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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今開論 全球化“巨浪區”矚目中國作用

中國是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持續為全球經濟提供了充足的動能。近年來“逆全球化”思潮上升，而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始終敞開。

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於3月23日至26日在海南博鰲舉行，主題為“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將為全球化明是非、正視聽，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鼓與呼。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將持續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中國作為亞洲及世界經濟穩定器的作用更加顯現。中國需要更大的勇氣和智慧來推進結構性改革，才能穩中求進，對世界經濟做出更大的貢獻。

世界點贊中國貢獻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最新一期《中國經濟調查報告》(下稱《報告》)中稱，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經濟仍將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在本周剛剛結束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多位世界經濟大咖紛紛點贊中國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張濤表示，新興市場依然是支撐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貢獻率超過70%，尤其是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將繼續引領全球經濟穩健前行。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說，過去也有一些國家取得像中國這樣的成績，但經濟規模要比中國小得多。中國經濟能夠保持將近7%的增速是非常了不起的。

目前，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超過30%，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中國從2009年首次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第一大貢獻國以來，持續為全球經濟提供了充足的動能。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增長拉動力量，一方面是由於中國經濟總量大，而且更為難得的是在如此龐大的經濟總量下，依然維持中高速增長。中國作為轉型中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加大對外開放和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會對全球經濟未來發展的軌跡起到至關重要的影響。

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的機遇。預計未來5年中，中國進口總額將達到8萬億美元，利用外資總額將達到6000億美元，出境旅遊將達到7億人次。這將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廣闊的市場、更充足的資本、更豐富的產品、更寶貴的合作契機。

新加坡《聯合早報》近日發表文章稱，中國提出的世界和區域經濟的“中國方案”令人感興趣。文章稱，近年來，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和主導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很多國家積極參與到中國的倡議中，因為它們看到中國的舉動並非“另起爐竈”建立自己的體系，而是積極配合現有的國際經濟體系，提供必需的和相應的補充。或者說，中國所做的是在強化現行國際經濟體系，而這正是世界所期待的。

2017年，“一帶一路”進入了深耕階段，為世界經濟註入了新能量。“一帶一路”倡議自提出以來已得到了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積極響應。中國制造、中國建造和中國服務獲得了沿線國家的認可，沿線國家的產品、服務也不斷地流入中國，“一帶一路”為推動區域經濟合作提供了新契機。

全球化與自由貿易是今年博鰲亞洲論壇的主題。全球化確實存在諸多發展失衡、治理落後等消極面，但全球化符合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在減貧、安全、環保等方面成效顯著。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周文重表示，全球化的進程不可逆轉，加強公平性，維護勞動者的權益，直面全球化帶來的問題，而非自我封閉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才是應對逆全球化的正確姿態。

中國改革穩中求進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當前全球政治經濟領域的不確定性是長期結構性失衡的結果，要穿越不確定性，不能靠孤立主義，也不能靠貿易戰，根本之道在於深化結構改革。

改革是升級全球化的重要策略之一。面對不確定的全球經濟形勢，亞洲各國應繼續推動結構性改革。在外部金融波動加劇、貿易保護主義“築墻”的情況下，深入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大貿易及金融合作，有利於亞洲抵抗外部風險，保持穩定增長。

王一鳴表示，中國轉向創新發展將深化全球價值鏈的分工，為全球延伸產業鏈帶來更多就業機會。中國正在擴大對外投資，中國企業也會為對象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去年對外投資超過1700億美元，今後5年還會達到7500億美元，中國也在提供越來越多的公共產品，為全球發展作貢獻。

袁鋼明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著很多問題，正如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當前中國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2016年增長內生動力最強的民間投資和制造業投資增速大幅下滑。民營企業在高盈利情況下發生投資下滑，不是投資擴張欲望不強，而是融資困難、政策歧視等不利變化使其投資活動受到壓抑打擊。

“中國經濟需要脫虛向實，抑制房地產投機炒作，振興制造業實體經濟，才能真正創出緩中趨穩、穩中趨進的新局面。”袁鋼明說。

前面提及的OECD的報告建議，中國應進一步開展結構性改革，應對企業負債高、工業產能過剩和房價過高等風險。應擴大對研發的支持範圍，使目前過於集中在高科技產業的研發擴展到其他部門，以促進整個中國經濟的創新，並保持可持續發展。

“逆全球化”時代 亞太自貿區力求新盟約

亞太地區如火如荼的區域自貿協定談判場景仿佛還就在昨天，然而不過過去了幾個月，伴隨美國正式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逆全球化”這只巨大的黑天鵝悄然扇動翅膀，讓這個自由貿易與經濟高度活躍的地區，開始陷入糾結和迷茫。

原本，這些多層次協定不僅包括已經達成一致的TPP、中韓自貿區，還包括正在推進中的中日韓自貿區、區域全面夥伴關系(RCEP)，更有中國於2014年擔當APEC東道國提出的加強亞太自貿區(FTAAP)的可行性研究。那時，人們熱議的話題是，這些區域或雙邊自貿協定將如何對WTO形成挑戰和促進。

但現在，伴隨著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避險情緒上升。大家更多考慮的，是如何避免貿易摩擦及沖突，而並非全力推進自由貿易。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德懷特·帕金斯(DwightH.Perkins)則進一步對第一財經記者稱，事實上，對於安全問題的關註已經超過了貿易沖突。那麽，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多事之秋，亞太自貿區到底面臨著怎樣的未來?

TPPV.S.RCEP

僅僅幾個月前，亞太地區覆蓋人口和區域最多的兩個區域自貿協定談判，是由美國(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主導的TPP和中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參與的RCEP，而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則同時參與兩個協定談判。

峰回路轉，退出TPP，甚至揚言退出WTO，特朗普的動作舉世震驚。最新的動向是，為期兩天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由於美國的反對，會議打破10年來的慣例，放棄提及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支持自由貿易、對抗氣候變化的承諾。

在這樣的風潮之下，大家最關註的已經變成：美國與那些自由貿易導向並向美國出口較多的國家，最壞的沖突可能是什麽?這些國家，以對美雙邊順差最多的中國為首，日本和德國緊隨其後。

那些經濟依賴於自由貿易的小型國度則陷入焦慮，若這些大的經濟體發生大的貿易摩擦，甚至升級成沖突，必將拉低全球貿易水平，進而嚴重影響它們的經濟增長。

應太平洋聯盟輪值主席國智利邀請，中國政府拉美事務特別代表殷恒民大使率團出席了3月14日至15日在智利舉行的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高級別對話會。智利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菲利普(FelipeMunozNavia)對第一財經記者說，中國和韓國都被邀請和TPP已有的成員一起探討未來的行動。“將中國納入這樣的會議，是促進在亞太地區推進一種開放的戰略。”他說，“但並不是激活TPP，而是尋求另一個類似的解決方案。”

與此同時，他們也開始以更加積極的態度來推進僅有的一個類似協定——RCEP。

秘魯顯得有些著急。去年在秘魯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前，此前並非RCEP成員的秘魯政府，宣布已經開始展開談判，試圖加入RCEP。而在菲利普看來，“也許RCEP的進展速度還不夠快，協定內容也不夠全面，但達成一個總比沒有好。”他的邏輯也更直接，“對於媒體來說，可能TPP和特朗普一樣受追捧，但從達成一致的結果來說，我更看好RCEP。”

