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走強的本土體育用品商與耐克的距離有多遠？

安踏體育用品有限公司(02020.HK，下稱"安踏")董事局主席兼丁世忠最近有些得意。

日前，安踏公布了2016年上半年業績報告，安踏的營業收入達人民幣61.4億元，同比增長20.2%。這是安踏連續第三年營收增長超過20%。

奧運贊助營銷成功

除了收入上升，安踏其它數據指標也不錯。截至2016年6月30日，這家公司的股東應占溢利人民幣11.3億，同比增長17%。同時，毛利率亦創新高至47.9%，達29.4億元。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安踏成為“領頭羊”已有一段時間。回顧過去，2010年，曾一度排名本土體育用品企業第一的李寧營收創下了94.79億元新高。正當人們認為，下一步，李寧將成為第一個百億本土體育用品公司之時，國內體育用品行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庫存危機。此後兩年，國內的體育用品公司幾乎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走弱，2012年李寧出現了上市八年來首次虧損，接近20億元。同一年，“低調”的安踏在業績上以不到10億元的優勢趕超李寧，坐上了行業龍頭的寶座。

2015年讓安踏這家公司達到了國內體育用品行業的最高點——數據顯示，安踏營收達到111.26億元，同比增長24.7%;經營溢利為26.97億元，同比增33.6%。而李寧公司同期年度營收為70.89億元。這也讓安踏成為國內相關行業里首個營收破百億的公司。

按照安踏官方的說法，與奧委會的合作至關重要。大型賽事的冠名和贊助讓安踏的知名度迅速打開。

“奧運營銷的意義在於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這是長遠的好處。從2009年安踏和中國奧委會合作至今已經七年，安踏的銷售額從40幾億，到現在100多個億，印證了過去的投入是非常有效的。”丁世忠如是說。

而定位明確同樣也是安踏的維持增長的原因之一。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不同於李寧曾經轉型高端(後失敗)，安踏一直定位在大眾消費領域，從來“不折騰”，其同名品牌定位18歲-25歲的年輕人，價格則是主打性價比，維持在中低範圍。

集體發力有潛力

截至目前，除了匹克之外， 目前國內上市的幾家體育用品公司均公布了2016年度半年報告業績。

記者梳理數據發現，不止安踏，實際上，絕大多數的同行公司的業績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其中最為矚目的是李寧公司。在創始人李寧“複出”一年之後，李寧公司結束連續3年的虧損局面，回到重新盈利的發展軌道上。就在8月11日，李寧公布了集團2016年中期業績，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公司上半年的收入達人民幣35.96億元，較2015年同期上升13%。歸屬於母公司的凈利潤為人民幣1.13億元，較去年同期虧蝕人民幣2900萬元顯著改善。

而另一家與安踏同為晉江系的361°在五天後發布半業績公告也甚為喜人，這家公司上半年實現營業額25.55億元，同比增長15.7%;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2.73億元，同比增長1.3%。而另外的兩家特步與中國動向(主要經營KAPPA)，前者上半年的營收為25.35億元，同比增長6%;後者的營收為6.5億元，同比增長8.9%。

361°方面稱，公司業績增長也反映中國運動服飾行業步入穩健增長階段。

中國消費者健康、運動意識上升以及全民體育熱潮的到來或是拉動這些體育用品公司銷量上升的原因。對於本土相關企業來說，無疑是利好的。但即使如此，丁世忠仍然說，即使是作為“老大”的安踏，如今與耐克、阿迪達斯正面交鋒還是幾無勝算。後兩者分別占據了市場份額第一、第二的位置。

2015年，阿迪達斯在大中華區的總營收超過 20 億歐元，是 2010 年時的兩倍。同年，耐克品牌在中國的收入達到 30.67 億美元，同比增長 18%。

但也有希望。彭博社此前有撰文稱，雖然耐克目前的市值是五大國產上市運動品牌總和的 10 倍多，但後者具備巨大的成長空間。因此，耐克和阿迪達斯應該提高警惕。

按照丁世忠經驗的分析，未來細分市場會一個好機會。他註意到近年來在海外市場，像Under Armour、LULU LEMON等專業運動品牌的迅速崛起，它們聚焦於細分市場，2014年，Under Armour超越Adidas成為全美第二大運動銷售品牌。換而言之，安踏認為未來的機會在於公司要做成一個多品牌的集團，旗下有不同的品牌定位，彼此拉開差距。這一決策源於其運營FILA的成功經驗。2009年，安踏從百麗國際手中購入FILA品牌，並使其“起死回生”。

截至2016年6月30日，FILA店(包括FILA KIDS 獨立店)共有687家。雖然沒有單獨的營業數據，但在今年早前，安踏總裁鄭捷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FILA品牌和電商業務的增長速度非常快。”

10家企業融資額超2億，體育行業距離爆發還有多遠？｜黑馬薦文

FellowData 2016-08-31 10:38

推薦人：常皓靖

推薦星級：☆☆☆☆

閱讀時間：共2377字，讀完需4分鐘

推薦理由：近年來，在政策對於體育行業是利好的情況下，體育行業迎來快速發展。推薦FellowData（ID：FellowData）的這篇文章，它從數據角度解讀了近年來體育行業的資本流向及競爭態勢，對於想要在體育領域創業的你或許會有幫助。

FellowData 研究了從 2013 年到 2016 上半年，資本市場在體育產業的布局，該領域新創業項目數量已達到 667 家，獲投項目 251 個，其中可統計時間的融資事件 239 起，披露的融資金額高達 217 億。我們從 2013 年到 2016 年創投數據中分析發現，資本在體育產業已經出現了不少中後期投資行為，大眾體育用品制造和體育賽事運營領域競爭已經非常激烈，但是其他細分領域仍有很多早期投資機會。

樂視體育融資 80 億元；CBA 價值高過 NBA；超過 15 家體育產業領域公司實現了上市或者並購退出；進入體育產業的創業者數量逐年增多，中國體育創投圈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盛景。不過從宏觀的數據分析來看，這只不過是盛宴前的預熱而已。據公開數據顯示，2015 年中國體育產業增加值占 GDP 的 0.7%，遠低於美國的 2.89%。2015 年，全球體育產業產值增加近 9000 億美元，而中國體育產業的增加值僅 4737 億元人民幣。不論從 GDP 占比，還是增長速度來看，我國的體育產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在政府 46 號文件中，提出中國體育產業總產值目標為 5 萬億元人民幣。隨著國內人們生活消費水平的提高，以及越來越多的資本和創業者的參與，中國的體育產業將迎來一個黃金十年。

我們將通過 FellowData 提供的 2013 年至今的投融資數據，為大家解讀目前中國體育產業資本市場的現狀、行業發展趨勢以及競爭態勢。

受資本寒冬的影響，2016 年上半年投融資事件數量有所下滑，金額卻在上升

從上面兩張統計圖我們能看出：

2014 到 2015 年下半年，體育產業投融資事件數量一直在高速增長；

2016 上半年受資本寒冬的影響，投融資事件數量有明顯下滑；

2014 下半年到 2015 年下半年，投融資金額同樣在高速增長；

2016 上半年，雖然投融資事件下滑，但在樂視體育 80 億融資金額的推動下，該領域的投融資數額依然呈現上升態勢。

2016 年上半年投融資事件下滑，主要是受到哪個階段行業的影響，我們將深入分析一下各輪次的投融資數據分布和趨勢。

2013 年到 2016 年部分細分領域已經走出初創期，走向成長期

我們把各輪次的融資事件數量和融資金額細分統計後發現：

天使輪投融資事件的大幅降低，是整個市場數據的重要影響因素。

Pre-A、A 輪和 B 輪的投融資事件數量從 2015 年開始明顯上升，直到 2016 年上半年依然持上升趨勢，其中 B 輪，除去 2016 年上半年樂視體育的 80 億融資，B 輪的融資額基本跟 2015 年能夠持平。

C 輪和退出則是從 2015 年才開始出現，數量雖然不多，但到 2016 年上半年，融資金額也明顯上升；其中，2015 年還出現了 3 起戰略投資事件，被並購方分別是體育用品公司美克國際，體育傳媒公司盈方體育和在線健身平臺小斑科技。

總結：早期融資的數量和金額已經下降，中後期的數量和金額從 2015 年開始持續上升，這標誌著部分細分領域已經走出初創期，走向成長期，競爭也會越來越激烈。

我們從 2013 到 2016 年的創業數量中觀察到：

2013 年創業項目數量還比較平緩，隨著 2014 年 46 號文件的發布，創業數量開始上升，在 2015 年達到頂峰。

2015 年下半年，創業數量開始大幅度下降，這一方面標誌著個別細分領域已慢慢走向成熟，另一方面也說明新的創業模式還尚未出現。

從資本布局流向的角度分析細分領域的競爭態勢

體育產業已產生退出項目的細分領域盤點

從已退出項目中我們發現，接近 70% 的項目成立於 2010 年之前，且比較偏重實體產業。

體育用品領域有四家公司已實現 IPO，該領域已比較成熟，沒有任何產業資本背景的初創企業很難有競爭機會。

服務類、場館類、賽事類等領域也有項目以登陸新三板或者被並購的方式退出。

體育領域融資金額超過 2 億的項目

我們挑選了融資金額超過 2 億元人民的項目，從這些項目的投資方，我們可以發現產業基金和上市公司已經占了主導地位，主流 VC 的影子相對較小。其中賽事轉播、足球俱樂部、電競、媒體平臺都成為了巨頭關註的焦點。

產業資本布局盤點

產業資本的四大巨頭，都積極地向體育賽事及運營進行布局，而在體育賽事領域之外，球隊俱樂部、場館、媒體平臺也是它們熱衷的投資方向。這些領域往往需要大體量的資金撬動，這些領域是資本巨頭們的競技場，門檻很高，普通創業者較難進入。

騰訊的投資策略與其他三家略有不同，除了購買賽事 IP 之外，更註重周邊衍生類、中早期的移動互聯網類的項目，這也符合騰訊一貫的投資風格。

除了以上四家巨頭 ，還有不少上市公司通過成立專項投資基金來切入體育產業。據不完全統計，已有貴人鳥、探路者、雷曼光電等 7 家上市公司在年內分別牽頭設立了體育產業基金。從運作情況來看，由貴人鳥聯手虎撲體育、上海景林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成立的動域資本，目前投資項目已超過 10 個，在業內領跑。光大體育文化投資基金也在電競、健身媒體社區、體育裝備及賽事運營有所布局。

主流 VC 資本布局盤點

主流 VC 主要圍繞健身軟件、垂直社區及媒體進行布局，和產業資本主要布局一些重資產領域有較大方向差異。

過去的二十年間，中國體育行業發展，已經從以「中國制造」為代表的體育品制造業為主流，開始向以內容、服務為主的第三產業轉變。體育用品制造領域，早已有像安踏、李寧這樣的成熟上市企業，而圍繞體育賽事、體育場館等重資產領域的投資，已有多個項目實現退出，且參與投資的也大多是資金雄厚的產業資本、互聯網巨頭。留給早期創業者的機會，更多地是在垂直細分領域，例如健身、減肥、騎行等，內容屬性上偏向 C 端，例如社交、內容社區、垂直媒體等輕資產項目，這也是 VC 機構重點布局的領域。

據政府報告統計，2014 年中國體育及相關產業收入不到 3000 億元人民幣。面對這目標 5 萬億的巨大市場，未來 10 年內，我們可預期一大批獨角獸將會在此誕生。當下的資本寒冬只是給這波剛剛興起的熱潮，稍稍降了點溫。看似冷卻的資本市場中，大資本的投資與布局則在他人的哀嘆聲中悄然進行。

巴西奧運會剛剛結束，萬達通過收購瑞士盈方，掌握了 2020 年冬運會的賽事轉播權。騰訊 5 億美元買斷 NBA 五年的網絡直播權，阿里不僅買球隊，還冠名了世俱杯（國際足聯世界俱樂部杯）……大資本的動向，影響著整個市場的競爭格局，在圍繞著體育賽事開展的投資布局戰中，各方豪擲千金，大舉進軍該領域。讓人不得不感慨，原來首富說的一個億，真的只是一個小小的目標。

文章評論

匿名用戶

發布

全部評論：10

發布

中美率先宣布批準 《巴黎協定》離正式生效還有多遠

中美在二十國(G20)集團峰會前夜送上大禮包，兩國領導人在杭州宣布批準《巴黎協定》。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3日同美國總統奧巴馬、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杭州共同出席氣候變化《巴黎協定》批準文書交存儀式。

