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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新支点:五大电力密集分拆新能源资产上市

http://www.21cbh.com/HTML/2010-12-7/yNMDAwMDIwOTYyNQ.html

继2009年12月10日国电集团下属新能源平台——国电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916.hk,下称“龙源电力”)在港上市之后,2010年12月6日,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00958.hk,下称“华能新能源”)正式招股,迈出了赴港上市的“最后一步”。

而大唐集团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01798.hk,下称“大唐新能源”)也将于12月7日正式招股。至此,五大电力集团中已有三家将新能源分拆上市。

剩下两家——华电集团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虽然没有明确上市时间表,但本报记者获悉,华电集团已经通过福新能源有限公司整合了新能源资产,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则在香港控股了一家壳公司,计划将新能源资产分批注入。

“在五大电力企业的业务版图上,新能源正摆脱原来的配角地位,”能源专家林伯强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随着火电业务瓶颈日益凸现,新能源资产正在成为电力巨头们重要的效益增长点和新的融资支点。”

密集上市

12月6日,华能新能源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公司自即日起招股,招股价在2.98港元—3.98港元,拟发行24.9亿股股份,拟集资74.2-99.1亿港元。


作为华能集团旗下子公司,华能新能源主要业务为风力发电,其战略投资者包括国家电网、淡马锡控股及中银集团等。

据一位接近华能集团的人士称,华能集团早在几年前就开始筹划新能源公司分拆单独上市,但受制于当时国资委希望央企实现整体上市的大思路而搁置。在去年国电电力旗下龙源电力在港IPO获得巨大成功后,华能迅速启动了新能源公司的上市工作。

几乎同时上市的大唐集团新能源资产,今年7月刚刚把大唐集团公司旗下除上市公司之外的风力发电资产整合成了大唐新能源股份公司。

接近承销团的人士透露,大唐新能源招股价介于2.33-3.18港元,将发行约21.43亿股,计划募资68亿港元。战略投资人包括中铝海外控股公司、鞍钢集团香港子公司、长江电力、国家电网国际发展公司等。

实际上,华电集团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的新能源资产证券化也是指日可待。

据华电集团旗下新能源子公司总经理方正近期在参加论坛活动时表示,华电新能源公司的上市工作正在紧张准备中,时间定在明年,地点依然是香港。方正表示,华电已计划将福建省境内的水电资产注入该公司,这将为华电新能源带来约4亿元以上的利润。

五大集团中唯一没有将新能源资产单独上市计划的中电投集团,实际上已先行一步。

早在2007年底,中电国际就收购了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并将其改名为中国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中电投已实现对该上市公司的控股,未来将把旗下新能源资产注入到该公司中。

扎堆港交所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已经完成和即将实现上市的国电、大唐和华能中,几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香港作为其新能源资产证券化的“目的地”。

对此,国金证券新能源行业分析师张帅表示:“这主要是香港的资本市场更为灵活,而且对新能源产业认可度也很高。”

“在香港上市,监管审核较快,而且融资频率和次数的限制少。” 张帅说。

据已经公开信息,2009年龙源电力上市时,融资目标仅为100亿,最终超额募集到177亿元,创下中国电力企业境外首次公开发行融资额最大、市盈率最高等多项第一。

一 位投行人士则对记者解释称,新能源产业还处于新兴发展状态,目前利润还不高,且盈利不稳定,而国内A股上市有连续3年盈利等要求,对于新能源企业来说很难 达到要求。此外,这些央企的新能源子公司往往是集团业务重组而成的,在A股市场涉及重大业务重组的公司短期内不能上市,而在香港H股上市则不受这些限制。

一 位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则认为,在电价机制没有理顺的情况下,电力集团用传统能源资产融资难度较大。而在华能新能源和大唐新能源之前,龙源电力、新天绿色能 源等以风电为主的新能源企业在香港上市后,融资情况不错,显示出资本市场对香港上市的清洁能源的需求要高于内地火电资产。

做大新能源

本报记者了解到,国电、大唐、华能作为五大电力集团新能源资产上市的先行者,同时也恰好是我国风电投资运营企业的前三甲。其中,国电集团目前风电装机约为560万千瓦、大唐集团风电装机约为300万千瓦、华能集团风电装机186.2万千瓦。

“当初,几大电力巨头发展新能源,出发点大多是出于获得更多火电项目的目的,因为国家规定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必须在本企业的电源结构中达到一定的比例。而到现在,几大电力集团已经开始将新能源作为一个独立的重要产业来运作。”林伯强说。

目前,酝酿一年多的《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已上报至国务院。根据上述发展规划,初步计划到2020年中国风电装机要达到1.5亿千瓦,生物质发电达到3000万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要达到2000万千瓦。

大唐新能源公司总经理胡永生表示,大唐新能源公司目前已在内蒙古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在役风电场——赛罕坝风电场;在上海建成了国内首个海上风电场——上海东大桥海上风电场;并把内蒙古东山风电场建成了国内首家电网友好型风电场。

华能新能源总经理赵世明表示其正在加拿大、新西兰等地进行风场前期研究,物色海外并购机会。另海上风电方面则已有2000万千瓦的项目进行测风,太阳能方面则正进行13个前期准备工程。

“从长远来看,新能源的成本将越来越低,而传统火力发电的成本则越来越高。对于处在原料和电价夹缝中的五大电力集团来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已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林伯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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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MH的中國支點

http://www.p5w.net/newfortune/fmgs/201104/t3546837.htm

 伯納德·阿諾特併購打造奢侈品帝國
LVMH的中國支點

  作為奢侈品世界「第一勢力」LVMH的掌門人,伯納德·阿諾特的精於算計眾所周知。儘管對奢侈品牌有著狂熱的愛好,但不等到經濟低谷或者品牌估 價處於低位時,鮮有出手。正是由於踩准了上世紀90年代兩輪經濟衰退的時點,阿諾特領導下的LVMH才得以成就今天的龐然大物,並實現酒水飲料和服飾皮具 兩強並舉的格局。然而,這一次他並沒有耐心地等到「便宜」的時機,迫不及待地以高溢價及對寶格麗家族的種種優惠條件將全球第三大珠寶商寶格麗納入版圖。阿 諾特的慷慨大方緣何而來?
財報顯示,在集團內成立時間最短的鐘錶珠寶業務部門,論收入、經營利潤和品牌檔次均處於墊底的位置,然而其經營利潤 水平卻僅次於酒水飲料和服飾皮具兩強,且還具有明顯的提升空間。寶格麗的加入不僅能增強「短板」實力,還能填補塔頂的空白,完成阿諾特的鐘錶品牌金字塔, 繼而以更為均衡的集團業務來平滑經濟週期風險——而這正是「每有危機發生,LVMH的市場份額總會有所提高」的根本前提。此外,考慮到鐘錶珠寶業務是中國 奢侈品消費市場中增長最快的部分,加上寶格麗在中國的品牌號召力,中國無疑將成為阿諾特打造集團業務第三極的最佳跳板。

  一貫精於算計的LVMH集團總裁伯納德·阿諾特(Bernard Arnault)突然大方出手。
2011年3月7日,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團路易威登-酩軒(LVMH)豪擲37億歐元,收購意大利高檔鐘錶及珠寶商寶格麗(Bvlgari)。LVMH 將發行1650萬股,換取其經營家族持有的1.525億股寶格麗股份,從而購入後者50.4%的股權,寶格麗相應獲得價值19億歐元的LVMH股份,此後 LVMH將以每股12.25歐元收購寶格麗餘下股份。塵埃落定,已經坐擁LV、Fendi、嬌蘭香水、軒尼詩(Hennessy)等逾60個品牌的阿諾特 奢侈家族中又添一顆意大利「明珠」。而此前的20年,阿諾特已經通過不斷地收購,將LVMH成功推向市值逾530億歐元、年銷售過200億歐元、淨利潤超 30億歐元的奢侈品世界「第一勢力」(表1)。 


以往眾多的案例為證,阿諾特對狩獵奢侈品牌從來都耐心十足,不等到經濟低谷或者品牌估價處於 低位時,鮮有出手,收購Loewe如此,收購Fendi也不例外。在將寶格麗收入囊中之前,他已心心唸唸「追求」了10年,但這一次他並沒有耐心地等到 「便宜」的時機,直接以高價及對寶格麗家族的種種優惠條件,迫不及待地將其納入LVMH的版圖。阿諾特收購策略突然轉向的原因,是在中國奢侈消費的強大張 力下,順勢打造集團盈利的第三級。