然而，RCEP是否能夠達成，依然面臨諸多現實困難。不同的經濟體在談判過程中體現不同的特征，在RCEP內部，既有中國和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也有文萊這樣的小型經濟體;既有日本和新加坡這樣人均GDP數萬美元的發達經濟體，也有老撾這樣人均GDP僅幾百美元的欠發達國家。

RCEP第17輪談判已於2月27日在日本神戶開幕。但參與國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等議題上還未達成一致。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學院院長屠新泉對第一財經記者說，RCEP目前的進展主要看日本。日本還是不想讓中國主導，這也是日本一貫的態度。

一些依賴自由貿易的國家向中國聚攏

亞太地區相當多的國家非常關註中美關系。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兩會閉幕後會見中外記者時說，亞太地區是地區國家共有的家園，我們不希望，也不願意看到冷戰思維下所謂“選邊站隊”的事情發生，有什麽事情按是非曲直來說話，總的還是要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我們希望看到的是亞太地區是一個穩定、有秩序的地區，是一個可以協商一致、達成原則的地區，是一個有能力管控分歧的地區，也是一個有智慧解決爭端的地區。

若從亞太放眼開去，伴隨著美國態度越來越強硬，一些經濟結構依賴自由貿易的國家和地區正逐漸向中國聚攏。

國家主席習近平1月15日至19日出訪瑞士期間，兩國簽訂了一攬子協議。其中，雙方宣布啟動中瑞自貿協定升級聯合研究尤為引人註意。

事實上，去年11月下旬在秘魯利馬舉行的APEC(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期間，已有新西蘭、秘魯、智利，今年1月下旬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後又有瑞士、澳大利亞在已有自貿協定基礎上，重新啟動了與中國的升級談判聯合研究。其中，智利和新西蘭已與中國啟動談判。

中國商務部網站發布的最新消息稱，2月20～24日，中國-加拿大自貿區聯合可行性研究暨探索性討論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

從南美洲的秘魯、智利到歐洲大陸腹地的瑞士，從大洋洲的澳大利亞與新西蘭，再到北美的加拿大，近期陸續與中國升級或啟動自貿協定聯合研究的國家都有一個重要的特點：經濟結構非常依賴自由貿易。

拿什麽來拯救全球化

過去幾十年間，全球化讓世界經濟得到了持續增長，但分配的不平衡也帶來了分配不公的問題。

全球化本身帶來的經濟效應也在衰減。根據美國智庫彼得森的報告，從上世紀60年代至2007年，尤其是1990年至2000年間，全球貿易發展增速遠高於GDP增速，表明全球化程度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然而從2007年開始到2009年，這一趨勢開始放緩，直到2016年，WTO統計全球貿易增速低於GDP增速，只有1.7%。

曾代表美方一起見證了中國入世的美國前首席貿易代表、現美國WilmerHale律師事務所高級國際合夥人查琳·巴舍夫斯基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幾十年來，美國一直在努力推動全球化和市場開放，但這個趨勢正在逆轉。

她回顧1945年到1965年期間，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但由於日本和德國再次工業化，所以到了上世紀60年代時，大家又開始在爭論國際貿易不公平問題。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死灰複燃，要求閉關鎖國，對進口進行限制，也批評其他國家操縱匯率，從而在貿易中占有不公平的競爭優勢。這直接影響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談判，當時人們都批評墨西哥，說墨西哥是不公平貿易的代表，包括故意壓低勞工工資、采用更低的環境標準等來獲取優勢。現在中國進入了世界的大市場，矛頭又開始轉向中國。

能做些什麽來拯救全球化?華爾街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史蒂芬·羅奇不無擔憂地指出，我們並沒有去做出很大努力，去面對這種快速的、新的全球化。因為它非常快，而且非常寬泛，不管是對於服務業還是制造業。

值得註意的是，全球化力量也在暗自集結，等待下一個突破。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舉例說，就在上個月，WTO通過了貿易便利化的協議。而在一年半前，在內羅畢的WTO部長級會議達成了一個協議：將全球的農產品出口補貼予以取消，並達成了一個信息技術的協議：所有的信息技術產品經過最長七年的過渡期後，關稅都取消。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也觀察到一些相反的情況，比如說聯合國貿發會議剛剛公布的全球2016年的投資，雖說總量在減少，但增長排第一的正是號稱要搞貿易保護主義的美國，增長排第二的就是正在脫歐的英國。2016年，全球直接投資為1.52萬億美元，其中美國為3850億美元，英國為1790億美元位居第二。

博鰲論壇力挺全球化：找個新司機帶路

一名外媒記者在23日開幕的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上向第一財經記者感嘆了中國的全球化程度：如果不是因為全球化，她不可能在同一天、同一地吃到美味的海南芒果、欣賞到日本國寶級枯山水大師的作品、見到仰慕已久的某德國企業首席執行官(CEO)、聆聽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的演講。

然而，當前逆全球化思潮的擡頭正使得全球化遭遇挫折。“有必要通過每年一次的博鰲年會，為全球化明是非、正視聽，以更具包容性的新思路、新模式，激發人們對全球化的熱情。”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周文重日前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表示，全球化不能開倒車。

周文重（左二）參加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首場分論壇

有觀點認為，由於一些發達國家對於全球化的推動力在消退，未來全球化動力將主要源自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印度等。中國將如何拆招“逆全球化”?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日前表示，全球化的“中國選項”目標明確，首先，中國提出了新的全球化理念，概括起來有8個字，開放、包容、共享、協調;第二，全球化最重要的是以自由貿易為主線，促進多邊、雙邊自由貿易的進程;第三，“一帶一路”戰略已經成為推動全球化的“新主角”。

全球化依然“人氣”十足

“人氣”是全球化不可或缺的元素。

博鰲亞洲論壇在海南開幕的同一天，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抵達堪培拉，對澳大利亞進行正式訪問。李克強在歡迎宴會上表示，盡管去年中國對澳大利亞貿易逆差近500億美元，但中方堅信解決貿易不平衡的問題必須通過擴大貿易來解決，而不是關起門來，所以此次訪問將擴大和深化中澳自貿協定。

同樣是23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在北京公布了一個好消息，有13個新意向成員獲批加入亞投行，成員總數已擴至70個。亞投行行長金立群說，世界各地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有興趣申請加入亞投行，無疑加快了把亞投行打造成國際機構的進程，“如今令人自豪的是亞投行成員幾乎遍布每個洲，今年晚些時候預計理事會將審批通過另一批新成員加入。”

2015年6月29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簽署儀式在北京舉行

再回到博鰲，作為可能是國際化程度最高的中國小鎮，來自不同種族、不同國家的人們聚集在一起，毫無隔閡。“每個人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博鰲誌願者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中國的包容性很強，是一個禮儀之邦，他在中國獲得了更多的學習、工作機會，可以體驗更加豐富多彩的生活和文化。亞洲本應該是一個大家庭，全球化的步伐不可阻擋。

企業對於全球化向來持支持態度。

蒙牛集團總裁盧敏放23日在主題為“工匠精神：把‘制造’做到極致”分論壇上表示，蒙牛善於將全球資源結合本土優勢，轉化為企業發展動能，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通過持續對標國際，蒙牛陸續完成了從牧場標準、工廠運營、系統管理、奶源布局、創新研發等多個層面的國際化。

德國萊茵TÜV集團是一家上百年歷史的跨領域經營的技術服務供應商，集團CEO 邁克爾·福比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他們是一家徹徹底底的全球企業，“我們有超過50%的業務和60%的人員都在德國之外，比如在整個大中華區有超過3500人，20家辦公點、工廠設施和測試設施，另外我們在全球70個國家都有分公司。”

