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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鎮”官員談新型城鎮化試點：簡政強鎮改革還要繼續突破

走在廣東東莞市虎門鎮的中心區域，恍若來到了一個大城市：高樓林立，某知名地產公司的樓盤間或映入眼簾。

這個位於東莞西南隅、建成區面積不過78平方公里的小鎮曾因工業造就的經濟實力被譽為“中國第一鎮”。即便近年來不再雄踞中國百強鎮榜首，其經濟總量仍相當於一個中等城市，不容小覷。

去年5月，在國務院出臺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方案後，虎門和東莞另一強鎮長安被當地設立為新型市或區，提高行政管理權限。一年多過去，試點落實得如何?當地政府又有哪些訴求?

近日，第一財經記者跟隨國家發改委調研組奔赴虎門和長安後發現，雖然撤鎮後究竟是設區還是設市，尚未明確，但是簡政強鎮事權改革實現了多項突破，虎門和長安的行政管理權限基本已經達到縣一級政府的水平。

與此同時，經濟總量也在快速增長。2015年，虎門生產總值447億元，同比增長8.1%;長安生產總值400.5億元,同比增長高達11.1%。

但在提高管理權限的同時，如何進一步調整鎮的稅收分成比例，以便與撤鎮後的行政體制相適應，成為當地市鎮兩級政府共同探討的話題。

行政管理權限提高

在改革開放的滾滾浪潮下，許多寂寂無聞的小城鎮伴隨著工業化步伐的加速和外來人口的大量湧入，成為中國區域版圖中耀眼的坐標。

然而，由於城市管理體制的束縛和制約越來越明顯，許多經濟強鎮出現“小馬拉大車”的情況：行政管理級別、機構設置和事權配置等和龐大的經濟總量不匹配。

就拿包括虎門、長安在內的一些珠三角經濟強鎮來說，他們的經濟體量相當於內地一個地級市，但管理權限只是科級，鎮一級行政部門無法提供適合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公共服務。有人曾將這一矛盾形象地描述為“責任如西瓜、權限如芝麻。”

2014年底，國家發改委通知印發《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方案》，全國共有62個城市(鎮)被列為試點地區，東莞是其中之一。根據方案，虎門鎮和長安鎮將進行撤鎮設市設區試點，並被賦予縣級管理權限，重點解決上述“小馬拉大車”問題。

次年5月，東莞出臺了具體的落實方案。具體做法為，精簡班子配備，新型市或區不按有關規格配備四套班子;減少行政層級，新型市或區不設街道辦事處，在行政架構上繼續實行扁平化管理模式。另外一個頗為外界關註的點是，通過梳理新型市權責清單，進一步簡政放權，直接賦予虎門、長安縣級管理權限，推動事權下放。

這不是東莞“富可敵市”的鎮第一次在行政體制上進行改革。早在2009年，東莞就開始效仿浙江的紹興和義烏，開展擴權強鎮的試點，以破解城市管理體制的制約。2010年，強鎮擴權改革在東莞全面鋪開，多項權限下放到鎮。

6月29日，在由東莞市、鎮兩級官員參加的座談會上，東莞市編辦行編科科長曾智明介紹，2009年以來，東莞市共計將市經信局等35個行政機關的531項經濟社會管理事項及權限以委托、交辦等形式交由相關鎮實施，內容涵蓋了經濟和教育等多個方面。

他說：“多項市一級部門代為行使的縣級事權及其他權限也下放給了各中心鎮行使，進一步理順了市和鎮街兩級的權責關系。同時，由於減少了審批層級，下放審批事項的辦理時間普遍縮短3—8個工作日，提高了行政效率，節約了行政成本。”

他補充道：“經過六年多的時間，虎門鎮和長安鎮等中心鎮的行政管理權限得到切實擴大，已經基本達到了縣一級政府的水平。”

缺乏法律主體資格制約管理

雖然上述兩項改革擴大了鎮一級政府的經濟社會管理權限，但是由於部門權限鎮級不具備嚴格意義上的法律主體資格，造成在行政審批和行政執法中仍存在制約。

在當天的座談會上，虎門鎮一位負責人表示，最大的挑戰是社會管理。“你看人這麽多，產業這麽多，所有的責任都在我們基層政府，但是我們連法律主體都不是。如果我要拆個違建的房子，我們需要向相關部門去申請，然後走較長時間的程序，這樣違章建築商就不太顧忌。”

他舉例說，此前虎門鎮一位開發商建造一棟違法建築。早在他打樁的時候，虎門鎮政府就發出停工通知書，但是開發商扔下一句話：“你們八個月後再來吧。”

東莞市編辦行編科科長曾智明解釋，許多放權事項，法律法規對行使主體有明確規定，多是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在改革中，東莞市主要通過委托的方式下放事權到鎮一級，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規定，行政強制措施權不得委托，從而導致鎮一級不能通過放權政策實施行政強制措施或行政強制執行。

探索調整財政分成比例

東莞市在下放大量權限給各中心鎮行使的同時，也著力擴財權、增財力，強化鎮一級的財政保障。

曾智明介紹，東莞市將現行保留作為市級收入的10家原市屬大型工業企業下劃屬地鎮街管理，其稅收鎮街參與分成。另外，也規範了基本公共服務財力性補助制度，凡鎮街標準支出超過標準收入的，由市全額給予補助。

不過，上述兩個鎮希望能進一步提高分成比例。長安鎮一位負責人表示，我們要解決的事情比普通的一個鎮要多得多。

他以數量龐大的外來人口為例：長安鎮本地人口只有4萬多，但是常住人口高達66萬，外來人口和本地人口的比例之高在全國來說都是數一數二的。

他說：“要想留住這些外來人口，為產業發展做出支撐，就要推動這些人口的市民化，成本約12.4萬元/人。加上為這些外來人口提供的社會管理和配套措施，耗資巨大。”

東莞市民政局區劃地名科科長莫曉宇表示，當地市鎮利益分配矛盾仍然不變，財稅分成等傳統觀念上的障礙仍然存在。

第一財經記者從東莞市財政局了解到，在稅收方面，東莞市按照一定的比例上交給國家後，除了由市財政投資的基建項目稅收等規定的稅收之外，其他的全部和鎮五五分成。在非稅收方面，有些也是五五分成，有些則是全部返還。

為了激勵和扶持鎮街發展，東莞市財政局也規定，從2016年起，以2015年為基期年，參與分成稅收增量部分，按照50%~80%的比例返還。此外，在2016年，東莞市安排對鎮街財力性轉移支付總額20億元，並從2017年起每年遞增10%。

葉倫還要等多久？

明知宋仲基是韓國定制的明星 為什麽你還要追？

火爆的韓劇不少，當紅的演員也很多，然而可以引發“現象級”效應的爆款卻不多。宋仲基憑借《太陽的後裔》成為了“爆款”——“國民老公”，那麽“爆款”究竟要符合哪些條件?當下“國民老公”效應又為何如此兇猛?

而一旦成為“爆款”，宋仲基的商業價值就要被極大地發掘，就在日前，宋仲基在上海舉行了其亞洲巡回見面會的最後一站。見面會的背後則是商家大量掘金的“粉絲經濟”，各個商家抓住“國民老公”話題，對周邊商品、代言等進行了極致地開發。

定制化造星

“國民老公這個稱呼挺好啊，但這是不是意味著我不能結婚了呀?”在見面會現場，宋仲基自己似乎也很享受“國民老公”的稱呼。

但是這麽多的劇集和演員，為何偏偏是宋仲基成為了“國民老公”呢?

