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消息,日產汽車公司表示,將起訴英國“脫歐”陣營,原因是其未經許可在“脫歐”宣傳單上使用日產公司的標誌。該宣傳單上寫到,“大公司都表示,不管公投結果如何,他們都將留在英國。”日產英國公司發言人戴維·傑克遜說:“‘脫歐’陣營在宣傳材料中使用日產公司名稱和標誌嚴重歪曲了我們2016年2月23日公開發表和廣泛傳播的立場。”事實上,包括日產在內的汽車制造商都支持英國留在歐盟。
在全球20家最大的汽車制造商中,有18家已經在英國有生產和投資,80%左右英國產的汽車都用於出口,其中近60%出口至歐盟國家,一旦英國脫歐,上述制造商或將面臨10%的高關稅,而英國的汽車業也將遭遇創傷。
汽車業盈利損失或達80億歐元
汽車制造商們支持英國留在歐盟最關鍵的原因,是不知道一旦退歐,英國和歐盟之間能夠達成怎樣的貿易協定,以及這是否會影響關稅。包括豐田、勞斯萊斯、賓利、捷豹路虎以及福特等車企在此之前都公開發聲,表示不希望英國退出歐盟。
寶馬集團CEO克魯格早在3月的日內瓦車展就上表示,“英國退歐會產生怎樣的影響現在還無法估量,然而寶馬在英國擁有MINI和勞斯萊斯品牌,並建立了發動機工廠。英國與歐盟之間能否達成貿易協定以及達成怎樣的協定對寶馬集團來說至關重要。” 日產汽車CEO卡洛斯·戈恩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從企業層面來講,我們當然傾向於英國繼續留在歐盟,這對於促進就業、增加貿易往來以及企業削減成本而言都是最合理的選擇。對我們來講,穩定要遠比未知的風險要好得多。” 日產在英國東北部擁有一座大型工廠,用於制造日產和英菲尼迪品牌汽車。
而在給員工的一封公開信中,豐田英國公司的總經理寺本茂(音)甚至發出警告說,離開歐盟將使汽車增加10%的關稅,迫使公司削減成本或提高售價,影響銷量。豐田在英國設有兩條生產線,雇用超過3400人。豐田在英國產汽車有90%用於出口,其中75%左右出口至歐盟客戶。
在英國本土制造的跨國車企們不願意英國脫離歐盟,英國汽車制造商和貿易商協會(SMMT)CEO邁克·霍斯也公開表示:“歐盟市場準入、商品及勞動力自由流動、歐洲的貿易政策和行業規定,這些從根本上來說對英國汽車業是至關重要的。”簡而言之,如果脫離歐盟引起貿易規定的變化,也將對英國汽車業帶來不利影響。
英國是歐洲第二大汽車銷售市場以及第三大汽車制造國。近年來,英國汽車業複蘇勢頭強勁,出口占總產量的80%左右,近60%都是出口到歐洲市場。一旦與歐盟之間的貿易協定由零關稅變成10%的關稅,英國汽車出口必將受挫。甚至會進一步影響就業和GDP水平。來自SMMT的數據顯示,僅汽車工業為英國提供的工作崗位就有70萬個,創造的產值占到英國GDP的3%。ISI Evercore駐倫敦分析師師阿恩特·埃林霍斯特(Arndt Ellinghorst)認為,脫歐或將使英國汽車產業為此蒙受超過80億歐元的盈利損失。
明年新車註冊量或下降近15%
雖然車企對英國脫歐大多持“反對”意見,但源於本土的公司以及已有投資計劃的公司幾乎都不打算變更現有的投資計劃,部分企業表示未來的發展策略需要等待該國與歐盟其他國家達成的包括貿易在內的協議。
賓利全球營銷及銷售負責人羅凱文(KevinRose)指出,“不管結果如何(指英國脫歐),我們將按照既定計劃去執行,並繼續實施之前公布的投資項目。”歐寶CEO倪凱銘(Karl-ThomasNeumann)此前在接收媒體采訪稱,該公司去年已經關閉了德國波鴻(Bochum)工廠,但並沒有關閉英國工廠或撤離英國市場的打算。“如果英國退出歐盟,我們的業務依然會保留,投資也會繼續。” 在此之前,日產也宣投資3700萬英鎊(約合5,880萬美元)在其英國桑德蘭(Sunderland)工廠新增一條沖壓生產線,為投產下一代Juke SUV做準備。
英國是捷豹路虎的“老家”。捷豹路虎CEO施韋德(RalphSpeth)此前稱,“現在談英國脫歐為時尚早,我們不清楚政府今後會做出何種決定,目前只能靜觀其變,但我們依然會選擇留在英國。”不過,也有數據顯示,2015財年內,捷豹路虎集團在英國本土的索利赫爾、利物浦、伯明翰工廠制造了超過50萬臺新車,大部分用於全球出口。如果按照10%的出口稅率,對於捷豹路虎來說,這將是一筆不小的費用。
中國車企方面,目前長安、上汽以及吉利都在英國本土投資有研發中心或工廠,而上汽集團旗下上汽大通也在宣布已正式登陸英國市場。不過,相較於跨國車企,脫歐事件對上述中國本土車企來說影響不大。上汽大通公關總監楊洪海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由於上汽大通在英國的總代理商是愛爾蘭的一家經銷商,加之上汽大通的出口車型本身都是本土生產、整車出口,已經產生有關稅,所以脫歐對其業務發展幾乎沒什麽影響。
英國脫歐的公投即將開始,雖然目前並不知道結果會如何,但這種不確定性已經給英國本土的汽車產業帶來一些波動。阿恩特·埃林霍斯特預計,明年英國新車註冊量將下降14.4%,西歐地區的汽車產量則將下降2.5%。
