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美電器完成整體上市 上半年“微店”將突破10萬家

國美電器完成整體上市 上半年“微店”將突破10萬家

一財網 王珍 2016-04-01 12:21:00

重組之後，國美電器今年將向“新場景、強鏈接”的零售新模式轉型，增強實體店的體驗功能，並拓寬與用戶交互的渠道，上半年“微店”數將突破10萬家。

李湘正式擔任360公司娛樂總裁，負責整體娛樂內容打造

i黑馬 2016-05-09 18:56

i黑馬訊5月9日消息，一封360公司的人事任命郵件顯示，著名主持人李湘被正式任命為360娛樂總裁，負責整體娛樂資源的整合，360娛樂內容的打造，以娛樂產品支撐360公司各業務加速發展。至此，李湘正式加盟360公司的傳聞得到官方正式確認。 

據悉，李湘從1997年主持湖南衛視《快樂大本營》，並連續獲得過多個獎項，還參演了多部影視劇，可謂是人氣明星。2004年離開《快樂大本營》，後又離開，2013年加盟深圳衛視，並擔任深圳衛視副總監，但在今年1月辭職離開。從離開湖南衛視之後，可以看出李湘並沒有太多的作品，主持的節目反響平平，離開深圳衛視後，關於李湘的去向成了關註焦點。

此前，有消息稱李湘將加盟奇虎360，任職副總裁及首席內容官，分管360影視以及相關內容業務。此次360公司通過人事任命正式確認李湘加盟360，標誌著360娛樂布局的正式擴大化。360公司近2年來與娛樂產業互動頻頻，旗下的360手機助手、360手機分別簽約了TFBOYS與王凱作為代言人，吸引一大批粉絲關註；在產品層面上，推出網絡直播平臺花椒，並與超女建立合作；在營銷層面上，與《失孤》、《美人魚》等著名電影也有諸多合作，贏得不錯的口碑。

據媒體報道，近年來，娛樂明星紛紛投身互聯網，或入職知名互聯網公司做高管，或以資本撬動互聯網做創業投資。互聯網業內人士評論，一方面，娛樂明星的光環和資源是互聯網企業所需要，另一方面，高大上且能開出優渥條件的互聯網企業也是明星向往的轉型金地，因此，隨著互聯網經濟與各行各業的結合越來越緊密，明星的事業“觸網”也是一種必然。

盤點投身互聯網大潮的文娛明星

劉建宏

2014年夏天，原央視著名足球評論員劉建宏從央視離職，轉投樂視體育擔任首席內容官。

劉建宏於1996年3月底加盟中央電視臺《足球之夜》欄目，以其獨特的解說風格，逐漸成為央視體育頻道足球解說中的旗幟性人物。十九年來，劉建宏共解說了三屆世界杯、兩屆歐洲杯、三屆亞洲杯、一次十強賽、五次世預賽。

馬東

2015年7月，《奇葩說》出品人&主持人馬東卸任愛奇藝首席內容官職位。9月份宣布創辦米未傳媒，並在半年時間里獲得兩輪融資。尤其是2016年2月24日獲得高達20億元A輪融資。

馬東曾在中央電視臺、河南衛視、天津衛視等擔任主持人。2013年加盟愛奇藝，擔任首席內容官，並於2014年推出中國首檔說話達人秀《奇葩說》，爆紅網絡。

郎永淳

2015年9月，央視主持人郎永淳宣布辭職。2016年1月，郎永淳入職B2B鋼鐵電商平臺“找鋼網”，擔任找鋼網高級副總裁兼首席戰略官。

郎永淳於1995年進入央視，開始主持午間節目《新聞30分》。2011年9月開始在央視《新聞聯播》節目擔任主播。

黃磊

2015年9月，“不想做好廚師的演員不是好爸爸”的黃磊推出了一款生活方式App——黃小廚。目前“黃小廚”主打廚房場景，但內容包括但不限於菜譜分享。

黃磊透露，2016年他將與何炅合作，推出一檔美食綜藝節目，在衛視與視頻網站播出。

段暄

2015年11月，知名體育節目主持人段暄確認從央視離職。12月份，段暄確認轉投電競行業，出任新成立的香蕉計劃體育的CEO。香蕉計劃體育涵蓋了體育、電競、娛樂、影視業務範疇，據消息稱，王思聰是香蕉計劃體育背後的註資人。

段暄曾在2004年主持CCTV 5轟動一時的電競節目《電子競技世界》。從央視離職之後，段暄也表示，2015年王思聰曾找他談過2次，最終讓他下定決心離開央視。

何炅

2015年12月29日，阿里音樂董事長高曉松在微博宣布，何炅加入阿里音樂團隊，任CCO一職。高曉松在微博中表示，“熱烈歡迎何炅入職阿里音樂集團，擔任首席內容官CCO。與我和宋柯老宅男正式組成鐵三角。同時極大提高了阿里音樂集團管理層的顏值。”

