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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一號文”連續五年護航制造業 為企業量身定制精準扶持

重大科技項目最高資助1000萬、發起設立一批產業並購基金、建立上市專家顧問委員會、新引進人才最高一次性補貼4萬元/人……2月10日，東莞正式對外發布《關於實施重點企業規模與效益倍增計劃全面提升產業集約發展水平的意見》(下稱《意見》和“倍增計劃”)。這份以市政府一號文形式下發的文件提出了20條具體的措施，以推動東莞實現“跨越生產總值萬億元”等目標。

力促存量企業發展

一直以來，東莞的電腦設備、智能手機、玩具、茶葉、毛織、服裝、鞋、家具等制造產業位居我國前列，尤其智能手機、玩具的出口在世界上都舉足輕重。2015年東莞成為全國非省會城市中第4個存款余額超過萬億的城市，2016年又成為全國第2個國稅突破1000億元的地級市。

但當前，土地、資源、環境對東莞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越來越突出。根據《東莞市城市總體規劃(2016-2030)》，到2030年全市城鄉建設用地規模控制在1190平方公里以內，而2015年東莞的土地使用面積已達到1140平方公里，土地開發逼近上限，再加上高端制造回流、低端市場分流等各種挑戰，依靠傳統的要素驅動和增量空間來拉動經濟發展已難以為繼。

為此，《意見》提出，按照民營制造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已上市或已掛牌“新三板”企業、高成長性高新技術企業四個類別，各選取50家共200家存量優勢企業進行重點培育，支持企業通過科技創新、發展總部經濟、推進兼並重組、加強產業鏈整合、強化資本運作等提升綜合競爭力，力爭用3-5年時間，推動試點企業實現規模和效益的倍增。

同時，示範帶動各鎮街(園區)實施鎮級倍增計劃，推動鎮街(園區)實施倍增的企業達到1000家。力爭到2021年，全市產業集約化水平有效提升，實現試點倍增、供給提升、全面突破的良好發展態勢。

東莞市市長梁維東表示，改革開放以來東莞的制造業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尤其在十二五期間，東莞把實體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先進制造業的發展作為整個經濟發展的核心工作，轉型升級初見成效，今年的“一號文”再次表明市委市政府重視制造業的態度。

“制造業是發展的核心動力，先進制造業是制造業發展的重中之重，我們要向全社會傳遞一個信號，我們將把重點工作放在推動先進制造業的質量和效益提升上。”梁維東說。

變普惠為精準扶持

此次被遴選的試點企業主要來自電子機械、太陽能、照明、新型材料、動漫科技、新能源、機器人等高科技領域。第一財經記者采訪了數家入選的試點企業，無論是行業龍頭企業還是小微企業，均表示此次推出的20條措施就像專為解決他們的困難而量身定制的，甚為“貼心”。

作為2016年度東莞市納稅過億的企業之一，廣東都市麗人實業有限公司入選了200家試點企業名單，該公司董事長兼總裁鄭耀南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都市麗人是東莞市首家主動報名加入倍增計劃的企業，並計劃在未來依靠發展總部經濟來實現倍增。

“我們計劃增資建設一個智能制造工業園，同時成立產業發展聯盟，整合上下遊產業鏈，把相關產業的合作夥伴都吸引到園區里來，而這個吸引力就來自於《意見》當中允許自有物業產權分割的規定”。鄭耀南說

《意見》第十二條規定，參照東莞市產業轉型升級基地政策標準及產權分割銷售有關規定，對用於引進相關產業鏈合作夥伴或滿足發展總部經濟需求的，允許試點企業將自有物業升級後進行一定比例的產權分割。

鄭耀南還說，允許產權分割還讓公司有更為充裕的資金，以便建立統一的采購中心、供應鏈中心、設計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全球接單中心、結算中心、金融服務中心，通過產業發展聯盟實現上下遊骨幹企業的規模化發展。都市麗人未來三年之內要實現200億的規模，同時實現稅收6億元。

同樣入選試點企業名單的還有東莞市擎洲光電科技有限公司，這家典型的出口型制造企業2015年才啟動國內市場，目前外銷的比例仍占到80%。

該公司總經理方靜對第一財經記者坦言，外銷市場的錢越發難賺，僅做OEM和ODM利潤太低，做自主品牌是必由之路，但中小民營企業因資源有限，要創新就顯得更為艱難。

為了尋求發展，擎洲光電去年啟動了兼並重組計劃，但一直受困於融資難問題。如今，《意見》中明確將通過市場化運作方式，發起設立一批產業並購基金，以重點支持試點企業的兼並重組行為。

“正好解決我們的燃眉之急”，方靜說，“而且，還可以享受融資租賃貼息、免費的上市專家顧問團隊指導，兼並或上市成功後還有費用補償等等，總之都是我們需要的，簡直是送給我們的新年大禮包”。

東莞市經信局相關負責人在接受第一財記者采訪時表示，此次的一號文與以往東莞出臺的扶持政策如貸款貼息、研發補助、機器換人補助等等最大的不同在於“精準”，全部試點企業都將納入“一企一策、一事一議”綠色通道。對於現行政策未能滿足的個性需求，試點企業均可通過這一綠色通道提請市政府商議給予解決。

連續5年護航制造業

今年的“一號文”為制造業企業送去了利好，事實上，從2013年起，東莞市政府在每年年初都會對外發布“一號文”，送出產業發展“大禮包”，而這五年來的“一號文”全部聚焦在制造業轉型升級上。

2013年，東莞市政府出臺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優化營商環境的實施意見，促進實體經濟發展，推動全市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

2014年，東莞市政府出臺進一步扶持實體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發布的50條措施涉及國家、省、市三級年度扶持資金和減負資金達101.8億元，打造“東莞制造”升級版。

2015年，東莞市政府出臺實施“東莞制造2025”戰略的意見，在全國率先提出“制造2025”戰略，目標是到2025年，實現從制造業大市向制造業強市的轉變，爭創中國制造樣板城市。

2016年，東莞市政府出臺大力發展機器人智能裝備產業、打造有全球影響力的先進制造基地的意見，推出50條務實措施，大力發展機器人智能裝備產業，目標是打造有全球影響力的先進制造基地。

2017年，東莞市政府出臺的“倍增計劃”仍然聚焦在制造業上，目標是未來五年先進制造業、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分別達到52%以上和50%;主營業務收入超千億企業達到3-5家，研發經費支出占生產總值的比例達2.8%，動能轉換與經濟轉型取得根本性突破。

經過多年的發展，東莞在經濟轉型方面已積累了很好的基礎，尤其是制造業規模大。來自東莞市經信局的數據顯示，截止2016年底，全市共有工業企業8萬多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5639家，其中，民營企業2699家;分規模來看，大型企業245家，中型企業1732家，小型企業3609家，微型企業53家。

東莞市經信局上述負責人說，在實現倍增計劃過程中，將充分挖掘可複制發展模式，加快推進試點企業服務普惠化，總結形成共性政策向全市推廣。並形成以點帶面態勢，引導各類資源要素向實體經濟領域聚集，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壯大，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

專家談精準扶貧： 需要穩定實現“兩不愁、三保障”

截至2015年底，全國還有14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832個貧困縣、12.8萬個建檔立卡貧困村，貧困人口還有5575萬人。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表示，我國貧困人口不僅規模大、分布廣，而且致貧原因複雜，脫貧難度大，是難啃的硬骨頭。

“精準扶貧”政策提出已近3年，如何“扶真貧、真扶貧”?到2020年，要確保當前貧困標準下的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如何防止個別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貧困縣開展統籌整合使用財政涉農資金試點，放權的同時如何加強監管?

