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關臨近,做空人民幣的頭寸可能有所減少,最近強美元轉為震蕩也帶來了交易不確定性,預計近期人民幣仍存一定下行空間,但整體不確定性加大。”一位大行外匯交易員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的確,當前境內外市場皆不平靜,不確定性也風起雲湧。值此,境外媒體報道,美國財長雅各布·盧(Jacob Lew)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於2月2日傍晚進行了電話溝通,重申了中國擁有市場化匯率機制的重要性,討論了中國需要就政策和行動進行明確溝通的問題;汪洋強調,中國有能力繼續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此外,美國表示支持中國作為G20峰會的主席國,將與中國密切合作,支持全球經濟增長。
自去年8月11日人民幣新匯改以來,匯率波動顯著加劇,各國也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頗為關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加強匯率機制的溝通和政策明晰性對於中國而言至關重要。”
加強人民幣匯率機制溝通
其實,此次通話以及其所涉及的內容已非今年第一次。
早在1月18日上午,英國《金融時報》便報道稱,雅各布·盧與中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通電話並發布聲明。雅各布·盧當時也強調,中國清晰地向市場傳遞政策信號至關重要。這主要因為1月初,中國的匯市和股市下挫也引起了全球市場波動。
當時,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並在進入1月以來對美元連續幾日大幅走貶。同時,離岸和在岸人民幣匯差此前不斷擴大,一度超過了1400個基點。
IMF發言人賴斯(Gerry Rice)也於1月14日回應稱:“我們註意到,人民幣的在岸和離岸匯率基差有所擴大,我們正在對此收集相關信息,並將與中國央行討論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以及可能采取的政策應對措施。”
此後,兩地匯差有所收窄。截至北京時間2月4日19:00,在岸人民幣匯率比離岸人民幣匯率高出261個基點。美元對人民幣報6.5776,美元對離岸人民幣報6.6037。
不過,繼上一次中美通話以來,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波幅明顯減小,近三周始終維持在6.58附近,成為自8月11日“新匯改”以來最長橫盤時間。
值得一提的是,隔夜美元指數暴跌,中國央行2月4日也順勢上調人民幣中間價高達102個點,這一舉措也被市場人士解讀為——既彰顯節前強勢維穩匯率的決心,更不違人民幣匯率參考一籃子貨幣增強彈性的承諾。
在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參考的主要貨幣中,美元權重為26%,而歐元、日元和澳元這三大合計權重逾40%的主要貨幣隔夜均大幅上漲,因此中間價的上調合情合理。再者,上調中間價也有助於緩和離岸市場近期的空頭情緒。遠期外匯、期權和信用違約互換(CDS)這三大衍生品市場顯示,做空人民幣的敞口仍然躍躍欲試。遠期點數在過去一周從2500點上升至超過3100點,顯示市場仍存貶值預期。
盡管美國方面一直以來對於匯率幹預略有微詞,但在人民幣匯率機制的過渡期,中國央行的匯市幹預是必要之舉。
“由於中國為眾多新興市場國家的最大進口國,而作為多數新興市場國家的‘錨貨幣’(anchor),人民幣大幅貶值或將造成地區金融動蕩,例如此前‘8·11新匯改’後,哈薩克斯坦突然宣布取消匯率波動限制,堅戈大幅貶值。可見當前的幹預是必須的,但幹預完之後要繼續往前走,不能改革倒退。”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聯席院長、中國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支持中國舉辦G20峰會
除了眾人矚目的匯率問題,另一個焦點便是即將由中國主辦的G20峰會。2015年以來,全球動蕩尤為劇烈、資本流動管理問題突出,眾多國際金融合作的事宜有待協調。
雅各布·盧也表示,美國支持中國作為G20峰會的主席國,將與中國密切合作,支持全球經濟增長。
短短一言包含了深刻的內涵。“此次中國政府提出要重新考慮全球金融體系架構的概念,由此恢複了曾經建立又被暫停的全球金融架構工作小組。這涉及到很多方面,即全球如何管理資本流動,如何加強全球金融安全網絡的建設,此事在韓國G20時就被提出,但始終沒有推進。而中國此時提出,非常符合全球宏觀金融波動加大的現實,有望得到G20的支持。”IMF副總裁朱民此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IMF支持中國主辦G20,IMF也始終扮演G20技術秘書的角色,提供背景材料、做宏觀報道,我們也正積極參與中國主辦G20的工作。”朱民稱。
當前,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全球央行政策分化、包括原油在內的大宗商品市場為全球經濟走勢再添不確定性,而人民幣國際化的意願以及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所產生的不確定性也需要全球加強理解和溝通,可見今年G20的重要性並不亞於2008年。隨著新興市場在全球事務中的角色不斷突出,不少專家更是認為G8峰會將被G20取代。
“G20對主辦國中國而言是一個智慧的挑戰,”朱民認為,2016年中國主持G20是世界性的大事,G20是世界的G20,不是中國的G20,因此中國必須從世界的視野來看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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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26至27日,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上海舉行。這是中國擔任2016年G20主席國後主辦的首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向會議發表視頻講話,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和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共同主持了會議。
會議主要討論了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增長框架、投資和基礎設施、國際金融架構、金融部門改革、國際稅收合作、反恐融資、綠色金融及氣候資金等議題,並發表了聯合公報。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中國財政部獲得的材料顯示,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下稱為“會議”)認為,全球經濟形勢繼續複蘇但並不均衡,下行風險和脆弱性加大。在認識到這些挑戰的同時,會議認為近期市場的過度波動與全球經濟基本面溫和複蘇的狀況並不相符。
會議強調將各自和共同采取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等,來應對風險、增強市場信心和促進經濟增長。
會議提出將靈活實施財政政策,並確保債務率保持在可持續的水平。貨幣政策將繼續致力於促進經濟增長和保持價格穩定。
