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曾課徵了155年「窗稅」,基本原則是:如果房子窗戶越多,要繳的稅也就越多。稅制乍看很聰明,窮人不受影響,但最根本的錯誤,是假定建築物不因稅制誘因而改變。然而誇張的稅級設計,卻有助於經濟學家分析了解,稅制如何影響民眾行為。 哈福特擅用新穎的經濟學理論,針對讀者五花八門的疑問和牢騷提供輕鬆詼諧解讀,因而被譽為「堪稱全球最受歡迎的經濟學作者」,他的專欄是《金融時報》有史以來關注度最高的專欄之一。 一八五○年,英國大文豪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發出怒吼,抨擊國會立法令「像空氣一樣免費」這句老話失效。 富人房子大窗多,繳得多?錯!傭人住大房子,稅得照繳 狄更斯說,「政府開徵窗稅(The Window Tax)之後,日光和空氣都不再免費。我們被迫支付金錢才能享用大自然賦予我們的一切,而沒有能力負擔窗稅的窮人,只好犧牲這兩種生活中最迫切需要的必需品。」 狄更斯勝利了!在他發言一年之後,一六九六年開始於英國開微的窗稅就走入歷史,但最近由經濟學家奧茲(Wallace Oates)與施瓦布(Robert Schwab)在《經濟觀點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crspecctives)所探討的離奇窗稅故事,仍有寶貴教訓值得我們吸取。 課徵了一百五十五年的窗稅,執行細節不時改變,但基本原則始終一致:如果房子窗戶越多,要繳的稅也越多。 乍看之下,這項稅制看起來很聰明,簡直棒透了!富人房子大、窗戶多,稅就繳得多。而且不須進入建物,從外面就可以計算窗戶數目,所以稅負很容易評估。窮人因為沒有大房子,因此不受影響。而且房子的窗戶敷不會改變,稅負因此避無可避。 但真的是這樣嗎?錯了! 窗稅的稅級其實不如表面看起來那麼累進。許多窮人其實住在大房子裡,例如當傭人,或是住在小套房裡,而這些人就會受到窗稅影響。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他的《國富論》中,就點出了「只有富人須繳窗稅」這個迷思的一個問題:一座在鄉間、租金只須十英鎊的房子,窗戶數可能比租金五百英鎊的倫敦大宅還多。 房子一定都有窗戶?錯!靠改變設計、控制數量反制 窗稅更根本的錯誤,在於假定建築物不會因稅制誘因而改變。一七九七年,當時的英圃首相威廉?彼特(Wiliam pitt)調高窗稅至原本的三倍,英國成千上萬扇窗戶一夕之間全被磚砌或木條封死。倫敦木匠公會王席還向英固國會坦承,在坎普敦街上,幾乎所有屋主都要求他幫忙縮減窗戶數量。一問在愛丁堡靳建的公寓,甚至還將二樓的所有臥室,設計成一扇窗戶都沒有。 狄更斯抱怨窮人連日光與空氣都被剝奪,可不只是打比喻而已。表面上,窮人確實不須從口袋裡掏錢繳稅,但他們的房東必須付窗稅,許多窮人因此被迫生活在窗戶被封、聞熱又暗無天日的環境中。 一七四七年之接,窗稅的課黴方式變得更奇怪了。房子窗戶數若少於十扇,不須繳稅,窗戶數若為十至十四扇,則每年每扇窗戶須付六便士稅金。 因此,擁有第十扁窗戶的代價就是屋主必須為其他九扇窗戶繳稅。稅務專家把這種稅負「斷開」之處稱為稅級(notch),而窗稅在十五扇窗、二十扇窗時,各有不同的課稅稅級。 這些稅級看似荒謬。但現代政府卻似乎不覺得有什麼問題。英格蘭與威爾斯的房地產交易印花稅,直到去年都還是分級徵收的;英圖所得稅制,最近甚至還多了一種新稅級:只要夫妻雙方任一人適用較高稅率,他們原本享有的兩百英鎊可轉移免稅頡額度就立刻消失,諸如此類奇怪的稅制設計,都會扭曲民眾行為。 不過。這些誇張的稅級設計,卻有助經濟學家了解稅制如何影響民眾行為。 奧茲與施瓦布爬梳十八世紀中葉的窗稅紀錄,發現近半數房子都將窗戶數控制在有助節稅的九扇、十四扇或十九扇:這是對蠢稅的聰明反應。 儘管民眾因避稅而將窗戶數降到九扇,會造成一些不便,但這樣的反制的確讓政府無法從民眾身上課到一毛錢。諷刺的是,多數稅項都會造成這種資源浪費,但窗稅顯然特別嚴重。 如果說租稅設計能改變建築物樣貌聽起來很奇怪,那麼想想新奧爾良那種「駝背」的房子就知道(建成正面一層、背後兩層),為了節稅,房子的確會演變出一般人難以想像的樣式。 澳洲七一新生兒特別多?為領津貼,連出生時間都可延遲 另外,再思考一下經濟學家甘斯(Joshua Gans)與雷(Andrew Leigh)的研究發現:二○○四年七月一日,登記在案的澳洲出生嬰兒數,競是前一天的兩倍。為什麼?原來七月出生的嬰兒可領取澳幣三千元的「嬰兒津貼」,但六月出生的嬰兒卻沒有這項福利。 甘斯與雷還發現,一九七九年,不少澳洲人甚至延遲死亡時間——或是說延遲死亡登記時間,以規避七月正式廢止的遺產稅。如果出生與死亡時間都能因稅制改變而改變,那麼幾扇窗戶因為避稅而被封死,也就沒什麼好訝異的了。 總之,我們可以從窗稅學習到寶貴的一課:人們對租稅誘因確實會有反應,這就是為什麼經濟學家常呼籲課徵碳排放稅了(但他們也知道實現的機會不大)。人們會為了避稅而改變他們的行為,而這正是我們想要的。 不過,更實際的教訓可能是:一個壞稅制,完全有可能持續一百五十五年! |
香港劏房與兩個孩子的媽 做為一個帶著兩個孩子的單親媽媽,香港對燕萍來說,是個黑洞。她找不到正職工作,照顧兩個孩子占去她大部分的時間。三人擠在不到兩坪的劏房中,一張床占去多數空間,沒窗,分不清楚外頭晴雨,孩子不時生病。即便如此,租金還是政府各項補助加總的兩倍多,「我不吃不喝不穿,也住不起……。」現在的她找到工作,房子有客廳、廚房,孩子學拉小提琴、打鼓。帶她走出黑洞的是一家社會房產公司──「要有光」。 在香港,有十七萬人過著這樣的日子: 他們住在屋齡超過五十年的建築物中,一間公寓被分成十間以上,在這些被稱為「劏房」的狹小陰暗空間裡,床的上面是曬衣間,馬桶上方是電磁爐、餐桌,沒有對外窗。為了重新鋪設管線,樓層地板加厚了一層,也讓老建築加重負擔,新拉出來的電表把大樓入口遮到看不見牆面。 色情產業為鄰、火災、甚至整棟樓垮,是除了蝨子、抑鬱症外,這十七萬人每天的害怕。六年前一棟樓塌、四年前一場大火,送走十三條人命,也擋不住貧窮線下四十萬人的前仆後繼,香港劏房租金漲幅還比豪宅多出一倍,讓更多人「改房」出租,最新的房型,大小有如棺材,一.五立方公尺的膠囊房月租約新台幣六千元。 劏房問題如社會地雷,但對曾帶領上萬名會員、四十六歲余偉業來說,卻是辭去安麗香港區總經理,中年創業最好商機。 房價及居住問題一直困擾著香港政府,來自國際的資金,加上中國、南亞的移民壓力,讓香港房價居高不下,即使有公共住宅制度,但貧富差距居亞洲最高的香港,申請入住社會住宅的需求卻遠遠超過新屋的建造,政府束手無策,「一年上房」的政策屢屢破功。 問題一:整戶租金太貴找不到房客,成富人的特殊煩惱 把政府都解決不了的問題當作創業機會,經商二十餘年的他,拋出的解方很大瞻:讓弱勢住進富人的第二套房。 「兩個數字,香港貧窮線以下有四十萬人,但有超過三十萬人有兩套房子,」余偉業說。 別以為他癡人說夢,從一二年拿到第一個房產至今,委託「要有光」(Light Be)管理的房產去年底近四十戶,總值超過港幣兩億元,六十幾個家庭在裡面擺脫生存危機,一百六十多人的生活重新回到社會。今年要有光管理的房產將增至百戶。 