圍繞上述問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汪三貴教授接受了第一財經1℃記者的專訪。

區域扶貧難再奏效

第一財經1℃：

提出“精確扶貧”政策的背景是什麽?精準扶貧如何做到“扶真貧、真扶貧”?

汪三貴：

過去扶貧政策采取的是區域瞄準的方式，通過推動貧困地區經濟發展，使得該地區的主要經濟和社會發展快於全國農村平均水平，從而間接帶動貧困人口脫貧;過去貧困人口比較多，相對較集中，因此針對區域的扶貧措施是有效的;與此同時，在過去很長時間里，也沒有能力針對貧困家庭和貧困人口進行精準扶貧。

當下，宏觀經濟環境在發生變化，扶貧策略也需要相應做出調整。

首先，前30多年來我國減貧規模很大。按照國際標準來看，我國已經減少了7億貧困人口，其中大多數是靠經濟增長實現減貧。

但當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在下降，意味著其帶動減貧作用也將隨之下降。另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是，相較過去，我國的收入分配更不平等了，也就是說，窮人從經濟發展中得到的好處更少。

上世紀80年代，農村基尼系數是0.21，現在全國的基尼系數是0.46，農村的基尼系數0.4，增加了約一倍。

經濟發展的增速在下降，同時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劇。在這一情況下，依靠經濟增長帶動減貧的效用亦在降低，如果未來繼續依靠推動區域經濟增長來帶動脫貧可能將事倍功半。

此外值得註意的是：區域扶貧政策的確推動了地區經濟的整體發展，但是我們長期跟蹤調研的結果顯示，這種方式導致了在貧困地區內部，非貧困人口受益程度遠遠高於貧困人口，貧困人口受益反而相對較少。原因在於：以區域為目標的扶貧開發，主要針對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基礎設施得以改善之後，經濟條件比較好的人能夠迅速加以利用提高收入，而貧困家庭往往缺乏這種能力。

因此，以區域開發為重點的扶貧政策針對性不強，過去我們稱之為“大水漫灌”。這也是提出精準扶貧的基礎。改變這一方式，聚焦到真正的貧困戶和貧困家庭，用綜合性措施進行幫扶，因戶施策，這樣才能繼續產生積極的減貧效果。

“精準扶貧”是一項艱巨任務

1℃：

精準扶貧的核心在於瞄準到戶、到人，但我們知道，貧困人口往往具有分散性、動態性、不確定性，會不會導致精準扶貧的行政成本比較高、工作難度比較大?在實踐中，農民收入的具體數字也難以統計，這給精準扶貧提出了哪些挑戰?

汪三貴：

進行精準扶貧，組織成本和行政成本要比區域扶貧的方式高很多，這也是過去在地方很難推進精準扶貧的原因之一。

精準識別是精準扶貧的基礎和前提，把貧困人口識別出來需要動員大量的人力、物力，逐一登記造冊、建檔立卡，的確是一項艱巨的工作。

建檔立卡是從2014年初開始的，第一次識別出 8962萬貧困人口;到2015年年底，還剩下5623萬建檔的貧困人口。此外，2014年和2015年有3000多萬貧困人口脫貧。

根據精準扶貧“回頭看”的要求，這一數字也在不斷進行動態調整：之前有900多萬不符合條件的，被從建檔數據庫中剔除，同時也有800多萬貧困人口應在冊卻不在冊的情況，又補充到數據庫中去。比如，廣西自治區組織了一次“回頭看”，就動員20多萬人做這項工作。

精準識別之後，再分析每一戶的致貧原因，找出有針對性的措施，這是細致、複雜的工作。

實際要幫扶對象遠超統計數

1℃：

按照統計部門的標準，到2105年底我國仍有5575萬貧困人口，這一數量是按照什麽標準計算得出的?如何保證這一數字的準確性?

汪三貴：

我國的貧困線要根據每年的物價水平進行調整。2015年國家扶貧標準為2855元，這是我國絕對貧困標準。

國家統計局每年都會進行全國農戶抽樣調查，共調查7萬戶樣本。以人均消費支出為第一指標，同時參考人均收入，統計哪些家庭的人均消費支出低於2855元。這些家庭中的人就認定為貧困人口。

其次，用上述貧困人口除以7萬戶樣本的總人口，得到一個比例，再乘以全國農村總人口，最終測算出目前全國還有5575萬貧困人口。

下一步就需要地方政府逐一精準識別了。識別的方法是，首先分配指標。因為統計局的抽樣調查數據具有省級代表性，可以相對準確地估算出每個省有多少貧困人口，以此分配各省名額。其後，這一名額再從省一級分配到縣一級。由於國家統計局的抽樣調查不具有縣級代表性，因此這一階段只能依靠一定的數據基礎加上主觀判斷來實施。

越到基層，數據基礎越差。國家統計局的7萬戶農戶抽樣調查是由專職人員在全國800多個調查縣進行的，不可能對所有農戶進行這樣的調查，也沒有這樣的技術力量。

從縣一級分配到鄉鎮或者村一級，就更沒有好的數據基礎了，更多還是靠經驗和主觀判斷。比如，到村一級後，如果按照統計局的做法，應該知道每一戶的人均消費支出，同時了解人均收入。但農民支出和收入數據非常難以統計，不可能依靠地方政府作簡單統計。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各地從下而上的統計數據跟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之間，就會出現偏差。

1℃：

建檔立卡的名額是如何產生的呢?到村一級，用民主評議的方式精準識別出貧困戶的誤差有多大?您提到建檔立卡和國家統計部門的數據有偏差，應該如何減少這種偏差，使所有應扶之人得到幫扶?

汪三貴：

我國正在做的建檔立卡，到村一級就是按照民主評議來進行的。而民主評議的標準不是按照消費或收入這樣的單一指標。《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提出，“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下稱“兩不愁、三保障”)。這一標準是綜合性標準，不是單一標準。

因此，村一級的民主評議是按照綜合性標準來進行的，當然全國不同的地方在采用不同的辦法來做。比如貴州威寧、寧夏等地方把住房情況、產業和務工情況、家中病人情況等各項標準量化出來，打分排名;還有一種普遍的方式是民主評議：即村民小組和行政村開會討論、公示、有意見的情況下再進行投票。

基層識別和統計部門的識別標準和過程不一樣，因此出現了兩個貧困人口的統計數字脫節。按照我們的估算，基層民主評議的方式所識別的貧困戶和統計部門統計得出的貧困戶能對應起來的情況，大約只有50%。

這一情況給扶貧帶來了疑問，究竟精準扶貧要扶哪些人?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洪天雲在2015年10月答記者問時表示：“不論是統計局的7000萬(註：國家統計局2014年底的監測公報數為7017萬)規模，還是建檔立卡的8000萬人口，都要脫貧。”

統計局是按照單一指標來統計，但是現在“兩不愁、三保障”是綜合指標，顯然以後者為標準所篩選出來的貧困人口要比統計部門的數字更大，這也就意味著，實際上要扶貧的人，比5557萬要高。針對這一問題，中央采取的辦法是維持比較大的建檔立卡扶持群體。2013年建檔立卡約9000萬人、2800萬戶，“回頭看”也進行了調整。

這兩年有些人標註為“脫貧”了，但是依然在這個數據庫中，需要繼續觀察、繼續扶持，因為要讓農民可持續脫貧，不是簡單的事情。同時，這一數字還要不斷進行調整，返貧的人群要立即補進來，如此一來，就會維持一個比較大的建檔立卡群體，從而使應扶的人得到扶持，沒有別的辦法。

不能簡單化理解脫貧

1℃：

“確保到2020年當前貧困標準下的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對於這個一目標，地方政府往往被要求提前完成，比如省一級要求2019年完成，層層下推，到市、縣一級的任務就更加艱巨了。這樣一來，是否可能導致政府的一些短期行為，甚至又出現數字扶貧或者面子工程的情況?

