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糖丸(三價脊灰),在2000年時完成了中國無脊灰目標的使命。2016年5月1日,這粒糖丸將退出市場。
此前,國家衛計委發布通知,中國於5月1日實施新的脊灰疫苗免疫策略,停用三價脊灰減毒活疫苗(tOPV),用二價脊灰減毒活疫苗(bOPV)替代tOPV,並將脊灰滅活疫苗(IPV)納入國家免疫規劃。
國家衛計委稱,這次脊灰疫苗免疫策略的調整是全球消滅脊灰的統一行動,也是我國脊灰防控工作的實際需要。但這一需要,將導致1500萬左右的兒童的IPV量暫時出現不足。
“目前昆明所生產的IPV的量在600萬份,巴斯德進口IPV在550萬份,尚不能夠滿足當前的量,IPV疫苗存在缺口,我們也在積極會同各部商討解決辦法。”國家衛計委方面表示。
此次轉換並非突然
脊灰病毒有I型、II型和III型3個血清型,相應的疫苗也需要包含3個血清型的疫苗毒株,即三價脊灰疫苗。
2000年,我國通過世界衛生組織認證,實現了無脊灰目標。但由於鄰近多國仍有脊灰野病毒流行,為防止脊灰輸入病例的發生,2000年以來我國仍然繼續使用三價脊灰減毒活疫苗。2015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II型脊灰野病毒已經在全球範圍內被消滅,接種含II型毒株的減毒活疫苗已經沒有必要。為此,世衛組織決定全球停用三價脊灰減毒活疫苗,改用含有I型、III型兩個血清型的二價減毒活疫苗,同時要求各國應引入至少1劑次脊灰滅活疫苗。
本次調整,包括中國在內的仍在使用脊灰減毒活疫苗的155個國家同步實施。
“世界衛生組織之所以建議使用1劑IPV,是因為IPV是滅活疫苗,可以讓兒童先獲得免疫功能,而且它帶來的不良反應少,不會因為接種而誘發小兒麻痹。先接種IPV,可以減少這種不良反應。”一位免疫專家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下,中國選擇了首劑脊灰滅活疫苗IPV,加三劑次二價脊灰減毒疫苗的免疫規劃程序。經國務院同意,確定我國脊灰疫苗轉換安排為2016年5月1日起,全國將1劑次脊灰滅活疫苗和3劑次二價脊灰減毒活疫苗納入國家免疫規劃。
珍貴的量
“世界衛生組織的這個建議是正確的,只不過中國的量不足,沒有做夠事前工作。”一位免疫專家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中國市場上擁有兩家IPV供應企業,一個是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生物學研究所(昆明所),一個是巴斯德。自2015年1月至2016年7月,國家食藥監對於IPV的批簽發情況如下:巴斯德8359584支,昆明所3364793支。而昆明所最大的產量是每年600萬,巴斯德能夠給中國提供的最大量是550萬。在1500萬左右的兒童需求之間,這個量還是差那麽一點。
“1999年時,世界衛生組織就提出了建議,要求轉換免疫程序,把滅活脊灰疫苗IPV納入免疫規劃,可以全程使用IPV,也可以部分使用。很多國家采納了這個建議,組織企業進行研發和生產。在中國,即使在五六年前也提出了相關的建議,但是儲備不足,目前只有一家企業投入了生產,其他三家企業還處於研發階段。”一位原世界衛生組織免疫規劃專家表示。
昆明所自主研制的全球首個脊灰滅活疫苗IPV於2015年7月1日正式上市。疫苗上市後,因國家尚未將其納入兒童計劃免疫,故僅作為二類疫苗在部分地區使用。
“2015年11月,國家疾控中心為將脊灰滅活疫苗IPV納入國家計劃免疫而進行的疫苗試點工作,僅向昆明所訂購了112萬劑(試點還包括由巴斯德提供疫苗的北京和天津),而至2016年4月山東疫苗事件發生之時,該試點工作尚未完成,因而脊灰滅活疫苗IPV仍未納入國家計劃免疫工作。”昆明所工作人員表示。
據了解,2016年5月1日,國家宣布實施新的脊灰疫苗免疫策略後,昆明所接到多個省市的脊灰滅活疫苗IPV“借苗”需求。
“在沒有付款沒有銷售合同,甚至沒有招標采購的狀況下,昆明所第一時間滿足國家需求,把庫存的110多萬疫苗全部發往需求地區,包括最邊遠的西藏、新疆等,以全力支持國家的脊灰轉換策略。”上述昆明所工作人員表示。
但是由於國家在6月14日發布的“關於貫徹實施《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的通知”中明確規定:不得采購單一成分脊髓灰質炎滅活疫苗作為二類苗使用。目前,昆明所正在將做為二類疫苗銷往部分地區的脊灰滅活疫苗IPV全部轉為一類苗。
就是這一轉換過程,潛在給企業帶來1000余萬元的損失都還不是重點,問題出在以二類苗在流通路上的脊灰滅活疫苗IPV需先返回企業,再以一類苗出臺。看似簡單的回收,疫苗卻不同,必須進行批批檢合格後才能回收入庫,而批檢需要的量是每批次200支的疫苗。
“最大的問題是已經以二類疫苗身份進入渠道的300多萬份IPV,在轉換為二類疫苗環節出現了問題,不能直接轉化,需要退回企業,然後再以一類疫苗進入。退貨的第一道關便是企業需要每個批次拿出200份作為檢驗,合格後才能入庫,但是之前合格的疫苗,為了身份的轉換而損失掉,這很可惜,更何況現在IPV的量本身就不夠。”上述昆明所工作人員表示。
