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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肺癌日:霧霾研究,我們走了多遠?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1117/159835.shtml

國際肺癌日:霧霾研究,我們走了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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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肺癌日:霧霾研究,我們走了多遠?

“環境很糟糕” 體現為:空氣、水、土壤以及食物中的汙染,“人民很苦逼” 則是因為這些汙染你咳嗽了、哮喘了甚至得肺癌了。

*本文由深藍DeeperBlue(ID:deeperbluetech)授權i黑馬發布。

霧霾橙色預警又來了,

關門關窗戴口罩收衣服啦~

但你以為這就夠了嗎,

霧霾會死人的你知唔知啊!

11 月 17 日是國際肺癌日,而這一天,北京又開始重度霧霾了。而霧霾導致肺癌的憂慮,在這一天顯得格外敏感。

深藍DeeperBlue 選擇在這一天刊發我三年前的舊文,有點意外。因為作為一個至今沒有買凈化器的頑固分子,我依然相信吸煙對於肺癌的貢獻率更大。

禁煙一度是個難題,而今北京和上海已先後禁止在公共場合吸煙,這兩個國際大都市的空氣質量卻未能與國際接軌,甚至距離中國的標準還有很大距離。

這麽說來,空氣汙染的治理難度不僅不亞於禁煙,好像還大得多。而且我們可以拒絕暴露在煙霧繚繞的房間里,卻很難拒絕暴露在霧霾中。

暴露,這個不經意間寫出來的專業術語也是在我那篇報道之後重要的新進展。2014、2016 年,環保部先後發布了中國成人、兒童環境暴露行為模式研究成果。到底什麽是暴露?唔……你是不是想歪了……環保同行馬天傑曾有一段形象的描述:

“‘暴露行為模式’ 就是從 ‘環境很糟糕’ 這個前提得到 ‘人民很苦逼’ 這個結論的中間環節。比如今年北京空氣汙染居高不下,但北京人民的健康到底受到多大影響?這得取決於人們到底吸進去了多少霧霾。了解市民每天呼吸量很關鍵。”

“環境很糟糕” 體現為:空氣、水、土壤以及食物中的汙染,“人民很苦逼” 則是因為這些汙染你咳嗽了、哮喘了甚至得肺癌了。幾年前流傳過段子,說一個在北京跑步的外國人 8 個月後得肺癌死了。這是媒體很愛的標題,類似的還有 “複旦新研究:霧霾可使鮮肺 6 天變黑肺”。

環境-健康之間的因果關系非常難建立,不能如此武斷說霧霾就導致了肺癌。有點欣慰的是,這些扭曲的新聞近幾年再沒被炒作過了,至少在我老家親戚的朋友圈沒有看到。

可是環保部這項研究結果看上去也很(不)晦(性)澀(感):

城市居民平均每天室外活動時間為 3 小時、每日每公斤體重呼吸量為 250 升;

兒童室內的空氣綜合暴露系數是成人的 1.1 倍- 2.5 倍, 26.8% 的兒童暴露於固體燃料做飯或取暖帶來的室內空氣汙染,比如吸煙、烹調油煙、家裝汙染、打印機等辦公材料的使用等。

我對於環境暴露行為模式研究很感興趣也做了采訪,但沒有寫稿,因為研究剛剛開始,到 “人民很苦逼” 還有很多路。不過,這並不妨礙大牛學者們進行後續的研究。來看看 2013、2015 年的全球疾病負擔報告(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¹,迄今為止最大和最全面的衡量全球流行病水平和趨勢的項目 )的結論,媒體盆友們是不是興奮了,可以用來做標題了:

室外顆粒物汙染是導致中國居民早死的第五位原因

2010 年,在中國,室外空氣顆粒物汙染導致 120 萬人過早死亡;2013 年為 91.6 萬人

清華大學 ²、南京大學 ³ 的研究不僅列出了中國的數字,還細分到了來源、地區。

燃煤排放是環境中 PM2.5 的最重要的來源,2013 年,這在中國導致 36.6 萬人過早死亡。 

PM2.5 汙染相關的心血管死亡率最高的三個城市是石家莊、濟南和天津;PM2.5 汙染相關的呼吸系統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三個城市是成都、合肥和長沙;PM2.5 汙染相關的肺癌死亡率最高的三個城市是成都、上海和濟南。

我相信你與我一樣,對於這些數字已經麻木了。為什麽 2010 年是 120 萬人過早死亡,2013 年就成了 91.6 萬了呢?是空氣變好了,還只是計算的某個參數、方法變化了? 