何炅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阿拉伯語系教師， 自1998年起主持湖南衛視的《快樂大本營》欄目長達十余年，並且涉獵電影、電視劇、音樂等多方面業務。

周傑倫

2016年2月17日消息，中國數碼文化(集團)有限公司發布公告，宣布與周傑倫在電子競技領域達成深度合作，並訂立諒解備忘錄。此次合作透露出信息，周傑倫將成立自己的電競戰隊公司。

2015年，周傑倫成立電競戰隊，積極招募選手參加職業電競比賽。2015年6月，周傑倫作為明星召喚師正式代言《英雄聯盟》，並為該遊戲譜寫主題曲。9月，周傑倫與王思聰在英雄聯盟四周年現場，上演“史上最強對決”。

汪峰

2016年2月29日，歌手汪峰主導的互聯網音樂平臺第一個產品imixdio網絡電臺正式上線，根據介紹，這個“全新數字平臺”會將音視頻、社交互動以及音樂衍生品等結合起來。

2015年10月，汪峰作為創始人發布了三款FILL耳機，也被視為他涉足硬件領域的開端。但汪峰曾表示，“開發耳機並不是玩票，而是真幹。”

以上盤點的主要是一部分直接投身到互聯網行業一線的文娛明星。像任泉、李冰冰、黃曉明、AngelaBaby、胡海泉這樣在互聯網創投領域深耕多年的明星更是數不勝數。

無論是轉型還是跨界，文娛明星們紛紛涉足，足見互聯網行業的吸引力越來越大。但是誰是跟風、誰是實幹，就需要市場來檢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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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市整體不樂觀 長安福特今年跨入百萬俱樂部如何出招？

長安汽車(000625.SZ)近日對外發布的今年4月份產、銷快報，盡管旗下自主品牌4月銷量呈現上升，但長安福特汽車有限公司(下稱“長安福特”)等合資車企卻出現不同程度下滑。經過今年第一季逾20%的增長之後，長安福特4月出現大幅下滑。

今年1~4月，長安福特銷量為31.23萬輛 ，同比增長6.94%。其中，4月份的銷量為6.09萬輛，同比下滑16.34%。旗下多款車型銷量均有不同程度下滑，福特翼虎下降幅度最大，翼虎4月份銷量為7144輛，同比下降了46.1%。福特中國方面對此解釋是，為了更好地滿足不斷增長的市場需求，長安福特重慶一工廠在今年第二季度進行生產線改造維護，福特翼虎、福克斯及蒙迪歐車型的生產將受到短期影響。

網絡資料圖

不過，值得註意的是，恰是4月份，長安福特湖南24家汽車經銷商稱庫存壓力大、經營困難，暫時停止提車，經過廠商雙方協商，經銷商於4月底已開始恢複提車。

第一財經記者查閱中國汽車流通協會對外發布的“汽車經銷商庫存調查結果”發現，長安福特庫存壓力呈現減輕趨勢，其2月份庫存深度在2個月以上，但3月份庫存系數回落到2個月以下。由此可見，盡管長安福特於2016年沖刺100萬輛年銷量的野心昭然，但面對廠商矛盾激化時，還是選擇先穩定供應商渠道，相應放緩腳步。

目前，車市大環境依然不樂觀，中國汽車流通協會近日發布的“中國汽車經銷商庫存預警指數調查”VIA(Vehicle Inventory Alert Index)顯示，2016年4月份庫存預警指數為57.9%，盡管比上月下降了1個百分點，但庫存預警指數依然處於警戒線以上。

為了從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車市中切分到更大的“蛋糕”，眾多車企都紛紛加快步伐，繼在一汽-大眾、上海通用、上海大眾、北京現代等合資車企早已邁上百萬年銷量的臺階之後，東風日產以及上汽通用五菱的乘用車也於去年沖破100萬輛。不僅合資車企，自主車企長安乘用車也於去年加入百萬輛俱樂部。

與此同時，長安福特也逐漸積攢了沖刺100萬輛的“資本”。去年，長安福特銷量為83.6萬輛，今年只要實現19.62%的增速，便可實現加入百萬輛行列的夙願。如果按今年第一季的增速，夢想即變為現實。即使4月份銷量下滑，2016年也才過去三分之一的時間，而長安福特已完成其全年100萬輛目標銷量的三分之一，仍有沖擊全年銷量目標的希望。不過，經歷經銷商逼宮風波之後，長安福特將如何出招?