上海市國家稅務局官網13日稱,國家稅務總局日前發布《關於完善關聯申報和同期資料管理有關事項的公告》(下稱《公告》)。
第一財經記者曾在5月率先報道國家稅務總局將出臺這份文件。此前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稅務專家表示,這是中國近期出臺的反避稅重磅文件,旨在要求大型跨國企業披露更詳盡的年度關聯業務往來報告表、國別報告和轉讓定價同期資料,以便於稅務機關判斷企業是否采取不合理避稅手段。
此次《公告》重新定義了關聯關系和關聯交易,並要求實行查賬征收的居民企業和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場所並據實申報繳納企業所得稅的非居民企業向稅務機關報送年度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表時,應當就其與關聯方之間的業務往來進行關聯申報,附送《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年度關聯業務往來報告表(2016年版)》。
根據《公告》,存在兩種情形之一的居民企業,應當在報送年度關聯業務往來報告表時,填報國別報告。其中之一是,該居民企業為跨國企業集團的最終控股企業,且其上一會計年度合並財務報表中的各類收入金額合計超過55億元。
國別報告主要披露最終控股企業所屬跨國企業集團所有成員實體的全球所得、稅收和業務活動的國別分布情況。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目前國家間針對國別報告的情報自動交換也在進展中,以打擊跨國企業逃避稅行為。
同期資料包括主體文檔、本地文檔和特殊事項文檔。
《公告》也明確了企業披露主體文檔的具體條件,比如年度關聯交易總額超過10億元。主體文檔主要披露最終控股企業所屬企業集團的全球業務整體情況,包括組織架構、企業集團業務、無形資產情況、融資活動、財務與稅務狀況。
披露本地文檔所符合的條件包括有形資產所有權轉讓金額(來料加工業務按照年度進出口報關價格計算)超過2億元,或金融資產轉讓金額超過1億元,等等。
本地文檔主要披露企業關聯交易的詳細信息,包括企業概況、關聯關系、關聯交易概況、價值鏈分析、對外投資、關聯股權、關聯勞務、可比性分析等。
普華永道中國轉讓定價服務合夥人唐恩亮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公告》是近五年來中國反避稅領域的一個重要文件,也是落實二十國集團(G20)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項目成果。
中稅咨詢高級合夥人蔣重陽曾告訴記者,《公告》目的就是提高跨國企業關聯交易的透明度,隨著未來各國稅務機關加強跨國企業信息互換,企業想避稅將很難。
就在美國的明星細胞免疫治療公司Juno Therapeutics因為臨床試驗失敗被FDA叫停又放開之際,包括默克、GE醫療在內的跨國醫藥企業巨頭卻在生物治療領域布局正酣。
7月13日,制藥巨頭默克公司發言人向《財富》等國外媒體證實了新的裁員通知,據稱,此次裁員的目的是為了更快轉型生物領域的探索。
“公司將要在研制、臨床前期、早期開發等領域做一些內部組織調整。目前我們還不能提供變化清單,或受沖擊雇員的人數,但是我們預計大約10%的科研、臨床、早期研發同事會受到影響。”來自這份通知的信息顯示。
這意味著,隨著人員和資源調整新澤西州的Kenilworth和Rahway,賓夕法尼亞的North Wales的大約300名工作人員有可能裁員或轉崗,而這項裁員距離上次8500名員工的大裁員僅過了3年。當時裁員的目的是為了省下更多的錢用於研究與交易,體現默克公司改革研發部門的新戰略。
事實上,自從2011年履職起,默克公司的CEO肯·弗雷澤就一直致力於公司業務的簡化改革工作。自2010年公司重組計劃開始,裁員數字一直漲個不停。2015年,粗略統計,這家藥企5年內共砍掉了不下36000個崗位。
不過,默克公司關上一扇門的同時,又打開了另一扇窗。發言人表示,最近一輪裁員凸顯了默克公司轉向生物探索領域的決心。默克公司還會在馬薩諸塞州與加利福尼亞州建立新實驗室。
馬薩諸塞州的新實驗室,將“聚焦新興科學和未知醫療領域”。初定的探索性研究將包括宿主-病原體的相互作用、微生物在疾病發展中的作用等。該研究站定為今年年底開放。同時在聖弗朗西斯科灣區也將有一個新的實驗中心,預計2017年年初建立臨時機構,招募100名科學家。它將主攻癌癥免疫治療,心血管和代謝性疾病。
另外,默克公司一直希望能夠將腫瘤、數據傳輸、生物制劑等業務整合到一個綜合的研究站。如今這個研究站也進入最後階段。默克公司表示,在綜合研究站建立和運營之前,他們的Palo Alto研究站將繼續聚焦免疫腫瘤學和生物制品、疫苗等的發現。
無獨有偶。近日,GE醫療也對外宣布收購了專註於生治治療領域細胞生物工藝的系統供應商——Biosafe Group SA。根據《財富》報道,這次收購將會使GE在細胞治療領域的規模擴大一倍。Biosafe Group SA將給GE帶來85名新員工和230名新客戶,這將會使GE細胞療法的員工增加一倍。
