式。去年11月，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在核聚變試驗中通過一臺“仿星器”裝置成功地將氦等離子體在十分之一秒的時間內迅速升溫至100萬攝氏度。要穩定地利用核聚變，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把氚或氘的等離子體瞬間加熱到1億攝氏度，二是至少持續1000秒以達到持續反應。相信100年的時間足夠讓這兩個條件成為現實。除了核聚變能以外，另一種新能源的設想是在太空中捕獲、儲存太陽能，並且輸送會地球。有消息稱，太空發電站的設想能在20年內具備技術可行性，在30年內產生經濟效益。

太空發電站

重新定義城市

根據聯合國2014年的城市化報告，城市人口在2014年已經達到全球總人口的54%，而1960年這一水平只有34%。2015年到2020年城市化人口年增速預計將達到1.84%，2020年到2025年為1.63%，2025年到2030年將為1.44%。所以，城市人口的擴張必定要求重新定義城市生活空間。SmartThings的報告稱，未來城市里的建築物將更多地運用碳納米管等具有穩固結構和多用途的建築材料。水下城市的設想也很可能成為現實，通過技術能在海水中分離出氧氣供海底城市居民呼吸，分離出氫氣能夠用於核聚變發電。地面往上延伸，會出現高度遠遠超過目前最高摩天大樓的超大型生態建築。地面往下延伸，會出現地下大型建築，通過地熱能獲取能源。

人類的自我改造

共生現象會越來越明顯，人類和機器之間的界限愈發模糊。可能會出現家庭用的醫療艙，人類在這樣的設備里可以針對一些疾病和損傷自助完成多光譜成像監測。此外，隨著基因編輯技術的成熟，人類的生物和進化特征完全可以在受控的情況下進行改造和優化，為疾病治療提供新思路。

科幻電影中的醫療艙

距離不再是問題

在未來100年內，超音速燃燒沖壓噴氣發動機將得到軍事用途以外更廣泛的運用。目前，中國是世界上繼美國之後第二個掌握超音速燃燒沖壓式噴氣發動機技術的國家。在亞軌道，即距地球35到300公里高空的飛行軌道，上進行太空旅行的飛行器將直接縮短全球的物流和客運時間，結果即是縮短了國與國之間的距離，加劇人口在全球範圍的流動。甚至，由於房屋建築材料和結構的高度靈活，把整棟房屋通過無人機運送到任何其他地點也並非不可想象的事。

SDR債券35年後重啟 “木蘭”打頭陣

記者 周艾琳 宋易康 發自上海 北京

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在杭州召開前夕，世界銀行(下稱“世行”)為中國提前送來了“賀禮”。

8月31日，中國工商銀行作為牽頭簿記管理人和聯席主承銷商，成功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了世行2016年第一期特別提款權(SDR)計價債券。本期SDR債券發行總額為5億SDR(約合人民幣46.6億元)，期限3年，票面利率0.49%，取名為“木蘭”。這是1981年以來全球發行的首單SDR計價債券，也是全球範圍內首次以公募形式發行的SDR計價債券。據悉，境內外投資者認購踴躍，債券的認購倍數達2.47倍，參與機構包括境內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境外貨幣當局以及國際開發機構等多元化的本外幣投資機構。

這一部“木蘭債”誕生記實屬不易，背後是我國央行不懈的改革努力。

“IMF對SDR債券的發行表示歡迎，這代表著人民幣國際化不斷推進。事實上IMF仍在積極探索如何使用SDR來增強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性，這項工作也正在進行中。”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國磋商代表團團長詹姆斯·丹尼爾此前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以花木蘭命名

在中國央行當日舉行的SDR債券首發慶祝儀式上，本報記者註意到，央行特地準備了一個點綴滿木蘭花的三層蛋糕，與“木蘭債”之稱相呼應。

其實，SDR債券發行的消息早在7月末便不脛而走，相比於債券本身，此次各界對於“木蘭”這一命名由來尤為好奇。

世行副行長奧特女士在發行儀式上解釋稱，“大家都知道，我們有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其中之一便是促進性別平等。促進性別平等，對於全球減少貧困、促進經濟發展都至關重要。在中國，花木蘭是傳奇的女性，代父從軍了不起的女性。她在戰場上立下赫赫戰功，而且得到全球廣泛尊敬和承認，‘木蘭從軍’在全球十分著名。”

