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里公共場所貼滿了代寫論文的牛皮癬廣告。論文造假在中國已成公開秘密,而涉及國際論文造假的產業鏈還鮮少披露。(東方IC/圖)
巴西雜誌GMR被舉報疑似為研究人員跨國批量生產、發表學術論文。研究者發現,2015年該雜誌發表的中國學者文章達到1605篇,占總發表量的78.1%。
至少11篇SCI論文中,有著完全一模一樣的實驗圖表。兩個地方不同醫院的兩群作者,在論文中使用了兩張同樣的圖表,甚至同時投稿並發表在同一期期刊上。
幾乎被中國學者“承包”的期刊不在少數,多屬於作者或機構付費、讀者免費的出版模式。2015年,中國為此支付了7217萬美元,大部分由科研經費和機構埋單。
學術的“汙水井”,又多了一個。
這次掀開蓋的,是一家名為“剽竊監督”(Plagiarism Watch)的美國抄襲監測網站,網站編輯在調查一篇被舉報論文時順藤摸瓜,驚人地發現:一些旨在斂財的國外“掠食性”期刊與代寫論文的“槍手”公司狼狽為奸,疑似為研究人員跨國批量生產、發表學術論文。
被舉報的是巴西雜誌《遺傳學和分子研究》(英文名Genetics and Molecular Research,簡稱GMR)。研究者發現,2015年中國學者文章達到1605篇,占該雜誌的78.1%。“這個雜誌離中國遠遠的,隔著十萬八千里,影響因子(國際通行的期刊評價指標,主要看論文被引用頻次)只有0.764,居然比巴西足球還受到中國學者的追捧?”“剽竊監督”網站的編輯對此諷刺道。
“世界科學上最大規模的英文論文造假公司”。媒體的傳播雖有誇大之嫌,但對中國醫學界,這無疑是雪上加霜。
2015年年初,英國BMC出版社曾一次撤回43篇論文,其中41篇論文的作者來自中國。同年8月,德國施普林格出版集團也宣布撤回旗下10本學術周刊上發表的64篇論文,其中多數作者也是來自中國。
作為世界最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獻檢索系統之一,簡稱為SCI的美國《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引文數據庫,一直被視為最重要、國際公認進行科學統計與科學評價的工具。但如今,這一系統內的部分雜誌,正用收版面費的形式,為中國論文造假者大開方便之門。
他們有共同的特點:都屬於OA期刊,即作者或機構付費、讀者免費的出版模式,都收取不菲的版面費。——在2015年,中國為此支付了7217萬美元,按照6.6的匯率計算,折合人民幣約4.7億元。而這些錢,大部分由科研經費和機構埋單。
依附於巨額版面費,一條完整的SCI論文跨國造假產業鏈,正在蓬勃生長。
如果沒有舉報信,哪怕是最先進的技術也很難識別出,至少有11篇發表在不同雜誌的SCI論文中,有著完全一模一樣的實驗圖表。其中一個名為圖表三的流式細胞檢測結果,出場率更高達9次。
這些論文的作者都來自中國,其中兩篇論文作者都是威海市文登中心醫院的醫生,余者分別來自不同的地區和機構。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日友好醫院的唐弢、張國超、王文躍等人和威海市文登中心醫院的蔄輝斌、畢偉平、蔄紅好,不但在論文中使用了同一張圖表3和圖表1B,他們甚至是同時在2015年9月向GMR投稿,文章還發表在了同一期期刊上。
“這說明這些文章之間根本不可能有相互抄襲的可能,”“剽竊監督”網站綜合以上信息後分析,“第三方論文造假代寫公司制造了上面的這些論文。”而相互抄襲圖表的SCI文章發表在同一期期刊上,“說明這些雜誌對此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
除了圖表,“剽竊監督”網站利用查重軟件檢測發現,這些文章也存在一定的相似度。例如,論文編號為GMR7730的這篇論文與數據庫其他論文的相似度高達31%,是由中日友好醫院的唐弢、張國超、王文躍等人合著的論文。
南方周末記者也用了該查重軟件對該雜誌過去四年的50篇論文進行隨機抽查,結果發現有26篇論文的相似度在20%以上,其中最高的一篇相似度高達33%,合著作者共有7人,均來自遼寧省人民醫院。
面對“剽竊監督”網站的指控,GMR雜誌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坦言自己在2016年年初就註意到了這一現象,“我們的編輯和審查員發現,許多作者將同一個研究成果,發表了數篇文章。他們在網絡上複制粘貼數據、模型、句子,甚至將已發表文章的一部分整體粘貼在自己的論文里。”他們辯解,“一些專門代寫論文、雇用槍手的組織,制造出來的論文,在技術上很難被發現抄襲。”
GMR雜誌認為自己未能發現上訴問題論文的原因在於,論文質量低或涉嫌抄襲都與作者的名譽利害相關,因此他們“將這部分有關名譽的責任歸於作者身上,要求所有作者提交上來的文章,都必須保證原創、無雷同,作者要進行最後的審查,每一位署名作者都務必簽字”。
另外,他們也認為論文抄襲不可能被完全察覺,“縱然科技發展為我們提供了檢測工具,查重軟件可以進行前期的審查,但部分造假論文還是發表出來了。即便是最著名的期刊也不能幸免”。
對於後續,GMR雜誌方面表示,將按照CSE(科學編輯委員會,關於科學出版作品的國際組織)的統一規範處理,“如果發表的問題論文的確含有錯誤數據或涉嫌抄襲,這些論文將被撤銷,同時發表一份撤銷通知。期刊將和該論文作者單位聯系,告以實情”。
按照“剽竊監督”網站公布涉嫌抄襲的11篇論文名單,南方周末記者聯系到了其中6篇發表在GMR雜誌上的作者單位。
泰安市中心醫院、威海市文登中心醫院、廣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中日友好醫院等五家涉事醫院都表示到目前為止並沒有接到通知。只有中日友好醫院表示,從其他傳播渠道知道了此事,目前已經展開了調查。
“完全不清楚。”威海市文登中心醫院的畢偉平回答說。她有兩篇論文上榜,兩篇論文,她分別是第一和第二作者。
蔄紅好是其中一篇文章的通訊作者,但她表示自己並沒有參與撰寫,“只是朋友順帶帶上了我的名字”,具體文章的內容和圖表,她對此並不清楚。
不過,按照論文掛名的慣例,通訊作者往往是課題的總負責人,承擔著課題的經費、設計,文章的書寫和把關,也是文章和研究材料的聯系人,擔負著文章可靠性的責任。
(李伯根/圖)
“剽竊監督”網站推測,這些論文之所以會同時使用完全一模一樣的表格,原因或在於同一個作者生產了他們——代筆公司。
李傑就是一名SCI論文的代筆,在他的印象中,這個產業早在10年前就已存在。畢業前,他一直兼職做代筆,後來發現這行業潛力巨大,畢業後就正式入職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這家公司公開的主業是出售生物試劑和提供實驗外包服務,另一個重要的業務,就是提供SCI代筆。
他介紹說,做實驗需要很長時間,設備人力投入很大,因此,一般代筆公司的實驗數據都是偽造或拼湊而來。代筆者也多為兼職,一般一名生物學的博士或水平稍強的碩士,兩個月時間就能生產一篇SCI論文。
目前,按照北京市場的行情,一篇影響因子在1-2分左右的論文,價格是3萬上下。支付給代筆公司的錢,寫手只能拿到很少的部分,“到手也才七八千左右”。
與李傑的說法相符,南方周末記者在招聘網站上發現了不少生物公司正在招聘SCI論文的兼職寫手,其中一家名為廣州萊德聯康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表示,兼職要求是“醫學或生物口的博士,或發過多篇SCI論文的碩士”,槍手並不需要自己做實驗,論文所需數據都由公司提供。
南方周末記者隨機暗訪了一家名為南京德亨文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員出示的合同顯示,一篇影響因子為1分左右的SCI論文,從合同簽訂到發表文章需要一年時間,價格是64000元,如果加急半年價格則是68000元。
“德亨文”會負責論文從設計到投稿的全部工作,而客戶只須提供需求。作者的人數、名字也可由客戶自由安排。工作人員介紹,時間越急則價格越貴,另外影響因子越高,價格也更貴。
不過,一般的代筆公司都只能提供5分以下的影響因子論文,“一是,客戶沒那麽多時間等待,二是高影響因子的論文投入太大。”李傑解釋。
此外,有些代筆公司,甚至和國外的公司建立了長期合作。通過各種關系,能聯系到第三方評審。