習近平指出，中國倡議二十國集團(G20)發表了首份氣候變化問題主席聲明，率先簽署了《巴黎協定》。中國向聯合國交存批準文書是中國政府作出的新的莊嚴承諾。

奧巴馬在致辭中表示，今天，美中作為兩個最大經濟體和最大排放國，同時批準和接受《巴黎協定》具有歷史性意義。

據世界資源研究所最新統計，在中美宣布加入完成批約之後，目前共有26個國家宣布批準《巴黎協定》，將參加《巴黎協定》的國家的排放量占全球排放的份額提高到近40%，這為《巴黎協定》盡早生效做出了重大貢獻。而《巴黎協定》離正式生效還有多遠呢?未來的9月21日和10月7日都將成為歷史性的節點。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如何，由於中美在氣候變化議題上的合作，與以往耗時七年之久的《京都議定書》等任何氣候變化相關等條約相比，《巴黎協定》都會成為歷史上被最快批準的國際條約之一。

中美率先批準《巴黎協定》

習近平在致辭中強調，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兩國在氣候變化領域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對話和合作。兩國共同交存參加《巴黎協定》法律文書，展示了共同應對全球性問題的雄心和決心。

習近平表示，國際社會應該以落實《巴黎協定》為契機，加倍努力，不斷加強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創新應對氣候變化路徑，推動《巴黎協定》早日生效和全面落實。

習近平並指出，我們要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公平原則、各自能力原則，按照巴黎大會授權，穩步推進後續談判，有效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發達國家要履行承諾，提供資金技術支持，增強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能力。

“美中兩國為推動國際合作、促成《巴黎協定》共同發揮了重要作用。”奧巴馬表示，“我相信，歷史會在對今天做出判斷時，會認為今天的努力是非常關鍵的。”

潘基文在致辭中表示，中美率先批準《巴黎協定》，將極大推動該協定於今年內生效。

“聯合國高度贊賞中美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挑戰方面發揮的領導作用。”潘基文表示，富有雄心的《巴黎協定》將為全球提供可持續發展新的穩定框架，將為我們共同的家園提供安全保護。

《巴黎協定》於2015年12月12日在氣候變化巴黎大會上通過。2016年4月22日，中美同時簽署《巴黎協定》。與此同時，簽署了《巴黎協定》的國家需要在國內立法程序中對《巴黎協定》做出批準。

在中國方面，全國人大常委會9月3日批準中國加入《巴黎氣候變化協定》(下稱《巴黎協定》)，154票贊成，全票通過。

白宮官員則在近日的吹風中則透露，奧巴馬計劃“繞過”國會，通過《巴黎協定》的計劃。

白宮高級顧問迪斯(Brian Deese)表示，不需要三分之二的美國參議院議員投贊成票，美國總統也具有合法權力來批準《巴黎協定》。

簡單而言，通常在美國簽訂條約必須經參議院三分之二的議員批準，但總統可以使用行政協定(executive agreements)來避開參議院，直接與其他國家達成協議，此次迪斯也堅持了奧巴馬政府一貫的看法，即在《巴黎協定》方面簽署“行政協定”就可以。

“總統會使用他在過去許多行政協定中使用過的權利來加入和正式交存我們接受(acceptance)(《巴黎協定》)的法律文書，從而令我們的國家成為《巴黎協定》的締約方，”迪斯在奧巴馬行前一場記者會上表示，“在我們現存的法律系統中，在有關國際協定和國際安排的問題上，存在著非常健全的程序，有一類(國際協定)需要國會的建議和批準，但也有很多種類的行政協定可以令行政系統直接簽署這些協定，而無需國會的建議或批準。”

離《巴黎協定》生效還有多遠？

根據規定，《巴黎協定》生效前提是由至少55個締約方批準、接受、核準或加入文書後三十日起生效，同時這些締約方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至少占全球碳排放總量的55%。

在中美宣布批準《巴黎協定》之前，已有超過20個締約方完成了批準協定的程序，不過這些國家的碳排放量合計僅占全球1%，遠不及協議生效門檻，目前中美宣布批準《巴黎協定》之後，極大的推進了《巴黎協定》盡早生效。

目前聯合國方面在9月21日策劃了特別日程，即在聯合國大會期間邀請所有計劃批準《巴黎協定》的國家正式交存他們的批準、接受、核準或加入文書。

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目前做出的最新更新計算，除包括中美之外的26個已宣布批準《巴黎協定》的國家之外，還有31個國家將或極有可能在今年宣布批準，這其中就包括巴西等國，這將令總體參加國家達到57個，並將參加《巴黎協定》的國家的排放量占全球排放的份額提高到58.4%，在兩項要求上都超過55:55 的規定。

(來源：世界資源研究所)

接下來，按照日程，如10月7日時確定可以達到生效所需國家和排放量額度，則在11月即將召開到摩洛哥氣候變化峰會(COP22)上召開巴黎協議第一次締約方大會(CMA1)，在此次CMA1上將審議國家自主貢獻(INDC)的共同時間框架。CMA會議還將通過關於某一締約方隨時調整其現有的國家自主貢獻以加強其力度水平的指導。

世界資源研究所並在最新報告中指出，無論10月7日將發生什麽，有一件事時非常清晰的：《巴黎協定》註定要成為歷史上全球得到最廣泛、且最迅捷批準的國際條約之一。要知道《京都議定書》從談妥到生效，可是整整花了七年時間。

老羅發布會都開始搞VR直播了，但是VR離主流還有多遠？丨黑馬薦文

峰瑞資本 2016-10-19 16:09

推薦星級：★★★★

閱讀時長：全文2731字，閱讀時間預計 5 分鐘。

推薦理由：本文為峰瑞資本翻譯的「A16Z 合夥人 Kyle Russell」對 VR 發展情況的概述。文章逐個分析移動 VR、遊戲主機 VR、電腦 VR 等，對內容生產者提出建議，也對行業爆發節點做出了預測。是篇無論是不是 VR 創業者，都值得讀讀的文章。黑馬哥推薦閱讀。內容由峰瑞資本（微信ID:freesvc）授權i黑馬發布。

錘子被刷屏，收獲不少掌聲。為了舉辦這場 “東半球最好的相聲表演” ，老羅選擇在四個平臺上進行直播，並在微博上隆重介紹其 VR 合作夥伴。然而相較於產品本身受到的好評，VR 直播卻不溫不火。

這是目前 VR 發展的一個縮影。它足夠流行，但大眾仍然對它的前景將信將疑。消費者對於 VR 的了解，仍然停留於對其體驗只言片語的描述，在 “酷炫”、“碉堡” 這樣的形容詞轟炸後，讓人依然難以認清 VR 行業的發展進程。我們了解到一百個事實，也很難導出一個清晰的答案。

對此，A16Z 合夥人 Kyle Russell 表示，“上百萬人終究會認識到，虛擬現實可以提供引人入勝的體驗。” 為了更好地讓創業社群了解 VR 的發展情況，他從對 VR 發展制約較大的硬件入手，逐個分析了移動 VR、遊戲主機 VR、電腦 VR 等不同類別下的發展情況，對內容生產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也對行業爆發節點做出預測。

我們的譯者小組翻譯了這篇文章。無論你是不是 VR 創業者，這篇文章都值得一讀。

VR 接下來幾年會變成什麽樣？

撰文 /  Kyle Russell

翻譯 /  張耕

來源 /  Medium

“虛擬現實何時才會騰飛——或隕落呢？” 只要和創業者、投資人談論虛擬現實、增強現實，我們都會落到這個問題上。

有人會根據技術成熟度（Hype cycle）曲線來分析 VR 技術，根據它在曲線上的位置提出預測。然而這種方法並不能預判市場時機，因為它很容易在一大堆對於現象的描述中偏離主題，不夠精準。相反，我認為分析具體的硬件產品、它們的未來表現，以及它們將如何推動這個生態系統，會對這樣的討論更有幫助。

/ 01 /

移動 VR

▲ Gear VR。

兩年前，三星發布了一款Gear VR 頭戴設備，配有觸摸板、眼鏡，並增加了運動傳感器，使得用戶可以直接插入 Galaxy 手機作為播放源。三星始終將第一代 Gear VR 定位為非常早期的產品（Only for very early adopters），直到 2015 年底推出第二代產品。

我們並不清楚這款產品的銷售業績。Oculus 曾宣稱 Gear VR 曾在 2016 年月活突破一百萬，但外界並不容易根據這一數字推測用戶粘性。用戶買了這款產品後是每周用一次，每月用一次，還是在試完了 Oculus 應用商店上的主打遊戲和應用後，就束之高閣了？我們並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我對這款 99 美元的設備有著複雜的感情。在長時間體驗 Oculus Rift、HTC Vive 這樣的高端設備後，我對 Gear VR 這種移動頭顯並沒有什麽太大的興趣，因為它提供的體驗過於有限。這與手機的圖像效果沒有太大關系，它缺少的是 “定位跟蹤”——讓用戶可以在一個虛擬空間中站起來和移動。和谷歌的 Cardboard 和即將到來的 Daydream 平臺一樣，Gear VR 目前只能跟蹤頭部轉動，極大地削弱了用戶的沈浸式體驗。

然而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每當想到以上缺點，我的腦海中總有個微小的聲音在爭辯說：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各種遊戲科技活動上排隊等著試用 Gear VR。它有限的性能可能並不會掩蓋它作為一種消遣的便捷性——它可以輕松裝入背包或大的手袋，幾秒鐘就可啟用。

說到谷歌的嘗試，Cardboard 向人們展示了 VR 可以在手機上使用，但該平臺還沒有將用戶體驗打磨到可以讓人每天使用的程度。就算已經賣出了上百萬套組合，Cardboard 仍未讓自己成為一個可持續的開發平臺：不管是在手機上運行 App 的卡頓體驗，還是某些設備需要用戶保持手持才能觀看，這些都極大地影響了體驗。

▲ Google Daydream 的合作夥伴。

Daydream 就比較有趣了。谷歌已經有效地將各種優化植入了 Android 系統中，在有限的性能中盡可能挖掘優質的 VR 體驗——就像 Oculus 在三星手機上做的那樣。谷歌還為手機廠商設計了一個頭戴式設備模型，使這些廠商可以生產出自己的 Gear VR ，與它們的旗艦手機（400 美元或更多）適配。

谷歌為 Daydream 設置了一些手機參數上的門檻。不同於 Cardboard，Daydream 要求手機擁有短暫余暉屏（low-persistence display），不致於因震蕩而產生惡心、暈眩感的場景。而相較 Gear VR 將觸控板放置在頭顯兩側，谷歌 Daydream 的遙控器（有點像 Wii 的遙控加觸控板）體驗也更好。

因此，移動 VR 發展最好的情況是，LG 和 HTC 這樣的公司能夠積極地將 Daydream 頭顯和明年的旗艦機型捆綁出售。即便體驗可能有限，但這樣能將各種遊戲、體驗展示給數千萬的手機用戶。當然，更為現實的情況大型 OEM 廠商在 Google 的支持下賣出大量 OEM 設備，比如一家幾十萬臺，總量比肩 Daydream 版 Gear VR的銷售量。在這樣的趨勢下，谷歌通過推出 Pixel 手機——一款質優價廉的設備為這個平臺傾註全力，就像 Nexus 系列對安卓手機、平板電腦的推動作用。

英特爾、高通、Oculus，以及像 Occipital 這樣的創業公司，正在研究如何在移動 VR 頭顯上實現位置跟蹤功能，使得由智能手機驅動的頭顯不需要外接設備就可以取得和 PC VR 一樣的體驗。如果我們在 2017 年末到 2018 年能看到不錯的解決方案，屆時將會有更多不想要 PC、主機的用戶投入 VR 的懷抱。

/ 02 /

主機 VR

▲ PlayStation VR。

在提升了價格和性能後，索尼 PlayStation VR 終於被很多愛好者認定為 “真” VR——靠站立和移動身體就可以控制操作，且大多數人會嘗試它。不過在和其它投資人、創業者和記者的聊天中，我感覺矽谷低估了 PlayStation VR 將會給這個生態系統帶來的影響，也沒有給予它應得的嘉獎。它的硬件大概處於 Oculus 2014 年提供給開發者的版本與今天的零售版之間，但包含了一系列可以充分發揮硬件性能的遊戲和媒體應用。

Playstation VR 真正令人興奮的地方在於 PlayStation 4 高達四五千萬的用戶群體。VR 頭顯需要與遊戲主機相連，更容易被視為主機的附加組件，而不是一款獨立的產品。事實也是如此，PlayStation VR 在 GameStop 上賣得最快（很可能因為供應有限）。如果這款產品出現了當年 Wii 那樣的一機難求，我並不感到驚訝。在接下來的三年內，我猜 PSVR 應該會賣出 1-2000 萬份。