“其實已經在渠道的脊灰滅活疫苗可以直接轉為一類苗,但是目前不知各省疾控如何做,他們完全可以直接轉。因為一類苗的包裝上需要貼一個‘免費苗’標簽,如果各省疾控覺得這個標簽退回企業來貼更簡單的話,他們可能會考慮先退貨,然後再進貨,他們可能不考慮原本就緊缺的量。”一位衛生行政部門的官員表示。
在今年5月份前,進入渠道的IPV在500萬份左右,昆明所300萬左右,巴斯德200萬左右。但是尚未使用完的IPV的身份轉換,如何節省已經不足的量,是當前需要考慮的一個環節。但是由於一類苗需要貼上免費的標簽才能進入渠道,否則不能進入,到底如何解決,目前尚無答案。
但是為了IPV的量,目前除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生物學研究所已獲得脊灰滅活疫苗IPV的批準文號外,北京天壇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科興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也正在進行Sabin株脊髓灰質炎滅活疫苗的研發工作。如果這三家投產後,IPV的量不足問題有望緩解。
日前從業內獲悉,有關部門將在山東、 上海、寧夏、廈門四地開啟追溯體系建設示範試點,乳制品將納入試點追溯範圍;此外,四個試點地區還可自主選擇特色產品納入追溯範圍。預計在一年半的試點期間完成體系建設,並總結經驗向全國推廣。這也是首次以省(計劃單列市)為項目實施主體,對重要產品開展追溯體系建設示範工作。我國重要產品追溯體系建設又獲實質性重要進展。
據悉,按照日前商務部、財政部內部下發的試點方案要求,試點地區可根據當地乳制品生產及消費總體格局,探索開展乳制品追溯體系建設,打造從奶畜養殖、生鮮乳收購到乳制品生產、銷售全過程的追溯體系。鼓勵開展進口奶粉追溯體系建設。
此外,試點地區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據當地條件選擇1到2個產業鏈條完整的當地特色產品開展追溯體系建設。例如,寧夏可以選擇葡萄酒、枸杞、牛羊肉等特色產品。
除了追溯產品擴圍之外,試點內容還包括對已有肉類蔬菜中藥材流通追溯體系進行升級,包括對批發市場等關鍵環節實施電子結算改造,推廣應用二維碼等先進追溯技術等內容。
“流通的特點就在於一頭連接消費一頭連接生產,通過建立追溯體系,雖然流通環節不變,但起到秩序化規範化的作用,以消費者的要求倒逼生產者,最 終實現生產經營者能夠化被動為主動。”業內專家告訴記者,乳制品已經成為很普遍的消費品,但是生產組織化程度還比較低,尤其是此前一些負面消息導致消費者 對奶源質量等方面信心不足。將乳制品納入“來源可查、去向可追、責任可究”的追溯體系中,無疑有利於大大提振消費信心,強化產業安全質量意識。
以已經建立起追溯體系的產品為例,“一些批發市場通過追溯系統將肉菜追溯、檢驗檢測和電子交易相結合,主動了解經營戶的交易信息,有效強化了進 場管理,發現異常及時處理,保障產品安全。一些大型連鎖超市依托追溯體系強化渠道管理,要求供應商必須建設追溯體系才能進店銷售,加強了貨源質量控制。消 費者普遍反映,可追溯產品來源可靠,出了問題能及時找到責任人,使用起來就更加放心,消費意願也提高了。”商務部流通產業促進中心主任路政閩告訴《經濟參 考報》記者。
記者還了解到,本次試點項目將獲得中央財政7億元的扶持。中央財政資金主要立足於彌補市場失靈,支持重點產品追溯體系建設中的薄弱環節和重點領域,比如乳制品和特色產品追溯體系建設中必要的基礎設施改造、軟硬件設備等。
據山東省商務廳相關負責人介紹,山東省獲得2億元財政補助資金,資金將由山東省統籌安排用於支持先進適用追溯技術推廣應用、現有老舊設備更新改造、專用標識標記制度建設、可追溯產品消費市場培育及地方重要產品追溯管理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等方面。
路政閩對記者表示,追溯體系的建設從2010年至今,一些成效已經顯現。具體而言,促進了相關法律法規文件的出臺,例如2015年4月食品安全 法確立了全程追溯制度,這也是追溯第一次寫入相關法律;促進了產業健康發展,企業借助追溯體系建設,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促進產業發展方式轉變,進而提升 食品質量安全;此外,通過追溯試點示範的引領,倒逼生產經營主體提高質量意識和安全意識;同時,追溯體系實現了產品來源可查、去向可追、責任可究,這也使 得消費者能更加明白、放心消費,從而拉動消費。
在路政閩看來,追溯體系的建設依然任重而道遠。她表示,當前最為迫切的應該是完善頂層設計。目前,我國重要產品追溯體系領域缺乏統一的頂層設 計,已制定的追溯體系相關標準只涉及食品、農產品、藥品、農業生產資料四個領域,對特種設備、危險化學品、稀土產品尚未制定,已建成的重要產品追溯系統在 追溯模式等方面參照的標準具有較大差異。因此,迫切需要科學規劃、制定重要產品追溯標準體系,指導追溯系統的建設。
“追溯體系跨部門、跨生產和流通環節,還涵蓋了多種類產品,這就需要建立一個統一的可追溯平臺,避免各部門各自為政,努力做到信息共享,打通可 追溯體系下的生產、流通環節。”她說,還需要搭建統一標準的追溯體系整體框架,避免因標準不統一造成的資源浪費,實現中央到地方、部門與部門、部門與企業 之間的無障礙對接;此外,相關法律法規體系也有待進一步完善。