按照科研期刊審稿的流程,論文評審的時候,需要進行同行評議。大部分雜誌都可由論文作者推薦審稿人,這給了這些公司鉆空子的機會,他們會推薦一些和自己關系不錯或有合作的專家當評審。更有甚者,會給編輯提供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專家名字或者偽造知名專家的郵箱,最後由自己冒充專家給出有利文章發表的意見。
2015年8月,德國施普林格出版集團撤回旗下10本學術周刊上發表的64篇論文,大多數涉事論文的作者來自中國,而原因就是同行評議過程造假。論文作者或代筆的第三方機構提供知名專家名字,但捏造電子郵件地址,並用偽造的郵箱,給出利於論文獲得期刊采用的正面評價。
雖然論文代筆被認為是嚴重的學術不端行為,但是代筆公司並非全生活在暗處。在一家名為“肽度時界”的醫藥服務平臺網站上,南方周末記者甚至看到了公開招標代筆公司的服務。
2016年3月,有一個SCI論文代發的需求在該網公開招標,7家公司參與了競標。按照標書顯示,中標者需要在年底前,為發布者各代發一篇心血管方面的SCI論文和中文核心期刊論文。
李傑所在的公司在國內還算是有一定規模,共有兩百多人,他是論文撰寫組的負責人,負責設計課題、撰寫和發稿,而他底下的小組每個組負責一個實驗。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我們的實驗數據是自己出的,我們不造假,做一個實驗一般要半年以上。”
李傑統計了一下,經過他的筆發表的SCI論文的影響因子加起來,有一百多了,但“這些文章的產權都不是我的,我只負責寫,這個是買賣”。
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信息研究所研究員許培揚在看到“剽竊監督”網站的舉報後,出於職業習慣,對GMR雜誌進行了檢索,結果讓他大吃一驚:“從2002年創刊至今發表了3646篇來自中國的論文,占發表論文總量的54.901%,2015年中國學者文章達到了1605篇,占了所有雜誌的78.1%。位列第二名的美國從2002年至今總共才發表了15篇,占比只有0.411%”。
從事了多年醫學信息研究的許培揚認為這種情況在SCI期刊當中,非常不正常,“這是國際期刊,一般都會平衡各個國家的文章,怎麽可能絕大多數都是來自中國的文章?”
GMR雜誌回複稱,他們留意到了2010年下半年以來,亞洲作者提交的論文數量增長明顯,尤其是來自中國的年輕研究人員。
但他們辯稱,“這個增長是因為在發展中國家,學術機構和基金項目要求研究人員更多地在索引之內的期刊雜誌上發表文章,而國際期刊的數量並不足以應對這麽多論文。”
事實上類似GMR這樣,幾乎被中國學者“承包”的期刊並不在少數。
許培揚還發現,希臘一本影響因子為1.559的期刊《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s》中,75%的文章來自中國,而美國期刊《International Jour
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中,80%的論文來自中國。
除此之外,它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要收取不菲的版面費。它們都屬於OA期刊,即作者或機構付費、讀者免費的出版模式。
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學報》的編審程維紅統計了我國2015年度的OA版面費,結果顯示2015年我國共支付了7217萬美元,按照6.6的匯率計算,折合人民幣約4.7億元。
GMR雜誌的版面費已從最初的820美元升至1350美元,如果按照現在的價格計算,中國作者支付給GMR的版面費就高達490萬美元,折合人民幣約3200萬。
不過,在醫學界,很少有人能逃脫對SCI的依賴,“大學排名、學科的排名、醫院排名、科室的排名,SCI論文是一個重要的指標,有的時候都是第一位,”許培揚感受到醫學界濃厚的SCI攀比風,“對個人而言,無論是評職稱還是拿項目,抑或是拿學位畢業,SCI都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知名醫學網站丁香園曾特別對此做過一項包含1928份有效問卷的調查,其中,824名醫生表示,醫院晉升高級職稱和副高級職稱必須有SCI論文;而晉升高級職稱,85%以上都要求有2篇及以上SCI,要求有5篇以上的達到29.21%。
對SCI的盲目迷信,國內醫學界曾有過多番討論。2014年11月22日,在“SCI論文與醫療、教學”全國學術研討會上,包括韓啟德、吳孟超、吳鹹中、湯釗猷、王學浩、王紅陽、王辰、盧光琇、胡大一、淩鋒在內的33位知名醫學專家,就曾聯合發出“正確處理SCI論文與醫療、教學關系”的倡議書。
2015年,國家衛計委聯合人社部還為此出臺了《關於進一步改革完善基層衛生專業技術人員職稱評審工作的指導意見》,不再將論文作為基層醫護人員職稱評審的必需條件。
但事實上,即使對SCI沒有明確要求,人們依舊無法擺脫對它的追捧,“評職稱時,中文核心期刊和SCI打分差得很遠,為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基層醫院的醫生仍會想辦法上SCI。”許培揚說。
“GMR這類雜誌的作者很少來自國內頂尖院校或醫院。”許培揚分析了雜誌中國作者的地域分布、單位後發現,位列前50名的作者大多位於二三線城市;作者單位中,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位列第一,共發表了152篇文章,占比為4.169%,以下依次為,南京農業大學第二,四川農業大學第三,安徽農業大學第四,吉林大學校本部第五。其中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位列第八名,而名不見經傳的新鄉醫學院校本部位列第十三名。
類似北京大學、複旦大學、協和醫學院等國內頂尖的知名醫學院和醫院並未出現在名錄中。
對此,許培揚分析,“這個雜誌的影響因子才0.764,不到1分,對頂尖的醫學院和醫院而言,把論文發在這里對自己的評職稱、拿課題、評獎等起不到任何作用,這些單位一般要求影響因子在3分以上,甚至5分以上。願意在這種低分雜誌發文的一般都是單位要求不高,只要是SCI期刊即可的地方。”而這部分人正是這些低影響因子雜誌的主要客戶。
這些面目可疑的論文發表者,很少自掏腰包,“一般科研經費都能夠解決”。在各大醫院、醫學院校,都有針對SCI論文發表的獎勵制度,並能報銷版面費。
丁香園的調查顯示,有33.4%的醫生表示影響因子每1分獎勵1萬元,35.68%的醫生表示小於1萬元,10.11%的醫生表示大於1萬元。
程維紅的統計更為直觀,“2015年,我國的OA論文中有92.8%均標註有各類基金項目資助,遠高於其他國家。”其中SCI收錄OA期刊所發表論文中標註最多的基金項目是中國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涉及論文23700篇,在數量上占絕對優勢。
(李傑為化名)
據國家糧食局網站2日發布,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糧食局印發《糧食行業“十三五”發展規劃綱要》,綱要提出,支持優勢糧食企業強強聯合、兼並重組,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糧商,構建跨國糧食生產、倉儲物流、加工和貿易經營體系。到2020年,力爭我國有一定數量的大型糧食企業躍居全球跨國糧商前列。
綱要還提出,實施“互聯網+糧食”行動計劃,搭建國家、省、企業三級系統架構,全面提升行業信息化水平。建設國家及省級糧食管理平臺。
大力發展糧食企業信息化,推進智慧糧庫建設,夯實行業信息化基礎,重點加強糧庫智能化升級改造、糧食交易中心和現貨批發市場電子商務信息一體化平臺建設、重點糧食加工企業信息化改造、糧食應急配送中心信息化建設。國有糧食收儲企業信息化升級改造覆蓋率達到80%以上,政策性糧食業務信息化全覆蓋。
規劃綱要提到,把糧食行業大數據作為基礎性戰略資源,推動以數據為中心的信息系統開發和建設。搭建糧食行業國家大數據平臺,強化省級數據中心基礎建設。促進大數據技術在糧食行業的創新應用,制定糧食行業數據共享開放目錄和制度,依法推進數據資源向社會開放,提高數據的使用價值。
2016年,在國家不斷釋放政策利好的推動下,國產醫療器械廠商完成進口替代也轉眼進入了攻堅之年,跨國醫療器械巨頭仍是最大的對手:它們一邊仍舊牢牢掌握了高端醫療器械市場的“主動權”,高端市場覆蓋率達到85%,另一邊“本土化戰略”亦布局得風生水起。
只看價格,忽略技術的時代過去了,這場本土醫療器械廠商“進口替代”的戰役如何破局?