讓房東把房子拿出來給窮人住,連余偉業老婆都不肯相信,「這整件事都瘋瘋的,直到公司開記者會,我才知道他要幹嘛。」 五年前,他從安麗辭職時,自己也沒有把握。「我的假設是物業主是有良心的,他們願意賺少一點,」一個假設,花了他兩年時間證明。 中年轉業,他彷彿重考一樣。每天跑圖書館,讀香港地產市場研究、政府補助政策,還到劏房、社福機構拜訪弱勢。他發現,香港住宅困境是市場失靈的結果。 要開物業管理公司,他先考專業執照,一邊讀書、一邊進入物業公司擔任助理,提老闆公事包,以了解物業主的世界。 從繼承房產的二代到開發商,余偉業發現他們的需求與難處,房價過高,讓他們找不到租房及買房者。「整個市場被價格給綁住了,我想為什麼不能在價格的束縛外重新思考(think out price)呢?」 房租太高,一戶完整的住宅反而難租,擁有第二套、第三套房產的他們,管理成本比租金收入還高,如何找到房客,競成了這些富人的特殊煩惱。 「還有一些,是為了回饋社會。」早期儲蓄買下的房產,在市場推升之下競成為高價資產,有些物業主希望能以合理的價錢出租,但卻找不到門路跟放心的房客。 問題二:單親媽沒錢租高房價讓政府補助全進房東口袋 市場另一端,弱勢及政府,也遇到障礙。香港政府長期補助綜合援助金、公共住宅,但除非成功住進公共住宅,否則再高的補助也抵擋不過高房價,給弱勢的錢像丟進池塘般進了房東口袋,弱勢家庭還是無法在生活品質、教育上投入資源,社會階級流動凍結。 其中,又以單親媽媽最是弱勢中的弱勢,沒工作、沒房產、需要長時間照顧孩子,而陷入無解的負面循環。在香港貧窮情況報告中,各種貧窮人口中,單親家庭擁有全職工作的比率最低,不到三成。當住進公屋要等上三到六年,這些弱勢家庭跟下一代,只能住進劏房,卻又衍生更多社會問題跟社會成本。 突破點:一間公寓入住三個家庭兼顧房東收益穩定、房客租屋減壓 「政府看似投入了很多的資源,但是都沒有效率,」余偉業說,他想做的,就是讓閒置的資源及需求媒合,讓單親家庭住進第二套房,「商人的使命就是讓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不是嗎?」 他決定以三年為期,讓一間公寓住進兩到三個家庭,以社福計畫結合房產的方式,讓弱勢站起。房租,依照每個單親家庭拿到的社會補助金為準,如此一來,單親媽媽找到安全、穩定、可以跟鄰居、社工互相照顧的居所,房東則收到比市價低約三%的租金,但省了管理及維修成本,對物業主來說,也成為穩定的長期投資。 曾跟著余偉業拜訪單親家庭的香港社會創投基金創辦人魏華星觀察,余偉業雖是商界出身,但卻相當了解弱勢,沒有距離。原來,余偉業就是弱勢家庭的孩子。 直銷經驗:用訓練下線方式助房客確保她們三年內重返就業市場 爸媽在戰時逃到了香港,若不是有社會住宅讓一家五口安頓下來,他不會有後來一路完整受教育的機會。「所以我一開始就會跟他們說好,要有光不是給你一個房子住,而是給你一個訓練,三年之後要找到人生的方向,」余偉業用嚴格來形容自己的風格,就像過去他帶領安麗一百五十位幹部、上萬名會員一樣,他用短、中、長期訂定目標的方式,激勵單親媽媽們。 「當你的生活是在馬桶上面吃飯的時候,任何人對任何機會都不會說不的。」 要有光的七名正職員工,加上來自牛津、哈佛、律師、會計師背景的志工,長期跟單親媽媽們互動,幫她們做就業訓練、面試練習,確保三年內她們能站起。 但弱勢接受幫助久了,有時會拒絕走出舒適圈、拒絕自力更生。余偉業笑著說,「對社工生氣簡單,但對我們生氣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既有社工般服務陪伴,又有房產公司的主導權,更有力量要求人住對象接受培訓。 以燕萍為例,兩個孩子在要有光幫助下找到社區共學組織,找到義務的音樂老師敦孩子,「搬進來之後,他們的病少很多,也開心很多,知道這個社會還有人關心我們,」燕萍說。她的房門上,掛著五、六頁的生活公約。 相較政府的僵化、房產公司的追求獲利,要有光補足中間的空缺,可以更彈性利用資源。如今,資源匯集日趨多元,除了個人房產委託出租,還有家族基金會、銀行、大型開發商,以資金、房產、提供設計師、工班等方式,幫助要有光,在香港各區打造「光房」。 驚人的是,三分之二的光房集中在維多利亞港的周圍,香港房價最高的地段。 「其實只有第一戶是我們自己找的,後來都是介紹來的,」余偉業笑說,謹慎的他花兩年摸索,找出政府、社福、商業市場中的各方需求,再花半年,帶三個家庭住進第一戶,建立整套服務流程之後,訓練來自地產及社福的員工,然後才開記者會,公開要有光的新模式。 「很多香港人想回饋社會,尤其大家都用『地產霸權』稱他們的時候,」他將自己形容為階梯,接合上層與底層,只要能為他們創造社會價值,低利潤不是問題。 用「老派的商人」形容自己,他看見跟他同個世代,靠著讀書、努力工作、白手起家的商人,許多人信奉永續的經商,將資源最好運用,不追求無上限的獲利,「因為那樣就變成惡魔了!」 香港的房市因惡魔而失靈,他試著找回永續的商道,連政府也找他拿藥方。我們來到上環永利街,夾在高聳的商用大樓、高價住宅之間,一棟超過五十年的建築前,擺出了歲末派對。這裡是政府委託給要有光的六個老屋翻新的物產,現場上百人包括了要有光的住客、前住客、志工還有合作的公益組織。 眼前,這些單親媽媽開著香檳,為每一個客人倒酒,感謝一年的辛勞,一旁,大的孩子抱著小嬰兒,大哥哥還親了小女孩的臉一下,其實他們才剛結束閱讀課,擔任志工的老師稱讚,這些孩子的進度比一般中產家庭的更快,五、六歲的孩子都能自己閱讀了。 成績單:政府主動交託物業若接手,將可安置近五千個家庭 創造的績效連政府都埋單,香港政府首開先例,將一棟四十戶的前紡織廠宿舍交由要有光經營。如果順利,香港光是閒置校舍就有超過一百間,根據香港審計署統計,只要能改建其中八十間,就可安置四千九百多個劏房家庭。 從政府、企業、弱勢中找到新的方式,重新分配資源,堅持薄利的要有光二〇一五年業務翻倍之後,今年將收支平衡。離開光鮮亮麗的世界五年,「好像我所有經商的訓練都是為了這時候。」他與歐美、澳洲、印度的經理人都在討論,當城市發展到了不是錢可以解決問題的時候,「能不能用新形態的企業,幫社會找解方,這是我們這代經理人的責任,誰不想要一個下一代能過(的下去)的世界呢?。 專家相對論APPLE HOUSE房屋自售平台總經理葉國華:媒合窮富兩端,跨業合作商機大 要有光「社會房產」的營業模式,在同樣專精豪宅市場、具有超過20年房仲經驗的葉國華眼裡,是一片沒人找得到的藍海市場。別人眼中的邊緣人,可能是他(余偉業)的資產,葉國華認為,貧富差距太大、房價高漲之下,閒置房產便成了問題。對地產商,建商、銀行來說,很多賣不出去的豪宅或一般房產,因價格太高沒人買,與其放著繳稅,不如交給要有光活化。「這些客戶名單是很有價值的,租屋客的消費力不能小覷,」葉國華認為,不論是窮富兩端,未來都能跨業合作的機會,把眼光放遠的話,此媒合平台的市場潛力絕對不只是「由民間發起的社會住宅」而已。 撰文者劉致昕 | ||||
http://www.xcf.cn/tt2/201605/t20160506_771423.htm
