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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21世紀財經新聞對日鋼的觀察

【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專題】高郵戰役：新四軍對日最後一戰

1945年12月26日淩晨，日本裕仁天皇頒布停戰詔書四個多月後，高郵城東部的日軍司令部“洪部”在倉促中舉行了一次特殊的受降儀式。大廳中，黃軍毯鋪就的長桌一邊是日軍大佐巖崎學，另一邊則是已整編成華中野戰軍第八縱隊的政治部主任韓念龍。

幾個小時前，這座南臨揚州、北靠兩淮的小城剛在細雨的深夜經歷了新四軍對日的最後一戰。隨著日本大佐將日軍花名冊和軍械、軍需登記冊呈交給韓念龍，自1939年起被日軍侵占的高郵城終於迎來了解放，也成為全國最後一座被收複的縣城。

“高郵戰役進一步完成了遊擊戰向運動戰的過渡與轉變，軍政並用、攻堅與打援並用。這樣規模的政治攻勢，在我軍軍史上也是罕見的。”

日本人西脅久良雄沒有想到，自己此生能有機會再次登上高郵城的文遊臺。那是1982年3月30日的午後，距他上一次見到這座始建於北宋的廟臺，已過去了三十多年。

在那個中國社會還未大規模對外國人開放的年代，草長鶯飛的蘇中小城高郵在縣人民政府的“研究特許”下，迎來了這支來自日本岐阜縣的旅遊團。

岐阜縣地處日本本土西南部，與高郵市緯度相似。17名旅遊團團員中，除了旅遊中心的1名隨員和6名婦女之外，其余10人在日軍侵華時都曾駐紮過高郵。抗日戰爭結束後，被遣返的日本軍人在“與高郵隔海相望的那一頭”成立了社會團體“高郵會”，成員達到七八百人，西脅久良雄便是其中一員。

“你不會想到，高郵這座城市在日軍投降後，還經歷過那樣一場大仗。”一位當年曾陪同岐阜縣旅遊團遊訪的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團內有一位名叫木村幸子的日本婦女在進入高郵城前特意下車，灑酒跪祭，返程時又忍不住哭了一路。

原來，她的丈夫就死在高郵城南的邵伯鎮，那已是1945年12月，日本裕仁天皇頒布停戰詔書已過去4個多月了。

粟裕的三次“請戰令”

“你應下令你所指揮下的一切部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聽候中國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所包圍的部分外。”就在《停戰詔書》公布的同一天，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朱德對南京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如此電令。

彼時，新四軍為了完成解放全蘇中的任務，於蘇中區編組了17個步兵團，根據中共中央關於“迅速占領運河沿線各城市”的指示，向日軍和偽軍不停發起進攻。

8月23日，解放寶應；9月1日，解放興化；至9月底，連克東臺、安豐、海安；11月10日，解放鹽城。至此，除南通、泰州、揚州、高郵和海門五城外，蘇中地區全部解放。

鹽城解放後，新四軍將戰役中投誠的原偽軍高級軍官放回高郵勸降。沒過幾日，這名軍官的頭顱竟被懸掛在高郵北城樓上。城內的日軍宣稱：“你們新四軍沒有資格受降！”

高郵，這個南臨揚州、北靠兩淮的古城是古運河道上的軍事重鎮。特殊地理位置使得新四軍必須即刻做出決定。

1945年12月，華中軍區司令員張鼎丞、政治委員鄧子恢、華中野戰軍司令員粟裕、政治委員譚震林聯名致電中共中央：集中華中野戰軍（註：1945年11月下旬完成整編，下轄六、七、八、九四個縱隊，每個縱隊轄4至5個團）第六、七、八縱隊，組織進行高（郵）邵（伯）戰役，殲滅該地區拒降之敵，以除後患。在建議獲準、部隊進入戰前準備階段時，第六、八、九縱隊被臨時要求北調，以配合山東野戰軍在津浦線上開展破擊戰。

然而，三支縱隊集結宿遷一帶待命後，情況不斷在變化。粟裕再次建議：“即暫停對津浦作戰，可趁我主力集結之機，進行高（郵）邵（伯）戰役”。他認為，高郵地區是解放區腹地，同時城內日軍拒不投降，新四軍攻城殲敵師出有名。這個建議又很快獲得批準，軍部仍留第六縱隊於淮海地區，將第七、八縱隊投入高郵進行戰前準備。

至12月15日，占據揚州的國民黨第25軍在日偽軍掩護下，有意進犯邵伯、占領高郵，而國民黨第49軍也有從江陰渡江北進之勢。

箭在弦上，高郵一戰已無路可退，粟裕只能第三次擬寫複電，以千字篇幅致電陳毅、張雲逸、饒漱石、黎玉並告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張愛萍，再次請戰。電文中，粟裕明確了目前的戰略態勢，稱高郵戰役有助於“解除頑軍自高郵沿運河向北分割華中之威脅”，“更可使蘇中區的經濟財政保證對華中之主要供給”。