  築建集團業務「金三角」
  讓阿諾特一改往日作風,豪取意大利「明珠」寶格麗的理由,其實很簡單—阿諾特十分需要以寶格麗拉升LVMH鐘錶珠寶業務的規模與影響力,並與酒水飲料和服飾皮具構成更加牢靠的「金三角」。

  十分需要寶格麗
  為了與寶格麗協商簽約事宜,阿諾特缺 席瞭解聘設計師加利亞諾(John Galliano) 的首場迪奧(Dior)秀,奔赴寶格麗的總部所在地羅馬。簽約當天,寶格麗的市值為23億歐元,按收購價格計算,LVMH支付的溢價高達六成,相當於寶格 麗EBITDA(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的27倍,EBIT(息稅前利潤)的40倍,是LVMH自身市盈率的兩倍。而1999年收購豪雅(TAG Heuer)時,LVMH支付的溢價不到一成。除在收購Fendi時成交金額高達後者當年銷售額的8.5倍,LVMH幾乎從未開出過如此優厚的條件(表 2)。


不僅如此,獲得 LVMH 3%股權的寶格麗家族 (Bulgaris)成為阿諾特及其親屬之後集團的第二大股東,並且在董事會擁有兩個席位,而原來擔任寶格麗CEO一職的家族成員也將出任LVMH新的鐘 錶珠寶業務部主管。要知道一向奉行「生猛收購、鬆散管理」的阿諾特,為了確保自己在這一模式中的核心地位,在併購或控股中一貫以現金支付,鮮以股票充抵, 因此至今還持有著LVMH集團46.5%的股份。
對於寶格麗這個具有127年歷史的全球第三大珠寶商,阿諾特的慷慨大方一覽無遺。這與其所擅 長的在經濟低迷時出手、最小代價收購的策略背道而馳(詳見本刊2008年2月號《LVMH:併購大王》)。正是由於踩准了上世紀90年代兩輪經濟衰退的時 點,阿諾特領導下的LVMH才得以成就今天的龐然大物,並實現酒水飲料和服飾皮具兩強並舉的格局。對此,阿諾特自己曾承認:「每有危機發生,LVMH的市 場份額總會有所提高」。最近的例證,他用來「偷襲」愛馬仕的股票掉期也是在經濟危機正酣之時的2008年與三家銀行共同完成的。除了能夠壓低收購對價的低 迷經濟,阿諾特也擅於抓住品牌經營家族最薄弱的時刻,類似新老交替或股份轉換都成為他出手的良機。
對比寶格麗被收購前的條件,顯然哪一條也不成立。但是,經驗老道的阿諾特雖然也有失手的時候,肯定不願意做虧本買賣。到底是什麼讓阿諾特一改往日作風,豪取意大利「明珠」。理由似乎很樸素,阿諾特十分需要寶格麗。

  打造鐘錶珠寶新支點
  1984年,阿諾特從美國失敗的 家族事業中鎩羽而歸,成為了法國一家奢侈品公司的CEO,就此與這個行業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投入家族的1500萬美元,又說服法國老牌銀行Lazard出 資8000萬美元,收購了即將破產的法國紡織品集團Boussac,隨即剝離了該集團原來的大部分業務,僅留下了核心品牌迪奧(Christian Dior)。以此為跳板,阿諾特在1987年通過低價買入股票,一舉拿下LVMH,並促成旗下的Louis Vuitton與酩悅軒尼詩(Moet Hennessy)合併,開始了他長達20年的奢侈品牌狩獵之旅。在這個過程中,阿諾特有別於法國傳統商人、極具進攻性的處事方式,讓他飽受詬病,也因此 獲得了一個外號:「披著開司米衫的狼」。
當然,這並不能阻擋阿諾特蒐集奢侈品牌的步伐。如今的LVMH不僅在市值、收入和淨利潤各方面稱霸同 行,並且還是業務範圍最廣的綜合集團,涵蓋酒類、皮具、服飾、香水、化妝品、鐘錶、珠寶、零售等幾乎所有主要的細分行業,更是三大奢侈品集團中唯一一個 「兩條腿走路」的集團,酒水飲料、服飾皮具兩類業務貢獻了集團收入的五成和經營利潤的八成,旗下擁有包括LV、唐培裡儂香檳(Don Perignon)和軒尼詩三個王牌。相比之下,歷峰八成收入來自鐘錶珠寶業務,核心品牌只有卡地亞,而PPR的奢侈品業務Gucci集團則完全依賴於 Gucci品牌(66%)。
金融危機來襲時,阿諾特一手打造的多元化架構抵抗風險的能力更強。2008年,集團服飾皮具和化妝品業務的增長彌 補了酒水飲料和鐘錶珠寶的損失,使當年收入和經營利潤水平分別小幅增長了4.3%和2.1%。到了2009年雖然頹勢難擋,但其下滑的幅度基本都小於主要 競爭對手(表3、表4)。這種「全面開花」的打法所帶來的相對穩定的業績表現,正是阿諾特在危機時總能抓住機會、擴張規模的基本前提。
從這個 意義上來理解,阿諾特之所以一改過去的收購風格,豪取寶格麗,似乎有著尋求集團業務更為均衡發展的盤算,希望在酒水飲料和服飾皮具之外將鐘錶珠寶業務打造 成集團的第三極。儘管鐘錶珠寶一貫是LVMH的「短板」,但其經營利潤水平卻在五大業務中排在第三位,略優於香水化妝品和零售(圖1)。而且,後兩個板塊 的經營利潤水平已經高於同業,提升空間有限。以化妝品上市公司為例,除了包含低端消費品牌的歐萊雅經營利潤率在15%以上,同樣走高端路線的雅詩蘭黛 (Estee Lauder)和伊麗莎白·雅頓(Elizabeth Arden)的表現還不及LVMH (圖2)。相反,斯沃琪和歷峰的鐘錶珠寶業務經營利潤率分別穩定在20%和25%左右(圖3),且在金融危機之前,寶格麗的經營利潤水平也多在15%以 上。通過與寶格麗聯手形成更大的集團化優勢、提高盈利能力,進而形成鐘錶珠寶、酒水飲料和服飾皮具的「金三角」似乎完全合乎邏輯。


事實上,儘管鐘錶珠寶業務的基數較小,但從LVMH鐘錶珠寶業務部門成立的第一個完整財年 2000年到2010年,其收入4.8%的年複合增長水平僅略低於集團的5.8%,而8.1%的經營利潤增長基本與集團相當(8.2%)。並且,鐘錶珠寶 業務部門的投資額年複合增長水平遠高於集團和其他業務部門(圖4)。對極富耐心的阿諾特來說,也許只是在等待眼下這個最合適的機會,一擊即中。

  增強「短板」實力,
搭建品牌金字塔
  顯 然,眼下就是阿諾特認為的最佳時點。貝恩諮詢(Bain & Co)的調查顯示,鐘錶珠寶已經佔到了全球奢侈品消費的19%,市場環境已然成熟。如同之前絕大多數被相中的奢侈品牌一樣,這一次,阿諾特並沒有費太大的 周折就如願以償。20年的不斷實踐足夠讓阿諾特練就一身相當嫻熟的品牌收購和運作功夫。在「只要最高貴」 的收購原則指導之下,阿諾特將眾多奢侈品牌招入麾下,並且在每個細分行業裡排兵佈陣,搭建品牌金字塔。如今,他又打算在鐘錶珠寶領域如法炮製一番。
1999年年底,阿諾特先後拿下了豪雅, 玉寶(Ebel)和真利時(Zenith)三個鐘錶品牌,四季度又收編了法國珠寶尚美(Chaumet),這樣加上之前收購的兩個鐘錶品牌(現已歸入迪奧 鐘錶旗下),鐘錶業務部門正式宣告成立。隨後一年,LVMH與鑽石商戴比爾斯(De Beers)創立了合資公司。此後近10年間,阿諾特在鐘錶珠寶業務上一直鮮有大動作。直到2008年,在提出要通過內生增長和外部兼併兩方面做大部門規 模的計劃後,恆寶(Humlot)成了他的首個獵物。
作為集團內成立時間最晚的業務部門,截至2010財年,鐘錶珠寶業務的收入也不足10億 歐元,對集團的收入貢獻僅為5%,經營利潤貢獻水平更是只有3%, 均處於「墊底」的位置(其他業務除外)(圖5、圖6)。相較之下,寶格麗的年銷售額中約五成來自珠寶,另有1/4由鐘錶貢獻, 2010財年收入逾10億歐元。換句話說,收購寶格麗完成後,LVMH的鐘錶珠寶業務收入將提升近八成至18億歐元,對集團收入的貢獻也將上升至逾8%。