會議重申將避免競爭性貶值,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並同意就外匯市場進行密切討論溝通。
會議同意將繼續研究G20在必要時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以支持增長和穩定。
會議同意進一步加強結構性改革議程,包括制定改革的重點領域和指導原則,以及建立一套指標體系以更好地評估和監測各成員結構性改革進展。
會議同意研究應對全球貿易和投資疲軟的政策措施。
會議重申繼續推進基礎設施投資,鼓勵多邊開發銀行制定支持高質量項目的量化目標,加強新老多邊開發銀行合作,並將啟動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
會議歡迎201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份額和治理改革生效,支持在2017年年會前完成IMF第15次份額總檢查,並支持世界銀行按照達成一致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實施股份審議,逐步實現平等投票權。
會議承諾將更好地監測資本流動,及時識別風險,應對大規模資本流動波動挑戰,並強調充足和有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網的重要性。
會議支持就研究可能擴大特別提款權(SDR)的使用開展進一步工作。
會議重申將繼續及時、全面和一致地落實已有共識的各項金融改革,按計劃推進其余標準制定工作,繼續密切監測並應對金融體系潛在風險和脆弱性,總結宏觀審慎框架和工具的經驗教訓,繼續加強對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監管,並繼續加強普惠金融議程。
會議核準了關於全球落實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項目的包容性框架。中國將建立一個國際稅收政策研究中心,目的是進行國際稅收政策研究和設計,並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援助。
會議承諾堅決打擊恐怖融資,加強合作和信息交流。
會議同意研究識別綠色金融面臨的機制和市場障礙,並根據國別經驗就如何增強金融體系動員私人資本開展綠色投資的能力提出方案建議,呼籲及時實施氣候變化《巴黎協定》,並重申致力於落實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
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表示,本次會議圍繞G20杭州峰會“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的主題,在財金領域為G20杭州峰會進行必要的準備。中方願與G20各方一起,攜手同行推進G20財金渠道盡早鎖定各項成果,為杭州峰會的成功舉辦打下堅實基礎,為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做出貢獻。
樓繼偉表示,深化結構性改革是有效應對全球經濟中長期挑戰的根本手段,核心是矯正各種扭曲,改善資源配置。
樓繼偉表示,中國政府正在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
一是簡政放權、放松管制。目前中央政府已精簡幾百項行政審批事項,所有城市都設有行政服務大廳,加快了相關審批事項的辦理,極大地鼓勵了創業和創新。
二是價格改革,如對工商業十分複雜的天然氣多軌價格實施並軌。
三是鼓勵創新,包括通過稅收政策或設立社會資金參與的投資基金支持企業創新。
四是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削減低效支出,包括減少不利於環保的相關支出、解決支出的碎片化問題等。同時加大對“去產能、去庫存”的支持力度。
五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包括推進義務教育資源的可攜帶、統籌城鄉居民基本養老、醫療保險、支持農民工進城就業和定居等。
樓繼偉表示,這些政策在短期內已取得較好成效,並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當然,中國也在積極推動更為困難的改革任務。目前看,改革總的效果是好的,經濟結構不斷得到優化。2015年,中國經濟中消費占GDP比重達到66%,服務業超過55%,投資占比大幅減少,但社會投資特別是技術設備投資增長較快。這些改革措施使資源配置得到改善,就業比較充分,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支撐了全年6.9%的增長。今年,中國將保持中高速增長,這也需要通過適宜的總需求管理和推進改革來實現。
樓繼偉指出,基礎設施投資是推動經濟複蘇的重要引擎,並可提升潛在增長率,促進中長期經濟增長, G20各國應進一步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力度。樓繼偉強調應對BEPS的重要性,呼籲G20盡快建立公平和高效的包容性框架,有效落實BEPS相關成果。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介紹,中國經濟已經步入“新常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基本面保持穩健,增長的結構和質量不斷改善,新的增長動力不斷湧現,未來增長空間仍然可觀,並將繼續為全球增長做出突出貢獻。在當前全球經濟複蘇乏力、風險上升的背景下,G20迫切需要改善和加強政策協調,包括共同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和穩步複蘇,在必要時就相關經濟金融事務進行討論溝通,並運用各自政策工具共同維護金融市場穩定。G20應繼續強化結構改革議程,保持改革動力,為全球經濟中長期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奠定堅實基礎。
周小川表示,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對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不可或缺。中國作為G20主席推動重啟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G20可通過重點討論基金組織治理改革、國際主權債務重組體系和債務可持續性、跨境資本流動、全球金融安全網、提高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作用等議題,共同塑造更加平穩有序的國際貨幣金融環境。
周小川建議,G20應繼續推動全球金融部門改革。G20可重點討論如何全面、一致和及時地落實危機以來的改革措施,包括金融穩定理事會(FSB)歷次向G20報告並經批準的各項改革,並按計劃推進新監管框架的其余標準制定工作。G20還可探討宏觀審慎框架和工具在執行中的經驗教訓,關註市場化融資領域的潛在風險和防控手段,並推動加強對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監管。為使金融發展惠及所有人群,G20還可加強普惠金融議題討論,重點關註數字普惠金融和指標與數據。
周小川指出,為促進更加可持續和環境友好型的增長,中方任主席國後推動建立了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以鼓勵各方根據各國國情特點,深入研究如何通過綠色金融調動更多資源用於綠色投資。