事實上,這家傳統的工業巨頭近年來一直加碼布局生物治療領域,除了傳統的醫療設備,如今他們越來越多的將觸角伸往了生物制藥的廠房和生產配套領域。比如,去年美國批準的8個抗體藥物全部都使用了GE的技術。
“醫療部門顯然正在GE的總體戰略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營收上的增幅近幾年也愈加明顯。”GE醫療生命科學部生物工藝全球負責人Jan Makela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不止默克和GE醫療,轉型生物治療領域正在成為越來越多醫藥巨頭企業的選擇,在傳統治療領域包括強生、輝瑞、葛蘭素史克、諾華早在兩三年前就開始布局包括CAR-T在內的生物治療方法,而新興生物制藥公司如Celgene、Cellectis也都磨刀霍霍,紛紛尋找戰友,積極備戰該領域。
據了解,截止到2015年年底,全球共有超過600種具有潛在根治性的治療技術進入臨床試驗階段。不過對於這種細胞治療藥物何時可以真正面世也有業內人士持有懷疑態度。
“CAR-T產品作為一種全新的治療手段在全球都還沒有獲批先例,未來如何更合理安全地使用這類藥品顯得尤為重要。各國藥品監管部門在這類的藥品的審批方面可能會更加審慎。對於國際國內公司CAR-T產品的上市日期,建議不要太過樂觀。”弗若斯特沙利文大中華區總裁王昕就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總統蔡英文上任後推行「新南向政策」,全力發展與東南亞、南亞國家關係,本刊與非營利網路媒體《報導者》合作,推出《新南向》特別企畫,看台達電、正新、中鼎這三家公司,是如何找到進入印度市場的入場券? 六月豔陽天,印度西部再度傳出攝氏五十一度、柏油路面融化的高溫警訊。在矽谷大公司充斥印度籍CEO與高階主管、全球外資大量湧入印度之際,這個擁有逾十二億人口的文明古國,仍有三億人民無電可用。首都新德里的旅館中,每天斷電數次稀鬆平常,沒有人會大驚小怪。 《報導者》記者在盛夏來到新德里,印度處處都是傳統與現代並存的隱喻。馬路上,高級轎車、人力車與牛隻同行。走進高級紗麗(印度傳統服飾)店,為女性顧客服務的全部都是男性員工。儘管種姓制度已廢除多年,但進軍印度多年的台商仍坦承:「找員工仍需Google他的姓氏,避免出現低種姓管理高種姓而發生衝突。」 人口紅利發酵 經濟成長率可望維持7% 印度很多地方已發生巨大改變,很多地方卻又似乎千年不變。蔡英文政府力推的「新南向政策」,該如何卸下對印度的刻板印象,找到進入印度市場的入場券? 《報導者》採訪早已在印度耕耘的台商,透過不同領域的台商現身說法, 反思「新南向政策」機會與風險。 當中國經濟成長率趨緩,印度總理莫迪高舉「Make in India」口號乘勢而起。如今,印度經濟成長率被看好連年維持七%以上,龐大市場及廉價勞工,加上六五%人口不到三十五歲的「人口紅利」,使得印度去年FDI(外國直接投資)更已超越中國。 對台灣而言,印度有能力與中國抗衡,是「新南向政策」心照不宣的重要背景。官方與部分台商相信,中、印關係不睦,也有助於印度市場擁抱台商。但情勢真的如此大好? 「來印度,看你是要找工廠還是找市場!」外貿協會駐清奈辦事處前主任吳賀彬說。 早期台商都是因為國際品牌到印度設點,作為供應鏈不得不跟著前往。這兩年台商從被動轉為主動,但「與東協國家相較,印度沒有華人社群引路,所以門檻比較高。」記者來到新德里金融精華區,長期服務台商的中國信託新德里分行總經理盧樹弘分析,「在印度能賺錢的大多是代工業,內需市場不容易賺錢。」他點出豐泰、萬邦等清奈台商,利用印度廉價勞力代工外銷的獲利模式,相形之下,進攻內需市場的台商大多陷入苦戰。 一位不願具名的台商強調,印度法令多如牛毛、各邦稅制不同、政府效率不彰、貪汙收賄嚴重……,連莫迪力推的單一稅率法案,都還無法在國會過關,使得投資充滿不確定性。也就是說,印度市場仍被許多台商視為「看得到卻吃不到」的大餅。 看得到吃不到? 內需市場已經逐漸突圍 這些都是台商眼中的困境,既是資方角度的甘苦談,也已形成有意進軍印度市場者的刻板印象。 儘管如此,致力於綠能、節能的台達電卻已逐漸突圍,成功打入印度內需市場,成為印度通信及能源系統主要供應商,去年營收也達到一億七千萬美元(約新台幣五十五億元)。 去年七月,莫迪在新德里宣布推動「Digital India」,獲邀參加的台商只有台達電、富智康兩家,台達電執行長鄭平,也以唯一華人企業代表身分發表演說。一位經濟部官員觀察:「這顯示台達電品牌獲得印度認同。」台達電》品牌在地化三項產品市占第一從新德里驅車前往一小時車程的古爾岡市,台達電獲獎的綠建築總部,與周遭落後地區形成極大落差。 就像印度基礎建設落後,3G、4G通信網路發展卻都比台灣快一步,這塊廣大土地上彷彿充滿著「跳級式的進步」。 走進會議室,等待我們的不只是印度籍總經理夏瑪(Dalip Sharma),還有遠在泰國的泰達電(台達電子公司)總裁謝深彥、台北台達電公關部門也全程參與。