微軟還沒有發布自己的 VR 頭戴設備，但已經宣稱將要在明年底推出新款 Xbox 來增強 VR 體驗。這款遊戲機代號為 “天蠍項目（Project Scorpio）”，圖像處理速度將能達到每秒 6 萬億次浮點運算，足夠運行目前的 PC VR 頭顯。它可能會使用一款新的 AMD APU（加速處理單元）——簡單來說就是基於 AMD 新的 Polaris 架構，將一塊 x86 CPU 和一塊不錯的圖像處理單元集成到一起。如果它的最終售價可以落在 499–599 美元之間，這款產品可能在 PS VR 和新高端 PC VR 的夾擊下獲得一席之地。

所以我們應該用哪一款頭顯來搭配新的 Xbox 呢？目前《我的世界（Minecraft）》已經可以在 Oculus Rift 和 Gear VR 上玩了。你可以用 Xbox 遙控器連接任何 Oculus 頭盔。因此，最適合 Xbox 的 VR 設備可能會是 Rift，如果它還能降點價的話。但如果其他公司不願意與微軟共享一個平臺，微軟有可能會將 HoloLens 的位置跟蹤技術提取出來，開發自己的 VR 頭顯。

/ 03 /

PC VR

▲ Oculus Rift 與控制器。

與個人電腦相連後，Oculus Rift 和 HTC Vive 將繼續推進體驗。在價格不菲的高性能桌面電腦上，這些笨重頭盔所提供的視覺效果將會持續提升，從更好的渲染質量，再到更高的分辨率。幸運的話，Oculus，或者是 HTC 和 Valve 將推出從電腦到頭顯的的無線流媒體傳輸，去掉複雜的電纜。這將是 VR 發展的重要一步。在此之後，體驗 VR 將會和翻書一樣的容易。

Steam 曾經做過一個針對 VR 硬件的調研，對象是這個擁有 1–1.5 億月活平臺上的所有用戶。這些用戶中有一部分是俗稱的 “發燒友”，他們通常會購買 nVidia、AMD 最新款的顯卡（售價在 400–999 美元之間）。在這些發燒友中，大約有 1–3 百萬的用戶願意購買超過 800 美元的 VR 頭顯。所以如果 PC VR 真的要成功，廠商需要吸引那些 “非發燒友”，他們才是 PC 用戶中較大的群體。

如果你不介意將視覺設置調低一些，小型個人電腦也可以是實用的 VR 設備。當然，這些在今天可以放入背包的個人電腦，到 2018 年就能塞進口袋。甚至不要那麽長時間，支持輕量型 VR 體驗的筆記本電腦就會像今天的超級本一樣薄。不過我認為這個領域的發展要比 PS VR、Xbox 需要更長的時間，因為遊戲主機擁有大量渴望沈浸體驗的用戶群，倒逼廠商火力全開，為玩家打造他們想要的東西。

那麽什麽樣的人適合為 VR 制作內容呢？根據上述觀察，我做了以下一些推斷：

對於上述所有提到的平臺而言，1–5 人的小型遊戲開發團隊都可能有戲。在定價 10–49 美元的情況下，就算一個產品收獲幾萬到幾百萬的安裝量，團隊差不多可以撐到產品擁有足夠黏性，幫助回本，就像 Survios 團隊和他們優秀的瘋狂射擊遊戲 “Raw Data” 那樣。

一些大型遊戲開發者可能會觀望 Daydream、Gear VR、PS VR 這些平臺接下來的發展情況，並選擇一個平臺全力出擊。而在高端 PC VR 方面，如果 Oculus、Valve 不提供補貼，PC VR 可能對大型遊戲工作室缺乏吸引力。

對應用開發者來說，有兩條路可能比較理想。如果你做的東西主要是社交，那就集中火力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網絡。如果你做的是工具，可能對準高端市場，基於 Rift 和 Vive 的性能探索最佳的交互方式，並借助遊戲機和移動設備將要擁有的 Room-scale positional/手勢跟蹤功能建立一個網絡。“精益創業” 的方法值得一試，因為用戶量的需要過一段時間才能讓免費模式變得可行。

/ 04 /

為什麽需要更長時間

▲ VR 普及還需克服很多困難。

我是 VR 的狂熱愛好者，因為我覺得提升空間體驗感的技術最終會得到承認－－上百萬人終究會認識到，虛擬現實可以提供引人入勝的體驗。

然而對於大多數的消費者，甚至是玩家而言，他們連一次虛擬現實都沒有體驗過。因此對於 VR 的看法呈現兩極分布的趨勢。如果你逼格夠高，嘗試過頂級設備，你可能會覺得市面上大多數設備都無法提供 “真正的” VR 體驗。但如果你從未嘗試過，你會覺得 VR 讓人感覺孤立，且在公共場合並不適合使用，因為看起來有點呆。

對於第一點，在那些需要待很長時間的 VR 遊戲中，你可能會感覺到孤立。但我認為 VR 將更多的是一種社交經驗，以達到一般通訊工具無法取得的效果——讓你和朋友、同事或者陌生人在一個空間內出現。針對第二點，我認為 VR 主要會在家使用，在辦公室的桌上，或在巴士和飛機上，而不是在跟某人吃飯的餐廳里。但除非真正嘗試一次 VR，你又怎麽會知道它是什麽感覺呢？

其它導致 VR 還沒有成功的原因，一方面是廠商還需要多花幾年，比如研制出可搭載於頭顯的 4K 屏幕，或者讓圖像直接投影至眼球上，才能讓體驗被大眾用戶接受。VR 體驗很吸引人，但我們還沒看到那個讓設備小型化的關鍵節點（Form factor）——當然說不定蘋果某天做出了自己革命性的頭顯，引發 iPhone 那樣的行業革命。

就算你是一個 VR 的忠實信徒，你也需要考慮上述問題。不過，我傾向於認為早期 VR 在玩家或開發者中已經站住腳跟。這個生態系統的勢頭會保持住，直到我們有了殺手級的應用和設備，讓 VR 真正成為主流。

文章評論

匿名用戶

發布

全部評論：10

發布

從“百bike大戰”來看，運營驅動的互聯網產品究竟還能走多遠？

鄭立濤 2016-11-07 13:32

本文由微信公號線性資本（ID:LinearVenture）授權i黑馬發布。

近期，共享單車領域的一場大戰幾乎在一夜之間吸引了整個創投圈的關註。從八月份開始，摩拜單車和ofo兩家公司突然以無比強勢的姿態開始了一輪公關、融資、搶占市場大戰。短短兩個月時間里，以這兩家公司為代表的共享單車領域吸引了媒體、創投以及社會大眾前所未有的密集關註，超過4億美金的風險投資砸向了這個市場，包括真格基金、經緯中國、金沙江創投、順為基金、中信產業基金、創新工場、紅杉資本、高瓴資本、華平投資、啟明創投、貝塔斯曼以及滴滴、騰訊等等一系列頂尖的投資機構和公司紛紛入局，融資之迅速、競爭之激烈，給寒冬籠罩下沈寂已久的VC圈帶來了一絲點意外的火熱。

摩拜和ofo的爆紅引發了朋友圈中的一系列討論。單車共享是一個好生意嗎？它未來究竟是什麽樣的，整個行業會有什麽樣的走勢？摩拜和ofo模式孰優孰劣，最終誰會勝出，會不會像曾經的滴滴快的優歩那樣合並？

關於這些，小線菌今天請到了小夥伴高禮英才鄭立濤同學，來談談他的一些看法。

首先，“共享單車”這個概念可能值得商榷。目前市場和互聯網媒體雖然一致稱摩拜和ofo的模式是共享經濟的新代表，但是，筆者覺得這是一種概念上的炒作。共享經濟的本質是連接社會閑置資源與用戶，使其充分發揮出閑置價值，而摩拜、ofo為代表的這些單車公司則是向用戶出租自家擁有所有權的自行車，這和共享經濟是完全兩個概念。雖然ofo號稱鼓勵用戶將自己的自行車分享出來，但是目前根據調研的情況來看，這一類車的比例幾乎為零，因此ofo也很難被歸入共享經濟的範疇中去。嚴格來說，摩拜和ofo應該是屬於一種B2C自營的自行車分時租賃模式，而不應該被炒作成共享單車。

從需求來看，單車租賃服務彌補了因為距離過短而無法通過公交、地鐵覆蓋到，同時叫出租車又太過奢侈的最後一公里短途出行的空缺，這一空缺是滴滴Uber們沒有解決的，也被認為是出行領域最後一塊服務需求。由於不會受到堵車的影響，因此單車租賃比其他的幾類分時租賃交通工具（比如電動車分時租賃）天生就更容易被接受。最後一公里的需求適用場景非常多，ofo最初選擇了校園作為切入口，看重學生在校園內的出行距離短、頻次高，使用自行車是最好的選擇；而摩拜最初則選擇了校園之外的場景切入，更多是滿足用戶從住所到地鐵、公交站，再從地鐵公交站到公司/學校的這一段短途出行需求。現在兩家公司也在逐漸往對方的服務範圍滲透，雙方覆蓋區域的重合度越來越高。除了ofo和摩拜分別選擇的這兩個應用場景之外，風景旅遊區單車自駕遊也可能會是未來一個單車租賃可能可以覆蓋的場景。

目前整個單車租賃市場尚處在非常早期的階段，遠遠沒有飽和。即使是在摩拜和ofo都重點布局的上海，在白領上下班的高峰期、學生上下課的高峰期時段，用戶不管是選擇摩拜還是ofo都經常會面臨找不到車的窘境。根據漢能投資近期推出的報告數據顯示，整個兩輪（兩輪包括自行車和摩托車）出行市場中，共享單車的滲透率僅僅只有1%。因此，雖然目前摩拜和ofo聲勢浩大地在開拓著市場，但對於他們身後高調地殺入的小鳴單車和優拜單車兩家來說，他們面臨的市場機會並不因為自己後來者的身份而降低，市場中有大量的空間等待彌補，而目前摩拜和ofo都沒有力量阻止這些新晉競爭者的入局（硬件可能會是延緩這些後來者進入市場的速度的一個因素，但在根本上很難阻止後來者的進入）。

那麽，單車租賃服務的市場有多誘人呢？筆者首先承認，短途出行的用車需求很強，整個市場的需求總量也不小。引用漢能投資報告中的數據，目前兩輪出行的全年出行次數能夠達到1720億次，數據不可謂不大；而單車租賃的滲透率僅僅只有1%，順著這個思路來看，整個市場還有巨大上升空間，確實前景無限。

但是這里，筆者想要提出自己的一點不同想法：首先，並不是所有的城市都適合單車租賃模式的開展。自行車在平原地區是非常好的工具，但是在一些以丘陵、山地為主的城市里，自行車的使用其實是不方便的，在這些城市里，單車租賃模式可能會遇到一些阻礙；同時，像杭州這樣已經本身有非常成熟的政府扶持的自行車租賃服務的城市其實並沒有留給摩拜和小黃車非常大的市場空間。其次，也並不是所有的校園都留給了摩拜和ofo很大空間。根據筆者調查，在一些校園較大的大學中，自行車保有率幾乎達到100%，對於學生而言，自己買車是一件比用ofo劃算得多的事情（在校園較大的這類學校里，假設一個學生一天用4次ofo，就需要付出2元/天，使用ofo兩個月付出的錢就已經足以買一輛質量還不錯的二手車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們也並不會有那麽強烈的租賃單車的需求。同時，自行車的替代品其實還是比較多的，比如電動車、摩托車以及平衡車，在速度上都比自行車來得更快，隨著消費進一步升級、社會上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可以預測，這些速度更快、舒適度更高的替代品也會不斷地蠶食單車租賃這一市場。所以，總結而言，雖然單車租賃市場確實不小，但是這個市場未必會有想象中的那麽大。

從模式本身而言，單車租賃平臺雖然屬於日訂單量能夠輕松超過 100 萬單的平臺，但是也相應的有其自身的一些問題：客單價低、規模不經濟、服務差異小導致壁壘不高。

最後一公里的出行雖然頻次很高，日訂單量能夠有非常大的量，但是客單價卻非常低，按照一元客單價來算的話，攤銷掉成本，盈虧平衡遙遙無期，總體而言，並不能帶來非常良好的盈利。同時，由於訂單量的增長必然需要投放更多的單車來支撐，每投入一輛單車能夠帶來的回報是可以測算出來的（考慮到能夠使用的次數等等）一個固定的值，這很難實現互聯網經濟中隨著規模擴張邊際成本無限降低的理想化規模經濟狀態（當然，隨著生產的單車越來越多，這些單車租賃公司對於供應鏈的議價能力是會加強的，相對也能夠降低一些成本，但是這並不是一個理想化的規模經濟模型），所以，即使訂單量以及市場占有率能夠進一步增長，模式也未必非常性感。