“首先要註意，在偶像培養的性別上，日韓非常懂得運用粉絲心理學。要知道大部分願意看劇集的都是女性，因此偶像的培養第一步就是以男演員為主。比如日本知名的姜尼士(音)事務所幾乎從來不培養女演員，他們只打造男明星，早期的SMAP就是最成功的案例。所以你會看到‘國民老公’，但是沒有聽過‘國民老婆’吧。”曾經在文化公司擔任過管理者的葉文(化名)向《第一財經日報》透露。

優質的男演員需要在氣質上符合女性觀眾內心幻想的“老公”形象，英俊的外形是基本條件，但更重要的是要給人溫柔、善良、有禮貌、懂得女性心理等特質。

“比如我們經常在銀幕上看到很多中國男演員塑造了剛強的形象，這的確很男人，但是缺乏溫柔和細膩感，並非幻想中的老公人選。而韓國男藝人原本就以長相眉清目秀為主，這種外形的女性化本身容易給人溫和感，加上韓劇的劇情都是男主角條件好到不行，卻專一對待女主角，各種柔情似水，女主角有時還要甩一下男主角，男主角卻總是鍥而不舍。這些都非常符合女性內心的渴望，而且這些幻想在現實生活中很難實現，這就更加強了女性觀眾對虛擬的‘國民老公’的渴求。”葉文指出。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了解到，韓國的經紀公司會長期觀察一個演員的特質，對其進行針對性包裝，比如金秀賢和宋仲基，他們從入行到當紅是有一個多年的過程的，經紀公司讓他們從配角開始演出，比如宋仲基更一度以後輩身份參加韓國版“跑男”節目，混到臉熟。經紀公司則始終在觀察他們的表現和觀眾反應，最後發現，這類男生特別有觀眾緣，於是就重點打造。

“明星是被造出來的，背後的資源和推手才是真正的掌局者。觀察幾年後，公司會重點培養宋仲基和金秀賢這類藝人，而編劇在撰寫劇本時也是有針對性的。在韓國，編劇被尊稱為作家，這些作家大多是女性，她們當然知道女性需要什麽感覺，所以她們寫出來的劇本都是女性視角但由男性來演繹。” 葉文認為，比如在《太陽的後裔》中，宋仲基飾演的柳時鎮，集英俊、專一、陽光、可愛於一身，最重要的是他清秀溫柔的外表之下並不缺乏男人氣概，這非常符合女性觀眾的陽光美男定位，讓人覺得既可愛又不乏成熟，既秀美又男人，這些特質讓宋仲基成為國民老公。

不少業內人士也表示，中國的演員缺乏系統的打造，也缺乏“陰陽結合”感的男演員形象打造，有些“國民老公”的走紅，更多的是偶然，比如因出演《瑯琊榜》爆紅的王凱，其實他本人根本沒有想到劇集播出後會如此受歡迎。而宋仲基的樣本顯示，韓國的“造星”過程都是謀劃好的。

粉絲經濟的極限

在宋仲基見面會上，《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發現，粉絲尖叫聲不絕於耳，宋仲基對於粉絲互動、合照、演劇情等要求也都一一配合。

這一切都離不開背後的商業運作。此次宋仲基的亞洲巡回見面會，贊助商不低於10家，《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現場看到，滿場都是宋仲基代言的各類商品，就連會場門口的飲料食品推車也都是其代言的廣告。而在見面會的遊戲環節，則是冠名商的產品登場，用宣傳人員的話說：“海報上的贊助商logo都沒地方加了!”

不僅如此，宋仲基的見面會還開通了網絡直播，讓買不到票的粉絲通過網絡過把癮，不少網紅或商家還用直播挖掘了不菲商機。

據不完全統計，在見面會現場，居然有約30%~40%的粉絲是一路追隨而來的。這意味著“粉絲經濟”的消費市場是一塊巨大的蛋糕。

其中涉及門票、餐飲、酒店、周邊商品等多個產業，就連OTA攜程也不放過“粉絲經濟”的賺錢機會，此前攜程就開賣宋仲基亞洲巡演粉絲見面會門票，且一度在幾十秒內售罄。為全面滿足粉絲從異地去參加見面會的需求，攜程甚至還推出了“一站式追星”服務——系列“見面會門票+住宿”套餐產品。

有業內人士算了這樣一筆賬，從5月10日長沙錄制《快樂大本營》開始，實名制門票被黃牛售賣到8000元一張，而正常的見面會票價也動輒在千元以上，有時黃牛報價可達1萬元一張。一名粉絲如果一路追宋仲基到北京，參加兩場發布會、一場見面會，住同一家酒店，搭乘同一班航班，一趟“頂級配置”追星之旅跟下來，花費至少在2萬元以上。

愛奇藝的在線商城以及淘寶等都在熱銷宋仲基或《太陽的後裔》同款服飾，有些店鋪的成交數字已達數千筆甚是上萬筆。在見面會現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更看到有粉絲身穿宋仲基平時常穿的同款休閑服，手持其卡通形象的定制熒光棒等，商家為掘金，都特意針對粉絲制作了這些見面會周邊商品。

從劇集收費、同款商品、社區聚粉絲、流程化的商業見面會、廣告商、周邊酒店住宿等來看，宋仲基的“粉絲經濟”效應已被最大限度地開發了，愛奇藝通過對這一IP的充分利用，也開拓了全新的商業模式。

人工智能達到“傻瓜機”的狀態還要3~5年

被AlphaGo迅速科普的人工智能一直是當紅話題，隨之而來的是各種機器人、無人車正在“入侵”普羅大眾生活的消息。但真實的人工智能並非會下圍棋的AlphaGo，也不是科幻電影里顛覆人類的存在。

由第一財經聯合主辦的人工智能主題論壇上，創新工場董事長兼CEO李開複、第一財經CEO周健工、香港科技大學計算機系主任楊強教授以及第四範式首席執行官戴文淵從投資人、資深媒體人、學者以及企業代表的角度揭開最真實的人工智能現狀。

黃金時代?

從微軟、谷歌到創新工場，這些年看了太多創業項目的李開複最為“執念”的似乎還是人工智能。

來自李開複的感嘆是，他已經在人工智能領域經過了好幾個貌似的黃金時代，然後又進入了黑暗時代。但1980年就開始了自己第一次人工智能的科研項目的李開複如今堅持現在是人工智能的黃金時代。

對於大多數普通人而言，人工智能是被AlphaGo與李世石的五番圍棋大戰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

於是，一時間被各種電影充分演繹過的人工智能“未來”場景成為討論的焦點，人工智能威脅論甚囂塵上。

但在李開複看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人工智能科學家，不應該探討沒有科學證明揣測的未來現象。雖然現在還不能證明上述場景在遙遠的未來絕對不能發生，但它絕對不是我們今天需要關註的現象。“因為人工智能有很多內容，但人工智能絕對沒有自我意識、沒有情感，也沒有欲望。”

對於當下的人工智能熱，李開複關心的是在人工智能還沒有“統治”人類的時候，人工智能就是奴隸和工具，應該討論的是怎麽樣好好利用這個工具為人類創造更多的價值，讓更多人免於饑餓，讓我們有更好的生產力，“讓人生活得更快樂，讓我們追求真正有價值的工作，而那些重複性的工作應該讓人工智能取代。”

因此，人工智能商業價值的體現也意味著一些從事重複性勞動的人可能會失去工作。畢竟在一些領域，人工智能是一個遠超人類的存在，因為人工智能就是不會累、不會休息，可以一天24小時、一周7天進行工作，這是正常人類無法做到的。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到底有多少領域會被來勢洶洶的人工智能顛覆?