按照2016年G20財金渠道工作計劃,今年第二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將於4月14日至15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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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消息,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16日應約與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通話,雙方就中美經濟關系和第八輪中美經濟對話準備工作等交換了意見。
根據外媒報道,盧在此次電話中呼籲,希望中國可以繼續進行經濟改革,確保公平對待美國出口商,並減少過剩產能。
16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應約同美國國務卿克里通電話。王毅表示,中美即將舉行新一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並就籌備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密切溝通協調。“希望雙方繼續聚焦合作,妥處分歧,保持中美關系健康穩定發展勢頭。”
美方關註產能過剩
2016年,盧在各種場合提到希望中國解決產能過剩問題。
5月16日,美國財政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盧此次提出,希望中方可以放寬投資環境,減少在金屬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以此為美國出口商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上周五,盧表示他將繼續在敦促中國減少產能過剩問題方面施壓。“我們做出了進展,而且將要持續作出進展,不過這將需要不斷的接觸。”盧表示。
此前在上海舉行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期間,盧也表示,歡迎中國向消費主導型經濟轉型的努力,並歡迎中國削減過剩產能。
與歐洲相似的是,美國也將部分產業失業率高漲的問題歸罪於中國的過剩產能問題,並試圖將此事同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相聯系,並試圖以反傾銷或貿易調查的方式舉起貿易保護大旗。
4月26日,美國鋼鐵公司向美國際貿易委員會提出申請,請求其對約40家中國鋼鐵企業輸美碳鋼與合金鋼產品提起337調查,並發布永久性的排除令及禁止令。
中國商務部貿易救濟調查局負責人就此表示,美國337調查主要針對的是知識產權侵權糾紛,而鋼鐵產品是較為成熟的產品,不存在所謂的知識產權糾紛。該負責人表示,所謂知識產權侵權指控,完全沒有事實依據,希望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駁回指控。同時,他表示,美方一方面要求中國壓減鋼鐵產能,一方面又指控中國鋼鐵企業控制產量與出口量,這種做法自相矛盾。
該負責人還強調,中美鋼鐵業應加強對話、溝通,共同努力應對當前因世界經濟增長乏力、需求不振導致的產能過剩問題。
此前,包括鋁業、鋼鐵和紡織等制造業協會於3月16日宣布組成新聯盟“制造商貿易執法”(Manufacturers for Trade Enforcement)。該聯盟直接代表80萬個美國制造業的工作機會,並聲稱如果中國今年獲得市場經濟地位,美國將因反傾銷措施弱化而喪失上萬個工作機會。
以鋁業為例,從2015年開始,美國有8個鋁冶煉廠或者削減產能,或者倒閉,這占到了美國原鋁產能的60%以上,影響了3000多人的就業。聯盟重要成員之一的美國鋁業協會主席巴羅克(Heidi Brock)表示,“中國經濟目前並沒有達到美國和美國商務部對於市場經濟的要求,我們希望在這個聯盟中發出強音,阻止中國得到目前尚不具備的市場經濟地位。”
中美關系健康穩定發展
據外交部網站信息,王毅表示,中美即將舉行新一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並就籌備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密切溝通協調。希望美方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妥善處理臺灣問題。
王毅表示,中方支持全面執行安理會關於敘利亞問題的2254號決議,支持國際社會為實現敘境內全面停火和恢複和談所做努力。中方將繼續為政治解決敘利亞問題發揮建設性作用。
克里表示,美方高度重視發展對華關系。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不支持“臺獨”。美方將在敘利亞等問題上與中方保持協調。
雙方同意繼續保持溝通,妥善處理海上問題。
“現在我不讀報,也不看電視新聞,媒體上狂轟濫炸的退歐爭論,已經把我徹底搞暈了。”一名在英國地方政府部門就職的公務員向第一財經記者吐露了心聲,“作為‘小土豆’(普通民眾),我們又能怎麽樣?都是黨派政客的遊戲,都是輿論的戰爭。”
Brexit是對英國退出歐盟的一種戲虐說法,即British exit or Britain exiting from the EU(英國退出歐盟)
距離英國退歐公投僅剩1個月 (6月23日),英國2800萬住戶都已收到相關宣傳信函。留歐派和退歐派雙方共投入240萬英鎊,打起了英國歷史上最昂貴的宣傳戰爭。“我都要吐了。”面對整個英國鋪天蓋地的“公投熱”,有民眾已經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就在剛剛過去的周末,包括“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在內的300名英國明星以公開信的方式呼籲留歐。此前,留歐派一直無法推出能與退歐派陣營內保守黨籍倫敦前市長鮑里斯·約翰遜相匹敵的代言人。
英國男星“卷福”
與此同時,民調也發生了近三個月以來的首次轉變,正從之前的平分秋色,朝著留在歐盟的方向發展。這一轉變似乎反映了民眾對於脫歐後的英國經濟的擔心。歐盟委員會主席讓-克洛德·容克也警告英國選民:“背叛之人再歸來,不要期待(我們會)張開雙臂迎接。”
“過氣”政要紛紛上陣
離公投日還有一個月,整個英國的退歐和留歐宣傳團隊上周末都走上街頭、進入購物中心、來到公園車站,幾乎所有熱鬧的公眾場合,都可以看到手持宣傳牌的人向民眾派送傳單。
包括前首相、前財長、前部長、前市長們在內的“過氣”政要們,在“退歐”公投這個問題上也表現得相當活躍,紛紛出來站隊:前首相梅傑、布朗四處遊說;已移居法國南部盡享晚年的前財長勞森特意回到倫敦做退歐宣講;當年堅決不加入歐元區的財長拉蒙特爵士也強烈表態“離開歐盟英國可以過得很好”。
相比上述“過氣”政要,剛剛卸任的倫敦市長約翰遜更是“上躥下跳”。日前,約翰遜還乘上一輛標有“Vote Leave”(選擇退出)的紅色大巴,在英國全境宣傳他所謂的“英國獨立日”。不過有英國評論稱,與其說是退歐宣戰,不如說是約翰遜利用此次機會提前展開首相職位爭奪戰。
標有“Vote Leave”的紅色大巴
留歐陣營的英國首相卡梅倫也很難同“政治明星”約翰遜相匹敵。英國《星期日鏡報》和《獨立報》委托做出的民調顯示,在英國公投問題上,只有21%的受訪英國民眾相信卡梅倫說的話,卻有45%的民眾認為約翰遜的話更可信。
5月12日,前倫敦市長鮑里斯·約翰遜在發表演講,呼籲民眾為脫離歐盟而投票
5月14日,英國威特尼,英國首相卡梅倫舉辦反對脫歐集會
第一財經記者在社交網站上發現,“退歐”及“留歐”兩派每發布一條信息,都會遭到對方陣營支持者的“攻擊”。