由於泰達電才是台達印度的母公司,這場訪問就在印度分公司、泰國母公司、台北總公司三方連線下進行。 回到十三年前,二○○三年泰達電出資購併瑞士公司Ascom Energy System(當時歐洲最大電源供應器業者)後,才誤打誤撞進入印度市場。 千人公司僅2位台籍幹部 「我們本來沒有印度市場,買下這家歐洲公司後,才發現印度在它的轄區。」謝深彥坦承,後來台達電才開始了解印度市場。由於Ascom Energy System在印度已發展數年,台達電因而採取「以印治印」模式,由出身該公司的夏瑪擔任台達印度總經理,並從泰達電指派五年級中段班的王漢忠來印度建廠,形成「印度經理人+台籍幹部」的公司治理模式。目前一千五百位員工中,僅兩位台籍幹部。 對於任用印度經理人的優劣,台商的看法頗為分歧。謝深彥則在連線訪問中強調,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心態問題,「不能想著自己是台灣人,而有高高在上的心態。」包括印度在內,台達電在各地,都是依據職務需要晉用當地人才。 從百分之百獨資的自有品牌出發,台達印度營收從○三年的六百萬美元,躍升至一五年的一億七千萬美元,十二年間成長近三十倍。 但是,在○八年至一二年間,台達印度卻遭遇挫敗,營運一路下滑到一二年的八千五百萬美元,幾乎退回○七年的營收規模。 台達印度犯了什麼錯?如何度過這場重大危機? 「二○○八年之前,我們大多數收入來自單一產業,不斷電系統就占了營收的八成,但之後印度整體不景氣,電信產業下滑,我們也開始走下坡。」夏瑪指出,其後調整方向,不再依賴單一產業,增加其他產業的投資,才能在一二年起再度成長。 記取教訓之後,台達印度才有今日以太陽能電力轉換器、不斷電系統、電視牆等三項產品市占第一、多項產品居領先優勢的多元布局。 長期觀察印度市場、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認為,台達印度能夠大幅成長的幾個關鍵,在於「建立本土品牌形象」、「B2B(指企業對企業之間電子商務)定位明確」及「符合政府政策目標」。 「台達印度把自己定位為在地品牌,跟友訊(D-Link)一樣建立口碑,才能打進困難的印度市場。」這位官員進一步指出,台達印度提供的綠能、節能解決方案,主要客戶是公司廠商而不是一般大眾,專心做好B2B領域,長期就會浮現成果。 更重要的是,印度需要大量能源來保持高經濟成長率,因而大力推廣再生能源。夏瑪對此強調,莫迪已宣布,未來十年內要生產七百GW(一GW等於十億瓦)的電力,到二二年時太陽能發電目標為一百GW(目前僅五GW),風力發電則要增加到六十GW,台達印度可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印度到現在還有三億人口沒電可用,政府計畫要讓一萬八千個村莊通電,需要支援微型電網等相關設備,因此我們在鄉村地區也有很大的發展機會。」 抓緊智慧城市、綠能產業 多年扎根之後,台達印度在視訊、再生能源與工業自動化市場都有所斬獲。 例如標榜全球第一座太陽能機場的柯欽機場,三年前就已在一百萬瓦的屋頂式太陽能項目中,採用台達電的高效率太陽能電力轉換器。 此外,印度北部諾伊達地區第二座太陽能電廠,到著名的Vaishno Devi Katra火車站,乃至南部班加羅的板球體育場,也都採用台達電的太陽能電力轉換器。連印度電網公司國家傳輸資產管理中心,也安裝台達電的視訊設備,以電視牆監控區域性負載調度中心。 印度尼赫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東亞研究所教授謝鋼(Srikanth Kondapalli)接受訪問時指出,「印度期待台灣投資的三個重點項目是IT硬體、基礎建設以及乾淨能源,這也是台印雙方可以在經濟上互惠合作的領域。」中興大學當代南亞與中東研究中心主任陳牧民表示,智慧城市、綠能產業已是印度政府投資重點。 由於看好印度市場,繼去年宣布未來十年將在印度投資五億美元後,台達電創辦人鄭崇華、執行長鄭平於今年二月聯袂赴印,進一步強調將設立在印度的第三個廠區及研發中心,並雇用二萬名工人和五百名工程師。 鄭平指出,台達電目前八十億美元的全球營業額,大約七成五到八成仍是在中國地區生產,台達電將印度視為全新市場,將先供應印度本身需求,因此計畫與供應商一起來此投資設廠,形成產業聚落,但不是把在中國的產業鏈搬到印度,而是擴大到印度投資。 正新》看好機車潛力商機要用台灣品牌搶市場同樣是進攻印度內需市場,中鼎公司及正新橡膠的經驗,也值得「新南向政策」及其他台商參考。 「因為沒有人要來印度,所以才會派我。」四年前,正新大膽指派年僅二十九歲的劉家樵赴印度籌備設廠。外文系畢業、經過外貿協會培訓的劉家樵,就這樣獲得獨當一面的機會,成為正新印度公司經理。 劉家樵接受訪問時強調,經過兩年學習期,他觀察到「印度只是路少,不是車多」,一般人都看好印度汽車市場,但正新評估印度一年汽車成長量僅約兩百多萬輛,機車成長量卻可超過一千五百萬輛,因此決定主攻機車胎市場。 正新建廠後預定雇用二千人,其中台籍員工約一百人。