李開複認為，人工智能最有價值投資的是大數據領域，應用最快的是互聯網領域，而能在3年或5年後會產生巨大價值的是金融領域。不論是結構化數據還是非結構化的數據，人工智能可以將多領域的數據進行結合，繼而應用到金融領域投資、保險、銀行等細分領域之中。

不過，作為資深媒體人，第一財經CEO周健工已經清晰地感受到人工智能技術對媒體的沖擊與重構。

“可以看到信息技術發展的歷史，它的每一次長足的進步，首先影響和顛覆的都是跟媒體有關的行業。”在周健工看來，最近這幾年整個媒體行業產生了很大的改變和顛覆，各種各樣的人工智能技術對媒體的影響特別多，尤其是機器學習讓機器會變得越來越聰明，它會重新定義知識，如果媒體不考慮這些問題，不理解、不掌握這樣的技術，就永遠處在被動挨打的狀態。

初級階段

盡管AlphaGo成功普及了人工智能的價值，但是對於在這一領域從事多年研究工作的學者們而言，目前的人工智能還很初級。

在戴文淵看來，如今大眾對人工智能的認識可能更多還是來自於科幻電影。不過，科幻電影描述的這個人工智能叫做“通用人工智能”，就是說有一個真的像人類大腦一樣的“大腦”，什麽都能幹。而今天的人工智能其實不是這樣的，今天的人工智能需要人類告訴“他”要解決什麽問題。

“今天是要下19×19的圍棋這樣的問題，人工智能就能夠成一個19×19圍棋的高手，但今天如果說讓AlphaGo去下17×17的圍棋可能還下不過我，所以它只能幹這個事情，你讓它去幹和定義的不一樣的事情它是幹不了的。”戴文淵認為，人工智能的特殊性決定了它是一個大數據的問題，這意味著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在大數據場合下可能都是比較困難的方法。盡管過去的十年誕生了很多分布式計算的解決方案，至少目前看到的大多數解決方案都不能解決機器學習的問題。

不過，在戴文淵看來市場教育使得人工智能的邊界越發清晰，而互聯網解決了大數據的問題，目前頂尖的數據科學家設計各種各樣的算法來更適合人工智能的分布式計算框架，既分工又有協作，在外部反饋方面也研發了自學習系統，一邊犯錯一邊自我調整自我修正。

而人工智能協會首位華人會員、第四範式首席科學家、香港科技大學計算機系主任楊強的觀點是現在的人工智能只是一個很初級的人工智能，因為它利用大數據的存在來補足算法的不足，所以現在如果數據足夠大的話，很多算法上的補丁都不用去打了。但當數據變小的時候，這些漏洞和補丁就顯得尤為重要，不補就很有可能失敗。“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上如何在小數據的情況下也能讓人工智能用起來，這是技術研究人員責無旁貸的，我也相信我們一定能研究出來，我們研究的遷移學習也是其中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機器學習在日常生活的應用中比比皆是，然而看似離生活很近的人工智能實則與我們頗有距離感。如何將人工智能的門檻降低，讓更多的人應用人工智能，這目前對科學家們而言依然是個難題。

楊強的觀點是對於人工智能的普及需要足夠的耐心，目前可能只是在程序員領域和平臺領域推廣，而真的到傻瓜機的程度又需要等上個3到5年。

盡管人工智能技術目前對於普羅大眾還有著一定的距離，但是李開複已經給出了創新工場投資這一領域的標準，而這里面最為剛需的是要有閉環、壟斷性的數據，擁有很多深度學習的科學家和架構師，在此基礎上還要有商業計劃和變現計劃。

寸土寸金還要有綠水青山 深圳是如何做到的？

深圳市大鵬新區大澳灣保護良好的海濱環境。攝影/章軻

36年間，深圳從一個南海小漁村變成中國經濟中心城市，經濟總量長期位列中國大陸城市第四位，僅次於上海、北京和廣州。在英國《經濟學人》2012年“全球最具經濟競爭力城市”榜單上，深圳位居第二。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No.13》稱，2014年，深圳的城市競爭力首超香港，是全國單位面積經濟產出最高的城市，萬元GDP水耗、能耗最低的城市，創新創業能力最強的城市。

就在這個“寸土寸金”地方，2005年，深圳在國內率先劃定基本生態控制線，將全市近一半(974平方公里)的土地劃進生態保護範圍，給生態留地。

如今，深圳既是金山銀山，又有綠水青山，是全國副省級城市中生態環境最好的城市。2015年，深圳PM2.5濃度29.8微克/立方米，空氣質量居國家74個重點監測城市前列，灰霾天數35天，為近23年最少。“深圳藍”成為深圳的一張新“名片”。

用經濟手段調節利益關系

7月22日上午，深圳東南部的大鵬半島，遊人們在被譽為“中國最美八大海岸之一”的西湧海灘戲水;在較場尾特色民宿集聚區，店家生意紅火，一間特色客房的住宿價格已經直逼大城市五星級酒店的房價。

在大澳灣，民間組織“潛愛大鵬”的一位誌願者對記者說，由於持續開展海底珊瑚保育，大鵬半島海域珊瑚群落覆蓋率已經達到50%。

海拔869米的七娘山下，碧洲村原村民們已經住上了統建房，老屋被保留下來，或自己改建或出租外人，成了遊人們休閑、度假的場所。碧洲村原村民戴劍光告訴記者，“政府給每人每月1000元補償，全家5口人，一年有6萬元的收入。”

“當然，錢不是白拿的。”戴劍光說：“原來，村民隨便到山上開墾種果樹，都開到半山腰了，生態環境破壞嚴重。實施生態控制線和生態補償政策後，沒人上山開墾了。村民們有保護環境的義務，誰違反了生態保護政策，補貼就沒了。所以，村民們自發成立了巡護隊，每個角落都會去查。”

戴劍光所說的政策，是2007年深圳在全國率先實施的針對大鵬半島原村民的生態補償政策。

21日下午，在深圳市人居環境委員會的一間會議室里，深圳市人居委副主任李永生解釋說，大鵬新區地處深圳東南部的大鵬半島，是深圳市生態保護面積最大、生態環境最好的區域，被譽為深圳的“生態基石”。改革開放30多年來，深圳一直對大鵬半島實施嚴格的生態保護政策，嚴格限制這一區域的開發建設。

“長期以來，生態控制線範圍內的原居民從大局出發，為保護生態環境犧牲了部分利益，原農村集體土地和山林限制開發，集體經濟難以發展。原村民無法享受到改革開放後深圳高速發展應有的成果。”李永生說。

正是出於這種考慮，從2007年起，深圳市決定在大鵬半島開展生態保護專項補助的試點，通過轉移支付方式，對大鵬半島原村民發放生態保護專項基本生活補助，每人每月500元。2011年1月1日起，補助標準提高到每人每月1000元。9年來，已累計發放補助資金13.5億元，直接受惠原村民16652人。

“生態補償是用經濟手段調節市民利益關系的創新性制度安排。實施生態補償政策體現了深圳作為改革開放試驗田的擔當，也體現了對大鵬半島原村民平等發展權益的保障。”大鵬新區黨工委書記王京東對記者說。

