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英國退歐公投前經濟學家和學者預測的,結果是離開歐盟的話,英國面臨的第一個危機將是政治危機。
果不其然,目前最新的政治局面是:執政黨保守黨在首相卡梅倫於公投結果宣布當日表示將辭職後,急需選出一位新領導人來擔任首相,而新首相人選的誕生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撕扯和角逐。
有一種可能是,保守黨因種種原因,比如大多數退歐議題上與歐盟不能達成一致,導致談判失利。再加上英國議會中留歐勢力大,導致保守黨內訌,新任首相無法控制局面,不得不解散議會,提前大選。
一旦提前大選,那麽作為最大在野黨的工黨,主導局勢的機會就可能到來。屆時,工黨內誰又能擔負起帶領英國走出脫歐陰影的重任?誰又有如此的實力和黨內信任度贏得選民的支持成為首相的人選?這些就當前的英國政壇而言,都是處在風口浪尖的問題。
23人集體“退閣”
公投結果揭曉後的周末,工黨影子外交部長西拉銳·本恩(Hilary Benn)致電工黨領袖科爾賓,稱對他領導工黨的能力失去信心。科爾賓立刻把他踢出了內閣。未料,此舉引爆影子內閣的集體“暴動”。在短短的48小時內,共有23位,也就是2/3的影子內閣成員紛紛退閣,超過40位工黨議員公開反叛。
隨著關鍵人物影子司法部長安迪·斯拉特(Andy Slaughter)也於27日晚間提出辭呈,工黨地方議員也有人出來要求科爾賓下臺。工黨內部已計劃對科爾賓進行“領導力信心”的投票動議。英國媒體預計,有150位工黨議員會投不信任票,決意要將科爾賓拉下馬。
科爾賓遭遇如此眾叛親離,關鍵起因就是他在公投宣傳過程中的無力表現。力挺留歐的工黨,絕不願意看到英國脫離歐盟的現實從天而降。工黨議員紛紛指責科爾賓在公投宣傳活動中,脫離民眾,使得留歐意圖和退歐風險都未能直接、有效地傳達到工黨支持者集中地區的選民。選舉策略的失敗導致很多工黨民眾公投時,或漫無目的或完全出於希望改變所遇困境的動機,亂投一氣,致使公投結果在某種程度上無法真正體現去留歐盟問題上的民意。
事實上,在英國,一向有窮人支持工黨、富人支持保守黨的區分。雖不完全如此,但也大體不錯。由於社會階層的分化,階層與階層之間的溝通存在一定阻礙。因此,在主要支持工黨的選區,特別是經濟狀況欠佳的中北部地區,支持退歐的人群也相對集中。
對於卡梅倫主導的留歐派來說,只有靠工黨深入“腹地”,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對這些選民耐心細致地解釋和溝通,讓那些對經濟萎縮、貨幣貶值、市場動蕩等退歐可能的後果毫無概念的人群,了解退歐可能出現的風險以及對他們生活的影響,才能真正體現公投的價值。事實上,科爾賓在整個公投宣傳活動中的力度乃至積極程度都遠遠不夠。工黨議員克里斯·布萊特(Chris Bryant)甚至指責他“蓄意破壞”公投,稱他秘密地支持退歐。科爾賓在紀念公投前被槍殺的工黨議員科克斯的活動中確實不負責任地說過“移民不可控”,一度在媒體掀起軒然大波。
新首相最遲9月2日誕生
6月27日,英國方面公布了新首相誕生的最晚期限為9月2日。29日晚將開放保守黨領袖提名,30日結束。如果屆時候選人超過兩位,保守黨內將進行幾輪投票。第一輪可能會在7月5日。
目前參與角逐的人選中,最被看好的是退歐派的領軍人物、倫敦前市長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和現內政大臣特麗莎·梅(Teresa May)。
一些保守黨議員認為,如果力求快刀斬亂麻解決問題,約翰遜將是最好的人選,因為他已經開始在黨內籠絡起一支支持他的“團隊”,雖然他至今沒有公開宣稱他將參與首相角逐。
不過約翰遜目前的處境也沒有想象得樂觀。他被指公投宣傳期間,使用了錯誤的數據和事實,有故意誤導民眾之嫌。而且,公投結果出來後,退歐陣營主將紛紛抵賴之前的承諾,比如歐盟會費將註入國家醫療系統,移民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等,令民眾極為不滿,而且保守黨內留歐派也正在密謀,將想盡一切辦法阻攔約翰遜走向首相寶座。
作為支持退歐的首相人選,約翰遜要領導一個留歐派為絕大多數的議會,也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情。更何況,他還要應對一個立刻要求獨立的蘇格蘭和一個決意合並到愛爾蘭的北愛,大不列顛徹底分崩離析也不是沒有可能。
坊間也有猜測,從目前的市場反應和即將面對的難以想象的大規模、領域極其廣泛、難以形容和估量的複雜談判來看,要擔負起真正離開歐盟的巨大工程,也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情。誰來啟動涉及退歐談判的《里斯本條約》第50條?也是一件相當艱巨之事,或許還會成為歷史罪人。
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27日發布《中國影子銀行季度監測報告》稱,由於以社會融資總量衡量的信貸增長超過名義GDP增速,中國經濟的整體杠桿率持續攀升。
穆迪董事總經理/亞太區首席信用總監Michael Taylor稱:“社會融資總量並不包括某些迅速增長的影子銀行活動,因此經濟整體杠桿率的增長情況可能被低估。”
Michael Taylor稱,穆迪測算可能被低估的部分較為龐大,2015年底至少為人民幣16萬億元,占GDP的23%,相當於影子銀行總體規模的三分之一左右。
穆迪並稱,2016年影子銀行活動進一步擴大,不過各類活動的表現參差不齊。非銀行金融機構管理的資產規模增長,今年上半年信托貸款和委托貸款小幅上升。與之相比,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因監管收緊而大幅下降。
穆迪指出,在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背景下,社會融資總量受到常規銀行信貸的支撐,該趨勢在2016年上半年有所加快。
作為“官媒第二股”的新華網即將登陸A股市場,市場在期待其上市表現之余,也將目光投向其背後的影子股,以把握分享新股紅利的另一捷徑。這樣的投資邏輯也一定程度上成為A股市場的慣例之一。據《第一財經日報》梳理發現,與新華網一樣,即將啟動申購程序的吳江銀行和上海銀行等背後也存有影子股的蹤跡。
實際上在眾多的影子股之中,若想分享新股紅利,創投概念股成為機構投資人最為推崇的選擇。多位機構人士向本報表示,相較單個上市公司的影子股,密集投資新股的上市公司更受到市場關註,因為這將帶來實實在在的收益,而市場對影子股的炒作多較為短暫,投資需謹慎。