在英國主要媒體上,一些與“公投”相關的標題,也越來越聳人聽聞,甚至完全失實。以周末的報紙標題為例,《星期日郵報》刊發了《如果退歐商店價格將飛漲》的報道;《星期日電訊報》的是《貿易戰:歐盟消耗了英國幾十億》;《星期日快報》的一篇報道更誇張,標題為《1200萬土耳其人聲稱要來英國》。
一名評論人士在“星空電視”上表示:“這些標題都太誇張了。特別是土耳其這條,完全不是事實。擔心土耳其加入歐盟是無知,因為按照入歐標準,土耳其目前的情況只符合三十五分之一。土耳其入歐可能是3000年的事情了。”
經濟已成首要議題
空客、思科、易安信、通用電氣、日立等跨國企業的CEO於當地時間5月19日在英國《金融時報》上刊登了以《退歐將打擊英國經濟增長,阻礙外國投資》為題的聯名信,反對英國退歐。CEO們在信中稱,調查顯示有近四分之三的外國投資者都將歐盟單一市場作為投資英國的關鍵原因,英國一旦退歐將給經濟帶來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是投資者不喜歡和擔心的。
英國財長奧斯本在當地時間5月20日警示民眾,英國退歐可能導致房價下跌五分之一:“公投如果以退歐收場,在2018年之前,英國房價或下跌10%~18%。”奧斯本還表示,長期來看,英國人為此將變得更窮,個人資產將明顯縮水。
退歐派則指責奧斯本在以討論房價的方式,在民眾間刻意制造恐慌。
不過,留歐派在上周末贏得了商界、銀行界之外最大的支持。金融城政府政策及資源委員會主席包墨凱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英國需要留在歐盟,包括商業領袖、貿易協會等都這麽看,現在創意產業的人們也這麽看了。”
300名英國明星發布的題為《英國留在歐洲會更強》的公開信也指出,選擇退歐將會讓英國變成“在一旁幹喊的局外人”。此外,退歐還將令英國的創意產業遭受重創。
“如果我們打算離開,我們必須考慮各種(新問題),比如重新出現的關稅壁壘、獲取歐盟國家政府采購準入的產品標準等。”英國政府前經濟顧問、英國經濟研究院高級顧問維姬·普萊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如果退歐,英國服務業乃至創業產業這樣具有明顯比較優勢的產業在歐洲就無法具備競爭力了。”
普萊斯表示,貿易對於英國非常重要,良性競爭促進了英國的企業繁榮,促使英國成為了進入歐洲的門戶。
英國工商業協會(CBI)首席經濟學家牛頓·史密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們展開了非常廣泛的磋商調查,其中一份直接會員調查問卷顯示,80%的成員認為,為了他們的生意,英國最好還是留在歐盟。”
CBI的成員企業雇用了全英1/3的員工,它的報告顯示,如果退歐,到2020年,英國的經濟產出將損失5%,即1000億英鎊左右。與此同時,每個英國家庭將損失2100~3700英鎊的收入,目前5.1%的失業率也可能上升2~3個百分點。
“誰也不知道‘退歐’這筆賬到底怎麽算,所有的數據和事實都可以有不同的闡釋。但英國有句俗語:既然都是‘魔鬼’,對付一個已經了解的魔鬼會更容易些。”一位金融界人士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民意向留歐傾斜
上周末的多項民意調查顯示,留歐派首次占據了上風,甚至連博彩公司也因此改變了賠率。
包墨凱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過去的一周內,民意正朝著留歐的方向發展。伊普索-莫利調查機構(IpsosMori)的民調顯示,留歐派比退歐派的民調要高出18個百分點,這是留歐派自今年2月中旬以來獲得的最大優勢。
英國《金融時報》的最新動態民調則顯示,有47%的受訪民眾選擇留歐,40%選擇退歐,剩余人群尚未作出決定。
與此同時,接受CBI調查的企業也多認為,英國最好繼續留在一個經過改革的歐盟(註:英國正要求歐盟改革)之中。“我們沒有在大型或小型成員企業間發現意見有明顯區別。”牛頓·史密斯也表示。
另有一項調查表明,75%的外國投資者認為,歐盟成員國身份是英國整體吸引力的關鍵組成部分,如果英國退歐,將使英國失去這些投資。
“留歐意味著我們擁有與歐盟其他國家進行貿易通商的能力,英國具有吸引高端人才的能力,以及英國吸引全球企業投資的能力。”牛頓史密斯說。
代表倫敦金融城發聲的包墨凱亦表示,這麽多金融機構都選擇倫敦,並不僅僅是因為歐盟身份,但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與目前英國本土民調相反,在比利時、法國、德國、匈牙利、意大利、波蘭、西班牙和瑞典等八大歐盟國家中,49%的民眾認為英國最終將“脫歐”。
有趣的是,這8個國家也擁有極強的“脫歐”欲望。一份覆蓋了6000多名來自上述國家歐洲人的民調顯示,45%的人希望擁有公投的權利,大約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如果有公投的機會,他們會投票給“脫歐”。其中,“脫歐”最踴躍的是意大利和法國:48%的意大利受訪者希望“脫歐”,41%的法國人想投票給“脫歐”;緊跟法國之後的是瑞典,然後是德國。
2016年第三次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於23日至24日在四川成都舉行。這是9月G20杭州峰會前的最後一次部長級會議,也是今年財長會議的收官之作。
此次會議主題是“共促增長、共擔責任、共建治理、共享發展”,主要討論全球經濟形勢、“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框架”、投資和基礎設施、國際金融架構、金融部門改革、國際稅收合作以及綠色金融、氣候資金和反恐融資等議題。
在全球經濟面臨嚴峻挑戰的大形勢下,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和複雜性因素增多。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財長、央行行長以及國際組織負責人能否帶來新信息、新理念,為化解當前全球經濟難題開出藥方良策,成為大家共同關註的話題。
跨國避稅有愈演愈烈之勢。據不完全統計,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導致的全球企業所得稅流失每年高達1000億至2400億美元,大約占到全球企業所得稅總額的4%—10%。
今年已召開的兩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都將國際稅收合作作為重要議題。本次會議期間舉辦G20稅收高級別研討會,討論創新驅動和包容性增長的稅收政策在促進投資和貿易、實現經濟增長中可發揮的作用。
在會場,有加拿大官員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主要經濟體對反避稅已達成初步共識,在G20的推動下,BEPS行動計劃或許對國際反避稅產生積極意義。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指出,BEPS就是利用合法手段使應稅利潤減少或消失,或者通過稅收籌劃將利潤轉移到低稅或無稅地區的現象或行為。2015年10月5日,OECD正式發布旨在反避稅的BEPS15項行動計劃的研究成果,日益受到世界的關註。積極開展BEPS行動計劃,落實其研究成果,已成為G20成員的基本共識。
2016年上半年,中國宏觀經濟數據高於市場預期,穩中向好。GDP增速、工業數據、投資、消費、居民收入等多項重要經濟指標保持平穩。如今,世界主要經濟體對中國經濟憂慮程度已不如年初在上海的首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
不過,美國方面或許會試圖把中國削減過剩工業產能納入會議議題,正如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Jacob Joseph Lew)此前強調的,G20需在應對全球工業產能過剩的緊迫問題上發揮領導作用。
