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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英國”：銀行巨頭“暫時不搬”

英國首相特蕾莎·梅本月17日發表公開講話宣布，英國將堅持退出歐盟單一市場，並打造“全球化英國”。

對於梅姨此番發言和她的12條脫歐計劃，各銀行業巨頭們一改此前堅決反對的態度，轉而觀望——既然反對無效，而且圍繞脫歐的談判雖會在3月底觸發，但隨後還有長達兩年的談判期，那就先看看再說好了。由於英國脫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市場準入安排的相關談判有可能需要耗費更多時間，因此不必急於一時。

在1月18日的達沃斯論壇上，匯豐控股首席執行官歐智華稱，匯豐將在英國脫歐後把創造約20%交易收入的員工遷至巴黎，但他同時表示：“我們今年不會搬，明年也不會搬”，具體遷移計劃還要看脫歐進程。

“人才轉移是一件‘棘手而昂貴的事’，調遷員工，成本高昂且費時，‘沒有人想這麽做’，”匯豐銀行董事局主席範智廉稱，銀行不希望因英國脫歐而不得不轉移。

就本月19日德國媒體關於高盛將在英國裁員並將部分員工遷移至法蘭克福的報道，高盛20日發布聲明否認。高盛在聲明中稱：“我們仍在研究退歐公投可能帶來的所有後果，關於退歐談判的結果對銀行業的影響尚存諸多不確定性，因此我們還未就最終反應做出決定。”

在瑞銀方面看來，英國脫歐將帶來更多波動，瑞銀對英國脫歐采取觀望態度，董事長阿克塞爾·韋伯坦言：“只要我們有兩年的市場準入，壓力就不會那麽大。”瑞銀投資銀行部資深總裁Orcel也表示，瑞銀具體采取何種行動將基於英國脫歐的細節。

摩根大通法國總裁Kyril Courboin近日稱，該公司並不情願在英國脫歐後將大量工作從英國轉移至巴黎，他認為，歐洲面臨極大的政治不確定性，目前還不是做出決定的時候。

當然也有著急“跳水”的，花旗銀行此前就已計劃將英國倫敦的900個工作職位遷往愛爾蘭都柏林，並且已經討論在該市租用辦公地址的選擇。花旗銀行英國業務負責人表示，無論英國未來達成何種協議以進入歐盟金融服務市場，花旗都會將其在倫敦的金融工作崗位轉移到其他歐盟國家。

由此可見，梅姨的強硬態度並沒有讓銀行家們想要立刻采取撤離行動。2017年是法國、德國、荷蘭的選舉年，政治上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因此，銀行家們此時選擇觀望，並不貿然行動不失為明智之舉。

為推進全球化戰略 阿里在墨爾本設立澳大利亞新西蘭總部

阿里巴巴集團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總公司4日正式在澳大利亞墨爾本成立。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表示，澳新總公司將助力澳新兩國中小企業快速向農業和服務業出口轉型。

據新華社報道，馬雲表示，澳新總公司成立是阿里巴巴集團國際戰略最重要的一步，澳新總公司將幫助更多中小企業走向世界，向全世界人民分享澳新高品質產品。

他稱，自己與澳大利亞有著不解之緣，澳大利亞是他除中國外最熟悉的國家。1985年經澳大利亞人肯·莫利先生的鼓勵和支持，年輕的馬雲第一次來到澳大利亞，這次旅行讓馬雲見識到世界的多姿多彩。

“澳大利亞改變了我，在中國之外，我最喜愛的國家就是澳大利亞，”馬雲說，“澳大利亞在我心中有著特殊的位置，這也是我要為澳大利亞中小企業創造更多機遇和就業的原因。”

馬雲說，他3日在與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會面時討論了電子商務對推動中澳兩國商貿合作的看法。雙方都認為堅持發展全球化經濟，對中澳兩國經貿關系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電子商務更有利於青年商人的發展。

另據阿里巴巴集團新聞網站Alizila，澳大利亞新西蘭總部將由阿里巴巴資深主管周嵐(Maggie Zhou)領導。周嵐和她的團隊將為在天貓平臺上的1300個澳大利亞和400個新西蘭企業提供支持，同時也努力將更多的新商家帶到阿里電商平臺上。

沈南鵬亞布力分享兩個觀點：智能時代的指數型演變與全球化機會

i黑馬 2017-02-10 11:55

i黑馬訊 2月10日消息 2016年2月8日-2月11日，在以“經濟轉型與企業家創新”為主題的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七屆年會上，紅杉資本全球執行合夥人沈南鵬發表了主題演講，分享了關於如何把握智能時代的見解，即“加速演變”和“全球化”。

以下為紅杉資本全球執行合夥人沈南鵬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七屆年會開幕式主題演講全文：

各位領導、各位亞布力的朋友們：

今天非常榮幸能來此做開幕演講。春節期間，很多企業家相聚時，大家都在探討2017年投資與產業發展的方向，不同的企業家與投資人可能會持不同的看法，但有一個詞大家都會不約而同地提到，那就是“人工智能”。毋庸置疑，智能時代已經來臨，並且在很多行業中有了實實在在的運用。

可以說，人工智能是過去幾年信息科技高速發展的重要產物。為了更好地把握智能時代，我們應該先回顧一下信息產業，尤其是互聯網行業的歷史發展軌跡。我有兩個核心觀點與大家分享：第一點是“加速演變”，第二點是“全球化”。第一點，大家很容易達成共識，但是這個“度”未必是所有人都能感知到的。第二點，在目前這個階段，恐怕有些人心中是畫著問號的。