汪三貴：

的確在不同程度上已經出現了這個問題，因為中央要求在2020年實現現有標準的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多地又簽署了軍令狀，責任大、任務重;在組織保障上，要求貧困縣不脫貧、“一把手”不挪位。因此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動力盡早摘帽。

但另一方面，脫貧不是一件易事，經過30多年扶貧工作，現存的貧困人口很多都是綜合性因素致貧，剩下的都是“硬骨頭”，脫貧難度很大。

有的地方政府對脫貧的理解簡單化了。比如，有的地方說要脫貧就發低保和補貼，發到貧困線以上去。現在的貧困縣完全有能力這樣做，20多項涉農資金整合到縣級政府之後，平均一個貧困縣一年有好幾億的資金。但很顯然，這種做法違背了“精準扶貧”的精神。

首先脫貧的標準不僅僅是收入標準，“兩不愁、三保障”全部完成才算脫貧。其次，扶貧要具有可持續性。如果今年貧困戶靠補貼將收入提高，明年政策一撤依然貧困，這也不叫脫貧。

“五個一批”中的確講到“要靠社會保障兜底一批”，這是指所有的發展性措施都已經實施，但短期內依然無法實現脫貧的情況下，再由社會保障來兜底。也就是說，兜底只針對一小部分群體，更大部分人是要增強其自身的發展能力，可持續地增加收入和消費支出，系統性地解決醫療、教育、住房問題，才是真正脫貧，不能政策一脫手就返貧。如果地方政府靠補貼去完成脫貧的任務，就是嚴重走偏了。扶貧的本質，是穩定地實現“兩不愁、三保障”。

要防止數字脫貧，需要加強第三方科學、全面評估。不是地方政府說脫貧就脫貧了，也不是說把收入補上來就脫貧了。第三方評估還會評估到底采取了什麽樣的措施、這些措施是否和貧困戶的需求對接上、貧困戶的滿意度等。這是一套綜合性的評估方式，目的就是防止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

現在中央對第三方評估的支持力度很大。同時，很多省里也在進行預評估，其評估標準就是“兩不愁、三保障”的綜合性措施，而不是單一的收入或者支出標準。

監管機制要適應形勢

1℃：

目前我國扶貧資金管理模式是怎樣的?過去在基層，關於挪用扶貧資金的案例屢見不鮮，現在“精準扶貧”應該如何規避這些問題?

汪三貴：

為了實現“精準扶貧”，2016年中央下了很大決心改革資金管理體制。

過去，資金跟著項目走，而具體的項目都是上級政府決定的，項目不可能對接每家貧困戶的具體需求，很難做到精準;另外，原來的扶貧資金往往通過各部門下發，資金到達地方後也只能在部門內部使用，比如修路的錢只能修路，挪為他用就過不了“審計關”。

因此，原來的資金管理模式已經不適應現在精準扶貧的要求。精準扶貧要求因戶施策，而貧困戶的情況千差萬別，不可能像過去一樣從上而下確定資金的使用途徑。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2016年在全國三分之一的貧困縣試點，將20多項涉農資金在縣級政府整合，2017年將在所有貧困縣推開。不管資金從何而來，到達了縣一級後實現大整合，縣級政府擁有資金用途的決定權。這是一項重大改革，涉及好幾千億資金。

資金使用的權力賦予了縣級政府，使得地方權責統一。但從現在的實踐看，有的地方不敢整合，也不知道如何有效使用整合資金。

原來對扶貧資金管得嚴主要是防止地方政府亂用，現在資金大整合之後，縣級政府的權力更大了。這就要求在放權的同時加強監管。扶貧資金管理體制改革的同時，監管機制也應進行調整。

第一，要公示，所有的扶貧資金要對社會和貧困戶公示，公開是監督的基礎;第二，動員更多的人參與監督，比如駐村工作隊、第一書記、村兩委等都要清楚資金的來源和用途;第三，審計部門和財政部門的監督重點是看資金是否都用到了扶貧領域，結合第三方評估，重點考核效果，以結果為導向進行評估和考察，改變過去監督資金使用過程的方式。

產業扶貧

1℃：

在所有的扶貧措施上，產業扶貧是不是最有效的方式?如何看待很多大企業在個別縣“重金”扶貧的做法?

汪三貴：

從措施層面，扶貧措施主要還是移民扶貧、產業扶貧、勞動力輸出、教育扶貧、健康扶貧和社會保障等。不同的措施針對不同的人群，是否有效取決於是否對接了貧困戶的需求。

其中，產業扶貧是必須要做的，而且相當大的貧困人口都要靠產業扶貧的來脫貧。“五個一批”之一就是要通過發展產業和扶持就業脫貧一批。依靠產業帶動實現脫貧的比例是最高的，7000多萬貧困人口中3000多萬要依靠產業發展來帶動脫貧。

產業扶貧是一項根本性的扶貧措施，但難度很大。貧困人口在市場化情況下，單家獨戶參與市場競爭非常困難。比如，有的地方給貧困戶發兔子、雞、羊等來發展養殖，但很快就賣掉或死掉了，這種例子很多。

產業扶貧的核心在於，如何把貧困家庭納入到現代產業鏈體系中去。各地都在圍繞這一問題進行創新，通過合作社、企業、大戶來帶動，其中要有很多機制安排，如何把貧困戶帶動起來。

企業參與扶貧有兩個層面：第一是做一個扶貧樣本，標準較高，效果突出，但推廣的可能性比較小;第二是在面上發展可持續、可推廣的模式，這就需要大量企業參與，幫助貧困戶進入現代產業鏈或實現穩定就業，建立互利共贏的利益聯結機制。

扶貧攻堅大視野：在“精準”的路上

中國扶貧政策的推行和貧苦人口的減少，是世界範圍內的一件大事。正如習近平同誌在對扶貧工作的論述中談到的，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四十年來，中國政府在扶貧之路上堅定前行。

2013年，“精準扶貧”政策開始執行。在“精準扶貧”政策推行中，不少地區摘掉了貧困的“帽子”，貧困人口不斷減少。尤其是有關部門確立的幹部駐村幫扶、電商扶貧等“十大工程”執行後，扶貧的可持續性得到了顯著提升。

“精準扶貧”政策的實施，各項措施的安排，對扶貧幫困工作的進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在下一步的工作當中，如何鼓勵社會力量有效參與到扶貧中，如何加大金融扶貧的力度等問題，需要重點關註，合理安排。

當前，扶貧開發工作依然面臨艱巨而繁重的任務，這項工作“已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期”。 越是關鍵時刻，越不能有任何雜音。在各級黨委和政府全力打響扶貧攻堅戰的同時，我們也發現，扶貧工作中的貪汙腐敗問題時有發生，這為下一步的扶貧工作提出了警示。因此，事前、事中和事後監督應當並重，監督方式也應當多元化，讓貧困人口對扶貧政策有充分的知情權，充分發揮社會力量的監督作用尤為重要。

既為見證中國式扶貧的艱巨和成就，也為更好推動扶貧工作向縱深發展， 第一財經數路記者深入貧困區縣鄉村，感受貧困群眾的喜樂哀愁；隨駐村幫扶幹部的腳步而動，看扶貧工作的細致和艱辛。記者們歷時近百天，從電商扶貧、易地扶貧、幹部駐村扶貧、社會力量自發扶貧以及市場化扶貧等角度進行了調查和報道。

我們有一個共同願望，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農村貧困人口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這正是“十三五”期間脫貧攻堅的終極目標。 扶貧攻堅在路上。