除此之外，單車租賃的服務差異是非常小的，對於消費者而言，使用摩拜、ofo還是優拜、小鳴，實際上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要是在需要用車的時候能夠找到車，消費者並不會介意自己租用的是哪一家公司的單車。同時，由於客單價非常低，補貼在這場戰爭中相應能夠起到的作用並不會非常大，這一點和打車、外賣等等行業都不一樣。對於打車和外賣行業，投入大量的補貼金額來搶奪用戶流量是有必要的，因為線上的流量幾乎決定了公司的生死，但是對於線下這麽重的單車租賃而言，線上導入再多流量也不如用戶需要用車時能夠找到車來得有用（從這點看，騰訊戰略投資摩拜單車能夠帶來的流量優勢也沒有宣傳中那麽大）。

實際上筆者認為，B2C單車分時租賃模式的壁壘並不高，只要能夠有足夠量的車投入，就一定會有用戶使用，對於用戶而言，從租用一家公司的車轉而去租用另一家公司的車，所需付出的轉換成本也幾乎為0。因此我們可以大膽地預測，整個行業的格局，只要各家公司保證自身運營不出太大問題，能夠持續盈利並且存活下去（不會出現由於自行車損耗率丟失率等等居高不下以致公司無法維系經營的情況），那麽最後很可能是幾家公司共同瓜分整個單車租賃市場。我們經歷了打車大戰、團購大戰等等一系列互聯網規模戰爭，見證了太多的巨頭合並，加上單車租賃同樣身處在出行領域，所以大部分朋友會習慣性地認為最終行業一定會像滴滴快遞Uber那樣形成一個一家獨大吞並其他競爭對手的態勢，但是從模式本身來看，這種情況出現的可能性或許並不會太大。目前整個市場遠遠未達到飽和，也沒有一家公司有能力趕在競爭對手前迅速搶占整個市場，因此在這個開拓階段，必然會是幾家共同發力一同開發市場，最終當格局定性下來時，恐怕也很難說有哪一家能夠戰勝自己的對手，但合並對於這幾家公司而言也不會有太大的意義。所以，實際上在這個行業里，馬太效應或許並沒有那麽強。

最後的市場競爭格局會是怎麽樣的呢？首先市場上會有幾家模式相似的公司並存，他們的產品相似度很高。由於競爭對手的存在，這些公司既不是價格的制定者，也不是價格的接受者，而是價格的尋求者，在進行決策時必須把競爭者的反應考慮在內。同時，由於生產、設計單車必須在前期投入大量的資金，並且設計出自己的一套完善的硬件技術，新來的廠商很難進入市場與原有廠商匹敵，原有廠商也很難放棄前期的投入推出這個市場。所以這是一個很難進入也難退出的市場。是的，熟悉微觀經濟學的朋友或許會反映過來，這就是教科書上描述的寡頭壟斷市場。

那麽，對於在市場中廝殺的摩拜和ofo而言，他們最核心的比拼會是在哪里呢？

前面筆者也提到了，摩拜和ofo本質上是B2B單車分時租賃，並且是前所未有的無樁單車租賃，因此其核心點第一在於能夠在短期內獲得足夠資本支持，有爆發力地在短期內實現生產，向市場中投入足夠覆蓋市場需求的單車，占據整個市場。目前來看，兩家公司的融資能力都非常強，背後各自支持的巨頭也都是投資界頂級的傳奇機構，並且根據創始人在接受采訪時候的口述來看，現在行業處於投資人爭著上門送錢的火熱狀態，資金上面短期之內不會有太大的問題。有朋友認為由於摩拜單車的造車成本遠遠比ofo高，所以往市場中投放新車的速度也會相對比ofo慢一些，但根據之前的觀察，筆者並不認為這會對摩拜造成非常致命的傷害，原因在於，ofo投放新車的速度確實非常快，但是相應的由於車輛設計等等的問題，損耗率非常高，丟失率恐怕也遠遠要高於摩拜（實際上根據在幾所高校中實際調研的情況來看ofo的損耗率、丟失率恐怕非常高），並且由於沒有GPS，所以他們實際上無法定位自己家的小黃車，也無法估計目前市場上還存活的小黃車的具體的數量。因此雖然能夠在相同時間內投放比摩拜更多的單車到市場中，但是恐怕單車流失率同樣會非常可怕，並且這樣的流失恐怕是ofo自身也無法控制、無法統計的，所以未必能夠構成ofo根本性的優勢。

對產品的設計，是兩家公司競爭中勝出的第二個核心點。一方面，騎行舒適度決定了用戶對車的選擇，另一方面，耐久度決定了公司的運營成本，除此之外，鎖的設計、內置GPS與否等等因素也會有很多影響。

當單車租賃的這些巨頭將市場開發到一定程度後，用戶在需要用車時同時能夠比較輕松地找到摩拜和ofo，那麽用戶選擇騎哪一輛，就成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這時影響用戶使用決策的，是騎行舒適度。從這點來看，目前ofo比摩拜有優勢得多（至少這個階段筆者只要能騎ofo就盡量不騎摩拜）。但是舒適度與產品的耐久度又是直接關聯的，摩拜選擇了另一個極端，就是完全犧牲騎行的舒適度，全力打造結實耐用、不易被盜的重型自行車。由於整個單車市場還處在早期，當摩拜單車的競爭對手還不是非常強勢時，這個缺陷不會給摩拜帶來很大的麻煩（因為用戶想騎車的時候只能夠找到摩拜，所以別無選擇）。但是這樣的市場空檔一定不會持續非常長時間。現在摩拜也開始著手推出輕版的單車，造價更低，體驗更好，也是考慮到了這一點。

實際上我們能夠看到一個非常明顯的趨勢，就是ofo和摩拜正在變得越來越相似。從兩家公司新推出的產品里我們能夠看到兩家在產品設計上其實是互相在學習的，在舒適度和耐久度上兩家公司都作出了自己的選擇和嘗試，這就像兩個同時進行的對照實驗。最終他們各自吸取了教訓，從對方身上獲得了改善自身產品的啟發。整體而言，摩拜在產品設計上遠強於ofo，創始人王曉峰在前期的運營中充分地展現了自己對於硬件的重視。ofo目前使用的機械鎖也給免費撬鎖留下了不少漏洞，而不在車身安放GPS這一個決定很可能會導致大量自行車無法收回（這也就意味著雖然ofo的車便宜、投放更快，但是他們投入的大量自行車最後根本追蹤不到）。但我們也可以大膽地暢想，ofo在C輪引入了小米科技和順為基金的戰略投資後，或許能夠有效得活動雷軍系在智能硬件上布局多年的資源支持，在未來生產出更高段位的單車智能硬件設備也未可知。

排除開資源和產品，單車租賃領域最後一個決勝關鍵點應該在於運營。從運營能力來看，摩拜的社會運營能力和經驗都遠勝於ofo，目前摩拜已經在政府公關上獲得了不少進展，比如和上海市楊浦區和徐匯區的政府達成了合作關系，可以想象，這種帶有一定民生工程性質的創業項目如果能夠獲得政府的協作，必然會有非常大的優勢。並且摩拜也已經在一些人流密集處投放公共廣告，比如在上海市楊浦區地鐵十號線的江灣體育場站的電子屏幕上，就可以看到摩拜投放的視頻廣告。相比之下，ofo團隊在這方面的經驗就稚嫩得多。即使是選擇從學生團隊相對熟悉並且也較為單純的校園市場切入，ofo也沒有完全地發揮出應有的優勢。根據筆者的了解，目前至少在南京和福州的部分高校內，ofo受到了校方的抵制，被禁止進入校園。下圖是南京農業大學的門口，被禁止進入校園的ofo單車無人管理，堆放在校門外已有一個多月時間。

另外岔開一句，目前ofo的運營模式是在各個高校尋找負責運營的校園學生代理運營團隊，但是筆者認為這是非常無效的行為。在各種創業項目中，學生代理運營校園團隊的做法都已經被證明非常低效，學生團隊也是非常不穩定的。很難想象一家估值如此之高的公司居然還會采取這麽落後的運營手段，或許在未來ofo團隊能夠尋找到更好的管理模式。

總結而言，筆者相信，ofo和摩拜正在做的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如果能夠成功，一定會給整個社會帶來非常積極的正面效應，不但能夠方便大家的出行，甚至能夠成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讓大家在騎行中發現城市中過去一直被忽略的美好。但是整個單車租賃行業，商業價值究竟有多大，未來走向究竟如何發展，恐怕還有待進一步觀望。不管怎麽說，在資本寒冬大背景下，兩家公司短短幾個月時間里獲得了這麽高額、密集的融資行為，這都是一件比較出人意料也比較戲劇性的事情。對於單車分時租賃，有人唱好有人唱衰，但不管怎麽說，筆者主觀上都希望摩拜和ofo，以及後續進入的這些單車分時租賃公司能夠成功，讓我們的出行更加便捷，也讓我們的城市更加美好。

文章評論

匿名用戶

發布

全部評論：10

發布

國際肺癌日：霧霾研究，我們走了多遠？

深藍DeeperBlue 2016-11-17 10:29

*本文由深藍DeeperBlue（ID：deeperbluetech）授權i黑馬發布。

霧霾橙色預警又來了，

關門關窗戴口罩收衣服啦～

但你以為這就夠了嗎，

霧霾會死人的你知唔知啊！

11 月 17 日是國際肺癌日，而這一天，北京又開始重度霧霾了。而霧霾導致肺癌的憂慮，在這一天顯得格外敏感。

深藍DeeperBlue 選擇在這一天刊發我三年前的舊文，有點意外。因為作為一個至今沒有買凈化器的頑固分子，我依然相信吸煙對於肺癌的貢獻率更大。

禁煙一度是個難題，而今北京和上海已先後禁止在公共場合吸煙，這兩個國際大都市的空氣質量卻未能與國際接軌，甚至距離中國的標準還有很大距離。

這麽說來，空氣汙染的治理難度不僅不亞於禁煙，好像還大得多。而且，我們可以拒絕暴露在煙霧繚繞的房間里，卻很難拒絕暴露在霧霾中。

暴露，這個不經意間寫出來的專業術語也是在我那篇報道之後重要的新進展。2014、2016 年，環保部先後發布了中國成人、兒童環境暴露行為模式研究成果。到底什麽是暴露？唔……你是不是想歪了……環保同行馬天傑曾有一段形象的描述：

“‘暴露行為模式’ 就是從 ‘環境很糟糕’ 這個前提得到 ‘人民很苦逼’ 這個結論的中間環節。比如今年北京空氣汙染居高不下，但北京人民的健康到底受到多大影響？這得取決於人們到底吸進去了多少霧霾。了解市民每天呼吸量很關鍵。”

“環境很糟糕” 體現為：空氣、水、土壤以及食物中的汙染，“人民很苦逼” 則是因為這些汙染你咳嗽了、哮喘了甚至得肺癌了。幾年前流傳過段子，說一個在北京跑步的外國人 8 個月後得肺癌死了。這是媒體很愛的標題，類似的還有 “複旦新研究：霧霾可使鮮肺 6 天變黑肺”。

環境-健康之間的因果關系非常難建立，不能如此武斷說霧霾就導致了肺癌。有點欣慰的是，這些扭曲的新聞近幾年再沒被炒作過了，至少在我老家親戚的朋友圈沒有看到。

可是環保部這項研究結果看上去也很（不）晦（性）澀（感）：

城市居民平均每天室外活動時間為 3 小時、每日每公斤體重呼吸量為 250 升；

兒童室內的空氣綜合暴露系數是成人的 1.1 倍- 2.5 倍， 26.8% 的兒童暴露於固體燃料做飯或取暖帶來的室內空氣汙染，比如吸煙、烹調油煙、家裝汙染、打印機等辦公材料的使用等。

我對於環境暴露行為模式研究很感興趣也做了采訪，但沒有寫稿，因為研究剛剛開始，到 “人民很苦逼” 還有很多路。不過，這並不妨礙大牛學者們進行後續的研究。來看看 2013、2015 年的全球疾病負擔報告（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¹，迄今為止最大和最全面的衡量全球流行病水平和趨勢的項目 ）的結論，媒體盆友們是不是興奮了，可以用來做標題了：

室外顆粒物汙染是導致中國居民早死的第五位原因

2010 年，在中國，室外空氣顆粒物汙染導致 120 萬人過早死亡；2013 年為 91.6 萬人

清華大學 ²、南京大學 ³ 的研究不僅列出了中國的數字，還細分到了來源、地區。

燃煤排放是環境中 PM2.5 的最重要的來源，2013 年，這在中國導致 36.6 萬人過早死亡。 

PM2.5 汙染相關的心血管死亡率最高的三個城市是石家莊、濟南和天津；PM2.5 汙染相關的呼吸系統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三個城市是成都、合肥和長沙；PM2.5 汙染相關的肺癌死亡率最高的三個城市是成都、上海和濟南。

我相信你與我一樣，對於這些數字已經麻木了。為什麽 2010 年是 120 萬人過早死亡，2013 年就成了 91.6 萬了呢？是空氣變好了，還只是計算的某個參數、方法變化了？ 