大鵬新區生態保護和城市建設局副調研員曹其捷介紹，《大鵬半島生態保護專項補助考核和實施細則(試行)》對享受生態補助的人員需履行的責任和義務作明確規定：對破壞生態環境(如毀林、引發森林火災、破壞海洋生態、汙染環境等)的;汙染環境(如偷排、漏排、超標排放汙染物，以及產生較大環境影響事件)的;違法搶建搶種(包括在海域非法養殖)的;不配合政府進行公益項目、重大項目開發建設的;不配合政府主導的搬遷、拆遷、土地整備及附著物征收的，按相關主管部門制定的具體考核裁量標準，停發或扣減相關責任人生態保護專項補助。

2011年至2015年間，大鵬半島共有586名原村民因未履行好保護生態的責任和義務，而被相應扣減或停發了生態補助金。

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促使大鵬半島生態環境質量持續優化。當地環保部門的監測數據顯示，2015年，大鵬半島空氣質量優良率達到99%，較新區成立時的90.2%提高了8.8個百分點;PM2.5平均濃度為22微克，較新區成立時的34微克下降了35.3%;新區近岸海域6個監測點水質也全面提升到國家一類標準。

2015年，大鵬半島共接待遊客首次超千萬人次，實現旅遊營業收入44.67億元，較新區成立之初翻了近一番。

深圳市基本生態控制線範圍圖(2005)

深圳市基本生態控制線範圍圖(2013)

王京東告訴記者，除了生態補償，2011年底，深圳市委市政府還決定設立大鵬新區，提出了“保護優先、科學發展、精細管理、提升水平”的發展方針，明確了新區建設“三島一區”(生態島、生物島、生命島、世界級濱海生態旅遊度假區)的發展定位，並將大鵬新區確定為全市唯一不考核GDP的區。

“這些都體現了市委市政府持續保護好大鵬半島生態環境，並不斷提高保護水平的戰略意圖和堅定決心。”王京東說。

補償政策將涉及社區集體

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獨家采訪時，王京東說，“大鵬半島的生態環境對深圳市的影響巨大。可以這麽說，如果這里的生態環境被破壞了，深圳離建成國際一流生態城市的目標就會變得非常遙遠。”

數據顯示，大鵬新區陸域面積302平方公里(約占深圳市的1/6)，海域面積305平方公里(約占深圳市的1/4)，海岸線長133.22公里(約占深圳市的1/2)。全區陸域的73.5%即222平方公里土地被劃入深圳市生態控制線範圍，生態控制面積接近深圳市的1/4。

王京東告訴記者，今年上半年，大鵬新區空氣優良率達到99.4%，PM2.5濃度平均值同比下降18.5%，達到22微克/立方米;空氣質量綜合指數保持全市第一;近岸海域水質保持國家一類標準，“大鵬半島已經成為深圳名副其實的‘綠肺’和‘後花園’。”

曹其捷介紹，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直接提高了原村民生活水平。“這個效果是立竿見影的，因為生態補償是直接補到原村民個人，使原村民個人年收入直接增加了1.2萬元，生活水平可以得到較大改善。”

他舉例說，生態補償政策也增強了百姓生態環保意識。實施生態補償以來，新區老百姓參與違法建設的少了、自覺抵制違建的多了，使得大鵬新區違法占有國有土地率和違法建築率始終保持深圳市最低。

此外，大鵬新區目前已有各類環保誌願者隊伍112支，特別是由當地居民自發組織的“潛愛大鵬”珊瑚保育誌願者聯合會，已經發展成為國內最大的珊瑚保育誌願者組織，目前在冊義工超過千人，核心潛水員義工超過200人，還有一些來自澳大利亞、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外籍義工。

王京東對記者說，雖然大鵬半島生態補償政策發揮了巨大作用，取得了突出成效，但也有需要不斷完善之處。他說，一是現行生態補償政策只針對原村民個人，尚未考慮到社區集體在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中應發揮的作用;二是現行生態補償標準缺乏動態調整機制，考核方式也相對粗放，需要探索建立更加科學的評估機制;三是現行的生態補償依據的是市區兩級政府有關文件，缺乏更為剛性的法律法規作為長期實施的保障。

“如果要問我們最大的訴求是什麽，那就是希望生態補償政策能夠延續下去。”戴劍光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1000元對政府來說可能是一個小數字，但對原村民們來說，卻是一個大數字。”他告訴記者，像碧洲村這樣的偏僻村落，由於基礎設施落後，要發展旅遊文化產業仍面臨許多困難。

“我們每年6萬元的生態補償，約占全家全年收入的一半。”戴劍光說：“兒子在深圳打工，年收入也就2萬元左右。我自己沒正式工作，想跑運輸，但也很難，運輸市場已經飽和了。”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註意到，根據《大鵬半島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2015-2020)》，將“完善大鵬半島原村民生態補償機制，在自然資源資產確權基礎上，建立生態管護績效評估制度，強化社區的生態監管責任，調動社區和原村民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積極性;創新生態補償模式，根據生態文明建設考核結果，動態調整大鵬半島轄區財政轉移支付資金，探索通過產業扶持、人才培訓等方式實施補償;建立獨立公正的生態環境損害評估制度。”

王京東告訴記者，大鵬新區正探索將社區集體納入生態補償範圍。在對原村民個人實施生態補償的基礎上，增加對社區集體的生態補償，同時建立針對個人和社區集體並與補償金額掛鉤的生態管護績效考核體系，以充分發揮社區在生態保護和監管工作中的基層組織作用。同時加快生態資產核算和生態補償標準體系研究，建立科學的生態補償績效考核機制和補償標準動態調整機制。

王京東說，大鵬半島自然資源資產核算體系和負債表研究已取得實質性突破，林地、城市綠地、濕地、沙灘、近岸海域、河流、水庫、大氣環境、珍稀頻危物種、古樹名木、礦產等11項主要資產指標結果年內就能測算出來。而最早測算出的大鵬半島林業價值高達712.9億元，其中森林總涵養水源相當於一座近20億方水庫提供的水量。

“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將成為領導幹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的基礎和依據，這也是有效破除地方唯GDP論的一個重要措施。”王京東說。

深圳市大鵬新區，遊客們在海邊遊玩。攝影/章軻

深圳市大鵬新區新大社區原住民的樓房。攝影/章軻

深圳市大鵬新區新大社區原住民統建房。攝影/章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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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常務副市長張虎：生態補償不是“一補了之”

記者 章軻 發自深圳

深圳土地面積只有1997平方公里，比香港土地面積(1104.43平方公里)略多，但2015年GDP達1.75萬億元。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表示，2016年，深圳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為8%-8.5%。如能順利達成此目標，以近年香港經濟增長不高於3%的增速推算，2016年深圳GDP將超過香港。

在GDP直追香港的同時，深圳市的生態環境並沒有惡化。環境保護部歷次公布的全國空氣質量相對較好的前十位城市中，深圳總是榜上有名。深圳市生態環境的持續優良，得益於堅持不懈的環境保護努力，也得力於在全國率先開展的生態補償探索。7月22日上午，在深圳市市民中心大樓的花園式平臺上，深圳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張虎就生態補償問題，接受了記者們的集體采訪。

記者：深圳市為什麽要實施生態補償?