“加速演變”指的是在很多行業的發展中，其增長呈現“指數型增長”，即“加速度增長”。大家知道，互聯網是整個信息產業發展中的主鏈條，全球移動數據量在過去的十幾年中以40%以上的速度增長，預測未來還會以同樣的速度遞增。另一個數據可能讓大家更好地體會到指數增長，那就是物聯網，我們看到全球的網絡連接設備爆發性增長，呈現出J型曲線。

再給大家看一組非常重要且有意思的數據，即全球每一個領先行業排名第一的公司獲得1億用戶所需的時間成本：無線電，38年；電信，11年；社交網絡（PC時代），3年；移動互聯網，1年；這個例子已充分說明，我們處在一個加速增長的時代。這種現象不僅僅發生在信息科技領域，也不僅僅是互聯網範疇，我們看到，在生物科學領域里面，基因測序的成本過去十年從6萬美金左右降到現在的幾塊美金，呈現出指數型下滑的曲線。

也許大家在中學時候都聽過“國王與棋盤”的數學故事：國王決定獎賞一位聰明能幹的宰相，宰相說陛下只要在這張棋盤的第一個格子內賞他1粒麥子，在第二個小格內賞2粒，第三個格賞4粒，每個格子賞賜數量是前一個格子的2倍就可以了。國王一開始聽到這個要求時，認為這個宰相要的並不很多，就爽快地答應了。當麥子不斷擺下去的時候，他才發現這已經遠超過國家財力所及。其實這個數字是巨大的，但到底有多大呢？總量居然是2的64次方，高達18,446,744,073,709,551,615粒小麥，這個數字我們今天讀都讀不出來，這就是指數級和線性級變化的天然差別。今天，指數級變化對人類的適應帶來巨大考驗，因為人的心理習慣於適應線性變化。很多企業家、金融家的直覺判斷正是基於線性的增長變化，指數級增長的趨勢將會是我們面臨的一項巨大挑戰。

我要分享的第二個觀點是關於“全球化”，雖然有些人擔心全球化趨勢可能會有所改變。然而，在過去十幾年中，互聯網作為創新技術帶來的全球化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就全球互聯網用戶分布比例而言，中國第一、歐洲第二、美國第三。互聯網在全球產業中的運用，非常重要的一個領域是電子商務，電子商務和傳統零售的差別在哪里？傳統零售主要是基於本地交易，電子商務本質上是全球連接，是全球商家與買家之間的交易，它幾乎在每一個主要經濟體中都越來越重要，並且在過去的幾年間每個國家都呈現出高速增長的態勢。

另外分享一組數字：在過去20年間，國際貿易從1995年的5萬億增長到2015年的37萬億，年複合增長率高達百分之十幾，遠超過全球GDP增長。從企業的層面來講，有一個現象非常值得註意，全球500強或者全球100強大部分是全球性和跨境擴張的企業，這點不足為奇。但是，比較有意思的是我們看到，一些全球優秀的信息科技企業，它們在早期就已經開始進行全球擴張，如：Uber和Airbnb這兩家公司發展不到六年時間，今天它們的生意版圖是全球化的；無人機領域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國企業大疆創新，其超過70%的市場份額來自海外，這也是得益於公司從創業初始的全球化定位；BAT的版圖當然不僅僅在中國，這點不多贅述；小米在印度市場的發展已經位列第二；京東的全球化發展也不斷創造出驚喜。

在這里，特別提一下滴滴出行和今日頭條這兩家年輕的公司，最近我們看到的消息是：滴滴出行進入巴西市場，參股了巴西本土最大的移動出行服務商99；今日頭條在春節期間全資收購美國短視頻應用Flipagram。這些公司在發展早期就已經把全球化作為自身戰略的一部分。從企業角度來講，全球化跨境擴張已成為他們發展的基因。

今天我分享的這兩個觀點：一是指數型增長和演變；二是跨境擴張和全球化。這些變化與挑戰背後蘊藏著巨大的機遇，相信如果企業家能夠把握好這樣的市場機會，現在應該是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可以有更長足的進步，獲得跨越式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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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逆轉中的中國角色 中德教授的對話

2016年11月29日，候任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在北京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對全球有效和公平發展發揮了基礎性作用，中國發展將給所有人帶來機遇。（新華社記者 邢廣利/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2月23日《南方周末》）

中國未來的發展不能僅僅停留在“特殊主義”和“例外主義”的角度而在世界一隅“孤獨”地論述自己，中國走出國門，她的發展壯大需要相應的“中國地方性全球主義”的哲學理論。

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出現了我們自經濟貿易全球化以來從未見到的一幕，中國領導人、知識精英在歐美各國穿梭訪問的時候，都會勸導西方的政治家和知識精英，要對全球化這一歷史進程充滿信心。中國應當扛起全球經濟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這面大旗。

我們的世界雖然出現了全球化的現象，但並沒有發展出廣泛的全球認同感，認同感或是“認異感”依然停留在民族國家的邊界，“後民族國家”時代依然沒有來臨。

我們既不要仰視西方，但未來也不要俯視西方，而是要真正做到平視西方。

中國特別應該防範的是“特殊主義的誘惑”，特別是將自身的文化看成是一種完全與眾不同的文化“特異體質”“特異稟賦”甚至是特殊文化基因，這實際上排除了我們與世界對話的可能性。

已經到來的2017年，世界充斥著空前的不確定感及未知感，甚至被一些西方輿論稱為二戰以來“最變幻莫測”的一年。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郁建興教授於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訪問德國、法國期間，與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東亞研究所劉濤教授就全球化進程及其中國角色進行了多次對話，遂有了以下這些文字。