7月22日,第一財經記者從上海市稅務局了解到,7月8日上海金稅三期系統正式上線以來,總體運行平穩有序,取得初步成功。
金稅工程是經國務院批準的國家級電子政務工程,是國家電子政務“十二金”工程之一,是稅收管理信息系統工程的總稱。自1994年開始,歷經金稅一期、金稅二期、金稅三期工程建設。
2013年金稅三期工程率先在廣東、山東等6省(市)國地稅局試點,現在全國範圍內逐步推廣,去年在擴大到14個地方國地稅局,今年上海、北京等6地也被納入,計劃今年10月完成全部省份推廣。
上海市國家稅務局總經濟師蔣旭濤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金稅三期工程看起來只是系統的調整,其實內涵更大。稅務總局在全國推這個系統,是為了規範各地稅務辦稅流程,統一規範稅收執法,提高納稅服務,最關鍵是深化數據共享與利用大數據。
金稅三期工程不僅僅與企業相關,也關系到每個老百姓,這體現在對自然人的全員建檔。
蔣旭濤介紹,按照金稅三期工程統一標準,上海在今年2月上線了個人所得稅代扣代繳網上建檔,企業的財務部門需要填個人詳細資料,這就是自然人的全員建檔,將解決自然人涉稅信息采集、建檔應用難題,提升對自然人的稅收征管水平,而且也為個稅改革、房地產稅改革鋪路。
“大家關心的個稅、房地產稅改革想要在全國推廣,首先需要全國統一的基礎數據,這必須通過稅務總局這個平臺來做,而這個平臺就是金稅三期工程。” 蔣旭濤稱。
上海推金稅三期工程與其他地方有所不同。
蔣旭濤告訴本報記者,與其他地方的國地稅分開辦公不同,上海國稅和地稅是合署辦公,稅務總局對金稅三期系統和原上海綜合征管系統進行差異化分析後,實現211個本地化改造要求。
去年底,《深化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下發,推動國地稅深度合作。上海國地稅一家的獨特優勢,也在金稅三期工程創新探索上被寄予厚望。
金稅三期工程大大提升了企業辦稅便利。
比如,備案類減免稅流程之前無法當場辦結,現在納銳人可以即時辦結,節約了納稅人辦稅成本。代開發票業務辦理也更快,金稅三期系統上線後,增加了銀行卡刷卡繳稅、網上銀行查詢繳稅等,節約了納稅人辦理時間。
上海市國家稅務局征管和科技發展處處長蔣國榮對第一財經記者介紹,7月8日金稅三期系統上線以來,全市辦稅服務廳共計辦理涉稅業務203萬筆,半個月以來,全市56個辦稅服務廳全部處於滿負荷運行,但系統依然保持較好的穩定性。
同樣在7月8日,上海市”線上”辦稅服務也全面升級,推出網上申報客戶端和網上辦稅服務廳。
網上申報實現了全稅種覆蓋,網上辦稅服務廳基本上與線下辦稅服務廳業務相近,現已推出印制發票審批、發票驗舊、增值稅專用發票代開等35個涉稅事項,年底將推出總計41個涉稅事項。
蔣國榮介紹,線上辦稅服務升級後,初步統計,半個月以來納稅人總計通過網絡申報324萬筆,網上辦稅1.9萬筆。
蔣旭濤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網上涉稅事項辦理約占總業務量11%,這個百分比還是比較低,我們希望這一比例提高到70%以上。
蔣國榮表示,針對部分辦稅服務場所出現擁堵現象,下一步將增設窗口、加派人員,嚴格落實服務舉措,優化完善金三稅務系統應用。另外,進一步拓展網上辦稅功能,將更多的辦稅事項從實體大廳向網上延伸。
互聯網金融行業自律終於有章可循。
7月26日下午,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下稱“互金協會”)向各會員單位下發了五項文件,包括《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章程》、《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會員自律公約》、《互聯網金融行業健康發展倡議書》、《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會員管理辦法》和《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自律懲戒管理辦法》,這意味著互金協會437名會員單位的行業自律終於有章可循。
行業自律是互金協會繼發力覆蓋互聯網金融行業統計數據之後,又一重要里程碑事件。有知情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本次下發的文件經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及第一屆常務理事會2016年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於2016年7月21日正式發布,今天向437家會員機構正式發送,並報備“一行三會”。
目前,互金協會會員共437名,其中,來自銀行機構84名,來自證券、基金、期貨公司44名,來自保險公司17名,來自其他互聯網金融新型企業及研究、服務機構292名。