據英國路透社報道,此次G20財長會議關註的焦點已不再是人民幣貶值和對中國經濟的擔憂,而是英國脫歐對歐盟和世界貿易的影響。俄羅斯財政部副部長謝爾蓋•斯托爾恰克(Sergei Storchak)日前在媒體上表示,英國脫歐可能是是G20成都會議的主要議題,很希望對脫歐的影響作出正確評估。
記者了解到,此次G20財長會議是英國新任財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的國際首秀,也是英國退歐之後國際財經首腦的第一次聚首。
G20成都會議期間,英國財長將首次與德國財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euble)正面交鋒。上周,英國新財長表示希望英國金融業能進入歐盟單一市場,以強硬著稱的德國財長則回應,英國不能一邊享受歐盟單一市場的特權一邊拒絕在移民問題上妥協。
有四川省政府官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次會議也是成都市迄今舉辦的規格最高、影響最大的國際性會議。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甘犁認為,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作為探討全球金融問題的重要會議,它的召開將提升作為舉辦方的成都在國內乃至國際上的知名度,提升成都在金融領域內的軟實力,這會對成都在吸引金融資本、金融機構和金融人才等方面起到促進作用。
機構分析,成都憑借四川豐富的資源優勢、雄厚的科教底蘊與8000多萬人口形成的巨大消費市場,聚焦了世界商業巨頭們的投資目光。
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5月底,成都共有各類銀行、證券、保險機構總計400余家,外資銀行、保險公司總數分別為16家和17家,居中西部城市前列。成都先後成為人民幣跨境結算、跨國公司總部外匯資金集中運營管理、個人本外幣特許兌換業務的試點城市。去年成都金融業增加值超1200億元,副省級城市第三,金融業已成為成都重要的支柱產業。
二十國集團(G20)是全球經濟金融合作問題的重要論壇。G20匯集了世界主要的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其成員國的GDP總量約占全球GDP的85%。
2016年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成都舉行。G20公報重申,要用盡一切工具,結合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目標。
在會議期間,美國財政部舉行記者發布會,美國財政部部長雅各布·盧在回答《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提問時表示,結構性改革的推行在全球範圍內都很困難,且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財政政策絕對不能取代結構性改革,“如果中國能夠以財政空間輔助改革,例如中國的過剩產能問題,合理運用財政空間就能幫助過剩產能部門的失業、低技能員工度過過渡期,這是非常重要的。”
早在今年6月,雅各布·盧便在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中指稱:“這(產能過剩)不光是中國自身的問題,像鋼鐵、鋁等過剩產能問題對於全球市場都有很大的影響,這也使得全球市場出現扭曲。中國能否妥善解決這一問題,對於中國經濟、全球經濟和美中關系都至關重要。”
無獨有偶,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在會上表示,貨幣政策的邊際效益在下降,要實施更多增長友好型的財政政策,有財政空間的國家要加大財政支出力度。同時,要通過結構性改革應對低增長態勢。發達經濟體要繼續提高勞動力市場彈性,促進投資和生產率增長;新興經濟體應增強經濟韌性,放松管制,促進競爭,推進金融部門改革。
雅各布·盧對記者表示,很多年前,美國也經歷了諸多類似中國當前所經歷的變化,美國是一個成熟經濟體,但也還有很多長期問題需要改善,“例如,要確保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包括機場建設,這需要帶動國內投資。”他稱,過去7年半以來,美國基本穩定了財政政策,因此也贏得了更長的時間窗口期。
其實,美國在金融危機後實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值得各國借鑒。當時,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應對措施,其頻率之高、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力度之強是在美國近100年以來的歷史上少見的。
2009年2月,奧巴馬上任伊始簽署了規模達8080億美元的《經濟複蘇與再投資法》。這是美國空前龐大的刺激計劃,為期兩年實施,實際投資開支為7830億美元;2010年12月,美國國會通過《稅收減免、失業保險重新授權和就業機會創造法案》,實施法案的開支為1890億美元。
此外,在金融體系改革方面,美國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2010年7月21日,奧巴馬總統簽署了全面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蘭克法案》,主要包括擴大美聯儲的金融監管權限、設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設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制定更加嚴格的美國銀行業資本金標準、規範金融衍生品交易、加強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以及適度限制美國金融機構高管的收入。
同時,美國政府還支持頁巖油氣革命,並大力發展新能源,以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實現減排目標。此外,美國也著力發展先進制造業。奧巴馬政府為實施“重振美國工業”戰略,重點培育發展高端制造業新增長點,主要整合政府、學術界和企業界的資源,構建先進制造業夥伴和全國先進制造業創新網絡。
除了貨幣、財政、結構性改革政策,雅各布·盧高度評價了中國在匯改方面作出的成績。“我們已呼籲各國不參與競爭性貶值。過去幾周,中國就人民幣匯率波動所開展的市場溝通的確十分明確,中國履行了2月時上海G20公報中的承諾。未來我們需要進一步關註這一問題。”
2016年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成都舉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和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共同主持會議。此次會議是G20杭州峰會前的最後一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會議主要討論了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框架”、國際金融架構、投資和基礎設施、金融部門改革、國際稅收合作、綠色金融、氣候資金、反恐融資等議題,核準了各議題下的主要成果,並發表了會議公報,為杭州峰會做好了 財金成果準備。