對於 PM2.5 健康危害，我最認可的還是來自美國哈佛大學和美國癌癥協會經典的隊列研究：PM2.5 的年平均濃度每增加 10 微克/立方米，全病因死亡率、心血管病死亡率和肺癌死亡率分別上升 4%、6% 和 8%。

這個研究最終導致了 PM2.5 被列入美國的國標，之所以權威是因為采用了跟蹤人群的隊列研究，在 2013 年的那篇報道中專家也呼籲在中國建立。現在中國到底有沒有隊列，我很久沒跟進了，不知道是否有，但即使有，研究結果也不會很快出來。

回到最初的 “暴露” 話題，中國人和外國人的生活習慣、體質不一樣，不能完全采用美國的研究結果，類似於暴露行為模式、隊列研究等基礎研究尤為重要，也任重道遠。

好吧，嘮叨了這麽久，我不是讓大家不相信現在研究報告的數字，而去等待更精確的結論。在科學的不確定性和周邊環境的不可控下，我們個人力所能及的，就是自己保護自己，除了空氣汙染，還有那麽多影響健康的因素——吸煙、吃得太鹹、水果吃得少、運動少……嗯，所以在北京工作的時候我一直沒給自己買凈化器，因為我不勤吃水果也不多運動少熬夜，有什麽臉只靠凈化器維持健康！！！

——南方周末 汪韜 

在 2013 年披露的全球影響疾病負擔因素的報告中，“室外顆粒物汙染” 從第十六位升至第八，在中國的排名竟升至第四。

2013 年初，幾場霧霾的倒逼，國人才幡然醒悟呼吸之痛。中國三十余年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起步幾與世界同步。然而，三十余年後，為何卻是捉襟見肘、難孚眾望？

1.大氣汙染對健康有什麽危害？

中國至今尚缺乏擲地有聲的系統性研究，特別是針對有 “中國特色” 的大氣汙染。原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現為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何興舟在三十多年前就負責了一項全國研究，然而時至今日，已屆耄耋之年的老先生依然在念叨：“要加強基礎資料的積累。”

2013 年初幾場霧霾的倒逼，國人才幡然醒悟呼吸之痛。國家主要領導過問，全國兩會熱議，甚至連杭州市長在京病逝也被網民嫁接到霧霾的危害上。然則，中國霧霾危害究竟幾何，仍無準確答案。

雖然霧霾的危害沒有準確答案，但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防範和重視霧霾。

三十余年征途，盡管部分研究已具國際影響力，但專家們終究仍是在自己的研究領域繪制精致的片段，全幅的圖景依然模糊。孤軍奮戰，左右掣肘，難掩無奈。

這是一個科學難題，但困難遠在科學之外。

2.最需要的，卻是最缺乏的

“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國家關註得晚了一點。” 潘小川嘆了口氣。

這位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在本科時，就開始研究大氣汙染和肺癌的關系，三十多年里，他本已偏離這一領域。如今他又被霧霾 “刮回來了”。

2012 年底，他與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聯合發布了針對 PM2.5 健康損失的研究報告。結果顯示，2012 年北京、上海、廣州、西安四城市因 PM2.5 汙染造成的早死人數將高達 8572 人。近日，他正在計算 1 月份北京霧霾導致的超額死亡人數。

室外空氣汙染導致的死亡。

類似的健康研究也在中國疾控中心環境與健康相關產品安全所（以下簡稱環境所）緊張開展。2013 年 2 月，農工民主黨在衛生部組織召開了環保、氣象、衛生部門和高校的專家研討會，委托環境所結合已有工作對 1 月份的霧霾做回顧性分析，第一份風險評估報告將於 3 月底完成。

“這個問題太大了，需要一層層剝開。” 被問到大氣汙染對健康的危害時，環境所副所長徐東群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全球影響疾病負擔因素的定期報告中，2000 年，“城市室外空氣汙染” 排在第十六位。最新的報告是對 2010 年的數據進行分析，報告尚未公布，據接觸報告的專家透露，這個指標改名為 “室外顆粒物汙染”，升至第八。

圖為 NASA 2010 年發布的 2001-2006 年全球 pm2.5 汙染地圖，紅到發黑的就是 pm2.5 超過 80 的。

中國尤為嚴重。這一指標在中國的排名竟升至第四。

在各類空氣汙染物中，粒徑小、組分複雜的顆粒物 PM2.5 目前最受重視。PM2.5 的危害可分為急性和慢性效應。前者如 1 月份霧霾導致的咳嗽、眼睛刺激、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病癥狀加重。我國目前絕大部分研究集中於此。

後者是 PM2.5 的長期健康危害。長期暴露於高濃度 PM2.5 中，健康人群也會增加呼吸系統疾病、心血管系統疾病和肺癌的患病風險，風險遠大於短期健康危害。

研究慢性影響需慢工出細活，跟蹤大量的人群，長期監測，這在學術界被稱為隊列研究。對 PM2.5 最經典的隊列研究來自美國哈佛大學和美國癌癥協會：PM2.5 的年平均濃度每增加 10 微克/立方米，全病因死亡率、心血管病死亡率和肺癌死亡率分別上升 4%、6% 和 8%。

空氣汙染與心血管疾病關系。

隊列研究是長期的工作。在我國，至今僅有複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開展了一次回顧性隊列研究。然而，因為僅有 TSP（總懸浮顆粒物）數據，研究者根據 TSP 乘以 0.5 變為 PM10，再乘以 0.6 得出 PM2.5 濃度。

這也正是中國目前最急需的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業內已經呼籲了多年。“目前為止，我還不知道國內有人在做。” 複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闞海東說，“一般國家自然基金只支持三四年，但隊列研究通常需要跟蹤十年以上。”

3.保密的歷史，造假的數據

2013 年初，在香港舉辦的 “中國環境保護四十年高層學術論壇” 上，當潘小川展示了幾張發黃的書頁時，在座嘉賓唏噓不已。

這來自 1980 年代初的一項全國性研究《我國二十六城市大氣汙染與居民死亡情況調查資料匯編（1976-1981）》。“以前監測歸監測，健康歸健康，那是第一次（將二者結合起來的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 當年主要負責人何興舟說。

當時的研究方法還略顯粗糙，比如沒有分開吸煙等混雜因素，可是這本數百頁的報告從未公開過。經何興舟同意後，潘小川才在會上展出。

“那時候，什麽都保密。” 何興舟說。這正是中國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的歷史側影。

流行病學是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這是一門遺憾的學科。” 潘小川在德國留學時曾聽到這樣一句話，“只有人死了、得病了，數據才拿過來做統計。” 其數據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健康效應數據，比如門診率、死亡率。另一部分則是環境監測數據，比如 PM2.5 濃度。兩者對應分析才能得出相關結論。

作為研究之本的數據是影響研究質量的第一道坎。

1972 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後，我國就開始監測名為 “飄塵” 的顆粒物濃度，也就是粒徑≤ 100 微米的總懸浮顆粒物，後來變為 PM10、PM2.5。在這個類似於從西瓜到蘋果再到櫻桃的過程中，國內研究並不比國際慢，但一直是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早期數據保密且量不足，後來則是可信度低。

1970、1980 年代，發達國家在相關研究上沒有里程碑式突破。到了 1990 年代，新方法的出現促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國外對於環境健康資料不保密，而我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獲取數據非常困難。” 陳秉衡記憶猶新。

看到國際上不斷湧現新成果，當時在世衛組織工作的陳秉衡想起了 “走一圈，白襯衫領子都會發黑” 的沈陽。和當地的合作研究結果發現，沈陽每年由於室外大氣汙染，大約超額死亡 3000 人。研究的方法已與國際接軌，可環境監測數據卻極不完整：僅有 1986-1988 年及 1992 年 4 年間斷的數據，平均一年的數據也只有 170 天。

供暖季一開始，東北多地就會迎來六級嚴重汙染天氣。2015  年 11  月 8 沈陽市 pm2.5 均值一度達到 1155（微克/立方米），局地霧霾指數一度突破 1400（微克/立方米），屈當日中國重點城市空氣汙染首位。

1990 年代末期，我國環境監測體系逐漸完善，但數據質量依然堪憂。由於藍天數量與官員考核掛鉤，有些地方環境監測數據造假已非秘密。一名專家發現 “分析結果很奇怪”。課題組只能拋棄這些數據。為此，該專家還在內部會議上呼籲過：“達標率能不能不要和政績掛鉤？”

4.15分鐘的寶貴發言

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的結果可為公眾和政策服務，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為制定空氣質量標準提供科學依據——在什麽樣的濃度下，可以保障人體健康。

殊不知，在本土研究捉襟見肘之際，PM2.5 列入美國標準之前，我國專家也曾為美國的標準制定出了份力。1990 年代初，為論證是否需要修訂標準，美國增加經費開展研究，被稱為 “天然的暴露箱” 的中國也成為合作研究對象。1993-1996 年，兩國環保部門在廣州、武漢、重慶、蘭州四城市的八所小學開展了調查。結果顯示，兒童患感冒咳嗽、感冒咳痰、感冒氣喘、支氣管炎與 PM10 和 PM2.5 的濃度呈顯著正相關。

數據顯示蘭州和廣州局部地區的 pm2.5 值均不達標。

這項研究由美方出資，但在我國卻因經費不足，後續乏力。“呼籲過繼續研究，國內覺得這個事情還沒有那麽突出，就沒有申請上。” 時任中方首席科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魏複盛回憶起來還有些惋惜。

2001 年北京申奧成功後，空氣質量標準才逐漸引起國內重視。

北京承諾奧運期間空氣質量將達到我國空氣質量標準和世衛組織空氣質量指導值。但令北京措手不及的是，2005 年，世衛組織發布了更加嚴格的空氣質量指導值，納入了 PM2.5。陳秉衡是唯一參與指導值修訂的中國專家。

當時，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嚴重與公共政策脫節。陳秉衡並不知道北京的承諾。

在世衛組織的研討會上，按照議事守則，專家不能為本國謀求利益。可是陳秉衡覺得，當時我國無論如何都達不到如此嚴格的指導值，就提出為發展中國家設定過渡目標的要求。但有的專家認為指導值是基於純科學研究提出，不能考慮經濟發展階段。經過激烈爭論之後，這個指導值終於設定了三個較為寬松的階段性過渡目標。

但對中國而言，這依然非常嚴格。陳秉衡回國後趕緊向有關部門匯報，但應者寥寥。“那時候，我和環保部門還沒有接觸。”

幸運的是，2006 年底的一次會議上，她 15 分鐘的報告引起了臺下原國家環保總局科技標準司領導的註意。此後，她應邀去環保總局演講，“在座的不僅有專家，還有真正關註這個問題的領導。” 回想那個上午一百多人參加的報告會，在此領域研究了二十多年的陳秉衡仍然十分感慨，“研究能為政策服務，這開創了我們今後科研的方向。”

環境標準終於放在環保總局領導的心上，而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標準，工作之一便是要系統地開展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2008 年，環保總局資助闞海東和陳秉衡的研究團隊開展了全國研究。

研究發現，將 PM10 分成 PM2.5 和 PM2.5-10（2.5 微米≤粒徑≤10 微米）兩段，健康效應主要是 PM2.5 造成的，PM2.5 需要列入標準；但研究沒有發現 PM2.5 在多少濃度之下，不會產生危害。

北京奧運再度成了助推器，北京大學多項對易感人群（如有心血管病既往病史的老年人或兒童）和高暴露人群（比如出租車司機）的研究發現，奧運期間，PM2.5 濃度降低時，對健康的不利影響都降低了。

這為 2012 年我國修訂環境空氣質量標準提供了幫助。雖然國內研究只提供了 “間接參考作用”，但陳秉衡覺得安慰的是，“不只是完全參照世衛組織的研究，而是我們開始有了自己的資料”。

5.“趕上好契機了”

環境健康所近日多了一份 “額外” 工作：每天從中國環境監測總站上抄寫汙染物濃度。“數據滾動刷新，還是圖片格式，不能下載。” 徐東群有些無奈。

開展霧霾人群健康影響評估、預警工作需要空氣汙染監測數據、氣象數據、患病以及死因監測數據，但部門間數據共享機制尚未建立。

2013 年 1 月，全國 74 個城市、496 個監測站點開始按小時公布 PM2.5 等汙染物的濃度。這讓研究者們喜出望外。但數據的獲取依然困難。接到對 1 月份霧霾進行回顧性調查的任務後，徐東群滿以為環保部門會給出 1 月份的空氣質量監測數據，但沒想到環保部門只提供了一個監測總站的網址。

不過，徐東群仍然覺得，“百姓和政府都這麽重視，趕上了好契機。” 空氣汙染的影響是慢性、長期的，不容易引起重視。2011 年 PM2.5 風波和 2013 年的霧霾後，蟄伏多年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終成為顯學。