《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自律懲戒管理辦法》規定了對違規會員的七種懲戒方式,包括警示約談,發警示函,強制培訓,業內通報,公開譴責,暫停會員權利和取消會員資格。懲戒種類可單獨或合並實施。違規行為構成犯罪的,協會依法移送司法機關。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綱要強調要保障信息化有序健康安全發展,中國首次將信息強軍的內容納入信息化戰略,中國計劃到2020年核心信息化技術部分領域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到2025年建成國際領先的移動通信網絡。到2020年電子商務市場規模達到38萬億元,2025年達到67萬億元。
7月27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今日下午3時在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廳舉行新聞發布會,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副主任莊榮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秘書長李樸民、工業和信息化部總工程師張峰、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信息化發展局局長徐愈介紹《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有關情況並答記者問。
莊榮文表示,作為指導和規範未來10年中國信息化發展的綱領性文件,《戰略綱要》明確了新的指導思想、戰略目標、基本方針和重大任務。
《戰略綱要》指導思想提出,要圍繞“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信息化驅動現代化為主線,以建設網絡強國為目標,著力增強國家信息化發展能力,著力提高信息化應用水平,著力優化信息化發展環境,要求網信事業努力在踐行新發展理念上先行一步,要堅持與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同步推進,強調要讓信息化造福社會、造福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奠定堅實基礎。
《綱要》指出,當今世界,信息技術創新日新月異,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蓬勃興起。全球信息化進入全面滲透、跨界融合、加速創新、引領發展的新階段。誰在信息化上占據制高點,誰就能夠掌握先機、贏得優勢、贏得安全、贏得未來。
《綱要》強調,要圍繞“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信息化驅動現代化為主線,以建設網絡強國為目標,著力增強國家信息化發展能力,著力提高信息化應用水平,著力優化信息化發展環境,讓信息化造福社會、造福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奠定堅實基礎。
《綱要》要求,堅持“統籌推進、創新引領、驅動發展、惠及民生、合作共贏、確保安全”的基本方針,提出網絡強國“三步走”的戰略目標,主要是:到2020年,核心關鍵技術部分領域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信息產業國際競爭力大幅提升,信息化成為驅動現代化建設的先導力量;到2025年,建成國際領先的移動通信網絡,根本改變核心關鍵技術受制於人的局面,實現技術先進、產業發達、應用領先、網絡安全堅不可摧的戰略目標,湧現一批具有強大國際競爭力的大型跨國網信企業;到本世紀中葉,信息化全面支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網絡強國地位日益鞏固,在引領全球信息化發展方面有更大作為。
《綱要》指出,增強發展能力、提升應用水平、優化發展環境,是國家信息化發展的三大戰略任務,包括14項具體工作內容。增強發展能力,重點是發展核心技術、夯實基礎設施、開發信息資源、優化人才隊伍、深化合作交流。提升應用水平,主要是落實“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對培育信息經濟、深化電子政務、繁榮網絡文化、創新公共服務、服務生態文明建設作出了安排,並首次將信息強軍的內容納入信息化戰略。優化發展環境,強調要保障信息化有序健康安全發展,明確了信息化法治建設、網絡生態治理和維護網絡空間安全的主要任務。
《綱要》強調,必須堅持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對國家信息化發展的集中統一領導,信息化領域重大政策和事項須經領導小組審定。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強化組織領導、健全工作機制、完善配套政策、加強督促落實,將各項戰略任務落到實處,確保戰略目標如期實現。