進口替代潮
三大跨國醫療器械巨頭GPS(GE、飛利浦、西門子)首次集體缺席了今年的第76屆CMEF(中國國際醫療器械秋季博覽會)。
這在圈內是條不大不小的新聞:說大,是因為作為行業盛會,CMEF已經舉辦了76屆,往年常常在展會上就直接爆出采購大單,GPS集體缺席可謂不可思議;說不大,是因為從去年開始,包括GPS在內的器械廠商就陸續發布新聞,今後將不再參加秋季展,“集體缺席”也可以說是在預料之內。
牌面上看,包括聯影、邁瑞、東軟在內的國產醫療器械廠商替代GPS成為了此次參展的主力軍,這有點像如今中國3000億醫療器械市場的縮影,國產貨正嶄露頭角,進口替代大潮真正來襲。盡管在跨國巨頭勢頭兇猛的“本土化”戰略下,這場替代進行得並不容易。
數據顯示,在目前國內醫療器械市場僅占醫藥市場總份額的14%,這一比例在全球是42%;全球醫療器械行業預計年均增長在4.1%,不過中國近六年複合增長率卻達到了20%,中國的醫療器械市場可謂“肥肉”,誰都想爭。
“要用效率高的方法來追趕進口廠商。如果要和GPS正面競爭,會難度很大,所以需要用一些差異化的方法,在一些特定市場上來追逐。”邁瑞醫療董事長成明和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透露。
不過他也坦言,單純依靠價格來爭奪市場份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根據國家衛計委的統計,在國內市場目前國產醫療設備絕對數量占比並不低,甚至超過了80%,但多集中在了中低端領域,惡性競爭嚴重。而進口的醫療設備以不到20%的數量占比,贏得了90%的市場利潤。本土企業想要翻身盈利,提升技術實力仍舊是必走之路。
並購與協同
但與傳統方式不同,本土企業正在通過並購路徑更快更直接地完成技術突圍,在這一過程中,資本正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國產醫療器械幾大巨頭:東軟、魚躍、樂普早年已經於A股上市,邁瑞在2006年紐交所上市後開啟並購之路,並在今年完成私有化回歸,尋找更大的國內資本空間;而知情人士透露,聯影也正在上市沖刺的籌備中。
“從邁瑞在美國上市以來,8年時間我們前後完成了9次國內並購,3次跨境並購,依托這些並購,我們打開了海外市場,也得到了在細分領域的關鍵技術。”成明和透露,以三年前並購美國超聲診斷系統排名第五的生產企業ZONARE(ZONARE Medical Systems,Inc)為例,依托這項並購,邁瑞敲開了對品牌信賴度極高的美國超聲市場的大門,並且一度將美國超聲市場的占有量從8%上升到了10%。在整合三年後,結合ZONARE的技術積累,推出了國產品牌Resona 7超聲,一舉奪得德國紅點大獎。依托這樣的技術突圍,在國內監護儀市場,2015年飛利浦占有量排第一,邁瑞上升至第二,GE第三;燈塔床市場邁瑞市場占有量已經位居第一;而在麻醉劑、除顫設備、生化分析儀、超聲市場,邁瑞已經做到市場占有量第三的位置。
“其實並購後的協同很重要,我們的方法是將技術團隊還是留在美國,生產轉移到中國來,以此降低成本。在技術、生產過程中中美兩個團隊有重合的地方,需要整合重複的職能,留下我們真正需要的人員。在管理上,IT、財務要聯通,但是分開管理,我們主要采取的是總經理負責制,當地的員工還是由當地人管理。”成明和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剖解這場基於並購基礎上的技術升級案例,有幾個步驟非常關鍵,首先是需要利用垂直采購的成本優勢,在價格上做到比進口設備更有吸引力;其次,在渠道上他們選擇更多布局到鄉鎮醫院這些過去還未被充分挖掘的市場,在中國的“新興市場”上與GPS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第三,在戰略上要做好人才管理的思路,因為跨國公司的人才流動頻繁,持續性差,但對於企業而言,人才很重要;此外在售後服務上,他們也會盡量讓醫療機構體驗到國產醫療設備的性價比:跨國廠商通常是產品壞一次,就收一次維修的錢,不過國產設備廠商會打包服務很多年,這對於醫療器械日常保養來說可以節約很大一筆開支。
資源整合
早在2014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曾表示,醫療設備是現代醫療業發展的必備手段,並且要加快高端醫療設備國產化進程,降低成本,推動民族品牌企業不斷發展。緊接著的2015年,國務院頒布的《中國制造2025》中,也把國產高端醫療設備納入到了戰略任務和重點之中。而剛發布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亦表示,要全力推進健康中國建設。
“在現在的存量市場中,85%以上的高端市場還是由GPS占據,但隨著政策的推進以及醫療器械更新換代的時間節點來臨,國產醫療器械會有很大的替代空間,這一趨勢很明確。”醫療行業投資人高特佳投資執行合夥人於建林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在他看來,伴隨著國產醫療器械一同崛起的還有同業並購的大潮,“包括邁瑞、聯影、三諾生物、魚躍,大家都只在各自競爭的細分領域很有優勢,中國的醫療器械行業集中度也比較低,有一萬多家醫療器械廠家,但是美國只有一兩百家,包括強生、羅氏都是百億以上的產業規模,所以在未來並購的趨勢會很明顯。”
事實上,這一並購趨勢已經出現端倪,根據普華永道今年6月份發布的《中國醫療器械行業並購回顧與展望》報告:2015年中國市場共發生了81起醫療器械並購交易(不包括海外並購), 比2014年的69起上升了17%。其中57起交易來自本土戰略買家,其後是風險投資交易(12起)、私募股權交易(7起)和國外戰略買家(5起)。在交易價值方面,超過16起交易的價值在5000萬美元以上,平均交易價值達到5600萬美元,這一數字比2014年高出83%之多,交易總價值為39億美元,較上年上升了156%。
“國家鼓勵醫療器械國產化是給了中國廠家機會,其實對於醫院、醫生來說歸根結底還是看一個產品的性價比怎麽樣。對我們而言,就可以利用本土化的優勢,整合優質資源來將鏈條打通。”成明和說,“通過資源整合,來實現系統化的布局,那麽在與國外廠家競爭時也會更有優勢。”
全球經濟貿易增長乏力、海外市場需求下滑、國內人力成本持續上升以及應對更多外部競爭……如何在壓力和困難面前尋找機遇和動力,是紡中國織服裝行業的急迫訴求。
早前集中在沿海地區的紡織服飾企業在經歷各種探索後選擇遷移工廠,而這又分化為兩種,一種是往勞動力多且薪資更低的內地遷移,而另一種則是往選擇“走出去”,積極利用國際市場的資源降低生產成本,實現企業進一步發展。後者主要基本上都是出口加工型企業,外單比較多。
第一財經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 中國紡織企業“走出去”經歷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上世紀9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因為過去美國、歐盟等國家對我國都有配額限制,所以當時為了規避配額,有一批企業就到東南亞去建廠,但是那個時候,臺資和港資企業比較多。這也是中國企業去東南亞建廠的第一個小高潮。
第二階段是2009年開始至今。2009年以來,國內的生產成本不斷提高,為了降低成本,以出口為主的紡織企業就紛紛去了東南亞建廠。這些出口型企業除了應對國內的成本的提高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棉花的問題。東南亞的棉價比我國棉價低,所以這一點也吸引了一部分企業去了東南亞。