1989年,18岁的深大金融系学生张劲便投身股市,赚得第一桶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夕,他撤离资本市 场,转向房地产,其旗下君华集团成为广州知名开发商。2003年新财富首度推出的富人榜中,张劲以3.8亿元列266位。2008年,基于地产供过于求的 判断,他驱动旗下雪松控股收缩一般地产业务,探索保障房PPP模式,并布局新产业,致力于将下属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供通云”、社区020服务平台“大白 管家”、汽车产业链综合服务平台“河马云汽”等推向资本市场。在低调潜行13年后,张劲也以332亿元身家重回富人榜。
作者:孙红
来源:《新财富》杂志2016年5月号
在2003年新财富首度推出的富人榜中,张劲便以3.8亿元列266位。要知道,那一年的富人榜入榜门槛仅有2亿元,年仅32岁的张劲能够取得这一成绩,着实不易。
当时张劲是作为第一批本土风投机构的当家人,进入我们视野的。他控制下的君华集团2002年斥资9000万元参与了深圳市国资所有的深圳中科融 创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改制,并将其更名为深圳中科融创业投资有限公司(2004年重组后,经深圳市政府特批更名为“深圳中小企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 “中小创投”)。当时,中小创投注册资本1.5亿元,君华集团斥资9000万占了约60%股权,另两家股东分别是深圳市科学技术基金会和PZ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分别持股6%、34%。
此后的张劲,公开信息便为数不多了。2015年7月,一则“股灾亏惨不用上天台‘中国好老板’自掏腰包救员工”的新闻,重新引发了我们对张劲的关注。
此时,张劲实际控制的产业平台—雪松控股逐步浮出水面,其业务则覆盖了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房地产及PPP平台、金融、物业运营、社区O2O平 台、汽车产业链综合服务、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雪松控股旗下的君华集团,则俨然成为粤企的领头企业之一,其2014年营业收入达338亿元,并且同时入选 工商联发布的“2015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和“2015中国民营企业服务业100强”,两项排名分别为第112位和第28位。值得注意的是,能 够同时入选两大榜单的广东综合类企业仅有2家,其中之一就是君华集团。
于是,在低调潜行13年后,张劲以332亿元的身家重回富人榜。十余年间,张劲经历了怎样的扩张历程?他又有怎样的创业心得?
两度转型
地处广州白云山麓的南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山清水秀,君华集团开发的建筑面积达54万平方米的江南世家别墅,便坐落于此。张劲挂着油画收藏、摆着美式风格家具的办公室,也在这里。
说起自己的故事,张劲颇为坦率:“我第一桶金来自资本市场。我入市的时候,刚好深金田(000003)挂牌,市场非常火爆。我经历了上证综指从 100点左右涨到1000点之上的过程,可以说看着中国资本市场一步步发展起来,也亲身经历了很多次传奇,例如深发展暴涨1000多倍。”被股民称为“老 五股”的深金田1989年在深交所上市,为中国最早的四家上市公司之一,1971年出生的张劲当时年仅18岁,还是深大的学生。
“1997年之前,我们主要的业务都在资本市场,但之后就转到了实业领域”,其原因在于,“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对市场有所敬畏,要懂得‘慎 思而知止’;同时,经历了资本市场的火热,我们深深体会到实业的重要性,所有的资本运作要以实业作为基础”。如今,尽管张劲感慨于做实业之艰辛,“实业必 须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来,先做事,再做势”,但他依然认为“实业做好以后,资本运作才有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这次选择,使得张劲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对资本市场的冲击。资金从资本市场撤离后,张劲瞄准了房地产业务,并利用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第一次房地 产泡沫破裂的机会,成功抄底。伴随1998年中国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他更明确以房地产作为主业,这也使得雪松控股旗下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君华集团 快速发展。1998年以来,君华集团在广州等珠三角地区陆续开发了江南世家、君华香柏广场、中山君华新城等十余个楼盘,开发面积达数百万平方米,而且目前 几乎所有土地储备都在广州等一线城市。
不过,2008年下半年,基于地产供过于求的判断,张劲决定再次转向:收缩一般地产业务,布局消费、金融等产业,逐步形成目前雪松控股的七大产业板块。他表示,从2009年开始,君华集团就没有购置一块新地,开发的土地都是以往的库存。
经过8年的新布局,目前雪松控股的三大业务板块已经成型:新兴服务业板块,包括人管家(物业运营集团和社区生态服务平台“ 大白管家”)、车管 家(汽车产业链综合服务平台 “车前车后”及“ 河马云汽”)以及雪松文旅;公共服务业板块,包括一般房地产、保障房和PPP模式政府服务;金融板块,包 括打造全牌照的金融集团雪松金融和专注于供应链金融的“供通云”,其下属的雪松金融早在2009年便参与广州农商行的改制,并且是广州农商行、广州银行大 股东之一。“目前房地产仅占我们销售收入的20%”。
深耕大宗商品供应链
早年毕业于深圳大学金融系、其后取得香港理工大学硕士学位的张劲,虽然坦言雪松控股的基因是金融,是一个生产和创造“企业”的公司,但他又始终 认为,企业虽然可以通过不同金融工具的使用,减少生命周期中的磨砺,但中国经济之崛起最终还得依靠实业。因此,和一些金融背景出身的企业家更愿意进行财务 投资不同,他喜欢在实业领域开拓。
他甚至认为,“中国很多新兴产业应该说是被风投抹杀掉的,风投往往是从商业目标而不是产业本身的前景来考虑。”张劲希望,以资本的力量为初创企业保驾护航,使其从“微小”演进成“伟大”,甚至成为改造社会的中坚力量。
这也影响了雪松控股的投资模式,其更追求产融一体,协同发展。对于投资企业,雪松往往拥有绝对的控股权,且一旦决定投资,就会从项目概念开始,组织各种资源,将项目孵化壮大,进行全程的管控和培育。用张劲的话说,这样才有可能实现100%的价值创造。
目前,雪松控股旗下的大宗商品供应链管理及金融服务项目“供通云”(供通云供应链有限公司),便是张劲产融一体理念的一项实践。