不過,阿諾特相中寶格麗,絕不僅僅是出於規模擴容的考慮。收購寶格麗前,LVMH2010年 鐘錶珠寶業務收入只分別相當於斯沃琪和歷峰的1/5和1/4,即便是與獨立品牌勞力士相比,也只有其1/3, 僅略大於百達翡麗(圖7)。 而且,從品牌定位來看,不管是價格檔次還是消費者認可度,LVMH也都遜色於競爭對手。


與集團內服飾皮具和香水化妝品等部門頂級品牌云集對比鮮明,鐘錶珠寶部門旗下的鐘錶品牌不僅 數量少、無法形成集團優勢,並且三大品牌豪雅、恆寶和真利時均不足以位居行業內的最高端,集中在2000-10000歐元的價格定位與江詩丹頓、卡地亞和 歐米茄形成直接競爭。相反,包括斯沃琪、歷峰和PPR在內的奢侈品集團均擁有最高端的鐘錶品牌,尤其是以鐘錶為主打的斯沃琪和歷峰,金字塔型的產品佈局早 已構建完成。而寶格麗所擁有的 Daniel Roth和Gerald Genta兩個鐘錶品牌則正好可以填補塔頂的空白,完成阿諾特的鐘錶品牌金字塔(表5)。


金融危機顯然讓阿諾特充分感受到了卡位缺失的切膚之痛—不僅讓LVMH在與同業競爭時處於不 利地位,並且也讓 「熊市中更熊」的行業典型特徵更容易被放大(詳見本刊2010年2月號《國際鐘錶巨頭中國攻略:渠道控制與品牌運作》)。2008、2009年,LVMH 鐘錶珠寶業務的收入和經營利潤都出現明顯下滑,受挫程度遠勝於斯沃琪和歷峰。2008年,收入維持了逾5%的增速,但2009年的規模萎縮超過13%,這 兩年的經營利潤增速更是分別下跌16.31%和46.61%(表6)。


對此,華爾街賣方研究機構Bernstein的解釋是,如同其他奢侈品種類一樣,當經濟不景 氣來襲時,不管是消費者還是零售商在選擇購買品牌時都會更加的保守,對最高端品牌的趨向性更強,而加快遠離非最高端。與佔據鐘錶最高端品牌的斯沃琪、歷峰 相比,LVMH的鐘錶珠寶業務在經濟低迷時自然也就受到更大的打擊。

  奢侈鐘錶消費的中國風潮
  過去10年,鐘錶珠寶收入亞洲地區的年複合增長率要高於其他區域,中國市場的表現尤為突出。憑藉寶格麗,LVMH在獲取珠寶鐘錶領軍品牌的同時,也可借力其在中國的渠道佈局,分享中國鐘錶珠寶市場的高速增長。

  與剛剛過去的本輪金融危機相比,世紀之初的經濟衰退讓阿諾特吞下了更大的苦果,幾乎使得LVMH顆粒 無收,淨利潤從2000年的7.2億歐元暴跌至區區1000萬歐元,但阿諾特也因此加快了把旗下王牌、尤其是LV推銷到更多國家的步伐,以新興市場的強勁 增長來彌補歐美成熟市場的衰落。而這一次,阿諾特似乎打算以寶格麗在中國的品牌號召力為旗幟,借助中國奢侈品消費市場中增長最快的鐘錶珠寶業務,讓中國成 為打造集團業務第三極的最佳跳板。
中國已經從奢侈品市場的新生力量迅速成長為中流砥柱,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是未來LVMH未來發展的主要動力,對於這一點,阿諾特顯然沒有半點質疑。「對我來說,現在中國是全球最有意思的地方,每年我都要去兩三次,那裡有許多人排隊等著加入奢侈品消費者的大軍」。
貝恩諮詢的研究也指出,過去典型的奢侈品消費者是年長的歐洲或日本女性,而現在則變成了來自中國的年輕男性。考慮到男性通常把手錶作為身份的第一象徵, 這對鐘錶市場是一個重大利好。來自瑞士鐘錶聯合會的數據頗能證明中國鐘錶市場的能量。2008年,中國香港首次登上了瑞士鐘錶出口地區(國家)排行榜的首 位,當年成交金額接近27億瑞士法郎,到2010年其與第二位美國的差距已經增加至15億瑞士法郎。而中國內地市場則在2010年以近11億瑞士法郎的成 交額成為瑞士鐘錶的第四大出口國,與2003年的2億瑞士法郎相比,翻了5.5倍(圖8)。2009年,鐘錶成為了中國市場上消費額僅次於香水化妝品的奢 侈品,而貝恩更據此預計其未來兩年的年複合增長將高達35%,遠遠領先於排在其後的手袋20-25%的增幅。


基於中國鐘錶市場強勁的增長表現和發展潛力,各大品牌使出渾身解數討好中國買家。歐米茄大中 華區總裁盧克勤(Kevin Rollenhagen)在接受《新財富》採訪時就曾指出,早年歐米茄的男款手錶很少有帶鑽的款式,但在中國,「歐米茄銷售的手錶中鑲鑽的比例非常之 高」,因此,為了順應中國消費者對鑽石的偏愛這一需求,歐米茄在基礎系列中加入了更多的鑲鑽款。事實上,已經有一些歐美的鐘錶業者開始對未來高端鐘錶業發 展不均衡憂心忡忡,擔心這個古老的行業會變成一門純粹的「中國生意」。
對於雄心勃勃的阿諾特來說,顯然不希望錯失這一良機;或者說,希望在 未來更好地利用這樣的機會。因為,儘管就集團整體而言,LVMH的中國策略謂為成功, 歐美亞的「三足鼎立」早在數年前已經成型(圖9),而鐘錶珠寶收入亞洲地區過去10年的年複合增長率也要高於其他區域,但受先天不足的影響,鐘錶珠寶業務 並未像其他部門一樣充分分享中國奢侈品市場快速成長的果實。


歷峰的王牌卡地亞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在中國市場上搶得了先機,但阿諾特麾下的鐘錶珠寶業務 由於成立較晚,豪雅和迪奧鐘錶都在2002年才在中國開出了首家專賣店,2010年恆寶才繼續跟進。規模較小再加上「遲到」因素,後果直接反應在集團收入 對亞洲地區的依存度。世紀之初,亞洲地區對集團收入的貢獻就已近四成,而LVMH鐘錶業務的貢獻度僅為10%。最近三年,歷峰的年銷售中約有超過三成來自 除日本以外的亞洲國家和地區,擁有「倒金字塔」型品牌格局的斯沃琪2010年更有34%的收入由大中華地區貢獻,相形之下,日本以外亞洲國家和地區對 LVMH鐘錶珠寶業務的貢獻剛剛過了兩成(表7)。


從品牌影響力來看,在過去四屆新財富資本圈最推崇的奢侈品牌排名中,所有LVMH所涉及的門 類中,鐘錶類的表現是最差的,只有豪雅在2008年首屆評選中躋身第九名,其他三屆阿諾特的鐘錶品牌均榜上無名。相比之下,寶格麗雖然在2003年才正式 進入中國市場,但2008年已經當選珠寶類的第七名,2011年的第四屆評選中,珠寶類的LV和戴比爾斯擠入了前十,但表現仍不及寶格麗。並且,寶格麗在 中國市場上從一開始就堅持以開直營店為主,除了主要城市之外亦已進入蘇州等二線城市,自主渠道搭建初見成效。這些在阿諾特眼中都是極有價值的「資產」,它 們將更好地幫助LVMH分享中國奢侈品市場、尤其是鐘錶珠寶業務的快速成長,並以此為支點,撬動整體集團業務,並將這種效應放大至與其他奢侈品牌的全球競 爭中。