紀錄片《穹頂之下》宣傳海報，主講人柴靜從 2013 年冬季，中國大陸東北以及華北地區的大面積霧霾說起，討論中國大陸的空氣汙染、相關治理以及存在的行政不作為情況。一度引起廣泛關註。

雖然長期的隊列開展仍需呼籲，建立數據分享機制甚至加強公眾參與，都會促進有效的短期研究。

據一位研究者透露，如果能夠獲得既有的 PM2.5 觀測數據，配合幾年前人群病死率數據，即可立刻開展回顧性的隊列研究，這相比起前瞻性的隊列研究省時省力。

PM2.5 的另一個研究熱點是將它們層層剝開，探究不同的組分產生怎樣的影響，比如來自揚塵的組分就不如來自機動車的組分危害大，廣州和北京的 PM2.5 危害也不同。我國已在西安開展類似研究，但全國 PM2.5 的監測網尚未建成，分析和比較 PM2.5 的組分還有待時日。

一項名為 “暴露艙” 的方法則是另一條路。誌願者在一間充滿 PM2.5 不同組分的 “暴露艙” 里隨意活動兩小時，暴露前後測量血壓等指標變化即可。可招募這樣的誌願者也不太容易，北京大學曾經開展過這樣的實驗，即便暴露艙里汙染物的濃度和馬路邊差不多，全過程結束後還可以拿到一筆酬勞，可是此項實驗沒有招募到誌願者，課題組的同學被迫成為自己的實驗對象。

文章評論

匿名用戶

發布

全部評論：10

發布

大咖談：聚焦人口總和生育率真相 1.047到底離實際有多遠

中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到底多少?從1991年開始，各界為此便爭論不休，今年10月國家統計局公布2015年1%人口抽查結果時，這一持續了20多年的爭論達到高潮。1.047的超低生育率，如巨石入水，激起大浪。

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平均每位育齡婦女(15到49歲)的生育子女數。人口學一般將總和生育率2.1界定為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保持人口總量不增不減的水平。2010年世界平均總和生育率為2.5。同年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通稱“六普”)顯示，總和生育率為1.18。圍繞這個數據，也跟今天的1.047一樣，存在“到底有多準”的質疑。

第一財經記者為此專訪了三位知名人口學者，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統計室主任王廣州認為，1.047的總和生育率確實偏低，但反映了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持續走低的真實趨勢。他呼籲國家統計局開放更多人口普查和抽查的原始數據，使總和生育率的測算更加準確。

在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看來，1.047的總和生育率是抽查數據直接匯總的結果，跟實際相比嚴重偏低，他認為實際的總和生育率在1.5到1.6之間。

統計學博士、人口與未來網站聯合創始人黃文政認為，1.047的總和生育率確實偏低，去年實際總和生育率不超過1.4。這已經屬於超低生育水平，值得警醒。

三位學者一致認可的是，中國確實已經處於低生育階段(具體多低觀點各異)，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不會改變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

王廣州：生育政策調整無法改變人口減少大勢

推遲生育可能導致總和生育率測量失真

第一財經：國家統計局去年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15年總和生育率僅有1.047。你怎麽看這個結果?

王廣州：因為國家統計局目前沒有提供更多原始數據，所以也不太好判斷。從現有數據來看，去年1%抽查的整個人口分布跟六普是差不多的，只是峰值低得多。

1%人口抽樣調查過去都是用的紙質問卷，這次用了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個人數字助手,即掌上電腦)，這是人口調查方式的一個變化，是不是會影響到調查質量，值得考慮和進一步核查。

從抽樣調查結果當中的一孩生育率，我估計去年總和生育率1.047這個數據有些偏低，主要是一孩生育率低造成的。在去年抽樣調查數據沒有出來的時候，我就預計到一孩生育率會比較低，但是沒有想到會如此低，竟然不到0.6，這從經驗邏輯上判斷令人懷疑並需要高度重視。當然因為我沒有拿到原始數據，也只能是猜測。

去年總和生育率的抽樣調查結果偏低，其中一個因素可能是推遲生育的影響。過去二十年，中國女性的初育年齡不斷推遲，已經從22歲推遲到26歲，這就會導致調查出來的總和生育率會出現失真。因為那些推遲了生育的女性也許以後還會再生育，但反映在這次抽樣調查中有可能會被誤以為她們的一孩終身生育率下降如此之快。根據我們的研究，初育年齡每推遲一個月，大概會影響總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

第一財經：1.047的總和生育率報出來之後，有不少人質疑，認為去年的1%抽樣不準，出生人口存在大量漏報。你怎麽看這種說法?

王廣州：在判斷抽樣準確率時，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關註。首先樣本量是不是足夠大，2015年是1%抽樣調查，這個樣本量足夠大，就不太可能是抽樣誤差造成的。那就可能是第二個問題——非抽樣誤差。非抽樣誤差一般來說有兩種，一種是無回應，你問了，他沒有回答，你沒得到他的數據。另一種是瞞報漏報。這兩種應該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具體有多少，還很難說。

我們把這個數據跟每年的住院分娩數量相比，去年的住院分娩數是1400多萬，可以發現，漏的確是會漏一些的，但並不像有些人認為的漏那麽多。目前住院分娩數據也不是直報系統，是一級級報上去的。有些地方可能因為要領住院補貼會有多報，但這個水分不會很大。

原始數據需要進一步開放

第一財經：你認為去年實際的總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呢?

王廣州：首先我覺得對於2015年1.047的總和生育率，現在不太容易判斷它的準確度有多高。因為統計局目前所給出的匯總數據還不足以做一個科學的、準確的判斷。但是有一點很清楚，無論它的漏報率有多少，至少它反映出的趨勢是真實的，生育率持續走低的趨勢，出生人數並沒有出現大幅度的反彈。

這個判斷比較容易做出，你可以把去年的抽樣調查數據跟前幾年的數據做比較，無論去年漏報是什麽情況，它跟前幾年的漏報情況應該基本一致的。沒有理由說去年一定比前幾年漏報的更多。

就我個人的研究和觀察，去年的總和生育率，既不會有1.047這麽低，也不會有1.6那麽高，在兩者之間，具體是多少，需要把所有的原始數據掰開揉碎，仔細分析它的年齡隊列、孩次結構等等，才能最後做出判斷。

第一財經：過去很多年，圍繞著總和生育率可以說爭論非常多，一直持續到今天。到底是什麽原因會出現這樣一個狀況，是得出準確的總和生育率太困難還是別的什麽原因?

王廣州：其實，從技術上來說，要得到相對準確的總和生育率並不困難。只要知道各個年齡組育齡婦女的數量，以及她們在某一個年度生育孩子的數量，就可以計算出這一年總和生育率。因為人口數據有非常嚴格的對應關系，不是你想說多少就有多少。比如你要確定全面兩孩後有多少目標人群，其實很容易確定，獨生子女數量，母親的數量，生過孩子的育齡婦女數量等等，都有很強的內部邏輯關系，雖然會有一個區間，但是不會有非常大的偏差。

同時人口數據又確實是比較複雜的，因為考慮到不同年齡、不同的生育狀況，所以特別需要詳盡的原始數據，做細致的核查、比對、計算和推算。但是中國有一個情況，歷次人口普查和抽查的原始數據開放不夠，這就導致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們希望統計局能夠將原始數據更多開放給人口學者，通過對原始數據的深入研究，可以得到相對符合實際的總和生育率。

不要迷信總和生育率

第一財經：對去年的總和生育率，有學者認為是1.4，也有學者認為是1.5或者1.6，這會影響對人口大勢的判斷嗎?

王廣州：不管是1.4還是1.6，都是比較低的生育率了。尤其是去年在單獨二孩放開之後，生育率還是這樣的形勢，而且一孩生育率顯著降低，這都表明，中國的低生育現實毋庸置疑，低生育率趨勢難以改變。對這個人口大勢的判斷應該沒有什麽爭議。

根據我們的研究，每0.1的總和生育率，對應90到100萬的出生人口。總和生育率確實是人口統計學一個重要的概念，但是它是個比較粗糙的測量，有可能會失真，比如生育推遲和生育間隔拉大都可能導致總和生育率降低。反之，生育的集中或提前會導致總和生育率上升。

相比較而言，遞進生育率是一個更加複雜更加精細的概念。我們不要過於迷信某一個指標，相信它是萬能的，這是非常危險的。其實我個人認為，強調總和生育率高或者低沒有什麽意義。在政策調整期間，我認為更應該關心出生人數的實際變化。

第一財經：現在每年的出生人數似乎也很難確定了。比如去年，按照1%抽樣調查計算出來的出生人數是1100多萬，衛計委的住院分娩數據是1454萬，但是統計局公布的是1655萬。這個差距也是很大的。

王廣州：你提的這個問題很關鍵，如果說抽樣調查結果不準確，那麽怎麽調整才是準確的?調整到多少?調整的理由是什麽?這個都需要做慎重科學的研究，大量的數據分析。

我們剛剛啟動一個研究課題——《人口統計調查國際前沿理論及在中國應用》，希望通過深入研究能夠有助於提升中國的人口統計質量。就目前而言，我認為要提高統計數據的質量，一方面可以通過提高人口統計的技術裝備，另一方面可以考慮多部門聯動，把登記系統、調查系統、報告系統的數據整合起來，包括身份證信息、手機信息、公安戶籍信息、住院分娩信息等等。我們專門研究過，對於一個具體的人，兩到三個系統都不出現的可能性極小。通過這些工作，人口統計數據的質量是可以得到明顯提升的。

另外我想強調一點，過去對人口問題的判斷，有些是錯誤的，偏離實際的。部分是因為，我們研究的其實是過去的數據，你用過去的數據去推斷未來，錯誤的可能性很大。但現在我們已經進入大數據信息化時代，有很多實時監控的大數據可用，對現在的把握有可能更加準確，在此基礎上，才能對未來做出更準確的判斷。

第一財經：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之後，到底會對中國人口有什麽樣的影響?

王廣州：因為還沒有最新的數據，我基本還維持此前的測算。全面兩孩後每年新增加出生人口最高不超過500萬，出生人口總數在2100萬左右，最高年份應該是在2017年。此後，年出生人口就開始逐步下降。總的來說，全面兩孩對於緩解老齡化作用十分有限，未來少子化和快速老齡化並存的人口結構繼續存在。

綜合考慮生育推遲、生育意願低迷、育齡婦女數量減少等多種因素，從大的趨勢來說，未來確實面臨人口可能迅速減少的風險，生育政策的調整已經改變不了這個大的趨勢。

翟振武：2018年會是出生人口最高峰

1.047的總和生育率未經任何修正

第一財經：根據國家統計局1%人口抽查結果，2015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047，你怎麽看這個數據?

翟振武：對這個數據我並不感到很驚訝，因為過去多年來，從統計局各年調查的原始數據看，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一直都比較低，從1.1到1.25左右，六普是1.18。但這些數據是調查數據直接匯總的結果，沒有經過任何修正和調整，漏報什麽都沒有考慮，它跟中國實際的總和生育率有很大差距。

第一財經：你認為實際上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

翟振武：總和生育率跟出生的人數有密切的關系。在育齡婦女年齡結構和生育模式確定的情況下，出生人數與總和生育率有著一一對應的關系。出生人數多，總和生育率就高，出生人數少，總和生育率就低。

根據統計局公布的1%抽樣調查結果，推算全國2015年出生人口總數是1100多萬。但統計局正式公布的2015年出生人數是1655萬人。這兩個有很大的差距。這是因為，考慮到漏報重報，對原始數據進行了事後數據質量檢查、檢驗和校對，最後統計局將2015年出生人口修正為1655萬。

大家都知道，人口抽樣調查的原始數據漏了大量的出生人數，只不過漏的程度是多還是少，大家仍在討論，但這個數一定是漏了。為什麽這麽說呢?我有幾個證據。

首先，2010年，按照六普結果總和生育率是1.18，當年出生人數1379萬。根據統計局千分之一調查結果，2011年1歲的人口1441萬，2012年2歲的是1555萬，2013年3歲的是1684萬，2014年4歲的是1721萬。那麽你看，2011年1歲的人其實就是2010年零歲的人，2012年2歲的也是2010年零歲的。這個數據一直在穩定的增加，原因很簡單，零歲的人口當年去調查沒有調查到，第二年和以後的年份去的時候可能就調查到了，年齡越大，調查到的越多，越完整。。

第二，我們來看戶籍數據。根據戶籍數據，2015年5歲的孩子有1700萬。這些孩子其實就是2010年出生的，這個數據是比較真實的。產生的孩子在戶口本上登記時需要有名有姓，有父母的完整信息，有醫院開具的出生醫學證明。基本上戶口系統登記上來的人都是真實存在的。現實當中還有一部分人是存在，但因為各種原因沒有登上戶口，即所謂的“黑戶”。因此，戶口系統中已經登記的低年齡人口數量應該只比現實中的人口少，而不會多。2015年戶口登記系統中5歲、6歲和7歲的人口都超過1700萬，這個事實事實說明，2008年~2010年中國至少每年出生了1700 萬人。

還有一組數據也可以佐證，從2010年以後，全國每年住院分娩的嬰兒數量都大於1600萬，現在住院分娩率能達到99%。這個數據應該是比較準確的，因為住院分娩的記錄和信息更完整。所以，過去幾年，中國每年出生人口數量至少都超過1600萬基本沒有什麽可以質疑的。

按小學生入學數量，我們也反推過入學7年前的生育率。我們利用2007年的小學生人數，反推過2000年的生育率，結果表明2000年總和生育率大概在1.7左右。

每年出生人數高於1600萬的事實完全可以證明，最近幾年總和生育率基本在1.5~1.6左右。我們判斷和估計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5-1.6是有很好的數據和證據支撐的。

低年齡組人口漏報現象比較嚴重

第一財經：從統計局原始數據顯示的1.047到你認為的1.5到1.6，這個差距如此巨大，到底是什麽原因?