這一次，新四軍軍部最終接受了粟裕的建議，同意集中第七、八縱隊先打高郵和邵伯。12月19日晚，被日軍和偽軍占領的泰山廟、真武廟、承天寺、放生寺、觀音庵、如意庵等大小十多個據點被逐個攻破。

機槍聲響至20日中午，邵伯被成功收複，並掃清了阻礙進攻高郵外圍之敵。

新四軍派出“土飛機”

“冬月十五亮月頭，新四軍來打高郵！”

今年82歲的趙方敖至今還能記得當年高郵戰役時大夥兒口口相傳的歌謠。

由於趙家位於高郵城郊，新四軍在收複邵伯之後，便在那里住進了一個排的戰士。寫傳單、綁竹篾、糊白紙，住在趙家的戰士們不喊打喊殺，反而紮起了風箏似的“土飛機”。

“約摸有兩公尺寬、四公尺長，就在我家的大院里紮‘飛機’。”趙方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家里人都疑惑，不知道新四軍“這是唱的哪一出”。後來，跟著戰士們來到離城一公里遠的地方，看著幾個人七手八腳地拽著繩。那“土飛機”就乘著西北風，飄到高郵城上空。

趙方敖比劃著：“‘土飛機’上捆著一小包一小包的傳單，每包傳單旁邊點著一根線香，線香有長有短，先後燒斷傳單的繩子，傳單就像雪花一樣飄下去。”

“日本天皇早已宣布無條件投降了！”

“你們為誰在流血？”

“你們的父母姐妹正等待著你們！”

“放下武器，保證你們生命安全！”

傳單里都是有關日本投降、新四軍優待俘虜的內容。當時，由於日軍內部對下嚴密封鎖消息，像西脅久良雄那樣駐紮在高郵的普通日本兵們仍不知道戰敗的消息。

新四軍除了放出“土飛機”，戰士們還連夜在高郵城北門外十幾公尺的密集民房、樹幹上全都寫上、掛著、拉好各式各樣醒目的勸降標語，並把印制的傳單用大弓箭射進城里，用迫擊炮把成捆的傳單打進去。

“高郵戰役進一步完成了遊擊戰向運動戰的過渡與轉變，軍政並用、攻堅與打援並用。這樣規模的政治攻勢，在我軍軍史上也是罕見的。”高郵市黨史辦主任劉春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新四軍一連6天在廣播里不斷播放著日本歌曲《思鄉曲》《支那之夜》。

“唷……經常的，經常的，為我的命運禱告的好母親，大概很健康吧，妹妹大概要出嫁了，我做哥哥的多麽想買些東西，做你的嫁妝。山啊，海啊，遙遠的隔離我們，怎麽能到達那里……”

熟悉的歌聲之外，來自“日本反戰同盟”“朝鮮獨立同盟”等團體的反戰人士也組成日語喊話組，用“土喇叭”一遍遍播送天皇的停戰詔書。

開始時，城內的敵人對喊話根本聽不進去。話筒一響，日軍就打炮彈、掃機槍，還夾著謾罵聲。後來，槍聲漸漸少了，有的日本兵還抱著槍站著細心聽。

廣播兩天後，兩名日本士兵以出城修鐵絲網為名，偷偷向新四軍投誠。他們還帶來了一個消息：日軍內部十分混亂，士兵們和部分軍官認為再流血已無意義，但部分指揮官仍要執行上級命令，不向新四軍投降。

危急之下，粟裕決定，向高郵發起總攻。

“漆黑的夜，伸手不見五指，天空，不住地下著雨；我們的任務，是要從高郵城西北角突上城墻。”

70年前，甄為民憑著“第壹號”的戰地記者證兼通行證，隨同主攻部隊主攻連攀雲梯登上子彈紛飛的高郵西北城墻，並在事後寫下這段《突破西城頭》的開頭。

2015年7月2日上午，江蘇鐘山幹部療養院內，90歲的他將一張珍藏了70年的戰地記者證遞到高郵抗日戰爭“最後一役”紀念館工作人員手中。

1945年12月25日夜，第八縱隊的第六十四、六十六和六十八團分別從城北、城東、城南三個方向，向高郵城發起猛烈攻擊。然而，層層緊固的工事和複雜的地形，成為攻城最大的障礙。

自1939年日軍侵占高郵之後，連年加修工事。到1945年時，高郵已有高9米、厚7米的城墻。在城墻上築有永久性機槍掩體14個，轉彎處和城墻上駐有兩層或三層大碉堡8個，城垛之間均築有射擊掩體。

城西北方向，擔任攻城突擊隊的“老虎團”第七團，用老百姓送來的被胎裹著方桌制成“土坦克”作掩護，越過開闊地，強渡護城河、架雲梯，與日軍展開白刃戰。

不少戰士眼看就要爬到城頭，突然敵軍將許多鉤鐮槍伸出來，這種特制的城防武器能刺能推，還能鉤。爬在十來米高的雲梯上，搖搖擺擺，只要推一下就會摔下來。為了克敵，戰士們趁敵人的鉤鐮槍還未戳到雲梯，就先將手榴彈扔上城頭，趁著硝煙彌漫的剎那間，迅速躍上城頭。