捕手阿諾特
  阿諾特的奢侈品牌狩獵術並不是每次都能成功,但LVMH無疑是迄今為止在奢侈品的商業化上最為成功的案例。

  阿諾特收購寶格麗的如意算盤看上去確實很美,不過對於他為此所付出的代價,市場並不是只有一面倒的贊 同聲音。畢竟,阿諾特的收購紀錄上並非沒有敗筆。除了眾所周知的收購Gucci未遂之外,他也買入過「燙手山芋」。在阿諾特與PPR總裁弗朗索瓦·皮諾 (Fran??ois Pinault) 因爭奪Gucci的「手袋大戰 」而結下樑子的前一年,後者收購了佳士得拍賣行(Christie's)。此後,阿諾特拿下蘇富比(Sotheby's)的願望再次落空。1999年,退 而求其次,他頗為意氣用事地用9700萬美元買下了與前兩大拍賣行規模相差懸殊的老三菲利浦斯 (Phillips auction),並在隨後更名為 Phillips de Pury & Company。適逢911事件的打擊,短短三年後,阿諾特將其轉手,虧損甚巨。此外,於2009年申請破產的 Christian Lacroix當年也是阿諾特的主意,他試圖通過高級訂製服裝來帶動品牌的成衣銷售。在證明這招不太管用後,阿諾特同樣將其捨棄。
不過,看看 阿諾特一手養大的LVMH上市至今的10多年裡,股價翻了一番有餘,而同期的富時100指數(FTSE 100)則幾乎原地踏步,阿諾特顯然自有其高明之處(圖10)。他的奢侈品牌狩獵術並不是每次都能成功,但LVMH無疑是迄今為止在奢侈品的商業化上最為 成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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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海上戰略支點投資前瞻

來源: http://www.gelonghui.com/portal.php?mod=view&aid=1997

本帖最後由 晗晨 於 2015-4-13 10:56 編輯

“一帶一路”海上戰略支點投資前瞻


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 管清友


民生證券研究院咨詢部 張媛、伍艷艷、田銘


聯系人 張媛[email protected]


報告摘要:

按照一帶一路願景規劃,天津、廈門等16個港口城市被定義為“一帶一路”海上戰略支點,這將為上述港口城市迎來前所未有的重大機遇。以現有經濟規模預計,若中國貿易占全球貿易比重提升1個百分點,將給港口經濟帶來接近3萬億的貿易增量,而一帶一路16個戰略支點有望首先獲益。

目前“一帶一路”港口投資熱情高漲。根據各地一帶一路投資項目統計,未來計劃開工的港口水利項目投資總額將到達1765.92億元,占“一帶一路”計劃總投資額的16.95%,僅次於鐵路建設投資。16個戰略支點相關投資計劃至少278億元,其中最多的是青島港。從三大港口群劃分看,環渤海港口群的投資熱情最高,統計到的計劃投資規模達到139億元;其後依次是珠三角港口群和長三角港口群。在一帶一路激活港口經濟背景下,環渤海港口群因後發優勢較強、經濟效率較低而地方投資積極性較高,未來改善空間或將最大。

正文:
一、“一帶一路”海上戰略支點定位地圖

按照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的一帶一路願景規劃,“加強上海、天津、寧波-舟山、廣州、深圳、湛江、汕頭、青島、煙臺、大連、福州、廈門、泉州、海口、三亞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設”。剔除貨物特征並不顯著的三亞,並根據一帶一路四大經濟走廊走向,加入連雲港和日照港後,重點關註一帶一路16個海上戰略支點港口城市。



我們將上述16個海上戰略支點分為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三大港口群,每個港口群從地圖上看功能定位不同,輻射區域存在顯著差異。單個港口應在各自港口群中找準自己的低位和比較優勢,才能在一帶一路戰略中脫穎而出。




1、環渤海港口群:中蒙俄經濟走廊與新亞歐大陸橋經濟帶交叉,助力京津冀一體化戰略


環渤海灣港口群是以大連、天津、青島為核心、煙臺為輔的“三大一小”港口群。2013年,港口群貨物吞吐量達到19.54億噸,對應的經濟腹地經濟規模(GDP)144780億元,占全國的24.6%。環渤海港口群不僅受益於“一帶一路”中蒙俄經濟走廊、新亞歐大陸橋經濟帶交叉影響,其內陸經濟腹地正在推進的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天津自貿區、中韓自貿區、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的建設都將給予港口經濟發展更大的動力。

2、長三角港口群:新亞歐大陸橋經濟帶直接出海口,長江經濟帶龍頭



長江三角洲港口群已經形成圍繞建設以上海為中心、江蘇浙江為兩翼的國際航運中心的格局,囊括了上海、連雲和寧波-舟山重要港口。2013年,港口群貨物吞吐量16.9億噸,對應的經濟腹地經濟規模(GDP)118332億元,占全國的20.1%。長三角港口群地處長江經濟帶龍頭城市,與“一帶一路”新亞歐大陸橋經濟帶對接,是貫穿海上和內陸運輸的核心地帶。

3、珠三角港口群:對接中南半島經濟走廊,毗鄰馬六甲海峽



珠江三角洲港口群以福建、廣東、廣西和海南為主體,是擁有港口個數最多的港口群,包括了泉州、廈門、福州、廣州、汕頭、深圳、湛江和海口等港口。2013年,港口群貨物吞吐量13.8億噸,對應的經濟腹地經濟規模(GDP)101479億元,占全國的17.3%。該港口群對接“一帶一路”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與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北部灣經濟圈、海西自貿區和福建自貿區的建設密切相關。





二、國際收支再平衡,3萬億貿易增量激活港口經濟



從國際收支平衡表視角看,一帶一路很可能開啟繼80年代基本平衡、90年代資本賬戶盈余、00年代經常/資本賬戶雙盈余後再平衡時代。由單純的商品出口到未來的資本帶動商品輸出,中國制造的競爭力有望進一步增強,港口經濟或將迎來第二春。



1、資本帶動商品,中國國際收支邁入再平衡時代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造的國際貿易交往經歷了三個時代。第一個時代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前,國內市場逐漸開放但雙軌制下人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仍處於探索階段,對引入外資仍存在較大爭議,因此這一時期無論是資本賬戶還是經常賬戶均處於基本平衡。第二個時代是1992年小平南巡之後到2001年,市場地位得到初步確認,外資開始大量湧入使中國資本賬戶盈余迅速擴張。1993年中國資本和金融賬戶盈余達到234億美元,1992年的資本凈流入為-2.5億美元。改革紅利極大釋放生產力、國內市場逐漸出現供過於求並在90年代中後期出現了“縮漲”,但此時中國的出口市場尚未得到有效打開,經常賬戶略有盈余但規模較小,平均約為300億元美元。第三個時代是2001年以後,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的產能收縮告一段落,在入世的制度紅利和人口紅利疊加的影響之下,中國制造開始大規模湧出國門走向世界,世界對中國經濟的持續看好亦吸引FDI持續流入,國際收支賬戶表現為經常賬戶、資本賬戶雙盈余。



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很可能改變這種局面。從美國馬歇爾計劃的歷史經驗看,美國通過該計劃後國際收支平衡表從二戰前的雙盈余迅速轉為了再平衡。1947年4月美國為幫助歐洲複興、抵禦蘇聯,通過馬歇爾計劃。在該計劃下,美國將其黃金儲備的2/3借給西歐國家,讓他們“定向”購買美國的技術、服務與商品,順利將美國過剩產能轉化為國家債權。從美國的國際收支賬戶上能看到,在馬歇爾計劃執行後的十多年時間里,美國基本上保持了經常項目順差而資本項目逆差的平衡局面,即一方面保持了制造業的出口競爭力(貿易順差),另一方面又順利將賺取的經常賬戶順差變成了對外債權。



我們認為,隨著“一帶一路”戰略進入落實階段,一帶一路戰略有可能像美國馬歇爾計劃一樣,幫助中國從資本和貿易賬戶雙盈余時代轉向資本賬戶赤字、經常賬戶盈余的再平衡時代。由單純的商品出口到未來的資本帶動商品輸出,在化解當前國內過剩產能同時,中國制造的競爭力有望進一步增強。



2、外向經濟深化,港口迎來第二春



目前中國已經世界公認的貿易大國,根據世行數據,2013年中國進出口總額達到46441億美元,僅次於美國的50326億元,位居世界第二。目前中國全球貿易的比重首次突破10%,但是這絕不是意味著中國貿易已經觸及絕對的天花板。



從美國馬歇爾計劃和日本列島改造計劃的經驗看,在這兩個國家外向型戰略推出之後,兩國的對外貿易都再次換發了活力,出口競爭力明顯增強。美國自馬歇爾計劃後國際貿易競爭力不斷上升,在頂峰時期的上個世紀60年代,占全球貿易的比重接近16%。日本自1970年推出列島改造計劃後,占全球貿易的比重在1984年頂峰時達到7.6%,比1970年的5.4%提升了2個多百分點。