郁建興，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資料圖）

劉濤，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教授。（資料圖）

全球化進程中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吊詭現象

中西角色的互換和轉化

認同感及其邊界

中國如何看待西方世界

2017年2月20日，中國丁酉雞年新春民族音樂會在德國柏林愛樂音樂廳舉行，為慶祝中德建交45周年“今日中國”系列文化活動揭開序幕。（新華社記者 單宇琦/圖）

李揚：“一帶一路”將成全球化新引擎

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意大利公投失敗、“法國脫歐”風險驟升……“逆全球化”浪潮在多年的全球增速乏力下愈演愈烈。不過，當西方選擇後退之際，中國和新興市場將接棒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新引擎。

2月26日，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在題為“一帶一路：經濟全球化的新引擎”的金融與發展論壇上發表了主旨演講。“有人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是窮國，占全球人口近60%，占全球GDP僅20%。但這就是我們要做的，因為這些國家在200多年的全球化浪潮中被遺忘了，我們要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全球化，所以中國要推動‘一帶一路’，引入中國的基建經驗，這也是第一次把這些國家的全球化放在第一位，幫助參與國解決貧困問題。”李揚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也就在1月17日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經濟全球化問題發表了主旨演講。他稱，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們要“充分利用一切機遇，合作應對一切挑戰，引導好經濟全球化走向。”這段話再次清晰地向世界傳達了這樣的聲音：經過數百年潮起潮落，如今，中國成為了經濟全球化的中流砥柱；而中國用來引導未來全球化走向的利器便是“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今年5月，“一帶一路”峰會也即將召開。

全球化“五階段”

李楊介紹稱，經濟全球化大致可劃分為五大階段：作為全球化前史的“白銀資本”時期；發達經濟體主導的“百年和平”時期；二戰後，以美、蘇兩大陣營對立為特征的“半球化”時期；世界各國都參與其中的“大穩定”時期，以及以大危機為標誌的“去全球化”時期。

在“白銀資本”時期(1400-1800年)，這一階段的全球分工主要是農業內部的分工，而且以“互通有無”為基本格局。這個階段分工和貿易的特點是：其一，國際貿易還處在非常初級的階段，產品生產遠沒有形成如今我們熟知的產業鏈，各國的收入水平和技術差距並不大，國際分工大致以水平分工為主，垂直分工的情況很少；其二，信用貨幣並不流行，貴金屬是清償貿易逆差的最終手段。因此, 那時並不存在如今讓人談虎色變的“全球經濟失衡”，因為各國間的貿易差額規模既小，更難持續較長時間。

最重要的是，當時的全球化並沒有產生所謂的“不公平”。“例如，當時的中國，從事國際貿易的目的並非交換物品，而是獲取作為貨幣材料的白銀和黃金，這一時期堪稱公平。如果要說存在不公平，那就是,某些國家可能通過戰爭和暴力等非經濟手段對其他國家進行赤裸裸地掠奪。”李揚稱。

“百年和平”時期(1815-1939年)肇始於十九世紀初期，結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那個被馬克吐溫用“鍍金時代”定格下來的工業資本凱歌行進的時期中，伴隨著工業化的發展，本跟隨著廉價商品，開始在世界各地落戶。那時，資本的主要輸入國比較富裕、資源豐富、與輸出國的“親源”較近的北美洲和大洋洲國家等“新興的大陸”，其中德國占據主導地位，促使資本在國際間流動的動因也部分地發生了變化——從過去的追求高回報和超額利潤，轉而主要尋求安全的避難地(資本外逃)。1929年華爾街股市的崩潰以及不久後發生的第二世界大戰，中止了本輪全球化進一步發展的勢頭。

“半球化”與“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1945-1991年) 的開端令人振奮和充滿希望。1944年7月，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召開了有44個國家代表參加的“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該會議設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國際複興開發銀行(後改為“世界銀行”)。同年8月，聯合國成立。

但是，1946年3月5日，英國首相丘吉爾關於“鐵幕”的著名演講揭開了“冷戰”序幕。直到1990年代初，“冷戰”成為全球發展的主線。此一時期全球經濟的基本特征就是，世界被劃分為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相應形成兩大經濟集團。

這兩大陣營之間“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形成了“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斯大林語)。顯然，從二戰結束到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經濟全球化誤入了歧途，充其量也只能稱其為“半球化”。

李楊表示，當時蘇東集團的解體，向全球市場經濟釋放出數以億計的廉價且訓練有素的勞動力，加之中國、印度等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集體崛起和更深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使得全球勞動力市場以及資本與勞動的力量對比發生劇烈變化。在此基礎上，全球的分工格局得以大規模重塑，並逐漸演化成如今嚴重失衡的全球經濟格局。在貨幣金融方面，“美元霸權”也不斷強化。

“大穩定”時期(1991-2008年) 則是全球化的黃金時代，以中國全面推行改革開放戰略、致力於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和前蘇聯東歐集團解體、並一面倒地發展市場經濟為主要標誌。這次全球化浪潮至2008年危機時基本結束。

這一階段，其實已經顯示出由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主導的特征。根據IMF統計，在1992年之前，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額，大致分別為70%和30%。這種格局自1992年開始變化，到了2013年後者首超前者。2016年，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80%，其占全球GDP的比重也已超過60%。

這一階段，全球勞動力供給驟增，勞動成本長期降低；全球產業鏈重組國際分工模式經歷了從產業間分工到產業內分工，再到產品內分工的演變，相應地，國際貿易也由產業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最終演變為產品內貿易。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跨國公司建立了全球生產體系；此外，儲蓄/投資再平衡，早前發達經濟體宏觀平衡的主要特征是儲蓄小於投資，從而引致通脹長期化，而廣大新興經濟體加入全球化體系之後，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儲蓄開始大於投資。

發達經濟體引領“去全球化”