在眾多中國元素中，發行方最終選擇了花木蘭。除了迪士尼的動畫大片令這一形象在全球家喻戶曉外，濃濃的中國元素、發音容易、外國人好記好念也都是加分項。

“花木蘭替父從軍、忠孝雙全的故事在全世界家喻戶曉。祝願以木蘭命名的SDR計價債券市場蓬勃發展，享譽國際。”工商銀行副行長張紅利表示。

在1980年以前，國際市場一共發行過13只SDR計價債券，累計金額僅為5.94億美元。本次世行發行的SDR債券，將是1981年以來國際市場首只SDR計價債。

匯改開花結果

其實，人民幣從進入SDR貨幣籃子，再到中國發行SDR債券，這一進程並不容易，也彰顯了中國央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擴大SDR作用以及改善全球金融治理構架的決心。

以美元為基準的布雷頓匯率體系1969年崩潰後，IMF創立了SDR，它賦予IMF成員國任何時候提取該貨幣籃子中任何一種貨幣的權力。SDR設立的初衷是支持固定匯率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改善國際流動性短缺，彌補官方儲備不足。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SDR給全球經濟系統提供了流動性支持，總額為1826億SDR的 2009 年SDR分配，在向全球經濟體系提供流動性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今年10月1日，新的SDR貨幣籃子也將正式生效，人民幣將成為第三大權重貨幣。五大貨幣在SDR籃子中的占比為——美元(41.73%)、歐元(30.93%)、人民幣(10.92%)、日元(8.33%)、英鎊(8.09%)。SDR可以被兌換成可自由使用的貨幣。

早在2010年，人民幣便向SDR籃子拋出“繡球”，但當時並未成功“入籃”。IMF對SDR籃子貨幣有兩條標準，第一是該貨幣的發行國(或貨幣聯盟)在過去5年內貨物和服務出口額位居前列(中國2010年已達標)，第二則是 “可自由使用”，具體包括在國際儲備、國際銀行借貸、國際債券和外匯交易中的自由使用情況，然而人民幣當時並未滿足這條核心標準。

為了進一步向儲備貨幣邁進、推動匯率自由化，中國央行此後進行了持續果斷的改革。

去年4月末，央行批準大量境外機構進入銀行間債市;7月14日，央行又進一步宣布，境外央行、主權財富基金以及國際金融組織這三類境外機構參與銀行間債市的額度將通過備案制完成，而無需審批，並且可投資範圍也將擴大至更多品種。

2015年8月11日，新一輪人民幣匯改啟動，IMF對此給予了積極評價：“中國正在不斷從一個緊緊盯住美元的有管理的匯率體系向一個更開放、靈活、更基於市場條件的匯率制度轉型，人民幣應該能在2~3年內實現自由浮動。”

隨後，中國央行宣布延長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時段，從目前的 16:30 延遲到 23:30，以覆蓋歐洲交易時段，滿足 SDR 所要求的在“全球主要外匯市場”廣泛交易的要求。

利率方面，財政部從同年四季度起按周滾動發行 3 個月記賬式貼現國債。從技術上而言，SDR利率可在其構成貨幣三個月期國債利率的基礎上形成，有效的三個月期國債市場是加入 SDR 籃子的技術前提之一。

此次，SDR債券再次整裝待發，可見中國央行對於SDR改革的思考並未停留在一廂情願的猜想階段。

興業研究分析師對本報記者稱，2016年4月1日在法國巴黎的國際金融架構高級別研討會上，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積極表態中國將研究在國內發行SDR計價債券，且之後與IMF的多次密切溝通中都提及要推動SDR擴大使用;7月24日，周小川在2016年第三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表示，應擴大SDR的使用，人民銀行已經發布了以SDR作為報告貨幣的外匯儲備、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數據，正在研究發行SDR債券的可能性。“如今SDR債券登場看似一小步，未來很可能會成為推動SDR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發揮更大作用，最後倒逼IMF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一大步。”

“木蘭”的機遇與挑戰

從更高立意上而言，擴大SDR的作用對於強化全球金融治理有特殊的意義，這也是此次G20峰會的議程之一。

SDR債券有幾大優點：1)風險調整收益比其他單幣種債券更高(僅僅低於人民幣計價的債券)，主要原因是SDR債券包含了5種貨幣，它們兩兩之間的相關性較低，能很好地對沖匯率風險;2)相比於自己做多樣化來進行風險對沖，SDR債券的交易成本更低;3)在有資本管制的國家，投資者可以通過購買SDR債券獲得一定的外幣敞口，比如在中國，如果投資者有人民幣貶值預期，購買SDR債券實際上是一種獲得美元敞口的方法，IMF認為這也可能緩解中國資本外流壓力。