隨著“一帶一路”資本帶動商品出口,中國有望加速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全球貿易占比有望進一步提升。以現有經濟規模預計,若中國貿易占全球貿易比重提升1個百分點,將給港口經濟帶來接近3萬億的貿易增量,而一帶一路16個戰略支點有望首先獲益。




三、港口投資熱情高漲,環渤海潛力最大



1、一帶一路港口水利投資超1700億元,三大港口群環渤海投資熱情最高



“一帶一路”戰略為港口的建設發展打開了一扇大門。鑒於港口的特殊地理位置,無論是京津冀一體化、長江經濟帶、自貿區、各經濟圈的建設,還是未來PPP、亞投行的建設項目都將促進港口經濟的發展,帶動區域經濟發展。



根據各地一帶一路投資項目統計,未來計劃開工的港口水利項目投資總額將到達1765.92億元,占“一帶一路”計劃總投資額的16.95%,僅次於鐵路建設投資,海上戰略支點的重要程度和投資熱情可見一斑。16個海上戰略支點城市中,青島港、廣州港、大連港的計劃投資規模較大,分別達到72.7億、55.5億和42.2億元。從三大港口群劃分看,環渤海港口群的投資熱情最高,統計到的計劃投資規模達到139億元;其後依次是珠三角港口群和長三角港口群。







2、腹地經濟增速分化,環渤海改善空間最大



2008年以來,環渤海港口群、長三角港口群和珠三角港口群經濟腹地的經濟規模不斷擴大。三大港口群經濟腹地的GDP在2014年分別達到154527億元、128803億元、111022億元。


我們認為,三大港口群中未來改善空間最大的是環渤海群。這是因為:



第一,從GDP增速上看,環渤海港口群GDP增速較高,但受經濟調整影響複蘇遲緩。三大港口群在2008年遭受全球金融危機後迅速回升,之後又在2011年出現大幅下降。2013年長三角港口群和珠三角港口群的GDP增速企穩回升,而環渤海港口群GDP增速卻呈下降趨勢。與長三角港口群和珠三角港口群相比,環渤海港口群的後發優勢更加明顯。



第二,環渤海港口群對地區經濟的貢獻度出現回升態勢。港口作為經濟腹地的貿易口岸,對地區經濟規模(GDP)特別是外向型經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采用單位GDP的貨物吞吐量來衡量港口對地區經濟的貢獻度。縱向看,除了環渤海港口群,其他兩大港口群的單位GDP貨運吞吐量自2009年以來普遍存下降趨勢,這與我國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外貿依存度下降密切相關,而環渤海港口群2013年的單位GDP貨運吞吐量出現回升,表明該區域外向型經濟活力有所恢複,對地區經濟的貢獻度有所增強。橫向看,環渤海港口群的單位GDP貨物吞吐量是三大港口群中最低的,港口發展潛力空間最大。



第三,環渤海港口群地方投資熱情較高(見前面的分析),基礎設施的改善有助於推動港口經濟的快速發展。






四、海上戰略支點四大發展前景



“一帶一路”戰略初期的戰略重點就是基礎設施建設,沿海港口的轉型升級也逐漸提上重要日程。我國沿海的港口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關鍵戰略支點,既是內陸廣大經濟腹地的輸出窗口,也是海外商品進入中國的重要門戶,其發展前景廣闊。綜合以上對三大港口群的地理、規模和投資項目研究,港口的未來發展前景至少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促進內陸經濟腹地和國際經濟區域的發展。“以港興市”乃至“以港興省”的發展規律具有實踐性的經濟意義。環渤海港口群的崛起將帶動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京津冀、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興盛,促進中韓自貿區、東北亞國際經濟圈等國際經濟區的迅速發展。長三角各港口的優勢互補將對上海、江浙的經濟產生引擎效應,促進上海自貿區、港口經濟圈、長江經濟帶等區域的資源整合。珠三角經濟區、北部灣經濟圈、港澳臺地區的經濟也將搭上珠三角港口群的快車,牽動與東南亞、東盟之間的互通互聯。



海陸聯運不斷完善,充分發揮國際航運功能。一方面,“一帶一路”重點省市積極推進海鐵聯運、江海聯運等物流運輸通道的建設與發展。青島市計劃依托港口、鐵路、公路,與煙臺、日照共同建設“V”形城際通道,同時打通濟青綜合運輸通道;上海港計劃由“點面線”發展成完善的物流網絡;寧波港口的海鐵聯運“批量中轉”模式也首次運行。另一方面,各省緊鑼密鼓地規劃港口的國際接軌。上海港積極加快建設上海國際航運中心,青島港將新增東南亞航線“高麗阿麗德拉”碼頭,寧波-舟山港將發起設立國際港口城市聯盟,廣州港發起與21個友好關系港口建立“海上港口聯盟”的倡議。中西部地區也加快新國際運輸通道的,如“鄭新歐”、“渝新歐”、 “義新歐”等開始運行。此外,港區與物流園區等經濟區域的聯動發展也被推上重要日程。連雲港正在推進上合組織太平洋西岸國際物流中心建設,以更好地為臨港工業及大宗海運貨物提供一體化服務。



搭海外投資的快車,實施港口“走出去”戰略。沿海港口在進一步發揮國際航運功能的基礎上,可以搭上海外投資的快車,實施港口“走出去”戰略。目前,招商局、中遠、中國港灣等傳統港口投資央企,以及青島港、北部灣港、上海港等地方港口運營商的海外投資拓展到荷蘭、意大利、新加坡、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希臘、比利時等國家的港口。此外,中國企業參與海外港口建設的方式不斷升級,從參與海外的碼頭、港口建設到現在努力爭取港口的長期特許經營權和港口股權。這有利於發揮我國港口建設和運營、設備制造等方面的優勢,推動中國企業多形式、多渠道“走出去”;同時借鑒海外航運中心先進的管理運營經驗和技術服務。

改進和完善航運的金融、法律、保險業等產業鏈。盡管我國沿海港口的硬件設施條件比較好,但航運服務等軟實力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我國港口以貨物運輸和造船為主,對經濟腹地的外貿實力和工業競爭力的依賴程度較高,並且港口吞吐量可持續性較弱。盡管我國港口在航運服務等軟實力方面與世界航運中心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我國港口的航運服務、航運金融、法律、保險業等產業鏈也會隨著各港口的協同發展和“走出去”不斷改進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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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專訪中國-中東歐基金董事長姜建清:打造“一帶一路”區域性支點

剛剛過去的2016年是中國與中東歐互動合作十分活躍的一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3月和6月分別出訪了捷克、塞爾維亞和波蘭;波黑和捷克等國舉辦多個“16+1”經貿和投資論壇;11月,“16+1”峰會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召開,峰會期間正式成立中國-中東歐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並由其發起設立了規模為100億歐元的中國-中東歐基金,計劃撬動項目信貸資金500億歐元,成為中國第一個政府支持的非主權類海外投資基金,也是“16+1”合作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和中東歐的經濟金融紐帶空前緊密背後,活躍著一個熟悉的身影——中國工商銀行原董事長、中國-中東歐金融公司(中國-中東歐基金)董事長、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院長姜建清。曾經一手打造和領導了“宇宙大行”的他,在功成身退後開始了“金融外交和實幹家”的新征程。

春節前,由中國-中東歐基金和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聯合發起設立的中東歐經濟研究所在上海正式成立,通過研究中東歐16國及相關國家的經濟、金融、產業、投資、貿易及人文和社會領域,為中國企業投資中東歐市場提供智力支持和科研服務。就中國-中東歐的合作和發展前景等問題,姜建清接受了第一財經的獨家專訪。

“中東歐16國中11個是歐盟國家,5個是歐元區國家。因此應該與歐洲整體研究結合起來,深刻認識到中東歐國家有別於‘老歐洲’的歷史、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獨特性,才能了解其差異性、多樣性政治、經濟政策的緣由。”姜建清如此表示。

中國-中東歐“新格局”

第一財經:大家一直在期待你離開中國工商銀行後的華麗轉身,現在謎底揭曉了。為什麽選擇中國-中東歐合作作為你下一個大的目標和方向?