頻繁潛伏新股 創投股成贏家
無論牛熊,新股始終被市場資金所追崇,但IPO制度改革實施以來,新股中簽率大幅降低。在此背景之下,影子股成為眾人追逐分享新股紅利的另一捷徑。
而何時介入影子股則是成為影響投資收益的重要因素之一。有投資人就此建議,調整的低點擇機買入,並在新股批文下發後3個交易日內賣出對應的影子股。
實際上在眾多的影子股之中,若想分享新股紅利,創投概念股成為機構投資人最為推崇的選擇。創投概念相關資本往往密集投資新股,而每逢新股上市,這些股票股價則聞風而漲。
而究其原因,創投概念股持有或者參與的創投公司密集從事股權投資,而因所投新股上市後股份普遍大漲而獲得不菲收益。此外,目前創投企業推出渠道較為通常,投資周期縮短後風險也相對降低。這使得A股的創投概念股被資金追逐。
資深基金經理馮耀東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認為,一般市場對影子股的炒作短暫的較多,但密集投資新股的上市公司的股票,更受到市場關註,因為這將帶來實實在在的收益,通常持股比例占將上市公司較高者,收益更佳。
一位滬上券商投行高管也對本報表示,相較單個上市公司的影子股,密集投資新股的上市公司更為受到利好。
同花順不完全統計顯示,A股目前有近45只左右的創投概念股,相當數量的上市公司直接持有創投公司股權。有統計顯示,張江高科(600895.SH)、同方股份(600100.SH)、錢江水利(600283.SH)等屬於A股參股創投企業家數較多的股份。此外,九鼎投資(600053.SH)、錢江水利、魯信創投(600783.SH)、張江高科等則被看做目前的創投概念龍頭股份。
公開信息顯示,2月16日,證監會核發猴年首批新股批文後,九鼎投資、錢江水利作為昊誌機電(300503.SZ)、司太立(603520.SH)的影子股均在第二天斬獲漲停板。
值得註意的是,富森美將於10月25日開始申購,而其中就藏有九鼎投資旗下公司的身影。公開信息顯示,2011年3月,富森美引進引進4家機構投資者,其中包括九鼎投資旗下的嘉興泰澤九鼎投資中心(有限合夥)(下稱“泰澤九鼎”),持有653.40 萬股,持股比例3.3%。以每股8.42 元的投資價格計算,泰澤九鼎該筆投資斥資近5500萬元。如果順利,富森美將登陸深交所中小板,數據顯示,富森美所處行業市盈率約53.35倍,而富森美發行價格預測23.49元/股,市盈率22.99倍。也就是說,富森美的上市,有望讓泰澤九鼎這筆財富獲得數倍增值。
影子股尋蹤
截至10月19日,本周已有4只新股啟動申購,之後至11月2日還有9只新股等待申購。這些新股中也不乏影子股的蹤跡。
近期,被稱為“官媒第二股”的新華網上市發行事宜備受市場關註。10月18日,新華網已啟動申購程序,登陸A股市場步伐臨近,市場的關註度也上升到對其影子股的關註。
根據新華網招股說明書,該公司現有股東架構源自於2012年的增資擴股,中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有限合夥)、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集團有限公司、 廣東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電信集團公司、江蘇省廣播電視集團有限公司、 中信信托有限責任公司、皖新傳媒(601801.SH)參與認購。其中,皖新傳媒持有新華網發行前股本153.41萬股,占發行前股本的0.99%,本次發行後,皖新傳媒持股比例為0.74%;中國聯通集團旗下A股上市公司為中國聯通(600050.SH),中國電信集團旗下A股平臺為號百控股(600640.SH)。
此外,去年6月份,新華網與康美藥業(600518.SH)合資設立新華康美健康智庫,分別持股43%、57%;今年3月份,新華網子公司新華網億連與特銳德(300001.SZ)及另一家公司簽約擬合資設立公司,前兩者持股分別為10%、80%;號百控股公告稱,擬收購天翼閱讀100%的股權,而新華網持有天翼閱讀4.21%的股權,交易完成後, 新華網將持有號百控股0.26%股份,目前該事項正在辦理過程中。
與新華網一樣,即將於10月26日和11月2日啟動申購程序的吳江銀行和上海銀行背後也存有影子股的蹤跡。吳江銀行招股意向書顯示,截至今年6月30日,東方市場(000301.SZ)持有其股票1239.7612萬股,持股比例為1.24%,並列成為吳江銀行第10大股東;另外,通鼎互聯(002491.SZ)今年中報顯示,該公司持有吳江銀行272.7475萬股,持股比例約為0.27%。
上海銀行的影子股則有上港集團(600018.SH)、TCL集團(000100.SZ)和中信國安(000839.SZ)。根據上海銀行招股說明書公布的股東情況,上港集團以7.20%的持股位列其第3大股東,持股3.8912億股;TCL集團則以3.73%的持股成為上海銀行第6大股東;中信國安則持有上海銀行1.0795億股,持股比例為2%,為第10大股東。
因新股上市帶來參股的上市公司未來資產重估,這樣的投資邏輯使得資金在打新之余也對影子股予以關註。在馮耀東看來,一般看單個新股背後的影子股,需要看持股量大小,持股量大的較為受到資金關註。
但馮耀東認為,市場對影子股的炒作多較為短暫,需謹慎對待。也有市場觀點表示,通常情況下,影子股會在新股上市的前一周開始受到熱炒,在新股上市之後其股價會回落,前後最多不超過一周的時間,很難把握。
2016年,保險資金在A股市場攻城掠地。在這股浪潮中,一批壽險公司或強勢入局,奪取上市公司大股東地位;或快進快出,短炒二級市場;或“清洗”上市公司管理層、爭奪企業控制權,為資本市場蒙上了一層陰影。
這波洶湧的“險資持股潮”一浪高過一浪,最終觸怒了“兩會”監管層。繼證監會主席劉士余拋出“妖精論”、保監會緊急召開會議並出手在萬能險業務和互聯網渠道保險業務層面整頓之後,保監會再次在公司治理層面祭出大招。
2016年12月29日,保監會就修訂後的《保險公司股權管理辦法》(下稱《股權管理辦法》)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擬進一步嚴格股東準入標準、強化股權結構監管、強化股東監管、加強資本真實性核查,及實施強化審查措施和問責力度等舉措。
這其中,“單一股東持股比例上限由51%降至1/3”的調整最為引人註目。據稱,該舉措旨在對保險公司股東形成有效制衡,防止股東一股獨大、為所欲為,防止大股東將保險公司變成“融資平臺”,確保保險公司姓“保”。
倘若上述《股權管理辦法》最終得以實施,會有什麽影響?對於保險行業又意味著什麽呢?
險資江湖,誰最兇猛?