(綜合自新華社等)
7月28日,世界肝炎日中國翡翠絲帶項目活動在IBM中國總部北京辦公室舉行。這是該項目首次在企業工作場所的落地活動。活動以“工作場所零歧視,拒絕肝擾滿關愛”為主題,旨在以世界肝炎日為契機,開展乙肝防治科普宣傳活動,提高職場人士和普通大眾對乙肝知識的認知,呼籲營造健康友愛的工作環境。
今年是世界衛生組織設立“世界肝炎日”以來的第6年,宣傳主題是“了解肝炎,立刻行動”。國家衛生計生委疾控局確定的今年宣傳主題是“愛肝護肝,享受健康”,號召公眾了解肝炎的危險,關註自身健康,做到安全註射,通過接種疫苗、早期篩查和規範治療等措施采取積極行動通過檢測了解自己的狀況並尋求治療,以減少這種可預防和可治療的病毒感染導致的不必要死亡。
乙肝是一種與肝臟有關的病毒性感染疾病,也是導致肝癌的最主要原因。2015年,世界衛生組織發布了首份針對病毒性肝炎的全球衛生部門戰略,以在2030年前消滅作為重大公共衛生威脅的乙肝和丙肝為目標。
中國是乙肝疾病的高發區,患病人數約占總人口的8%,約有慢性乙肝病毒攜帶者9300萬,占全球乙肝病毒攜帶者總數的1/3。
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人員稱,目前北京市人群HBsAg(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流行率和急性乙肝發病率均處於歷史最低水平。據2014年北京市病毒性肝炎血清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北京市全人群HBsAg流行率由1992年的6.03%下降到了2.73%,其中25歲以下人群HBsAg流行率已降至1%以下,遠超《“十二五”衛生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的2015年全國全人群HBsAg攜帶率≤6.5%的目標。這些研究數據表明,北京市目前正處於由乙肝中度流行區向低流行區過渡階段。
乙肝是血液傳播疾病,僅僅通過母嬰、血液和性三種渠道傳播,和乙肝感染者共餐、接吻、握手等都是安全的,而且乙肝完全可以預防和治療。但是由於對乙肝知識的缺乏,造成了大眾的過度恐懼。
2007年,中國肝炎防治基金會發布的《2007年外企乙肝歧視調查報告》顯示,69%的人認為乙肝病毒與艾滋病是導致員工歧視最主要的原因。2008年,北京益仁平中心發布的一項針對在華98家跨國公司的的調查顯示,在中國,約84%的跨國公司招聘新員工時會進行乙肝病毒體檢,44%的跨國公司會由於結果呈陽性而拒絕申請。
對企業來說,從員工的健康著手積極應對工作場所乙肝歧視問題,這對提高整個社會對乙肝的認識、消除乙肝歧視具有積極的意義。今年世界肝炎日期間,斯坦福大學亞裔肝臟中心聯合27家在華的翡翠絲帶項目企業開展乙肝科普教育,向近50萬名員工宣傳乙肝防治知識。
美國斯坦福大學亞裔肝臟中心是美國第一個致力於降低亞洲和亞裔人群乙肝感染和肝癌發生率的非營利機構。為了消除乙肝傳播與歧視,降低與乙肝相關的肝臟疾病和肝癌的死亡率,該中心於2001年發起了翡翠絲帶行動,並逐漸發展為全球性的翡翠絲帶乙肝防治運動,旨在支持全球範圍內受到慢性乙肝和肝癌影響的人群。
中國翡翠絲帶項目由斯坦福亞裔肝臟中心及多家國際跨國企業聯合發起,旨在倡導建立零乙肝歧視的工作環境的公益項目,這是國內乃至全球首個由社會組織與大型企業雇主共同主導的項目。自2015年世界肝炎日,項目啟動以來,已有33家領袖跨國企業簽署了項目宣言,承諾定期開展員工乙肝教育,並確保零乙肝歧視的員工政策和工作環境。
IBM是中國最早實行工作場所反乙肝歧視政策的跨國企業之一。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IBM就已經免費為所有員工提供乙肝疫苗接種,到2011年,疫苗接種基本覆蓋90%以上的員工,且所有員工家屬都可以免費接種。作為中國翡翠絲帶項目的企業發起方代表,IBM大中華區董事長陳黎明稱,由於肝炎的危害性,很多人對其談之色變,甚至導致肝炎患者在社會上遭受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但越是這樣,就越要勇敢面對,大力宣傳,提高公眾對乙肝和丙肝的認知。
除了呼籲消除乙肝歧視外,長期關註乙肝問題的 廣州乙肝公益組織億友公益發起人雷闖對本報記者表示,要想讓全國9000多萬慢性乙肝感染者,2000萬需用藥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真正受益,還需要呼籲將乙肝列為慢性病(特殊病、大病)門診醫保報銷範圍。但是,根據億友公益調查顯示,全國超過40%的地級市未將乙肝列為門診慢性病(特殊病、大病)報銷病種,導致乙肝患者只能住院才能申請報銷,而乙肝患者通常不需住院治療。他認為,這一政策明顯不合理。
為此,7月27日,億友公益聯合8個省份的乙肝病友以及乙肝攜帶者給全國19個省份101個地級市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寄出建議信,呼籲相關出臺政策,將慢性乙型肝炎納入慢性病門診醫保報銷範圍。