對於“喜新厭舊”的中國消費而言，新車是拉動銷量的利器，日系車企在一定程度上扭轉此前的頹勢實現成功逆襲，與其加快在華推出新車的速度密不可分。作為美系車的代表，福特一直在不斷加快新車導入，據福特2020戰略規劃，到2020年之前將在華陸續推出20款新車，包括新能源等產品。在北京車展上，福特發布五款新車型，除F-150Raptor外，其他的均有望在年內上市。在 “十三五”元年的2016年，福特在華合資企業長安福特絲毫不掩蓋自己寄望以新車打開一個良好開局的意圖，不僅要在傳統燃油車領域拼新車型，在新能源車型上也將加足馬力。

長安福特總裁馬瑞麟(Marin Burela)在北京車展期間表示，在展臺上亮相的金牛座限量版、福特銳界V6旗艦型和新福特翼虎，都是長安福特的新車型，還有蒙迪歐混合動力版(HEV)也是新車，今年晚些時候會推出。之所以要投產HEV，是因為這是中國消費者的心聲。另外還有插電式混動車型C-max energi也是一款新車。

“我的信息是非常明確的，我們在過去幾年新車的投放頻率是最高的，我們正是傾聽了中國消費者的心聲，提供給中國消費者最需要的這些新車型和新技術。”馬瑞麟如是說。

馬瑞麟還談道，福特品牌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策略跟其它品牌不太一樣，首先是要對各個平臺進行電動化，不僅僅是每一款車。這樣會給客戶提供更多的選擇，無論是消費者想要HEV、插電式混合動力還是純電動車，整個平臺電動化之後，長安福特就有能力在每款車上根據這些技術進行具體的執行。

福特預計新能源汽車在2020年會占到其全球銷量的10%到25%。馬瑞麟稱，長安福特對中國市場也有著同樣的期望，期待福特在新能源領域的技術和新能源車型帶到中國市場。至於對75%到90%的傳統車型，長安福特也要在技術、排放、油耗以及技術革新方面也要成為領頭羊，這樣才能滿足客戶在移動出行方面的需求。作為一家兼具傳統以及移動性的公司來講，必須要有遠見。“One Ford”計劃也能夠幫助長安福特去傾聽消費者的心聲，並積極做出回應。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前副部長王東進：公立醫院改革整體上還沒破題

“三醫聯動”今年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定義為“協調推進醫療、醫保、醫藥聯動改革”。

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18日主辦的第12屆中國健康產業高峰論壇上，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國醫療保險研究會會長、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前副部長王東進表示，“三醫聯動”提出十多年了，目前依然存在聯而不動、不聯自動，甚至亂動，使得醫改的許多領域、環節出現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的被動局面和互相掣肘的問題。

王東進說，三醫聯動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問題，而是關系到中國醫改能不能取得成功的決定性問題，是深化醫改的不二方略，“如果醫療、醫藥、醫保聯而不動，各唱各的調，深化醫改將阻力重重、困難多多，談不上整體性、系統性和協同性。很可能一步向前一步錯，幾分用力幾分差，與改革的初衷大相徑庭。”

而要真正實行“三醫聯動”，王東進說，要堅持三醫聯動與堅持“四分開改革”(政事分開、管辦分開、醫藥分開、營利與非營利分開)方向相結合，同時要堅持政府與市場兩手並用，不要排除市場，“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要補上市場經濟這一課，現在的醫療衛生體制就缺這一課。”

改革獲得感不強

“三醫聯動”實踐多年，目前國內也探索了多種“三醫聯動”的醫改模式，比如福建三明的綜合改革模式、安徽的新農合大病保險模式以及上海的家庭醫生簽約模式。

但王東進說，“三醫聯動”還沒有得到很認真的貫徹實施，問題有三方面：國家的投入、個人的負擔雙增加;藥品價格越降越高;群體對醫改的獲得感並不強。

根據我國衛生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08年全國衛生總費用達1.45萬億元，占GDP的4.83%。到了2014年，全國衛生總費用達3.54萬億元，占GDP的5.56%。

王東進說，與此同時，老百姓自付的費用也大幅增長，出現了雙增長。

數據顯示，個人衛生支出由2008年的5875億元增長到了2014年的11745億元，人均費用從2008年的1094.5元，增加到了2014年的2580.5元。

對於2009年新醫改方案提出的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王東進說，這個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在新的層面上又更難更貴了。

“舉個例子，2009年新醫改之前，在某一個醫院做一個闌尾炎手術是2000元，現在漲到了8000多元，漲了4倍。”王東進說，這其中存在過度診斷，過度檢查、過度用藥、過度醫療，以及價格虛高。

“過”和“虛”的背後，王東進說，這是一舊、二偏、三失衡在作怪。

一舊就是陳舊觀念，對什麽是政府主導、公益性，如何回歸公益性等概念並沒有真正弄清楚。管辦不分的舊體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公立醫院的改革一直處於試點，整體而言還尚未破題。“只是在取消藥品加成和以藥補醫，甚至讓醫患雙方簽訂不送不收紅包的協議上大施筆墨，這既是對醫生的不尊重，也是對患者的不尊重。”

“二偏”，則是對市場或市場機制的偏見，刻意把醫療機構的公立等同於公益性，把發揮政府重要作用與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對立起來，使市場不能在醫療資源的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導致了醫療市場必須具有的公平競爭機制、優勝劣汰機制、價格形成機制、談判議價機制遲遲不能建立健全，不能按市場規則運行。同時也導致民間資本和社會資本長期被排斥在體制門檻外，社會辦醫長期形不成氣候，唯公獨大的局面不能打破。