從保險行業本質來說,財產險公司是風險管理,而壽險公司因為積累大量人身風險保障的長期資金,呈現顯著的“吸儲效應”。在被稱為“險資舉牌年”的2016年,具有“吸儲功能”的壽險公司成為這股“持股潮”的主導者。被外界稱作最兇猛“七大保險系”的成員——恒大人壽、前海人壽、安邦保險、富德生命、陽光保險、國華人壽及華夏人壽,幾乎全數是壽險公司。
那麽,2016年的險資“持股潮”中,最兇猛的壽險公司果真是“七大保險系”嗎?新財富對中國保監會公布名單的66家壽險公司以及旗下有壽險公司的9家保險集團、2家保險控股企業在A股的持股數據(以下簡稱“險資持股”)梳理顯示,真相並不盡然(表1)。
2016年12月3日,劉士余公開“喊話”之後,險資在A股略有減持,但總體保持穩定。表1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12月20日,共有26家險資在A股市場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也就是說,66家險資企業,僅有39.39%持有滬深上市公司股份。
數據顯示,中國人壽持有A股公司最多,多達269家,新華保險、中國太平分別以69家、58家位居第2、3位。被稱為“七大保險系”之一的前海人壽持股公司雖多達43家,卻未能進入前三甲,甚至不及中國人壽的零頭。在持股公司數量前10位的險資中,“七大保險系”僅有前海人壽、華夏人壽2家進入,而富德生命僅持有3家上市公司股份,倒數第3位。若以持有公司數量計量,“七大保險系”的持股表現難與中國人壽、新華人壽、中國太平等老牌保險公司匹敵。
進一步對險資舉牌(持股達到5%以上)的數量進行統計發現,中國人壽舉牌20家居首,國華人壽則以10家位居第2,前海人壽及安邦保險均為9家,並列第3位。號稱“七大保險系”中的3家在該項指標上排名靠前,但與中國人壽比較,也不超過其1/2。並且,在前10位中,“七大保險系”僅有4家入圍,恒大人壽和富德生命均在前10位之外。
從單只股票的最高持股比看,前海人壽以37.34%奪冠,富德生命人壽達到35.87%,安邦保險以25.2%位居第三。該項指標前10位中,中國平安、中國人壽分別位居第6、7位,“七大保險系”剛好占據半壁江山。
上述數據至少說明以下幾點。
一是,因在資本市場的高歌猛進,加之轟動一時的社會效應,前海人壽、安邦保險、國華人壽、華夏人壽、恒大人壽、富德生命等被冠於險資江湖兇猛者,稱得上實至名歸。
二是,在險資江湖上,中國人壽、中國平安、中國人保、泰康保險等老牌險資,其持股規模並不亞於“七大保險系”。無論從持股公司數量、舉牌數量,還是單只股票最高持股比例評估,這4家都堪稱隱形的“舉牌大鱷”。
三是,君康人壽、中融人壽均舉牌5家上市公司,最高持股比例分別為9.76%、9.32%,兩項指標均高於恒大人壽、陽光人壽。雖說百年人壽僅持股7家上市公司,但舉牌數與中國人保、陽光保險、中國太平相同,單只持股比例與泰康保險相近,達到10.05%。
綜合評估,這3家壽險公司在A股市場持股頗為兇猛,但其持股行動卻平靜又低調,鮮見諸媒體。
也就是說,在外界所稱的“七大保險系”之外,還有一批老牌保險公司及民營壽險公司低調潛伏於A股市場。綜合幾項指標評估,兇猛險資至少包括前海人壽、富德生命、安邦保險、國華人壽、華夏人壽、百年人壽、中融人壽、君康人壽、恒大人壽、中國平安、中國人壽、中國人保、中國太平、泰康保險、新華人壽、陽光保險16家壽險公司。這其中,民資控股的險企占比高達81.25%,國資控股的險企僅有3家。這也表明,民營性質險企,在A股市場持股比國資保險公司更為兇猛。
險資兇猛與“一股獨大”有關嗎?
2013年12月,安邦保險高調舉牌招商銀行(600036),並在後續增持至10.72%,險資舉牌上市公司開始進入公眾視野。此後,保險資金在中國資本市場掀起的波瀾一浪高過一浪。2014年,安邦保險強勢買入民生銀行(600016),晉身成其第一大股東。同年,富德生命人壽大舉增持金地集團(600383)至29.94%,坐穩第一大股東位置。此後由於安邦保險加入舉牌序列,四次舉牌增持金地至20.49%,金地集團一度爆發控制權爭奪戰。
2015年以來,前海人壽參與的“寶萬大戰”鬧得滿城風雨,持續至今而不得平息,險資兇猛持股,成為資本市場敏感話題。2016年第二季度以來,恒大人壽在二級市場“快進快出”爆炒梅雁吉祥(600868)、棟梁新材(002082)、國民技術(300077)、中元股份(300018)、積成電子(002339)和金洲管道(002443)等上市公司股份。2016年下半年,前海人壽及一致行動人又五度舉牌南坡A(000012),並迅速卷入“血洗”該公司管理層的傳言中。這一系列事件,令外界對壽險公司持股心有余悸。以至於,陽光保險增持伊利股份達到舉牌線之時,雖然險資方面作出“雙重承諾”,但其來意一再被各界所質疑。
公司治理理論認為,公司治理表現與股權結構密切相關。當公司一股獨大之時,大股東與中小股東利益可能不一致,二者之間甚至存在嚴重的沖突。在缺乏外部制衡的情況下,大股東可能犧牲其他股東的利益追求自身利益,出現所謂的“侵占效應”。長期以來,“一股獨大”為外界所詬病,擺脫大股東對企業操縱,實現公司股權結構分散化,向來是眾人主推的方向。
險資在A股市場攻城略地,不僅引發上市公司股價大幅波動,其兇悍的持股手法更使市場人心惶惶,乃至於顛覆人們對險資穩健的認知。這使外界將關註目光轉至主導兇猛險資背後的股東力量,同時監管部門也將治理措施從業務層面逐步上升至法律規章及頂層設計。上述16家險資在A股市場表現兇猛,是否與其“一股獨大”的股權結構有關呢?