銀行理財市場一直都在探索理財產品的收益性與流動性如何兼得,理財產品轉讓市場在近兩年悄然打開。
8月4日,2016年第三十五場銀行業例行新聞發布會上,浙商銀行副行長吳建偉表示,今年以來連續上線以理財產品轉讓為特色的“財市場”和業內首次實現信用卡與理財產品互動的“財富池”兩款產品,破解了理財產品收益性和流動性不可兼得的難題。
今年1月份浙商銀行上線“財市場”,可以實現線上理財轉讓。今年5月份推出的“增金財富池”(下稱“財富池”),業內首家具有“個人金融資產聯動信用卡額度”的功能。據介紹,目前 “財富池”,可以將個人的銀行理財產品、大額存單、定期的電子存單,以及客戶權益在線上進行撮合交易。
“今年年底前,浙商銀行‘財富池’入‘池’品種將更豐富,支持所有我行代銷的基金、信托、保險等產品入‘池’。‘財市場’也將支持我行代銷的理財產品轉讓。”吳建偉在發布會上稱,將代銷產品納入理財轉讓平臺。
由於監管並未出臺相關政策,對於銀行的理財產品轉讓的合規性市場也有所探討。對於合規性問題,浙商銀行個人銀行部總經理陶嶸在發布會上表示,浙商銀行從四大方面來解決。
首先是所有轉讓均由客戶自主提出,可選擇一口價轉讓、競價轉讓和協議轉讓三種模式。其次,客戶在提出轉讓申請的時候,浙商銀行充分提示轉讓風險,並且轉讓人與受讓人的風險承受能力必須同時滿足轉讓產品的風險等級。再次轉讓雙方均需在浙商銀行櫃臺做過理財面簽,通過風險測評,符合監管部門對於理財銷售的相關規定。最後則是在轉讓的時候系統設置了轉讓價格上限和下限,就是確保了每筆轉讓的合理性,不會出現極端的情況。
由於浙商銀行上述“財富池”具有信用卡授信的功能,也存在合規性的考量。例如,理財產品投資人將5萬元處於封閉期的理財產品入到“財富池”,就可以申請到4.5萬信用卡額度,隨借隨還。同時,投資人的5萬元同樣享受理財產品的收益,並且還能夠享受最長56天的信用卡免息期。
對此陶嶸表示,財富池”客戶均需滿足浙商銀行授信客戶的準入標準。“財富池”的質押、貸款均與浙商普通貸款的規定相符。其質押率、貸款金額、自主支付金額都符合監管部門對於質押貸款相關的規定。
大部制改革在上海浦東新區又將有新的動作,這一次的主導思路,是探索審批、執法適度分離,目的是創新監管體制機制。
8月15日,浦東新區召開發布會,上海浦東新區區委副書記、區委組織部部長馮偉表示,多年來浦東新區一直在堅持大部制的管理體制,有利於人財物在一個更大的部門體系中流動,有助於降低協調成本,提高政府職能效率。
近日,上海市發布《進一步深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和浦東新區事中事後監管體系建設總體方案》(下稱《總體方案》),提出深化浦東的大部制改革。
具體來說,要深化浦東新區產業經濟、科技創新、規劃建設等領域大部門制改革,整合監管執法資源,進一步理順關系、提升效能。
同時,探索推動部門內部行政審批權向一個處室集中,強化部門內部各業務處室的監管職責。
而在完善綜合執法體系中,《總體方案》稱,堅持綜合執法和專業執法相結合,堅持機構設置精簡高效,整合政府部門間相同相近的執法職能,歸並執法機構、統一執法力量,有序推進、逐步整合,探索形成以市場監管、城市管理、治安管理三大綜合領域為重點,若幹專業領域(知識產權、農林牧漁、勞動監察、衛生監督等)為補充的綜合執法體系。
馮偉表示,浦東新區一直按照上海自貿區推進中的國際化、法制化和市場化的規則來改造一級地方政府職能的要求,積極探索政府機構按照職能模塊化分類逐步實施。
目前,浦東新區是將政府機構分成市場調節和市場監督、城建管理和環境保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綜合統籌和法制監督四個職能模塊,來推進大部制改革。
“從運行方面看,模塊機構化、分類綜合設置,有利於打破部門壁壘和封鎖,集中整合資源。”馮偉說。
在探索完善綜合執法體系方面,一方面是通過橫向整合,進一步整合了區級政府部門間相同相近的執法職能,整合執法主體,相對集中執法權,探索推進市場監管、城市管理等重點領域的跨部門分類綜合執法,完善知識產權、勞動保障、農林牧漁、公共衛生等專業領域系統內的綜合執法。
一方面是縱向下沈,做實基層,以街鎮城市網格化綜合管理中心、綜治中心為載體,著力加強公安、市場監管、等城管各條線的派出執法機構,強化屬地化管理。
“比如在市場監管領域,我們綜合了工商、質檢、食藥監三大力量,後來又並入了價格監督,形成了‘四合一’的綜合執法模式。“馮偉說。
2014年1月1日,由原工商、質監、食藥監三部門整合而成的浦東新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正式掛牌運作,這也是上海首次探索大市場大監管模式。改革打破了市場分段管理的格局,實現了市場全過程監管。此舉有效地解決了市場監管領域,特別是食品安全監管等領域存在的監管真空、監管盲點等問題,進一步加大市場監管力度。
此後的2014年11月16日,浦東又將專利、商標、版權行政管理和綜合執法職能綜合起來,設立了浦東知識產權局,成為全國首家單獨設立的知識產權管理和執法機構,對涉及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各個環節的全部要素進行了重新構架。