“把公立醫院等同於公益性這個觀點我一直認為是站不住腳的，這是對公立醫院體制性的歧視。”

三失衡，則是指目前既有總量供給不足的問題，又有資源配置結構失衡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後者更突出。

補上市場經濟的課

王東進說，真正實行“三醫聯動”，要堅持三醫聯動與堅持四分開改革(政事分開、管辦分開、醫藥分開、營利與非營利分開)方向相結合。

“其實四分開的本質最核心的就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清晰，關系處理好，改革就順利。”王東進說。

此外王東進說，要堅持政府與市場兩手並用，不要排除市場。“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要補上市場經濟這一課，現在的醫療衛生體制就缺這一課。”

而要把這個問題解決好，王東進說，要做到五不要：不要腿進入了市場經濟時代，腦袋在計劃經濟時代；不要只是用政府的有形的手，而不用市場無形的手；不要固執唯有公立醫院才有公益性，民辦醫療機構就沒有公益性;不要將不以營利為目的，誤認為不能有盈利;不要輕易給人戴政府派或市場派的帽子。

國資委：國旅整體並入港中旅 成其全資子公司

國資委：經報國務院批準，中國國旅集團有限公司整體並入中國港中旅集團公司，成為其全資子公司。中國國旅集團有限公司不再作為國資委監管企業。

國資委：中國中紡整體並入中糧集團

7月15日，國資委官網稱，經報國務院批準，中國中紡集團公司整體並入中糧集團有限公司，成為其全資子企業。中國中紡集團不再作為國資委直接監管企業。

券商評級整體下調 周期性影響立竿見影

股市是一面鏡子，股市異動則是鏡子的曲面，放大市場參與主體的問題，讓隱藏的風險暴露無遺。證券公司正在經歷一輪“監管”導向的行業分化。

在監管層看來，經過去年以來的市場巨震，除為數不多的幾家券商依然保持優秀的綜合實力外，多數券商在過去一年中都暴露出不同程度的問題。證監會上周公布的2016年券商分類結果顯示，獲AA評級的機構僅8家，與去年相比減少七成。

“券商監管收緊的趨勢是非常明確的，分類結果是去年下半年以來風險排查的階段性反映，”有券商分析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監管層推進簡政放權、註冊制改革，本質上就是要放權給市場，給有效的市場。而中介機構的有效性，是市場有效的關鍵組成部分。

嚴管是大勢

嚴管始於嚴查。股指越漲，市場參與者就會越瘋狂。最近一輪“杠桿牛市”自2014年下半年逐步啟動，與此同時融資融券規模迅速擴大，股市杠桿逐漸增加。

為了及時發現風險苗頭，證監會於2014年12月對48家證券公司的融資類業務進行了現場檢查。檢查發現部分券商存在違規行為，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向低於50萬資產的不合格投資者提供融資融券服務。

2015年1月證監會對中信證券、海通證券、國泰君安證券進行處罰，暫停其新開融資融券客戶信用賬戶3個月;責令招商證券和廣發證券限期改正;責令安信證券、中投證券增加內部合規檢查次數;民生證券、銀河證券等5家券商也被采取監管措施。

融資問題之後，是更嚴重的配資問題。2015年上半年，證監會發現配資帶來的高杠桿給股市的上漲埋下了隱患，逐步開始提示風險，要求證券公司配合清理杠桿。但是，現場檢查發現，證券公司並沒有這麽“聽話”。

股市巨震之後，監管層一邊組織救市，一邊順藤摸瓜追本溯源。2015年9月，證監會再對華泰、海通、廣發、方正等進行現場檢查，並對其作出行政處罰，罰沒款總計2.41億。

暴露問題的券商越來越多，為了規避系統性風險，監管層在去年12月組織壓力測試，來評估券商的風險應對能力，查找風險隱患。所謂壓力測試，即考察機構在股票、債券、期貨市場 大幅波動，債券違約率大幅上升等極端情況出現時，機構及其產品的風控指標、財務指標、流動性指標等承壓情況。

與此同時，繼續針對機構開展專項檢查，“以問題和風險為導向”抽取部分機構進行檢查，檢查不僅限於證券公司，還包括基金公司、期貨公司、證券投資咨詢機構等各類機構。

券商的風控問題，在各類檢查中暴露的越來越明顯。隨著證券公司組織架構、業務產品越來越多元，風險類型日趨複雜，現有風險控制指標制度已經難以適應新形勢下風險管理的需要。針對這些問題，證監會在今年初專門在行業內組織討論，並決定對《證券公司風險控制指標管理辦法》及配套規則進行修訂。

“股市動蕩期間，監管層在檢查範圍、檢查頻次上都大大提升，券商暴露的問題也越來越多。”上述券商分析人士表示，監管層對券商行業的嚴管趨勢已經很明顯，雖然不至於帶來大規模的行業洗牌，但是行業梯次還是會發生變化，未來會確立新的行業格局。