可見國內的紡織服飾企業“走出去”已有多時。不過,即使到了第二階段,有實力走出去的也都是一些在行業內排名靠前的有資金的大型企業。
這些“走出去”的企業大部分是在沿海地區,基本上都是出口型企業,接單以外貿為主。 他們走出去的原因主要是為了降低生產成本,這其中包括土地、勞動力、原料等生產要素的成本。而這也是國內目前所有紡織服飾加工工廠會遇到的問題。
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高勇認為紡織企業“走出去”建廠既是進步也是挑戰。他指出,如今“走出去”紡織服裝工廠多是到東南亞去建廠,這些類型的企業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隨著我們勞動力成本的上漲,這種勞動密集型企業轉移到勞動力低廉的國家去,這對於行業來說是一種進步。但目前紡織企業到東南亞去建廠還是一種被動型的“走出去”,中低檔訂單大量從中國流向了東南亞,我國紡織品出口也因此受到了較大的影響,這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挑戰。
但此前不少去東南亞建廠的企業遇到的問題也不容忽視,這讓不少沒有實力和大企業一樣直接同當地政府談判的中小企業望而卻步:首先是東南亞的投資環境。一些國家政局不穩,國家領導人經常更叠,其經濟和吸引外資政策也隨之改變,這種政策的不連貫性直接影響到國內企業境外投資的開展,同時大大增加了投資風險。 其二是勞動力素質問題。紡織行業盡管是民生基礎行業,但是對於生產工藝、技術設施、質量控制等方面要求比較高,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在這方面的人才比較短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紡織企業的發展壯大。第一財經記者此前在采訪不少企業中也了解到,不少加工廠負責人表示,東南亞地區只能完成較為初級的加工,如果是精細類的服飾制品,還是需要再國內完成。 三是基礎設施問題。東南亞國家在經濟上不是很發達,因此,一些基礎設施建設並不完善。特別是在物流、交通、電力等方面對紡織企業的生產經營造成了不小的影響。
2015年中國紡織服裝出口呈現量價雙降。而在艱難走過2015年後,國內的紡織企業面對形勢更為嚴峻的2016年,根據前三季度的數據判斷,2016年出口下降的局面已定。高勇指出,盡管現在的政策是保持內需,但是出口不能不保持。從訂單上我們還要爭取,我們在國際上的市場份額還要保持住。
無論如何,如今“走出去”已經成為大勢所趨。隨之而來的則是政策性的支持。2015年3月,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和商務部共同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這標誌著“一帶一路”戰略正式起航。
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對於紡織服裝企業可以有更多更廣的發展路徑和版圖:到非洲種棉花、在東南亞和南亞建加工基地、鋪設海外物流網絡……通過整合“一帶一路”沿線資源,實現產業鏈的全球化布局。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紡織行業分會貿易投資促進部副主任劉耀中認為,“一帶一路”將會有效降低我國紡織產業在周邊國家布局中的成本和政治風險,同時還能挖掘更多的貿易潛力,為企業國際化成長創造有利的環境。
這讓原本尚持遲疑態度的中小企業也開始變得積極而開放起來。在“一帶一路”的背景下,不少地方政府也鼓勵當地企業選擇抱團的在“一路一帶”沿線開廠設園,通過政府與政府的對接,設立引導資金、落實扶持政策、建立工作機制,為紡織服裝企業落戶提供有效保障。
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會長王天凱指出,走出去和國際化是手段不是目的,要為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服務。“走出去”時要註意計算綜合成本,發揮投資目的地的優勢。
進入全球500強的國內能源公司屈指可數,除了舉足輕重的中石油和中石化之外,還有一家低調潛行的中國民企,它就是中國華信。
這家2002年創立的集大型能源和金融國際投行為主營業務的企業,以418.45億美元的營業收入排名《財富》500強的第229位,這是它連續第三年入圍這一榜單。如今的中國華信,在23個國家和地區設立分支機構和36個辦事處,多個非政府智庫組織和慈善公益平臺。
中國華信的體量雖大,業務卻並不複雜:60%是石油天然氣業務,25%和15%分別為金融業務、工業加工。截至目前,中國華信已經擁有3大集團公司、13家一級公司和A股上市公司,並參股多家海外上市公司,員工近3萬人。2015年,公司營業收入是2631億元,資本保值與增值率高達121.9%。油價的持續低迷,已經導致了如殼牌、BP等老牌全球石化公司收入出現大幅度的下滑,而中國華信的運營仍持續健康。這與其遠見卓識的國際化戰略部署、金融與能源兩者並行的開闊布局密切相關。
中國華信總部
國際化戰略凸顯
眾所周知,油氣行業在世界各國都和水、電行業一樣,並非市場化的行業,且常常與政治緊密相連,準入門檻極高,華信在加速海外布局的過程中,先後建立了哈薩克斯坦、捷克、格魯吉亞三大戰略根據地。
目前,油價處於低位,雖然很多石化產品價格受到影響,但華信認為現在卻是收購上遊油氣資源權益的最佳時期,打算集中優勢投資上遊油氣資源,加快海外布局。
今年是石油行業的並購大年。上個月,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剛斥資130億美元收購印度第二大私營石油公司愛薩石油(Essaroil)49%的股權。這個月,嘉能可國際(GlencorePLC)和卡塔爾主權財富基金(Qatar)就以102億歐元(約108億美元)收購俄羅斯石油公司五分之一的股份。緊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2015年年底中國華信收購了哈薩克斯坦國家石油公司(KMG)的子公司——哈薩克斯坦國家石油國際公司(KMGI)51%股份。通過收購KMGI,華信一舉獲得其在歐洲多國先進的加油站和油庫管理系統,擁有7000余人的國際化經營管理團隊和歐洲最新技術水平的大型煉油廠及化工廠,並進而參股、控股歐洲多國石油公司。KMGI是哈薩克斯坦國家主權石油公司的國際化平臺,也是哈薩克斯坦石油進入歐洲下遊的唯一通道,在歐洲擁有煉化、儲運、銷售一體化石油產業體系。
接下來,中國華信將進一步增資KMGI,在意大利、西班牙、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德國和瑞士等國投資收購10000多座加油站和配套油庫。同時,對歐洲重點煉廠、油庫、管道戰略並購,掌握重要物流節點的話語權,並計劃利用3~5年時間,將KMGI打造成歐洲區域有影響力的油氣終端供應商。
中國華信還計劃依托歐洲油氣終端體系,以哈薩克斯坦、阿布紮比、乍得為重點,開拓中亞、中東、非洲地區上遊油氣資源權益與股權。
另一方面,中國華信也將一部分的業務發展目標鎖定在了地處歐洲心臟的捷克。作為歐洲極為重要的工業走廊,捷克具有工業裝備技術和管理資源優勢,中國華信選擇在捷克設立第二總部,且以此作為公司在歐洲開展國際投行投資的橋頭堡。