總部位於德國哈瑙市、成立於1851年的賀利氏是一家家族企業，同時也是一家跨國公司，其集團管理委員會主席淩瑞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全球化是一個既成事實，是沒辦法開倒車的，就像擠出去的牙膏，要收回去不太可能了。

淩瑞德舉例說，在很多行業，比如汽車、電子、航天技術、醫療健康、半導體等產業里，完全是一個全球化和跨國性的價值鏈。美國整車零部件中，有至少三分之一來自其他國家。

所以，淩瑞德認為，在本國利益和全球利益中，每個國家都需要作出選擇。他相信，通過辯論，美國領導人會逐漸意識到，全球化對他們是一個有利的選擇。

全球化動能轉換

“人氣”不缺，缺的是“舵手”。

經濟學家邵宇在《全球化4.0》一書中稱，從大航海時代的“全球化1.0”，到英國主導的“全球化2.0”，再到美國主導的“全球化3.0”，全球化規則本身就是世界各國相對綜合實力的鏡像，全球化體系的更叠則折射出大國力量對比的變化。隨著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崛起，國際經濟力量對比深刻演變，全球化正在向由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推動並主導的“4.0時代”邁進。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長王軍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世界經濟弱複蘇和去全球化擡頭的背景下，在主要大國當中，唯有中國依舊保持中高速增長，仍然高擎全球化大旗，致力於推動全球經濟的合作與共贏，難能可貴。

事實上，過去20多年，亞洲已逐漸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亞洲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年均增長8%，金融危機以來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50%，目前亞洲經濟總量已占世界30%以上。未來幾年內，亞洲將成為世界最大的商品服務生產者和消費者。

而整個亞太地區，通過太平洋的連接，則成為世界貿易最活躍的地區之一，也成為全球自由貿易和政治動態的風向標。

根據最新出爐的《博鰲亞洲論壇亞洲一體化進程2017年度報告》(下稱《報告》)，近年來亞洲區域內貿易依存度呈現出上下波動的特征，但2014年開始變為負增長，2015年則降至最低點，其中亞洲區域內中間品的貿易出現9.8%的大幅下降。《報告》認為，可能原因是亞洲一體化受到了外部侵擾，阻礙了亞洲經濟體間的聯系。

銀監會原副主席蔡鄂生在論壇上表示，除美國傾向於貿易保護主義外，在英國脫歐以後，大家對歐洲的貿易保護主義的關註度也大大提升，但亞洲目前仍是一個很好的區域經濟體。

周文重說，亞洲區域一體化是博鰲亞洲論壇的使命和宗旨，也是創立論壇的初衷。回顧歷史，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亞洲經濟遭受重創。危機的教訓是深刻的，教訓之一就是亞洲各國在危機面前不能各自為政。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二大對外投資國、全球經濟增長最大貢獻者，中國在新一輪全球化進程中被寄予厚望。

“一帶一路”探路

全球化的一個成功案例就是“一帶一路”建設。

周文重表示，從某種意義上來看，“一帶一路”就是中國版的全球化設想，對沿路沿線的國家來講，如果真的能夠做到共商共建共享，把各自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或者說各自確定的目標都在“一帶一路”大的盤子里面加以推進，走向命運共同體是可以預期的。

在一個主題為“民營企業圓桌：走出去、走進去、走上去”的閉門會上，30多位中國企業家更是圍繞走出去和全球化討論熱烈。

現場的一項無記名調查顯示，認為2017年民企在海外投資活躍度會提高的占66.7%，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人選擇了會“降低”。

對於“特朗普政府貿易/稅收政策的推行對貴公司的影響是什麽”這一調查，62.5%的企業家選擇了“沒有特別影響”，甚至12.5%的人選擇了“正面影響”，其他25%的人選擇了“負面影響”。

顯然，盡管面對各種各樣的保護主義，但是中國民企對於走出去的信心保持樂觀態度。

商務部前副部長廖曉淇說，對於中國企業來說，不管是走出去的還是沒有走出去的，對外投資的意向非常強烈，這也是大勢所趨。以前主要是國企走出去，現在走出去的國企只占10%多點，大多是民營企業。

TCL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裁薄連明發言說，中國企業現在對外投資進入了一個加速期，“一帶一路”帶來很大機會。而且現在走出去的目的不一樣了，已經從過去1.0產品輸出時代，轉型到2.0品牌輸出階段，甚至包括中國文化的輸出。

薄連明以TCL走出去的經驗為例，中國家電是最早走出去的一批企業，現在到了收獲時期，目前TCL的營收和利潤，超過50%來自海外。TCL走出去的模式，主要以並購渠道和並購品牌為主。薄連明認為，並購是走出去的一個很好的形式。

經濟學家朱雲來認為，“一帶一路”給中國企業帶來很大機會，涉及65個國家，加起來人口是中國人口的2倍，GDP是中國的1.8倍，國土面積是中國的3倍，這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馬雲落下全球化關鍵棋子：將中國物流公司帶出去

羅超 2017-03-24 13:38

去年聖誕我去泰國觀察到，阿里和騰訊在泰國熱戰正酣，針對此現象我得出的結論是，馬雲和馬化騰要打世界大戰，中國互聯網公司正在謀劃全球。就在3月23日，阿里巴巴在全球化戰略上又有新動作：攜手十多家中國物流夥伴與馬來西亞官方合作，在吉隆坡機場打造中國境外首個服務於eWTP（電子世界貿易平臺）的國際超級物流樞紐e-hub，預計將在2019年投入使用。這一動作體現出阿里巴巴全球化戰略“物流先行”的思路，對於阿里全球化、中國物流行業和馬來西亞企業意義重大。

e-Hub是eWTP物流層面的頂層設計

在2016年的G20峰會上，馬雲提出eWTP倡議，希望建立一個全球買、全球賣、高效率、全透明、無障礙的全球電子商務平臺，讓全球中小企業隨時通過手機做全球的生意，全球買全球賣，這一倡議得到了國內外與會者的支持，此次得以在吉隆坡建立物流樞紐，正是因為eWTP倡議得到馬來西亞響應。

eWTP是一個龐大的構想和頂層設計。它並不只是一個貿易問題，而是一個綜合問題，需要跨越語言、金融、支付、物流諸多門檻，而在吉隆坡設立物流樞紐的核心目標就是解決跨境物流以及跨境物流周邊問題。阿里巴巴也宣稱，吉隆坡e-Hub不只是航空貨物倉庫和配送中心，它是一個綜合的eWTP園區，包括物流、通關、貿易、金融等一系列供應鏈設施和商業服務。

從理念來看，e-Hub屬於跨境物流的頂層設計。事實上，在阿里巴巴上市明確全球化戰略之後，其就已經開始在跨境物流上布局。2014年，阿里巴巴以2.49億美元投資新加坡郵政，之後菜鳥網絡開始與全球各地的郵政和物流供應商對接，搭建全球化的物流服務網絡，為電商全球化打基礎。但是這些均是連接中國與世界的合作，e-Hub則是連接世界與世界的模式，且是屬於菜鳥開放物流架構的一部分。圓通、中通、申通、百世、韻達等在內的中國快遞企業，以及心怡、北領、萬象、晟邦等中國倉儲和落地配公司，均被納入其中，換句話說，菜鳥模式被搬到了海外。