周期性影響大

“如此明顯的整體下調，這在之前是不曾有過的。”上述分析人士表示，不同的評級對應不同的風險資本要求，A、B、C三類分別對應0.8、0.9和1倍的風險資本要求，換言之，評級越低對資本金的占用比例就會越高。

據證監會介紹，券商分類評級是監管層以證券公司風險管理能力為基礎，結合公司市場競爭力和合規管理水平，對證券公司進行的綜合性評價，主要體現的是證券公司合規管理和風險控制的整體狀況。

證監會層面會根據證券公司分類結果對不同類別的證券公司在行政許可、監管資源分配、現場檢查和非現場檢查頻率等方面實施區別對待的監管政策。

實際上，評級被下調會直接對對券商經營產生影響。根據證監會的分類，券商評級共包括A(AAA、AA、A)、B(BBB、BB、B)、C(CCC、CC、 C)、D、E等5大類11個級別，級別的劃分反映公司在行業內風險管理能力的相對水平。

2016年合並後排名的95家券商當中，A類公司36家(AA級8家、A級28家)，B類公司51家(BBB級40家、BB級7家、B級4家)，C類公司8家(CCC級6家、CC級1家、C級1家)，三大類比重分別是38%、54%、8%。

對比2015年數據，A類64家、B類30家、C類1家，比重分別是67%、32%、1%。2016年評級整體下調的趨勢非常明顯。其中，方正證券連降6級，從A級調為C級，民生證券從BB降3級調為CC級。另外海際證券、華信證券、聯訊證券、萬和證券、網信證券、五礦證券都被評為CCC級。

“從A級調為B級影響不是特別大，最大的分野線在B到C。”上述分析人士告訴記者，券商評級與處罰事項並非一一對應，被處罰會扣分，但是業務收入排名提升、創新業務開展好也會加分，最後的評級是綜合打分的結果。

一位券商固收業務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評級下調對券商的融資成本、創新業務審批、投資者保護基金繳納比例等方面會有直接影響。

融資方面，無論是貸款還是發債都會受到影響。貸款方面，降級會影響銀行對券商的授信額度，特別是短期授信;發債方面，短期融資債券可能會發不出去。

“券商發債融資也需要專業評級機構評級，評級直接影響債券定價，也就是公司的融資成本。評級時，證監會對券商的分類會作為一個比較重要的指標，因為這是監管機構對券商綜合實力的認證。”前述固守業務人士表示，大部分銀行都有一個合作券商的名單，如果券商等級太低將無法進入該名單，“中小券商對於銀行依賴性更強，一旦銀行放棄合作，壓力會非常大”。

實際上，券商諸多業務都或多或少會和券商的評級有關系。比如固定收益部門的債券承銷業務，評級降低可能導致對一些比較熱門的債券喪失承銷資格，對於很多依賴債券銷售撮合業務的券商來說，喪失這部分業務可能會對業績造成比較嚴重的沖擊。

評級降低，還會影響券商創新業務審批。“如果資質不夠，有的業務就不能做，券商整體而言還是牌照業務。”前述固收人士表示，評級下調還會影響網點開設，比如C類可能就無法在全國範圍內開設網點。

評級還直接影響投資者保護基金的繳納比例。簡而言之，評級越低繳納越多。根據“證監會公告〔2013〕22號”通知，保護基金規模在200億以上時，AAA、AA、A、BBB、BB、B、CCC、CC、C、D等10級證券公司，分別按照其營業收入的0.5%、0.75%、1%、1.5%、1.75%、2%、2.5%、2.75%、3%、3.5%的比例繳納保護基金。

以方正證券為例，從A調降至C意味著繳納比例從收入的1%增加至3%。2015年方正證券營業收入109億，依此計算繳納金額可達3.27億元，由於當年歸屬上市公司股東凈利潤40.64億，繳納保護基金影響利潤比重可達8%。

值得註意的是，由於證監會對券商的評級一年一次，所以因評級降低而帶來的影響也有很強的周期性。

上海國資謀劃“十三五”末能讓五成以上競爭類企業整體上市

整體上市或核心業務資產上市，是上海國資國企改革的重點。第一財經從有關部門所提供的材料獲悉，上海希望到“十三五”末，整體上市國有企業能占競爭類國有企業總量的50%以上。

而目前，上海國企的整體上市和核心業務資產上市的企業，分別達到競爭類產業集團總數的1/3。

根據“分類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要求，上海的市管國有企業分為競爭、功能和公共服務三類。其中競爭類企業以效益最大化為重點，也是上海地方國有企業的主體。

數據顯示，競爭類企業戶數占上海地方國有企業總戶數的72%、資產總額占89%、從業人員占86%、利潤總額和營業收入均達到96%。

上海市國資委管網顯示，目前市管企業共47家，其中競爭類企業33家，包括27家產業企業，以及6家金融企業。

上海還積極支持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企業調整為競爭類。2015年，申能集團就從公共服務類企業，調整為競爭類企業，並確立其面向全國發展的綜合性能源企業目標。