值得注意的是,劉家樵指出,正新將從東南亞國家進口原料,因為台灣品牌才有競爭力,「若從中國進口原料,會被印度市場當作中國品牌並視為次級品。」劉家樵說,「台商最忌諱把在中國成功經驗複製到印度,一定會失敗。」因為中國高層領導人就可搞定一切,但印度二十九個邦像是二十九個國家,必須花更多時間了解印度市場。 中鼎》從天然氣站出發單打更需群體戰○八年即已前往印度發展的中鼎公司,對於印度各邦的獨立性,感受更為深刻。 中鼎從印度南部喀拉拉邦開始興建天然氣接收站,一開始吃足苦頭,其後到莫迪主政的古吉拉特邦標案,近期再前往新德里首都圈發展。「我們發現在每個邦都必須從頭來過。」中鼎印度公司總經理林天生在辦公室內,指著地圖比畫在印度發展路徑。 林天生因而對「新南向政策」提出三項建議:一、在台商資金調度方面提供協助;二、加強與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三、提供對印度各邦的稅務諮詢。如此才能比照日韓政府,成為台商的後盾。 面對印度的變與不變,究竟哪項台灣產業最適合進軍印度市場?總統府「新南向辦公室」專員邱仕敏指出,在莫迪政府的優惠方案下,台灣電子業在印度市場的機會很大。駐印代表田光中在六月中旬德里台商會與印度PHD商工總會簽署合作備忘錄時,也認為電子業、汽車等產業很有機會。 仿照日、韓發揮團結效益 林天生則提醒,「形成群聚效應很重要」,台商至今皆為不同產業單打獨鬥,反觀日商、韓商在印度都已形成群聚效應,才能發揮團結的效益。 而從台達電建立品牌、站穩腳步的經驗看來,打破及克服「印度市場很困難」、「印度員工很難管」等刻板印象,並且帶動產業群聚效應,才是進入印度市場的重要入場券。 「印度市場雖困難,但也很公平,對於所有外商都一樣。」劉家樵如此強調,「放下對印度的刻板印象,先來印度走走,了解印度社會文化,才能知道這個市場真正需要什麼。」盧樹弘也笑稱,他常走進電影院觀賞寶萊塢電影,「在日常生活中才能真正了解印度社會文化」。 「印度市場的機會與風險一樣大。」一位經濟部官員為「新南向政策」下了注腳,他並強調:「制定政策前應更了解當地市場,不能太一廂情願。」無論是東協或南亞國家,台商唯有在地長期扎根,才可能找到打入內需市場的利基。對台灣來說還很陌生的印度市場,更是沒有快速成功的捷徑。 (全文請見《報導者》網站:www.twreporter.org)撰文 •《報導者》何榮幸、賴千尋(特約) 攝影•《報導者》吳逸驊 | ||||
文章編號: 201607183010320 |
日前,中糧集團宣布啟動與中紡集團戰略重組,並公布中糧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改革試點方案公布。
合並中紡集團後,中糧提出要瘦身健體。中糧董事長趙雙連表示,將按照“小總部,大產業”的原則,把資本經營與資產管理經營分開,壓縮管理層級至三級,形成定位清晰且職責明確的“集團總部資本層-專業化公司資產層-生產單位執行層”三級架構;瘦身健體,優化精簡集團總部,做實專業化公司(平臺),總部下放資產經營調度權,直接管理專業化公司(平臺),實現集團總部向管資本的轉型。
依據精簡高效原則,中糧將總部職能部門從13個壓縮到7個,人員從610人調整至240人之內,做實資產層和生產層。
按照國資委“四個一批”總體要求,中糧將用三年時間重組整合和淘汰退出企業百戶,法人機構減少20%。
這些年,中糧一直在擴張,截止到今年3月底,中糧員工總數96600人,此次中紡集團並入,筆者預計其員工總數將突破10萬人關口。
中糧資產規模全球跨國糧商里第一位,近10萬員工,在跨國糧商里僅次於嘉吉公司的149000人,但是中糧人均創造的效益處於墊底的位置。
先來看2015財年跨國糧商里的人均收入(銷售額)排序。
中糧2015年的營業收入是4054億元人民幣,筆者按照6.5的匯率折算成美元,約為624億美元。2015年底的中糧員工數沒有查到,員工數按今年3月底的96600人算,得出人均營業收入是60萬美元,這個數字不算低,但是與跨國糧商比,還是墊底的位置,與路易達孚人均250萬美元的收入相比,相形見絀。
再來看中糧人均凈利潤與跨國糧商的對比。
2015財年,中糧人均利潤是0.2萬美元,位列最後,與第一名ADM的5.7萬美元相比,相差懸殊。
對於人均收入/銷售額中糧與跨國糧商間的差距,相關人士評論稱:這樣對比未免太簡單直接暴力,應該考慮國內融資成本和各種稅費,或者對比一下四大糧商的利潤點在哪里及國內業務的盈利情況。
2015年,中糧營業總收入減去營業總成本,得到的營業利潤為虧損約14億元,因為獲得了47億元的政府補貼,最後凈利潤為正。
中糧這些年一直在擴張,中字頭的央企一家又一家的並入中糧集團,資產規模、人員數量越來越壯觀,風光背後,大而不強。一位熟悉中糧的人士對筆者直言不諱:(中糧與其他央企整合)這類整合壓縮數量,只是一種換湯不換藥。與改革與市場化國資收縮等大政沒有半毛錢關系。只會整合出一個更加虛胖的國企。
此次接掌中紡,中糧對於未來的發展方向表述是“做強做優做大”。做強做優放在最前面,中糧對於自己要攻堅克難的首要任務看來是心知肚明。