目前,中國華信已經控股布拉格斯拉維亞足球俱樂部,積極推動中捷文化交流,開展公共外交和社會公益活動,在捷克政商高層及社會民眾中建立了良好的品牌信譽和影響力,吸引了捷克及中東歐地區優質企業的青睞和合作。
中國華信也在捷克投資了航空、旅遊服務、特種鋼、核電等企業,重點打造旅遊航空與工業制造兩大產業板塊,形成投資帶動,推動企業發展,並與大型國企混合發展走出去,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國內國際市場互動,助力國內產業升級和供給側改革,並實施資產證券化。
依托穩定的海外上遊油氣資源優勢,中國華信也在海外建立了石油中轉站和儲備庫,在國內建立大型石油儲備基地,同時發展國家戰略儲備與商業儲備。例如,華信就在法國、西班牙等國家擁有與石油煉化、銷售終端系統相配套的百萬噸級石油儲運系統。
石油與金融全面發力
在國內,中國華信正在海南規劃建立一個總庫容1200萬立方的石油儲備基地,目前已建成一期280萬立方儲備庫。同時規劃在山東建立一個1000萬立方石油儲備庫。
除了石油儲備的設立之外,華信還與國企混合發展能源物流,目前公司已與中鐵、國儲、中船等國有大型儲運企業設立合資公司,共同開展油氣儲運物流合作,投資關鍵物流節點和儲備,提高儲備周轉速度。
中國華信的另一大戰略是,將金融與能源有機結合、建立多元化金融服務體系,通過收購和自建金融平臺,獲取金融全牌照,以強健的自有金融體系推動公司產業發展戰略。目前,華信在國內擁有證券、信托、期貨、銀行、保險、金融資產交易等重要金融平臺,成立了財務、基金、融資租賃等金融服務公司,並與國內外大型金融機構共同設立全球並購基金,建立多元穩定的資金渠道。
為獲取海外低成本資金,中國華信先期已在2014年控股了捷克J&T金融集團,成為首家控股歐洲銀行的中國民企。J&T金融集團是一家綜合性金融集團,旗下擁有J&T銀行(“JTB”)和斯洛伐克郵政儲蓄銀行(“POBA”)兩家銀行,業務涵蓋傳統銀行業務、信托業務、私募股權基金、資產管理、租賃和保理、設備管理及其他金融創新等多個板塊,並在歐洲六個國家設有分行。通過與金融平臺的聯動,華信不僅降低了經營風險,並且將現貨交易服務、金融保值服務和融資服務一體化,大大提高了企業利潤。
誠信是品牌的靈魂
2002年,葉簡明創立中國華信,2014年華信成為世界500強。今年,他榮登《財富》全球“40歲以下40人”商界精英榜單,是唯一上榜的中國企業家。
為何中國華信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在葉簡明看來,其品牌的核心價值就在於信用,在於社會的認可。贏得眾人的信任,信用的力量是可以無限放大的,中國華信要做中華民族信用的代表。
中國華信的品牌文化戰略體系,主要由五方面組成:緊隨國家戰略,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企業品牌;傳承華夏文化,打造傳播時代能量的文化品牌;創新用人之道,形成提升員工價值的人才品牌;拓展公共外交,鑄造推動企業發展的外交品牌;發揮黨群功能,建立凝聚關愛人心的暖心品牌。從描述就可以看出,雖然華信是一家民營企業,但是在政治建設上卻與國企和事業單位更為接近。
公益方面,華信創辦非政府組織(NGO)進行慈善活動,先後設立了香港中華能源基金會、上海華信公益基金會等機構。其中,香港中華能源基金會雖然是一家由企業組建的NGO,卻被聯合國批準為特別咨商地位非政府組織。基金會在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設有10余個分支機構,與聯合國、歐盟機構建立了長期合作機制,並組織開展國際智庫交流合作,組織國際能源安全高峰論壇,定期上報能源安全戰略研究專項報告,為全球及中國能源安全與可持續發展提供智力支持。
而上海華信公益基金會所組織的“螢光支教”已成為規模最大、最系統的西部鄉村教師培訓項目,迄今已為甘肅、雲南培訓了16000多名鄉村教師,受益人數超100萬。
“螢光支教”鄉村教師培訓項目遠程網絡培訓
該基金會扶危濟困,捐款救災,先後向四川雅安、甘肅定西、雲南魯甸地震和海南水災捐款,用於抗震救災、扶貧幫困、資助教育。同時,基金會也設立了“戎星點點”教育幫扶項目,資助革命傷殘軍人、烈士遺屬,因公犧牲遺屬和病故軍人遺屬等“三屬”子女教育;“情暖功臣”關愛三屬,長期資助150余名三屬子女的教育學習。
五年多來,公司在公益慈善、弘揚傳統文化事業等方面投入資金累計10億多元,連續五年被評為“中國十大慈善企業”。中國華信以中華民族的可持續發展為己任,致力於為中國環保事業貢獻一分力量,並視之為更為廣泛意義上的、可持續性的慈善行為。
深交所1月20日發布對德爾股份相關重組事項的問詢函。德爾股份此前曾發布公告稱,公司擬19.37億元向實控人李毅及其旗下企業收購阜新佳創100%股權、債權,以此實現對其2016年10月收購的德國汽車降噪系統和隔熱系統產品企業CCI的收購。對此,深交所要求德爾股份披露德國佳創(阜新佳創子公司)收購標的CCI公司的資金來源、涉及到的抵押擔保情況,收購的主要交易條款、交易流程及作價依據,CCI原股東AlpInvest的基本情況、與德爾股份實際控制人李毅是否存在關聯關系。
具體內容如下:
1、請你公司補充披露德國佳創收購標的CCI公司的資金來源、涉及到的抵押擔保情況,收購的主要交易條款、交易流程及作價依據,CCI原股東AlpInvest的基本情況、與你公司實際控制人李毅是否存在關聯關系。
2、你公司預案中未披露標的公司CCI2015年三次股權轉讓的價格,請補充披露2015年三次交易的轉讓價格、作價依據及與此次交易作價差異的原因。如無法披露相關信息,請說明無法披露的具體原因,並在重大風險提示部分對歷史可比交易價格的不確定做進一步提示;
3、請你公司補充披露:(1)標的公司CCI核心技術人員基本情況;(2)標的公司CCI與核心技術人員簽訂的勞動合同期限,是否約定重組完成後相關人員最低服務年限,以及其他保持核心技術人員穩定的措施;(3)標的公司的員工人數和專業分布情況;
4、請補充披露交易標的阜新佳創最近兩年級一期合並報表主要財務數據,請獨立財務顧問對預案中財務數據披露完整性是否符合《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26號》的規定發表明確意見;
5、標的公司CCI最近兩年收入基本保持穩定,但營業利潤、凈利潤等均出現較大波動,請你公司補充披露標的公司收入營業利潤、凈利潤波動較大的原因,同時請獨立財務股份對此次重大資產重組是否有利於上市公司增強持續經營能力發表明確意見;
6、預案中披露,標的公司CCI2014年、2015年兩年合並報表中的所有者權益合計均為負數,請你公司補充披露標的公司CCI最近一期所有者權益較期初出現較大變動的原因,2014年、2015年兩年標的公司CCI股東借款的當期新增金額、當期歸還金額、期末余額、計息方式及對當期凈利潤及所有者權益的影響;
7、請你公司補充披露標的公司CCI近兩年及一期營業收入構成、分產品營業利潤、毛利率情況;
8、請你公司補充披露標的公司CCI近兩年及一期前五大客戶及供應商名稱及占比情況,請獨立財務顧問對標的公司是否對大客戶存在依賴,前五大客戶及供應商是否與本次交易對手方、CCI原股東、管理層存在關聯關系發表明確意見;
9、請你公司補充披露標的公司CCI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包括但不限於專利技術、專利授權等)的基本情況及標的公司CCI對外擔保情況;
10、請你公司補充披露標的資產阜新佳創基礎法估值的具體過程,各類資產賬面價值與評估價值的差異、增值率,並進一步說明增值率的合理性;