金融危機以來，“去全球化”階段就悄悄來開了序幕，只是2016年的一系列標誌性事件則使之愈發突出。

李揚也以一系列數據佐證了這一事實。1960-2015年，按實際值計量，全球貿易平均增長率達到6.6%，同期全球GDP平均增長率為3.5%。這樣一種相對增長，是全球化順暢發展的表征；然而，2008-2015年,全球貿易年均增長率按實際值計量僅為3.4%，同期，全球GDP年均增長2.4%。不僅貿易增速放緩，而且貿易增速與產值增速之間的差距也急劇縮小。

2011年以來，全球貿易增長連續5年降至3%以下，勉強與GDP增長同步。“這表明，各國經濟開始‘失聯’，去全球化趨勢顯露。”李揚稱，2013-2015年，全球貿易增長率甚至低於全球GDP增長的平均水平，說明去全球化已經蔚成趨勢。

李揚表示，發達經濟體是這輪去全球化的主力。全球化是一個可以使得參與各國都獲得好處的進程，而處於主導地位的發達經濟體，分潤了更多的好處——“其經濟水平高於全球平均，生態環境優於別國，處在全球整個資本、商品及服務流的高端，成為全球教育體系的中心。更重要的是，他們至今仍然是絕大多數國際規則的制定者，如今世界500強的公司，多數仍是西方國家的公司。 ”李揚稱。

然而，正是這些享受著全球化最大好處的國家，如今正在去全球化的浪潮中推波助瀾。李揚認為，原因也是多重的，“主要是因為，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出人意料地產生了動搖發達經濟體在全球經濟發展中主導地位的結果。他們是金融風暴的中心，凡是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財政結構以及金融結構等。均存在嚴重的缺陷，長期不得調整。”另一方面，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

其次，李揚也提及，傳統全球治理機制“禮崩樂壞”是發達經濟體走向全球化對立面的又一原因。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主導下，國際社會在幾乎所有領域中都建立了專門的治理機構，共同構成了完備的全球化治理機制，但危機佐證了，現行的全球治理機制，既不能有效應對傳統挑戰，更無法適時應變日趨複雜的非傳統挑戰。近年來，多邊機制空前崛起。

“一帶一路”引領新全球化

有危機就有轉機。主宰世界200余年的傳統全球化範式漸趨式微，已經不能符合變化了的全球經濟發展的需要，時代在呼喚新模式，而“一帶一路”戰略橫空出世，就是在向世界提供中國智慧。

“一帶一路”戰略推出三年來，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在對外承包工程方面，2016年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61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8158份，新簽合同額 1260.3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6%，同比增長36%。

李揚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傳統全球化是規則先行，強令發展中國家接受和執行，有利於發達經濟體高高在上，占據分工價值鏈的有利位置。而中國要推進的全球化是要讓大家都獲益的，‘一帶一路’戰略在推進過程中並不是非常完善，但各國都熱切接受，正是因為這是一個合作共贏的全球化，‘一帶一路’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踐行了中國的經驗，即基礎設施先行，‘要致富先修路’。”

李揚表示，在沿線國家中，資金短缺是共同面臨的最緊迫問題，因此發展資金融通構成“一帶一路”的內容之一。在這一戰略中，深化金融合作，推進亞洲貨幣穩定體系、投融資體系和信用體系建設，是題中應有之義；擴大沿線國家雙邊本幣互換、結算的範圍和規模，推動亞洲債券市場的開放和發展。推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上海合作組織融資機構建設，加快絲路基金組建運營等，均已取得顯著成效。

“下一步，我們將深化中國-東盟銀行聯合體、上合組織銀行聯合體務實合作，以銀團貸款、銀行授信等方式開展多邊金融合作。我們將支持沿線國家政府和信用等級較高的企業以及金融機構在中國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支持符合條件的中國境內金融機構和企業在境外發行人民幣債券和外幣債券，鼓勵在沿線國家使用所籌資金。”他稱。

同時，李楊還特別提到了移動互聯網在沿線國家的運用前景。他舉了螞蟻金服在印度Paytm的例子，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線上交易和螞蟻金服移動支付模式，在莫迪的廢鈔試驗中，流通的大額現金雖然減少，但像paytm這樣的電子錢包迅猛發展，及時填補了印度金融體系的空白點。數字普惠金融模式正在被證實是一個可複制、可輸出的“中國模式”。

中美官員智囊思辨全球化：美國的調整轉型正在開始

在18日開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中美雙邊貿易未來可能的摩擦升級，是最持續且廣泛討論的話題。

美國智庫彼得森的報告顯示，從1960年代至2007年，尤其是1990至2000年間，全球貿易發展增速遠高於GDP增速，表明全球化程度達到了一個高水平；然而從2007年到2009年，這一趨勢開始放緩，直到2016年，世界貿易組織(WTO)統計的全球貿易增長速度低於GDP速度，只有1.7%。

在這個節點上，圍繞歷史上“全球化”起伏趨勢，預測未來中美這兩個最大經濟體的政策走向，全球的經濟學家、決策者和親歷者，作出了各自判斷。

面對第一財經記者的提問，一個幾乎所有人都認可的觀點是，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的上臺，意味著“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的風潮已開始聚集，這不僅提醒我們思考此輪“全球化”的內生缺陷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傷害了那些“受害者”，也提出了一個疑問，關於中國是否該繼續甚至加大對外開放及改革的速度和力度，來抵禦不可避免的沖擊。

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出現在了題為“拯救全球化”的分論壇。在他看來，全球化發展形勢包括兩種：一種是全球化在積極發展，另一個是全球化出現局部的放緩，甚至是逆全球化，這兩種趨勢都存在。

面向未來，他說，“不管全球化趨勢是否在逆轉，不管民粹主義、保守主義、貿易保護主義，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都是敞開的，中國將堅定擴大開放，積極地參與國際經濟的合作”。

全球化遭遇“逆流”