張虎：實施生態補償是深圳踐行五大發展理念特別是綠色發展理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具體舉措，也是深圳發展的現實需要。深圳是經濟大市、人口大市，同時也是環境容量小市，土地面積只有1997平方公里，人口超過1500萬，經濟總量超過1.75萬億元。只有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才能實現長遠的可持續發展。

實施生態補償，是找準堅守生態紅線與共享發展有機結合、實現生態保護與民生改善“雙贏”的實踐創新。綠色發展、始於足下，保護生態、人人有責。實施生態補償，既可以調動市民更好地保護生態環境，又可以讓生態控制線內市民、原住民分享城市發展成果。

記者：深圳市的生態補償具體是如何實施的?

張虎：深圳始終堅持在保護中發展、發展中保護，堅持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的理念，2005年在國內率先制定《基本生態控制線管理規定》，將全市近一半(974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劃為基本生態控制線內並立法保護，從制度上有效保護了城市生態環境。

以大鵬新區為例，深圳於2007年出臺了《關於大鵬半島保護與開發綜合補償辦法》，明確通過轉移支付方式，對大鵬半島原村民發放生態保護專項基本生活補助，每人每月補助500元。2011年，補助標準提高至每人每月1000元。近9年來，已累計向1.6萬原村民發放補助資金13.5億元。

生態補償不是“一補了之”，而是權力與義務的有機統一。深圳市明確規定了受補助人員的責任和義務，對破壞生態環境的、在海域非法養殖的行為，將停發或扣減相關責任人生態補償。通過系列的措施，大鵬半島原村民人均年收入增加了1.2萬元，生活水平得到較大改善，生態保護的責任感和積極性得到明顯提升，形成了共建生態文明的強大合力。

記者：在環境保護和生態補償方面，深圳市下一步有何考慮?

張虎：目前大鵬新區森林覆蓋率達到76%，PM2.5年平均濃度22微克/立方米，環境空氣質量綜合指數列居全市第一，近海水質優於國家二類海水水質標準，成為深圳環境質量最好的區域。

深圳市基本生態控制區範圍較廣、情況複雜，包括水源保護區、自然保護區、基本農田保護區等。深圳將加強基本生態控制線管理，劃定生態保護紅線，確保生態安全。同時繼續探索完善生態補償政策，對補償對象、補償方式、補償標準進行深入研究，制定公開透明、操作性強的生態補償具體政策。強化績效考核和責任追究，為生態保護工作提供體制機制保障，改善原居民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水平，推動美麗深圳建設。

深圳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張虎。攝影/章軻

老虎吃人了 為何還要說動物是人類的好朋友？

北京八達嶺野生動物園7月23日發生老虎傷人事件，一人死亡一人重傷。目前園方和自駕車主有無責任尚無定論，但中國社交媒體上呼聲難得一致，說老虎是無辜的，請放過它。對此，動物園市場部負責人已經證實將不會處死傷人老虎。

我也同意要保護老虎，從小，我們就被無數次告知“動物是人類的好朋友”！

可是，為什麽動物是人類的好朋友？讓我給你講兩個真實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在美國西南部亞利桑那州和墨西哥北部的希拉（Gila）河谷，有一種有毒蜥蜴。它因地得名，就叫希拉毒蜥。這種蜥蜴體型粗壯，長達半米，動作遲緩，大部分時間就是吃飽了休息。

這個動物的神奇之處在於，就在於它的吃。希拉以老鼠和蛋為主食，過剩的養份儲存在肥胖的尾部，加上緩慢的新陳代謝，使其最長可以九個月不吃不喝。

它獨特的生活習慣吸引了科學家的目光，90年代，美國一位年輕的內分泌學家從希拉毒蜥的唾液濃縮樣本中發現了一種新的多肽激素，這種激素被證實與人類的胃腸激素相似，不但能夠降低血糖，而且還能改善正在喪失功能的制造胰島素的Beta細胞的機能。在此基礎上，世界上有三大制藥公司都研制出了治療糖尿病的藥物艾塞那肽註射液。2005年4月，藥物獲得美國食物和藥品管理委員會（FDA）批準上市。2006年11月，獲得了歐盟的銷售許可。目前在全球已經有千萬醫生處方。

也許你說，這個故事很好，但是不是離我太遠？真心不遠！2009年，這個藥物就已經登陸中國，獲得中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批準治療糖尿病。如今，在上海和北京的動物園里，還各生活著四只從墨西哥遠道而來的希拉毒蜥。捐助動物的公司，就是當初研發藥物的三家制藥公司之一。

第二個故事：我們小的時候，大概都抓過蝴蝶的經歷。五顏六色的花蝴蝶，其實不僅讓小孩子著迷，也是令很多科學家孜孜不倦研究的對象。

在多彩的蝴蝶翅膀上，有種環狀碳氫分子結構，從二十年代開始，就有科學家，包括兩名諾貝爾獎獲得者開始研究這些結構。科學家們發現，這種環狀結構不僅存在於蝴蝶翅膀上，還可以從肝臟中分離出來，也可以從菠菜葉子中提取。因為這種物質最初是米切爾（Mitchell）從菠菜葉中提取純化的，故而命名為葉酸。

說到葉酸大家就都知道了，葉酸對細胞的分裂生長及核酸、氨基酸、蛋白質的合成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醫生會建議準備懷孕的婦女服用。因為天然葉酸僅存在於少數食物中，美國九十年代還推出了在食品中增加合成葉酸的的計劃（Folic acid fortification program）。

怎麽樣？從蝴蝶翅膀到葉酸！很了不起吧？但這個故事說到這里，才進行了一半，精彩的還在後頭。

經過進一步的研究，科學家們又發現，如果細微地改變這種環狀結構，這種化合物就能從幫助細胞生長，變成抑制細胞，抑制DNA合成，甚至控制癌細胞。1947年，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合成抗癌藥物葉酸拮抗劑氨喋呤（Antifolate Aminopterin）就這麽誕生了，被用於治療血癌，俗稱白血病。從上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抗胸膜間皮瘤、非小細胞肺癌、晚期胃癌、乳腺癌的藥物也紛紛被研制出來，這些藥物至今仍然是《財富》500強榜上有名的制藥公司的明星產品。小小的蝴蝶翅膀，不僅成就了公司，還改變了整個人類的抗擊癌癥的歷史，甚至也可以說，改變了人類的命運。

這兩個科學發現的故事，實際上只是我們從動物界、自然界獲益滄海一粟。我們對蝙蝠和海豚的研究，促進了我們對超聲和聲納的研發；通過了解為什麽五米高的長頸鹿為什麽沒有高血壓，我們研制出如何保護飛行員對抗飛行重壓的抗荷服，這些例子太多了。保存生物的多樣性的意義，就在於我們通過研究不同的生物，可以學習如何適應各種極端的環境，然後研制出不同的產品，適應變化無常的自然。設想，如果沒有這些生物，如果我們只能通過照片和書本來啟發我們的研究，那麽想獲得真知實踐，可能就非常緩慢了。

這個道理，其實不僅喜歡拿兔子和白鼠做實驗的制藥公司知道。

在巴西北部帕拉州的卡拉加斯，不僅有世界上最大的鐵礦，也是原生熱帶雨林保護區。巴西世界第一的鐵礦石生產商淡水河谷，從1985年開始就在這里開始采礦。在同一年，在卡拉加斯國家森林公園（Carajas National Forest）河谷公司也建造了面積達30公頃的河谷動植物園（Vale Zoo and Botanical Park），保護250種動物，其中57種是巴西獨有的，6種瀕臨滅絕。每個月僅萬名遊客的門票收入，對一個如此巨大的公園來說，絕對是入不敷出的。但公園能一直持續到今天，離不開淡水河谷公司的不斷投入。至今在巴西，淡水河谷公司也有專門研究動物和植物的部門，就像很多公司都有研發部門一樣，只不過他們只研究如何保護動物，並與自然和諧共存。 