11、請你公司補充披露阜新佳創收購標的公司CCI交易價格與本次交易價格差異的具體原因,差異的計算過程等信息;
12、你公司在重組預案中僅披露了評估機構對阜新佳創和德國佳創采用資產基礎法評估的結果,請你公司補充披露采用市場法或收益法等其他方式評估的具體評估過程、評估結果。同時,請獨立財務顧問對公司僅披露資產基礎法評估結果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第二十條中“評估機構、估值機構原則上應當采取兩種以上的方法進行評估或者估值”發表明確意見;
13、你公司在重組預案中披露“對CCI采用合並報表口徑收益法及市場法評估”,請你公司補充披露對CCI采用合並報表口徑收益法及市場法評估的評估過程、參數選擇、評估結果;
14、你公司在重組預案中披露“本次交易中對阜新佳創的債權的估值方法主要采用經會計師審計確認的賬面凈值金額。目前,本次交易暫未設置業績承諾及補償條款。”及“以“資產基礎法”結合“市場法”評估結果作為定價參考依據時,則無需作出業績補償承諾。”此次交易雖采用資產基礎法進行評估,但資產基礎法評估的結果與實際標的CCI賬面凈資產差異較大,且你公司披露“對CCI采用合並報表口徑收益法及市場法評估”。請獨立財務顧問對“本次交易暫未設置業績承諾及補償條款”是否符合《關於並購重組業績補償相關問題與
解答》中“在交易定價采用資產基礎法估值結果的情況下,如果資產基礎法中對於一項或幾項資產采用了基於未來收益預期的方法,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關聯人也應就此部分進行業績補償”的規定發表明確意見。如公司業績承諾安排不符合有關規定,請你公司補充披露業績補償承諾及補償條款的後續安排;
15、請你公司按照《創業板信息披露備忘錄21號:上市公司與專業投資機構合作投資》要求對公司與外部投資者擬達成的協議、涉及擔保事項、ABC-SPV資金來源、外部投資者退出方式、上市公司還款資金來源等具體情況進行披露。
據工信部官方微信,日前,工業和信息化部印發《關於清理規範互聯網網絡接入服務市場的通知》。針對媒體感興趣的問題,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關人員作了回答。
問:《通知》出臺的背景情況是什麽?為何要出臺這樣一個政策?
答:近年來,我國雲計算、大數據等應用蓬勃發展,以互聯網數據中心業務(IDC)、互聯網接入服務業務(ISP)和內容分發網絡業務(CDN)為代表的互聯網網絡接入服務市場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但無證經營、無序發展的苗頭也隨之顯現,層層轉租、違規自建網絡基礎設施等帶來的“黑帶寬”、“下水道”等問題不容忽視,既破壞了正常的市場秩序,損害了廣大用戶的合法權益,也給國家網絡和信息安全帶來隱患。在此背景下,我部出臺了《關於清理規範互聯網網絡接入服務市場的通知》,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清理規範工作,依法查處無證經營、超範圍經營、“層層轉租”等違法行為,切實落實企業主體責任,加強經營許可和接入資源的管理,強化網絡信息安全管理,維護公平有序的市場秩序,促進行業健康發展。
問:《通知》開展的清理規範工作的重點是什麽?
答:本次清理規範工作將在以下三方面開展重點工作:一是加強資質管理,重點查處無證經營和超範圍經營等非法經營行為,督促企業合法持證開展經營活動;二是嚴格資源管理,重點打擊“層層轉租”等違規行為,清理網絡接入服務市場存在的“黑帶寬”、“下水道”;三是落實相關要求,夯實管理基礎,推動接入服務企業加強技術手段建設,完成各項評測工作。
問:《通知》提出,未經電信主管部門批準,不得自行建立和租用專線(含虛擬專用網絡VPN)等其他信道開展跨境經營活動。這是否會對外貿企業、跨國企業的正常運轉造成影響?
答:《通知》關於跨境開展經營活動的規定,主要的依據是《國際通信出入口局管理辦法》(原信息產業部令第22號),規範的對象是未經電信主管部門批準,無國際通信業務經營資質的企業或個人,租用國際專線或VPN,私自開展跨境的電信業務經營活動。外貿企業、跨國企業因辦公自用等原因,需要通過專線等方式跨境聯網時,可以向依法設置國際通信出入口局的電信業務經營者租用,《通知》的相關規定不會對其正常運轉造成影響。
2016年11月10日下午三點(德國漢堡時間),中國車主郭子焉的寶馬640i正在通過海關查檢,落地即是德國漢堡。(郭子焉/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16日《南方周末》“3·15專題”,原標題為《寶馬車主跨國維權 “一定要爭這口氣”》)
一位被寶馬售後方視為“尊貴級別”的上海車主,因不滿寶馬中國及售後方的各種說辭,將敞篷車自上海運抵德國,打算打一場跨國維權戰。
因為後備箱故障和之後引發的敞篷支柱斷裂,郭子焉(化名)從2016年初就跟寶馬杠上了。
同年8月10日,郭子焉撤銷了在中國對上海綠地寶仕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BMW授權5S店經銷商,以下簡稱“綠地寶仕”)的起訴,11月,他把自己的寶馬640iLW71V敞篷轎車運往德國,不打算跟寶馬(中國)汽車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寶馬中國)再作進一步溝通,直接向德國寶馬股份公司進行索賠。
目前看來,郭子焉的跨國維權之路並不樂觀。寶馬中國已於2016年3月17日對車輛損壞給出外力原因引起的檢測結論,而德國寶馬也於2017年1月16日拒絕了郭子焉的索賠請求。
2017年3月底,郭子焉將再次前往德國處理這場糾紛。他說,一定要爭這口氣。“這一刻,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作為中國消費者,甚至是作為一個寶馬車主的尊嚴。”
2015年6月8日,郭子焉以人民幣854,130.00元的價格向寶馬中國的授權經銷商江蘇太倉寶誠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購買了一輛寶馬640iLW71V敞篷轎車。
2016年1月26日,郭子焉發現該車後備箱門關不上,就近來到綠地寶仕申請保修。
“綠地寶仕以無配件為由進行了簡單修理使得後備箱門可以關上,並承諾願意立即訂配件並再行通知本人到店進行維修。”郭子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這一過程後來成為鬧上法庭的關鍵點,雙方至今各有說法。
南方周末記者在綠地寶仕向法院提供的證據目錄中看到,其對2016年1月26日的說法是:“我們對車輛進行了檢測,確認是後備箱鎖、配件損壞。郭子焉簽字確認檢測結果,知曉並未進行維修,需要等損壞配件到貨後才可進行修理。”
在郭子焉看來,綠地寶仕只承認檢測而未涉及維修事項是在撒謊,有意逃避因維修不當造成後續故障這一事實,從而讓車輛損壞部位處於非保修範圍。
綠地寶仕相關售後經理事後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車子開到店里的時候就因為鎖壞了無法關上後備箱,從這一點就不能說明是我們把鎖修壞了。”而鎖最初是怎麽壞的?該售後經理表示:“僅從我們經驗判斷,這是外力引起的,但沒有證據。”綠地寶仕當天告知郭子焉鎖修不好,只能換新,並為其向寶馬中國申請箱鎖索賠。考慮該車在訂貨期間仍需使用的現實,綠地寶仕對其鎖孔部位進行複位調整,讓後蓋箱可以關上。
郭子焉從綠地寶仕開走車的第八天,車在洗車店再次出現故障。