作為推進整體上市或核心資產上市的前提，目前，競爭類企業已基本完成公司制改革。

上海國資國企的整體上市，在2013年底上海國資國企改革20條推出以來，得以進一步加速推進。

“十二五”之前完成整體上市的1家，“十二五”期間完成6家。尤其是2015年，包括綠地集團、城建集團、現代集團在內的3家企業已經實現整體上市。

此外，華誼集團、臨港集團等實現競爭類核心業務資產上市，使得核心業務資產集中在上市公司的企業，也超過競爭類產業集團總數的1/3。

在1月18日舉行的上海國資國企工作會議上也明確，今年上海將基本完成上海市國資委系統企業集團公司制改革，加快推進企業集團整體上市或核心業務資產上市，符合整體上市標準的企業集團將加快調整管理體制。

改革還將繼續加速。上海國資委官網發布消息稱，7月18日，上海市國資兩委召開三季度工作會議，會議強調，三季度各項工作要緊緊圍繞上海自貿試驗區和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科創中心建設，全力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發展，努力掀起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新高潮。

上海是地方國資大戶，數據顯示，截至“十二五”末，上海地方國有企業實現營業收入12.7萬億元、利潤總額1.17萬億元，國有權益2.2萬億，累計資產總額15.6萬億元，分別增長111%、115%、91%和99%。

國務院國資委統計顯示，上海國資系統企業的資產總額、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分別占全國地方省市國資委和計劃單列市系統企業的1/10、1/8和1/5。

目前，上海市國資委系統資產超千億的企業11家，營業收入超千億的企業7家，利潤超50億元的企業6家。

上海市國資委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國資委監管企業實現營業收入1.31萬億元，利潤總額1414.09億元，歸屬於母公司的凈利潤871.35億元，經濟運行整體情況好於預期，實現了時間過半、完成任務過半。

東航南航將整體搬遷至北京新機場 去首都你要怎麽走？

誰能入駐北京首都第二機場？此前一直處於迷霧之中，不過，今日的一份《關於北京新機場航空公司基地建設方案有關事項的通知》（下稱“通知”），終於將謎底揭開。

通知顯示，北京新機場航空公司基地建設方案已經國務院同意。其中，中國航空集團公司（國航）等星空聯盟成員保留在首都機場運營，中國東方航空集團（東航）、中國南方航空集團（南航）等天合聯盟成員整體搬遷至北京新機場運營。

長久以來，商務客眾多的北京市場，一直都是國內航空公司的必爭之地，但主要是國航的大本營，其在北京市場的航班時刻和份額都有明顯優勢。

最近幾年，南方航空（600029.SH）、東方航空（600115.SH）、廈門航空等也陸續獲批在北京開設分公司，但受制於北京空域資源緊張和機場時刻緊缺的制約，很多航空公司無法取得理想的航班時刻和航權。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在南方航空接收首架A380巨無霸飛機時，就表示最適合用其執飛北京始發的國際航線，然而，當公司已經接收完訂購的5架A380時，北京始發的國際航線卻很難拿到，對於更賺錢的商務客市場，廣州顯然沒有北京大。

不僅僅是國際航線，春秋航空等民營航空希望開通到北京的國內航線也是困難重重，即使拿到航權，時刻也不理想。

前任民航局局長李家祥早在兩年前就曾在內部會議上表示，受首都機場保障能力的限制，每天大約有300個飛行架次無法安排，潛在需求超過1000萬人次。國內尚有60多個機場、11家航空公司未取得首都機場航權和航班時刻。

因此，首都第二機場的籌建無疑讓眾多航空公司看到了曙光。根據發改委的批複，機場工程總投資高達799.8億元的首都第二機場，計劃2019年建成，位於北京市大興區榆垡鎮，距天安門正南46公里，距首都機場直線距離70公里，比上海虹橋機場和浦東機場之間的距離還要遠。而在上海，虹橋機場主要是國內航線，浦東機場主要是國際航線，兩個機場之間的接駁時間問題，一直讓主做上海樞紐的東方航空很頭疼。

競爭格局重構

對於飛行資源已經飽和的北京市場而言，第二機場的出現也意味著利益的重新分配。

早在2011年，南航集團就曾與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政府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將在新機場建設北京航空運營總部和顧客服務中心，投放空客A380、A330等大型先進客機。而東方航空則曾明確表示，希望旗下正在轉型低成本的中國聯合航空有限公司入駐首都第二機場。此外，廈門航空收購河北航空，看重的也是其入駐首都第二機場的希望很大。

如今，通知顯示的最終結果，也意味著有人歡喜有人憂。根據通知，東航、南航作為北京新機場主基地航空公司，分別按照承擔北京新機場航空旅客業務量40%的目標進行基地建設，允許自建部分生產保障設施，東航、南航等遷出首都機場後，騰出的空間優先滿足國航發展需求。對於整體搬遷至北京新機場運行的主基地航空公司設置4年過渡期，其原有在首都機場的所有國際、國內及港澳臺航線航班可全部平移至新機場，同時停止其在首都機場新增航線運營，並將在國際航權、航線航班資源分配、機場收費、首都機場原有資產處置、經營地面服務業務等方面給予支持。