新財富對上述16家險資股權狀況的梳理數據顯示,其中單一股東持股高達50%的保險公司有8家,剛好占據半數(表2)。也就是說,在A股市場兇猛持股的險資,“一股獨大”者與非“一股獨大”者平分秋色。
新財富對10家持有A股股份但表現並不兇猛的險資股權結構進行考察發現,第一大股東持股超過50%的公司4家,光大永明和中意人壽2家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均為50%,另外4家險資第一大股東持股均低於50%(表3)。這意味著,持股並不兇猛的保險公司也存在“一股獨大”現象,而“一股獨大”保險公司並不必然在A股市場兇猛持股。
實際上,新財富統計發現,未進入A股市場的39家(含友邦保險)險資,其中有25家單一股東持股在50%(含50%)以上。也就是說,未進入股票市場的險資,其中的64.1%也具有“一股獨大”特征。
2004年,保險監管部門實施《保險公司管理規定》對“中資保險公司”單一股東設置了20%持股限制。到2013年4月,中國保監會放寬了保險公司單個股東持股比例,將“中資保險公司單一股東”持股比例提升至51%。監管層政策松綁,使得眾多保險公司如前海人壽、國華人壽、中融人壽和君康人壽等,其大股東將持股比例從低於20%提升至51%上限。
由於諸多中外合資設立的保險公司,被納入“外資壽險公司”範疇,並不受中資保險公司51%持股紅線限制,尤其是早在1990年度成立的兩家被列為外資的壽險公司交銀康聯、工銀安盛,二者大股東持股分別高達62.5%、60%(中資壽險公司僅農銀人壽,其大股東持股高達60%,超過51%,顯得例外)。
總結而言,自監管層允許“51%持股上限”之後,“一股獨大”現象廣泛存在於中國保險行業。明面的險資股權數據,尚難判斷險資兇猛與“一股獨大”存在多大程度的關聯。
險資江湖的“影子持股”迷霧
放眼整個壽險行業,自1980年國內保險業複業以來,保險公司一直處在國有資本的壟斷之下。隨著中國保險市場的對外開放,外國資本陸續進入保險業。1990年代中期開始,一批外資保險資本與中國央企合資在華成立保險公司,誕生了如中宏人壽、中德安聯、工銀安盛等壽險公司。這類保險公司通常采取一方以“51%控股”的股權結構,最高者如交銀康聯,大股東持股達到62.5%。
加入WTO以後,中國保險市場開放進一步深化,外資與國資合資成立的壽險公司,如匯豐人壽、中法人壽、中意人壽、中英人壽等,普遍采用中外各半的股權結構。此後,外資又與中國民企資本合作成立壽險公司,如複星保德信、新光海航等公司,股權結構同樣中外各半。
根據中國保監會的統計口徑,中外合資的壽險公司合計27家,占目前經營正常的65家壽險公司(東方人壽未查到公開資料,傳言其處在停業整頓中)的比例高達41.54%(值得註意的是,因“恒大人壽”的實際控制人是港股的恒大地產,因而也被列入合資壽險公司)。
國內保險業向外資開放的同時,國內民營資本也紛紛進入保險業。一些民營資本通過從國資手中受讓股份或者增資的形式,進入保險市場,典型者如安邦保險、華夏人壽。2002年上半年,內地第一家以民營資本為投資主體的保險公司民生人壽成立。在這家真正意義上的民營壽險公司的21家創始股東中,超過90%屬於民營企業。2006年,國務院發布《關於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幹意見》,保險市場對社會資本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尤其,近幾年中國保險業保持較高的增長率,社會資本紛紛湧入,不僅如君康人壽、前海人壽等一批典型的民營控股的壽險公司相繼誕生,並且在股份制的壽險公司中,民營資本的占比成分也越來越高。
38家中資壽險公司占據國內壽險企業的58.46%,根據大股東持股情況,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第一大股東持股均高於51%。這5家險資均由早前起步較早的保險公司發展而來。如中國人壽、中國太平2家公司屬於國有獨資企業。另外3家,中國人保、農銀人壽、中華保險控股均為國有控股險資。
第二類,第一大股東持股間於50%-51%。這8家險資當中,既有國資壽險公司也有民營險資。國資性質企業包括建信人壽、幸福人壽、中郵人壽、光大永明4家公司;民營性質包括國華人壽、前海人壽、君康人壽、中融人壽4家。受到監管法規的限制,民企主導設立的險資,第一大股東持股在其設立初期均低於20%。2013年4月保監會允許單個股東持股上限可達51%之後,數家民營險資大股東才相繼將其持股增至51%。
第三類,如民生人壽、華夏人壽、天安人壽等25家險資,其第一大股東持股處在5.27%-47.12%區間。雖然政策允許“51%持股”,但其單一股東持股依然維持低於50%的股權結構。此類險資占中資公司65.79%,其中多為民營控股企業。
針對壽險業國資、外資及民營三種性質力量進行劃分,不難發現,占壽險公司數量近半壁江山的外資壽險公司,其主導者均為外資,而其合作股東幾乎也是中國央企或者地方性國有企業,僅新光海航、複星保德信、恒大人壽少數幾家例外。38家中資壽險公司,13家“一股獨大”的險資中僅有4家為民營企業,國資性質公司明顯多過民營資本。三種性質的險資匯總計算,“一股獨大”的40家險資當中,外資控股占67.5%;國資控股占22.5%;民營資本控股企業僅有10%。
簡單地理解,越是股權集中的險資,越多是國資和外資;越是股權分散的險資,越多是民營險資。也就是說,壽險行業的數據表明,國資與外資主導的險資,股權集中度明顯高於民營險資。換言之,民營險資的股權結構總體上比國資和外資險資更為分散。
結合前文所述,大致可以理解為,股權普遍分散的民營控股險資在A股市場持股兇猛;而“一股獨大”的國資及外資控股壽險公司在A股市場表現卻頗為平靜。這與傳統理論所理解的“一股獨大”導致險資兇猛的認知,背道而馳。為什麽會出現這一狀況呢?
上述悖論的出現,或與民營險資頗為普遍的“影子持股”有關。從顯性的持股數據看,民營險資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普遍低於國資和外資控股的同行,但民營險資借助各種代持、交叉持股及多層嵌套等運作手法,使關聯持股非關聯化、規避金融監管,其險資幕後控制人實際控制的股份遠不止如此。
早在各家壽險公司設立之初,受制單一股東持股20%的紅線限制,民營壽險公司的股東顯性持股均未突破20%的持股界限,但不少民營公司已通過“影子代持”手法,建立“一股獨大”的局面。如,前海人壽2012年2月成立時,分別由6家公司持股,各家股東持股處於16.5%至20%之間,顯得互為獨立、頗為均衡。但事實上,各種跡象表明,其創始股東中深圳市鉅盛華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深粵控股有限公司、深圳粵商物流有限公司等多家股東均疑是“寶能系”幕後控制公司。
隨著險資股東持股政策放開至51%,民營險資的實際控制人逐步浮出水面。2016年2月,前海人壽完成股權變更。新財富調查顯示,該公司第一大股東深圳市鉅盛華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明面持股增至51%,其余49%股權也疑似為相關代理人持股。這意味著,姚振華或100%控制前海人壽(見新財富2016年7月號《前海人壽——首家實際控制人100%控股的保險公司?》)。
富德生命的持股設計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其第一大股東深圳市富德金融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持股20%,顯得頗為低調。明面上,多家股東公司並不存在關聯關系。但是根據新財富的調查,富德生命人壽實際上被張峻旗下的富德控股通過代理人代持等方式,持有的股權至少達到67.25%,甚至高達80%(見新財富2013年7月號《生命人壽股權迷局》)。