過去幾十年來，“全球化”讓整體經濟得到持續增長，但分配的不平衡也帶來了分配不公的問題，就像蝴蝶效應一般。

曾代表美方一起見證中國入世的前首席貿易代表、現為美國WilmerHale律師事務所高級國際合夥人查琳·巴舍夫斯基總結稱，幾十年來，美國一直在努力推動全球化和市場開放，但這個趨勢正在逆轉，因為美國深層次上還存在著對全球化的疑慮。

必和必拓的CEO麥安哲作為跨國公司的代表，則見證了全球化過程中公司的成長，也見證了中國市場的興起。從一個世紀之前必和必拓向中國出口鉛礦到現在，中國已成為其公司最大市場。他力挺全球化，認為這增進了全球經濟增長，在提高民眾生活水平的同時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幫助數以億計的人們擺脫了貧困。

如何才能拯救全球化？華爾街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史蒂芬·羅奇不無擔憂地指出，面對這種快速的、新的全球化，我們並沒有去做出很大努力。因為這(全球化)非常快，而且非常寬泛，不管是服務業還是制造業等。

“即便是在美國，都依然沒有一個很好的保障網能夠很好地與貿易調整聯系起來，僅僅只能讓200萬受眾受益，而無法讓整個體系獲益。”他說。

另一個觀點是，國際貿易使得那些發達國家的低端勞動力失去了工作機會，以至於讓人忘記，其實技術的進步如自動化和機器人，也對就業造成了較大沖擊。

當然，這並不是說全球化已經失去了力量。王受文舉例說，就在上個月，WTO通過了貿易便利化的協議。而在一年半前，在內羅畢的WTO部長級會議達成一個協議，將全球的農產品出口補貼予以取消，並達成了一個信息技術的協議，即所有信息技術產品在經過7年最長的過渡期後全部取消關稅。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也觀察到一些相反的情況，比如聯合國貿發會議剛剛公布的全球2016年投資數據，雖然總量在減少，但是增長排在第一的正是號稱要搞貿易保護主義的美國，而增長第二的則是剛剛脫歐的英國。2016年，全球直接投資是1.52萬億美元，其中美國是3850億美元，英國則以1790億美元位居第二。

中國如何應對

從全球化的逆轉，具體到中美經貿這個最大的不確定議題，則包括：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甚至意欲退出WTO，並對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發起懲罰性高額關稅，壓制人民幣升值，中國到底該如何應對?

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稱，雖然中美雙方有長期的關系，但在外交政策、安全方面的應對還會繼續存在矛盾。他認為，特朗普更多強調的是加大對華出口，限制一些進口。

而“重新調整”美中關系，需要包括在貿易方面跟中國進行談判，如減少監管壁壘、擴大市場準入等領域。“中國開放，需要進一步地引入競爭，來發展它的經濟，這對中國有利、對美國有利、對世界有利。” 保爾森說。

與反傾銷等貿易救濟措施相比，保爾森更看重投資的作用，他認為，投資的連接比貿易連接更強勁，因為投資連接是更持久的。美國需要給中資企業提供更多在美投資的機會。因為現在中國日益融入到全球供應鏈，這也給中國提供了很多對外投資的機會。對於中國企業來說，完全有機會並購美國的中小企業，從而取得市場準入。

巴舍夫斯基對美國未來政策的走向並不明確。她說特朗普最新公布的政策里要違背世貿組織協定、提升關稅、封閉邊境等，也許這些做法並不會扭轉全球貿易發展的總趨勢，但不知道這僅僅是一個小幅度的政策調整，還是預期著以後大規模的政策轉型。

她給第一財經記者開出的藥方是繼續改革開放。她在會上也做了闡述：跟入世前相比，中國的市場已經大幅度開放，也讓世界經濟以及中國經濟從中獲益。不過現在有了新的形勢，一個問題是加入全球經濟體系對美國是否有利，86%的學者都說美國確實從中受益，但49%的公眾的答案是否定的。

王受文則稱，中國自主設立了11個自貿實驗區，對外商投資企業不再逐案審批，而是在負面清單之外的都實行備案制，這個試驗很成功，且在全國推廣了;從公平競爭環境來看，目前對於外資企業參與中國標準制定、獲得銀行貸款、資本市場上市等方面，都提供了與國內企業同等的待遇，另外還采取更大的措施來鼓勵外資企業進入中國。

樓繼偉：反全球化措施阻擋不了全球化

“各國之間的平衡關系，特別是全球化趨勢不可阻擋。反全球化的措施阻擋不了全球化，反而降低了國民福祉，削弱了改善收入分配的財政基礎。”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19日在演講中如此說。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3月18~20日在北京舉行，樓繼偉出席並發表了題為“塑造未來社會的關鍵趨勢”的演講。

“全球面臨總需求不足和總供給提升的障礙，如何良性提高總需求、可持續性地改善總供給的能力，是近中期的關鍵。”樓繼偉在演講開頭提出了全球面臨的近中期的問題。

總供給一側的脆弱性怎麽造成的？樓繼偉的回答是，基本上是由於過度的管制、過高的福利、民粹化的傾向，造成勞動力市場流動性、靈活性不足，基礎設施建設的動員能力不足和技術創新不足，引發了總供給的能力提升障礙。

樓繼偉表示，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內的政策確實可以增加杠桿，階段性增加總需求，防止危機快速蔓延，並且利用好這一喘息的時機，抓緊進行包括金融監管改進和結構性改革在內的改革措施，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進而改善總供給能力，推進結構性改革，既應對了短期危機，又建立起了中長期良性的增長機制，財政貨幣政策就可以逐步去杠桿，經濟進入恢複性和可持續增長。