這顯然與南航此前的規劃方向一致，而東航此前原本希望旗下中聯航入住首都第二機場，東航北京分公司則留在老機場。

“相對虹橋和浦東機場‘內外有別’的‘一刀切’，以及紐約三大機場、倫敦三大機場等在市場環境下形成的大體上‘區分定位’，按聯盟劃分對北京‘雙國際樞紐建設’無疑是最有利的，同時也方便旅客的中轉。”業內資深人士林智傑對記者分析，“目前來看，國航成功地留在首都機場，並享有搬遷公司空出的大量寶貴時刻，無疑是最大的贏家，而東航搬遷新機場，對其王牌的京滬快線將產生一定影響。”

“看來只能轉投星空聯盟了，我家住望京，到首都機場20分鐘，到新機場估計至少兩個小時，”一位今年剛刷出南航金卡的常旅客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不過，如果高鐵還會進一步提速，以後飛京滬選擇高鐵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而除了三大國有航空，通知還顯示，河北航空公司、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中國郵政集團公司等非主基地航空公司按照“統一征用、統一規劃、統一建設、統一管理”原則進駐北京新機場，生產保障設施由首都機場集團公司統籌建設。

值得註意的是，通知並沒有提到目前在北京市場份額逐漸擴大的海南航空未來的主運營基地，目前，海航的國內航線是在首都機場T1航站樓獨立運營，國際航線則在T2運營。

中國債務總量整體可控 有序去杠桿要分類施策

今年3月，美國兩大評級機構穆迪和標普先後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此舉曾經引發市場對中國經濟前景的關註。

中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和居民的負債率到底是多少?這些債務的風險有多高，會不會對中國經濟增長構成系統性風險或者區域性風險，應對這些債務和風險有哪些應對舉措?基於此，日前，國務院信息公開辦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共同舉辦第25次文津圓桌閉門研討會進行研討。

債務總量持續增長但整體可控

數據顯示，以廣義信貸總量的指標，到2016年一季度末，廣義信貸為134萬億，廣義信貸和GDP之比是193%，比2008年末上升79個百分點。以各項貸款比GDP的指標，到2015年底這個指標差不多是150%左右，比2008年末上升47.5個百分點。這說明這些年我國債務總量在持續增長。

不過，中國銀監會政策研究局副主任何國鋒稱，相對債務總量增長，債務結構的問題更加需要引起關註。

何國鋒強調，值得關註的是，社會整個融資體系結構不合理，長期依賴銀行體系。他說，近年來，直接融資尤其債券融資這塊發展比較快，但股票融資占比比較低。2015年末債券和股票融資總量在社會融資規模占比14%左右，這導致實體經濟融資壓力和風險過度集中在銀行體系，銀行業承擔了大量本來應該由資本市場解決的一些金融服務，像科技創新、大眾創業、兼並重組這些應該由股權融資來做更好一些。

就整個銀行體系來看，中國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率仍較低。何國鋒提到，今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75%，同時整個貸款損失準備也比較充足，目前商業銀行貸款撥備有2.4萬億，今年以來還在增長，撥備覆蓋率175%，貸款撥備率3.06%，對於不良貸款仍有充足的撥備。

此外，企業債市場信用風險總體可控。

截至2016年3月底，企業債券存量規模4.17萬億元，占整個公司信用類債券余額的四分之一左右。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財政處處長關鵬表示，發改委管理的企業債券最大的特色是與投資項目直接掛鉤，服務於國家重大戰略、重大規劃和重大政策，資金的投入大都形成了一些比較優質的資產，能夠產生穩定的經營收入，是債券還本付息的重要保障。因此，企業債券在整個公司信用類債券的各品種中違約數量最少，信用風險總體可控。

另外，財政部預算司債務處處長尹李峰也提到，根據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當前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尹李峰說，截至2015年末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10.66萬億，地方政府債務16萬億，兩項合計全國政府債務26.66萬億，占GDP的比重為39.4%，低於歐盟60%的預警線，也低於當前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水平。

尹李峰表示，從地方政府債務來看，目前債務風險也總體可控，以國際通用債務率(債務余額/綜合財力)指標衡量，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率為89.2%，低於國際通行警戒線。與一些發生債務危機的國家不同，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形成了大量與債務相對應的優質資產作為償債保障，加上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經濟將保持中高速增長，也為債務償還提供了根本保障。

不過，針對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目前存在的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總體有所下降、局部地區的債務風險有所上升、地方政府違法或變相舉債擔保情況仍有發生、一些地方還有一些不規範的PPP模式等新情況和問題，尹李峰稱，有關部門正在督促地方和相關部門采取措施加以解決。