2015年11月20日,恒大地產以39.39億元的價格拍下中新大東方人壽保險50%股權,並將其更名為恒大人壽。許家印入主1年多來,恒大人壽股權結構未發生變更。雖說恒大系尚不足51%,但另外兩家分別持股25%的股東分別為新加坡大東方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下稱“新加坡大東方”)、重慶財信企業集團有限公司。表面上看,2家小股東與大股東恒大地產雖無關聯,但隨著新加坡大東方股權出讓、甘願讓位給恒大地產,其在股東會的控制力名存實亡。
2014年6月,“杉杉系”奪得取得君康人壽實際控制權。彼時,君康人壽共有寧波市鄞州鴻發實業(下稱“鴻發實業”)、浙江波威控股、美好控股集團、福建偉傑投資、福州天策實業5家股東,各持股20%。不過,經過數輪增資之後,截至2016年第二季度,其控股股東鴻發實業持有君康人壽50.88%股權,另一新進“寧波系”企業股東“寧波福燁貿易”持有其12.16%。
表面上看,寧波福燁貿易與“杉杉系”的大股東鴻發實業不存在關聯,但寧波福燁貿易入主前的諸多細節,顯示二者存在某種程度的一致性。設立於2011年1月的寧波福燁貿易在接盤前的1年內,將其註冊資本從2000萬元驟增至39.3億元。並且,寧波福燁貿易與“杉杉系”的大股東鴻發實業增持君康人壽股份的同時,伴隨著原任3家股東的一致退出。也就是說,寧波福燁貿易與鴻發實業的進退軌跡及同步性頗為一致。君康人壽的股東運作,與上述多家民營壽險公司的手法頗為相似。倘若對寧波福燁貿易與鴻發實業的隱性關聯關系推斷屬實,君康人壽大股東實際控股股份至少高於63.04%。
與前述民營企業比較,“明天系”則顯得更為隱蔽(見新財富2013年4月號《明天帝國》)。華夏人壽被外界公認是“明天系”旗下的保險旗艦。即使2013年4月,險資股東持股政策放開至51%,但其股東持股卻始終保持不變,令外界難以察覺。華夏人壽第一大股東、第二大股東的持股均為20%,剩余5家股東甚至不高於20%。實際上,“明天系”旗下另一家壽險公司天安人壽的持股安排也頗為相似,分別由北京、陜西、杭州、大連等地的5家股東持股,但是各家股東的持股均為20%。
同樣,安邦保險、國華人壽、中融人壽也被卷入類似的質疑中,被外界認為是資本大系“影子持股”的保險平臺。
總結而言,雖說民營險資第一大股東顯性持股僅有51%,但事實上,不少民營險資通過“關聯持股非關聯化”的手法,隱性控制的股權遠超明面數據,持股高度集中,甚至100%控股。也就是說,除中國人壽、中國太平兩家為國有獨資企業,民營險資大股東的實際持股遠遠高於國資和外資控股險資(國資類最高持股為中國人保69%、外資類持股最高為交銀康聯62.5%)。並且,在A股市場兇猛持股的16家險資,有10家為單一股東持股超過51%,即“一股獨大”的比例高達62.5%。透過“影子持股”,撩開民營險資的面紗,不難發覺險資兇猛與“一股獨大”二者之間的確存在高度關聯。
從51%降至1/3,意味著什麽?
2016年12月13日召開的專題會議上,保監會主席項俊波表示,將進一步修訂完善《股權管理辦法》,降低保險公司單一股東持股比例上限。同月29日,保監會就修訂後的《股權管理辦法》正式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該辦法擬將“單一股東持股比例上限由51%降至1/3”,一時間引發各方關註。
中國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在接受媒體采訪之時,曾透露實施該項舉措的意圖:防止保險公司公司治理層面的“一股獨大”,避免保險公司被操縱成為控股股東的“融資平臺”。
倘若修訂後的《股權管理辦法》最終得以實施,此舉意味著什麽呢?
目前的65家險資當中,有48家公司單一股東持股超過33.33%,即使剔除中國人壽、中國太平2家國有獨資保險集團,也有7成的壽險公司面臨股權結構調整問題。這一政策舉措將波及中國壽險業半數以上企業,影響面不可謂不大。
若按上述持股上限要求,民營險資行列將有前海人壽、國華人壽、中融人壽、君康人壽、恒大人壽5家存在大股東股權退出問題。“肥水不流外人田”,在如今社會資本紛紛湧向保險業、保險牌照“一票難求”的形勢之下,民營險資大股東將其股權轉讓至表面非關聯的隱性代理人,以規避監管政策,應是大概率事件。如此一來,“51%降至1/3”的持股新政,是否會導致更為普遍的“影子持股”現象出現呢?
上述“不達標”險資多數是國有或者外資壽險公司。2004年實施的《保險公司管理規定》,“20%的持股比例限制”僅針對中資保險公司單一股東。但在2016年12月29日發布的《股權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中,並未提及“中資”二字,這意味著“外資壽險公司”也在調整之列。如此一來,國資和外資大股東勢必也面臨降低股權比例問題。
如分析所稱,險資兇猛與資產荒、險資膨脹及低利率的市場環境有關系。從保險行業趨勢來看,中國保費收入快速增長、可運用保險資金規模相當可觀,是個不爭的事實。中國保監會數據顯示,2016年前1-11月份,中國保險行業共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2.89萬億元,同比增長28.88%;保險業資產總量14.96萬億元,較年初增長21.04%;保險公司資金運用余額13.12萬億元,較2016年年初增長17.35%。
作為高度負債經營的行業,保險公司資產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常地,保險資金主要配置於存款、債券、基金、股票四類投資。中國保險資產管理行業協會公布資料顯示,中國目前的保險資金,50%以上配置在存款、債券等債權類產品上。
宏觀經濟下行壓力的增大,無風險利率水平的持續下滑,致使具備“中高投資回報預期,且風險偏低”的優質資產的挖掘難度越來越大。對於動輒手握數千億保險新增保費及到期再投資資金的保險公司,頭上懸著“Damocles之劍”。因此,保險公司將資產配置更多投向於股票及證券基金類產品,也在情理之中。
2016年以來,保險資金運用的結構變化趨勢更為明顯。銀行存款和債券占比出現了下降,而保險資金在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以及其他投資上的占比呈現上升趨勢。中國保險資產管理行業協會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前三季度,保險公司資金運用余額,銀行存款、債券余額占資金運用余額的比例為51.76%,較2016年第二季度末下降了0.52%,較年初下降4.41%。股票、證券投資基金余額占資金運用余額的比例為14.25%,較2016年二季度末上升0.75個百分點。隨著時間推至2016年11月份,保險資金的配置進一步向權益類資產傾斜,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占比提高至14.37%。
險資規模越大、可配置的保險資金越多,保險公司資產配置的壓力越大。在資產荒、低利率的背景之下,保險資金投向於股票及證券類產品的規模必然也越大。伴隨金融市場環境的變化,對於中國人壽、中國平安、中國太保等保費收入規模長期位居行業前列的大型保險公司,其對A股優質資產表現出“饑渴”,也在情理之中(表4)。
2016年1-11月份,僅幾大保險集團旗下的壽險公司收入(因保監會未公布中國人壽、中國平安等整個保險集團營收數據,無法統計),中國人壽、平安人壽、新華人壽均位列“千億行列”,原保費收入分別高達4127.96億元、2542.44億元、1076.44億元。中國人壽、平安人壽、新華人壽等大型壽險公司旗下險資規模的膨脹,與之在A股市場的兇猛出手,顯得較為一致。相較之下,前海人壽、國華人壽、恒大人壽、君康人壽、中融人壽等民營險資在A股市場的出手動作頻繁,與之保費規模體量卻相去甚遠。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監管部門整頓“一股獨大”的對象已然明了。但若按單一股東持股的1/3標準執行,勢必導致政策效果的“逆向選擇”:即在A股市場並不兇猛的國資及外資壽險公司將面臨股權調整難題、被廣泛影響,而在資本市場勢頭兇猛的部分民營險資則有驚無險。追根溯源,這種政策傳導機制的“失靈”源於“影子持股”。從某種意義上說,整頓“影子持股”有必要優先於“一股獨大”的治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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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經實習記者 冷輝