翟振武： 零歲組人數調查不準確，這是人口調查的一個通病，各國都有漏報，只是漏的程度大小不同。所以在人口學上，國際上有很多方法，關於零歲組人數怎麽調整、嬰兒死亡率怎麽調整有好多種方法。

零歲組不容易調查，小孩子不會說話，在家里邊養著，漏報是很正常的。另外，中國的流動人口規模太大了，也容易造成漏報。還有就是中國有計劃生育政策，你多生了孩子要罰款，所以就更傾向於瞞報。這三個原因就使得中國的人口調查中零歲組的漏報率特別高。

在單獨兩孩政策實施之前，中國的政策生育率是1.46，也就是說全國老百姓都按政策生育，沒有一個超生的，我們的總和生育率應該在1.47。但是你到農村會發現有不少超生的，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也有不想生的。但總體超生的還是比不想生的要多，中國的全國生育率恐怕不會低於1. 46。

全面兩孩後總和生育率最高可達2.1左右

第一財經：全面兩孩放開，你認為到底能增加多少出生人口?

翟振武：根據我們的測算，全面兩孩放開之後，出生人口每年可以增加三四百萬，加上原來的大約1600萬，每年出生人口最多兩千萬。這樣算來，全面兩孩政策之後，2018年是年出生人口的最高峰，總和生育率會上升到2.1左右，此後四五年會逐步下降，到1.8、1.7左右。

第一財經：你曾經發表過論文說全面放開二孩之後年出生人口可能最高到4995萬，跟現在每年出生人口最高2000萬差距好大。怎麽會有這樣大的差距呢?

翟振武：那個研究假設是2012年放開全面兩孩，而且是沒有單獨兩孩的過渡，一步放開。沒有過渡與人口年齡結構這兩個條件的變化對於出生人口數量的影響是巨大的。單獨和雙獨夫婦有近三千萬對，有了單雙獨二孩的實施和過渡，會使2016年全面二孩目標人群大幅下降。

另外，中國的人口從50年代到70年代前半期是一個出生高峰，是中國人口的大頭，政策每推遲一年，這個大頭就往上移，36歲的變成37歲，49歲的變成50歲，尤其是對35歲以上的女性，年齡越大再生育的可能性就越低。所以2016年放開二孩政策跟2012年放開的假設相比，目標人群的變化是非常大的。同時，生育意願也在隨年代不斷發生變化。

全面放開生育對生育率影響非常小

第一財經：根據你的研究，什麽時候全面放開生育比較合適?

翟振武：現在全面兩孩剛實施不到一年，我覺得還應該穩定一段時間。至於將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生育率從累計釋放的高峰上回落後，可能還會繼續降低，會逐步走向歐洲的水平。那時候，全面放開生育，包括鼓勵生育的政策可能都會實施。

事實上，我認為政策繼續放開，對生育率的影響非常小了。因為現在放開全面兩孩，基本可以滿足絕大部分人的生育意願，即使再放開，很多人也不可能生三個四個，畢竟影響生育率的不光是政策，還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子女照料、女性就業、城鎮化等等。

第一財經：既然放開不會對生育率有很大影響，那為何不現在就放開呢?

翟振武：現在不放開是因為中國各地情況還不一樣，有的地方生育意願還是比較高的。而且，從總體上看，中國的人口規模最高會達到14.5億，這是個很大的數字，要充分考慮到人口跟資源環境各方面的緊張關系，穩妥推進生育政策的調整完善。

第一財經：未來會不會出現生育率持續走低，鼓勵無效的結果?比如說像韓國那樣?

翟振武：有可能出現那種情況，像韓國，怎麽鼓勵生育率也上不來。但也可能出現生育率重新走高的情況，現在國際上這種例子很多。日本的總和生育率現在恢複到1.4，俄羅斯恢複到1.7，法國恢複到1.8，北歐大概是2.0。

我相信人類發展自我繁衍的能力，不像馬爾薩斯那麽憂慮地球上站滿了人，也不擔心人類會因為低生育率而走向滅亡。至於所謂的低生育率陷阱，是不是真的有這樣一個陷阱，是不是真的進去就爬不出來，還在討論當中，並不是像有些學者說的那麽悲觀和可怕。

黃文政：1.047敲響低生育危機警鐘

三因素導致總和生育率偏低

第一財經：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人口抽樣調查，2015年總和生育率為1.047，你認為這個數據可信嗎?

黃文政：中國陷入極低生育率無法否認，而1.047的數據比料想的還要低，這可能有三個原因。

一是進度效應。 2015年女性平均生育年齡比2014年高了近1歲。這可能部分是因為大學擴招、城市化和單獨二孩政策推遲平均生育年齡。如果只是推遲而非放棄生育，那生育率的降幅在未來會得到補償。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假設所有的女性推遲生育一年，那今年的生育率為0，下一年的生育率則會翻倍。

二是抽樣誤差。從2000到2014年，國家統計局抽樣的生育率分別為1.18、1.04、1.26、1.24、1.28;上下波動0.1左右。這種波動很大一部分來自於抽樣誤差。另外，屬相對生育率的影響也有一點，但不大。

三是漏報。這個現象在普查年份甚至更嚴重一些。但無論是從小樣本的核查還是人口普查數據回測來看，漏報率有限。

上述問題在其他國家生育率調查中也存在，最多只是漏報率可能要低些。 因為其他國家很少像中國這樣大幅調整生育率，中國1.047的原始數據與其他國家的生育率基本可比。 而且，由於中國出生男女性別比高出正常水平約10%，就維持繁衍來說，中國的1.047只相當於其他國家的1.0。

但即使不下調5%，中國的1.047的生育率也低於於世界銀行最新2014年的所有其他199個國家和地區。這個現象與其他證據是相符的。實際上，臺灣、香港、新加坡、韓國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區，這些地方大都在鼓勵生育，更沒有像中國大陸這樣一孩當成默認生育狀態。根據各種生育意願調查，中國農村家庭的生育意願都要低於韓國。

第一財經：你認為中國2015年實際生育率會是多少?

黃文政：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回測得到的2000年到2010年的生育率，只比對應的抽樣調查生育率平均高出3%，最高也不超過10%。這說明在2000年到2010年各年的抽樣調查中，漏報率應該低於10%。由於計劃生育在不斷放松，很難相信現在的漏報率會比之前還高。

但即使把2015年漏報率放寬到15%，再假設2015年的抽樣恰好往低偏差了0.1，那麽2015年的生育率也不到1.3。如果確實存在生育年齡普遍延遲的現象，這個進度效應也會壓低當年的生育率，但很難想象進度效應所降低的幅度會達到0.1。因此，即使去除進度效應，生育率也難以超過1.4。

盡管我認為實際生育率大大低於1.4，我在所有預測和論述中都會將生育率數據至少上調15%，以確保結論更加可靠，但不表示上調15%會跟接近事實。

年出生人口數據上調過高

第一財經：2015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當年出生人口為1655萬，去年抽查的結果推算出年出生人口只有1100多萬，為什麽會出現這麽大的差距?

黃文政：我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統計局將年出生人口向上調整得過高了。

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的目的就是了解人口和生育狀態。之所以花費大量人力財力這樣做，就是因為其他數據源本身不系統、不準確。如果因為調查數據不符合某種需要，就用其他數據來大幅調整，那就相當於否定人口普查及其調查的意義。在這方面有非常深刻的教訓。

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的生育率為1.22，但最後卻借用教育數據調整到1.8， 上調了整整47%。從2000到2010年，這個被調整到1.8的生育率數據一直被當成官方數據，嚴重誤導了我國人口政策。實際上，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回測得到2000年的生育率僅為1.34，雖然高於1.22，但遠低於調整後的1.8。這種大錯不應該一而再再而三得重複。

而且，從歷史數據來看，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數據存在高估傾向;2000到2010年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都要比2010年人口普查中對應的人口高出幾十萬到幾百萬不等，這個幅度遠遠超過了夭折帶來的影響。比如，2002年公布的出生人口為1647萬人，但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中的8歲人口(生於2002年)僅1367萬，相差280萬。

由於不同數據源都有系統性偏差，可靠的做法是比較同類的數據：抽樣數據應與抽樣數據對比，出生數據與出生數據對比，戶籍數據應該與戶籍數據相比。只要按這一原則來分析，就可以看到，2015年之前各種證據都在顯示生育率在不斷走低，現在更是處於極低水平。

比如，根據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數據，2010到2014年的平均生育率為1.20，比2005到2009年平均生育率的1.38、下降超過10%。又如，從2010年到2014年，處於24-28歲生育旺盛期的女性女性數量增長了18%左右，而出生人口僅增長了6%，這反過來說明生育率(大致為平均每個女性生育數量)下降了約10%。而根據衛生統計年鑒，2012到2014年各年戶籍活產數分別為1544、1511、1518、1454萬，也印證了生育率的走低。再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從00後比80後少了33%。假設25歲為一代人，由此可大致估算2000年代的生育率為1.33左右(2.2*(1-0.33)^(25/20))。這種估算非常粗糙，但反映了常識，誤差一般不會超過0.1。

由於各種數據源都存在一定偏差，而調整方法又需要各種假設，如果挑選那些符合自己需要的數據，又在每一步都做出最有利的假設， 那幾乎可以把生育率調整到任何需要的水平。這種做法是在制造而非消除偏差，更是誤導決策。

在社會科學中，人口統計和預測都相對簡單。所謂人口統計就是數人頭，收集年齡、性別、生育等基本信息;而預測方法也非常清晰：只要確定未來年齡別生育率和出生性別比，以及年齡別死亡率就可以確定未來任何一年的人口及其結構。因此，只要沒有外部幹擾，人口統計和預測可以做得很準確。但遺憾的是，在中國就連最基本的總和生育率都一直撲朔迷離，這個現象值得反思。

2018年後出生人口開始快速下降

第一財經：你認為當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不到1.4，有學者認為是1.6，這種判斷上的不同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對未來人口趨勢的判斷?

黃文政：退一萬步說，即使1.6的生育率也是很低水平。如果生育水平一直維持在1.6，那麽未來經過兩代人(大約55年)，總人口就將減少了48%，這根本不是一個可持續的生育水平。現在人口還沒有萎縮，只是因為過去的生育率高於更替水平。但長期的低生育率已經決定了未來幾十乃至上百年人口會急劇衰減。這種人口趨勢對中國的發展將是釜底抽薪。實際上，過去幾十年來，生育率較低地區的人均GDP增長也更慢。

第一財經：按照目前的總和生育率水平，全面兩孩政策之後，出生人口會有什麽變化呢?