很多公司都喜歡談企業社會責任，真正地保護我們的環境，是企業最大的責任之一。

（作者為五百強公司管理人士，文章不代表本報觀點，歡迎來信[email protected]與作者交流）

有房還要住好房？ 黨國英建議劃轉增加1億畝城市建設用地

“北京的某房地產開發商老拿中國的樓房和東京等國外的獨棟房子比，說中國的房價不高。怎麽能這樣比”？

7月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來到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舉辦的關於城鎮化與土地制度改革的論壇上。在談起當前居高不下的房價時，黨國英表示，“北京獨棟房子的價格非常高，樓房也是一樣。老百姓即便買得起房，也住得非常密集，居住形態遠遠趕不上東京和歐美國家的標準。”

中國老百姓的居住品質能否才能達到國外的水平? 黨國英建議，能否從農村建設用地中劃出1億畝，增加城市建設用地量。

呼籲增加1億畝城市建設用地

黨國英以東京新宿一家地產中介公司展示的賣地廣告信息為例，在新宿，買200平方米的土地需要100萬元(人民幣)，建築、安裝、裝修成本算下來一平方米要2萬元，200平方米的房子建成差不多要花500萬元。

黨國英表示，這個價錢在東京新宿能住上獨棟樓房，但在北京三環以內可能還買不了滿意的樓房。

不過，據了解，日本買房出了支付土地價格之外，不僅要支付高額的房產稅費，還要考慮遺產稅的情況。

對於中國人的居住形態能不能像國外一樣的問題，黨國英認為還是有可能性。

黨國英在會場上表示，他最推崇的是荷蘭人的居住狀態。黨國英出示的一個圖表顯示，在荷蘭一些主要城市，50%以上的居民住在獨棟樓房，有的城市這個數字甚至高達80%。 “荷蘭是發展緊湊型城市的典範，人口密度是我們的3倍，他們能做到，為什麽我們做不到?我們在居住形態上的問題不是資源問題，而是政策問題，是規劃管理體制的問題。”

黨國英說，“中國我們的建設用地大概是5億畝，城鎮村及工礦占地約4.6億畝。我們不能把高樓都炸掉，不能把大量的已經是工廠的地方變成居民區，但是如果我們從農村建設用地中劃出來9千萬畝或1億畝做住宅用地的話，中國人的居住品質就可以達到歐洲的水平”。

建議劃定農業保護區防止耕地被侵占

目前，外界擔憂的是，如果在土地政策上做一些調整的話，會不會侵蝕農業用地?農業用地會不會減少?黨國英給出的方法是劃定農業保護區。

黨國英表示，“中國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有60億畝，其中30億畝如果被劃成農業保護區的話，再去掉20%的河流道路，還有24億畝。劃了農業保護區之後，在保護區內非農建設只能少不能增，非農建設的占地只能減不能增。”

他補充道，這樣的話，政策實施起來比較簡單，而且對保護耕地更有利，犬牙交錯的基本農田不容易被蠶食。

黨國英表示，土地本不應成為問題，卻成為中國發展最大的問題。土地問題之所以成為目前城鎮化進程中的一個顯著問題，黨國英認為主要是由於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強化中國城鄉二元結構，造成農業低效率，農產品相對昂貴，加劇了消費抑制，減弱國民創新活力；而土地規劃管理制度的缺陷形成中國現行居住形態，抑制消費，從而影響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再者，政府幹預土地出讓交易， 影響最終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加劇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的資源配置失衡，形成資源浪費。

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判斷經濟發展階段還要看人口結構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今天表示，推進改革要真正認識到改革是有紅利的，改革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要把改革的目標定在機制體制的變化上，而不要用指標來考察。

蔡昉是在北京舉辦的“2016網易經濟學家年會夏季論壇”上，作題為“新型中國城鎮化”的主題演講時做如上表述的。

“判斷經濟發展的階段不僅要看人均GDP水平，還要看人口結構——看人口結構是有利於經濟增長，能夠創造人口紅利，還是會產生人口負債，成為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 蔡昉表示，我國在較低的收入水平上達到了比較高的老齡化程度，比較早地喪失了人口紅利，“過去人口紅利的主要手段借助了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工從農村、農業這些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城市和非農產業，未來如果繼續保持，還可以得到經濟增長的動能。”

蔡昉在演講中提到，人口結構有利於資本積累，如果人口撫養比低，“食之者寡，生之者眾”，把更多東西儲蓄起來形成投資，同時資本報酬遞減現象不會過早發生，資本回報率也較高。目前的非戶籍人口，也就是城鎮化趨勢下的新移民，其年齡構成上更具生產力人口性質，有了他們，城市整體的年齡構成會更合理一些，因此變得有利於資本的積累和資本回報率提升。

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只有19%的務農人口，其他人都在非農產業。“這部分人正常的年份在二產、三產中，如果在城市遇到不好的宏觀經濟形勢，需要他們退回去，他們又回到農業生產力的蓄水池里。但農業越來越機械化了，這部分人越來越回不到農業中去，他們已經穩定從事非農就業了，這個過程就意味著這部分勞動力的重新配置是生產力提高的重要源泉。” 蔡昉解釋道。

每年新增的農民工被稱為農業轉移人口，這部分16～19歲的農村人口是初中和高中畢業生，沒有務過農。蔡昉在演講中提供的圖表顯示，2014年中國這部分人口數量已經到達了峰值，從去年開始出現負增長，城鎮化有減速的趨勢。蔡昉由此得出結論:“要推動城鎮化，需要進行改革，改革可以得到及時的改革紅利，這就證明，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加快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

要推進改革，蔡昉認為應該做三件事情：

一是真正認識到改革是有紅利的，改革和增長不是此消彼漲，有此無彼，而是改革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

二是對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必須作出恰當的制度安排，讓每個人分擔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紅利，預期明確才能推進改革。

最後，要把目標定在機制體制的變化上，而不要用指標來考察它。著眼於真正意義上的資源重新配置，推動城鎮化獲得改革紅利。

10個片子8個虧，國產動畫電影離原力覺醒還要幾年？

常皓靖 2016-07-30 09:26

文丨常皓靖

編輯丨吳丹

不管你是認為《大魚海棠》畫面“美哭了”，還是認為劇情“蠢哭了”，截止到7月28日，它已經獲得了5.5億的票房，讓4000位眾籌者賺得盆滿缽滿。

爭議帶來的不僅是票房和單個片子的熱度，更引發了人們對國產動畫電影空前的關註和討論：有人分析其榨幹了情懷後該走向哪里，有人分析其在制作和敘事層面有哪些阻礙，還有人提出了中國動畫會在幾年後趕超日美的大膽設想。

資料顯示，近年來國產動畫電影的數量和票房年年攀升。2012年共有33部國產動畫電影上映，接下來的三年分別有26部、28部和37部；2012年，國產動畫電影的票房為4.05億元，而接下來的三年分別是5.81億元、11億、40余億，呈指數級的增長態勢。

那麽，國產動畫電影是怎樣一步步發展起來的？現狀又如何呢？

從低幼到成人

國產動畫電影雖然是在近幾年才逐漸熱起來的，但是早在1926年就有了第一部動畫片《大鬧畫室》，後來又有《鐵扇公主》、《大鬧天宮》、《哪咤鬧海》等出現，中國動畫曾無比地輝煌過。