對於消化不良、大而不強的風險,中糧公開稱:公司近年來在國內及國外並購整合力度加大,多元化擴張步伐較快,多元化經營戰略和管理邊界的擴張將給公司在經營方面帶來一定挑戰,截至2015年末,公司納入合並範圍的二級子公司34 家。鑒於各行業運行規律不同,隨著公司經營區域擴張、子公司數量增加,公司在統籌管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管理風險。
中糧稱,中糧認真分析發展形勢,明確目標任務,制定了提質增效三年攻堅計劃,重組整合退出非戰略性及低效無效資產。圍繞提質增效這個中心,提高投資有效性和精細化管理水平,加快培育新的發展動能,改造提升傳統比較優勢,增強持續增長動力,提升企業的綜合競爭力。
當中國小米科技發表的無人機在網路直播中「墜機」,台灣的無人機大廠經緯航太早已完成無數次服務,包括高雄氣爆、新北石門外海貨輪擱淺等重大事件,都由經緯航出動無人機,傳回並分析災區影像。 七月底,經緯航剛取得馬來西亞油棕(終端產品為棕櫚油)客戶為期兩年、逾千萬元的大單,是台灣第一家把無人機服務跨出國際的企業。 掌握智慧核心技術 空拍20萬棵油棕 每棵精準編碼鏡頭來到馬來西亞,一望無際的上千公頃油棕林上方七百公尺處,一架和客機外觀一樣的經緯航定翼機,正依據衛星定位及遙感探測(RS,指在觀測距離外,記錄和檢測資料)技術,飛到定點瞬間拍下航照影像。 所有空拍資訊回傳地面主機,結合大數據與人工智慧,再透過地理資訊系統等技術分析,接著把一張張2D圖像轉化成3D立體模型,只要局部放大,便能看到二十萬棵油棕林中,每一棵油棕樹的分布、樹齡、生長情形,除藉此推估產能,還可替每棵油棕樹編碼,建立生產履歷,跨入「智慧農業」的精準生產管理系統。 「台灣要做巨型客機不太可能,卻能做出自己的無人機。」成長於「太空時代」、現年五十一歲的經緯航董事長羅正方,年輕時便有航太夢,赴美取得航太工程博士後回台,曾任台灣航太工業龍頭漢翔航空總經理,因看好無人機發展,選擇該領域創業。 無人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技術門檻很高。逢甲大學航太系副教授李永明指出,視距外操控的飛控、滯空時間與噴射機推進(指飛機發動機,功能類似汽車引擎)等無人飛行系統,都是要突破的核心技術。 多數無人機公司只專攻一項核心技術或外購系統,但羅正方從過去台灣經國號戰機生產經驗發現,若飛控電腦等關鍵核心系統掌握在別人手中,「不可能發展自己產業,只能做人家附屬。」因此他要挑戰系統整合,盡可能把自主技術抓在手裡。 羅正方除具備航太工程理論技術底子,還有漢翔等實務經驗,藉此掌握機體結構輕量化等技術,近五年,積極和全台超過十所大學航太相關系所產學合作,共同研發核心技術。 「經緯航是台灣技術含量最高的無人機公司。」李永明觀察。現在,經緯航除噴射機推進系統仍外購之外,全機自製率已達七成、更在台灣串起上百家供應商。 只不過,它會有今日的成績,是羅正方前前後後花了十二年,至少砸下上億元研發費用,才突破無人機的技術門檻。公司直到成立第十三年的今年,才可望第一次獲利。 瞄準經濟作物淘金 大馬只是起點,逐步飛進中泰越「無人機是會飛的機器人,重點不是飛,要幫你做事才會產生價值。」羅正方解釋,現階段無人機除了救災、探勘等商業應用外,一般會有隱私甚至反恐疑慮,「先從阻力最小的智慧農業著手,最不敏感。」所以當技術突破後,他選擇先從馬來西亞出口值最高、且大面積栽種的農作物油棕,切入台幣上千億元的全球智慧農業商機。 儘管羅正方初期只拿到單一馬來西亞客戶上千萬元的訂單,但他的企圖心遠不只如此,還盤算著在油棕領域打響知名度後,接下來要再讓自家無人機飛進越南咖啡、泰國稻米、橡膠和中國油菜等經濟作物領域淘金。 「台灣航太業去年產值逾九百億元,但中國光是一家大疆無人機就做到五百億元。」看好無人機的潛力,羅正方另闢蹊徑,先讓機器人飛起來,接著再朝世界舞台飛去。 定翼機 無人機分為兩大類。定翼機,機翼固定,類似民航機,需跑道起降,航程長,適合長距離拍攝;旋翼機,機翼旋轉,類似直升機,可垂直起降、使用較靈活。 經緯航太 成 立:2004年 董事長:羅正方 主要業務:定翼機、旋翼機等無人機軟硬體服務2015年營收:1.17億元 經緯航無人機致勝密碼 公司員工逾200人,其中一半是研發人員定翼型可飛700公尺高,滯空3.5小時旋翼型可飛60公尺高,滯空1小時,是中國大疆創新的4倍 撰文 / 萬年生 |