日前,證監會發布《關於組織“自查自糾,規範整頓”專項活動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部署券商專項檢查,要求2月15日前,各證監局應向所監管的證券公司部署自查自糾工作,3月31日前完成對證券公司自查情況的總結報告並報送證監會後,再根據證券公司的自查報告和各證監局總結報告確定現場檢查對象,監管部門進行現場檢查。
對此,民族證券投資銀行總部董事廣澤峰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監管層主要還是考察券商的執業質量,督促券商提高自身的執業水平。”
證監會要求券商自查
此次活動通知提到,除對“上市公司並購重組財務顧問業務、公司債券業務、資產證券化業務”等範圍內的券商投行項目的自查之外,也特別提到了對非上市公眾公司推薦業務的自查,包括新三板推薦掛牌、股票發行和並購重組等方面。
對新三板的檢查,主辦券商需要自行選取2015年和2016年完成的部分項目進行自查,具體包括:經證監會核準的掛牌公開轉讓項目、取得股轉系統掛牌同意函、未通過審查和終止審查的推薦掛牌項目,取得證監會核準批文或股轉系統發行股份登記函及未通過審查、終止審查的股票發行、並購重組項目。自查的項目數量占上述兩年內完成項目總數的比例不得低於10%。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通知要求,各項業務此前已按我會要求自查過的項目,可以不重複曾經開展過的自查工作,但需在自查報告中對前次自查的範圍、方式和結果予以說明,並按要求報告此次對該項目進行自查的情況。另外,通知特別提到“非上市公眾公司推薦業務在選取自查項目時,不應選取此前自查過的項目。”
通知提到,對證券公司在自查過程中主動報告和其實整改的問題,可以依法不予追究或從輕處理,反之則從重處理。各證監局應督促證券公司根據檢查情況和處理結果進行切實整改,完善內控機制、提高執業水平,形成長效機制。
投行:監管意在摸底券商執業質量
有券商人士對此表示,監管層加強對於券商投行項目的監管是正常進行的,和此前的一些監管活動並無明顯不同。但也確實能看出,監管層的監管檢查範圍在擴大,並且近期的監管活動開展頻率較此前明顯增多,顯示監管力度的加強。
一位不願具名的中小券商新三板相關負責人表示,對新三板業務的檢查活動,近期一直都有。當地證監局和一些監管部門對他們的新三板項目近幾個月就進行過一些檢查,但該人士表現頗為自信,對方提到,“監管主要著眼於券商投行項目來開展,如果自身內核做得比較好,就不必擔心各種專項檢查活動。”
民族證券投資銀行總部董事廣澤峰表示,“監管層主要還是考察券商的執業質量,督促券商提高自身的執業水平。”針對新三板的檢查,通知要求特別提到了其中包括未通過和終止審查的推薦掛牌項目、股票發行、並購重組項目,這表明監管層的檢查範圍不局限於已經實施完成的項目。廣澤峰提到,這些未通過或者終止的項目,之所以沒通過或終止肯定都是有一些原因的,比如項目本身存在一些財務問題等。監管層主要還是想借此督促券商提高自身執業質量、加強內控。
影子銀行是理解中國過去10年宏觀經濟、金融風險和政策制定的核心邏輯。IMF在2014年從三個維度界定了影子銀行:行為(Activity)、實體(Entity)和二者混合。其中,基於行為的界定方法比較流行,即所有從事類銀行的資金中介,但又處於監管範疇之外的金融活動。但是,不同國家影子銀行體系有著較大差異。
我國的影子銀行又被稱為“銀行的影子”,表明傳統銀行機構是影子銀行活動的中樞,這與美國影子銀行體系有較大差異。這又是由中美整個金融體系的結構決定的,我國仍是主銀行的金融市場結構,而美國的直接融資市場更加發達。這就造成了中美影子銀行體系在資金鏈條的長短、投融資渠道和複雜性等方面都有顯著差異。但隨著結構化產品和資產負債管理技術的創新越來越流行,我國影子銀行的資金鏈條越來越長,投融資渠道更加多樣化,複雜度也在提高,與美國的越來越像,給金融監管提出了挑戰。
資金從供給側到需求側的移動大體可以分為如下四個渠道:
第一,傳統信貸渠道,即各類商業銀行通過吸收存款、發放貸款,不屬於影子銀行範疇。但大型商業銀行在資產端與負債端都有明顯優勢,存貸款市場份額都較高,而且貸款還主要集中於大型國企和地方政府,缺少抵押物的中小企業和居民很難獲得貸款支持。
第二,影子銀行的主體,即大型商業銀行設立子公司,或與信托和廣義基金的合作模式。這些非金行金融機構的融資有兩個來源,一方面它們可以發行財富管理類產品融資,比如信托公司發行的信托產品;另一方面大型商業銀行也可以為它們“導流”。由於約束不一樣,信托和廣義基金可以將資金配置到收益和風險較高的中小企業或是資本市場。
比如,財富管理資金就大量配置到標準化的固定收益產品和其他非標產品。據中央結算公司的數據和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測算,2016年底,財富管理資金流向債市和貨幣市場占比為56.9%,相比2013年提高了18.3個百分點,投資於非標產品的比例為17.5%。而且,自2015年開始,發行人結構從大型商業銀行向股份制和城商行傾斜。截至2016年底,股份制商業銀行占比為42%,高於大型商業銀行的32%。這些財富管理產品一般是借短投長,存在明顯的期限錯配風險。由於政府對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商行的“擔保”力度相對較低,那麽投資者面臨的金融風險會逐步提高。正是通過第二個渠道,金融機構的監管套利行為得以實施,銀行、信托、廣義基金等金融機構通過各種通道業務和結構化產品串連在一起,資金鏈條得以拉長,形成了“太關聯而不能倒”的剛兌怪圈。
第三,委托貸款。由於非金融企業之間不能進行信貸業務,銀行就扮演著中間人角色。這也是理解企業“存款搬家”的一個思路。隨著金融監管的加強和投資不確定的增加,企業將更多的利潤留在企業內部,或者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存在銀行(形成M1與M2的剪刀差)。為了彌補收益差,企業一方面購買“收益權證”,另一方面就是通過銀行開展委貸業務。從規模上來講,新增委托貸款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在2013~2014年占比較高,比如2014年1月就占到了15%。根據BIS測算的數據,截至2016年底,委托貸款存量為13.2萬億元,同比增幅為19.8%,占GDP的比重為17.7%,相比2011~2015年25.7%的平均增速有所放緩。委托貸款是影子銀行的核心組成部分,但其也遊離於存款保險的範疇之外,所以其風險相對於傳統存貸款而言也較高。
第四,互聯網金融,也就是所謂的P2P模式。主要參與者如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金服、騰訊旗下的理財公司以及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專業化的互聯網金融平臺。由於發展時間短以及P2P模式自身存在的痛點,規模仍較小,2016年底的存量規模為8000億元。但其增長速度較快,2016年就增加了101%,2011~2015年的平均增速更是高達320%。從2016年的“e租寶”到2017年底的“錢寶網”可以看出,在信息不對稱、征信體系缺失和法治不健全的情況下發展互聯網金融,容易滋生龐氏騙局。