就在最近,作為大部制改革的舉措之一,解放日報報道稱,浦東擬將原科學技術委員會與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合並,組建全新的科技與經濟委員會,簡稱“科經委”。
將主管科技研發的科委和主管產業結構調整與發展的經信委相合並,浦東的目的是力圖打通產、學、研之間的壁壘,解決科技研發成果轉化難、轉化率低的問題,讓更多科研成果走向工業化、產業化,從而提升上海產業能級。這也是上海在全國率先嘗試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相聯動的新體制。
新華社報道,完善國際金融架構一直是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的重要議題。中國擔任G20主席國後順勢而為,重啟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 與各方攜手完善國際金融架構。經過近一年的密集溝通和討論,2016年7月成都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後,G20已形成了《邁向更穩定、更有韌性的國際金融架構的G20議程》,圍繞擴大SDR的使用、增強全球金融安全網、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份額和治理改革、完善主權債重組機制和改進對資本流動的監測 與管理等五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議,爭取在杭州峰會上為G20完善國際金融架構貢獻出“中國方案”。
主動有為,重啟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凸顯了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和完善全球金融架構的必要性。人民銀行周小川行長在G20倫敦峰會前夕刊發了 《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的文章,建議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強調充分發揮特別提款權(SDR)的作用,激發了國際社會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 熱烈討論。此後,G20持續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取得了多項進展,包括成功實現2009年及2012年兩輪IMF補充資源,完成總額為2500億美元的 SDR分配,增強了危機救助能力;成功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大幅提高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發言權和代表性等。
2011年法國擔任G20主席國後,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作為主推議題,並設立後來被稱為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的工作機制。當年3月,中國與法 國在南京聯合舉辦了“G20國際貨幣體系研討會”,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專程赴南京參會。但是,2011年下半年歐債危機爆發後,國際社會的註意力聚焦於應 對危機,關於國際金融架構的討論被沖淡。此後,由於IMF 2010年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遲遲無法落實,加之缺少有分量的大國推動,G20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也在2014年中斷了。
2015年以來,伴隨著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的進程,中國與各主要大國就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進行了深入溝通,各國普遍期待中國在這一 重要議題上繼續發揮領導力。去年習近平主席訪美期間,中美兩國領導人專門就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和發展達成多項重要共識,強調國際金融架構正不斷演進以應對 在規模、範圍和多樣性方面都在發生變化的挑戰,美國歡迎中方在國際金融架構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以應對全球經濟挑戰。與此同時,主要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 策出現分化、全球出現了資本流動和匯率的劇烈波動,G20各國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也有強烈的意願加強對國際金融架構問題的討論,推動必要的改革。中國審時 度勢、主動謀劃,將完善國際金融架構作為今年G20的重點議題,在G20各國的支持下重啟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