紐西蘭為奇異果打造了一套完整的生產、行銷模式,不僅保障農民收入, 更讓種植技術輸出,獲得更大利潤,是台灣農產品加值的極佳學習典範。 台灣芒果年產值七、八十億元,出口只約五億元。顯然具在地生產比較利益的農產要能成功出口外銷,不能只靠技術與勤勞。 像台灣一年吃掉三億顆的紐西蘭奇異果,全年全球銷售量達四十億顆。台灣是其第四大市場(前三大為歐洲、日本、中國),平均每個台灣人一年吃十三個紐西蘭奇異果,個人消費力全球第一。 紐西蘭為奇異果組織了一家單一品項、單一品牌、且具專賣權的出口公司Zespri,其股東組成就是近三千位紐西蘭奇異果農,依其農場栽種面積持比率股份。Zespri的實際營運則由駐紐西蘭及歐、亞各大市場國的專業行銷管理團隊負責,是規模約二五○ 人的中小型企業。 Zespri以成本加上些微利潤,向果農收購所有生產的奇異果。每年三到四月奇異果採收期將屆時,Zespri以每盤(約三.六公斤)二至二.五紐幣向果農購買,建立契作制度。收購價除供果農支付採收工資與包裝、運輸等採收期間之支出,僅餘極微基本「生產利潤」。 但Zespri統一集貨、分級、包裝,銷售後進行每月結算,扣除一○%行銷預算及八.五%管理費用後,將當月盈餘所得依據各果農╱股東供貨量多寡,分配予每一果農每盤幾毛至一元多紐幣的「行銷利潤」。另外,年底公司結算營收與分配盈餘,還會再分配給果農。 因為只有果農才可以認Zespri股票,且依其農場面積作為認購股份的基數。在如此制度設計之下,生產者不會想投機而扭曲契作合約意義,因為生產者本身也兼具備「運銷商」背後的老闆身分。 為了滿足全年供貨的需求,填補紐西蘭奇異果產季外的空窗期,Zespri於北半球尋找適合生產的環境,Zespri發展技轉在日本、韓國及義大利授權栽種,獲得授權收入。 但這三個國家只做內銷,且產季不同,不會影響紐西蘭果農奇異果的外銷量,反而可以豐富收入來源。 農產加值要成功,不是農業技術好、農家努力就行,品牌行銷技術、組織制度技術(產銷職能分工,產權結構統整)更不可或缺。 撰文 / 李仁芳 |
在國內市場,一直流傳一個說法。ABCD四大跨國糧商操縱了國際農產品市場,讓中國企業總是當“冤大頭”,進口高價大豆。
豐益國際是世界五百強企業,跨國糧商ADM是其股東之一,持股約22%,ADM向豐益國際派駐了一名董事。有這樣的背景,不說豐益國際有資格參與操縱國際市場,至少因為ADM,不會在市場上吃虧。
8月11日,中國最大的糧油供應商豐益國際發布第二季度財報,虧損2.2億美元,是該公司首次出現季度業績虧損。
今年第二季度,豐益國際收入93.7億美元,同比增長0.9%,凈利潤虧損2.2億美元。對於虧損的原因,豐益國際簡短概括其中一點為“買入大豆時機不當”(untimely purchases of soybeans)。
豐益國際是中國市場最大的大豆壓榨企業,在國內每年壓榨大豆上千萬噸。大豆加工的產出物為食用油和豆粕,分別用於食用和做動物飼料,加工所需要的大豆主要從國際市場進口。
此前,豐益國際已經預警第二季度盈利狀況不佳。該公司稱,一個是阿根廷的洪水影響大豆收成,導致期貨市場價格劇烈動蕩,讓人猝不及防;另外,澳洲的幹旱影響食糖業務的收成,從而讓該公司第二季度出現虧損。
豐益國際的大豆加工歸屬在糧油業務下,第二季度,糧油業務稅前利潤為虧損3.4億美元,去年同期為盈利1.2億美元。食糖業務方面,今年第二季度的稅前利潤為虧損0.8億美元,去年同期為虧損0.4億美元。
豐益國際的最新財報,除了給出“采購時機不當”的說法外,對於糧油業務的虧損沒有更進一步的解釋。
究竟第二季度發生了什麽大事,權威人士給出了自己的評估。
一位資深專家認為,豐益國際對大豆的長期趨勢判斷是準確的,即國際市場大豆供應充足,價格會下跌,豐益國際在市場上是空頭的角色,但短期變化沒能把握好。具體為:全球大豆供應量充足,南北美均為大豐收,大豆後市看熊,但短線受很多因素影響,如巴西阿根廷天氣、美國播種進度及生長期天氣變化。今年3月底、4月初開始,這些短期因素推高國際市場大豆價格,呈現階段性牛市行情,價格最高上漲200點以上。空頭持倉的追加保證金的壓力較大,平倉出局致巨額虧損。
上述人士指出,豐益國際在期貨上虧損,按理他們現貨盈利較多,可以沖扺期貨虧損。
另一位權威人士表示,豐益國際第二季度體現的虧損主要是大豆期貨套保頭寸暫時體現的。其實現在美盤大豆大跌,第三季度豐益國際應該盈利會很大,如果國際市場大豆期價跌到900美分(每蒲式耳,約合27公斤),或者國內大豆加工利潤恢複,豐益國際很快就會扭虧為贏。以豐益國際的過往經營風格,不會賭很大的單邊頭寸,至少在大豆上不會,所以第二季度的虧損應該只是“季節性”問題。
豐益國際董事,同時也是跨國糧商ADM首席執行官的Juan Luciano曾表示,豐益國際第二季度出現虧損絕對是意外。豐益國際的風險控制流程和做法與以往並沒有發生改變,他相信這種虧損是一次性的,第三季度不會出現類似的情況。
豐益國際主席郭孔豐說:“盡管2016年第二季度出現了虧損,集團的全產業鏈模式並未傷筋動骨,將快速複原。我們將堅持以往的戰略,註重農產品下遊的發展,將重心放在亞洲和非洲的市場拓展上。我們在越南和印度建立的合資企業所取得的進展,表明這些市場具有長遠的發展前景。除非發生一些不可控的事件,集團今年的業績表現預計將是令人滿意的。”
雖然利潤表現不佳,豐益國際加強了在中國市場的廣告推廣攻勢。第二季度,豐益國際銷售和分銷費用達到約4億美元,同比大增31.7%,其中一大部分就是花在中國市場的糧商產品推廣上。
一到杭州,G20杭州峰會的5000多名中外記者都收到了一份暖心的“禮物”——G20媒體包。
在G20杭州峰會的眾多“杭州制造”中,有一家名為“海格林(Hedgren)”的箱包企業赫然在列,這個來自比利時的著名品牌在2011年被杭州桐廬力高控股有限公司整體收購,成為一家地道的杭州企業。
G20媒體包,便出自其手。這家杭州企業究竟有怎樣的故事?