姜建清:據中方統計,中國和中東歐16國貿易從2010年的439億美元已經擴大到2015年的562億美元,占同期中歐貿易額的9.1%。去年1-11月份雙邊貿易額便達到529億美元,由此可見,和中國與歐美的貿易情況相比,中國與中東歐的經貿合作逆勢增長明顯。

中東歐國家憑借獨特的區位優勢和良好的資源稟賦,始終在中國與歐洲大陸之間發揮著橋梁作用。在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中國-中東歐合作日趨成為區域合作的重要組成,更是響應“一帶一路”倡議、推進中歐合作發展的關鍵媒介。同時,中東歐國家與中國經濟特別是中國產業結構的互補性強,具備合作的內在驅動,有利於實現協同發展。雙方可在基建、裝備、新能源、消費等諸多領域開展對接,推動國際產能合作和優勢產業對接,進而帶動管理、技術、人才的充分交流,解決經濟、貿易、就業等領域的諸多問題。

第一財經:你在金融業深耕幾十年,打造了中國工商銀行這樣的宇宙大行。在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長期經貿和投資活動中,你的老本行金融將發揮怎樣的作用?

姜建清:中東歐國家市場化程度較高,法律監管體系繁複,環保和工會組織影響力大,無論是開展投資活動,還是提供融資支持,都面臨著較高的準入門檻。因此,必須通過創新金融服務模式,遵循歐盟的貿易投資規則,才能更好的與中國企業和資本攜手“走出去”,將廣闊的市場潛力、強大的制造能力和堅實的金融實力充分結合,達到互利雙贏的結果。

在2016年11月拉脫維亞舉辦的第五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議上,中國-中東歐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發起的中國-中東歐基金正式成立,李克強總理親自為金融公司揭牌。金融公司和基金致力於以商業化和互惠互利的金融模式撬動全球資本,吸引來自中國、中東歐16國、歐洲以及全球的合作夥伴共同參與。

通過全球資本嫁接和中國動力註入,搭建區域性的產業和資本平臺,提供領先的“投資+投行+商行”一體化金融解決方案。這是“全球化”和“金融創新”的一次重要實踐。

第一財經:中國經濟學界對中東歐國家其實並不陌生,這些國家就是所謂“轉型經濟體”。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學家在研究自身的轉型時,也深入研究和比較了這些轉型國家。當時的總體感覺是,中國的轉型比這些國家更成功。從今天的情況看,中東歐經濟體發展的瓶頸在哪里?

姜建清:從市場現狀看,中東歐迅速增長的發展渴求,面臨財政和金融資金短缺的制約。歐洲複興開發銀行和歐洲投資銀行每年能提供的債權和股權投資遠遠滿足不了中東歐國家的現實需要。該地區跨國直接投資與資本市場還處於發展初期。據歐洲私募和風投企業協會“投資歐洲”統計,2015年中東歐地區股權及風險投資整體規模僅16億歐元,以中東歐為主要投向的基金募資規模不足5億歐元。華沙證券交易所作為中東歐區域內最大的證券交易所,2015年一級市場首次公開發行募資規模4.4億歐元,二級市場股票日均成交量2.1億歐元,分別為總市值的0.2%和0.1%,融資能力和交易活躍度有限。

總體來看,缺乏國際股權投資人的關註,企業股權融資難,諸多產業投資機會乏人問津,既是制約中東歐快速發展的關鍵問題,也是市場開發的潛力所在。因此,結合中東歐的區域特征和發展訴求,創新金融服務模式,以商業化、市場化模式為主,以股權投資基金為突破口,帶動信貸資金跟進,帶動全球投資人關註中東歐市場。相信會逐步形成金融投入、市場開發和價值創造的良性循環。

第一財經:那麽,作為亞歐大陸經濟帶的重要組成,中東歐國家和中國合作共贏的區位優勢又體現在哪里?

姜建清:中東歐是全球新興市場的重要板塊,區位優勢明顯。作為亞歐大陸經濟帶的重要組成,中東歐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發揮著區域性支點作用。從地理位置看,中東歐處於歐盟一體化市場和俄羅斯、中亞地區的結合部,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向西延伸的必經之路。從經濟發展看,相比西歐市場,中東歐具有經濟活力強、勞動成本低、市場潛力大的優勢;相比俄羅斯、中亞地區,中東歐受益於歐洲產業升級和資本轉移,經濟轉型早、進展快,已建立起較為完善的市場機制和生產要素配置體系,市場發育更成熟,產品競爭力更強。從產業結構看,中東歐各國產業分布多元化,在資源、技術和管理等方面大都具有獨特的優勢,如:捷克、匈牙利的汽車制造業;匈牙利、斯洛伐克的電子產業;捷克、匈牙利、克羅地亞的旅遊業;波蘭、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的農業,均是所在國的支柱產業,也具有較高的外部市場競爭力。

在全球經濟複蘇緩慢的大背景下,中東歐經濟依然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2015年,中東歐16國的整體名義GDP為1.35萬億美元,位列全球第十二位,是歐盟區的8.3%,全球的1.9%。其中,波蘭、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的GDP增速均高於3.5%,捷克的經濟增長率為4.5%,達到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最好水平,並有望在2016-2017年間加速發展。

過往五年,我國與中東歐國家不斷深化合作。在貿易方面,雙邊進出口額保持年均兩位數增長,貿易總額翻番,達到602億美元。在投資方面,我國對中東歐國家的直接投資由3億美元上升至17億美元,投資方向也拓展至基建、裝備、技術、新能源、消費等諸多領域。在金融方面,中資銀行已在波蘭、捷克、匈牙利等國設立分支機構;中國人民銀行與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等國簽署貨幣互換協議,開展人民幣清算;中國也加入歐洲複興開發銀行,進一步加強金融合作。總體來說,中國與中東歐在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實現貿易便利和產能合作方面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中東歐經濟研究所“新願景”

第一財經:說說中東歐經濟研究所吧,作為和中國-中東歐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中國-中東歐基金密切協同的智庫,中東歐經濟研究所的定位和願景是怎樣的?

姜建清:中東歐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自2012年建立中國-中東歐合作機制並舉行領導人首次會晤以來,中國與中東歐各國不斷加強友好往來,拓展合作領域,建立起多層次、常態化的合作機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但是,相對於西歐,我們對中東歐國家的了解還遠遠不夠。

中東歐是一個既反映自然地理又具政治地理特征的地區。該地區國家政局劇變已經28年了,期間經歷了“轉型”和“回歸歐洲”。我們對中東歐的研究存在非連續性和政治化,缺乏全面、深刻的認知。目前中東歐16國中11個是歐盟國家,5個是歐元區國家。因此應該與歐洲整體研究結合起來,中國與中東歐合作是中歐合作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同時要細分研究,深刻認識到中東歐國家有別於“老歐洲”的歷史、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獨特性,才能了解其差異性、多樣性政治、經濟政策的緣由。尤其當前歐洲形勢的複雜多變和特朗普政府對歐政策調整言論,更要關註和尊重中東歐國家維護自身利益的訴求和行為。

在此背景下,中國-中東歐基金和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聯合發起成立中東歐經濟研究所,通過研究中東歐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才能做到合作理念一致、發展戰略一致,找到利益契合點,找準適合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的模式,實現合作發展的可持續性。這就是中東歐經濟研究所成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東歐經濟研究所由中國-中東歐基金和中歐國際商學院共同發起,內設於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將專註於對中東歐16國及相關國家的研究,不僅對單個國家進行研究,而且將其放在中東歐地區及整個歐洲背景下進行研究。註重基礎研究、比較研究和跨學科研究。研究所定位為專業、開放的現代化智庫,旨在通過對中東歐各國的經濟、金融、產業、投資、貿易等進行持續深入的研究,為中國企業投資中東歐市場提供智力支持,為加強雙方經貿往來和全面合作建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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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地區亟需戰略支點 機構建議辟“絲路城市走廊”

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國家和城市各自不同的訴求,以及不同的發展戰略,中國學術研究機構最新建議,以“絲路城市走廊”構築“一帶一路”戰略主通道,構築“絲路城市走廊”。

3月11日,國家高端智庫試點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在京發布《國際城市藍皮書:國際城市發展報告(2017)》。

藍皮書課題組認為,借用“一帶一路”沿線國際城市走廊思路提出建設絲路城市走廊的做法,實際上是尋求不同區域發展設想的兼容,實現多層次地域發展的融合,這要比單純從中國出發的“一帶一路”六大經濟走廊更容易被各國和地區所接受。

3月11日,“一帶一路”沿線城市網絡與中國戰略支點布局研討會。攝影/章軻

充分考慮各自區域發展戰略

課題組介紹,從當前我國“一帶一路”具體實施和推進的戰略中,“六大經濟走廊”成為走廊組織的基本框架。六大經濟走廊實際上分別有著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合作重點。