會議認為,全球經濟持續複蘇,但仍舊弱於預期,下行風險持續存在。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增加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 性,G20成員已經做好準備積極應對英國“脫歐”公投帶來的潛在經濟和金融影響,希望看到英國今後作為歐盟的密切夥伴。會議指出G20正在采取行動增強信 心和促進增長,並重申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目標。會議承諾貨幣政策將 繼續支持經濟活動,保持價格穩定。在強調結構性改革的關鍵作用的同時,會議強調財政戰略在促進實現共同增長目標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會議承諾繼續研究 在必要時可能采取的適合各國國情的政策措施。會議重申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避免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並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
會議核準了G20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在4月華盛頓會議確定的結構性改革九大優先領域基礎上,制定了結構性改革的指導原 則,並通過了一套監測和評估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指標體系。會議指出G20在落實增長戰略方面已取得新的進展,將在杭州峰會前完成增長戰略更新和問責報告。會 議承諾采取進一步行動重振全球貿易和提升投資,致力於減少過度的失衡,並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促進更多的包容性。
會議歡迎11家多邊開發銀行在《支持基礎設施投資行動的聯合願景聲明》中做出的量化目標等承諾,宣布成立全球基礎設施互 聯互通聯盟,核準了《G20/OECD基礎設施和中小企業融資工具多元化政策指南文件》。會議支持有效落實《G20/OECD公司治理原則》和《G20 /OECD中小企業融資高級原則》。
會議核準了國際金融架構(IFA)工作組關於進一步完善國際金融架構的建議,承諾進一步加強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網,歡迎即將開展的清邁倡議多邊化與IMF的聯合演練。會議期待IMF在2017年年會前完成第15次份額總檢查,包括形 成一個新的份額公式,並支持世界銀行集團按照達成一致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實施股份審議。會議支持將加強的合同條款納入主權債券的持續努力。會議支持巴黎俱樂 部作為主要國際官方雙邊債務重組平臺討論一系列主權債務問題,並支持巴黎俱樂部持續吸納更多新興債權國,歡迎中國定期參加巴黎俱樂部會議,以及中方發揮更 具建設性作用的意願,包括進一步討論潛在的成員身份問題。會議支持繼續改善對資本流動的分析、監測和對資本流動過度波動帶來風險的管理,支持對擴大特別提 款權(SDR)的使用進行研究。
會議指出,近期市場動蕩和不確定性再次凸顯了建立開放且具抗風險能力的金融體系的重要性,繼續承諾完成監管框架中剩余的 核心工作,以及及時、全面和一致地落實已議定的金融改革。會議歡迎國際組織正在進行的總結宏觀審慎框架和工具的國際經驗的工作。會議核準了《G20數字普 惠金融高級原則》、《G20普惠金融指標體系升級版》和《G20中小企業融資行動計劃落實框架》。會議呼籲所有相關國家和轄區承諾實施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 (BEPS)並平等參與包容性框架,核準了OECD提交的識別稅收透明度不合作轄區的客觀標準。會議認識到促進增長的稅收政策和稅收確定性的重要性,並要 求OECD和IMF開展後續相關工作。會議對近期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表示最強烈譴責,重申團結一致堅決打擊所有形式的恐怖主義,應對恐怖融資的所有來源、 技術和渠道。會議認為,為支持全球可持續增長,有必要擴大綠色投融資。會議歡迎綠色金融研究小組提交的《G20綠色金融綜合報告》,及該小組提出的關於發 展綠色金融的可選措施。會議歡迎氣候資金研究小組提交的“以有效和透明的方式提供和動員氣候資金以強化減緩和適應行動”等研究報告,同時表示明年將在遵循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原則、規定和目標的基礎上繼續就氣候資金問題開展工作。
周小川行長表示,上半年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經濟增速處於合理區間,物價和就業形勢保持穩定。英國“脫歐” 公投後,中國經濟運行面臨的外部環境更加複雜。中國政府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同時著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也是解決過剩產能等結構性問 題的必由之路。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適應期後,市場參與者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理解已更為深入。目前,人民幣匯率對一籃子貨幣保持基本穩定,市場信心進一 步穩固。未來,中國將繼續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斷提高政策規則性和透明度,加強與市場溝通。
周小川行長表示,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重啟以來,各項工作取得顯著進展。G20應繼續推進IMF第15次份額總檢查,進一 步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份額占比。應繼續推動主權債券納入加強的合同條款,歡迎巴黎俱樂部將成員擴展至更多新興債權國。呼籲區域金融安排與IMF進 行更多合作,並不斷完善IMF貸款工具。同時,應擴大SDR的使用,人民銀行已經發布了以SDR作為報告貨幣的外匯儲備、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數據,正 在研究發行SDR債券的可能性。
周小川行長強調,近年來金融部門改革取得顯著進展,全球金融體系穩健性得到有效提升。G20應繼續致力於構建更加開放、 強勁和有韌性的金融體系,包括繼續推進全球金融部門改革進程,推動總結和提煉宏觀審慎框架和工具方面的經驗,並推動加強對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監管。他指 出,今年G20在發展數字普惠金融以及普惠金融的指標與數據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下一步應繼續推動普惠金融發展,讓經濟增長成果惠及所有人群。