隨著攻城戰、巷戰的展開，一時間，只聽得槍聲、格鬥聲、喊殺聲響徹雲霄。至12月26日淩晨，日軍城防司令部被攻破。

據當時初步統計，此役共殲滅山本源兵團日軍1100余人（其中生俘巖崎學大佐以下892人），殲滅孫良誠部偽第5軍42師師長王和民、副師長任遒武以下偽軍約4000人（其中生俘3493人），繳獲大小炮種61門、擲彈筒約30個、輕重機槍145挺及步槍等4308支。

“戰事停止了，在搜索戰果時，沙包工事里、斜坡上都是鬼子仰翻的屍體。我們沖進碉堡去，幾個河北腔的汪偽和平軍走出來，陸續交出了全部武器，六班的同誌喊話：‘苦魯三大衣（仿日語‘放下武器’之意），優待俘虜’。九個鬼子都拱手求饒。”

戰爭勝利後，甄為民在《突破西城頭》最後署名“勞之”二字。他說，其中並沒有什麽深意，只因想用諧音（“勞之”與“老子”讀音相近）紀念那天夜里，戰士們齊聲歡呼“鬼子投降了，老子勝利了”的戰場豪情。

淩晨受降儀式

“我是大日本皇軍高郵派遣軍最高司令官，我只同你方最高代表談判！”

“我就是我方最高代表，我代表新四軍，命令你立即下令無條件投降！”

“我們同意離開高郵，回到南京去，城里的彈藥給養和重武器，可以全部留交給你們。為了到南京去的路上安全，我們的輕武器將隨同帶走。”

“你們只能無條件投降，你們天皇的命令，也是叫你們無條件投降，我們保證你們和你們家屬的生命安全，不侮辱你們的人格，你們投降後的一切安排，我們自然會按我軍優待俘虜條例妥善處理。”

1945年12月26日淩晨，這番對話就發生在選擇投降的日軍大佐巖崎學和華中野戰軍第八縱隊政治部主任韓念龍之間。

日軍高郵司令部“洪部”位於高郵城東部草木茂密之處。而在那個夜里，這個幽靜的小樓則成了日軍在中國的最後一個投降之所。

第八縱隊長官彭德清、張雲龍、謝雲暉、嚴振衡曾都撰文回憶這一次新四軍的受降儀式——

燈光昏暗的大廳中，一排長桌緊靠後墻，桌面上均鋪上了黃軍毯。長桌後邊正中是韓念龍主任，他的左右分別是助手和翻譯。這排長桌的左邊，站立新四軍的幹部戰士，右邊立著兩排日軍軍官，為首的是巖崎大佐。

在接過日本軍官遞呈的日軍花名冊和軍械、軍需登記冊之後，巖崎大佐向韓念龍行軍禮（其他日軍軍官行註目禮），雙手捧著冊呈交給韓念龍。

韓念龍接過花名冊，並宣布：（1）投降的日軍官兵，仍各回原住處待命，為了安全，活動限於院內，不得外出；（2）戰死的日軍官兵，可按日本國習俗，予以火化，骨灰收好以備帶回本土；（3）受傷的日軍官兵，將由我方醫務人員協同日軍醫務人員予以救治。

韓念龍宣布完畢，儀式即告結束。他沒有註意到此時正有一名穿著普通軍服、個子不高的人影慢慢離開大廳。那便是粟裕。

粟裕的做法事後被解讀為巧妙的政治考量。那天，要是韓念龍發現司令員粟裕在場，必定會從主座位上跑下來迎接，從而造成司令員受降日軍大佐的局面。

直到3天後，粟裕在高郵城接見日本軍官時，人們才知道此事。日本軍官們驚訝道：“不勝感激之至！不勝榮幸之至！”

始終居於日軍官佐中心位置的巖崎肅立在粟裕面前，把一件紫光閃閃的冷兵器，雙手高高地舉過頭，又雙肩近膝地深躬，說道：“謹將這柄遠祖相傳的紫雲刀，敬獻給久已仰慕大名的中國將軍。”

在粟裕的回憶錄里，有關高郵戰役的文字不過寥寥幾句：“十二月發起高郵戰役，在南面攻取了高郵城，收複了高郵以南至邵伯鎮的運河沿線地區。為保障華中解放區首府兩淮掃除了一個心腹之患，對加強蘇中與淮南的聯系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北面，控制了隴海鐵路徐（州）海（州）段，第一次使華中與山東兩大戰略區連成一片，並使華中解放區有了堅強的依托。”

見證了那段歷史的“洪部”禮堂曾被用作高郵市的羽毛球館，又在最近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時被翻修成紀念館。近些日子，禮堂周圍的居民們都得到了拆遷的消息，這個原本不為人所知的角落將被擴大到120畝，建成勝利廣場、烈士廣場和市民廣場。