對於 PM2.5 健康危害,我最認可的還是來自美國哈佛大學和美國癌癥協會經典的隊列研究:PM2.5 的年平均濃度每增加 10 微克/立方米,全病因死亡率、心血管病死亡率和肺癌死亡率分別上升 4%、6% 和 8%。

這個研究最終導致了 PM2.5 被列入美國的國標,之所以權威是因為采用了跟蹤人群的隊列研究,在 2013 年的那篇報道中專家也呼籲在中國建立。現在中國到底有沒有隊列,我很久沒跟進了,不知道是否有,但即使有,研究結果也不會很快出來。

回到最初的 “暴露” 話題,中國人和外國人的生活習慣、體質不一樣,不能完全采用美國的研究結果,類似於暴露行為模式、隊列研究等基礎研究尤為重要,也任重道遠。

好吧,嘮叨了這麽久,我不是讓大家不相信現在研究報告的數字,而去等待更精確的結論。在科學的不確定性和周邊環境的不可控下,我們個人力所能及的,就是自己保護自己,除了空氣汙染,還有那麽多影響健康的因素——吸煙、吃得太鹹、水果吃得少、運動少……嗯,所以在北京工作的時候我一直沒給自己買凈化器,因為我不勤吃水果也不多運動少熬夜,有什麽臉只靠凈化器維持健康!!!

——南方周末 汪韜 

在 2013 年披露的全球影響疾病負擔因素的報告中,“室外顆粒物汙染” 從第十六位升至第八,在中國的排名竟升至第四。

2013 年初,幾場霧霾的倒逼,國人才幡然醒悟呼吸之痛。中國三十余年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起步幾與世界同步。然而,三十余年後,為何卻是捉襟見肘、難孚眾望?

1.大氣汙染對健康有什麽危害?

中國至今尚缺乏擲地有聲的系統性研究,特別是針對有 “中國特色” 的大氣汙染。原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現為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何興舟在三十多年前就負責了一項全國研究,然而時至今日,已屆耄耋之年的老先生依然在念叨:“要加強基礎資料的積累。”

2013 年初幾場霧霾的倒逼,國人才幡然醒悟呼吸之痛。國家主要領導過問,全國兩會熱議,甚至連杭州市長在京病逝也被網民嫁接到霧霾的危害上。然則,中國霧霾危害究竟幾何,仍無準確答案。

雖然霧霾的危害沒有準確答案,但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防範和重視霧霾。

三十余年征途,盡管部分研究已具國際影響力,但專家們終究仍是在自己的研究領域繪制精致的片段,全幅的圖景依然模糊。孤軍奮戰,左右掣肘,難掩無奈。

這是一個科學難題,但困難遠在科學之外。

2.最需要的,卻是最缺乏的

“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國家關註得晚了一點。” 潘小川嘆了口氣。

這位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在本科時,就開始研究大氣汙染和肺癌的關系,三十多年里,他本已偏離這一領域。如今他又被霧霾 “刮回來了”。

2012 年底,他與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聯合發布了針對 PM2.5 健康損失的研究報告。結果顯示,2012 年北京、上海、廣州、西安四城市因 PM2.5 汙染造成的早死人數將高達 8572 人。近日,他正在計算 1 月份北京霧霾導致的超額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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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空氣汙染導致的死亡。

類似的健康研究也在中國疾控中心環境與健康相關產品安全所(以下簡稱環境所)緊張開展。2013 年 2 月,農工民主黨在衛生部組織召開了環保、氣象、衛生部門和高校的專家研討會,委托環境所結合已有工作對 1 月份的霧霾做回顧性分析,第一份風險評估報告將於 3 月底完成。

“這個問題太大了,需要一層層剝開。” 被問到大氣汙染對健康的危害時,環境所副所長徐東群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全球影響疾病負擔因素的定期報告中,2000 年,“城市室外空氣汙染” 排在第十六位。最新的報告是對 2010 年的數據進行分析,報告尚未公布,據接觸報告的專家透露,這個指標改名為 “室外顆粒物汙染”,升至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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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 NASA 2010 年發布的 2001-2006 年全球 pm2.5 汙染地圖,紅到發黑的就是 pm2.5 超過 80 的。

中國尤為嚴重。這一指標在中國的排名竟升至第四。

在各類空氣汙染物中,粒徑小、組分複雜的顆粒物 PM2.5 目前最受重視。PM2.5 的危害可分為急性和慢性效應。前者如 1 月份霧霾導致的咳嗽、眼睛刺激、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病癥狀加重。我國目前絕大部分研究集中於此。

後者是 PM2.5 的長期健康危害。長期暴露於高濃度 PM2.5 中,健康人群也會增加呼吸系統疾病、心血管系統疾病和肺癌的患病風險,風險遠大於短期健康危害。

研究慢性影響需慢工出細活,跟蹤大量的人群,長期監測,這在學術界被稱為隊列研究。對 PM2.5 最經典的隊列研究來自美國哈佛大學和美國癌癥協會:PM2.5 的年平均濃度每增加 10 微克/立方米,全病因死亡率、心血管病死亡率和肺癌死亡率分別上升 4%、6% 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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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汙染與心血管疾病關系。