從小作坊到跨國企業
從小作坊到跨國企業,力高控股走出了一條不尋常的發展之路。
1997年,土生土長的杭州桐廬人陳曉軍,帶領一群工友開始了創業,幫助箱包品牌做代加工。從一個小作坊開始,陳曉軍在箱包界的“江湖”闖蕩。憑著對箱包的執著和熱愛,陳曉軍一幹就是10多年。
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後,海外訂單的銳減,讓陳曉軍開始重新思考企業的轉型升級。“做代加工,就是幫其他品牌做嫁妝,”陳曉軍開始尋覓屬於自己的品牌。
斟酌再三後,陳曉軍打消了創立自主品牌的念頭,“風險太大,培育新品牌需要時間。”終於機遇不期而至,2011年3月,比利時著名箱包企業海格林進入他的視線。受歐債危機影響,這個百年老店面臨虧損,正在尋找下一個“東家”。
同時,“中企國際化”的浪潮則引領著越來越多中國企業融入世界、尋覓商機。從談判到完成收購,不到3個月的時間,陳曉軍領銜的力高控股,以6000萬美元的價格,全資收購了這個被比利時人譽為“國家名片”的世界著名箱包品牌。
已成為力高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的陳曉軍告訴人民網記者,當初購買海格林,就是看重了該品牌的影響力和國際設計理念,“讓國際品牌帶動自主品牌。”5年時間里,海格林迅速完成了在全球的擴張,全球開店數量已達到50多個國家,店鋪數量3000多家,並進駐了巴黎老佛爺百貨。
而陳曉軍自主品牌的夢想,也在2015年照進現實。2015年,力高的自有品牌H you 面世,這個專門針對國內初中生到大學生的箱包品牌,產品由比利時設計師設計,大膽采用國際流行色,考慮到耐用性、功能性的同時,兼顧外觀的美感,一改學生書包黑、灰、藍的單調顏色。
如今,力高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箱包設計研發、制造、自主品牌運營、箱包產業鏈運營於一體的國際化集團公司,目前在國內擁有7家實業公司,其中4家為專業箱包制造企業,企業也擁有員工12000人,年產箱包1800萬只,年營業額4億美元。
取得如此成績的背景是,2003年,浙江提出進一步發揮浙江塊狀特色產業優勢,加快先進制造業基地建設,走新型工業化道路;2015,習近平總書記兩次蒞臨浙江,賦予浙江“幹在實處永無止境、走在前列要謀新篇”的新使命。
陳曉軍表示,力高的擅長不會放棄,力高繼續在箱包代加工市場占據國內領先地位,目前已成為新秀麗、法國大使、美國Targus、Vera Bradley、Ricardo等知名箱包的“生產基地”。
海格林結緣G20
海格林能結緣本次G20杭州峰會,在陳曉軍看來,是非常自豪的事情。他告訴人民網記者,這款包是在十幾個國際品牌的箱包中,通過盲選脫穎而出的。
其原型是由比利時著名設計師昆特-提安設計的戶外包,花了近8個月的時間,對設計原型進行了7次修改才最終定稿。陳曉軍透露,這款G20媒體包屬於特制的,目前市面上找不到同款,此次僅為G20註冊參會的中外記者提供,一共制作了6000個。
G20杭州峰會公報稱,將繼續支持國際稅收合作以建立一個全球公平和現代化的國際稅收體系並促進增長,包括推進正開展的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行動計劃、稅收情報交換、發展中國家稅收能力建設和稅收政策等,以促進增長,提高稅收確定性。
普華永道中國上海首席合夥人黃佳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公報中的國際稅收合作目的性很明確,就是為了促進經濟增長,也就是促進全球經濟的可持續性和包容性增長。而且公報在促進國際稅收合作方面很務實,提出了具體時間表和路線圖,比如要求相關國家簽署並批準多邊稅收征管互助公約,並最遲在2018年底前實施金融賬戶自動情報交換標準。
另外,此次公報中明確,G20對尚未在落實國際稅收透明度標準上取得滿意進展的轄區,將考慮制定防禦性措施。一位業內人士分析,這些措施可能包括G20國家單邊保護稅基,對跨國企業利潤進行全額征稅,對上述轄區采取資本流入流出限制、貿易限制、貨物限制等政策。
G20杭州峰會,進一步推動BEPS行動計劃的落地,包括呼籲對此感興趣的國家加入這一行動計劃。
黃佳告訴本報記者,全球化和新興產業的發展對稅收規則、政策和征管體系都構成了挑戰,在這種環境下,國際稅收處在歷史性轉變的時刻。現行稅收規則往往並不能跟上全球經濟發展的速度,這就為某些跨國公司利用合法的安排(或法律上的漏洞)將其利潤轉移到零稅率或低稅率的地區提供了機會。這一問題就是所謂的BEPS。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保守測算,各國政府因 BEPS 行為每年損失多達 2500 億美元稅收。
在這一背景下,G20領導人在2013年聖彼得堡峰會委托OECD啟動實施國際稅收改革的BEPS項目,旨在修改國際稅收規則、遏制跨國企業規避全球納稅義務、侵蝕各國稅基的行為。2015年10月5日OECD發布了BEPS項目全部15項產出成果,並於當年11月獲得G20領導人背書。目前加入BEPS行動計劃的國家已經由當初的61個拓展到現在的85個。
公報提倡的國際稅收合作是另一項主要議題。黃佳稱,由於各國發展情況不一樣,且國內法律修改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此次公報在各方協商下,確定了相關國家應盡快簽署並批準多邊稅收征管互助公約或通過雙邊協定渠道,在2018年底前實施金融賬戶自動情報交換標準。
另外,公報稱,我們核可經合組織與二十國集團成員共同提出的關於識別在稅收透明度方面不合作轄區的客觀標準建議。我們要求在2017年6月前向我們報告各轄區在稅收透明度上取得的進展,以及稅收透明度與情報交換全球論壇將如何管理國別審議進程,應對各國提出的補充審議要求,以便經合組織在2017年7月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前準備一份尚未在落實國際稅收透明度標準上取得滿意進展的轄區名單。對列入名單的轄區將考慮制定防禦性措施。
黃佳表示,目前對稅收透明度方面不合作轄區的標準還有一定的爭議,在BEPS框架下,如何明確這一標準還需要一段時間。
對於公報中“對列入名單的轄區將考慮制定防禦性措施”,上述業內人士分析稱,在國際稅收透明度充分的情況下,一國應避免對跨國企業多國經營進行重複征稅,比如一個跨國公司有100元利潤,在A國對80元利潤進行征稅,在另外一個國家對20元征稅。然而在國際稅收透明度不夠的情況下,A國稅務機關無法判斷這家跨國公司在另一個國家是否存在20元利潤,也不清楚這20元利潤在那邊納稅是否合理。在這種情況下,采取防禦性措施一個比較極端的情況,就是單邊采取對這家跨國公司利潤全額征稅,即對100元利潤征稅。該人士稱,這是個極其簡單的防禦性措施,其他措施還包括資本流入流出限制方面、貿易限制、貨物限制等方面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