供通云的前身君华贸易起步于1997年,早期主营铝、锌贸易,后由于竞争激烈,加上2007年国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影响铝市,重心转向以铜为主的有色金属领域,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采购、销售、供应链管理、供应链金融等服务。
经过多年的产业升级,供通云已经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有色金属供应链服务及供应链金融提供商,占据华南地区流通量的40%,年供应量约30万吨。 其与上游大型冶炼厂有长期合作关系,是云南铜业(000878)、昆明铜业、紫金矿业(601899)于华南最大的分销渠道,是紫金矿业于华北地区的包销 渠道商。在下游,供通云拥有企业终端客户逾500家,服务华南市场80%的终端客户。据称其2016年销售收入将达到500亿元,“今年保守估计有1.7 到2个亿净利润,明年估计要翻到5到8亿。因为供应链金融一旦突破临界点,空间就打开了”。
张劲表示,目前,供通云正将铜业的成熟模式横向复制到铝、油、玻璃等大宗商品领域,“2016年,预计供通云平台会做到500亿元销售额,但其 中有200亿元已经不是铜了,因为铜是有天花板的,全中国就只有那么多铜在流通,不可能全部让我们做。在新的领域,我们做的还是与供应链金融相关的业务。 我们希望未来做到平台销售额2000亿元,但其中60%不会是铜了”。张劲表示,之所以敢提2000亿元的目标,因为大宗商品本身市场规模大,而“供通云 在全国已经做通了供应链,当我们成为一个个行业的核心企业之后,市场空间就有了”。
事实上,包括银行在内的众多金融机构都有涉足供应链金融,但张劲认为,这一业务的关键在于风控,“供通云作为供应链的核心企业,做到了银行做不到的风控手段,达到风险闭环,从而赚到银行赚不到的钱”。
从1997年的君华贸易到今天的供通云,张劲在这一领域耕耘了将近20年,“要知道供通云做到今天,花了十几年时间来培育市场,是一个一个市场 去敲门的”。而供通云也是张劲最希望尽快对接资本市场的一个项目,因为“供通云上市获得资金支持后,会极大提升竞争力,从而巩固在某些行业的垄断地 位”。
探索保障房PPP模式
供通云之外,雪松控股在保障房领域拓展的PPP模式,也被张劲寄予厚望。
说起进入保障房领域的初心,张劲表示,“我参观过很多地方的保障房,因为政府给的造价极低,再加上发展商偷工减料,很多保障房建造得相当低劣。这么多年,实际上政府已经盖了很多套保障房,但入住率非常低”。
能否在政府承受的成本范围内,提升保障房质量?张劲做了很多研究,包括印度的“流沙经济”,用最低的成本来做一些对穷人实用的东西。最终,他把哈耶克“商业才是最大的公益”的主张注入进来。
“我们的构思是,将保障房供应当作一种商业行为,政府或者低收入人群向我们购买服务,我们承诺,出现质量问题是自己的责任。而现在的保障房体制 下,如果出现质量问题没人敢说,因为政府给你几乎是免费的”。“我们研发了一套保障房标准,可以做到以商品房的标准来建,而且还略略有些盈利。政府给你每 平米2900元盖30层,肯定是不够的,但后期可以通过物业管理等别的运作来补充,最后还略有盈利”。
保障房的建造中,还有一大问题是回款,政府通常要分很长时间支付款项,有时是5年、10年甚至15年,对于企业而言,资金成本、通货膨胀等一系 列因素都有可能导致上述计划流产。“但我们可以将这些应收款打包成ABS,通过资产证券化,实现提前收款。这样的产品有政府背书,相对是一个好的金融产 品。我们在南宁做出了一些范例,南宁的项目一改以前的政府努力做工作让住户接受保障房的局面,发展成平均5户来抢一套房子,第一次出现保障房推广中供不应 求的现象”。
张劲希望,雪松控股能在明年底之前成为中国保障房及非保障房领域最大的PPP提供商。这个看似宏大的目标,张劲认为并非遥不可及,“雪松不是重资产公司,只要和建筑公司合作,做好设计、建筑控制以及金融等几方面的产业协同,完全有理由做到”。
当然,这个模式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需要很长时间磨合,需要不断研发、试验,最大的壁垒就是产业协同的问题,“单独做房地产、建筑或金融的公司都不行,必须要有高度的产业协同,如果自己没形成很好的生态圈,几乎都不可能做成功”。
谋局服务领域
房地产和供应链之外,雪松控股自2008年开始在社区服务、汽车后市场等领域谋篇布局,目前正大力打造的项目包括社区020服务平台“大白管家”、汽车销售和汽车后市场服务平台“河马云汽”以及雪松文旅等。
“我们的物业管理公司已经启动2017年在香港上市的计划;最快今年内,我们的大白管家要做到全国社区O2O领域的老大;汽车后市场这一块,我 们希望明年底能够达到全国二手车交易10%的市场份额;PPP板块,我们今年的目标是能成为企业投入的PPP行业中最大的民营企业。总而言之,在明年年 底,雪松旗下的所有实业必须达到国内某个细分产业的第一。”
这些步子与现在的供给侧改革思路不谋而合。“我们始于资本市场,受惠于地产黄金十年的发展,现在转向‘供给侧改革’相关的产业投资,对于未来10年,我们非常有信心。”
张劲表示,想去做新的产业,首先要有开放的心态去拥抱行业的“大咖”,“我们提出了事业合伙人的计划,对于公司的高层员工,我们不是招聘高级职 业经理人,我们是招募老板和股东,相对于目前市场的股权激励更多像老板和职业经理人的博弈,我们采取了赠予的方式,直接让高管成为股东”。基于物业管理业 务优势,张劲自2008年开始在社区服务等领域谋篇布局,目前正大力打造社区020服务平台“大白管家”。
张劲表示,自己5年内的工作重心就是培育产业,并将发展较好的板块推向资本市场,力争未来3至5年实现旗下5家公司在内地或香港上市的目标。“我们从资本市场起家,20年后,我们回来了”。
負利率和富人避稅,使得東京公寓大樓的價格不斷走高,甚至超越二00七年的迷你泡沬期,但瓦解的徵兆浮現,泡沫已近尾聲。 東京公寓大樓的價格不斷 走高,已經逼近二00 七年的迷你泡沫期。東京二十三區的新建大樓,價格漲到每平方公尺百萬日圓;也就是說,七十平方公尺(約二十一坪)的新屋就要價七千萬日圓以上(約二一00萬元新台幣),對一般家庭來說,擁有一戶新房簡直遙不可及。 事實上,這樣的價格,已經超過0七年的迷你泡沫期。 根據不動產經濟研究所的資料,首都圈(東京都和鄰近三縣)新建公寓大樓整體的每戶平均價格,0八年至一二年間大致維持在四五00萬日圓上下;一三年度起上揚,一五年度達到五六一七萬日圓,年增率達到一0.四%。東京都二十三區一五年度的新屋均價,則比前一年漲一三.四%,為六八四二萬日圓。 拜房價走高之賜,日本五大綜合不動產業者的公寓大樓部門獲利均轉好。一五年度第三季為止,各公司的住宅部門營業利益率約一二.九%,較前年同期成長一.四個百分點。主因在於,富人購買高價的物件。 三月公告的住宅地公告地 價中,全國最高價落在東京都千代田區的番町一帶。東急不動產正在這裡推案子,平均每坪要七七0萬日圓,每戶要價二億到六億日圓左右,但「幾乎不必打廣告,只靠當地的看板就賣掉了。」 遺產稅調高 富人抱現金不如置產 自從一五年一月遺產稅增 稅以來,越來越多富人覺得與其抱現金,不如購屋。出於節稅目的而購屋的人,資產評估額都以幾千萬日圓為單位在減少,節稅目的幾已達成。