“但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加杠桿給經濟穩定造成了幻象，使得人們不願意忍受改革的陣痛。”樓繼偉表示，如果浪費掉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買來的時間，那麽政策空間會越來越小，最終需要在緊貨幣、緊財政的條件下進行改革，陣痛會更加劇烈，就更難凝聚共識，容易滑向左傾或者右傾的民粹主義。

樓繼偉認為，科技進步正在加快重塑經濟和社會結構。他以人工智能、3D技術的開發和應用為例，強調科技創新將改變經濟、社會結構，就業形態和收入分配等。

在樓繼偉看來，全球化是資本、技術、可貿易產品和服務，以及勞動力、土地等跨疆域的配置。由於各國發展階段、人口結構、自然條件的不同，全球化優化的資源配置是多贏的，各國都在受益。其中，土地雖然無法物理性流動，但其使用形態仍然受全球化的影響。資本、技術、貿易產品和服務的流動性要強得多，也是難以管制的。

“過多的管制和壁壘會呈現雙輸或者多輸的結果。短期的跨境資本流動是不是有好處，這是不確定性的。而且在金融監管之下，大家在考慮如何合作，對短期的跨境資本流動進行合作監管。”樓繼偉說。

美國前財長雅各布：穩固全球金融體系需做大全球化“蛋糕”

“全球金融體系這一互聯互通的模式，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加繁榮和穩定，也能夠確保國家安全。但需要註意的是，無論做什麽，各國都要向國內的民眾去解釋，告訴他們這些政策能夠為他們帶來什麽。”3月20日，美國前財長雅各布·盧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

雅各布是第76任美國財政部長，曾兩度出任美國白宮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在制定美國經濟複蘇政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金融秩序調整的步伐加快，發生了很多值得關註的變化，世界主要國家都加強了金融監管和宏觀政策的調整，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有所提升。不過，隨著反全球化擡頭，全球金融體系目前也存在質疑聲。雅各布在主題為“國際金融秩序重建：新挑戰和新願景”的發言中，首先肯定了全球金融體系在過去70年里為人類社會實現脫貧，以及過去八、九年間為危機後的全球經濟複蘇所作出的貢獻。同時，他也指出，目前存在對全球金融體系的質疑聲，這主要是因為並非所有人都從全球化中受益。他認為，各國之間以及各國內部都需要加強溝通。

“我們應該仔細審視怎麽樣讓全球化的效益能夠更加被廣泛的享受。如果這個蛋糕再變大的話，可能我們就更容易說服人們，說全球化是有好處的。”雅各布稱。

肯定全球金融體系的價值

雅各布表示，在掌握國際體系的未來之前，首先要回顧過去的70年，也要回顧過去的八、九年。在他看來，過去70年尤其是二戰以來，全球金融體系幫助人類社會實現脫貧，未來如何幫助其他國家的人民也實現繁榮?這不僅涉及經濟領域，也是一個安全問題。這是因為，如果缺乏共贏的發展，整個世界將陷於沖突之中，這將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境地，國與國之間、個人之間都會有矛盾。

再看過去八、九年的情況，雅各布再次肯定了全球金融體系的作用。他指出，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各國在G20框架之下做出強烈反應，包括中國在內，使全球經濟具有恢複的能力。不過，這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進程。因為在市場來看，這種大規模的衰退必然需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恢複。但如果沒有金融體系支持，世界經濟的複蘇肯定不如現在的境況。

需要指出的是，當危機爆發的時候，有人曾指出，金融體系要為這一危機負責。雅各布認為，還是要放長眼光來看，在危機前後一個很長的時間里，金融體系實際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金融穩定理事會，我們提高了金融機構的標準，落實了相關的機制，使得這些機構未來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過去兩年我們可能比過去20年做了更多的事情。此外，我們主張各國不應該相互競爭性的讓貨幣貶值，在G20的國家當中達成了一個協議，要確保在英國脫歐之後共同來維持市場的穩定。”雅各布指出，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經對他表示，這些機制或者這些會議的問題需要在日常工作中來貫徹和執行，在這些會議上，大家都互相認識，互相都能夠理解，所以可以快速的做出反應。

他稱：“在英國脫歐之後的那天早上，我們很多的財長都馬上通了電話，確保反應不要過度，從而使得世界變得更加可控。”相似的情況發生在2015年8月11日，中國匯率市場化改革之後，“實際上就是基於以上這種對話機制，我們才知道中國匯改的目標、政策動向是什麽，以及這一舉措意味著什麽，使得後來市場很快穩定下來。”雅各布稱，在經濟領域之外，全球金融協調機制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包括氣候變化協議的達成。

抑制“反全球化”擡頭 需加強合作溝通

但是，“為什麽那麽多國家都對這一全球的國際合作那麽反感?”雅各布指出，目前存在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擡頭，實際上都是因為各個國家國內的政策導致了全球化的利益沒有使所有人受益。

“一部分是跟工作的實質相關，還有一部分也跟溝通有關。”雅各布建議，政策制定者在G20等會議上，不要只是給民眾解釋一些非常複雜的技術性的問題，而是要告訴他們，這些政策能夠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什麽樣的變化，只有這樣才能使得我們采取的政策更加有效。

與此同時，他認為，我們要加強對勞動力的培訓和培養，才能使得增長有可持續性。另外，還要拆除越來越多的障礙，使得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從而使更多的民眾受益。在他看來，美國在這方面做得不夠。

更深層次而言，雅各布認為，我們不能只是反對保護主義，而是應該仔細的審視一下為什麽保護主義會擡頭。

“我們應該仔細審視一下，怎麽樣讓全球化的效益能夠更加被廣泛的享受。如果這個蛋糕再變大的話，可能我們就更容易說服人們，說全球化是有好處的。如果每個人都能分到一塊餅的話，就更容易說服他們承認全球化是能夠帶來好處的。”雅各布稱。