當然，SDR債券也面臨挑戰。本報記者也獲悉，此次債券發行的前後過程並不輕松。某國際投行人士對記者稱，“由於當前歐洲、日本都已進入‘負利率時代’，美國國債收益率也屢創新低(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僅約1.45%)，這導致SDR債券收益率偏低，影響未來的認購熱情。”

不過，債券獲得超額認購，這也減輕了擔憂。世行資本市場部主任理查德森近日也表示，“中國的人民幣計價債券收益率普遍較高，但是SDR債券情況不同，利率是綜合考量了一籃子貨幣的利率情況所得出的。”此外，世行的信用質量很高，因此“SDR債券的利率水平是十分合理的”。

走向未來，另一個挑戰就是——如何培育一個更具深度、流動性的SDR債券市場，這對其進一步發展有決定性作用。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研究員葛佳飛對記者表示：“起初SDR債券的流動性可能不及其他債券，但我們希望它的流動性越大越好，市場越來越大，甚至能像美國國庫券一般，這樣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張維迎談與林毅夫二十年之爭：“很多爭論要若幹年後才能見分曉”

經濟學家林毅夫（左）與張維迎（右）在國企改革與產業政策方面的爭論已持續20年之久。（視覺中國/圖）

林毅夫與張維迎有關產業政策的公開爭論，最近成為經濟學界和媒體的關註焦點，新華網為此專門制作了專題，甚至預測說“假如從現實影響力來說，那麽，林毅夫正在贏，未來還會繼續贏。”

事實上，林張二人的爭論已經持續了20多年。中國經濟改革從啟動至今已36年，但對於一個基本問題——如何理解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一直存在爭議。林張之爭，正是根源於此。而對於結果，唯有靜待時間的檢驗。

這不僅是兩個人之間的爭論，而是不同經濟學範式的爭論。南方周末2014年曾刊發對林毅夫的采訪《“既要有效市場，又要有為政府”》，此次再刊出張維迎談與林毅夫的20年之爭，試圖忠實記錄這場影響深遠的理論爭論。兩者孰是孰非，仍有待實踐檢驗。

一場有關產業政策的公開爭論，最近成為經濟學界的關註焦點。

爭論雙方林毅夫與張維迎均為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創始教授。林毅夫現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前身即CCER）名譽院長、前世行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行長。張維迎1997年離開CCER，後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2014年底重回國發院。

這並不是他們之間的第一次爭論，事實上他們已經爭了二十多年。

21年前的1995年，林毅夫與張維迎圍繞國企改革的方向展開了一場論戰，張維迎認為國企沈屙是國有制的產權安排所致，唯一出路是變國有為非國有；林毅夫則批評了國企改革的關鍵是改變其產權的觀點，主張剝離國企的戰略性和社會性政策負擔，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時間並未為那場爭論畫上句號。在2014年7月複旦大學舉辦的“楊小凱逝世十周年追思會”上，以及11月14日北京大學國發院舉辦的《中國的奇跡》（林毅夫為第一作者）出版20周年研討會上，林張二人又圍繞著國企改革、產業政策、政府在市場中的角色等問題展開激辯。

“沒有辦法，與毅夫觀點的分歧20年，始終如一。”張維迎在《中國的奇跡》研討會上感嘆。事後，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再過20年，可能依然是這樣。”

中國經濟改革從啟動至今已38年。楊小凱、張維迎等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取得的經濟增長源於市場對計劃經濟的替代，政府應該進一步退出市場、廢除管制，轉型為僅保護法治、自由和產權的“小政府”。林毅夫則認為，中國的成功在於抓住了符合比較優勢的發展機遇，政府在其中“95%的做法是正確的”，因此討論的重點不應該是政府要不要幹預，而是哪一種政府幹預能夠真正促進經濟發展。

現實中，兩種不同視角對應的政策建議截然不同，其分野集中體現於國企應該如何改革，政府應不應該幹預市場，產業政策應該取消還是堅持。

“楊小凱逝世十周年追思會”後，林毅夫發表了一篇一萬二千多字的長文“我與楊小凱、張維迎到底在爭什麽”，文中詳細回顧了他與楊、張的爭論，批評張維迎的某些辯駁“顯然是牛口不對馬嘴的”，並給出了印證他當年觀點的現實證據。意思是，爭論的結果已見分曉。