時至今日，那封淩晨的受降書已無處可尋。高郵的古城墻也已在一次次的城市建設中被新的磚墻所取代。曾圍困日軍多日的凈土寺塔、街道巷口無法再看到炮彈攻打的痕跡。

就像1982年春天，曾在文遊臺站崗的日本老兵西脅久良雄，又一次俯瞰全城時的感嘆：“一切都變成新的了！”

（南方周末記者劉炎迅對本文亦有貢獻）

幫中國人起訴日本 民間對日索賠二十年的背影

編者按：2015，抗戰勝利70周年，南方周末派出記者，探訪那個深刻傷害過中國，最後傷及自身的國家。

本期刊發的這一篇，我們選取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運動二十年來的日本背影，作為觀察的角度。正如周恩來所說：“我們對日本毫無怨恨，日本人民也同樣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70年來，中日兩國民眾一直在攜手治療那場侵略戰爭造成的創傷。這種治療是互助，也是自救。

明天，又逢“9·18”國恥日。

從1995年第一起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花崗勞工訴訟”起，中日聯手進行的對日索賠運動已經走過了二十年。

這二十年，無論中方原告，還是日方律師、歷史學者和民間活動家，大部分都由中年人變成了白發老人。

中國民間對日訴訟，究竟起到了多少溝通兩國民眾、撫平戰爭創傷的“橋梁”作用？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看法。在中國和日本這對離不開的鄰居之間，它從來都有說不清的微妙位置。

2015年9月1日，77歲的旅日華僑林伯耀興奮地從日本來到天津，來參加一個儀式——“花崗事件紀念園”的開園儀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日本為彌補勞動力不足，將四萬余名中國戰俘和普通百姓強行擄往日本從事重體力勞動。其中被強擄到日本花崗的中國人不堪屈辱，進行了自殺性的暴動，震驚了整個日本。

用5年時間建成的“花崗事件紀念園”坐落於天津烈士陵園中，西側的一面黑色大理石名錄墻上，鐫刻著6830個死亡勞工的名字，作為永久紀念。

這個紀念館是由日方——當年使用勞工的日本鹿島建設公司出資修建的。1995年開啟的“花崗勞工對日訴訟”，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案，最後以和解收場。林伯耀帶著幸存勞工遞交起訴狀的日子——6月30日，就是當年暴動的日子。

然而，對這起索賠案的結局，中國民間評價截然不同。贊揚的人說：它開啟了中國民間索賠之路；批判的人說：它背叛了受害者。這些都是林伯耀的心結。

同一天，一頭銀發的日本女律師大森典子來到山西盂縣，這是她每年必來一次的地方。多年來，她都要探望自己當年的委托訴訟人——6名在二戰中被強行擄為日軍性奴隸的“慰安婦”。

第一次來盂縣是17年前。當時，這里的貧困令她震撼，從而堅定了為這些受害女性討回公道的決心。“她們就是在這種貧窮的山村里，帶著屈辱的記憶生活了50年。這時，我才真正理解了她們的痛苦。”

不過，這一次她能見到的只是原告的後代——6名中國慰安婦都已相繼辭世。這座縣城更關心的事情也不在此。作為山西唯一一個擁有高鐵的縣，它正在考慮如何充分利用現代化科技和國家建設帶來的“高鐵福利”。從北京到這里乘高鐵只需兩個小時。

在二十年的時間里，中國民間對日訴訟案件風起雲湧。中國勞工對日訴訟、細菌戰訴訟、731人體試驗訴訟、慰安婦訴訟、大轟炸訴訟等訴訟一次次將戰爭的罪惡推到中日兩國民眾的眼前。激發的民族情緒，與激發的對和平的熱愛一樣多。

作為推動者，來自日本的律師、歷史學者、社會活動家，承擔著來自兩個國家的猜疑、憤怒和感激。二十年來，他們貫穿在每一起中國民間的對日索賠案件中。

鬼子進村了

“現在，到了總結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歷史的時候了。”長談之後，王選對南方周末記者感嘆。

這位63歲的浙江女性，已經擔任了18年的“原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原告團”的團長。描寫日本細菌戰的著作《死亡工廠》的作者、美國作家謝爾頓·哈里斯如此評價她：“只要有兩個王選這樣的女人，就可以讓日本沈沒。”

然而，1995年，她帶著日本律師來到曾經遭受日軍細菌戰殘害的家鄉——浙江省義烏市一個叫崇山村的村子時，從村民們那兒得到的評價是：“王選帶著鬼子進村了！”

這里對“日本人”一詞有著濃重的民族情緒。1940年，日軍731部隊奉命對浙江寧波、金華、溫州等六個城市進行細菌戰，以每平方公里1.5—2公斤的密度，從飛機上撒播感染了鼠疫病菌的跳蚤。崇山村一個村民就這樣感染了鼠疫，被恐懼的鄰人關在二樓，撤掉了樓梯。兒子在樓下，聽著父親一會兒憤怒地吼叫，將被子、椅子砸下來，一會兒絕望地哀求人們救命，終於被活活餓死了。