他建議，商界領袖不應只是關註短期的財務表現，而是要考慮對於經濟體而言長期健康發展應該是什麽樣的，或者全球的經濟繁榮能夠給政治的穩定帶來怎樣的影響。

雅各布還談及美國和中國的關系，以及全球關系中應當關註的領域。

他強調，新興市場需要更加開放。亞投行的工作向世界展示了怎樣通過合作來實現重要的目標，而亞洲開發銀行和亞投行的合作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建議，可以建立新的機構，而且是高標準的機構，未來的需求是很大的，這些高標準的機構應該相互合作來實現目標。

此前，經過五年時間的爭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最終實現。雅各布表示，IMF份額的改變是要讓坐在談判桌前的各個國家都能夠體現出他們真正對世界的貢獻，新興市場國家也需要坐在談判桌前接受或者擔當他們的責任。

包括人民幣加入IMF的特別提款權（SDR）籃子，未來中國須按照規定，繼續堅持市場開放，接受外國投資者的競爭，這也是成為IMF成員需要做出的承諾和努力。

“全球金融體系的這種互聯互通，使得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加繁榮和穩定，也能夠確保國家安全。”他總結道。

上海老外瞧不起北京老外？2017年中國職場全球化榜單發布

為什麽上海老外總是瞧不起北京老外?

朋友圈里的一篇趣味性文章除了增加了茶余飯後的談資，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職場日益全球化。

毫無疑問，論起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北京、上海當仁不讓成為翹楚，而一線城市之外，杭州、南京、蘇州等城市也有不俗表現。

領英21日發布了2017中國職場全球化指數城市排行榜。從榜單上可以看到，上海在全球化人才、全球化企業兩個維度上均位列第一。在領英平臺上，上海擁有的本地外籍員工數量是北京的近2倍，而北京憑借著與領英全球最佳工作五十強榜單匹配度最高的工作機會，超過上海成為全球化工作機會最多的城市。

領英中國副總裁王迪介紹，在2017年中國職場全球化榜單研究中，通過人才、企業以及工作機會三個維度，來評估一個城市的職場全球化程度，從而判斷這個城市對於全球人才的吸引力。

全球化人才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海歸人才在最近一段時間的流入和流出，是一種動態變化的加速度。指標越高越能說明城市近年對海歸人才的吸引力越強。第二和第三分別是目前為止在領英的平臺上，這個城市當中海歸人才和外籍人才的占比，也就是說歷史積累到現在的總數量。

無論是外籍人才還是海歸人才的數量，上海都在總的評分當中高居榜首，而在海歸人才的流入流出比這項，杭州成為了一匹“黑馬”。在新一線城市中，杭州表現最為搶眼，位列中國職場全球化榜單第五位，也是唯一進入榜單前五的新一線城市。

全球化的工作機會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這個城市目前所提供的工作機會，第二個是分析這些職位與領英平臺上全球最熱的，或者說發展最有潛力的TOP50工作的匹配程度。

“在幾年前，我們有很多的海外歸國人才，他們在畢業回國的時候，我們都會跟他建議，你可以去外企，因為在外企你可以發揮你的語言優勢，可能企業環境更適合你。但是在今天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海歸人才回國的時候，會選擇我們中國本土的企業就業。”領英中國解決方案及服務總監王歡說。

職場全球化程度與海歸回國也呈正相關的關系，這也意味著“海歸”要對不同職場規則的適應。“美國很多企業其實會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人才的留存和授權上，而中國很多企業是給你許一個比較大的餅，用不用得到你我不知道，反正我先把人招來再說。” 本科畢業後赴美國留博的劉琦如今是國內創業互聯網金融公司的CEO有著這樣的感慨。

與此同時，全球化職場程度高也需要對這些光環下的海歸進行進一步甄別，比如，如何判斷那些聲稱與斯坦福或者MIT有關的前沿技術擁有者回國創?Founderspace創始人史蒂文·霍夫曼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就表示：“你當然不能相信他們所告訴你的一切，更多的時候還是應該去求證他們的關系。他們可能僅僅就是見過這些人，也有可能是有真的非常深厚的合作關系。”

但有一點是確定的，有全球競爭力的人才體系正在越來越多的城市中形成。

獨家|eWPT全球化首站落地吉隆坡 馬來西亞總理與馬雲會面

3月22日，在邀請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阿里巴巴集團CEO張勇、螞蟻金服集團董事長彭蕾共進午餐後，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同他的中國客人一起出現在吉隆坡一場盛大啟動儀式上。

“今天對於我們國家來說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日子。” 納吉布在啟動儀式上表示，“我們迎來了完美的合作夥伴!”

馬來西亞數字經濟發展機構(MDEC)宣布與阿里巴巴集團達成戰略合作，雙方將聯手在馬來西亞打造中國以外的第一個eWTP“試驗區”，幫助馬來西亞乃至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年輕人和小企業參與全球貿易。

納吉布說：“ 阿里巴巴集團的目標是促進貿易發展，特別是中小企業的貿易發展，這使他們成為這一新舉措的完美合作夥伴。作為eWTP的早期參與者，此舉將為馬來西亞提供大量的機會。”

馬雲表示，“我在2016年提出eWTP倡議後，就一直在努力實現這一願景。海外的第一個eWTP數字中樞，對支撐未來全球小企業和年輕人的發展及eWTP的推動非常重要，通過物流、支付、通關、大數據方面的創新，政府的支持，和企業界進行合作，我們將實現eWTP的願景，使小企業和年輕人在全球化中受益。”