張維迎並未撰文回應林的長文。“理念不一致，爭不出什麽結果。”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重要的是未來的人們會接受哪一種觀點。”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留學期間林毅夫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舒爾茨的學生，舒爾茨的研究領域是農業經濟和人力資本。張維迎早年在英國師從研究企業理論和博弈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後來他對米塞斯與哈耶克等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學說十分推崇。

林張二人的爭論在經濟學界引發了大量的關註和參與。複旦大學教授韋森在這場爭論中把支持的票投給了張維迎，但把朋友情分的票投給了林毅夫。北大國發院教授汪丁丁曾對媒體表示，關於國企改革，他站在張維迎一邊。

北大國發院教授盧鋒曾在研討會上評論林毅夫學說時，指出林的研究缺乏產權與制度變遷角度的解讀，他通讀了林的所有相關著作，只找到寥寥幾處帶“產權”的敘述，還是在批評“產權核心理論”。這與受科斯等新制度經濟學大師影響的中國經濟學家，如北大國發院教授周其仁等，對中國經濟的理解框架迥異。

林毅夫承認他的理論對主流觀點闡述得不夠是“有意而為之”，“如果我的理論對某個問題的解釋比現有的理論的解釋更充分或者更恰當，我通常還是用我的理論”。林毅夫曾對南方周末記者詳述了他為何堅持產業政策的必要（參見南方周末2014年5月9日“林毅夫：既要有效市場，又要有為政府”一文）。

同時他認為，在爭論中多數學者把轉型問題和發展問題搞混了，他反問，是否政府的幹預取消得越徹底，經濟發展的績效就越好？

“我們對現象的理解取決於我們的心智模式，”張維迎說，“你總可以找到一些證據支持你的觀點。”

2014年12月，南方周末記者曾就此采訪張維迎。2016年9月20日，張維迎對訪談文字作了訂正。

林毅夫觀點摘錄（南方周末資料圖）

我們需要真正的思想市場

頭發長了要理發並不是說要亂剪一氣

為什麽反對產業政策

2016年9月8日，財政部官方網站明確列出了作為典型騙補案例的五家企業。在產業補貼政策實施過程中，企業騙補一直是令管理者頭疼的問題。堵住管理漏洞，是產業補貼政策能否發揮作用的關鍵。（視覺中國/圖）

吃螃蟹埋單，會誘使很多人假裝吃螃蟹

“有為”，“為”的 是什麽才是關鍵

全球第一家P2P十一年後終盈利 中國式P2P們“錢”景堪憂

在經歷了漫長的11年之後，全球第一家P2P公司Zopa終於實現盈利。

頂著全球首家P2P平臺的光環，Zopa的一舉一動對於全球的網貸行業來說，總是有一點風向標的意味。

2015年8月18日，Zopa促成的貸款超過了10億英鎊(約88億元人民幣)，這是英國乃至歐洲第一個促成貸款發放量超過10億英鎊的網貸平臺。

不過，與急速增長的成交量相對應的卻並不是穩步攀升的利潤，而是連年遞增的虧損。財報顯示，2015年，Zopa的虧損額從2014年的610萬英鎊(約5368萬元人民幣)增長到了890萬英鎊(約7832萬元人民幣)，同比增速達45%。

直到今年9月，Zopa的首席執行官JaidevJanardana才正式宣布Zopa終於實現了盈利。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即便Zopa發放的貸款量已經超過了17.5億英鎊，但Zopa11年間的合並利潤還不足6萬英鎊，虧損額更是年年攀升。

這幾年全球P2P市場規模暴增，但只是看上去很美，大部分平臺都是賠本賺吆喝，即便是最著名的幾家平臺，總是更願意對媒體公布自己急速膨脹的成交規模和估值，而對盈利情況總是輕描淡寫地帶過。

作為全美最大的網貸平臺，Lending Club，截至到今年一季度，它已經完成接近200億美元的貸款發放量，但盈利只在2013年短暫地出現過。在接下來的2014年，平臺就迎來成立以來最大的虧損額，此後一直到現在也沒有實現盈利。