其中,中蒙俄經濟走廊主要承擔基礎設施投資和資源能源安全功能;中國—中亞—西亞主要承擔基礎設施建設、能源安全的功能;新亞歐大陸橋主要承擔國際貿易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功能;中巴經濟走廊則主要承擔能源安全、園區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多元功能;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主要承擔資源能源和國際貿易、投資等功能;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主要承擔國際投資和貿易等功能。

“不同經濟走廊基於我國對外戰略所承擔的不同功能,決定了絲路城市走廊的功能體系。”課題組同時表示,“一帶一路”沿線地域國家城市發展情況存在很大的差異,從近20年人口增長的速度看也存在很大差別,從超過100%增長到負增長的情況均存在。

藍皮書介紹,如果不考慮彼此之間的社會政治經濟關系,僅從地理區位角度考量,對照2015年各區域超過100萬人口規模城市的空間分布情況看,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孟加拉三個大國所在的南亞地區超過100萬人口的城市共有74個城市。

其中德里—孟買—金奈—加爾各答“金四角”城市群最成熟,能夠強力支撐起絲路城市走廊的發展;蒙俄兩國百萬人口以上城市有14個,但是在西伯利亞地區和蒙古只有烏蘭巴托、新西伯利亞以及鄂木斯克等規模較小城市,其他城市多在歐洲地區。

課題組介紹,從實際發展看,盡管我國存在對外輻射方向不同的六大經濟走廊,但“一帶一路”沿線地域國家紛紛提出自己所制定的區域和國家層面發展戰略。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間國際道路運輸便利化》文件中跨境線路的設計、俄羅斯推進的“歐亞經濟聯盟”、歐洲“琥珀之路”、哈薩克斯坦“光明大道-通往未來之路”規劃、印尼的“全球海洋支點”與海上高速公路、蒙古“草原之路”等規劃相繼提出發展通道建設等。

“這些區域和國家戰略不會完全按照我們的戰略推進自己的城市體系的建設,例如中巴經濟走廊就與巴基斯坦當前正推進的區域開發戰略存在空間錯位問題。因此,必須充分考慮沿線城市所在國及區域組織在當前實施的區域發展戰略。”藍皮書說。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王戰在研討會上表示,“一帶一路”沿線發展和投資戰略,要“往下沈”,深入重點城市,甚至要深入城市的工業園區。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王戰在研討會上致辭。攝影/章軻

“絲路城市走廊”構想的提出

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屠啟宇介紹,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由倡議階段進入實質性建設階段,“一帶一路”沿線地區迫切需要確定戰略支點,走“選點”、“串軸”、“結網”進而“拓面”拉動全局的路徑。其中,“串軸”對象是主要位於“一帶一路”沿線地域的國際城市走廊,特指為“絲路城市走廊”。

屠啟宇說,“絲路城市走廊”是全球化深化發展前提下,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基於“五通”聯系的國際經濟合作走廊的骨幹城市通道,是相對於原先基於基礎設施通道聯系的區域走廊的全面升級版本,是由走廊上多個核心國際城市與腹地內經濟實力較為雄厚的次級城市跨區域乃至跨國擴展聯合形成的,是空間整合的結果,並最終為沿線國家和地區尋求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提供平臺支撐。

“絲路城市走廊”由沿線多個城市群組組成並通過快速交通體系連接,這些城市群由某個或某幾個核心國際城市與腹地城市跨區域或者跨國整合發展而成,在群組內部的經濟聯系、資金聯系、社會聯系、信息聯系等領域各城市來往密切,並借助國際經濟走廊的發展快速成長。

藍皮書介紹,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正式生效和人居三大會“新城市議程”的通過,已從頂層設計層面完整構建了“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的全球可持續發展和城市包容性增長行動計劃。正如“新城市議程”所言:“城市連通著地區,國家甚至連接著全球網絡”,是“更平衡的地域開發的樞紐”。

“現在正是超越東方—西方、南方—北方、中心—邊緣等傳統地緣政治史觀,在世界城市網絡建構領域予以思想和行動響應的絕好時機。”藍皮書說。

屠啟宇說,“一帶一路”是進入21世紀以來在洲際尺度地域開發領域最振奮人心的倡議,通過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域“樞紐”城市的互聯互通與結網研究,完全可以在學術上提出更為公平和包容的新型世界城市網絡理論,而“絲路城市走廊”將是重要的開始和著力點。

課題組認為,“絲路城市走廊”構想的提出,包含多層戰略價值。第一,“絲路城市走廊”將秉承絲路傳統,在“一帶一路”沿線形成多國際城市走廊,保證聯通的靈活性,最終多條走廊又能縱橫對接結網拉動全局;第二,“絲路城市走廊”有助於兼容不同區域發展設想,可以成為各類開發開放構想的最大公約數,實現多層次地域發展部署的融合,比單純從中國出發的“一帶一路”六大經濟走廊更能夠被各利益相關方所接受;第三,“絲路城市走廊”也是互聯互通的高級形態,這類走廊平臺所能承載的活動將大大超越單純依托交通基礎設施聯系的區域發展通道。

屠啟宇認為,“絲路城市走廊”可以實現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的系統集成。這種系統性力量可產生經濟效應,文化效應、社會效應、生態效應和地方政府治理合作的效應。

2010年10月16日,新疆伊寧。哈薩克斯坦一家食品制造商在交易會上向記者展示精美的食品。攝影/章軻

2015年9月9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國際運輸汽車站,哈薩克斯坦母女三人正準備乘坐中哈客運班車返程。攝影/章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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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撬動教育這門生意的那個支點嗎?

來源: http://www.iheima.com/promote/2017/1221/166556.shtml

人工智能是撬動教育這門生意的那個支點嗎?
曉楓說 曉楓說

人工智能是撬動教育這門生意的那個支點嗎?

當所有人都高舉著AI的時候,真的有效嗎?

 

教育是門好生意。學習者收獲“改變命運”的巨大價值,施教者付出知識、勞動或者技術,時下,教育圈每一位參與者都遵循著等價交換的“生意”原理。

教育是門大生意。數萬億的市場規模,剛需且用戶需求蓬勃,客單價又高,關鍵行業集中度還不高,細分賽道眾多並各有機會,各路玩家近幾年紛紛崛起入局。

“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撬起地球。”這是古希臘物理學家阿基米德家喻戶曉的一句名言。在“互聯網+”大潮之下,在線教育領域的玩家們再次高調發起新的征程,尋找撬動教育這門生意杠桿的新支點——人工智能(AI)的賦能。

從互聯網到AI:萬億的市場 新賽道的競合

即使是在線教育迅速發展的這幾年,教育行業依然過於傳統和笨拙,本質上更多還是個資源驅動和勞動力密集的行業,投資周期長,學習效果不盡如人意,規模不經濟等等因素,掣肘明顯。教育行業長期存在著持續增長的個性化需求和日益稀缺的師資之間的基本矛盾,互聯網+並不能解決這一矛盾,以解決教育的地域和時間問題為主要目的的1.0時代事實上也是背離用戶核心需求的。在線教育發展了幾年,目前也不過1000多億的量級,可謂狼多肉少。

甚至我們可以這樣下個判斷,教育這門生意,只靠互聯網,短期內迎來爆發增速的機會有限,但隨著AI的介入,時下有了新的契機。得益於AI這兩年的爆炸式發展,教育成了其落地應用的最佳場景之一,進入2017年,我們可以看到,AI+教育這股浪潮幾乎席卷了整個行業,並且是以雷霆般的速度,新東方、好未來、滬江、VIPKID、英語流利說……大小玩家幾乎是步調一致的將在線教育瞬間推進到了智能教育的新階段,用教育突變這個詞來形容並不為過。

這樣的集體狂歡現象,好壞都有。好處是,AI在提升學習“效果”、解決師資矛盾、打破發展瓶頸、搶占市場份額上充滿想象空間,也行它真的能行呢?正如艾瑞咨詢在《2017年中國成人在線外語教育行業白皮書》中指出的,以滬江為代表的在線教育企業正在加速布局“人工智能+教育”,這將幫助企業樹立全新的競爭壁壘,引領行業開啟個性化、定制化以及多樣化教育時代。

趨勢不等人,布局總歸要趁早。而且,90甚至95後年輕群體正在成為消費主流,各類型知識付費也在不斷爭奪碎片化的用戶註意力,能否用喜聞樂見的形式、體驗感更強的形式來強化他們對智能教育產品的認知和使用習慣,幾乎也是勢在必行。

當然,壞處是,當所有人都湧向一個賽道的時候,所謂彎道超車、換道超車就幾乎不存在了,最後比拼的還是內容、運營、服務的精耕細作。另外的問題是,當所有人都高舉著AI的時候,他們都是真AI嗎?AI真的有效嗎?這樣的AI真是用戶所需要的嗎?