隊列研究是長期的工作。在我國,至今僅有複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開展了一次回顧性隊列研究。然而,因為僅有 TSP(總懸浮顆粒物)數據,研究者根據 TSP 乘以 0.5 變為 PM10,再乘以 0.6 得出 PM2.5 濃度。

這也正是中國目前最急需的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業內已經呼籲了多年。“目前為止,我還不知道國內有人在做。” 複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闞海東說,“一般國家自然基金只支持三四年,但隊列研究通常需要跟蹤十年以上。”

3.保密的歷史,造假的數據

2013 年初,在香港舉辦的 “中國環境保護四十年高層學術論壇” 上,當潘小川展示了幾張發黃的書頁時,在座嘉賓唏噓不已。

這來自 1980 年代初的一項全國性研究《我國二十六城市大氣汙染與居民死亡情況調查資料匯編(1976-1981)》。“以前監測歸監測,健康歸健康,那是第一次(將二者結合起來的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 當年主要負責人何興舟說。

當時的研究方法還略顯粗糙,比如沒有分開吸煙等混雜因素,可是這本數百頁的報告從未公開過。經何興舟同意後,潘小川才在會上展出。

“那時候,什麽都保密。” 何興舟說。這正是中國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的歷史側影。

流行病學是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這是一門遺憾的學科。” 潘小川在德國留學時曾聽到這樣一句話,“只有人死了、得病了,數據才拿過來做統計。” 其數據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健康效應數據,比如門診率、死亡率。另一部分則是環境監測數據,比如 PM2.5 濃度。兩者對應分析才能得出相關結論。

作為研究之本的數據是影響研究質量的第一道坎。

1972 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後,我國就開始監測名為 “飄塵” 的顆粒物濃度,也就是粒徑≤ 100 微米的總懸浮顆粒物,後來變為 PM10、PM2.5。在這個類似於從西瓜到蘋果再到櫻桃的過程中,國內研究並不比國際慢,但一直是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早期數據保密且量不足,後來則是可信度低。

1970、1980 年代,發達國家在相關研究上沒有里程碑式突破。到了 1990 年代,新方法的出現促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國外對於環境健康資料不保密,而我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獲取數據非常困難。” 陳秉衡記憶猶新。

看到國際上不斷湧現新成果,當時在世衛組織工作的陳秉衡想起了 “走一圈,白襯衫領子都會發黑” 的沈陽。和當地的合作研究結果發現,沈陽每年由於室外大氣汙染,大約超額死亡 3000 人。研究的方法已與國際接軌,可環境監測數據卻極不完整:僅有 1986-1988 年及 1992 年 4 年間斷的數據,平均一年的數據也只有 17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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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季一開始,東北多地就會迎來六級嚴重汙染天氣。2015  年 11  月 8 沈陽市 pm2.5 均值一度達到 1155(微克/立方米),局地霧霾指數一度突破 1400(微克/立方米),屈當日中國重點城市空氣汙染首位。

1990 年代末期,我國環境監測體系逐漸完善,但數據質量依然堪憂。由於藍天數量與官員考核掛鉤,有些地方環境監測數據造假已非秘密。一名專家發現 “分析結果很奇怪”。課題組只能拋棄這些數據。為此,該專家還在內部會議上呼籲過:“達標率能不能不要和政績掛鉤?”

4.15分鐘的寶貴發言

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的結果可為公眾和政策服務,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為制定空氣質量標準提供科學依據——在什麽樣的濃度下,可以保障人體健康。

殊不知,在本土研究捉襟見肘之際,PM2.5 列入美國標準之前,我國專家也曾為美國的標準制定出了份力。1990 年代初,為論證是否需要修訂標準,美國增加經費開展研究,被稱為 “天然的暴露箱” 的中國也成為合作研究對象。1993-1996 年,兩國環保部門在廣州、武漢、重慶、蘭州四城市的八所小學開展了調查。結果顯示,兒童患感冒咳嗽、感冒咳痰、感冒氣喘、支氣管炎與 PM10 和 PM2.5 的濃度呈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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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蘭州和廣州局部地區的 pm2.5 值均不達標。

這項研究由美方出資,但在我國卻因經費不足,後續乏力。“呼籲過繼續研究,國內覺得這個事情還沒有那麽突出,就沒有申請上。” 時任中方首席科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魏複盛回憶起來還有些惋惜。

2001 年北京申奧成功後,空氣質量標準才逐漸引起國內重視。

北京承諾奧運期間空氣質量將達到我國空氣質量標準和世衛組織空氣質量指導值。但令北京措手不及的是,2005 年,世衛組織發布了更加嚴格的空氣質量指導值,納入了 PM2.5。陳秉衡是唯一參與指導值修訂的中國專家。