“鬼子”共有三個。一個老太太指著他們的鼻子罵，他們低著頭，只是工作。

一個日本中學歷史教師帶來了自制的調查表，調查在日軍侵華期間，被鼠疫、傷寒病菌害死的村民。這份表格讓幫忙參與的一位當地退休幹部王培根吃了一驚。他發現：里面要登記受害者墳墓的位置。

“解放後早推平了，不可能找到。”時至今日，王培根仍驚訝得直搖頭，而“鬼子”們又帶來了一堆更詳細的問題：受害者發病的時間、感染的癥狀、治療的藥物、對藥物的反應、受害者臨終的痛苦……

為了配合這次調查，村里特意召集一些老人開了座談會，要對崇山村當年的受害情況討論個說法。有的說死了五百人，有的說死了幾千人。領略了日本人的嚴謹之後，王培根敏銳地領悟到：“這樣的數字說出去只能壞事，不能提供。”

最後，死者數目只能靠日本人自己一家一戶地走訪、登記，他們共統計到了404人。

三個“鬼子”之一，是日本律師一瀨敬一郎。這是他參與的第一起中國民間對日訴訟。

一瀨敬一郎祖籍日本西南的熊本縣。戰爭之時的說法是，這里出生的士兵打起仗來最不要命。一瀨的父親就從中國的東部沿海，一直打到了廣西桂林。但戰後，父親卻從不肯多談自己在中國的經歷。

就在一瀨為細菌戰訴訟做準備的時候，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案已經打響。當年6月，11名幸存的花崗勞工及死難者遺屬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交了308頁的起訴書，狀告日本鹿島建設公司在戰爭期間強制奴役中國勞工。訴訟的組織者，是旅日華僑林伯耀和日本律師新美隆。

1942年，由於戰時勞動力緊張，日本政府通過了《關於向國內移進華人勞工事項的決定》，到1945年5月，強行從中國移進勞工近4萬名，包括戰俘、強行抓捕的農民、學生，分散在日本全國135個作業場，從事碼頭裝卸、礦業開采、建築工地等重體力勞動。他們的命運比自己預感的還要悲慘：中國勞工平均每六個人中就有一個死亡，死亡率最高的作業場超過一半。

鹿島建設公司的銅礦山，就位於東京附近秋田縣的花崗地區。1945年6月30日，700名在這里被強迫勞動的中國勞工舉行暴動，用鐵鍬和鏟子殺死了4名日本監工，想要奪船回國。第二天，兩萬日本軍警包圍了勞工躲藏的山谷，一百余名中國勞工在抓捕和隨後的懲戒中死亡。

“村山談話”——“中國訴訟熱”

戰後半個世紀，經歷了蕭條和繁榮、動蕩和安穩的日本，有意或者無意，人們逐漸淡忘了戰爭，不提、不說、不關心成了時代主流。如果不是出於偶然，人們不會看到曾經的罪惡。

1995年，終戰五十年之際，時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發表“村山談話”，這是最受亞洲周邊國家歡迎的一次首相談話。他在談話中表示：日本的戰爭之路，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我將謙虛地對待這一毫無疑問的歷史事實，並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雖然隨後二十年，日本朝野普遍認為，出現一個左翼傾向的首相，發表如此談話，只是日本政黨政治的意外。但以村山談話為契機，1995年前後，在日本出現了“中國訴訟熱”。多達三百余名日本律師自願參與的“中國人戰爭被害賠償請求律師團”成立，代理了11件中國勞工訴訟。

其中細菌戰訴訟團的律師團長，是日本律師協會的會長土屋公獻。這位已於2009年去世的老人生前是日本有名的大律師，律所開在東京最繁華的銀座。二戰期間，他曾入伍與美軍作戰，這成了他反對戰爭的起點。由於他的名望，細菌戰訴訟在日本國內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此前，在日本民間，追究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責任者、反省戰爭罪惡的自發行動，已經發酵了十年。

1985年戰敗紀念日，時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參拜了靖國神社，成為戰爭結束後，第一位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包括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在內的戰爭罪魁亦被一並參拜，在日本國內外都引發了巨大的爭議。

第二年，日本民間組織“銘心會”在東京成立——銘心，就是將戰爭罪行銘記在心的意思。左翼政黨成員、社會活動者、大學教授、普通市民紛紛加入。為了推動對舊日本帝國時期戰爭罪行的研究，銘心會促成了一項影響深遠的運動——通過民間募捐，將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戰爭受害者請到日本來做證人。

中國勞工幸存者、細菌戰受害者、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慰安婦……就這樣紛紛來到日本，在日本各大城市巡回講演，通過親身講述，將戰爭罪行推到就快遺忘的日本國民眼前。

作為最初的“銘心會”成員，林伯耀將花崗暴動的幸存者請來日本演講，這成為之後花崗索賠的肇始。

作為出生在日本的華僑二代，林伯耀的日文比中文流利許多。生於1938年，他的整個童年，都夾縫於漫長的中日戰爭，對這個生養他的國家，他熟悉又疏離。

“在戰爭期間，母親背著布匹帶著我去鄉下叫賣。有一戶人家的長子死在了中國，戶主人知道我們是中國人，就放狗來咬。”七十年後，林伯耀依然記得：母親帶著自己滾進了稻田才得以脫身。將兩個人滿是泥汙的外衣洗凈，母親放聲大哭。