由馬雲提出的eWTP（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在去年杭州G20峰會上被歷史性地寫入會議公報，旨在對已有的WTO貿易協定進行補充與創新，核心是通過在線跨境貿易推進公司和政府層面對話，為全球中小企業的在線貿易鋪設商業基礎設施，並爭取各國優惠政策。但當時只停留在理論討論階段，具體落地實施沒有明確時間表。

此次會面開啟之前，相關內容仍有不確定性。但目前可以確定的是，阿里巴巴和馬來西亞方面的合作將選擇吉隆坡國際機場航空城作為具體實施地，推行類似於跨境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試點計劃。可以通俗理解為，阿里巴巴提供相關方案輸出，馬來西亞提供政策與資源。

早在去年10月，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就表達了擁抱eWTP的願望。在一次訪華行程期間，他同馬雲進行了單獨深度會談，並當場邀請馬雲擔任馬來西亞政府數字經濟顧問。

馬來西亞和阿里巴巴在支持小企業和年輕人方面一拍即合，僅僅半年時間，就推動了eWTP在馬來西亞落地，宣布建設“數字自由貿易區”。

“數字自由貿易區”源於馬雲提出的數字中樞(e-hub)概念。在馬雲的設想中，未來，世界由一個一個的e-hub組成eroad，e-hub為中小企業提供一切全球貿易的基礎設施，讓“全球買全球賣”成為現實。

在阿里巴巴的幫助下，馬來西亞“數字自由貿易區”將被打造成物流、支付、通關、數據一體化的數字中樞，成為該國發展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以及馬來西亞中小企業通向世界的窗口。具體而言：由菜鳥網絡和lazada牽頭，在吉隆坡國際機場打造一個國際超級物流樞紐，為馬來西亞中小企業跨境貿易提供物流、倉儲、通關、貿易、金融等一系列供應鏈設施和商業服務。探索跨境電子商務貿易新規則，提供“一站式”外貿綜合服務，幫助中小企業更方便、高效地進行貿易。提供支付和普惠金融服務，促進B2B貿易。利用阿里雲和大數據技術，支持馬來西亞培育本土創業公司，培育和儲備數字經濟人才等。

當天，菜鳥網絡與馬來西亞機場控股公司、螞蟻金服與馬來西亞兩大銀行聯昌國際銀行及馬來亞銀行分別簽署諒解備忘錄，為eWTP落地馬來西亞提供有效解決方案。

阿里巴巴集團CEO張勇表示，阿里巴巴的願景是幫助馬來西亞培育一個能夠推動電子商務和數字經濟創新的生態系統，推動馬來西亞小企業和年輕人更好全球化。

據悉，馬來西亞將與杭州綜試區就跨境電子商務貿易便利化共同開展試點合作。合作的主要目的是促進馬來西亞和杭州之間的貿易，馬、中兩國的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將因此而受益。

至於該項合作是否涉及資金交易，目前阿里方面未給出確定回應。具體合作內容將進一步關註報道。

eWTP在去年提出時其中一條提到，發展高效的基礎設施。像跨境電商中心和試驗區，與馬來西亞方面的合作可被視為這一理論想法的落地。盡管eWTP放眼的是全球貿易範圍，但在起步實施階段，一國一國地去談判是相對更可行的方案。

事實上，該消息最早在上周由路透社一篇援引匿名消息源的報道引出，並未得到官方確定，且該報道稱阿里巴巴將在吉隆坡建一個“distribution hub”，國內媒體將它翻譯成“分銷中心”。但該表述並不十分準確。

為更順暢地對接境外貿易方，阿里巴巴目前在北美、澳新、法國等地都設有辦公室。以今年2月份最新成立澳新辦公室為例，其主要工作是與當地政府、商務部門與企業溝通，推進物流、支付等基礎設施領域的合作，為天貓國際的進口以及阿里巴巴全球化鋪路。但在吉隆坡進行的這場合作，其想象空間將遠超上述海外辦公室層面，其最終目的是更好促成阿里與馬來西亞之間，以及馬來西亞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在線跨境交易，以eWTP理念編織一張全球跨境電商網絡。

可以預見的是，阿里針對這次輸出的將是一個“系統工程”，天貓國際、支付寶、菜鳥網絡，甚至包括跨境服務平臺一達通等資源均將被納入這次合作框架中來。不排除馬來西亞方面提供土地或園區，與菜鳥嘗試物流層面的合作。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這次合作的契機源於去年11月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對華訪問時任命馬雲為其政府數字經濟顧問，雙方在隨後的碰面與溝通中碰擦出落地eWTP的火花。與阿里巴巴的這項合作也是馬來西亞數字自由貿易區（DFTZ）的組成部分，該自貿區計劃去年10月在當地被確立下來。

一般，常規的跨境貿易依賴於價值鏈上眾多的中介機構，涵蓋采購、分銷、物流、海關、支付等價值鏈上的每一個流程，對於大型交易而言有經濟學意義上的有效性。但對中小企業來說，這一模式導致進入門檻很高。考慮到中小企業跨境貿易的規模，小型交易的成本極其高昂。eWTP意在降低上述的遊戲門檻，簡化規則和海關流程，改進消費者保護，降低關稅，協同稅收機制，發展互聯網和物流基礎設施，促進商品、金融和數據的流通。

一個明顯的趨勢是，阿里巴巴及其關聯公司螞蟻金服、菜鳥網路最近兩年明顯提速在東南亞地區的收購與布局。除了投資新加坡郵政外，並購東南亞電商公司Lazada，螞蟻金服接連入股泰國在線支付公司AscendMoney，投資菲律賓支付公司Mynt，與印度尼西亞媒體巨頭Emtek計劃成立合資支付公司等，都使東南亞戰略迅速升溫。另一方面，中國手機和App廠商面向東南亞的出海熱也帶動了彼此間貿易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