一般認為,新建公寓大樓價格還會走高,瑞穗證券公司資深研究員石澤卓志說:「應該還會上漲兩年,只是上漲幅度減緩。」不過,房市已有一些警訊出現。觀察一般受薪家庭容易下手的郊區家庭武住宅,可以發現異狀。郊區物件由於地價便宜,房價總額中,建築物的建設費用占比較高,建材漲價導致售價上漲,超出消費者的購買力,銷售狀況自然不好。 一五年度,首都圈公寓大樓發售戶數比前一年度減少一四. 四%,成為三萬八一三九戶,0九年以來首度跌破四萬戶。 房地產銷售惡化的訊號,從廣告也可以看出來,其中之一是「雙重價格廣告」的復活;也就是在先前的售價上打叉,同時標示打折過後的新售價。這是家電量販店常用的手法,但房地產業者很久沒用這一招了。因為新大樓推案到一半卻降價求售,勢必會引來已經購買的顧客抗議。 一般來說,就算銷售狀況不佳,通常也以附贈家具等方式促銷,盡量避免直接降價。 既降價,還公然打廣告,就證明了銷路大有問題。之前普遍看到這種現象,是在迷你泡沫破滅的0八年,這種廣告手法可說是打價格戰的前兆。 另一方面,負利率政策的影響又如何呢? 在投資用公寓大樓的部 分,影響很大。各報總是刊滿投資用大樓的廣告,由此可見其活絡。但專門銷售整棟投資用公寓大樓的Dear Life社長阿部幸廣認為,「民眾一旦習慣於負利率,期待報酬率會漸漸下滑,價格會漸漸上漲。」 負利率效應 不動產價格上漲難以持續 根據不動產鑑價中常用的 「租金報酬率還原法」,不動產價格可以用「不動產的租金報酬除以期待報酬率」推估。由於負利率政策會讓分母期待報酬率下滑,將會導致不動產價格上漲。 不過,日生基礎研究所主任研究增宮守認為,「只因為低利率,就讓不動產高價正當化的狀況,不會永遠持續下去。」首都圈的出租住宅,二月的每戶平均租金已連續五個月下跌,到達八.五二萬日圓(較前一年同月減少一.六%)。「在投資用住宅的部分,租金沒漲;在自用住宅的部分,購屋者的所得沒漲,假如只有不動產價格繼續在漲,那就是泡沫了。」他提出警告。 辦公大樓市場的泡沫不斷 膨脹,終究會瓦解。雖然不少人認為,上次的迷你泡沫,與利率一再創下歷史新低點的現在,情勢並不相同,但大家確實已意識到,可以算是新武的這個迷你泡沫,正進入攤底牌的階段。 |
買房、建廠等傳統的投資模式,已經不能滿足中國富裕人群跨境投資的需求。一批矽谷獨角獸公司名聲大噪,為國內高凈值人群帶來新的投資機會,對比傳統模式,這樣的投資機會簡易方便、回報不菲,雖然風險較大,然而成為某個用技術改變人類生活的企業的股東,對於這個人群來說是一種致命的吸引力。
作為國內資本與矽谷項目的對接平臺,VentureShares(下稱“VS”)每周都會舉行至少一次項目路演,向高凈值人士介紹一些來自矽谷的項目。
目前,VS成功投資了16個項目,其中包括Space X、Airbnb、Magic Leap等獨角獸公司。投資門檻為10萬美元,對比動輒上百萬的風險投資,準入門檻相對較低。
“對於一些希望做股權投資的高凈值用戶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練手機會,風險與所花力氣都剛剛合適。”VS聯合創始人賴正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各取所需
招商銀行和貝恩公司聯合發布的《2015中國私人財富報告》指出,2015年中國個人可投資資產1000萬人民幣以上的高凈值人群規模已超過100萬人,全國個人總體持有的可投資資產規模達到112萬億人民幣。中國私人財富市場持續釋放著可觀的增長潛力和巨大的市場價值。
對於國內的個人投資者來說,矽谷的獨角獸既吸引又具有挑戰。過去因為獨角獸的高估值,投資者大部分為私募股權機構,資金不多的個人出資者很難在後期階段進入。
Ben Horowitz曾在《創業維艱》中將創業比喻成一件“比難更難的事”,99%的初創公司都會死掉,這個數字或許有些駭人,然而離事實相差不遠。
因此,早期股權投資機構都會將部分資金放到成功率更高的“獨角獸”企業中以降低風險。數據顯示,在2010年~2015年上市的13家獨角獸企業中,9家公司為其投資人帶來了正向回報,3家虧損,1家不賺不賠。
目前美國頂級VC、PE的投資門檻最低達500萬美元。對於手握幾十數百萬投資資金的個人投資者來說,獨角獸只能遠觀,他們的選擇範疇僅限於早期天使或者一些估值偏低的企業。“這樣的投資一般只有極有天賦的投資者或創業實幹家才能在其中取得收益。但對於普通高凈值用戶,更想用這部分錢去買的是未上市但已經非常成功的互聯網公司的股份,例如小米、Uber、滴滴等,可惜你這點錢根本沒人帶你玩。”VS創始人Justin Chan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而對初創公司來說,個人投資者的進入有利於增加股權的“流動性”,在每輪大額融資之間,帶來短期小額的資金支持。
對於一些開放的股權獨角獸企業,例如Palantir,通過內部的回購計劃,個人投資者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股權。然而對於平臺來說,這部分股權還不足以支撐其高凈值客戶的消費。因此,除了與公司對接,一些希望盡早退出的早期投資機構或者組織也為平臺提供一部分股權。
“每一輪早期投資人都有優先購買或出售權,但因為每到下一輪公司估值變大,又要投入很多資金,不符合資金安排的策略,在中國很多時候這個權利會給自己LP或者直接放棄,而在美國很多機會基金會跟這些早期資本合作,在下一輪跟投的時候早期的投資人或者投資機構會把自己的優先認購權讓給這些機會基金,所以美國機會基金也掌握了少量的獨角獸股權。”賴正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解釋道。
類似二級市場,這些買賣來源於對獨角獸企業的估值調整。“以前大部分人都看好互聯網行業,因此覺得這些公司只能漲不能跌,但是好的跟不好的同時存在才是正常的市場。”賴正說。
風險並存
“9家公司中一半天堂一半地獄。”賴正在VS現場路演時如此描述這些獨角獸公司。這也是個人投資者投資獨角獸時所面臨的風險。
每次路演,VS的投資經理都會對在場的投資人強調早期股權投資的風險性以及合理分配投資組合的重要性。而基本上,VS平臺上所選擇的目標客戶群體也都能承受一定程度的風險。
賴正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互聯網企業中高層、高知富二代以及金融從業者三類高凈值人群更適合投資獨角獸股權。由於對互聯網獨角獸更為了解並且關註或者投資過美股,前兩類人群是目前VS平臺上的主要投資客戶。“相對來說,金融從業者投資渠道更多,因此要說服他們投資相對困難,除非他們本身對獨角獸公司感興趣。”賴正說道。
除此以外,在整個投資過程中,平臺本身所面臨的風險也並不比個人投資者少。投資過程主要的風險有三類:一、二級市場價差縮小甚至倒掛風險、交易法律風險以及信息不對稱風險。第一類估值風險在於對二級市場大趨勢的判斷以及企業基本面的判斷,第二類風險基於對交易法律條款的審核及制定。
目前,VS與美國kirkland&Ellis等全球多家律所合作一起制定能有效保護投資者的交易條款來降低部分的交易風險。