而美國的另一家P2P平臺Prosper，單季度貸款總額保持在10億美元左右，最近新一輪估值達到近19億美元，可仍不能改變上線10年至今還未實現盈利的事實，在今年一季度,裁員也已經被提上日程。

相比之下，OnDeck的盈利狀況已經是表現最為優秀的，在平臺上線6年之後開始實現盈利，只不過在連續兩年的凈利潤負增長之後，2015年的財報狀況又重新變為虧損。

相比於國外的平臺在盈利方面還有據可查，國內的P2P們對於盈利的話題更加諱莫如深。在發展前期，大多數平臺為了跑馬圈地而不得不參與“燒錢大戰”;後期壞賬爆發，獲客成本也越來越高，盈利成為了許多平臺“不能承受之重”。

不過網貸平臺盈利困難的真正原因，還不止於此，如果要究其根本，可能要從商業模式說起。

信息中介的日子不好過

P2P要明確信息中介性質。

這是中國的網絡借貸監管辦法和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行動反複提及的，其核心意思在於平臺只能為借貸雙方提供信息服務，不兜底。與之相對應的，是所謂的信用中介模式，即平臺為借款人提供增信服務。

在大多數人的認知里，美國的網貸平臺是信息中介的典型代表，即投資人直接將錢借給有資金需求的借款人，網貸平臺就像房地產中介一樣只負責撮合交易。這種直接借款的模式最有代表性的平臺是OnDeck,不過現在也已經漸漸偏向混合模式，即我們最為熟知的以Lending Club為代表的平臺借款模式。

在平臺借款模式下，投資人買的是網貸平臺轉讓的債權，網貸平臺與發行鈔票的存款機構合作，通過把債權打包或發行證券的方式轉售給投資者，投資者和借款人之間並沒有直接的聯系。

無論是直接借款模式還是平臺借款模式，美國網貸平臺與我國網貸平臺之間的一個本質區別就是前者的平臺透明度。

比如通過查看Lending Club最近的季報我們就可以看到，平臺在資產端和負債端的項目基本是一一對應的，金額也基本完全相同。它沒有任何的債務，即使倒閉，投資者也可以基本上完好無損的獲得借款人的債權。

作為信息中介平臺，LC的主要營業收入來自四個部分：交易費、服務費、管理費和其他收入。

類型

收入來源

決定因素

備註

交易費（Transaction Fees）

貸款銀行、教育或醫療服務商

貸款條款（等級、利率、期限）

貸款本金的1%-7%，對教育或醫療服務商來說，其要向Lending Club繳納的交易費可能超過7%。教育和醫療貸款主要由Lending Club收購的Springstone促成；

服務費

(Servicing Fees)

個人和機構投資人

票據持有人通常按照其收到借款人還款金額的1%繳納服務費；

整體貸款購買者（合格個人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按照購買貸款本金余額每月支付不超過年化1.3%的服務費；

該項費用是投資人向Lending Club支付的補償其運營平臺、催收、收取借款人還款、收取投資人投資款和管理投資人賬戶中資產組合的費用的款項。服務費的規模受投資渠道、未償還本金余額、從借款人處催收回的本息、售出貸款面值的變化等影響

管理費

（Management Fees）

Advisors2所管理基金的投資人

投資人按照委托LC Advisors管理資產的余額每月支付

年化0.7%-1.5%，信托憑證持有人繳納的管理費不超過年化1.2%

其他收入

（Other Revenues）

貸款買方或第三方貸款機構

“銷售貸款所得”取決於售出貸款時收取的服務費是否高於預計中市場通行費率。如果前者高於後者，則記為利得，如果前者低於後者，則記為損失。

“推薦費”的收取區間取決於Lending Club向借款人推薦第三方貸款機構後，借款人完成了從“點擊第三方貸款機構官網鏈接”到“獲得第三方機構貸款”流程中的哪些行為。

“銷售貸款所得”是Lending Club直接銷售貸款本身（而非票據）所得，銷售貸款時，Lending Club會向購買方收取交易費和服務費；

從其公布的二季度財報來看，平臺累計發放貸款超過19.5億美元，交易費累計收入達到1.024億美元，在總營收中的占比超過90%。平臺的交易規模越大，帶來的營收也就越高。但是問題在於，營業收入無法覆蓋營業支出。

從LC二季度平臺的市場營銷費用、貸款發放服務產生的費用以及研發費用、管理費用等累計超過1.8億美元，再加一季度的公司醜聞導致貸款成交量下降、營收下降，平臺想要實現正向現金流實在道阻且長。