我國的影子銀行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決策層采取逆周期調控的背景下產生的,但金融抑制政策和特殊的金融市場結構為其發展壯大提供了得天獨厚的環境。它的產生並非全是負面的,但隨著它的壯大和更加複雜,它對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的負面作用愈加凸顯,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撐作用卻越來越弱。除了金融與實體的循環,金融機構內部形成了另一個循環,且後者越來越大,這實際上是在抽實體經濟的“血”,各種違規操作只是資本的遊戲,對增加社會福利並無多少直接或間接作用。所以,打好風險防範攻堅戰,重要的是要深入影子銀行這個風暴的中心。
(邵宇系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陳達飛系東方證券高級研究員)
“千機一面”曾經是安卓手機身上撕不去的標簽,除了供應鏈處於弱勢地位外,“蘋果效應”下現成的市場蛋糕其實是最大的誘惑。這就像是有人給出了標準答案,不照著寫倒顯得有些愚笨了。
供應鏈上甚至出現了蘋果周期,如果趕上蘋果新機上市,高端元器件也可能變得緊俏起來,這時候大部分的手機廠商都需要繞道而行,尋找替代方案或者等待生產線量產,但做著蘋果周邊生意的商家們卻翹首期盼著這一年中,最好的生意周期到來。
這兩年,市場情況出現了些變化。
國產手機在性價比和本地化上市場營銷上的成功讓蘋果的銷量坐上了下滑通道,與此同時,對蘋果創新力的批判聲音也多了起來。但縱觀市場上的旗艦機型,還是不難發現蘋果的“影子”,從全面屏上的劉海兒到AI概念的加持,調侃和諷刺之後,蘋果仍然是各家廠商發布會PPT里,最喜歡對比的對象。
比如小米說Face ID不再是iPhone X獨有,安卓用戶也能享受便利且安全的面部解鎖體驗。華為說自己旗艦新品的劉海長度還不到iPhone X的二分之一,兩邊也能留出更多的空間來顯示其他通知信息。
不過對比歸對比,國產手機的自信心和創新力確實和過去有了很大變化。即便是蘋果曾經最友好的技術支持夥伴高通也開始將資源重心向國產手機傾斜。
那麽,國產手機到底能否跳出蘋果的影子?真正在創新上走出自己的路子?
對於這樣的問題,在低迷的市場環境中其實很難回答。不過從近期頭部手機廠商的動作可以看到,對“未來手機”的爭奪已經開始。
6月14日,OPPO官微發布了一張Find X探索海報,配文“化繁為簡,科技應該只在需要時才被感知”。而幾天前,vivo在上海發布了第一款擺脫iPhone外形影響的NEX手機。負責vivo手機技術的執行副總裁胡柏山說,保守的策略已經走不下去了。蘋果好的元素可以盡量借鑒,但已然不能繼續在蘋果老路上走。
2017年4月,vivo召集手機行業最頂尖的供應商們到東莞總部,vivo告訴這些產業鏈大佬們,vivo的合作方式和合作節奏要調整。簡單來說,vivo要重註加碼科技創新,一改之前的技術跟隨策略,在涉及手機創新的關鍵領域提前布局,要把技術跟蹤、合作的周期提前到18個月,甚至36個月。這是因為,手機公司之間的競爭往往拼的是創新技術紅利期的前半年、甚至3個月時間。
但是這樣做也有風險。技術的完善周期需要時間,手機新品能否成功享受“新科技”傍身所帶來的出貨量紅利,更大的考驗在於廠商們對供應鏈的掌控能力以及供應鏈的制造和技術能力,並且,要有“冒險試錯”的準備。
以“屏下指紋”為例。事實上,今年4月上旬,vivo將X21的屏下指紋識別技術供應商從新思切換為匯頂,就導致X21的出貨停了一個多星期,在上市的關鍵時期,供應商的切換對於手機廠商來說並不是一個特別好的選擇。
vivo產品總監黃韜解釋,目前,匯頂幹了類似攝像頭傳感器和調校的業務,而vivo則做鏡頭類產品。我們在這些方向上投入了巨大的資源,並掌握了其中一部分我們認為的關鍵技術。但如果虧損了,造成的損失vivo和匯頂一人一半。
采用“風險訂單”的形式讓雙方在投入上都可以更加專註。在頭部手機廠商和供應商之間選擇這樣的形式或許很快就會成為一種趨勢。因為在低迷的市場環境下,試錯的成本和成功突圍相比,顯得微不足道。
OPPO副總裁吳強曾經對筆者表示,“目前的手機市場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金字塔形態轉變為T型形態,排名前五的手機廠商占有率超過了整體市場的80%,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家廠商希望吃掉他人的份額都是非常困難的。當然,前提是不能犯錯。”
而現在看來,部分手機廠商已經開始走出模仿蘋果的路線,通過激進的技術戰略起到打擊對手的目的,這時候“不能犯錯”也許已經不夠了。在“未來手機”的爭奪上,下半年相信會有更多的看點。
2017年中國宏觀杠桿率增速明顯放緩、企業杠桿率首降、影子銀行資產端增速幾乎停滯。在去杠桿已取得顯著成效、當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外部環境發生明顯變化的背景下,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愈發重要。
近期,中國人民銀行參事、調統司原司長盛松成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獨家專訪。他稱:“過去資金空轉、利率高企,把風險都留給了企業,這是不健康的;但是,受信用事件多發影響,盡管人民銀行通過定向降準等方式支持小微企業融資和市場化債轉股,目前銀行的風險偏好已經大大降低。這恐怕也是近期貨幣市場的流動性寬松難以緩解實體經濟資金緊張的一個原因。”早在6月前,盛松成就提出貨幣政策不應繼續邊際趨緊。
對於“影子銀行”,盛松成認為其是一個中性詞匯,且不應將其“趕盡殺絕”,但要引導其良性發展,因為銀行貸款並不能滿足企業所有的融資需求。他對記者表示,未來應該積極創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進一步有效防控金融風險,引導社會資金流向實體經濟,更好地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結構性去杠桿取得明顯成效
7月3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要求,把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和服務實體經濟更好結合起來,堅定做好去杠桿工作,把握好力度和節奏,協調好各項政策出臺時機;近期,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會議,重點研究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的問題。在流動性總量保持合理充裕的條件下,面對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必須更加重視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水平。
盛松成認為,之所以從“去杠桿”向“穩杠桿”過渡,首先,我國宏觀杠桿率上升速度明顯放緩,2017年全年上升2.7個百分點至 250.3%;企業和政府部門杠桿率有所下降。2017年企業部門杠桿率為159%,比上年下降0.7個百分點,是2011年以來首次下降,2012年至2016年年均則增長8.3個百分點;政府部門杠桿率為36.2%,比上年下降0.5個百分點,2012年至2016年年均則增長1.1個百分點。此外,盡管居民部門杠桿率在2017年有所提高,從2016年的51.1%提高4個百分點至55.1%,但增幅已經開始放緩,比2012年至2016年年均增幅略低0.1個百分點。