但此期間取得成就的主要是電視動畫，動畫電影的發展則非常緩慢。

一直到2009年，中國的動畫電影才開始呈現井噴式的發展勢態。

這一時期的動畫電影，主要是《喜羊羊》、《熊出沒》等面向4-14歲兒童的低幼類題材。這兩部影片票房表現都不俗，《喜羊羊》系列自2009年面世，至今共制作了7部影片，其中有4部票房過億。《熊出沒》系列自2010年面世，至今共制作了4部影片，有3部突破了2億元的大關。

這類面向低齡兒童的電影，往往是由家長帶著孩子去看的，靠“一拖二”、“二拖三”的方式盈利。電影院里往往充滿了孩子們的歡笑聲，但成年人有時會睡著。

後來也曾有人嘗試過成人電影，但是鎩羽而歸。於勝軍就是其中一個，他曾推出過迎合成人口味的動畫電影《我是狼》。但這部被操盤者認為技術和明星陣容都一流、投資千萬的影片卻以207萬的票房慘淡收官。其後來又拍攝了的面向低幼兒童的影片《黑貓警長之翡翠之星》，票房超過了7000萬。

這是個有趣的現象，或許在那個年代，中國的大人們還都認為，小孩子才要看動畫片。

的確，要打動已具備獨立審美的成人談何容易？他們大多並不認可“動畫只是一種表現形式而已”的說法，而且覺得“動畫=幼稚化”。

而《大聖歸來》做到了，這也是中國第一部接近全家歡題材的作品。

在《大聖歸來》里，曾經無所不能的齊天大聖一蹶不振，在江流兒的鼓勵下重新振作，與山妖展開了一場殊死搏戰。影片最終收獲了9.5億的票房，豆瓣和時光網的網友分別打出了8.1和8.3分的高分，可謂實現了票房和口碑的雙贏。但也有聲音說這部影片被過譽了，一來它的好“全靠同行襯托”，二來影片還是在消費《西遊記》，不過是個“舊瓶裝新酒的把戲”。

但無論如何，《大聖歸來》讓業界相信觀眾願意為國產動畫電影掏錢了，也讓觀眾對下一部國產動畫電影的質量產生了信心。《大聖歸來》的後續效應，使大家對國產動畫電影一度滿懷期待，以致另一部看起來打了情懷牌的《大魚海棠》上映時，大眾的期待值已經很高。

如很多人料想的那樣，《大魚海棠》首日排片占比22.5%，票房3天破2億元大關。但令人沒想到的是，其最後在豆瓣和時光網都僅有6.6分，口碑也呈兩極分化的態勢：喜歡的人認為畫面“美到哭”，不喜歡的人則會覺得“電影最重要的應該是故事”，也會直言“看得我尷尬癥都犯了”。

“國產動畫電影大部分賠錢”

《大聖歸來》之前，融資究竟有多難？《大聖歸來》導演田曉鵬曾表示，籌拍這部電影的８年中，有一半時間是在找投資。《龍之谷》執行導演高嵩曾表示，首期融資的100萬元只夠做前期策劃，苦熬了4個月做出樣片後才拿到部分追加資金。《大魚海棠》導演梁旋曾表示，從樣片制作完畢到拿到投資用了五年，期間團隊只能靠接商業項目來養活。

而融資困難的原因，大抵是因為中國動畫產業制作周期長、工業化水平低、回報不確定等因素造成的。

《大聖歸來》是國產動畫電影的分水嶺，此前無人問津，此後熱錢紮堆。它無疑給國產動畫電影打了一針強心劑，增強的不僅是創作者、消費者、院線的信心，更增強了投資者的信心。現在，有的動畫公司僅憑一張設計圖就能拿到數千萬元的投資。而除了資本層面，院線、視頻網站對動畫的扶持力度也在增加，今年備案的動畫電影、獲得投資的動畫公司也前所未有地多：僅2015年9月至2016年6月中旬，廣電總局就公布了184部動畫電影的立項備案。

有人認為，現在的國產動畫電影，就像2012年底的國產電影市場，正迎來一個 拐點。這個拐點里，有機遇，有挑戰，更蘊含著無限的可能。有一組數據驗證了這一言論： 2015年上映了43部國產動畫電影，總票房超過了20.54億元人民幣，已經與進口動畫電影的票房相差無幾。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動畫電影票房突破了30億元，預計今年出品完成的國產動畫電影將突破70部。

然而，數量和票房的增加，就意味著投資回報率高嗎？

“國產動畫電影大部分賠錢。”曾負責《小門神》、《大聖歸來》部分宣發的皮皮互娛創始人楊光對創業家&i黑馬說道。

在國產動畫電影領域，我們已經看到很多前期大手筆投資，但卻賠得血本無歸的案例：《小門神》投資1.3億，票房僅為7867萬；《昆塔盒子總動員》投資1億元，票房僅為1483萬；《藏獒多吉》投資6000萬，票房148萬；《魔比斯環》投資1.3億，票房92萬；還有前段時間的《搖滾藏獒》，制作用時6年，投入了3.3億，最後僅有3947萬的票房。（據網絡公開數據）

據楊光所說，國產動畫電影的制作成本大概在1000萬至6000萬之間。由此推算，大概會有80%的國產動畫電影賺不到錢。“投入成本不建議太大，投資回報率比票房絕對值更重要。”

他認為不存在更賣座的電影，動畫應該多去滿足垂直人群、垂直文化的需求，還例舉了《熊出沒》和《十萬個冷笑話》的例子：低幼動畫電影市場一年總盤子是5個億，《熊出沒》可以獨攬3億；《十萬個冷笑話》以吐槽、惡搞、無厘頭的風格，和其他國產動畫電影區別開了，最終斬獲1.2億元的票房，投資回報率高達500%。

動畫爆發，還要多久？

美國和日本動畫產業發展較早，已經有非常成熟的模式，已有夢工廠、迪士尼、皮克斯等超級企業，一般會用4到5年時間來制作一部動畫大電影。拿迪士尼的《瘋狂動物城》為例，它的每個鏡頭都是前期讓100個分鏡師去畫，然後從中選最好的作為最終鏡頭，最終的制作時間花費了五年。在日本，宮崎駿導演的動畫傳播甚廣，吉蔔力工作室的素材通常選擇但不受限於日本文化。此外，日本也已成功打造了《名偵探柯南》、《櫻桃小丸子》，以及正在上映的《哆啦A夢》系列。

有評論稱，如果把美國、日本的動畫電影市場比作30歲青壯年，那麽中國市場還處在5歲，屬於童年期——但不排除會有幾個天才兒童的靈光乍現。他們會說，中國雖然已有《秦時明月》、《魁拔》、《大魚海棠》等制作精良的動畫片，但是離《瘋狂動物城》還有好幾個《大聖歸來》。

從這個角度來說，第一就是輸在了起跑線。

其實從選題素材角度來說，和大電影一樣，中國動畫片的取材寶庫也是用之不竭的中國古典文化，而從這幾年上映的熱門動畫片里我們就可以發現，它們中的許多都加入了中國傳統元素。比如《大魚海棠》里的福建土樓、蒼茫雲海、層巒梯田，《大聖歸來》里的猴子、昆曲、秦腔，《小門神》里的門神、土地爺、八仙等神仙。。