根據郭子焉的描述:“在後備箱門開啟的情況之下,敞篷開啟使得後備箱軟頂後蓋的兩根樁子和尾箱蓋板卡位,導致兩根連接樁斷裂。”南方周末記者在郭子焉提供的洗車店監控視頻中看到了這一過程,該視頻後來也作為證據提交給法庭。
根據寶馬用戶手冊顯示,該車行李箱開啟的狀態下應當顯示檢查控制信息而敞篷車頂自動鎖止。
但郭子焉的車頂卻仍然開啟了。這一非正常“動作”後來被寶馬中國派出的技術專家檢測為,由於外力引起的後備箱鎖孔損壞導致上面的傳感器在後備箱開啟的時候發送了關閉的錯誤信號。南方周末記者在寶馬中國於2016年3月17日出具的《關於寶馬640L(VIN:DX59964)車輛檢測結果的回複》中也看到了關於這次故障的具體解釋。
寶馬中國的檢測結果出具後不久,綠地寶仕於3月31日也向郭子焉出具了一份情況說明:“車輛損壞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外力導致後備箱鎖變形,不在質量保修範圍內。”
“將引起後備箱鎖變形簡單地歸責於我自己使用不當的外力。”這個結果讓郭子焉難以接受。事實上,寶馬中國也沒有說明這個外力原因是郭子焉自己造成的還是綠地寶仕維修不當造成的。
據一位業內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是寶馬中國技術部的通函,外力造成的意思就是人為損壞。但通常,他們不管是什麽外力導致,只確認產品質量是否存在缺陷,技術部的這一結論還從來沒有出過錯,是可以信任的。”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消費者權益保護專家吳景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如果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產品質量糾紛,需要有一個第三方機構對車輛進行鑒定,然而在中國根本不存在權威的第三方,多多少少會跟汽車生產商有利益糾葛。”
對於車子的兩次損壞,郭子焉還認為,不管是誰的外力原因,在第一次簡單維修後,綠地寶仕應該提醒車子在不正常狀態下繼續工作可能產生的連帶損壞。“其實他們自己根本也不知道鎖孔上還有感應器。”
針對這個問題,上述不願具名的售後經理表示暫時無法回答,需要向店里的技術經理詢問當時的情況。“據我所知,技術經理有提醒他蓋子關上後最好就不要再打開了,但是我沒有錄音證據。”
南方周末記者註意到一個細節,在綠地寶仕1月26日的維修工單和新增項目單上,沒有技師的維修報告和零件更換的理由。
據上述這位業內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維修技師不寫維修記錄是要被罰款的,這是寶馬中國對4S店的考核要求;而更換理由是對服務顧問的,寫上去是為了讓對車不是那麽專業的他們可以更清楚地跟客戶解釋為什麽要更換這些配件。”
綠地寶仕方面表示,他們沒想到郭子焉會在洗車店打開後備箱和敞篷,“如果謝先生完全認為是車子設計問題和修理廠的責任,這是說不過去的”。
事實上,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最後都由客戶關懷部門來解決。“客戶關懷部的工作就是安撫客戶情緒,商量解決方案。但是沒有一定條條框框,客戶關懷的程度取決於很多東西,比如客戶在4S店的消費記錄,客戶維權的決心,客戶的職業等等。”這位業內人士表示。
上述不願具名的售後經理也說:“並不是說外力原因造成的我們就不會理賠。一方面,謝先生是尊貴級別的客戶,我們可以使用關懷權限。另一方面,這個鎖孔損壞不牽扯很大的金額,算下來3萬塊以內。”
兩次事故後,郭子焉為了保險起見,希望更換整個敞篷,避免潛在的損壞可能。“面對這個要求,綠地寶仕堅持只維修敞篷壞掉的蓋板。於是我提出要麽給我數據證明敞篷其余部位沒有變形損壞,要麽給我延長敞篷部分保修期限。”
上述不願具名的售後經理對此表示:“對於壞掉的敞篷後蓋,我們為他提供了申請保修的方案。但擴大維修範圍以及延長保修期,金額高達17萬,這個我們肯定做不到。”
這次協商無果,最終促成了2016年2月23日寶馬中國的檢測。
在綠地寶仕看來,郭子焉帶著律師過來就是進入司法程序,不能再用關懷的方式對待,而是客觀地講道理,判定有責還是無責。
這解釋了郭子焉認為的綠地寶仕日後態度轉變,出爾反爾的原因。
可以說,自2016年2月23日寶馬中國安排技術專家對車輛損壞進行檢測起,郭子焉對綠地寶仕和寶馬中國的不滿和不信任逐漸加深,而綠地寶仕則認為郭子焉一直在提出新的要求,超出了客戶關懷的額度。
最終,雙方可能只有對簿公堂。
郭子焉和綠地寶仕的官司是一場修理合同糾紛,於2016年8月1日開庭。其訴訟請求包括,對敞篷後蓋予以免費更換,支付車輛替代費和延長整車保修期兩年。
事實上,郭子焉更想追究寶馬中國不予保修的責任。“而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法院在庭上口頭拒絕了我們追加寶馬中國作為本案的第二被告的請求。”
拒絕的原因,郭子焉方面告知,法官認為保修糾紛應該與維修合同糾紛分開,如果訴求是保修責任,應該與銷售者,即太倉寶誠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打這個官司。
根據2012年12月29日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令第150號公布的《家用汽車產品修理、更換、退貨責任規定》第四條,本規定所稱三包責任由銷售者依法承擔。銷售者依照規定承擔三包責任後,屬於生產者的責任或者屬於其他經營者的責任的,銷售者有權向生產者、其他經營者追償。
負責郭子焉國內訴訟的上海瀛東律師事務所的黃麟律師表示:“這是法律的一個盲點,我的被代理人遭遇維修侵權,隨之又產生保修糾紛,而法律無法兼顧。”
吳景明對此表示無法理解。“寶馬和其指定的經銷商肯定存在連帶關系,一起告沒有問題。”
2016年8月10日,郭子焉決定撤訴。“哪怕我贏了,最多也是綠地幫我免費維修,由於這是寶馬不認可的保修,屬於私下維修範疇,我可能會喪失日後對我敞篷的所有保修權利。”
本著打贏官司和獲得保修訴求的初衷,郭子焉與律師商量了各種策略,最終還是決定把車子運往德國。“研究了很多案例,能找到把寶馬中國或者寶馬德國列為被告的極其罕見,大多數以管轄權為理由拒絕。”
據郭子焉介紹,車於2016年9月底從上海港出發,11月8日航運到德國漢堡港,過程非常順利,車輛現在由其德國律師代為保管並處理相關起訴。他自己則於10月底搭乘飛機提前到達德國漢堡。他分享了一個細節:“當時運輸船誤點6天,我緊張了6天,簽證差點過期趕不上回來的飛機,不過德國海關非常配合,在最後一天的時間期限里準予離境。”其他運輸細節由於涉及德國的庭審策略,暫時不能提供。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郭子焉在德國的維權並不順利。德國寶馬汽車公司的法務部於2017年1月16日就郭子焉的德國律師於2016年12月21日發送的律師函作出了予以駁回的答複。理由如下:首先,德國寶馬股份公司總部與上海當地的經銷/分銷商之間不存在公司內部關系。因此,合同關系只存在於郭子焉和上海當地寶馬分銷/經銷商之間,而與德國寶馬公司沒有關系。其次,寶馬不提供“全球聯保/全球維修”的售後服務。此外,從文件上看,郭子焉的情況並不屬於可以保修的範圍,故障的原因來自於外力因素。最後,該類故障完全可交由任意中國廠商的售後部進行維修處理,根據德國民法第二項第254條規定,在此情況下將車通過集裝箱運至德國是嚴令禁止的。
對此,郭子焉表示仍然會進行起訴。“運抵德國違法,但不意味著作為生產商可以回避相關的保修責任。”