大森典子律師也是在銘心會組織的證人會上，第一次見到了來自中國的慰安婦萬愛花。而當她希望去中國取證時，卻未被批準。“當時，外國人要來中國內地做調查很不方便。”她說。

“1990年代已經有了韓國、菲律賓、荷蘭的慰安婦起訴日本政府，作為慰安婦人數最多的中國，卻一個起訴者都沒有，這讓我感到不正常。”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這一年9月，在北京召開了世界婦女大會，中日女性律師進行了座談。座談會上，大森典子有些莽撞地問，“有沒有中國律師願意和我們合作，進行慰安婦訴訟的調查？”

北京女律師康健也在座。她記得：當時中方的律師們都楞住了，這超出了會議議程的內容。面對這個事關民族感情的問題，所有人都不敢答話。

當沈默就要變得難堪的時候，她用兩個“不”字委婉地說了一句，“也不是不可以。”之後，兩人開始了長達十余年的聯手合作，成為第一例中國慰安婦對日訴訟的代理律師。

另一位日本律師南典男加入律師團則是出於偶然。上世紀80年代末，他的律師事務所靠近原陸軍醫務所的原址，建築工人在地基里發現了一百多具人骨，經過鑒定，人骨都不是日本人。而陸軍醫務所隔壁，是原日本陸軍731部隊的東京司令部。這支細菌生化部隊因在中國東北使用中國人進行活體試驗，早已臭名昭著。

“人骨和731部隊有沒有關系？”南典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學生時代，他沒有在書上讀到過關於日軍生化試驗的歷史。他發現在日本找不到答案，於是決定去中國東北，尋找731部隊的受害者。在律師團中，他負責化學武器、毒氣彈受害者的對日訴訟。

歷史的複雜面容

“這里不存在施恩與受恩。日本律師和中國受害者之間，是為了追究違反人道的戰爭罪責而攜手的協作關系。”

一瀨敬一郎律師的事務所鄰近東京霞關，這里是日本國的政治中樞：首相官邸、國會兩院、外務省、防務省；隔著一條馬路，就與天皇皇宮相鄰。身處本國政治心臟，他的辦公室內，堆滿的直抵天花板的訴訟文件，卻都是關於中國的。

“訴訟，是重現歷史，同時也是中日之間的橋梁。”一瀨今年67歲，眉毛有了白色。但語調一直堅定樂觀。

調查和訴訟，本身是嚴肅的，對戰爭遺留問題的訴訟，首先就是確定歷史事實。這些並非歷史研究者出身的法律人要做的，偏偏是尋找能經受以最嚴苛標準審視的歷史。

在細菌戰訴訟的調查取證階段，首先碰到的問題是當地人記憶的失真。如：崇山村里的老人聲稱他們親眼看見日軍飛機在頭頂撒播病菌——“播撒煙霧一樣的東西”。但無論是日軍的作戰報告，還是當時的疫情調查，都顯示這不可能。事實上，崇山村的鼠疫是從其他遭播撒的地區二次傳播而來。證言和歷史資料抵觸，在法庭上提交的話，會造成矛盾。

1950年代，在崇山村召開了一次針對細菌戰暴行的控訴大會，村民們當年都參加過。會上群情激憤，卻沒有進行科學有序的統計取證工作，記憶也在充滿國仇家恨的控訴中漸漸變形。

“他們在記憶中已經形成了細密的故事。”直到調查結束，一瀨也無法說服老人。 而在湖南常德，與崇山村的受害歷史被反複訴說不同，這里的細菌戰受害者長期處於失語狀態。

東京女子大學教授聶莉莉接受一瀨律師邀請，對湖南常德的細菌戰受害情況進行調查。法庭作證後，一直沈默的日本法官突然問她，之前是否了解這樣的歷史？聶莉莉承認：自己之前從沒聽說過。

“鼠疫在當地叫做瘟，得了是要被瞧不起的，受害者沒有說出來，也沒有人去整理搜集。”讓聶莉莉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太，即使意外摔斷了腿，也要等著見她，她的父母都歿於日軍播撒的鼠疫。而之後數十年，她從未告訴過自己的丈夫和兒女。

歷史可能沈默，也可能以最複雜的面容出現在調查者面前。

1989年，“花崗受難者聯誼會”在北京成立，有的勞工卻沖出來，罵曾經的花崗暴動領袖耿諄是“漢奸”。林伯耀當時在現場，一下子有些懵。

耿諄，原本的抗日國軍上尉，被俘後成了勞工，擔任勞工大隊長，領導了花崗暴動。但人們一般不知道的是，大隊長並不是普通的勞工，他們不用幹活，有著幹凈的衣服，還可以命令廚師在任何時候做自己想吃的東西。

這源於日本政府當時設計的勞工管理政策：讓中國人管理中國人，不把中國勞工的反感指向日本人。大隊長這個職務，甚至要出手懲戒違反“紀律”、膽敢逃跑的勞工，擁有生殺大權。