與LC營收模式接近的Prosper同樣面臨這樣的問題。

截至今年6月30日，Prosper第二季度共發放了4.45億美元的貸款，總營收為2708萬美元，比去年同期減少44%。凈收入為2817萬美元，環比下降43%。季度虧損額達3562萬美元，較去年同期上漲了近480%。

從這兩家全球知名的P2P平臺的經營情況來看，定位信息中介的P2P們日子確實不好過。

據業內人士介紹，純線上的信息中介模式前期的投入很大，但開支相對來說比較固定，因此會出現一個盈虧平衡點。從Zopa的案例來看，4-5億英鎊的年成交量大約是英美平臺的盈虧持平點。

P2P們暗淡的商業前景

放眼世界，信息中介的P2P盈利之路都如此艱難，中國的平臺們恐怕也難有捷徑可走。

如果僅看規模，國內年成交量超過百億的P2P平臺也不在少數，但真正盈利的卻寥寥可數，究其原因還是跟中國式P2P的商業模式有關。先來看看目前國內的P2P都靠什麽賺錢?

與純線上的美國網貸模式相比，國內的P2P網貸平臺們大多采用“線上+線下”相結合的“中國特色”網貸模型，即P2P網貸公司在線上主攻理財端，吸引出借人，並公開借款人的信息以及相關法律服務流程。

而實際的資產端主要來自線下，通過線下團隊強化風險控制、開發貸款端客戶，P2P網貸平臺自己或者聯合合作機構(如小貸公司、擔保公司等)審核借款人的資信、還款能力。

在費用方面，針對投資人：利息管理費(費率為收益的6%-10%)、VIP費用(VIP的年費)、充值費、提現費。但因為市場競爭激烈，平臺向投資人收取的費用經常減免。而且如果用戶基數不夠大，這部分費用基本可忽略。

針對借款人：(如果是純中介的平臺)主要收取借款管理費，這個也是未來平臺盈利的關鍵。(如果是線上+線下的平臺)資產端還是依靠線下渠道解決，費用除了利息，還有一些服務費等。

在後者這種主流模式下，國內的P2P營收的主要來源仍是線下放貸的利息收益，純互聯網部分收入基本可忽略。其實賺錢的模式還是依靠傳統的信貸，吃利息，以收益覆蓋風險。

有業內人士曾透露，如果沒有息差的話,平臺手續費的收入大約為待收的1%。這樣算來,假設平臺一個月待收10億元，那麽一個月收入大約1000萬，不過按照這個體量，這類平臺已經是行業第一梯隊，每月高企的推廣費、人員支出成本，這區區1000萬也僅僅能維持平臺運作及推廣而已。

相比之下，平臺針對借款人收取的所謂借款管理費、服務費、利息才是平臺盈利的關鍵。國內不少P2P平臺都有自己的資產供給方，典型的如人人貸與友信。資產供給方提供的資產質量和成本很大程度上決定了P2P平臺是否盈利、盈利多少。

所以，眼下P2P的轉型方式也非常清楚，要麽徹底舍棄理財端，專註為大平臺提供資產;要麽通過拆分，把線下線下業務剝離開，形成集團化運營。最終整個集團是盈利的，但就線上P2P這個形態本身，商業前景顯然並不樂觀。

作為信息中介的P2P的盈利關鍵點：規模大、壞賬低、開支還要控制。但在眼下的中國市場，要滿足這幾點更是難上加難。

從去年開始監管政策趨嚴、廣告投放政策收緊都讓原本就賺錢不多的P2P平臺壓力更大， 2016年P2P註冊用戶的成本較去年幾乎翻了一番，而投資用戶的成本則由去年500元/投資用戶上漲至700-800元。

這是國內的P2P面臨比美國平臺更大的問題，如果獲客成本持續走高，貸款規模的增加也不能帶來盈利，平臺只能賠本賺吆喝。而在資本寒冬里，冷靜的投資人們也更加不願意為持續的燒錢大戰買單，平臺無法擴大規模進而進入一個死循環。

目前，國內公開宣布已實現的盈利的平臺不超過20家。而在新規之下，不少平臺的盈利點也面臨收窄。而那些寄希望於先建立規模效應，進而挖掘用戶和數據的附加價值來盈利的平臺未來恐怕會更加步履維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