“我們做法類似PE,需要獲得公司財務信息,投研部門負責評估企業的獲利可能性,在滿足一定定性條件的基礎下我們才會選擇上架。同時在獲取出售標的時,會有至少兩個售出渠道進行信息比對,同時與多家有良好口碑的一級市場信息提供機構合作,獲取非公開信息,來盡量降低信息不對稱性。”賴正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近日,中國首份財富焦慮報告——《平安財富寶國人焦慮指數報告》正式對外發布。通過中國平安旗下財富寶平臺大數據分析,《報告》第一次系統、完整地介紹了中國高端人群財富焦慮狀況,並指出合理、積極的理財方式可以有效降低人們對財富的不確定性,緩解財富焦慮的程度。
報告根據大數據得出一系列有意思結論:富人比窮人財富焦慮感更高;年齡越低,財富焦慮感越低;男性比女性的財富焦慮水平更高;發達地區財富焦慮值最低;12星座中,天蠍座財富焦慮最高,金牛座焦慮感最低。
富人比窮人更焦慮
報告顯示,高端人群普遍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財富焦慮。 “ 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無論是月薪2萬,還是年收入百萬都覺得錢不夠花,股市大起大落,即使是千萬富翁面對財富貶值也不知所措,害怕錯過任何理財信息……從身價上億的60後,到70後的千萬富翁,再到初入職場的90後,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財富焦慮,財富焦慮已經成為一種時代病。”
那麽,財富焦慮感從何而來呢?報告指出,當前社會國民對財富需求的膨脹已達到歷史高峰,而財富的不確定性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高期望值與高不確定性之間存在的嚴重落差,讓國民產生巨大的精神壓力。但普遍國民的心理素質培訓不足,在面對財富不確定性的負面風險時,自我調節能力和情緒管理不足,進而產生很大的焦慮。
報告通過大數據分析得出不同年齡、不同行業、不同城市、不同星座細分人群的財富焦慮情況。在地域層面上,“北上廣”一線城市的焦慮程度並不高,顛覆了“一線城市財富焦慮更高”的普遍認知。
“從早些年大媽搶購黃金,到富人移民潮,這種現象顯示出,整個社會正彌漫著對財富的焦慮情緒,如果不及時解決,對經濟和社會的負面影響是不可估量的。”報告稱。
那是不是“掌握更多財富的富人就不會為此而焦慮呢?報告認為,富裕人群管理著比常人更為龐大的財富,一方面擔心辛苦賺到的錢在經濟增長放緩的現實中稀釋;另一方面需要考慮龐大的資產配置及財富傳承問題。所以,富人面對的財富安全不確定性更強、風險更高,財富焦慮程度更嚴重。而財富焦慮程度越高,越偏好購買風險高的理財產品。
天蠍座財富焦慮最高 金牛座焦慮感最低
在年齡與財富焦慮的相關性上,年齡越低,呈現財富焦慮越低的趨。勢根據財富寶平臺數據顯示,相比80後、90後,擁有更多個人財富的70後用戶更傾向購買風險更大的浮動收益率產品,這一數據也印證了以上結論。
報告指出,男性比女性的財富焦慮水平更高,調查顯示,大部分女性希望理財更有底氣和安全感,所以和財富焦慮高的男性投資者追求高收益的風險投資(股票、期貨、黃金等)相比,財富焦慮更低的女性更傾向考慮收益穩健的投資機會。
經濟發達程度與居民財商指數正相關。報告顯示,發達地區財富焦慮值最低,經濟發達地區的人理財更積極,財富焦慮水平也更低。在行業上,金融行業財富焦慮感最低,行業特性使得金融從業者的抗壓能力和抗風險能力更高。
有意思的是,在星座層面上,一貫以穩重踏實、有理財技能著稱的金牛座財富焦慮值最低,而愛面子、有野心的天蠍座財富焦慮感最高。
緩解財富焦慮:學會理財 選好平臺
根據報告披露的數據不難發現,這個時代大家都在焦慮,但財富焦慮感較低的人群有一個共性,他們普遍都有理財的習慣。
基於此,投資理財好的平臺變得尤其重要。正這一背景下,2014年10月,平安財富寶應運而生,這是平安集團旗下面向客戶的O2O理財平臺。對於這一平臺的初衷,平安信托副總經理鄭建家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等媒體采訪時表示,財富寶是平安集團3.0時代衍生出來的工具,是基於整個平安集團互聯網金融方面的戰略做定位於高端用戶在財富管理的布局。希望通過傳統金融發揮集合互聯網便捷、快速、了解客戶,用高科技的手段來幫助客戶快速地做到自己需要做的工作。
2015年下半年以來,股市不振,投資者避險需求提升,央行多次降息引導利率下行,“寶寶類”和信托等產品固定收益率持續走低,尤其是在今年人民幣貶值加劇的背景下,如何實現財富的保值增值,進行合理的資產配置是擺在每一位投資者面臨的問題。
對此,鄭建家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這首先要了解客戶的風險承受能力,結合自身狀況提供綜合資產的配置方案。在當前人民幣貶值的趨勢下,尋找大類資產配置領域方面,首先建議投資者不妨購買以人民幣計價,投資標的在海外的資產,這需要專業的平臺尋找海外優質資產項目;其次,黃金成為重要的避險資產,視市場走勢擇機進出;再次,在當前國內股市和港股估值較低的階段,可以適當配置股票長期持有。
平安信托財富寶事業部總經理賈敏進一步補充道,雞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里。但這一理念在很多投資者現實層面做不到,正是基於此,組合產品是平安財富寶的策略重點之一,一方面降低產品的固定收益率,另一方面提供更多提供結構化的產品,滿足不同偏好投資者的需求。第二個策略是長期投資,去年六月份到現在,個人投資者非常明顯地在追漲殺跌。而在長周期的投資中,周期越長安全邊界越高,很多投資者做不到,這需要專業的投資團隊來幫助投資者打理資產。
王寶強離婚可能面臨的人財兩空,讓身處金融圈的“家族信托”意外地火了一把。
近兩日,《假如王寶強做了家族信托……》、《假如王寶強沒做家族信托……》等文章在朋友圈里刷屏,隨後一些信托和私人銀行等專業機構站出來紛紛指明這些文章的錯誤,普及家族信托的正確“打開方式”,甚至有信托公司為王寶強定制了一款“寶寶家族信托”方案。一時間眾說紛紜,熱鬧非凡。
“王寶強離婚案對我們做投資者教育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和教科書。以往我們也經常對客戶講婚姻風險和財產隔離,但很多客戶覺得是在故弄玄虛。我估計,最近會有很多客戶來向我們咨詢家族信托的事情。”昨日,某國有銀行私人銀行部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感慨。
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多位私人銀行業界人士表示,近兩三年來,中國的富人在理財觀念上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從以往單純追求高收益,變為現在更重視風險和保值。
家族信托適合超富裕人群
“王寶強離婚的財產問題,很難用家族信托解決。不過,在他下次再婚之前設立家族信托,倒是非常有意義。”上述國有銀行私人銀行部人士對本報記者稱。
為何家族信托挽救不了現在的王寶強?