助精準扶貧 千億級涉農資金整合推至832個貧困縣

各類資金使用分散、效率不高問題制約著扶貧工作推進，財政涉農資金整合將使貧困縣自主統籌使用這些資金，破解“打醬油錢不能買醋”弊端，實現精準扶貧。

2月16日，財政部和國務院扶貧辦聯合發布《關於做好2017年貧困縣涉農資金整合試點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決定將涉農資金試點範圍推開到全部83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和連片特困地區縣，這意味著所有貧困縣將可以統籌使用20大項涉農資金，提高財政資金配置效率，也確保資金投向最重要的方向、最關鍵的環節、最準確的對象，實現精準扶貧。

去年財政部副部長胡靜林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從某種程度上講貧困縣“不差錢”，扶貧投入大幅增長。2015年中央財政用於支持貧困地區、貧困人口農業生產及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發展社會事業等綜合扶貧投入近5000億元。就財政專項扶貧資金而言，2016年安排補助地方資金規模達到660.95億元，比上年增長43.4%。

長期以來，中央到縣里的各項涉農資金都是“戴帽”下達，由各自的上級歸口管理部門決定項目和資金投向。“撒胡椒面”的資金使用方式，使貧困縣在脫貧中能統籌使用的涉農資金有限，資金投入方向與實際扶貧需求脫節，影響了脫貧攻堅成效。扶貧資金使用管理使用分散、效率不高問題突出。

為此，去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支持貧困縣開展統籌整合使用財政涉農資金試點的意見》(下稱《意見》)，希望通過賦予貧困縣統籌整合使用財政涉農資金的自主權，統籌整合使用財政涉農資金，撬動金融資本和社會幫扶資金投入扶貧開發，提高資金使用精準度和效益，確保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務。

“這些資金整合到一起，試點縣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跨界’使用，這樣就從根本上解決了‘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的問題，有利於提高財政資金效率。”胡靜林表示，基層最知道自己哪兒疼，開方抓藥也就更準，這是落實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

上述《意見》要求財政涉農資金2016年進行試點，2017年推廣到全國。《通知》正是貫徹這一決定。

一些提前試點地區通過財政涉農資金整合收到了實實在在的成效。比如江西省吉安縣松山村2015年通過扶貧涉農資金整合，獲取金額由此前30萬元增加到了386萬元，有效解決了脫貧難題。

根據《通知》，此次涉農資金使用範圍除了上述83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和連片特困地區縣外，各省級政府也可以確定其他試點貧困縣利用地方各級財政資金自主開展探索。

涉農資金整合被嚴格限定在20大項資金範圍內，具體包括財政專項扶貧資金、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和水土保持補助資金、現代農業生產發展資金、農業技術推廣與服務補助資金、林業補助資金、農業綜合開發補助資金等。

《通知》要求，涉農資金整合試點縣均應編制2017年資金統籌整合使用方案，並按程序報省級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備案，這些工作在今年3月31日前完成。

為了支持扶貧，此次《通知》要求各省要加大對試點貧困縣的傾斜支持力度，為整合試點提供資金保障。

具體要求包括，對於納入整合範圍的各項中央財政涉農資金(含提前下達資金),分配給試點貧困縣的資金增幅不得低於該項資金的平均增幅，資金一律采取“切塊下達”，不得指定具體項目或提出與脫貧攻堅無關的任務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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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一柱 2017-03-03 09:29

本文系東方一柱（微信ID: East1Pillar）對i黑馬投稿。

去年我投資了一個母嬰項目——TX媽媽，以微信公眾號為媒介，持續產出育兒知識的同時，佐以場景化的優質母嬰產品銷售，對標年糕媽媽。項目的最大優勢在後端供應鏈，由於特殊資源的導入，中國境內所有母嬰產品我們幾乎都能以極低的供貨價拿到。

我一年只投一個項目，看中的就會立刻出手，不僅出錢，還把自己也“投”進去，這也是矽谷流行的一種“責任型”投資風格。

這些是大致背景，不細表。

今年1月初，我去南京辦事情，吃過晚飯後和助理去逛夫子廟步行街。

逛到步行街中間時，看到一大半的人，不論男女老少，頭頂上都別著一個小雞發卡，抱著孩子的年輕媽媽，基本媽媽和孩子頭上都會有。我不禁驚奇地問了一句：現在這個這麽流行嗎？

95後女助理用一副“你out了”的眼神看著我，說：今年是雞年啊，這個小雞多萌啊，女孩子最喜歡了。

後來女助理纏著要，我只好在路邊的小攤上給她買了2個。不買不知道，一買嚇一跳，這樣的1個小雞居然要5塊錢？好坑爹，不就是一塊泡沫、一個發夾子加一個彈簧嘛。

女助理表示，5塊錢是行業標準價，這個小雞的成本大概只有1塊錢，因為自帶特殊的“萌”屬性，特別受小孩子和媽媽的歡迎。之前微博上有人爆料，很多小商販靠賣這個，一天能賺5000元。在微博上一搜，發現這樣的“創富神話”，並不在少數。

我自然是不會批發一堆小雞發卡然後拿到步行街上進行“創業”的，回到杭州後，這個事情也就翻篇了。

上上周，TX媽媽的運營合夥人小Z跟我說，十七叔，現在項目已經有幾百的種子用戶了，但是業務還不理想，需要想辦法讓用戶快速爆發起來。

我腦海里頓時浮現出了那個讓人愛不釋手的小雞。

我和幾個合夥人講了一下小雞發卡的事情，我說，是不是可以通過小雞發卡來吸引用戶？

小Z脫口而出，掃碼關註公眾號給媽媽和孩子送小雞！

我笑了笑，沒說話。

這麽俗套的運營方式，路邊掃碼送高檔水杯，公仔玩偶的多了去了，基本都沒人要，雖然小雞有“萌”屬性，但這樣做一定不是最佳方案。

我開始和他們分享小馬宋以前的一個Case，驗證了一個叫“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really really want”的概念。指的是運營/文案，必須要徹徹底底了解最終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

Case是這樣的：

暴風的HR跟小馬宋說，希望他寫個文案，公司需要招互聯網產品經理，把招聘廣告發出去。

小馬宋說，之前貼過很多招人廣告，但是都沒有效果，這次寫不是一樣沒有效果嗎？

HR低聲說：好像是這樣。

小馬宋說，那你究竟要的是什麽呢？

HR想了很久說，其實你就把互聯網產品經理的聯系電話給我就行了，我自己去挖

OK，到這里，真正的需求才露出水面，並不是一開始的“寫招聘文案”，而是“需要產品經理的聯系電話”。

後來小馬宋就分析，產品經理的出沒地主要在北京的幾個創業大廈，中關村，望京，西二旗，而這幾個地方，恰好都有西少爺肉夾饃的的店鋪。

於是他和西少爺合作，設計了這樣的一個傳單，主題是“把暴風魔鏡吃垮”。

西少爺的一個原價19塊的普通肉夾饃套餐，搖身一變，成了只要憑產品經理的名片，就可以在西少爺店以1元吃到的“產品經理專屬豪華肉夾饃套餐”。而這個套餐里面包含的，依舊是一個肉夾饃，一個涼皮，一瓶可樂。