當時,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嚴重與公共政策脫節。陳秉衡並不知道北京的承諾。

在世衛組織的研討會上,按照議事守則,專家不能為本國謀求利益。可是陳秉衡覺得,當時我國無論如何都達不到如此嚴格的指導值,就提出為發展中國家設定過渡目標的要求。但有的專家認為指導值是基於純科學研究提出,不能考慮經濟發展階段。經過激烈爭論之後,這個指導值終於設定了三個較為寬松的階段性過渡目標。

但對中國而言,這依然非常嚴格。陳秉衡回國後趕緊向有關部門匯報,但應者寥寥。“那時候,我和環保部門還沒有接觸。”

幸運的是,2006 年底的一次會議上,她 15 分鐘的報告引起了臺下原國家環保總局科技標準司領導的註意。此後,她應邀去環保總局演講,“在座的不僅有專家,還有真正關註這個問題的領導。” 回想那個上午一百多人參加的報告會,在此領域研究了二十多年的陳秉衡仍然十分感慨,“研究能為政策服務,這開創了我們今後科研的方向。”

環境標準終於放在環保總局領導的心上,而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標準,工作之一便是要系統地開展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2008 年,環保總局資助闞海東和陳秉衡的研究團隊開展了全國研究。

研究發現,將 PM10 分成 PM2.5 和 PM2.5-10(2.5 微米≤粒徑≤10 微米)兩段,健康效應主要是 PM2.5 造成的,PM2.5 需要列入標準;但研究沒有發現 PM2.5 在多少濃度之下,不會產生危害。

北京奧運再度成了助推器,北京大學多項對易感人群(如有心血管病既往病史的老年人或兒童)和高暴露人群(比如出租車司機)的研究發現,奧運期間,PM2.5 濃度降低時,對健康的不利影響都降低了。

這為 2012 年我國修訂環境空氣質量標準提供了幫助。雖然國內研究只提供了 “間接參考作用”,但陳秉衡覺得安慰的是,“不只是完全參照世衛組織的研究,而是我們開始有了自己的資料”。

5.“趕上好契機了”

環境健康所近日多了一份 “額外” 工作:每天從中國環境監測總站上抄寫汙染物濃度。“數據滾動刷新,還是圖片格式,不能下載。” 徐東群有些無奈。

開展霧霾人群健康影響評估、預警工作需要空氣汙染監測數據、氣象數據、患病以及死因監測數據,但部門間數據共享機制尚未建立。

2013 年 1 月,全國 74 個城市、496 個監測站點開始按小時公布 PM2.5 等汙染物的濃度。這讓研究者們喜出望外。但數據的獲取依然困難。接到對 1 月份霧霾進行回顧性調查的任務後,徐東群滿以為環保部門會給出 1 月份的空氣質量監測數據,但沒想到環保部門只提供了一個監測總站的網址。

不過,徐東群仍然覺得,“百姓和政府都這麽重視,趕上了好契機。” 空氣汙染的影響是慢性、長期的,不容易引起重視。2011 年 PM2.5 風波和 2013 年的霧霾後,蟄伏多年大氣汙染健康效應研究終成為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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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穹頂之下》宣傳海報,主講人柴靜從 2013 年冬季,中國大陸東北以及華北地區的大面積霧霾說起,討論中國大陸的空氣汙染、相關治理以及存在的行政不作為情況。一度引起廣泛關註。

雖然長期的隊列開展仍需呼籲,建立數據分享機制甚至加強公眾參與,都會促進有效的短期研究。

據一位研究者透露,如果能夠獲得既有的 PM2.5 觀測數據,配合幾年前人群病死率數據,即可立刻開展回顧性的隊列研究,這相比起前瞻性的隊列研究省時省力。

PM2.5 的另一個研究熱點是將它們層層剝開,探究不同的組分產生怎樣的影響,比如來自揚塵的組分就不如來自機動車的組分危害大,廣州和北京的 PM2.5 危害也不同。我國已在西安開展類似研究,但全國 PM2.5 的監測網尚未建成,分析和比較 PM2.5 的組分還有待時日。

一項名為 “暴露艙” 的方法則是另一條路。誌願者在一間充滿 PM2.5 不同組分的 “暴露艙” 里隨意活動兩小時,暴露前後測量血壓等指標變化即可。可招募這樣的誌願者也不太容易,北京大學曾經開展過這樣的實驗,即便暴露艙里汙染物的濃度和馬路邊差不多,全過程結束後還可以拿到一筆酬勞,可是此項實驗沒有招募到誌願者,課題組的同學被迫成為自己的實驗對象。

霧霾國際肺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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