阿里巴巴電商全球化選擇以馬來西亞為橋頭堡、東南亞為跳板，吉隆坡eHub必將被複制到全球。馬雲當初做菜鳥網絡時，沒有人會想到菜鳥到底會在阿里電商生態中會扮演什麽角色？如今，它通過開放式的模式和基於大數據技術的規劃調度，用阿里的“平臺思維”逐步完善物流體驗。2016年，菜鳥日均處理包裹量已經達到5700萬個，去年雙11期間菜鳥處理了6.57億個包裹，已經可以為超過1000個區縣提供當日達次日達服務。在跨境物流上，菜鳥已探索近4年，根據其官網數據，已覆蓋224個國家/地區，引入e-Hub模式之後，阿里有望將菜鳥的“平臺”模式複制到跨境物流上，大數據技術和全局規劃優化能力將成為致勝關鍵。

菜鳥在努力將中國物流企業搬出去

2016和2017年，國內快遞公司陸續上市，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是電商對於中國物流行業的關鍵貢獻。15年前，中國每年的包裹數量才過1億個。到2016年，這個數量達到了300多億件，300倍的增長速度背後是電商興起的紅利，為物流企業帶來了大量訂單，在吉隆坡e-Hub啟動儀式上馬雲演講也提到，“電商的快速發展帶動了我們的另一個業務——物流。在中國，菜鳥網絡的物流合作夥伴承擔了70%的包裹遞送。”

馬雲所提到的這些物流快遞公司均在菜鳥網絡協同下參與了國際超級物流樞紐項目。國家郵政局在2014年年初就提出推動快遞企業“向下”、“向西”和“向外”拓展的號召，推進中國物流公司出海。2014年，圓通等紛紛啟動國際化戰略。但中國物流公司海外拓展卻面臨諸多困難，比如單打獨鬥缺乏國際競爭力、國際物流企業主導市場規則，還有語言文化等差異。因此，中國物流的國際化程度一直不高，沒有誕生類似於UPS這樣的全球性巨頭。

不過，隨著中國市場消費升級的勢不可擋，全球買全球賣成為必然，跨境電商崛起成為物流行業新的增長動力，可以預見，在eWTP助力下2017年中國物流企業出海之路將會更加順利。

一方面，正如菜鳥網絡總裁萬霖所言，中國物流企業的服務能力已經達到全球領先水平，基於信息化管理手段和中國本土的管理經驗，中國物流在效率、速度和成本上優勢明顯；另一方面，在阿里巴巴e-Hub構思之下，組團出海有利於克服此前物流國際化的諸多問題。菜鳥網絡可以組織當地物流企業，此前其跨境物流合作夥伴數量已有50多家，現在e-Hub戰略會讓其拿下更多當地物流企業；而隨著eWTP構想被更多國家接受和加入，阿里巴巴則會有更多當地政府關系和跨境物流訂單。菜鳥網絡的物流大數據、全局規劃調度能力將會進一步提升中國物流在海外的競爭力。

當地中小企業將受惠於e-Hub模式

阿里巴巴建立馬來西亞e-Hub超級國際物流樞紐的消息，成為馬來西亞當地物流企業的利好。提前曝光的消息，讓超過6家物流企業的股價上漲2%—13%，其中規模最大的馬來西亞郵政股價創下新高。全球化一定是雙向而不是單向的，因此跨境物流也不是中國物流企業能獨吃的蛋糕，e-Hub模式也將讓當地物流公司受益。事實上，e-Hub的終極目標是將菜鳥在中國所構建的開放式物流平臺，複制到全球，讓全球物流公司在菜鳥的物流大數據之下接受全局調度和規劃，實現馬雲“未來在全球任何一個地方，都將實現快遞72小時可達”的物流目標的同時，讓全球物流公司享受電商紅利。

eWTP是一個宏大的構想，要落地最關鍵要解決的是貿易三大流：信息流、資金流和商品流。菜鳥e-Hub解決了物流問題。在互聯網技術日益發達的今天，信息流已不是問題。在資金流上阿里巴巴也有動作頻頻。螞蟻金服早已啟動全球化戰略，其已投資印度版支付寶Paytm、韓國互聯網銀行K-Bank，更早之前則與日本最大電商平臺、美國在線支付公司Stripe、歐洲退稅機構瑞士環球藍聯達成合作，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建立超級物流樞紐的同時，螞蟻金服也與馬來西亞兩大銀行聯昌國際銀行及馬來亞銀行分別簽署諒解備忘錄。當信息流、資金流和商品流三大跨境電商的根本問題都得到解決之後，跨境電商也將發生從量變到質變。

由此可見，e-Hub實施之後，馬拉西亞當地中小企業都將迎來利好，東南亞的優質商品將更加便捷、高效地銷往全世界。更值得期待的是，當e-Hub從馬拉西亞複制到東南亞乃至全世界，eWTP體系也將進入全球化時代，不再是點對點的跨境貿易，而是一張四通八達的多對多高效跨境貿易網絡，當地中小企業的商品也將迎來銷往全球20億消費者。e-Hub是阿里巴巴的一小步，卻是全球中小企業實現自由貿易的一大步，馬雲的理想正在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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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 | 周小川：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

本文系周小川在3月25日博鰲亞洲論壇“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全體大會上的文字實錄。

主持人：請周小川行長從中央銀行的角度對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問題進行評論，並談一談政策協調的問題。

周小川：剛才，有人評論亞洲國家從全球化與自由貿易中獲益良多，亞洲經濟發展相對較快，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這讓我想到了中國30多年前(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關於自由貿易戰略和進口替代戰略的激烈爭辯。在改革開放初期，很多意見傾向於實施進口替代戰略，但在對國際經驗進行比較分析後，大家均認為進口替代戰略不會成功，因而實施自由貿易戰略，這些因素都促進了全球化的發展。

我們可以從政治角度上來分析全球化，但全球化有其經濟學上的原因。過去，由於運輸和通訊等貿易成本較高，各國存在由於自然條件所形成的貿易保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地理上距離其他國家較為遙遠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但後來，通信技術和數字化迅速發展，運輸和通訊等貿易成本大幅下降，全球人員流動也大大增加。舉例來說，中國現在每年出境人數以億計，信息與人員的交流推動了全球化進程。這些都是30年前無法想象的。

就像其他社會和經濟問題一樣，不管選擇歡迎與否，全球化已是既成事實，成為無法避免的挑戰，我們必須直面這一現實。有些國家擔心全球化會對本國就業產生影響，采取措施保護本國制造業。但從經濟學上來講，這違悖資源配置理論。出臺政策鼓勵關鍵資源從一個部門轉移至另一部門，這種資源重新分配效率值得質疑，對其他部門而言也是一種間接歧視。對於已實現一般均衡的市場，服務業和高科技等領域具備比較優勢，如果將這些優勢部門的資源配置到制造業，這種選擇不能就說不好，但從數學優化模型上看是有問題的。

關於美國新一屆政府正在醞釀的邊境調節稅，目前還不知道最終設計方案，其目的旨在鼓勵出口，並限制進口。但從中國改革開放多年的經驗來看，要鼓勵出口的話，應當允許出口制造商自由進口零部件和技術產品。如果限制進口，將難以在零部件、價格、科技和人才方面獲得競爭優勢，反而對出口造成歧視，不利於增加出口。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影音電子產品出口大幅增長，原因在於我們采取了較低的進口關稅，這令中國出口商在進口原材料和技術時有更多的選擇，這些出口部門有可能在之後逐漸實現了部分進口替代，但也是基於市場競爭基礎之上的。