興業銀行私人銀行部總經理薛瑞鋒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解釋道,家族信托是一個可以解決結婚前財產規劃問題的法律工具,比如高凈值人士在婚前可以把個人財產放入家族信托,信托受益人設為父母和子女。一方面可以通過信托分配為父母和子女提供生活保障,另一方面也避免個人財產因為再婚後的財產混同而變成夫妻共同財產。但家族信托如果在婚後設立,因為婚內賺的錢都是夫妻共同財產,設立信托就需要配偶簽字同意,並且信托利益的分配條款很大程度上也與夫妻雙方在婚姻中的權力地位有關。
因此,那些嚷嚷著王寶強沒設立家族信托致使人財兩空的說法,在專業人士眼里實在牽強。王寶強的財富絕大部分都是婚後賺的,婚前沒有足夠的錢設立家族信托,而婚後設立家族信托則要看配偶的態度了,一般來說,配偶會在意自己是不是受益人以及利益分配比例等問題,雙方必須達成高度一致,才可能成功設立家族信托。
不過,當事人如果再婚前設立家族信托倒是非常有意義。“委托人將資金劃到信托賬戶之後,資金就不再屬委托人所有,而是成為信托財產,只能按照信托合同條款進行分配,信托財產的獨立性可以實現規避婚姻風險和隔離企業經營風險的目的。”薛瑞鋒介紹說。
薛瑞鋒介紹道,現在越來越多的高凈值富裕人士設立了家族信托,這些客戶往往在婚姻和企業經營上遇到過挫折,因此在財富保全上開始反思並吸取教訓。“這些客戶的資產量一般都在1億元以上,拿出10%~20%的資產設立家族信托。這與國外仍然存在思維差異,歐美國家的富人一般會將80%的資產設立離岸家族信托。”
上述國有銀行私人銀行部人士亦對本報記者說:“前幾年,‘創一代’這種財富傳承意識還不是很強,但近兩年設立家族信托的富人越來越多,似乎意識突然就起來了。在臺面上講,他們要考慮婚姻風險、企業經營風險;而在臺面下,還有很多隱晦的因素,比如非婚生子女撫育,婚姻關系複雜等。”
他還介紹,其所在省份的該行私人銀行已經簽下幾十單家族信托,每筆信托的起點為兩三千萬元。興業信托相關負責人亦對本報記者表示,從2014年布局家族信托開始,至今已有數十位高凈值客戶設立了家族信托,起點為1000萬元。
而資產只有幾千萬元的高凈值客戶,設立家族信托有一定難度。“一是國內私人銀行為客戶配置家族信托的門檻一般都是2000萬元為起點,二是運作費也很貴,一般每年要收取1%~2%的固定管理費。”上述國有銀行私人銀行部人士說。
值得一提的是,接受采訪的多位人士不約而同地談到,家族信托並非萬能。“很多人將家族信托看成是避稅、防範債務的工具,這種說法過於神話。如果一位企業家本身有欠債,在事發前他做了家族信托,惡意逃避債務,事發後這項家族信托會存在無效或被撤銷的法律風險。所以,無論是稅還是債,都必須符合法律規定。”
富人財富管理面臨兩個風險點
事實上,家族信托的逐漸興起,從側面反映出國內富人理財觀念的轉變。
“我記得2008年~2009年間,很多客戶來我們這里,都問能不能每年獲得10%~15%的收益,那時普遍是追求財富增值。但在國外,成熟的私人銀行為客戶管理資產首先追求的是財富保值和傳承。”薛瑞峰說,他遇到的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這幾年,資產量越大的客戶越不跟銀行談收益,轉而越來越關心財富傳承和風險隔離。“按照我們的統計,中國高凈值人群的財富,自己一生只能花30%,剩余的70%都是在為下一代打工。所以財富傳承和風險隔離非常重要。只有那些資產總量一兩千萬元的高凈值客戶,才更關心財富增值,往往通過房產、實業和股權投資等渠道尋求高收益。”
“國內私人銀行至今已有近10年歷史,經過這麽多年與客戶的磨合和教育,近幾年高凈值客戶的財富管理觀念的確發生了很大變化,最主要的就是以前重視收益,現在這個觀念淡化了,客戶開始接受資產均衡配置,對風險關註也更多。”上述國有銀行人士表示。
談到風險,興業信托上述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中國的高凈值客戶目前通常遇到的風險有經營風險、婚姻風險、財富傳承風險、避稅風險、健康風險等,這些風險很多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沒有實現財產的隔離。一旦某個方面發生問題,就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如果不去理會財產管理的風險規避,只去一味強調保值增值,那麽運氣好一點的,掙再多的錢也是給別人打工;運氣差一點就可能傾家蕩產,一無所獲。”
該人士的觀點得到了其他受訪人士的贊同,不過,在這麽多風險中,目前最被關註的風險,一是婚姻風險,二是經營風險,即隨著經濟下行,很多“創一代”都面臨企業會否破產、能否持續經營下去的問題。
“這兩個風險主要有兩個解決方案,一是買保險,二是設立家族信托。”薛瑞峰說,在風險隔離和傳承方面,保險與家族信托的功能有部分相似之處,比如都可以設置受益人,但家族信托在利益分配方面有獨特優勢,比如可以規定遇到婚嫁、買房買車、創業、醫療等大事,甚至可以設置激勵條款,當約定事項觸發時受益人可以從信托計劃中領取一定金額的信托利益。
購買保險也可以達到隔離風險的作用。據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私人財富法律風險管理專家李爽介紹,比如在婚後購買壽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去年12月的會議精神,將被視為夫妻共同財產,不過可以通過保險的架構調整來控制婚姻資產的安全,比如通過將受益人設為子女、父母,該保單將不被視為夫妻共同財產。
富人理財最關心的三件事
隨著富人理財觀念的改變,為他們服務的金融機構也開始調整服務策略。
在私人銀行起步的最初幾年,很多私人銀行大打增值服務牌,提供高端紅酒品鑒、藝術品鑒賞、高爾夫球會、購買遊艇等服務。如今他們發現,這些“錦上添花”的點綴已經漸漸被淡化,“因為富人更關心一些核心的幹貨。”
“我們發現,高凈值客戶現在對兩個話題尤其感興趣,一是財富傳承教育;二是稅務和法律知識。”興業銀行私人銀行部投顧負責人趙韶華對本報記者說,去年,興業銀行私人銀行舉辦了第一屆財富傳承俱樂部活動,邀請30多位該行超高凈值客戶的二代子女參加,同時邀請五道口金融學院專家和知名企業家,分享企業接班和企業經營中“二代”關心的話題,為這些子女未來接班做知識儲備。
“我們在邀請‘二代’時會有一些考量,邀請的‘二代’通常都是大學畢業,年齡不到30歲,這樣他們會有共同的興趣點和話題,在接班或者創業中有相似的疑惑可以在微型私董會上進行交流。活動開始可能比較矜持,但通過歡迎酒會、團隊拓展等活動漸漸打成一片,開始爆發出一些超年齡的想法,很有趣。在活動之後,‘二代’們建立了微信群保持聯系,不定期組織活動,分享和交流生活工作的感受,在各個方面互相扶持互相幫助,成為圈鏈經營的典型。”趙韶華介紹。
而高凈值客戶之所以關心稅收,很多是基於移民和子女留學和境外購房等方面的需求,因為不了解境外稅收政策,他們往往把“外國的月亮看的很圓”,而忽略背後的代價和應盡的義務,稅負就是高凈值客戶涉足海外需要特別考量的問題,私人銀行往往會請專業的會計師事務所對客戶進行培訓和講解。
上述國有銀行私人銀行部人士則表示,國內富人關心稅收問題,還有部分原因是他們往往有很多資產在境外,而國外有些國家開征遺產稅,因此必須補充這一類知識。“除了上述兩個話題,中國的高凈值客戶還非常關心資產全球配置。無論是資產轉移到國外,還是移民和子女留學需求,與資產全球配置都是息息相關的。”
他介紹稱:“這兩年客戶關註移民和家族信托的很多。今年關於移民的講座我們都舉辦了很多場,各個分支行都在做,每周我們都要請專業的移民公司過來做兩三場。家族信托的講座,我們一年要做十幾場,大規模的活動就請專業的律師事務所給客戶做講座,小規模的就請信托公司。”
美國大選已經進入倒計時,而民主黨很有可能在富人的幫助下,獲得幾十年來第一次壓倒性的勝利。
民調顯示,在美國高收入家庭之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明顯比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更受青睞。
研究公司益索普(Ipsos)的7月份“富人晴雨表”調查顯示,年收入10萬美元以上的家庭(在美國處於最上層1/4)之中,有45%計劃投票給希拉里,28%計劃投票給特朗普。其余未決或計劃投給另一位候選人。
把圈子進一步縮小之後,兩位候選人之間的差距就越發明顯了。年收入25萬美元以上的家庭(在美國處於最上層5%)之中,53%計劃投票給希拉里,而25%計劃投給特朗普。
假如這些數字保持到現在,那麽美國民主黨可能迎來近些年來最受富人支持的一屆大選。
哥倫比亞大學統計與政治科學教授安德魯·格爾曼(Andrew Gelman)表示,相對於之前的趨勢,這將是一種根本性的轉變。
富人階層向左傾斜?
