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今天表示，推進改革要真正認識到改革是有紅利的，改革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要把改革的目標定在機制體制的變化上，而不要用指標來考察。
蔡昉是在北京舉辦的“2016網易經濟學家年會夏季論壇”上，作題為“新型中國城鎮化”的主題演講時做如上表述的。
“判斷經濟發展的階段不僅要看人均GDP水平，還要看人口結構——看人口結構是有利於經濟增長，能夠創造人口紅利，還是會產生人口負債，成為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 蔡昉表示，我國在較低的收入水平上達到了比較高的老齡化程度，比較早地喪失了人口紅利，“過去人口紅利的主要手段借助了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工從農村、農業這些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城市和非農產業，未來如果繼續保持，還可以得到經濟增長的動能。”
蔡昉在演講中提到，人口結構有利於資本積累，如果人口撫養比低，“食之者寡，生之者眾”，把更多東西儲蓄起來形成投資，同時資本報酬遞減現象不會過早發生，資本回報率也較高。目前的非戶籍人口，也就是城鎮化趨勢下的新移民，其年齡構成上更具生產力人口性質，有了他們，城市整體的年齡構成會更合理一些，因此變得有利於資本的積累和資本回報率提升。
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只有19%的務農人口，其他人都在非農產業。“這部分人正常的年份在二產、三產中，如果在城市遇到不好的宏觀經濟形勢，需要他們退回去，他們又回到農業生產力的蓄水池里。但農業越來越機械化了，這部分人越來越回不到農業中去，他們已經穩定從事非農就業了，這個過程就意味著這部分勞動力的重新配置是生產力提高的重要源泉。” 蔡昉解釋道。
每年新增的農民工被稱為農業轉移人口，這部分16～19歲的農村人口是初中和高中畢業生，沒有務過農。蔡昉在演講中提供的圖表顯示，2014年中國這部分人口數量已經到達了峰值，從去年開始出現負增長，城鎮化有減速的趨勢。蔡昉由此得出結論:“要推動城鎮化，需要進行改革，改革可以得到及時的改革紅利，這就證明，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加快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
要推進改革，蔡昉認為應該做三件事情：
一是真正認識到改革是有紅利的，改革和增長不是此消彼漲，有此無彼，而是改革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
二是對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必須作出恰當的制度安排，讓每個人分擔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紅利，預期明確才能推進改革。
最後，要把目標定在機制體制的變化上，而不要用指標來考察它。著眼於真正意義上的資源重新配置，推動城鎮化獲得改革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