關於金融和全球化的關系，如果進一步利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其他開發機構貸款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促進電信業發展與數字化，這會進一步推動全球化進程。

關於政策協調，我們可能需要更多時間予以考慮，基於當前討論情況和政策形成機制，希望能在7月G20領導人漢堡峰會上就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形成更加清晰的語言。

周小川：關於全球化，我再補充兩點。

一是全球化對就業的影響。目前失業問題的產生有兩個原因：一是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很多國家失業率上升;二是勞動力市場本身不完善。在全球化過程中，經濟各領域發生了很大變化，有些產業處於上升期，有些部門則出現衰退，勞動力需要在不同經濟部門之間進行重新分配，這樣，就會出現結構性失業。所以我們應該把資源向勞動力的再培訓進行傾斜，對勞動力從知識和技能上進行重新培訓，而不是把失業問題歸咎於自由貿易。總之，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體系中，資源配置主要是通過資本、技術等核心經濟資源的分配來實現的。如果勞動力缺乏應有技能，或者勞動技能已經過時的話，就必須要調整和更新才能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這是資源有效配置的要求，是無法避免的。

二是稅收問題。這是個很技術的問題。如果美國考慮采用增值稅，我們歡迎，但不能因為沒有增值稅就考慮征收邊境調節稅。因為美國有銷售稅，出口產品不納銷售稅，但進口產品在最終銷售時會征收銷售稅。邊境調節稅是對公司稅的一種調整，而公司稅主要針對公司利潤征稅，不同於增值稅或銷售稅等間接稅。這種以直接稅的方式征收間接稅的提法是很有爭議的。

“談全球化像談太空探索”，欠發達國家擔心被遺忘

“對於南太平洋島國來說，很多都是欠發達國家，我們談論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時候，就像討論如何探索外太空一樣那麽遙遠。”在25日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式上，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總統彼得·克里斯琴稱自己最擔心的就是在全球化進程中被遺忘。

包括克里斯琴在內的來自多個亞洲太平洋以及非洲國家的政治領袖表達了各自對全球化的理解和推動亞洲發展和全球化進程的意願。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總統彼得·克里斯琴

“對於我們這樣的小經濟體來說，有時候那些更強大的經濟體沒有考慮到我們的切實想法和期待。不管武力戰爭還是經濟戰爭，我們這些小國不僅會是失敗者，還會因此遭受沈重打擊。”克里斯琴提出，推動全球化的同時必須考慮到，並不是每個社會或者每個國家都有同樣的能力或者意願來中和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克里斯琴認為，全球化必須是這樣一個過程，他不僅要保證那些有能力直接參與全球化的國家從中獲益，還要考慮減少對邊緣參與者的傷害。

密克羅尼西亞群島是太平洋三大島群之一，漁業資源豐富，但其他糧食及日用品均靠進口，經濟上嚴重依賴美國，聯邦把農業、漁業、旅遊業作為三大支柱產業規劃。

阿富汗：“一帶一路”將令阿富汗重獲榮光

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長老院主席法紮勒·哈迪·穆斯利姆亞爾表示，阿富汗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在沿線交往發揮重要作用，通過能源、公路等實現互連互通。

“我們深知‘一帶一路’倡議的積極影響，特別是中巴經濟走廊，我們相信這些項目能讓阿富汗重回榮光。阿富汗擁有價值約3萬億美元的珍貴礦產，目前已探明的只有30%，同時阿富汗也有很多特色農產品，包括藏紅花，葡萄和石榴等，這些都是中國企業值得註意的領域，已經有中企在阿富汗投資了銅礦與油田。”穆斯利姆亞爾稱。

穆斯利姆亞爾還強調，目前包括“伊斯蘭國”在內有20個恐怖主義活躍在阿富汗境內，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外國武裝分子，一旦他們在阿富汗占穩腳跟，他們將把戰火蔓延至中國中亞以及南亞地區，“一帶一路”戰略必將因此而困難重重，因此，阿富汗的安全與穩定對於“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和中巴經濟走廊的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馬達加斯加共和國總統埃里·馬夏爾·拉喬納里曼皮亞尼納

馬達加斯加：希望能夠參與“一帶一路”

馬達加斯加共和國總統埃里·馬夏爾·拉喬納里曼皮亞尼納認為，全球化催生了互相依存的世界大市場，所有國家都在加倍努力融入其中，令貿易自由化，有的國家融入得好一些，特別是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國家，甚至連非洲也在亞洲對自由貿易的推動中獲益。

“當然，經濟全球化也帶來了一定的風險，比如經濟危機及金融市場的不穩定，這都極大影響到一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就業。”拉喬納里曼皮亞尼納指出了全球化的一些風險，有些國家因此傾向於固步自封、民族主義或貿易保護主義。    

拉喬納里曼皮亞尼納認為，非洲和亞洲是當今世界上增長最為迅速的兩個地區，將會在一段時間內繼續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增長引擎，但前提條件就是世界經濟的全球化，以及貿易自由化過程當中的一些問題必須得以糾正。

目前，非洲有6億的消費市場，現在的發展重點是非洲的工業化，並且正在繼續進行區域一體化進程，拉喬納里曼皮亞尼納認為，包括馬達加斯加在內的非洲國家在道路、鐵路、港口方面的需求巨大，亞洲各國在工業化領域的經驗可以用來幫助非洲國家來實現經濟轉型。“馬達加斯加希望能夠參與到中方倡議的‘一帶一路’當中，希望島國在基礎設施的巨大需求能被註意。”

馬達加斯加擁有豐富的旅遊資源，此外很大一部分國家收入來源於紡織業、礦業和能源，目前，馬達加斯加還是東南非共同市場和東非共同市場等多個非洲區域組織的成員。

南亞：亞洲對全球化非常重要

尼泊爾聯邦民主共和國總理普什帕·卡邁勒·達哈爾認為，全球化是經濟發展的支柱，這種力量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口脫離了貧困，但是並不是說全球化就是完美無瑕的。

“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作用是不容質疑的，但也有很多人覺得他們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被甩在後面，也有很多的人覺得全球化的必然結果之一就是邊緣化。在分享全球化的成果方面存在明顯不對稱性，這種不對稱性使很多國家對全球化有一種恐懼，也帶來了批評，因此，為了要在不確定時代成為穩定之錨，亞洲非常重要。

緬甸聯邦共和國副總統敏瑞稱，緬甸認為貿易一體化對於推動經濟增長是一個有效的手段，緬甸政府為此從2011年開始啟動了一系列具有深遠意義的改革措施，外部來說，包括中國-東盟自貿區，區域全面經濟合作夥伴協定，“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都能為緬甸的發展註入動力。

“除此之外，緬甸還采取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來營造更有利於投資者的投資環境，在2016年8月18日推出了新的投資法，為投資提供了強有力保障。

2017博鰲論壇強調出境遊潛力 孫茂華稱攜程加速全球化布局

2017年博鰲亞洲論壇正式開幕，此次論壇以“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為主題，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發表了主旨演講，在演講中，著重強調了旅遊經濟未來巨大的市場空間，並表示：“預計未來5年，中國出境旅遊將達到7億人次。今年春節期間，中國公民出境旅遊總量達615萬人次，足跡遍布全球85個國家和地區、1254個城市，出境消費高達1000億元人民幣”。

與此同時，張高麗表示今年是中國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要把握好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帶來的機遇，利用新技術，發展新經濟，打造新動能，培育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激發社會創造力和市場活力。