從居民負債來講，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曹紅輝提到，2013年中國達到55.5%，美國為113%(2007年為143%)，日本是130%。相對來講，中國的居民部門負債率還是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曹紅輝說，消費的貸款在中國是兩倍於經營性負債的，占到整個居民負債的32%，其中居民負債中，80%是用於購買房產，其次就是汽車和信用卡的貸款。另外，中國的居民人口結構中，40歲以下占53.71%，這說明中國人口年齡結構並非是造成中國居民負債增長的一個顯著制約因素，今後還有比較大的增長空間，人口結構沒有成為一個約束。按照美國15%的居民負債的邊界來看，大概我們可以新增40.69萬億的居民負債空間。

綜合舉措解決結構性債務問題

在論壇上，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曹紅輝表示，全球債務同樣在增長不能光拿中國說事。他說，從全球來看，2000年開始全球債務87萬億，2007年是142萬億，2014年是200多萬億。在2007年到2014年債務危機債務救助中全球性增加了57萬億美元。債務對GDP比例，全球上升了17%，絕對值和相對值都在上升。到現在為止這種持續上升的趨勢沒有發生根本性的逆轉，但各個國家的情況不一樣。

雖然總體負債水平上升，但相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GDP負債水平還是處於一個比較低位的水平。

曹紅輝說，2001年到2014年，發達國家的債務規模達到49.7萬億美元，新興市場為14.2萬億美元。從全球來看，數量眾多的邊緣化國家的負債率在下降，少數重要的經濟體的負債率卻在快速上升，這其中存在結構性差異。比如，美國2001到2014年負債率從53%上升到100%，日本從153%上升到200%。在去杠桿的過程中，美英兩國效果最為顯著，但其他發達國家的居民債務水平不減反增，比如加拿大、韓國和澳大利亞的債務持續膨脹，荷蘭、丹麥、挪威的杠桿率大大超過了美國的峰值。

中國黃金集團首席經濟學家萬喆說，中國的債務狀況總的來看有三點，一是赤字總體比較小，二是經濟增速仍然全球領先，三是中國政府掌握了很多生產性資源，不大會出現資不抵債的狀況。整體來說，債務水平和狀況應該是可控的。但問題是，既然債務實際可控，為什麽坊間、尤其外圍對中國的債務問題會有這麽大的恐慌呢?

她說，這其中有一些問題值得關註，比如債務總體不透明，除了過去不願意主動公開債務情況外，就是目前提到的大部分債務都是直接顯性的債務，有一些直接隱性和間接的債務沒有談到，隱性債務如何清算出來也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另外，政策的不連續，在某些政策上有一些突然性，轉向特別陡，或者一些政策到基層後出現異化，再有可能一些可執行的程度不是那麽高，這容易招致質疑。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前副所長何帆也認為，中國的債務問題是結構性的。總體來看，中央政府的債務水平並不高，地方政府的債務水平增長速度比較快，企業負債水平較高。這反映出：第一，中央政府不願意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是希望地方多花錢，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並沒有明確劃分清楚。第二，企業負債很高，跟依靠貸款的粗放增長方式，跟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都有關系。比如，大的央企融資超過了自己的需求，錢到手之後轉手倒給中小企業，自己還能賺一筆錢，導致負債率越來越高。如果看這些指標，只能說中國經濟處於亞健康狀態，但並沒有到了馬上就要出現危機的地步。

何帆預測，如果真的出現危機，肯定反映在流動性方面。政府債務的騰挪空間更大，很有可能出事情的是企業的負債，企業到最後還不上錢了。只是目前來看，企業的盈利狀況大體來講還比較穩定，沒有出現明顯的惡化，另外，企業的資金仍然主要用於日常經營，尚未出現企業資金大量被占用還舊債的情況，也沒有出現明顯的還債擠占了投資的情況。

何帆認為，債務問題是必須盡快解決的。不過，中國還遠遠沒有到了馬上就要爆發債務危機的時候，不必過分擔心。有時候，債務危機是自己嚇出來的。

何帆建議，應該密切關註債務指標，同時盡快做好預案準備。各種解決債務問題的政策措施很可能會有一定的副作用。解決債務問題，需要“雞尾酒療法”，各種藥效需要配合，劑量需要斟酌，對潛在的副作用要有充分考慮。

何國鋒也表示，要實現經濟有序去杠桿，把債務盡可能的降下來，還是應區別對待，分類施策。從銀行信貸角度，總的思路還是應該通過信貸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對不同行業或不同產業采取不同的措施。從銀行監管角度來看，企業負債整體較高，同時企業債務風險已經有所暴露。當前，主要以央企作為突破口來研究怎樣降低企業債務負擔和企業債務鏈，緩解企業相互拖欠資金的問題，同時穩妥處置僵屍企業的信貸風險。對僵屍企業，現在主要還是盡量推動其進行兼並重組、債務重組，盡量少實施破產清算，對於必須要破產清算的也是在多方研究信貸怎麽退出來，包括信貸退出的方式、節奏，包括影響，盡量不搞大規模一刀切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