AI+教育這一年:亟需一場勝利的佐證

亂花漸欲迷人眼,無論是“對AI+教育我們是認真的”好未來推出的ITS系統或魔鏡系統,還是“投了15億卻感覺像打了水漂”的新東方最新發布的第一個智能學習產品RealSkill,亦或是VIPKID全新升級的Homework系統、51talk的Air Class空中教室、作業幫有些模糊的人工智能技術、噠噠英語還沒研發出來的人臉識別技術……等等,AI在教育上的應用已經基本涵蓋了學、練、改、測、評各個層面,盤點下來其實讓人有點懵,作為用戶最大的感受恐怕是——這麽多牛叉的人工智能技術,幹我何事?我不過是想讓口語更麻溜一點。

換句話說,群雄逐鹿的AI+教育戰場上,大家紛紛拿出自己的智能武器,但卻又有意無意避談這些武器的實用性究竟如何。當然,從行業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些不同維度的智能技術一定程度上對效率的提升是有助益的,不過關鍵的問題仍然在於,有別於在線教育的1.0時代,靠人工智能進階的2.0時代,最主要解決的應該是“效果”這一核心難題啊。原則上來講,在教育這個語境里,效果應該是用戶的核心訴求,是關乎商業模式能否形成閉環的關鍵。

我想,正如阿里、京東每年都要挑選一個節點來盤點發展、宣告階段勝利一樣,AI+教育洶湧發展的這一年,也是時候需要一場像樣的勝利來佐證它的有效性和普適性了。

最近,垂直領域押註人工智能最兇猛的滬江,用一份更實際的雙十二學習趴業績捷報,給出了自己的答卷,數據顯示,數百萬滬江網校用戶體驗了3.0版本Uni智能課程,相比非智能課程,用戶對智能課程的報名意願提升了150%;而其主打真人實景角色演練與場景式教學的成人口語品牌Hitalk,基於豐富的數據采集和自適應學習匹配,還原了近千種真實的口語應用場景,學習全程介入智能教育,自7月10日上市以來,累積吸引了超過45000名學員前來體驗實景角色演練課程。這至少說明兩個問題,一是用戶對智能課程的付費意願很強,二是用戶對智能課程的接受度和滿意度大幅度提高。

不難理解,數據和應用場景,是人工智能技術強大與否的保證。沒有數據,人工智能根本無從談起,正如筆者曾指出的,智能教育的普及和成功,海量數據是基礎,這不僅包括歷史數據還要有實時性最新數據,這意味著,大量用戶需要參與進來,才能驗證並持續改進智能教育的有效性。當然,即便有了數據、跑通了模型,缺乏合適的場景來驗證,同樣是假把式。滬江創始人兼CEO伏彩瑞不久前表示,在教育方面,沒有場景的“人工智能+教育”是沒有意義的,人工智能是一個底層技術,你怎樣應用到你的產品、用戶、客戶上是非常重要的。

從這兩個維度來看,國內大部分教育企業恐怕很難將故事講得圓,如果用戶池子不夠大、沈澱的用戶數據和課程內容數據不夠多,人工智能就很有點“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感覺,更難把人工智能如何有效提升了用戶的學習效果這個故事講得令人信服。

智能化教育新常態的三點猜想

當然,必須承認的是,在整個教育行業都在all in AI、越來越多的用戶有意或無意被裹挾進各類人工智能應用的當下,智能化教育成為新常態已經是趨勢之必然。但同樣,在新常態下的競爭也將異常激烈,個人認為,競爭的聚焦點至少會集中在技術層面、用戶層面,以及對抗知識付費的侵蝕層面。

1、技術的挑戰背後 是人才與技術的軍備競賽

如前文所述,AI與教育的融合算得上是一次突變,這句話的另一層意思是,兩者的融合太過迅速,甚至還算不上融合只是在嘗試,教育本身是一個慢行業,一年太短、三五年不長,立竿見影不現實,必須要有耐心。更何況,人工智能的發展也依然處於初級階段,目前的技術水平距離商業化應用依然顯得很差。

這意味著,人工智能技術本身的發展和人工智能在教育領域的發展很可能會雙軌並行,等待人工智能技術本身的發展、試圖靠拿來主義實現彎道超車並不明智,正如馬化騰在烏鎮大會上所說的,企業要從新技術的跟隨者變成驅動者、貢獻者,諸如好未來、滬江這樣的業內實力玩家,恐怕要做好主動投入大量資金、人才推動人工智能在教育領域的技術進步和有效融合,才有可能在大家都有AI這把“鐮刀”的情況下,造一把更有威懾力的“砍刀”出來。事實上,教育領域針對人工智能人才的爭奪已經開始了,並且是全球化的。

2、沒有億級用戶的高價值數據AI你玩不轉

而圍繞用戶的爭奪,依然是未來的主戰場。前文提到的數據和場景驗證可能只是第一層面的競爭,不過,只是這個層面的競爭,可能就會將大部分玩家淘汰出局或踢出競爭主陣營,這是因為,教育的細分賽道眾多,並且用戶群體都各有獨立性,譬如K12和成人教育,無論是用戶特性還是內容屬性都差別巨大,數據的采集和挖掘難度大幅提升,能否讓數據在特定領域形成足夠密度也是個挑戰,更何況,交叉性的數據對於全面沈澱用戶數據也有價值,像滬江的在線學習數據庫,每天都有過萬以TB級為單位的數據處理任務,而這些苛刻要求恐怕不是大多數玩家能夠玩的轉的。

另一個層面的競爭,和用戶本身有關,也就是如何消解用戶的學習惰性問題。單就教育行業來說,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我甚至覺得要高於人工智能本身。大部分人天然是懶惰的,沒有足夠的動因,再強大的技術也沒辦法驅動學習的長期進行,但如果不能有效消解惰性問題,就必然會影響學習效果的達成,進而波及AI+教育的根基,形成惡性循環。這個難題在傳統教育里不明顯,一方面有應試教育的強驅動,另一方面還有一些情感和社交因素的影響,目前各大在線教育企業則更多是采用一些激勵措施來應對,至於效果如何就很難說了。

3、知識付費洗禮下 你永遠成不了“咪蒙”

知識付費正在風口上,很多人認為知識付費正在侵蝕教育領地,我倒是覺得,隨著對用戶註意力的爭奪愈加激烈,教育與知識付費未來必有一戰,不過更大的可能是教育將會逐漸蠶食掉所謂知識付費的大部分生存空間,用戶或將逐漸回流和反哺教育。

從目前來看,知識付費基本是基於用戶興趣而存在,背靠大V、意見領袖們獨特的個人魅力或特質,向用戶輸出經驗、觀點或技能,刺激用戶付費。知識付費和教育目前的交叉點就在這里,諸如滬江這樣產品生態較齊全的教育企業,已經沈澱了很多基於興趣和技能教育的品類,只是個人屬性比不上知識付費領域的頭部大V們。當然,二者的區別也在這里,目前大多數“知識付費”產品只提供了“教、學”的場景,還沒有打通“練、測”的能力,相比之下在線教育則更加系統、服務更重。

不過,我覺得知識付費這件事其實有一個很大的悖論,就是無論你付多少費、聽多少次大V們的言傳身教,你幾乎不太可能成為和那個大V一樣的人,否則收費的那個人就變成你了,你成不了蔡康永,也成不了咪蒙,回到現實生活中,你還是會把蔡康永的“情商”拋之腦後,也不太可能靠咪蒙的“指導”就拿到月薪5萬。我想,知識付費虛火過後,也許就是教育行業把握機會之時,那些真心想做好知識交付的個體/平臺很可能會像教育行業一樣,開始關註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更厚重的服務,演變成教育行業的一份子

當然,可能有人會說,我就是對蔡康永們感興趣,單純想聽聽他們、消磨下時間而已。如果真如此,那倒也不用擔心知識付費侵蝕教育領地的問題了,完全兩種群體嘛。不過,誰又能保證現在正在肆意消磨時間的人,能一直消磨下去呢?畢竟,生存壓力那麽大,那麽多人都那麽焦慮,不管怎麽說,教育——依然是留給每個人的退路。

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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