二十年來，陸續展開的中國民間對日訴訟，幾乎都有著一樣的過程：中國受害者與日本律師簽訂委托書，日本律師與中方參與者聯合調查取證，訴訟全在日本法庭進行，由日方負責。中方原告和證人出庭作證，日本民間的和平團體則在法庭外進行宣傳造勢。

應不應該跟日本人和解？

所有的案件都敗訴了。

從1995年至今，27件中國民間對日訴訟，法院對於日方加害和中方受害的歷史事實，大多都進行了確認：慰安婦問題、細菌戰、731部隊人體試驗、中國勞工被強制奴役等等，都在法院的判決中得到了支持和承認。

有過勝訴記錄的只有5件，其中4件發生在一審，1件發生在二審。而所有勝訴案件都在隨後的二審、最高法院審判中敗訴。重慶大轟炸是唯一還在訴訟中的案件。在七十多年前，日軍的轟炸中，重慶、成都、樂山、松潘等地烈火熊熊，許多人家破人亡。依據歷史材料，中日兩國的原告與律師，為每一次日軍轟炸都制作了示意圖：包括飛機來襲方向、投彈位置、燒毀情況等。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對中國勞工索賠、細菌戰訴訟、慰安婦問題，分別就相關訴訟進行了終審判決，駁回原告一切請求。“這個判決之後，在日本訴訟的大門基本上就關閉了。”王選說。

然而，敗訴不等於失敗。

日本最高法院在駁回中國勞工一切訴求的判決書附言內，提出：“……希望曾經奴役過中國勞工的日方企業作出救濟。”

庭外和解被擺上談判桌，和解的主體，是中國勞工和日方企業——那些企業多數還在。這也是為何，在其他訴訟相繼消沈的情況下，勞工索賠依然活躍的原因，這也是民間索賠爭議最大的領域。

“後來的和解，基本上是按照‘花崗和解’的模式來推動的。”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教授陳根發說。

從一審打到二審，在勝訴無望的情況下，花崗勞工原告與代理律師接受了東京高等法院提出的“職權和解勸告”。鹿島建設公司一次性支付5億日元，設立“花崗和平友好基金”，用於對所有花崗勞工的賠償、慰靈、遺屬的自立、護理以及後代的教育。

到2015年，花崗和解管理委員會，對記錄在案的986個花崗勞工，每找到一個或者遺屬，就向他們發放鹿島建設提供的賠償金。這實際也是從德國學來的先例。二戰中，克虜伯、法本等公司也使用過猶太人、戰俘等奴隸勞工。戰後，它們在民間組織的追索下支付了類似的賠償，但用的也是“和解”的名義。

“花崗和解是整體解決，之前在日本沒有過一次性賠償這麽多勞工的先例。”林伯耀說。

在日本，這被認為是里程碑式的成果，但在中國，花崗和解引發巨大爭議。鹿島公司在和解聲明中寫明：“花岡和平友好基金”不含有補償、賠償的性質。同時，中方原告接受和解，意味著放棄在任何時候、任何地區對鹿島再次提起訴訟的權利。

“我們被朋友騙了。”中國原告代表、原花崗暴動的領袖耿諄曾長嘆。他指的朋友，就是林伯耀和日本律師新美隆。一種意見認為，花崗“和解”開創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惡例”。

但林伯耀的解釋是：和解的初衷，是勞工幸存者，他們困頓一生，臨到人生末尾，一點補償對他們也不無裨益。許多老人已經等不起了。“我去耿諄家里，向他說明情況。他開始說理解，後來還是反對。”

耿諄曾提出“至少賠償20億日元”的談判底線。當年，許多勞工回國後被認為有特務嫌疑，勞工經歷成為歷史汙點，不僅影響自己，也禍及家人。花崗訴訟開始後，耿諄重新被看成民族英雄。而這或許也成了他堅持更多賠償權利的源頭。

“我和新美隆說，你不要急，中國人會理解你的。”林伯耀回憶：巨大爭議之下，律師新美隆急得大哭，心臟病一度突發。

更多的勞工訴訟案也是以這種“和解”結束的，寫入“謝罪”字樣的極少。而每一次和解，都引發了中國國內的巨大爭議。這些和解到底是“喪權辱國”還是“中日友好”的證據，成了一點就炸的話題。一些勞工索賠團體也分裂成反對“和解”的強硬派與支持“和解”的現實派，甚至到了互指“叛徒”“漢奸”“沒骨氣”的地步。

當時，森田律師曾無奈地表示：“作為中方的受害者，不能明確發出統一的聲音，這是一件非常尷尬的事情。”

進入尾聲，還是走向持久？

現今，有兩件民間對日訴訟仍在持續。

一件是“三菱和解談判”。作為曾奴役中國勞工最多的日本公司，三菱材料預備與中方受害者達成全面和解協議，作出賠償和道歉。將向每名受害者支付人民幣10萬元，支付對象共計3765人。