中國浩瀚的文化寶庫，給動畫片的選題帶來了無限的可能性：有水墨、工筆、寫意，民間皮影、剪紙、戲劇等傳統元素，以及《水滸傳》、《封神榜》等傳統素材。但重要的是，怎樣把古今結合，拍出符合現代價值觀，更有意思的成人動畫片？

中國豐富的文化寶庫也吸引了美國人的註意，在中國動畫產業還不發達的昨天，一部結合了兩個中國元素“功夫”和“熊貓”的動畫片《功夫熊貓》竟是由美國人拍出來的，還好，第三部終於是中美合拍。

而在拍攝技巧上，也有越來越多的動畫團隊從美國日本取經，吸收先進經驗。不過話說回來，中國觀眾想看的，難道真的是模仿得越來越逼真的“中式吉蔔力”、“中國味兒迪士尼”？恐怕更期待的，是中國動畫電影本身的創新和進化。這才是中國動畫能走向世界的核心：最民族，最世界。所謂的“文化輸出”，不就是這個意思麽。

又或許，最終的問題不是國產動畫電影缺什麽的問題，而是產業鏈尚不健全，且還沒把講故事的能力解決好。拿《大魚海棠》來說，雖然梁旋和張春的本意是想表現出“責任與守護的故事”，但是很多網友看完之後吐槽“等了12年，等來了一個三角戀的故事”……相比之下，宮崎駿手下的少女形象，千尋、騎掃把的小魔女，則個個靈活生動。

或許，我們要多給國產動畫電影一點耐心。畢竟，這個產業的發展才剛剛開始。

投了國內近一半優秀動畫制作公司的光線傳媒董事長王長田認為，動畫影片目前只占到了中國電影票房不到10%，未來幾年將占到15%。他還做出了大膽的預測，“2017年動畫市場會比較悲觀，但到2019年有可能達到一個歷史上新高峰。”

無論高峰是否會在2019年出現，我們都希望，這一天不會到來得太晚——而那個時代，將會是中國動畫從業者們奉獻給家長和孩子們最好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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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造助力瑞士初創 買單還要靠美國資本

全球化的創客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間。從設計、制造到獲得資本，創客完全可以尋找並把握最適合他們的機會。

夏日的夜晚，深圳一個創客吧內開展了一場特別的路演，這場路演是EPFL洛桑聯邦理工學院、ECAL瑞士洛桑藝術與設計大學、UNIL洛桑大學三個學校發起的硬件創新訓練營CHIC(ChinaHardwareInovationCamp)的行程之一。經過CHIC篩選出的團隊帶著項目到中國矽遞參加將近20天的訓練營，並開始打版生產產品原型。

該項目帶隊教授MarcLaperrouza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這個活動的宗旨並不是要展示學生的創作，而是讓學生置身在學習的環境中。“不管是好還是壞，學到東西就可以了。”Marc說道。

瑞士設計與中國制造

“昨晚我們對產品做了很多修改，想讓它跟其他同類產品區分開來，然而，修改結果並不理想，但事情就是如此，我們從犯錯中學習。”路演之後，Tikku團隊負責人SvetlanaErshova在CHIC官網上寫道。

Tikku是此次跟隨Marc來到中國的團隊之一，他們利用傳感設備將鼓槌裝置與手機相連，通過手機App使鼓槌每次擊打產生旋律。

Svetlana寫下的感受正是CHIC的目的，不是追求產品的完成，而是讓學生了解創新的界限。“學校希望讓學生體驗不同，了解差異。活動的主旨並不是讓學生設計產品，而是改變學生的綜合思維，讓他們了解中國市場，以及其他專業的思維模式，通過動手了解哪些能夠做到，哪些不能。”深圳柴火創客空間、矽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產品化項目經理余月枚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因此，Marc願意花更多的時間讓學生體驗不同的環境。據介紹，學生們以5~7人的團隊形式聚在一起，通常有3~4名工程背景學生、2名設計系學生，外加一名商科背景學生。經過創意篩選，他們利用矽遞科技提供的開源軟硬件，集中14天開發出產品雛形，再花一天時間做準備工作，之後來到中國，用18天時間分別和香港、深圳的創客空間合作，制作出產品，最後回國用一天時間做評測總結。

“對於工程系學生來說，學習到的很多都是課本上的內容，最難的是落到實處，如何生產、產品是否有市場。”Tikku的工程師之一SzabolcsBalási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深圳的行程主要集中在矽遞，除了和團隊分享供應鏈，提供工程師，電子、結構、商務等方面專業人士對接給出專業的改進意見，還會舉辦路演、分享會，為團隊提供更多反饋意見以及行業交流。“前期項目運營學校內部在做，把項目定下來之後，柴火空間再去評估設計，是否需要生產。”余月枚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也有一部分項目在來到中國之前就已經有成型產品了。自助加熱飯盒Hibachi在瑞士已經將外部塑膠部分利用3D打印機完成了。由於飯盒外殼原型較大需要特制的3D打印儀器，在中國改良之後，他們在華強北找到了能夠滿足條件的3D打印機。

除了利用深圳的硬件制造優勢，在十多天的行程中，Marc還為學生安排參觀DJI、華大基因、富士康等深圳創新公司與制造業公司，也包括參觀山寨公司。“很多學生談到中國創新的時候，會顯得極端，認為非黑即白。我希望讓他們看到，中國是多元的國度，有非常創新的公司，也有還在山寨的公司。這里沒有唯一的商業模式，只有尋找如何讓商業模式活下去。”Marc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工匠精神與資本市場

第一屆CHIC的三件產品還未正式投放市場，其中一款名為FiMi的智能奶瓶，作為第一屆中比較出色的產品，獲得了投資邀請。

據了解，和手機上的App相連，可以實時測量瓶中奶水的溫度，並能直觀地告訴媽媽寶寶喝了多少奶。Marc告訴本報記者，團隊目前還未接受投資，而是集中精力改進產品技術，進行新技術更叠。

事實上，這是CHIC結束後，大部分學生面臨的選擇：繼續打磨產品還是準備投放市場。

大部分學生會選擇繼續打磨產品。“結束之後老師就不管了，完全靠自己決定是否要繼續進行這個項目。所以可能還是沒這麽快投入商用。”Hibachi隊員徐諶悅對本報記者表示。

對於這些學生來說，本土資本市場是其中一大挑戰。根據瑞士初創企業網站startupticker.ch發布的《2016瑞士風險投資報告》(下稱《報告》)，2015年瑞士初創企業總投資額以及融資輪數都有所增長，初創企業比2014年增長了47.9%，融資輪數從92增長到120。

但瑞士基金缺乏可觀的規模，因此幾乎不可能在後期進入初創團隊。事實上，歐洲創投基金普遍面臨這種結構上的問題：根據投資歐洲2014年的一份分析報告指出，中等規模的基金只有2700萬歐元的規模。

美國投資者乘虛而入，《報告》指出，25%的美國投資投向瑞士初創企業，這個占比還在增加。

“瑞士有很好的工程學院，很容易獲得初始投資基金，但是很難獲得之後的投資，很多初創團隊都是在本土獲得首輪融資，之後如果還需要融資的話，他們會選擇到美國。”Marc告訴本報記者。

作為學校項目，參加CHIC的團隊有更多時間去優化產品，而不是急著將產品投放市場。Tikku團隊的Bérénice表示，回到瑞士之後將會繼續改進，而非尋找投資人。“畢竟這是6個月趕出來的產品。”而等到項目成熟，他們也許會考慮尋找國外投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