事實上，旅遊消費已經成為近年來整個社會最重要的“消費側”。根據國家旅遊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共有45.6億人次旅遊，旅遊消費達4.66萬億元;中國國內旅遊、出境旅遊人次和國內旅遊消費、境外旅遊消費均列世界第一。大眾旅遊時代所形成的巨大消費市場，必將拉動巨大的生產與供給，旅遊業將成為助推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攜程COO孫茂華受邀出席開幕式，其表示，2016年中國出境遊遊客超過1.2億人次，從酒店、旅遊到購物、餐飲，中國遊客在海外花費共計超過1100億美元，如何讓用戶在境外同樣享受到高品質的服務，成為攜程面臨的新課題。

為此，攜程從2016年伊始大力全球化布局，收購天巡、戰略投資美國海鷗旅遊和縱橫集團兩大地接社，以及投資印度最大的在線旅遊公司MakeMyTrip等，就是為了讓攜程的2.5億用戶在全球都能享受到優質的旅遊服務。

除了滿足旅客出境遊的國際化布局，攜程在用戶體驗上同樣不斷加碼，推出了多項創新服務。早在2015年，攜程便聯合10000多家旅行社和在線同行，首家推出業內領先的“6重旅遊保障”和“先行賠付”承諾。

2017年初，攜程啟動了“全球旅行SOS”服務。中國遊客如遇到意外風險，可以隨時通過攜程的7X24小時應急支援服務人員，處理各種突發狀況。

值得關註的是，攜程表示，力爭在2018年GMV達到萬億水平，並希望到2021年實現2萬億的GMV目標。

陳春花：比全球化更重要是全球思維

春暖花開 2017-03-27 14:35

本文由春暖花開（微信ID:CCH_chunnuanhuakai）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陳春花。

隨著全球經濟和政治的展開，全球化的經營模式勢必是企業所必須面對的選擇。真正有效的全球化戰略包括制定對於符合當地文化的市場開發計劃，以及在當地及全球範圍內建立發揮作用的業務模式。

也許了解這一點不算太困難，因為在全球市場上中國企業所經歷的痛苦和教訓，已經讓我們開始明白全球化的真實含義。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中國企業的全球化努力為什麽沒有達到想象的程度呢？

問題的根源顯然不在於市場，也不在於中國企業和世界跨國企業之間的差距，根源在於中國企業本身，在於中國企業全球理念的缺失。

中國企業和世界跨國企業差距在哪？

企業如何去尋找成長空間，是每個經營者都必須清楚的問題。在全球化經濟環境中，回答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企業應該在產業機會和市場機會的生長演變中去尋找成長空間，而今天的產業機會和市場機會都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但是，中國企業對於全球市場、產業、金融、政策、商業機會和危機控制等因素都不夠敏感；對經營環境的變化也不夠敏感。

究其原因，就是中國企業的思維空間相對狹窄，由於思維空間延伸不夠，大量產業機會和市場機會在中國企業的視野之外生生滅滅，再大的產業和市場空間都與中國企業無關。

這種現象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德魯克關於企業成長的一種說法：一個組織只能在其價值觀內成長，企業的成長受它所能達到的價值觀限制。

套用德魯克的這種表述，我們可以對中國企業全球化進程做出這樣的判斷：中國企業全球化成長只能在其思維空間之內成長，中國企業的成長受所能達到的思維空間限制。中國企業在全球化市場依然沿用自己習慣的思維方式，依然沿用自己在中國本土市場所形成的經營模式，這也許就是中國企業全球化進程中多受阻礙的根源所在。

研究證明了環境是影響思維和行為的根源，中國環境下產生的企業思維和企業行為，必然與西方環境下所形成的的企業思維和企業行為不同，從而導致了不同的價值體系。而不同的價值觀體系又決定了企業創造不同的價值，並最終決定企業不同的創新素質。經濟學家熊彼特的這段話可謂一針見血：“沒有發展就沒有利潤，沒有利潤就沒有發展，對於資本主義體系必須再補充一句：沒有利潤，就不會有財富的積累”美國企業就是這類專註於創造利潤的實用主義者，善於借用一切技術和機會來創造並提升利潤的能力，前美聯儲主席格森斯潘就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在20世紀，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總量沒有增加，但其價值卻增長了20倍。”

相比之下，中國企業卻是在一個有著“義利之辨”的中國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改革開放初期，人們還在為“致富是否就是資本主義”辯論，今天雖然財富成為人們追求的目標，但是依賴於中國環境和傳統文化所形成的企業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依然對中國企業經營帶來很多影響。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人們一下子又從“殉義”的背景下跳入“逐利”的大海中，為了獲得利益不惜犧牲原則、準則。在這30年間，中國企業表現出來的短視、急功近利、拼殺價格的行為比比皆是。這樣的價值取向，在一個階段里，讓中國企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尤其表現在中國本土市場上；成功地引領了市場份額，包括索尼、IBM在內的跨國企業都在中國本土市場輸給了中國家電企業和PC制造企業。

但是，到了海外市場，我們在中國市場上稱雄的模式，沒有產生任何作用。我想起了對於易建聯的報道，美國的體育媒體說，易建聯有著很好的潛力，但是卻常常犯規，相對於同樣是新秀的美國球員來說，易建聯明顯缺乏職業化訓練。中國企業是否也是如此？正如吳霽虹教授所總結的那樣，跨國企業優勝之處，正是中國企業的弊端：

➤他們（跨國企業）在科技大名的基礎上永無止境地創新發展（技術產業化），而中國企業善於用關系、獲取政策等資源；

➤他們耐心地選擇有機會的成長方式，並在成長過程中一開始就專註於做強，而中國企業較浮躁，傾心於快速、超速、飛速。

➤他們經歷無數競爭和經濟蕭條周期的錘煉積累起來的經驗曲線，足以使它們充滿智慧的對待機遇和危機，而中國企業一直伴隨著GDP漂亮的增長曲線成長，它們的經驗單純、淺薄；

➤他們擁有超群的智庫專家（如社會的經濟學家、管理學家、資訊專家），不斷地將他們的實踐經驗提煉成理論，促使他們的知識結構不斷更新，而知識和他們超強的學習能力使他們追求創新成為可能，中國企業都處在知識（包括經驗曲線）的饑渴狀態，並且饑不擇食；

➤支撐他們做強的動力是個人奮鬥的激情、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中國企業的動力可能比較混雜，還沒有形成主流。

怎樣確立全球思維

全球理念的形成需要有全球思維的確立，只有借助於全球思維能力的培養，中國企業才能夠在全球化進程中不再遭遇挫折和障礙。事實上，中國人非常有智慧，也有很強的學習能力，但是進行思維方式的調整，卻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我一直在大學講授“企業文化管理”課程，我們知道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也是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思維方式，作為文化的表現方式的思維決定人們的行為選擇。因此，如果中國企業還是習慣於用固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在全球市場上競爭，結果一定是欲速則不達。

我們需要確立全球思維，在內部原因方面，中國企業需要跨越這些成功陷阱：改變單一產品的成功、改變單一資源的成功、改變企業家個人的成功、改變沒有付出規則成本的成功，中國企業如果不跨越這四道門檻，是不可能持續做大的。企業必須挑戰以往成功的慣性思維，對市場環境變化和發展有充分的認識。