活動的效果是，收到了1000張產品經理的名片，成本只花了2萬塊。放眼互聯網，有哪個HR敢說，2萬塊能拿到1000份簡歷的？

Case分享完，我問小Z：不說別的，你怎麽解決掃碼拿了獎品後，用戶轉頭馬上取關的問題？

小Z埋下頭，沒有說話。

我繼續問她，當初我投你們的時候，你們跟我解釋的盈利模式是什麽？

通過電商賣貨賺錢。

我說，對。那你的目的是，究竟掃碼關註，還是賣貨？

是賣貨。

這時候，真正的需求才浮出水面：

並不是需要掃碼關註的用戶，而是需要用戶之後在公眾號里產生購買行為

於是，我把文案改成了這樣：

1塊錢=平臺購買優質母嬰商品的20元代金券+1個可愛的小雞發卡

看似依舊是一句話，里面卻大有玄機，我做了這樣幾件事：

把免費，變成了需要1塊錢

加入了平臺的20元代金券

把小雞從主要贈品的地位拉了下來，變成了次要

1為什麽要付1塊錢？

團隊眾人表示很不解，為什麽還要讓用戶付1塊錢呢？為什麽不直接送？

換位思考，如果你走在街上，通過地推獲得了某樣東西，可，白送的東西你們會珍惜嗎？

從產品設計上來說，如果用戶進來時就沒有在潛意識里養成付費習慣，而僅僅是貪小禮品的便宜，之後再培養付費習慣，是相當難的。

從用戶心理來說，在大街上走，迎面走來一陌生人，無緣無故送我一堆好處，總覺得有詐。

超市的“100元1件，加1元再換一件”，為什麽不改成“100元2件”？1元，是一個神奇的魔法數字，蘊含著意想不到的力量。它可有可無，但卻並不等於0，讓你不知不覺中卸下心防。這也是為什麽手遊公司，都會想盡各種辦法，一定要讓用戶“花出第1塊錢”：因為最開始的那1塊錢，偏偏是免費習慣的終結者。

220元代金券

20元代金券，如果地推人員把公眾號中的產品解釋得足夠有吸引力的話，可以抵禦住一定的用戶取關壓力，同時還能滿足用戶貪小便宜的思想。

3小雞的地位從主要變成了次要

我們設計產品的時候，很容易有先入為主的思想。

小雞一開始引入之後，大家就把他擺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去看待，其他的點子改了一圈了，唯獨這個被大家忽略。

這也是很多運營容易犯的錯誤。

實際上，在客戶的心中，潛意識里小雞是很重要的，而你反其道而行之，偏偏把小雞放在後面，這無形中給客戶一個心理暗示：這20元代金券比小雞更重要，地位更高。用戶怎能不重新審視你的平臺和產品？

年輕的小Z表示不服，覺得2個文案在實際地推情況中並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我說：要不這樣，印兩套文案，一套寫你的，一套寫我的，怎麽樣？在地推現場做AB測試，咱們用事實說話。

小Z表示贊同。

AB測試需要樣本量的經驗公式為：

δ是希望檢測到的最小變化，p為轉化率，σ是樣本的標準差。

假設到達看到文案的用戶為80%，假設用戶掃碼轉化率為50%，如果想檢測出10%的效果差異（50%提升到55%），根據公式計算大概需要1600試驗樣本，2000個迎面走來的遊客就夠驗證了。

▲團隊在文印店打印展示牌

3天後，我們從阿里巴巴上訂購的1萬個小雞寄到了，我們便拿著小雞發卡和兩種版本的展示牌就上了街。

▲小雞發卡寄到

▲小Z的版本A

▲我的版本B

於是乎，4個運營成員開始在吳山廣場，高銀街附近反複遊弋，這一帶人群集中，景點紮堆，在花費了1個多小時的嘗試後，終於把最優地推地點選在了杭州的河坊街一待反複遊弋。究其原因，其他的地區，行人的主要目的是“走”，而河坊街這個步行街，行人的主要目的是“逛”，且以外地遊客居多。

▲主要地推區域

A小組2個人用的是小Z的“掃碼送小雞”的版本，另外的B小組兩個人用的是我的“1塊錢換20元代金券+小雞”的文案。幾個小時後，A小組的人發現，就算是求著讓別人掃碼，硬塞小雞給人家，人家都不要，而B組已經累積了上百的精準媽媽粉絲了。

A組的人終於服了氣，開始用方案B。團隊成員在地推的進程中，話術越來越熟練，介紹平臺和產品越來越言簡意賅，周日全天統計下來，地推的掃碼關註成功率達到了令人發指的80%！其中還不乏很多媽媽來詢問諸如購買之後發什麽快遞，是否是保稅倉發貨之類的問題。

如下是一些地推的集錦，我一直跟著小Z，所以偷拍的都是她(  ˃᷄˶˶̫˶˂᷅  )：

周末的兩天，我們大獲全勝，以1塊錢1個用戶的超低成本，成功加到了1萬的精準媽媽粉絲，為母嬰銷售渠道的建立賣出了完美的一步。

▲大半天過去後的後臺截圖

▲活動結束後的公眾號後臺統計

對於本次這個成功的地推運營案例，我總結了如下幾點，供諸君參考：

選對核心產品。當然，小雞發卡這種神物，也不是年年都能有的；

把握用戶掃碼心理。在當今遍地互聯網+的時代，掃二維碼並不是什麽新鮮事物，一般人都認為送的禮品的價值並不值得TA掏出手機；

找到那個“really really  want”，發掘真正的需求。思考過程很重要，我們要的是用戶付費，而不僅僅是簡單的掃碼關註；

設計簡單的上手流程。運營團隊的4個人之前都完全沒有地推經驗，但是這兩天內成長神速，幸好前期業務的複雜性設計得足夠簡單，用戶可以快速Get到產品的核心；

如何讓用戶關註後不取關？通過後續的有力誘惑形成黏性，之前我們還想過通過公眾號里搞“誰是戴小雞的最萌寶寶”評比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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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扶貧脫貧走向深入 人大代表建議實施造血式扶貧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大的短板。要深入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創新扶貧協作機制，支持社會力量參與扶貧”。

這一提法引起了一些參加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們的共鳴。全國人大代表、河南伊川縣南府店村黨委書記張龍安表示，“精準扶貧重點是要做好產業扶貧，這是治貧的根本性措施。”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邦盛控股集團董事長劉國忠認為，單靠輸血式扶貧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實施造血式扶貧，只有思想上“扶誌”，能力上“扶智”，用精神扶貧引領精準扶貧，才能激發貧困群眾的源動力。

九三學社中央提交給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的一份題為《關於創新精準扶貧機制確保長效脫貧的建議》提案認為，“應更多強調技術扶持、產業發展引導以及金融幫扶，而非直接輸入實物資源。”

九三學社上述提案說，按照中央要求，扶貧規劃包括基礎設施、特色產業、素質提升、生態建設、民生事業五大幫扶工程。

九三學社上述提案介紹，實施精準扶貧一年多來，我國脫貧成效顯著，但在實踐過程中也出現一些值得註意的新問題。現行扶貧機制難以實現部分貧困人口的長效脫貧，需要在政策和扶持機制上進行創新。

在企業探索方面，格林美是一家開采“城市礦山”的企業，主要從事廢舊電池、廢舊燈管、電子廢棄物等的綠色回收利用。曾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第一財經記者6日從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2011年，格林美在河南蘭考開始了產業扶貧實踐，投資興建河南格林美資源循環有限公司。

格林美集團董事長許開華介紹，2015年，河南格林美實現工業產值3億余元，帶動就業500余人，其中家庭貧困職工60余人。2016年，格林美在完成一期建設的基礎上，再次簽約投資5億元，投資報廢汽車綜合利用中心與廢輪胎綠色處理等項目。

今年1月6日，第一財經記者從中央企業貧困地區產業投資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屆第二次董事會上了解到，目前，央企扶貧基金首批122.03億元已全部到位，完成6個項目的投資決策，投資額14.35億元，項目涉及股權、子基金等投資方式，合作夥伴包括中央企業、省屬國有企業和大型民營產業集團。

國家開發投資公司總會計師張華介紹，該基金主要投資於貧困地區的資源開發、產業園區建設、新型城鎮化發展等，適當投資養老、醫療、健康等民生產業。優先考慮吸納就業人數多、帶動力強、脫貧效果好的項目。

未來四年 精準扶貧更需瞄準“靶向”