黃文政：2017年將是生育高峰，但出生人口很難超過2000萬。從2018年開始，出生人口將快速減少。一是因為堆積生育效應逐步弱化，二是育齡高峰期的婦女數量在未來十年會銳減40%以上。要維持我國人口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現在就應該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

當信用分成為社交的門檻，我們離黑鏡里的世界還有多遠？

線性資本 2016-11-29 15:30

本文系線性資本授權i黑馬發布，如需轉載請聯系原作者。

前陣子熱播的神劇《黑鏡》有一集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未來有一個超級實名社交網絡，每個人在這個網絡上都有自己的評分。社會生活的等級都按照評分來進行：小到社交，租房，登機，打出租車，大到買房租房，婚姻……這個分數關乎一切。我們每一個人時刻被別人打分，也給別人打分，我們帶著面具時刻準備好展現出自己最光鮮的一面。

在剛剛過去的這個周末，更新後的支付寶低調推出了“生活圈”功能，包括白領日記、校園日記、生活在海外等圈子，並向用戶進行了精準邀請推送。

雖然我們很不願意承認，但科幻作品卻總能屢屢言中現實。

在國內的互聯網巨頭——當然，更精確的說法是數據巨頭——中，阿里毫無疑問掌握了最多的交易數據，而騰訊則是社交數據當之無愧的老大。然而就如騰訊從未放棄電商一樣，阿里也在社交的領域一直一直keep trying（雖然也經常and error)。

4億的用戶實名身份信息和消費數據是支付寶之前作為錢包10年積累下來的寶藏，但是沒有社交屬性的支付寶似乎一直不甘心做一個安安靜靜躺在手機里的錢包。而對手微信支付用了4年趕上了支付寶10年的走的路，蠶食了大片的市場份額：在月支付次數上幾乎5倍於支付寶。

數據來源：高瓴資本

而在用戶使用時長上，雖然BAT三家一共占據了高達71%的時間，但僅僅是微信和手機QQ兩個航母級應用，就超過了B和A兩個全家桶的總和。

數據來源：高瓴資本

永不言棄的馬雲粑粑當然不會就此放棄，由此便有了周末刷屏了的支付寶新功能“生活圈”，包括最受爭議的“白領日記”、“校園日記”兩個圈子，以及“生(wang)活(hong)在(dai )海(gou )外(quan)”、“上海女(nen)人(mo)”等圈子，並向用戶進行了精準邀請推送。

圈子功能一出，瞬間一石激起千層浪：網紅界的戰鬥機思聰校長直接炮轟支付寶變身“支付鴇”，說出了廣大男性網友的心聲；也有人引用舒淇的名言評論說，“支付寶今天脫掉的衣服，真的還能再穿回來嗎？”；當然新媒體圈里也永遠不乏“你一臉正義的罵支付寶，還不是因為你患不均”這樣咪蒙派的鍵盤罵手；還有互聯網從業者默默地為陌陌捏了一把汗……

當然，最犀利的還是央視麻麻的訓話：

作為一家不僅有底線且底線很高的VC機構，我們並不想站在道德角度討論這個新功能是否符合現代社會的規範，也不想從產品角度去臆測這是否是一次成功的灰度測試，市場自然會給出答案。我們註意到的是，此新功能的一個新特點，是為所有用戶進行了分類，首先是最大的兩個圈子里只有女性用戶能發圖片、求打賞，其次是只有芝麻信用分數高於750分的用戶才能在下面評論。

男女平等問題？滋生特殊服務？這都不是我們關心的。但是從這個功能設置來看，我們看到了一種可能：也許黑鏡中的那個社會正在慢慢接近現實。

在那個社會里，幾乎每個人都為了社交網絡上的一個評分而活著，因為吃穿住行用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無法脫離這個分數。於是所有人都成了千人一面的分奴，他們每天擠出機器一般的笑容，面對著千篇一律的工作和生活，跟活在機器中的代碼沒什麽區別。而堅持自我、本我的人，則會如同那個開卡車的老奶奶一樣，被打出2分以下的低分，被主流社會所拋棄。

最終，我們可憐而倒黴的女主因為種種運氣不佳，終於實在忍受不下去這種永遠在偽裝的生活，而在她本來應該作為伴娘的朋友的婚禮上徹底爆發。

這讓我想起早在微博流行的年代，就曾經有個著名的社會新聞：一對青年男女駕車出行慘遭車禍，駕駛位置上的男子情況危急，而其僥幸無恙的女友，焦急地下車給血泊中的男友拍了幾張照，然後發微博說“遭遇車禍了，親愛的好可憐啊，你還好嗎？”末了還配上一個【可憐】的emoji……

時間又過去了五六年，互聯網對我們的生活影響已經進一步無孔不入了。當大家的購物記錄、消費記錄、租房信息、水電煤賬單、信用卡賬單、職業信息乃至整個社交關系都沈澱在互聯網巨頭們掌握的雲端里，很難想象還有什麽是巨頭獲取不了的。

英國思想史學家阿克頓勛爵說過，“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在數據時代，最大的權力應該就是對數據的掌控。也許未來會有那麽一天，大數據會比你更懂你自己。那個時代的我們，最應該思考的問題是，如何避免成為基於大數據計算出的“信用分”的分奴，而依然保有自己真實的、人性的一面。

文章評論

匿名用戶

發布

全部評論：10

發布

陳天橋捐助腦科學研究 駭客帝國還有多遠？

今年6月，低調的陳天橋曾因大舉買入美國P2P鼻祖LendingClub股份，而重新回到公眾視線。時隔半年，陳天橋把目標轉向了對於人類大腦認知領域的探索，以一期10億美金支持腦科學研究。他說，這讓他重新找到了創業的快樂。

用陳天橋自己的話說：“我並不是說自己有多麽高尚，就要做對人類有意義的事，但我確實想做一些真正讓自己感到興奮和快樂的事。”

12月7日， 加州理工學院和陳天橋雒芊芊腦科學研究學院宣布，盛大創始人夫婦陳天橋先生和雒芊芊女士向加州理工學院捐贈1.15億美元，用於在加州理工學院啟動涉及全校範圍的腦科學研究行動。這項新計劃的目標是加深人類對於大腦了解，並探索大腦在基礎層面的運作機理，以及由於疾病和衰老而導致大腦運作失靈的疾病和機理。

“不研究人腦，電腦、人工智能、機器人都深入不下去。”陳天橋說。

建“不朽”研究院

為了學習腦科學的知識，見這方面的專家，陳天橋已經花了兩年時間。

此前，他已經見了斯坦福、哈佛、加州理工、麻省理工、卡耐基·梅隆、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最早提出認知科學的學校)、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校長，也和國內的知名大學交流過。他也和在醫學領域特別擅長的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全美國最大的醫學中心德克薩斯醫學中心的領導人交流過，聚焦於探討腦科學這個領域是不是會“奇點來臨”，以及究竟怎麽做。

在接受秦朔朋友圈采訪時，陳天橋透露要從三個方面入手。

第一塊叫大腦發現。捐錢做基礎研究，比如果蠅的兩個神經元之間怎麽互相作用。“最大的風險是你可能捐了10年都沒搞明白果蠅的問題，但我是一個喜歡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人，我覺得如果這麽多錢花下去，嘗試了很多路徑，仍然沒有成功，起碼我的失敗也可以給後面的人帶來很多幫助。我很幸運就是我太太比我還有對社會奉獻的意識，她親自領導了整個合作談判的過程。我們準備留很小部分的錢給三個孩子，絕大多數的錢全部捐到腦科學上面，10億美元只是第一筆，花掉了以後再捐第二筆，不斷做下去。”

第二塊是大腦疾病的治療。一種是物理類的疾病，像帕金森癥、阿爾茲海默癥，老年化社會帶來的病。二是精神不正常的病。陳天橋稱，如果我們能把大腦的基礎研究做好，就能把大腦怎麽治療弄清楚，實實在在地造福絕大多數人。

最近陳天橋和哈佛大學談一個項目，陳天橋捐錢，由哈佛神學院來牽頭，神經學、心理學家一起，建第一家“不朽”研究院。”我跟哈佛校長說，要給人類一本指導書，告訴我們，死會是怎樣一個過程。是一下子死了，還是一點點死了，有人說死亡的時候能夠看到白光，有的人覺得真的看到了宗教的東西。但現在研究下來這個結果是非常出人意料的。有一個紀錄片專門描述大腦當中有一個部分叫顳葉，這個部分受損害了以後人就特別容易產生宗教的幻覺。“陳天橋說。

第三塊課題是大腦發展。這是令陳天橋更興奮的，因為跟科技有關，跟開發大腦力量、充分改變全世界有關。“比方說，現在人工智能已經到瓶頸了，計算能力、學習能力再快再強，它也不能像人一樣去思考和解決問題。現在的電腦幾十年了，基本架構還是最早的馮·諾伊曼時候的架構，內存、硬盤、芯片等等，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芯片更快了，內存更大了，不過這個架構沒有改變。但是你看我們的人腦，人的記憶、思考、情緒在神經元之間循環，並沒有指定大腦的這塊地方是內存功能，那塊是芯片功能，800億個神經元也沒有區分誰比誰高級、誰是處理器。電腦它的運算是以0和1為基礎，大腦的計算是先看到整體印象，再看細節。”

事實上，之所以研究大腦，這也涉及到陳天橋在遊戲產業中的經歷。盛大遊戲最多時上千萬人同時在線，如果改一個遊戲數據的輸入，有的玩家就崩潰了，有的人就上來鬧事，有的人則覺得很開心。同樣的輸入，經過人的大腦的處理，會輸出不同的感覺，最後引導你的行為。

“科技在過去幾千年改變了信息輸入的方式，以及當行為指令輸出後用來改變世界的工具，比方說以前走到某個地方要10天，現在坐車1天就到了，原來是報紙，現在是互聯網。但是信息輸入和輸出之間，我們的大腦怎麽處理?我們對它完全未知。甚至連人腦的800億個神經元之間是怎麽相互作用、發信號的，其實都是未知。我們對神經元之間的聯系的理解只有這麽少，更不用說腦是如何產生記憶、情緒的研究了。”陳天橋說。

駭客帝國還有多遠？

在陳天橋看來，如果不研究人腦，電腦、人工智能、機器人都深入不下去。比方說computing vision，無人駕駛最大的問題是如何用攝像頭讀懂圖像，用雷達，lidar（激光雷達），能分辨物體看不懂顏色、看不懂標牌；再比如VR、AR，現在是通過欺騙你的眼睛努力欺騙你的大腦，忽悠”你的眼睛。假設未來可以“忽悠”你的皮膚、你的鼻子、你的舌頭，陳天橋甚至提出了一個概念，將來VR或者AR的目的是為了“黑掉（hack）”大腦，不是為了“欺騙(cheat)”大腦。

“cheat和hack是有本質不一樣的。cheat就是它還在外面操作，但是必須按照大腦的規則。hack的話，舉個例子來說，我們用新材料和納米技術把你的一個神經元替換掉，你本來看到的是一個醜陋的東西，我讓一個納米進入神經元，傳到另外一個路徑去，給你的感覺就是一個美的東西。”陳天橋說，如果最終能hack大腦。那樣“駭客帝國”就完全可能了。

作為研究腦科學的重要一步，陳天橋和雒芊芊向加州理工學院捐贈1.15億美元，用於在加州理工學院啟動涉及全校範圍的腦科學研究行動。這項新計劃的目標是加深人類對於大腦了解，並探索大腦在基礎層面的運作機理，以及由於疾病和衰老而導致大腦運作失靈的疾病和機理。

目前，該計劃的核心部分是在加州理工學院成立陳天橋雒芊芊腦科學研究學院，幫助科學家和研究人員解讀大腦的基礎生物學原理，了解觸感、感知、認知和人類行為，致力於在腦科學研究上實現突破性的進展，從而對新的科學工具和醫學治療手段提供啟示。

其中資金捐助將在加州理工學院領導層的指導下，用於資助新的研究方向和培養有潛力的中青年教職員工和學者。此外，作為該項腦科學研究計劃的一部分，加州理工學院將建設一座耗資2億美元的生物科學研究綜合大樓，並以陳天橋先生和雒芊芊女士命名。該綜合大樓將成為加州理工學院腦科學研究的中樞設施。作為此次合作計劃投入的一部分，加州理工學院也將為陳天橋雒芊芊腦科學研究學院投入大量資源。

通過與國內外頂級大學的合作，陳天橋雒芊芊腦科學研究學院的腦科學資助計劃將集中在三個領域：大腦的探知、大腦相關疾病治療和大腦能力的開發。對加州理工學院的捐贈是陳天橋雒芊芊腦科學研究學院腦科學資助計劃的第一個成型的項目，也是在美國的第一個慈善項目。

David J. Anderson 將擔任陳天橋雒芊芊腦科學研究學院的主任。陳天橋雒芊芊腦科學研究學院將包括五個跨學科的研究中心，其中三個為新設立的研究中心，內容覆蓋人機交互、社會和決策腦科學、系統腦科學、分子和細胞腦科學、大腦圖像研究等五個領域。同時，Anderson將被任命為陳天橋雒芊芊腦科學研究學院首任領導委員會主任。

加州理工學院在腦科學領域的開拓性工作包括Seymour Benzer發現黑腹果蠅可以被用來作研究基因如何影響行為，也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Roger Sperry發現了人類右腦和左腦必須彼此溝通才可以獲得適當的認知功能。加州理工學院也是計算腦科學研究的大本營—發明了超大規模集成電路;並將其應用於機器學習和機器視覺方面的研究;1986年，加州理工創立了全球第一個計算和神經系統的研究生課程，並持續至今。

報告：一個沒有司機的時代離我們有多遠？

雲啟資本 2016-12-07 11:16

文章評論

匿名用戶

發布

全部評論：10

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