周小川行長介紹,今年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並形成了報告,各方根據各國國情特點,深入研究了如何通過金融創新、知識共享與能力建設、風險分析和國際合作等方式調動更多資源,為推動全球綠色金融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樓繼偉部長指出,盡管近期國際上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並未對國際金融市場造成大的沖擊,但形勢依然不容樂觀。全球低增長已經 成為新常態,並成為很多問題的根源,將加劇經濟社會矛盾。在這種形勢下,G20各國有必要加強合作,重申G20上海會議的共識,繼續采取財政、貨幣政策和 結構性改革等所有政策工具,增強信心,促進增長。一是需求管理政策仍然重要。貨幣政策的邊際效益在下降,要實施更多增長友好型的財政政策,有財政空間的國 家要加大財政支出力度。二是要通過結構性改革應對低增長態勢。發達經濟體要繼續提高勞動力市場彈性,促進投資和生產率增長;新興經濟體應增強經濟韌性,放 松管制,促進競爭,推進金融部門改革。三是要繼續支持經濟全球化進程,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克制使用限制性貿易措施。四是有關國家要積極應對現實挑 戰,希望英國與歐盟積極構建密切的夥伴關系,對外傳遞積極信號,穩定市場對其經濟前景的預期。
樓繼偉部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國GDP增長6.7%,各項主要指標符合預期。結構調整取得重要進展,經濟增長質量不斷 提高。服務業占GDP比重達到54.1%;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3.4%;內需對GDP的貢獻率提高到110.4%。單位GDP能耗同比下 降5.2%。特別是就業保持基本穩定,今年上半年達717萬人。中國經濟依然是世界經濟的“動力源”和“穩定錨”。2015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接 近30%,預計今年仍將保持較高水平。
樓繼偉部長指出,今年G20在結構性改革的道路上邁出了新的重要一步,初步建立了一個框架,為G20深化結構性改革提供 了政策參考以及衡量手段,並提高各方改革行動的協調性和有效性。今後,G20將根據形勢變化不斷調整完善結構性改革框架,推動全球經濟實現強勁、可持續和 平衡增長。
7月23日至24日,G20第三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成都舉行。
會議制定了結構性改革的指導原則,並通過了一套監測和評估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指標體系。會議表示,G20成員已經做好準備積極應對英國“脫歐”公投帶來的潛在經濟和金融影響。
記者從財政部獲悉,會議主要討論了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框架”、國際金融架構、投資和基礎設施、金融部門改革、國際稅收合作、綠色金融、氣候資金、反恐融資等議題,核準了各議題下的主要成果,並發表了會議公報,為杭州峰會做好了財金成果準備。
會議認為,全球經濟持續複蘇,但仍舊弱於預期,下行風險持續存在。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增加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G20成員已經做好準備積極應對英國“脫歐”公投帶來的潛在經濟和金融影響,希望看到英國今後作為歐盟的密切夥伴。
會議指出,G20正在采取行動增強信心和促進增長,並重申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目標。
會議承諾貨幣政策將繼續支持經濟活動,保持價格穩定。在強調結構性改革的關鍵作用的同時,會議強調財政戰略在促進實現共同增長目標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會議承諾繼續研究在必要時可能采取的適合各國國情的政策措施。會議重申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避免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並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
會議核準了G20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在4月華盛頓會議確定的結構性改革九大優先領域基礎上,制定了結構性改革的指導原則,並通過了一套監測和評估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指標體系。會議指出G20在落實增長戰略方面已取得新的進展,將在杭州峰會前完成增長戰略更新和問責報告。會議承諾采取進一步行動重振全球貿易和提升投資,致力於減少過度的失衡,並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促進更多的包容性。
會議核準了國際金融架構(IFA)工作組關於進一步完善國際金融架構的建議,承諾進一步加強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網,歡迎即將開展的清邁倡議多邊化與IMF的聯合演練。會議期待IMF在2017年年會前完成第15次份額總檢查,包括形成一個新的份額公式,並支持世界銀行集團按照達成一致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實施股份審議。
樓繼偉指出,盡管近期國際上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並未對國際金融市場造成大的沖擊,但形勢依然不容樂觀。G20各國有必要加強合作,重申G20上海會議的共識,繼續采取財政、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等所有政策工具,增強信心,促進增長。一是需求管理政策仍然重要。貨幣政策的邊際效益在下降,要實施更多增長友好型的財政政策,有財政空間的國家要加大財政支出力度。二是要通過結構性改革應對低增長態勢。發達經濟體要繼續提高勞動力市場彈性,促進投資和生產率增長;新興經濟體應增強經濟韌性,放松管制,促進競爭,推進金融部門改革。三是要繼續支持經濟全球化進程,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克制使用限制性貿易措施。四是有關國家要積極應對現實挑戰,希望英國與歐盟積極構建密切的夥伴關系,對外傳遞積極信號,穩定市場對其經濟前景的預期。
樓繼偉強調,今年G20在結構性改革的道路上邁出了新的重要一步,初步建立了一個框架,為G20深化結構性改革提供了政策參考以及衡量手段,並提高各方改革行動的協調性和有效性。今後,G20將根據形勢變化不斷調整完善結構性改革框架,推動全球經濟實現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
8月25日12點01分(美國東部時間)世界銀行(下稱“世行”)行長候選人提名期剛剛正式開始,美國財政部就迅速發聲明提名金墉連任世行行長。
在擔任世行行長期間,金墉大力改革,令世行從傳統業務向更偏向應對緊急性突發事件的方向,比如應對埃博拉病毒等。這也令他成為了世行內部極具爭議性的角色,並直接引發世行員工協會向世行執行董事會發告狀信,稱世行面臨著“領導力危機”。
在此次聲明中,作為回應,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力挺金墉改革世行的行為,稱“金墉連任世行行長將令世行繼續在諸多重要動議和改革上前行。”
美國力挺金墉改革
美東時間8月25日午夜零點一過,美國財政部就率先發出支持金墉連任的聲明,以如此快速反應的行為來表現對於金墉連任的支持。
盧在聲明中表示,金墉在擔任世行行長期間積極推動以創新方式解決極端貧困、社會不平等、氣候變化等全球發展問題。
“金墉行長有能力向大型危機做出反應,其中包括應對埃博拉病毒以及應對難民危機問題。”盧特別在聲明中強調,“金墉行長能夠帶頭對世行進行必要的改革,更好地利用了世行內部的知識並提高了對股東提供的財務資源的使用。”