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的農村貧困標準計算，2016年農村貧困人口4335萬人，比2015年減少1240萬人。這是國家統計局2月28日公布的數據。照此速度，自2017年至2020年四年間，中國將如期完成既定目標，即“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農村貧困人口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

然而，“越往後脫貧難度越大，因為剩下的大都是條件較差、基礎較弱、貧困程度較深的地區和群眾”，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特別強調。

目前扶貧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也有一些教訓。為了在未來四年更好地推動精準扶貧向縱深推進，完成最後的攻堅戰，不斷總結過往的經驗和教訓，是扶貧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課。多路第一財經1℃記者經過近百天的調查發現，繼續選好用好“第一書記”、吸引市場積極力量將扶貧事業與市場真正銜接、強化貧困戶的組織化和提高農產品的標準化程度、做好易地扶貧的後續銜接、完善扶貧資金的監督監管機制以及加大第三方評估防止數字扶貧和形式主義泛濫等，應當成為今後精準扶貧的主要“靶向”。

設計好“第一書記”的獎優罰劣制度

據統計，目前全國有18.8萬名駐村“第一書記”。

所謂“第一書記”的制度，並非精準扶貧政策推行過程中的獨創，是很多年來政府機關為了鍛煉儲備人才，將他們派往農村抓黨建、抓扶貧、抓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寶貴經驗。這些“第一書記”除了強化基層組織建設外，最主要的職責是“推動精準扶貧”。他們要帶領派駐村開展貧困戶識別和建檔立卡工作，幫助村“兩委”制定和實施脫貧計劃;組織落實扶貧項目，參與整合涉農資金，積極引導社會資金，促進貧困村、貧困戶脫貧致富;幫助選準發展路子，培育農民合作社，增加村集體收入，增強“造血”功能。可謂任務艱巨。

記者在與不同地區“第一書記”交流和觀察中發現，有責任心、“服水土”，是選擇第一書記的重要條件。更多省份把“因村派人”作為精準扶貧的重要措施，他們選擇“第一書記”的條件十分務實，要“政策、信息、人脈、資源和思維靈活”。

除了為貧困戶優選脫貧項目，第一書記上通下達的作用是一般村幹部無法替代的——他們向下直接對接貧困戶，向上要與關系扶貧的很多部門打交道，中間還要有針對性地制定扶貧規劃，甚至連村民的婚喪嫁娶都要過問上一嘴。

習近平十分看重這些一線的“第一書記”們。2月21日下午，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脫貧攻堅形勢和更好實施精準扶貧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中強調，要充實一線扶貧工作隊伍，發揮貧困村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作用，在實戰中培養鍛煉幹部，打造一支能征善戰的幹部隊伍。農村幹部在村里，工作很辛苦，對他們要加倍關心。

選對用對了第一書記的貧困村實現或正在實現脫貧的事例，不勝枚舉。但通過第一財經1℃記者調查發現，也有極少部分的“第一書記”並不稱職，甚至出現了與村幹部合夥侵占扶貧款的問題。那麽，“第一書記”的進退輪換制度便顯得至關重要。或民主評議或運用監督體制，“第一書記”獎優罰劣制度應當進一步明確。

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也擺在了未來幾年扶貧的路上——當“第一書記”們完成扶貧任務回到各自原來崗位後，扶貧和脫貧的可持續性是否會打折扣?習近平指出，要促進鄉村本土人才回流，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貧工作隊”。這為今後的扶貧制度設計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是長遠之計。

重點對易地後貧困人口“回頭看”

易地扶貧是精準扶貧政策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其目的是解決貧困人群發展的自然和人文環境，為他們脫貧打下基礎。比如養殖戶，如果處在交通閉塞的環境中，牛羊豬等產品進入銷售環節就很難做到，政府也很難為幾個貧困戶修路架橋。而易地居住後，交通的問題一般會迅速得到解決。很多地方選擇的搬遷地址均會在交通相對便利的地區。

同時，易地集中居住後，農戶可以更為便利地形成組織化，他們的農產品標準化也能較快達到條件。

但易地扶貧的一個先決條件是政府主導、群眾自願的原則。

村民都有自己的利益取舍，如果他們找不到後續脫貧致富的路徑，加重了財務負擔的話，易地扶貧的政策就很難落地或起到實際效果。

易地扶貧的後續發展問題，應當有充分的前置考慮。一般只有有了比較穩妥的後續發展的思路支撐，包括就業扶貧、產業項目扶貧等具體措施，才能實現易地扶貧的根本目的。一味追求易地扶貧、整村推進的表面化效果，很多時候會適得其反。

但這些發展都需要“錢”，一方面政府扶貧資金能否迅速準確全額到位，一方面是銀行低息貸款能否實現。這都是直接關系到貧困戶後續發展和能否實現脫貧的關鍵問題。

要對部分易地扶貧後矛盾突出的貧困人口實行多次“回頭看”的辦法，並引入第三方評估制度，避免形式主義泛濫。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示，一定要把易地移民搬遷工程建設好，保質保量讓村民們搬入新居。大家生活安頓下來後，各項脫貧措施要跟上，把生產搞上去。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曾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易地扶貧搬遷是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有力抓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舉措。堅持尊重群眾意願，註重因地制宜，搞好科學規劃。堅持搬遷和發展“兩手抓”，妥善解決搬遷群眾的居住、看病、上學等問題，統籌謀劃安置區產業發展與群眾就業創業，確保他們生活有改善、發展有前景。

加大農戶組織化和農產品標準化力度

在市場化的當下，產業扶貧的路子尤為重要。習近平也強調，產業扶貧至關重要。

在產業扶貧中，高速發展的電子商務理應起到作用。

國務院扶貧辦於2014年將“電商扶貧”正式納入扶貧的政策體系，並作為“精準扶貧十大工程”之一從2015年開始實施。此後，包括郵政系統、阿里巴巴、京東等企業開展了大量工作，在很多農村地區解決了“最後一公里”的運輸物流問題。

物流企業的介入，為農產品運出去奠定了基礎。但是如何賣出去才更為關鍵。

“生鮮農產品的品牌、標準和原產地的追溯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這件事情做起來很難，但是不建立起來，增收就不可持續。”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洪天雲強調，“另外，還要提高貧困村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如何與電商平臺實現有效對接，才是真的電商精準扶貧，否則做的都是線上和面上的東西。”

實現農戶的組織化，形成農產品的規模化可持續化提供，是精準扶貧在未來發力的著眼點;而農產品的標準化，亦應與農戶的組織化一起納入到各地扶貧政策推行的重要日程上。

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表示，要實現農產品的標準化，僅依靠個體農戶是不現實的。農業生產專業合作社可以把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共同完成產品質量的檢測、標簽包裝的統一印制、廣告營銷戰略、售後服務等等，這種方式也是國際慣例。“提升貧困地區農戶的專業化、組織化程度，要堅持三個原則：自願、依法和多元。比如采取農村專業合作社、股份制公司化經營、合同型契約型思路和信托經營的方式都可以考慮，關鍵是避免農戶單兵作戰帶來的經營成本高、收益低。”

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汪三貴教授認為，產業扶貧的核心在於，如何把貧困家庭納入到現代產業鏈體系中去。各地都在圍繞這一問題進行創新，通過合作社、企業、大戶來帶動，其中要有很多機制安排，如何把貧困戶帶動起來。企業參與扶貧有兩個層面：第一是做一個扶貧樣本，標準較高，效果突出，但推廣的可能性比較小;第二是在面上發展可持續、可推廣的模式，這就需要大量企業參與，幫助貧困戶進入現代產業鏈或實現穩定就業，建立互利共贏的利益聯結機制。

把產業扶貧引向市場化軌道

電子商務與產業扶貧的內生動力一定是貧困戶的自覺、自發和自願，而真正的外部市場力量的主動性則是把產業扶貧引向市場軌道的最大動力。市場機制的自然介入，是解決貧窮問題的最根本途徑。