在外部原因方面，企業經營的外部環境也使具有全球理念成為發展的必需。

首先，中國企業所面對的是具有全球理念的跨國企業，這些同行和對手要求中國企業用國際規則來競爭。

其次，中國市場已經是全球市場，來源於消費者的選擇使得中國企業具有全球理念；如果還是沿用中國自己的消費理念和消費習慣來判斷，想贏得消費者的選擇和忠誠那是幻想。這些來自企業外部的挑戰，迫使中國企業進行戰略性的思考，即圍繞企業戰略需要，培育企業戰略競爭力和整合相應產業資源，發現和做實新型產業盈利模式。

中國企業在經歷了30年的快速發展之後，迎來了全球化的經營與環境，正如哈佛大學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在期研究報告中指出的那樣，“這不是你要不要全球化的問題，而是你如何全球化的問題。”這也是中國企業需要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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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經貿大學副校長趙忠秀：“一帶一路”倡議不是對外援助，是全球化新階段的載體

隨著“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落幕，中國同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合作協議，同30多個國家開展機制化產能合作。真金白銀的投入則顯示在中國將加大對“一帶一路”建設的資金支持：向絲路基金新增資金1000億元人民幣，鼓勵金融機構開展人民幣海外基金業務，規模預計約3000億元人民幣。

面對這個機遇，包括瑞士、英國等在內的多國老牌金融及保險機構都表現出了極大興趣，並力求參與到未來的計劃中來。

那麽，如何看待這些倡議和協議的未來影響，又如何總結“一帶一路”倡議從提出到不斷發展的內涵，並展望未來的商機和風險？第一財經記者專訪了對外經貿大學副校長趙忠秀。

趙忠秀向記者回顧了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相關議題中遭遇的諸多誤解和反思。隨著時局的進展，他認為，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是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好的實現方式，這樣使得人民幣從單純的貿易結算貨幣，變成現在的投融資貨幣。

第一財經：隨著“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結束，未來相關項目的實施，是否能真正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趙忠秀： 經過幾天的會議，“一帶一路”匯集了更多的共識，形成了國際性的平臺；中國提供了許多具體的資金支持，會引導更多的社會資金投入，更要關註下一代科技對“一帶一路”的支持及促進作用，構建新的國際發展模式。

通過“一帶一路”是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好方式，這樣使得人民幣從單純的貿易結算貨幣，變成現在的投融資貨幣。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可以通過增發貨幣的方式，降低“一帶一路”的成本。現在國內增發的貨幣都跑去房地產了，核心是因為國內權益的東西太少，導致資產價格暴漲。而這些增發的貨幣，若能夠到過去認為有風險的投資窪地，將人民幣這個水引流到這些地方，去建橋建路，形成權益，就能實實在在促進當地經濟發展。

也是發展到今天，才發現這是一個有效的途徑。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時，中國外匯儲備一直在增加，甚至覺得是個負擔。當時學界普遍認為，與其買美債，不如去海外投資實體經濟，做點實在的項目。

2014年6月中國的外儲達到頂峰，而自2014年下半年起，我國外匯儲備規模開始下降。2015年，我國外匯儲備減少了5126.56億美元。2016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外匯儲備連續數月下降，2017年2月，我國外匯儲備才結束了長達7個月的連續下降。

“一帶一路”的項目實際包含兩部分：通過合資方式，取得的是長期權益，由於是基礎設施，收益很低。比如坦贊鐵路，產生了間接效應，當地市場活躍了，經濟發展了，收入提高了，對中國產品的需求擴大；通過合作貿易，中國也會增加這些地方的進口，隨著中國擴展市場範圍，也會有更多的支付能力，去購買這些國家的產品，這些也都是市場條件改變帶來的。

第一財經： 您個人在參與“一帶一路”相關議題時，有什麽直觀的感受?

趙忠秀：我們在“一帶一路”國際高峰合作論壇期間，接待了埃塞爾比亞總理，格魯吉亞副總理，還參與了中瑞合作中的教育簽約。我們要和聖加侖大學，要成立一個研究中心，主要跟蹤自貿協定（FTA）的研究。

從我本人近期自身的經歷來看，發現需要消除一個誤解，即這並不是“中國來支援了”。這是合作項目，並非援助項目。

我最近走訪的一些海灣國家，他們都提高了對“一帶一路”的關註度。一個很樸素的普遍想法，就是中國帶人帶錢來幫助自己發展，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理解，這其實是共同發展。

另外，現在還需要防止“一帶一路”成了一個框，什麽都往里裝，需要冷靜對待，不要泛化。從中國開放經濟格局角度說，首先帶路要清楚。

在不同的階段需要把握不同的重點。例如說，起步階段，需要發展基礎設施，基本的互聯互通是項目重點。有了這個基礎，再進行產能合作。這是世界經濟發展的規律。中國過去30年發展，也是不斷接受外來產能轉移，再逐步提升自身產業競爭力的過程。“一帶一路”倡議起初應該是開發性金融，隨著市場化深化，擴大金融創新的範圍，到最後達到企業直接融資。

在實施過程中，需要評估這些項目是否為好項目，即環境友好、承擔社會責任，中國過去的一些經驗教訓，都要吸取。

第一財經：“一帶一路”高峰合作論壇期間，形成了包括貿易倡議在內的多個共識性文件，也在投融資方面有了更多進展，你怎麽看待未來這些領域相關政策的落地狀況？

趙忠秀：貿易暢通方面，中國引導的，只是一個經貿合作方向性的倡議，應該是開放並且不太具有約束力的倡議。

金融方面，項目實施的過程中，應該是動員共同出資，而不是中國單方出資。中國是希望激活發展的資金，提高市場籌集資金的效率。企業可以選擇是由中國的對應機構（進出口銀行和國開行等），還是從國際上找長期項目資金，這就需要有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在保險、債券市場做項目融資，這是在國際間很成熟的機制。中國的“一帶一路”要解決過去單靠私人的微觀企業做不了的大手筆項目，需要國家信用在後面背書。

當然，如果真要形成“一帶一路”合作深化和市場化加深，未來，舞臺上的表演者不能是政府本身，也不是政府搭臺的幾個大項目。

亞投行已經批了20多個項目了，包括能源、交通、綜合項目，目前還是在點上，還處於早期發展階段。“一帶一路”先是雙邊談，政府合作，項目換文，確定優先項目，再考慮下一步融資模式。比如是通過發展援助，金融機構，還是共同形成項目公司在國際市場上尋找資金。常規的需要有主權擔保，但有的國家沒有主權擔保，就加大了中國的金融風險。“一帶一路”有特殊政治背書情況下，如何區別開商務風險和政治風險，即便有政治互信，商業風險依然存在，這里面還是要用市場的原則。

 “一帶一路”是全球化新階段的載體，是靠務實的貿易投資推進，讓全世界更緊密聯系，尤其激發那些欠發展區域領域更多進入全球經濟發展之中。早期的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是跨國公司的全球產業重新布局推動，再加上背後的金融支持，是“華爾街”模式。中國一方面有國家推動，另一方面，也要能讓民間企業參與其中。

工業革命以來，西方主導、攫取了大部分價值。而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的講話也帶來了新的方向：創新引領的思維增長模式、互利共贏的合作模式、改革國際治理模式，讓大家平等參與；發展的可持續包容模式，通過發展解決不平等、社會參與，及公平的問題。

第一財經：現階段，是否國企更容易抓住相應的商機？

趙忠秀：是，國企在參與大項目上有天然優勢，資金和擔保。基礎設施項目方面，應該有優勢，私營企業一般不具備，國家在項目清單上，央企和國企一定排在優先位置，中小企業要在市場上發現機會。