康健律師旗幟鮮明地帶領數十位勞工及遺屬，宣布退出和解。

“將賠償金表述為‘中國勞工及其遺屬的資金支付款項’，避開賠償兩字，似乎可以逃避罪責，如此卑劣的做法，豈容得逞。”康健逐條分析了三菱的和解文字。從曾經的親密戰友，到現在對日本律師最嚴厲的批評者，她對大部分勞工和解都持批判態度。“日本律師老強調日本社會是什麽狀況，我說那要因為日本社會是不容事實真相的社會，我們的受害者就得忍氣吞聲打掉牙咽肚子里了嗎？”

“原本中日雙方協議簽字的酒店都訂好了。”林伯耀說，就如何管理可能成立的“三菱和解基金”，勞工團體內部都是爭議不斷。

另一件是一瀨正在準備的重慶大轟炸訴訟二審。針對日軍侵華時期對重慶地區無差別轟炸的訴訟，2015年2月第一審宣告敗訴。作為代理律師，他正在準備上訴二審。

近十年的一審時間，他向法庭遞交的證據多達上千份，由日方學者和中方學者分別撰寫的大轟炸鑒定報告有上百萬字。讓一瀨驕傲的是，每一次當原告律師舉證完畢，被告方律師從來不質詢。他們也知道，中方的證據無可辯駁。

然而，這是一件不被看好的訴訟。

“日本最高法院判決之後，新的訴訟能夠勝訴的可能性已經很小了。”王選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她明白一瀨的用意：他想用訴訟，將民間索賠的問題延續下來，不讓它冷卻，被蓋棺定論。

和勞工訴訟原告團一樣，重慶大轟炸原告團內部也出現了矛盾，中方律師團首席律師林剛甚至向一瀨發了一封申明信：“重慶方面受害人內部的矛盾，屬於中國內政，應相信中國人自己解決，希望您不要幹涉和過問。”

林剛對一瀨也有不滿。2012年，他希望將重慶大轟炸納入國防教育的素材，在這年6月重慶大轟炸民間對日索賠聯席會議上，將之寫入了一份《重慶宣言》。沒想到在座的一瀨當即站起來反對。“從日方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但《重慶宣言》，應該是面向世界、包括面向日本民眾，這時候提‘加強國防’，就不大合適。”

四川大學歷史學教授劉世龍見證了雙方的沖突。一瀨拍了桌子，中方也有人揮了拳頭。“我理解他的反對，因為‘愛國主義’這個詞，最初就是日本從西方翻譯的，後來被用作宣揚軍國主義。”

二十年間，雙方的民族身份總是存在微妙的摩擦，通過一次次具體分歧凸顯出來。

這二十年，無論中方原告，還是日方律師、歷史學者和民間活動家，大部分都由中年人變成了白發老人。而老人大多消逝在二十年的光陰里。進入尾聲的對日訴訟，究竟起到了多少溝通兩國民眾、撫平戰爭創傷的“橋梁”作用，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看法。在中國和日本這對離不開的鄰居之間，它從來都有說不清的微妙位置。

還不斷有人想將它持續下去，推向未來。近年來王選致力於江浙地區“爛腳病”老人群體的調查，這有可能是細菌戰造成的後遺癥，但沒有確實證據。有國人對她說：你去告日本啊。

“我們這些到過日本的原告都變了。”曾經擔任細菌戰原告團秘書長的王培根對日本用上了如此的描述：“城市幹凈，市民友好，東西物美價廉。”

他對日本的厭惡與仇恨，悄然轉移到了報紙上、《新聞聯播》里的“日本右翼”身上。在他心中，他們繼承了那些兇惡猥瑣的“鬼子”形象。

王選說：現在，到了總結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歷史的時候了。

時隔9年！日本央行對日經濟再作“增長”判斷

據新華社報道，日本央行27日發布《經濟和物價形勢展望》報告，將對國內經濟現狀的判斷上調至“正轉向緩慢增長”。這是日本央行自2008年3月以來，時隔9年再次使用“增長”這一表述。

日本央行在這份報告中將2017財年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預期從此前的1.5%上調至1.6%，將2018財年實際GDP增長率預期從1.1%上調至1.3%。

央行表示，上調國內經濟現狀判斷主要是基於海外經濟持續緩慢增長，在此基礎上，出口呈增長趨勢，企業生產活動也更加活躍。

報告指出，由於消費者傾向於購買低價商品，大型零售企業頻繁降價，國際大宗商品行情反彈對物價的拉升作用減緩等原因，央行小幅下調了2017財年除生鮮食品外的核心消費價格指數(CPI)增幅的預測值，從此前的1.5%下調至1.4%。

央行認為，基於收入和就業情況的改善，今後物價上升的勢頭將變強，因此將維持對2018財年核心CPI增幅1.7%的預期，而對2019財年這一增幅的預期則為1.9%。

此外，央行決定維持當前寬松的貨幣政策。央行在當天發布的另一份新聞公報中表示，繼續購入長期國債，將長期收益率目標控制在零左右，同時維持短期利率在負0.1%。

毛澤東放棄對日索賠9,300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