1℃記者在對步步高(002251.SZ)的產業扶貧探索調查中發現，他們既受國家產業扶貧宏觀政策利好影響，又不是那種完全由政府引進推廣的項目。他們在扶貧中完全市場化角色的探索，為實現產業扶貧的精準布局和可持續發展，蹚出了另一條新路。

他們在自我的探索中感受到了貧困地區農業產業發展的問題：與市場脫節、產品銷售不暢、不懂因地制宜，等等。但反過來，他們也看到了農產品市場存在巨大商機。

“最好是當地有傳統，另外就是要分析環境是否合適，核心就是有市場。”與步步高合作的鄒愛華的觀點完全來自市場。也只有真正從市場的角度考慮，把深藏在民間的“好東西”賣出去，才是“真脫貧”。

他們的一個經典案例是：湖南邵陽縣白倉鎮塘代村是一個著名的貧困村，主要特點是缺水、田少、荒山多，只能種植極少量的水稻和玉米，扶貧工作隊一直找不到產業破解之法。鄒愛華找到這個項目後，聯合農大的專家進行了深度分析，發現紅薯是一種適合當地種植的品種，但如果只是種紅薯、賣紅薯，產值極低。最終，步步高決定投入300萬在當地捐建紅薯粉加工廠並包銷產品。同時幫助當地拿下生產許可證、註冊商標，並招募能人承包運營。貧困戶除了獲得種植收益外，還能在工廠就業，並在企業分紅。據測算，僅這一個廠，一年產值就能達到1000萬元，直接幫助塘代村及周邊村約1500人實現脫貧。

扶貧中，要想吸引留下像步步高這樣的自發市場主體，有關部門並不能排斥他們的利潤追求。因為只有利潤這種企業的原動力真正發揮了作用，產業扶貧才真正和市場相聯、相通。

同時，稅務和工商部門、國土部門、農業部門等行政管理機關和有關金融機構，也要因地制宜地出臺扶持政策，留住這些“金鳳凰”。

資金使用的放與收

扶貧資金如何使用，縣級政府在其間的作用如何得到最大程度發揮，是過去幾年扶貧政策推行中遇到的一個很大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2016年在全國三分之一的貧困縣試點，將20多項涉農資金在縣級政府整合，2017年將在所有貧困縣推開。不管資金從何而來，到達了縣一級後實現大整合，縣級政府擁有資金用途的決定權。這是一項重大改革，涉及好幾千億資金。

在最近一次國新辦例行吹風會上，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歐青平介紹說：前不久財政部跟他們剛剛下發了一個《關於進一步做好貧困縣涉農資金整合工作有關事項的通知》，2017年將全面推進貧困縣涉農資金的整合。2016年在700多個縣，今年在832個貧困縣，全面推開涉農資金的整合，把現在跟農業方面有關的投入全部整合起來，用於支持貧困縣的脫貧攻堅工作。2015年開始，中央做出決定，通過國家開發銀行、農業開發銀行加大了金融扶貧的支持力度，2017年國務院扶貧辦將繼續支持相關的金融機構加大對貧困地區金融貸款的投放力度。同時，國土資源部還將繼續保障扶貧開發用地的需求，提高用地的審批效率。

資金使用的權力賦予了縣級政府，使得地方權責統一。但同時如何防止資金亂用呢?

汪三貴表示，原來對扶貧資金管得嚴主要是防止地方政府亂用，現在資金大整合之後，縣級政府的權力更大了。這就要求在放權的同時加強監管。扶貧資金管理體制改革的同時，監管機制也應進行調整。第一，要公示，所有的扶貧資金要對社會和貧困戶公示，公開是監督的基礎;第二，動員更多的人參與監督，比如駐村工作隊、第一書記、村兩委等都要清楚資金的來源和用途;第三，審計部門和財政部門的監督重點是看資金是否都用到了扶貧領域，結合第三方評估，重點考核效果，以結果為導向進行評估和考察，改變過去監督資金使用過程的方式。

習近平強調，要把握好脫貧攻堅正確方向。要防止層層加碼，要量力而行、真實可靠、保證質量。要防止形式主義，扶真貧、真扶貧，扶貧工作必須務實，脫貧過程必須紮實，脫貧結果必須真實，讓脫貧成效真正獲得群眾認可、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要實施最嚴格的考核評估，開展督查巡查，對不嚴不實、弄虛作假的，要嚴肅問責。要加強扶貧資金管理使用，對挪用乃至貪汙扶貧款項的行為必須堅決糾正、嚴肅處理。

歐青平認為，下一步，將把解決形式主義的問題作為推進脫貧攻堅工作的重要任務。要嚴格落實考核評估制度。通過嚴格的考核，把數字脫貧、形式主義和層層加碼作為考核的重要內容。在前不久剛剛結束的對省級政府扶貧開發成效考核的過程中，貧困人口退出的精準度已經作為考核的重要內容。通過考核評估來壓縮形式主義的空間。

有效、精準投資：2017穩增長擴內需要訣

在經濟下行壓力不小的情況下，投資仍是經濟穩增長的重要手段。不過，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後，加快供給側改革，擴大有效投資、精準投資，才能真正成為穩增長的利器。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3月5日在作政府工作報告（下稱“報告”）時指出，要適度擴大總需求並提高有效性。我國內需潛力巨大，擴內需既有必要也有可能，關鍵是找準發力點。要圍繞改善民生來擴大消費，著眼補短板、增後勁來增加投資，使擴內需更加有效、更可持續，使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管理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不搞大水漫灌

從各地公布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來看，部分中西部地區的2017年固定資產投資目標較2016年有所提高。有統計顯示，在23個已公布目標增速的省份，2017年固定資產投資目標的規模已超過45萬億元。這同時也讓人感到擔心：為了保障經濟的平穩增長，中國是否又在重回投資刺激的老路?

對此，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李樸民在3月1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說，“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和“投資刺激計劃”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具有可比性。

這其中，“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是全社會以貨幣表現的制造和購置固定資產活動的工作量以及與此有關的費用，“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既包括政府投資，也包括民間投資，還有外商投資等其他投資。“而所謂‘投資刺激計劃’，是在特殊時期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主動增加政府投資的規模，來拉動內需、穩定增長。”

李樸民說，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制約經濟發展的因素，有周期性、總量性的，但主要是結構性的。結構性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因此，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不能靠粗放型發展方式、靠強力刺激擡高增長速度，不能搞“大水漫灌”式的強刺激。

也就是說，未來投資必須更註重效益，必須與供給側改革相吻合，才能真正發揮穩增長的作用。

廣東綜合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彭澎說，投資有很多方向，但當前還是要投向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和轉型升級、滿足社會民生需求的領域。

貴州省社科院研究員胡曉登對第一財經分析認為，投資仍然是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支撐，但“不能為投資而投資，不能為刺激經濟而刺激經濟，沒有效益，投下去只會有副作用，只能是飲鴆止渴。”胡曉登說，沒有效益的投資短期內能夠見效，拉動一下GDP，但長期來看負面作用很難消化。

胡曉登稱，提高投資的有效性與目前我國加快推進的供給側改革是緊密相關的。供給側的改革主要是提高供給質量，包括改進技術、提高科技含量等，現在我國供給端數量嚴重過剩，但質量明顯不足。

擴大有效投資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受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國內市場需求不振、傳統行業產能過剩等因素的影響，2016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有所放緩。全年完成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596501億元，同比增長8.1%，增速比1~11月份回落0.2個百分點，比上年回落1.9個百分點。

目前，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主要包括三大領域：工業、房地產和基建投資。在這三大領域中，2016年，工業投資增速有所回落。數據顯示，2016年制造業完成投資187836億元，比上年增長4.2%，比上年回落3.9個百分點。