政治互信的大項目，過去是由私營企業和公司主導，項目有限。現在，政府主導的事情是國家公司。比如，國際能源公司和國家能源公司是不同的。跨國公司會隨時盯著每季度收益，而國家公司評價機制會更多考慮戰略意圖。你要民營公司去做印尼高鐵，就做不起來，技術轉讓、融資方面優惠安排，國企比私營企業來做要好地多，它超越了單個企業的能力，能夠形成合力。

這里面，有一個風險對沖的問題。過去把政治風險放到非常高的層級上，通過這樣的合作，可以鎖定並降低它，把以前高風險，私營不會做的，現在變成可以做。這就要求政治互信這個前提，抓住了各國發展中的關切，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經濟合作，當然結果得惠及民眾，現在也強調“民心相通”，包括教育，醫療等多包容性議題。

第一財經：回顧過去的經歷，你認為“一帶一路”倡議這幾年發展是否達到了預期效果？現在是否擁有了更豐富的內涵？

趙忠秀：當時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時候，就是一個方向性的願景，並沒有具體且快速的方案。從2013年習近平主席講話，到2015年3月份三部委出臺願景與行動，中間隔了一年半。我相信里面有頂層設計和具體方案需要協調，需要進一步變成工作指南，尤其要與具體項目結合。當時有一個早期收獲，圈定了一些具體項目。

到了去年的時候，“一帶一路”是否能夠形成具體的（成果），都是有一定困惑的。所以習主席在達沃斯講話，邀請大家來“一帶一路”論壇，實際上還帶有一個考慮——進一步和這些對象國形成共識，希望大家能夠接受。

世界的反應超出預想，從最早的60多個國家到現在更開放的地理概念：比如對非和對拉美的合作，都納入一帶一路框架下。

這不是未來幾年的事情，是未來幾十年的長遠方向。“一帶一路”的發展是和中國兩個百年的目標有關聯的。通過倡議實施，促進這樣的環境，擴大市場範圍，是生產力的重新配置，更加接近市場。

鼎暉焦震：PE要堅定不移地走全球化的道路

中美貿易戰以保護美國技術核心資產的方式開打，在高墻壘起的情勢下，國內頂尖私募股權投資機構——鼎暉投資的CEO焦震又逆勢喊出驚人口號：PE要堅定不移地走全球化的道路，堅定不移地走收購兼並的路。

焦震是4月24日在投中集團的年會上提出這一口號的。他提出的理由是“足球場上的進攻理論”——老在家門口防守，即便勢均力敵最終也只是平局，只有打到對方前場，才有贏的機會。

“全球並購，不是美國一個地方，還有歐洲，日本和全球各地”，焦震認為，放眼全球大視野，如果談價值與價格的對比，真正有價值的項目在境外，“價值的窪地在境外”。

鼎暉投資可稱中國本土第一本牌的PE，目前管理著等值於1200億人民幣的基金，在跨境並購一直走在PE行業前列，包括幫助雙匯集團、百麗鞋業等企業完成數起跨境並購案例。較早前鼎暉聯合九陽收購了美國蒸汽清潔類家電第一品牌——Shark Ninja。

投資全球化趨勢不可阻擋

然而跨境並購並不是一帆風順的，許多跨境並購總是卡殼在監管和審批程序上。中和資本合夥人張敬庭認為，中國企業做跨境並購，往往在時間和效率上先輸一城。他舉例說，中和資本2014年幫助一家新三板掛牌公司發行20億定增計劃擬收購境外資產，最後因審批程序達到3-6個月，標的方無法接受，最後只能放棄。他表示，中國企業做跨境並購，“只能與全球資本聯合”。

其實，不僅收購方會遇到收購國政府審批的問題，被收購方也同樣面臨當地政府的管制。這在高科技和前沿技術領域表現尤其明顯。百度風投CEO劉維指出，即便在“中美貿易摩擦”出現之前，中國資本在美國的早期投資也不是“一帆風順”：“美國政府會階段性地，而且不可避免地，給中資或者其他非美國的資本對美國的前沿技術領域的投資過程設置非常嚴厲，甚至矯枉過正的政策。對於我們，就是‘不可承受之重’。包括汽車和科技領域，美國更加關註的是下一個階段技術標準的制訂，而這些恰恰不是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最大的領域。”。

即便跨境並購困難重重，焦震還是認為，全球化和跨境並購，“不是說你需不需要的問題，是你必須走，只是什麽時間走，怎麽走的問題。”焦震的發言與鼎暉投資長期一直的價值觀是一致的，鼎暉投資一直以來的口號就是：“企業不是做大的，而是並購大的。”

盡管障礙重重，技術創新、模式創新、人才流動的全球化背景下，投資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阻擋。清科集團2017年年報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度，國內和跨境並購合計完成交易額超過1.8萬億元人民幣，並購起數超過3000起。其中，完成跨境並購205起，涉及交易金額6400多億元主要分布在生物技術、醫療健康、機械制造、互聯網、汽車、連鎖及零售五大行業。同時，清科年報也提到，美國對中國跨境並購行為的監管有所加強。

就A股市場而言，2013至2015年，眼花繚亂的上市公司並購，造就了一波中小市值公司的牛市。2015年市場巨震之後，監管層陸續出臺重大資產重組及再融資新規，2016年新規，各種“忽悠式”重組、跨界重組並購等被叫停。但政策在2017年又有調整和松動，據投中集團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私募股權基金通過並購退出的數量和規模，都比2016年有強勁增長，增幅分別達到33.3% 和59.4%。

PE在跨界並購中作用何在？

也有一些走出去的私募股權機構在向外搜索之外發現，原來所投行業市場、應用、以及技術創新，領先的是中國。光速中國關註在美國、中國、印度和以色列信息技術領域的天使及早期投資。光速中國創始合夥人韓彥發現，在汽車和激光雷達領域，全球前十的一半以上，都是中國或者華人團隊。“比如激光雷達領域，我們將全世界的公司都看了一遍，全球固態激光雷達做得最好的是中國，中國制造和研發未來機會很大。”

啟明創投主管合夥人甘劍平在互聯網創業者身上也發現了同樣的現象。他發現在美國、東南亞和印度應用很廣的互聯網產品，很多來自中國的創業團隊，這其中有很多BAT、TMT、小米等互聯網公司出來的創業者。投資摩拜單車C輪和D輪的啟明創投還表示，摩拜單車在過去幾十個月時間里，已經悄悄進入了海外的十幾個城市，包括新加坡及歐洲的很多城市。“你會發現美國矽谷的很多創業團隊開抄襲中國，以前是Copy to China，現在是Copy form China。”

甘劍平認為，包括微信、支付界、互聯網企業為主的“企業出海新力量”，可能改變中國出口主要依賴於制造業的格局。

產業資本向外擴張的協同邏輯清晰可見。基於生態環境的強大，騰訊、阿里的海外並購，屢屢成功。BAT之外，私募股權機構在跨境並購中，能起到什麽樣的作用呢？

盈港資本創始合夥人劉子迪認為，很多PE機構的合夥人有海外工作、學習和參與並購的經驗，可以幫助並購企業與被並購企業之間協同整合。另外，單純的競價，中國買家並沒有優勢，PE機構幫助設計整個交易結構，包括提高控制權再做私有化的建議和方案，可以降低買家的並購成本。

機構是逐利的，只要有利可圖，價值觀、制度並不是難以跨越的鴻溝，無論中國市場、美國市場都只是資本市場工具，資產交易需多元化和多層次應用資本市場的機會。用IDG一位合夥的來說——世界平得一覽無余，割裂得望塵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