美財政部如此力挺金墉改革事出有因。在接受世行之後,金墉認為由於世界格局變化,世行的功能也應當隨之變化,如不轉型,世行在世界上的影響將越來越弱小,實際上其前任行長佐利克也是如此認為的。
金墉隨後制定:到2030年,世行將幫助降低低工資人群,令日薪不到1.25美元的人在全球人口比例中不超過3%,同時幫助那些每個國家中收入最低的40%人口提高其收入。
他的改革招致內部抱怨,而外部也存在批評意見指出毫無經濟學背景的金墉把世行搞成了扶貧機構。
8月10日,世行員工協會致信執行董事會,表示世行正面臨領導力危機,希望結束目前美國籍行長“世襲”的狀態。
“世界已經改變,我們應當隨之進行改變,除非我們改變遊戲規則,世行現在面臨著成為國際舞臺上一個時代錯誤的現實可能性。”世行員工協會在信中指出,從1944布雷頓森林體系創建以來,世行一直在美國籍行長的領導之下,現在是時候改變了。
世行員工協會主張由一個“可信的搜索委員會在國際上招募候選者,並組織具有透明度的面試和選拔”。
信件還援引此前內部員工調查的數據指出,在過去兩年中,世行員工士氣低落:受調查員工中僅有1/3能夠理解管理層團隊領導的方向,“認同管理層創造了開放和信任文化的受調查員工就更少了”。
員工“逼宮”未奏效
世行員工協會所上演的“逼宮”一幕確然引發了討論。不過根據《華爾街日報》透露,在本月早先一次閉門會議中,在討論此問題時,世行執行董事會的一些成員公開表示要繼續支持金墉再連任五年。據知情人士透露,其中包括美國和德國等重要成員,不過有些成員國也表示了一些擔憂。
按照慣例,世行行長由執行董事會選舉產生。目前世行的成員國為188個,成員通過理事會和執行董事會管理世界銀行集團。理事會是世界銀行的最高決策機構,由每個成員國任命的一名理事和副理事組成。而執行董事會的成員則包括世行行長和執行董事。
8月23日,世行執行董事會收到現任行長金墉提出的連任意向,並決定啟動下屆行長遴選流程。作為對於員工的回應,世行執行董事會在聲明中特地強調“一致同意采取公開透明、任人唯賢的選聘,所有成員國均可提名,執董會對所有候選人的考慮采取透明方式。”
消息宣布後,世行員工協會主席丹尼爾•塞倫(Daniel Sellen)表示,他對世行不再不經競爭就允許金墉連任表示歡迎,但是對世行不在更大範圍內尋找行長候選人倍感失望。
據悉,此次世行執董會提議,在提名截止後,將確定一個最多3人的短名單,並在得到本人同意後公布進入短名單的候選人姓名。
隨後,執董會將對所有進入短名單的候選人進行正式面試,屆時將持續2~3周時間。
從目前世行執行董事會的會議成果看來,此次世行執行董事會出臺的一系列甄選過程也意在為金墉在10月的世行年會和11月的美國大選前獲準連任掃清了障礙。從同兩黨總統候選人的關系上而言,金墉同克林頓夫婦私交良好。
金墉1959年生於韓國首爾,5歲隨家人移居美國,是哈佛大學博士,曾任哈佛大學醫學教授、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顧問、達特茅斯學院校長等。2012年,金墉獲得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名,成為世行行長候選人,並最終當選世行行長。他的第一任期將於明年6月30日結束。
墨西哥總統涅托或許怎麽都沒想到,8月31日他在總統府接見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後,居然在墨國內引發了軒然大波。
當地時間7日,涅托的親信、也是他最重要的盟友、墨財政部部長維德嘉瑞(Luis Videgaray)宣布辭職。而引發維德嘉瑞辭職的導火線便是之前特朗普的外交首秀——對墨西哥的訪問。盡管在接待特朗普後,涅托稱邀請特朗普訪問墨西哥是他自己的想法,但據墨西哥政府一位參與接待特朗普的消息人士透露,其實,維德嘉瑞才是主導特朗普此次墨西哥行的背後推手。
財長換人
上周一特朗普到訪時,雙方在會面中顯得客客氣氣,特朗普此前那些“傷感情的言論”,比如要在美墨邊境修建城墻、要驅趕在美國的墨西哥移民等問題都沒有擺在桌面上,但墨西哥民眾對涅托給予特朗普“紅地毯待遇”極為不滿。墨西哥當地媒體報道,多數墨西哥民眾認為,自己的總統在對待特朗普時顯得不夠強硬。
9月6日,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已明確表態,盡管此前已接到涅托訪問墨西哥的邀請,但她不會在11月的大選前到訪墨西哥。隨後,墨西哥外交部長克勞迪婭·魯伊斯·馬謝烏表示:“我們理解和尊重她的決定,但我們依然正與希拉里陣營保持聯系。”
如今,在墨西哥,人人都已知曉,維德嘉瑞為特朗普的墨西哥行牽線搭橋。即便是特朗普本人也承認,維德嘉瑞的辭職與他訪問墨西哥有直接關系。特朗普7日晚在美國安全論壇上表示:“據我們所知,那個安排我們訪問墨西哥的人已經被踢出墨西哥政府了。”
維德嘉瑞與涅托的親密關系可以追溯到2012年。當時,他的身份是涅托的競選經理,也為涅托上臺後的政策提供了不少意見。被任命為墨西哥財長後,維德嘉瑞主要負責墨西哥的財政政策與預算情況,被喻為涅托的“左膀右臂”。
然而,維德嘉瑞也被稱為“麻煩制造者”,2014年,他承認從政府采購商那里買了棟別墅,隨後又轉手賣給了涅托的夫人。此事當時成為墨西哥政府最大的醜聞。
7日涅托接受了維德嘉瑞的辭呈,並感謝他此前在墨西哥財政改革中付出的努力。但至於維德嘉瑞是否會在政府中有個新職位,涅托尚未透露任何信息。而按計劃,當地時間8日,維德嘉瑞將代表財政部介紹墨西哥2017年的財政預算情況。
維德嘉瑞的辭職也導致了墨西哥政府大洗牌。目前所知的是,前財長梅亞德(Jose Antonio Meade)重新接任財長一職,他擔任的外交部長兼社會發展部長一職將由恩里克·納維接任。此前,外交部長馬謝烏也曾因反對特朗普訪問向涅托遞交辭呈,但涅托沒有答應。
作為新任財長,梅亞德站在涅托一邊,認為總統與特朗普的會面不僅降低了雙方因誤解導致雙邊關系陷入僵局的幾率,同時也有助於緩和特朗普的一些激進言論,比如後者曾暗示要修改《北美自貿協定》。
國會要報複
但是,在墨西哥民眾,尤其是墨西哥年輕人看來,涅托在與特朗普的會面中,沒有對特朗普此前針對墨西哥的不敬言論給予直面回擊。涅托對此的解釋是,與特朗普會面還是非常有必要的,“會面有助於雙方開誠布公,為美墨關系開啟對話渠道”。
不僅墨西哥民眾對涅托在接待特朗普過程中的“溫柔表態”不滿,就連墨西哥國會這次也沒有站在涅托一邊。
一份將提交至墨西哥國會的法案顯示,如果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並如其所言撕毀《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話,墨西哥將考慮廢除一系列美墨雙邊協議,包括將一半領土割讓給美國的《1848年條約》。
1994年敲定的《北美自貿協定》為墨西哥帶來至少1/3的就業崗位,可謂墨西哥經濟的基石。而《1848年條約》在歷史上結束了美墨戰爭,代價就是將墨西哥的大片領土劃給美國,包括現在屬於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內華達州。
法案的發起人、議員里奧斯·皮特(Armando Ríos Piter)表示:“這是朝著制定一項有關墨西哥面對威脅時應當如何反應的公共政策邁出的第一步。這份法案只是為了保護《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這一長達22年的成功關系,此關系使兩國都受益。我們想保護它,抵禦尋求摧毀它的立場。我們不得不用白紙黑字寫下來。”
該法案的初步想法源於前左翼議員戈麥斯(Agustín Barrios Gómez)。如今,戈麥斯是墨西哥一家基金會的負責人,致力於改善墨西哥在國外的形象。如果該法案順利通過,那麽墨西哥屆時利用官方資金為特朗普修建高墻的提議買單,就是非法。
如果特朗普嘗試沒收墨西哥人每年從美國匯往墨西哥的240億美元,用於建造邊境高墻,那麽這份法案將允許墨西哥進行報複,沒收相同數額的資金,方法可能是對從墨西哥匯往美國的資金征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