當前經濟下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工業增長下滑，而工業增長下滑主要是產業結構不適應需求變化、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嚴重。企業效益不好的主要原因也是如此。

不過，經過一年來的供給側改革，工業領域的投資已經發生了積極變化。2016年9月份制造業投資增速出現企穩回升，結束了連續15個月下滑的態勢，特別是11月份以後回升步伐明顯加快。12月份制造業當月投資增長10.4%，增速比11月份加快2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加快5.8個百分點，當月增速為全年最高。

在房地產投資領域，商品房銷售快速增長的帶動下，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回升。2016年完成投資102581億元，比上年增長6.9%，比上年加快5.9個百分點；房地產對全部投資增長的貢獻率為14.7%，比上年提高12.8個百分點。

當然，房地產投資受市場變化的影響比較大，今年一旦市場轉冷，投資也將受到影響。對房地產投資而言，也需要與供給側改革緊密有效地結合。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對第一財經表示，在三四線城市，目前的主基調仍是去庫存，要減少甚至停止供地；而在房價上漲壓力較大的一二線城市，應該合理積極地增加土地供應，這樣才能在發揮房地產對宏觀經濟拉動作用的同時，又不會帶來庫存壓力，有效滿足市場的需求。

相比工業產能過剩和房地產庫存過剩的問題，基建投資領域仍有較大的投資空間，也是目前我國擴大有效投資的重要方向。

數據顯示，2016年，基礎設施投資118878億元，比上年增長17.4%，比上年加快0.2個百分點，比全部投資高9.3個百分點；基礎設施投資占全部投資的比重為19.9%，比上年提高1.5個百分點。地區結構中，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投資增長26.6%，占全部基礎設施投資的比重為58%，比上年提高4.2個百分點，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投資主要集中在鐵路、農村公路、農田水利等薄弱領域，“補短板”效果明顯。

今年，我國將繼續補短板。李克強在報告中指出，要精準加力補短板。要針對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的突出問題，結合實施“十三五”規劃確定的重大項目，加大補短板力度，加快提升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創新發展、資源環境等支撐能力。

李克強還指出，今年要積極擴大有效投資。引導資金更多投向補短板、調結構、促創新、惠民生的領域。今年要完成鐵路建設投資8000億元、公路水運投資1.8萬億元，再開工15項重大水利工程，繼續加強軌道交通、民用航空、電信基礎設施等重大項目建設。中央預算內投資安排5076億元。

不少地方已經吹響了擴大有效投資的號角。2017年的第一個工作日，浙江省舉行擴大有效投資重大項目集中開工儀式，開工的624個項目總投資7903億元。這是繼上年兩次重大項目集中開工後，浙江省再次吹響擴大有效投資的集結號，就是要牢牢抓住項目建設這個牛鼻子，確保經濟“開門紅”、轉型升級見成效。

錢從何來

一般而言，在工業和房地產領域的投資，由企業主導。而在基礎設施領域，由政府主導，過去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來主導，從而導致了大量的重複建設、地方政府負債，在當前地方財政和地方債務制約的情況下，要擴大有效投資，必須激發民間投資的活力，這其中，加快創新投融資方式，繼續推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取得更大實效十分重要。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勇在“兩會”期間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PPP已經成為了促進民間投資的一種重要模式，“去年以來我國有1400個項目通過PPP進行投資，總體規模達2.4萬億元，其中比較大的項目有浙江的杭州、紹興、臺州的城際鐵路，總投資400多億元，民營企業已組團來投資，還提出希望控股的請求。”

不過，在PPP如火如荼推進的同時，也存在諸如項目落地難、落地率不高的問題。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胡敏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分析，主要還是項目的吸引力和相配套的價格、收費、稅收等優惠政策沒有完全跟上。一些地方政府在履約守信上還存在一些問題，辦事環節還存在效率問題。

財政部部長肖捷在“兩會”期間召開的記者會上說，PPP在中國還處於探索階段。客觀上，各方面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實踐能力的提升，都需要一個過程。隨著各項工作的推進， PPP項目的落地周期開始縮短，落地的速度也在不斷加快。

其次，PPP項目普遍資金規模比較大，涉及領域也比較廣，同時專業性也很強，如果前期準備、論證不充分，會給項目後續帶來不良影響。同時，有關PPP項目的信息發布後，社會資本也要有一個適應期和響應期，這些都需要時間。

肖捷說，下一步，將繼續發揮好財政資金的引導作用，進一步優化項目融資的環境，加大業務支持和項目推介的力度，推動PPP項目更加規範運作。

張勇也表示，發改委將進一步加大支持PPP模式的力度，一是希望通過政府和民營企業的合作，使民營企業能夠進入更多的領域，第二是能夠對未來有更加清晰的判斷，第三是可以加強學習交流，相互借鑒管理經驗。

胡敏認為，要著力激發民間投資活力。要認真落實有關鼓勵支持政策，進一步采取措施，更好發揮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主力軍作用。比如，有序放寬油氣勘探開采和管網、配電網、民用機場、電信、市政、社會服務等領域的市場準入和在財稅優惠、土地供應等方面的國民待遇，切實保護民營資本的產權和利益。（表格來自國家統計局官網）

全國人大代表萬連步：加強現代農技推廣 促進精準扶貧

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關鍵是讓農民掌握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用產業引導實現其內生式脫貧。

2017年兩會上 ， 全國人大代表、國家緩控釋肥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金正大生態工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萬連步表示，做好現代農業生產技術推廣，促進農業新技術、新產品落地，不僅對實現我國農業現代化，而且對我國脫貧攻堅任務的如期完成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萬連步提交的建議中提到，當前，我國貧困地區農技推廣資源不足，農技推廣人員缺乏，貧困農戶對農業技術推廣接受程度較低，適應貧困地區特色產業的實用性技術和產品供給不足。

萬連步稱，由於當前我國農業科技研發還沒有形成市場導向的機制，導致了農業科技整體發展迅速但實用性技術卻供給不足的問題。特別是偏遠貧困地區多是高原丘陵溝壑地區，適合發展的農業產業多是量少且種植難度高的經濟作物，對這類區域性的、單一作物的技術研發還不足，技術集成度、一體化也不高。一些農業技術還缺乏配套的新型農資及裝備，加之傳統農技推廣服務，只重視產前、產中的技術推廣服務，而忽視產後的跟蹤服務，也使得農業技術的推廣效果不理想。

萬連步建議，在現代農業技術的推廣過程中，應堅持“一主多元”的推廣體系，鼓勵各類推廣主體廣泛參與、分工協作，加大對涉農企業特別是龍頭企業的支持力度，發揮其技術與服務優勢。政府落實資金扶持、稅收減免、信貸優惠等政策措施，理順體制，形成農技服務合力。

萬連步還建議，要發揮涉農企業技術與服務優勢，加強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訓。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政企合作共建“農民田間學校”等方式，分產業、分類型、分層級、分模塊實施培訓，實現精準培訓。幫助貧困農戶掌握先進實用的技術，發展各類特色產業，實現精準脫貧。

此外，脫貧攻堅離不開產業發展，產業發展離不開現代農技推廣。為了確保農業技術能夠持久穩定的推廣下去，萬連步建議農業部加大對農業技術推廣資金、設備和人才的投入力度，特別是在條件艱苦、設施落後的貧困地區。對多元推廣主體進行農技推廣服務的，應建立監督機制，對資金的流入、人員的績效、推廣的成效等進行監督，保證物盡其用，人盡其職，齊心協力共同完成農業技術推廣工作。同時，加強對《農技推廣法》等相關涉農法律的執行監督力度，對於部分地區執行落實不到位的應要求其整改，保證我國農業技術推廣工作的順利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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