南方周末記者聯系到寶馬中國售後總監,他表示已轉交給相關部門的負責同事。截至發稿日,寶馬中國公關部回複南方周末稱,“我們支持這位客戶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但在沒有取得訴訟結果之前,我們不方便發言,只會密切關註而不會采取主動行為。”
以“轉型或轉身:尋找中國的下一個百億機遇”為主題的哥倫比亞大學第十屆中國商業論壇上周末在紐約舉行。“經營之神”王永慶的傳人王文祥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下的中美關系表示樂觀,他同時表示,許多制造業很難回到美國。
建議兩國放開貿易
中美關系對於王文祥來說,有著尤其重要的作用。他是全球最大的塑料管道制造商美國JM Eagle集團的總裁,該公司在美國和墨西哥有22家工廠。同時,他還是河北泉恩集團的董事長。作為一個在中美都有企業足跡的企業家,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對於中美關系,他總體上還是持樂觀態度。他認為,美國新任駐華大使、艾奧瓦州前州長特里·布蘭斯塔德(Terry Branstad)與習近平主席的淵源,有利於中美雙邊交往。
“特朗普做了一個明智的(大使任命)決定,兩國間的問題或誤解可以通過面對面交流解決。”王文祥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特朗普建立了這座(中美間的)橋梁,能夠解決很多誤會。”
而對於特朗普的制造業回歸計劃,王文祥說,作為一個制造業方面的企業家,他覺得美國很難把很多制造業帶回美國,因為一旦工作被遷走,就很難再恢複。但是,這並不影響中美之間的互惠互利。
“我對兩國元首的建議是開放貿易、開放邊境。美國有成熟的服務業,而中國沒有。”王文祥告訴記者,“未來的美國會側重於服務業,計算機創新。讓我們(中美)來交換。我把最好的給你,你把最好的給我。”
王文祥還提到,中美貿易的摩擦事實上並不多。許多美國媒體的報道存在偏見,以商人特朗普對商務和全球經濟的理解,他應該會發現美國能出口許多服務和工業到中國,創造很多賺錢的機會。在不斷增多的交易中,交易摩擦會被最小化。
投資熱點在中國
在本次論壇上,多位重量級嘉賓紛紛表示看好中國市場。百度風投管理合夥人蔡薇提到,過去20年互聯網行業盛行,互聯網的中心以及作為驅動力的資本都在美國。稍大些的中國互聯網公司的融資也幾乎都有美國主流VC(風險投資)的參與或主導。中國互聯網公司也主要都是赴美上市。但是,現在隨著越來越多的科技公司到中國上市,資本的中心也在發生轉移。
有數據顯示,中國在2016年已經占有了全球風險投資總額的近四分之一。很多成功的第一代企業家開始轉變角色成為風險投資家。並且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風投基金以及科技巨頭下的投資團隊開始涉足矽谷。
“以後,中國的創業者不用再費勁心思,把公司包裝成‘中國的某某’(中國的谷歌、中國的臉書等等……)”蔡薇說,“對於投資者來說,可參照的公司也越來越少,要估計某個商業模式能否成功,難度也相對增加。當然,資本的作用也沒有那麽強了,而且,過快的融資不但會稀釋股份,同時也可能發生一二級市場估值倒掛的現象。”
全明星投資基金的共同創始人和管理合夥人季衛東也持類似的觀點:中國新經濟已成為財富創造的焦點。新經濟的企業在大量搶占消費者眼球的同時,也在大量搶占廣告份額。
“中國已經是全世界第二大風險投資市場,無論是按照融資的規模,還是按照投資的數量,都僅次於美國。在中國的風險投資有一半的資金投入到互聯網,也就是新經濟行業中去。數量也非常驚人。”
專家還表示,他們看好中國的人工智能領域。在這方面,中國雖然起步已晚,但已進入第一方陣。另外,他們還看好整體市場規模大、效率高的行業。而前乒乓球世界冠軍鄧亞萍則強調了中國體育經濟的發展前景。她提到,中國到2025年要發展出5萬億規模的體育經濟產業。中國政府尤其在3年前公布,鼓勵社會投資進入體育產業。
“現在和我年輕的時代已經很不同了。人們問的是如何塑造自己的體型,而不只是談論運動員。”鄧亞萍說:“當經濟水平提高,人們的需求也變多了,例如健康、體育等。中國的個人消費逐年增長,現在是每個人都加入到體育產業中去的時候了。”
論壇上,企業家們還就跨境並購、華人企業家精神進行了一系列探討。據數據提供商Dealogic在2016年12月21日發布的最新報告,中國資本在跨境並購市場上的投資金額連續7年上漲,2016年宣布的交易披露金額高達2193億美元,超越美國。其中,在北美,交易規模增長高達558%;在歐洲則高達223%。不過,有750億美元的中國海外並購由於政府管制或外匯限制而被取消。
“國內一些大企業能給人才提供更大的平臺和參與更多世界級項目的機會,(這些機會)在跨國公司相對少了很多。”4月15日,通用電氣全球副總裁劉鳳鳴在深圳舉行的第十五屆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大會全球才智論壇上如說。
上述發言的背景是,部分規模較大的外企正在面臨人才流失。比如去年年底,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辭職加盟百度,震動了整個互聯網圈。這是否意味著美國矽谷的魅力正在下降,中國的吸引力正在上升?
有業內人士認為,像BAT這樣的大型中國互聯網企業無論從薪資待遇還是職業發展前景上都不輸矽谷。
劉鳳鳴在上述論壇上說:“不是矽谷不在了,而是中國魅力增強了。陸奇離開微軟加入百度,我覺得這是中國企業不斷成熟,中國企業在國際社會經濟科技發展中影響力不斷加強的一個自然的結果。”
他補充道:“過去十年中,像陸奇這樣的人在微軟離開了的至少有幾十位,不少都成為了中國企業的科技帶頭人,像小米的林斌、百度張亞勤等。這些人離開微軟到中國的私企,我覺得想法是一致的,所有的人才其實最關註是如何發現和找到能夠施展自己才華、實現自己個人價值最好的平臺。”
隨著中國企業的不斷成熟和發展,部分中國企業已經在全球舞臺上變成了一個立足於中國的跨國企業。所以當人才在加入中國企業的時候,他們已不再是加入一個中國的小公司,而是一個全球性的公司,機會也是無窮的。
劉鳳鳴以自己從事的行業為例:“我從事法律工作已經有40年了,應該是中國第一批受過法律教育和第一批在國外做律師的。但是在今天的中國,比如說百度的總法律顧問,以及阿里巴巴的、複星的、海爾的,他們所參與的項目,其實已經大大超出我日常所參與的項目的程度。”
他補充道:“當你有這樣的機會,是進入到一個傳統的老牌企業,施展自己的才華,還是加入更大平臺,允許你參與世界級的項目?從一定程度上我挺羨慕我的這些後輩,後起之秀。雖然他們從事法律行業比我要晚很多,應該說經驗比我弱一些,但是他們的機會是在跨國公司已經不複存在的。這也就是為什麽像陸奇這樣的人,能夠離開微軟加入百度重要的原因。”
深圳市政協委員、三諾集團董事長劉誌雄也認為,中國正為這些國際化人才提供前所未有的機遇。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說:“人才要自由自在地發揮才華,就要找到合適的平臺,就如同魚兒要找到水一樣。中國擁有最大的產業生態,包括產業鏈條以及在物聯網推動下發展起來的新型產業經濟等,這是中國產業具備的一個明顯的優勢。”
他補充道,另一個優勢是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潛在市場,商機無限,對人才的吸引力也是無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