其次,金融去杠桿成效顯著、影子銀行風險得到初步治理。根據穆迪發布的《中國影子銀行季度監測報告》,2017年我國影子銀行資產增長近乎停滯,年底時的總規模為人民幣65.6萬億元,而2016年底為人民幣64.5萬億元。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全年名義GDP增速自2012年以來首次超過影子銀行資產增速,影子銀行資產在GDP中的比例從2016年86.7%的峰值降至79.3%。
他也對記者表示:“未來我國宏觀杠桿率有望進一步趨穩。未來隨著地方政府舉債的更加規範、透明,房地產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將得到有效抑制,這將進一步降低政府部門和企業的杠桿率。而繼續嚴格調控房地產市場也有助於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趨於穩定。”
理性看待實體去杠桿
愈發引起各界關註的是,金融去杠桿導致融資環境趨緊,原來還只是在金融市場上,但現在開始傳導到實體經濟,標誌就是社融增量大降。
例如早前央行公布的5月金融數據顯示,社會融資規模存量182.14萬億元,增速降至10.3%。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影子銀行)增量大降是關鍵因素。同時,在這一過程中,信用事件頻發、金融機構風險承擔的意願大幅下降。
盛松成對記者表示,“在實體去杠桿過程中,信用事件的發生幾乎是必然的,應理性看待,冷靜應對。”在他看來,信用事件頻發,既有企業的內部因素,也會受到融資環境變化的影響,甚至還有突發事件帶來的不可控因素。由於企業自身經營不善導致的違約,是市場出清的正常過程。
但同時他也強調,應盡可能避免由於融資環境趨緊和銀行風險偏好下降觸發違約的風險。既要從嚴對待房地產加杠桿、區別對待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又要對企業正常的融資需求給予更多支持。
“盡管我國信貸供應向銀行表內的回流幫助彌補了影子信貸供應的減少,但銀行信貸承接影子信貸收縮的規模是有限的。因為銀行面臨自身資本和流動性的限制,同時銀行貸款審批流程更為嚴格。很多信用狀況較弱、對影子信貸依賴性較高的邊際借款人在趨緊的信貸環境下,面臨較大的再融資風險。”他稱。
引導影子銀行良性發展
盛松成也始終認為,不應該將影子銀行“趕盡殺絕”,而應積極引導其向好的方向發展。
他分析稱,從防範風險的角度看,銀行貸款並不適合用於滿足企業所有的融資需求。而近期人民銀行發布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的96.3%。這意味著在所有融資渠道中,實體經濟僅能依靠人民幣貸款融資,其他融資工具、融資渠道幾乎沒有得到有效利用。即便在本世紀初,上述占比也還不到92%。
盡管人民銀行通過定向降準等方式支持小微企業融資和市場化債轉股,“然而受信用事件多發影響,目前銀行的風險偏好已經大大降低。這恐怕也是近期貨幣市場的流動性寬松難以緩解實體經濟資金緊張的一個原因。”他告訴記者。
因而,盛松成認為,當務之急在於要正確理解表外融資與表內融資的關系,在符合監管要求和風險防控的前提下適當保留表外融資,增加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當前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大幅萎縮,而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實際上就是銀行為企業融資提供的擔保,往往反映了企業的正常融資需求,尤其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
在他看來,影子銀行實際上是中性的。它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實存在、現實反映,實際上不僅在中國有,在其他國家也都有。就我國而言,影子銀行既是市場主動突破金融壓抑的嘗試,在滿足實體經濟的投融資需求、豐富金融產品供給、推動利率市場化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又反映出我國金融發展面臨的諸多困惑,因為伴隨著影子銀行業務發展產生的監管套利、業務運作不夠規範、投資者適當性管理不到位、信息披露不充分等問題,道德風險和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也加劇了。
“我們既要看到它的實際作用,也要看到它的風險所在,要積極引導影子銀行向好的方向發展。”他稱。
防風險應與服務實體動態平衡
下一步,盛松成認為重點在於——金融防風險應與服務實體經濟有機統一、動態平衡。
“去杠桿既需要控制債務增量,也需要企業、財政和居民收入的增長,而後者要求金融更好地為實體經濟發展服務。如果金融不能服務好實體經濟,最終自身的風險也無法避免。美國當年次貸危機的教訓仍歷歷在目。”
他稱,我國最近一輪房價上漲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房價增速與經濟增長出現背離——GDP增速從2014年12月的7.2%下降至2016年3月的6.7%,而同期房價同比增速反而從5.6%上升至18.3%。高房價使居民的購房負擔加重,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出效應;房地產業的高回報率使資金向房地產業集中,實體企業融資困難,對實體企業產生擠出效應。
不過,目前我國宏觀政策正朝著金融防風險與服務實體經濟相統一的方向發展。
首先,日前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下決心解決好房地產市場問題”,“堅決遏制房價上漲”。盛松成認為,中央對房地產調控的堅決態度,有助於資金配置脫虛向實。
其次,國務院金融穩定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對進一步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出了具體工作要求,重點是處理好穩增長與防風險的關系,為實體經濟創造新的動力和方向,增強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的內生動力。
再者,近期人民銀行會同相關部門印發《關於進一步深化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意見》,明確要增加小微企業貸款戶數,擴大小微企業貸款投放,適度降低小微企業貸款成本,建成為小微企業貸款的商業可持續長效機制。為此,央行安排增加支小、支農再貸款和再貼現限額各500億元,合計1500億元,同時將商業銀行單戶授信500萬元以下的小微企業貸款納入中期借貸便利的合格抵押品範圍,支持盤活信貸資金1000億元以上,將小微企業貸款資產支持證券基礎資產由單戶授信100萬元以下放寬至500萬元以下。
此外,盛松成也對記者表示,近日人民銀行與銀保監會、證監會共同研究制定了《關於進一步明確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指導意見有關事項的通知》,明確公募產品在滿足期限匹配、限額管理、信息披露的監管要求的前提下,可以適當投資非標資產,且過渡期內金融機構可以發行老產品投資新資產,優先滿足國家重點領域和重大工程建設續建項目以及中小為企業融資需求。此外,《通知》在支持非標回表方面也做出了相應安排,一是MPA考核時將合理調整有關參數,二是支持商業銀行通過發行二級資本債補充資本解決占用資本問題。
“下一步,金融機構應認真落實相應的政策措施,監管部門應密切關註、跟進評估政策實施效果,努力實現金融防風險與服務實體經濟的有機統一和動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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