一個問題耐人尋味:假如希拉里贏得精英階層的大力支持,其原因究竟是富人階層的政治與政策偏好出現結構性的轉向,還是純粹是出於對特朗普一人的厭惡?無論是何種情況,幾十年來,共和黨在富人階層中一邊倒的支持率都會在這場大選中被打破。
另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是,隨著加州、紐約和整體偏左的科技產業不斷創造並積累財富,富人階層是否開始在政治上向左傾斜?
格爾曼說,這種情況可能是因為出了特朗普這麽一個異常因素,也有可能是真的出現了政治格局的變動。至於究竟是哪種情況,也許若幹年後才能見分曉。
益索普的調查數據顯示,富人們與其說是支持希拉里,倒不如說是反對特朗普。今年春天,年收入在10萬美元以上的民主黨支持者中,希拉里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支持率各占半壁江山。在傾向於支持共和黨的富裕選民中,特朗普、特德·克魯茲(Ted Cruz)和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三人不分上下。到了夏末,希拉里幾乎把所有的桑德斯支持者都收歸旗下,而特朗普卻沒有說動大部分的克魯茲和盧比奧支持者。
對此,益索普首席洞察官、益普索富人調查總監斯蒂芬·克勞斯(Stephen Kraus)說,富人們似乎更多地是擔心特朗普上臺,而不是對希拉里有多熱心。
歷史趨勢要扭轉?
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高收入選民向來比普通民眾更傾向於支持共和黨。
格爾曼說,在1956年和1960年,共和黨在收入最高1/5人群中的支持率只略高於收入最低1/5人群。但根據格爾曼的研究,到2000年,前者支持率已擴大到後者的兩倍。
格爾曼表示,富裕人士自然喜歡有利於自己的政策,而降低稅收、精簡政府機構這些共和黨的基本政策,比起大政府和財富再分配來說,顯然對他們更有吸引力。
只要富人們瞅瞅自己的錢袋子,選誰當總統應該是不假思索的事。
美國稅務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提供的數據顯示,特朗普承諾將1%最富群體的聯邦所得稅降低25個百分點,使他們每年能少繳21.5萬美元的稅款。特朗普還承諾取消遺產稅,減少監管,削減資本利得稅率,為某些企業主設置超低特別稅率。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希拉里將使1%頂尖富人的每年多繳11.7萬美元的稅款,讓0.1%的超高收入群體每人每年多繳80萬美元。她還將增加某些資本收益的稅收,限制富人可鉆的稅收空子,並擡高遺產稅稅率,給財富繼承設置更高的門檻。
1%何苦為難1%
有人認為,在本屆大選中,富人之所以一反常態,變得更傾向於民主黨,是因為許多最富有的州,比如加州、紐約州、康涅狄格州和馬里蘭州都是支持民主黨的“藍州”。但蓋爾曼的研究表明,雖然富裕的各州越來越偏向民主黨,但富裕的選民們依然更偏向於支持共和黨。
“任何一個州的富人都支持共和黨,但在較不富裕的州,共和黨的整體支持率更高。”格爾曼說,“因此,將富有選民和富有州等同起來,或者是更加籠統地把各州劃為紅州和藍州,這樣做都是有誤導性的。”
在本屆大選中,沒有一位候選人公開爭取富人的投票。但據益索普分析,富裕選民投票的可能性比一般大眾高出15%至20%。在大選中的贊助活動也使他們擁有了左右選情的力量。
益索普的克勞斯說,雖然兩位候選人都屬於最上層的1%,但當下他倆誰都不想被視為那1%所支持的對象。
據汽車新聞網站Autonews報道,目前福特以及通用汽車正計劃通過皮卡(Pickup)車型吸引更多的中國富人,在通過皮卡來改變中國人的消費觀念的同時,進一步擴大中國市場。
在中國,一談到卡車,大部分人通常會聯想到農民以及建築工人等。但在美國,情況則有很大不同,皮卡是汽車制造商們的主要產品,而且福特以及通用汽車還計劃將皮卡瞄準中國的富人。
在中國絕大多數城市,卡車僅在夜間才能駛入市區。但由於經濟發展放緩、汽車銷量也隨之變慢,今年中國四個省份——雲南、遼寧、河北和河南省啟動了一個試點項目,放寬對卡車的管制,以試圖促進生產。
隨著管制的放松,美國皮卡制造商們也將目光投向中國市場,並試圖將它們的卡車產品與中國本土制造商——長城汽車、江鈴汽車等產品區分開來,進而吸引中國的富有階層。
福特今年四月表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市場,福特將在中國市場推出其F系列的一款高性能車。福特F系列在美國暢銷已達34年之久。同時,福特的一名發言人也表示,根據今後的需求以及法律監管條例,公司正在研究是否也將暢銷的F-150或者漫遊者(Ranger)等車型引入中國市場。
福特汽車(中國)有限公司市場銷售及服務副總裁劉淳瑋表示,福特Raptor瞄準中國四類人群。第一,有錢人,他們希望與眾不同;第二,大企業家,在傳統商用車之外再購買一輛新車;第三,廣大司機群,他們希望擁有一輛可應對所有情況的車;第四,設備發燒友,他們單純喜歡車子的機械原理。劉淳瑋同時表示:“購買福特Raptor的車主可能同時也有其他高端車型了,這僅僅是他們的另一個玩具。”
中國政府在投入巨資支持清潔、綠色汽車科技發展的同時,日益富有的中國消費者也在推動著大型汽車以及SUV銷售的快速增長。現在,在SUV領域利潤空間已經被大大被壓縮了,因此汽車制造商們轉而投向了外國高端皮卡,希望借助外國皮卡車型深挖潛在利潤空間。
在廣州車展上,福特以及通用都展示了各自的皮卡,比如雪佛蘭科羅拉多(Chevrolet Colorado)以及西爾維拉多(Silverado)等。他們還通過拉拉隊甚至是樂隊進行皮卡的造勢宣傳。不過,在車展上福特以及通用都未宣布相關車輛的價格,售價有望將於明年發布。由於中國對進口車征收25%的關稅,與中國本土車企相比,外國車企如何更好地獲取利潤將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
皮卡的上升態勢
目前,皮卡只占中國汽車市場的很小一部分。市場研究機構IHS Markit預測,今年中國市場上皮卡的銷量將增加14%,達到368791輛,但這個數值只占中國輕型車市場的1.4%。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市場今年皮卡銷量預計可達270萬輛,占市場的15%。
河北省皮卡試點項目一位官員Yan Ningya表示,河北擁有長城汽車和其它車企,皮卡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一半。但目前,試點項目未能提高皮卡的產量,自試點從五月開始執行起,當地政府需要一年的時間來進行影響評估。
Yan同時表示,之後中央政府可能會采取後續舉措以促進皮卡生產,比如,中央政府極有可能會將皮卡劃歸為乘用車而不再是商用車。Yan說:“今後中國的皮卡市場可能非常龐大,”不過,中國本土品牌需要對自身產品進行升級,以滿足中產司機們的口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