工作組重啟後,順應法國延續2011年南京研討會機制的熱切期待,人民銀行與法國財政部於2016年3月在巴黎聯合舉辦了第二次G20國際 金融架構高級別研討會,又名“從南京到巴黎:國際金融架構高級別研討會”,周小川行長在會上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對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主要議題的考慮和設想, 與會各方進行了熱烈和富有成效的討論,為G20此後的討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多措並舉,擴大SDR的使用
SDR是IMF於1969年創設的一種補充性儲備資產,旨在緩解依賴單一主權貨幣的內在風險。然而由於分配機制和使用範圍上的限制,SDR 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發揮。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再次暴露了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也引發了國際社會對於增強SDR作用的積極討論,戛納峰會對增強SDR貨 幣籃子的代表性提出了具體要求。
隨著中國金融部門的不斷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快速發展,人民幣於2015年11月30日成功加入SDR貨幣籃子,這既是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儲 備貨幣地位的權威認可,也增加了SDR的代表性和吸引力。中國擔任G20主席國後,與G20各方一道積極推動擴大SDR的使用。
由於SDR貨幣籃子比單一貨幣更為穩定,可以減輕匯率波動的影響,以SDR作為報告貨幣將使資產價值等統計數據更為客觀。事實上,很多國際 金融機構已經使用SDR作為報告貨幣。因此,中國與G20各國積極探討以SDR作為報告貨幣的益處。配合4月中旬華盛頓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中國率 先於2016年4月初同時以美元和SDR發布了外匯儲備數據,起到了良好的示範作用。配合7月份成都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中國又於2016年6月底發布了 以美元和SDR作為報告貨幣的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數據,取得積極反響。
SDR債券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曾一度興起,但受多種因素影響未能得到持續發展。由於SDR債券可以降低匯率和利率風險,提供多元化的資產 配置,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激發了各界對SDR債券新的興趣。中國從便利SDR債券的發行入手,積極推動SDR債券市場的培育和發展。近日世界銀行已 獲準於我銀行間市場發行SDR債券,將在9月杭州峰會前發行首筆債券。目前,G20各國已就支持研究擴大SDR的作用形成重要共識,包括更多地使用SDR 作為報告貨幣以及發展SDR債券市場,以進一步完善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
創新突破,加強全球金融安全網
2015年以來,全球資本流動波動加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普遍面臨資本外流的壓力,在此背景下,完善以IMF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網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全球金融安全網包括全球、區域、雙邊及各國自身儲備等多個層次,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並非總體資源不足,而是各層次之間缺少協調、資源難以整 合。在此背景下,中國作為IMF第三大成員國,又是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的最大出資國之一,與G20各方協同推動IMF和區域金融安排之間的協調合 作。利用今年我擔任東盟與中日韓合作機制(10+3)主席國和G20主席國的雙重身份,成功促成IMF與CMIM於今年9月開展聯合救助演練,考察兩者在 危機救助中的協調問題。聯合演練的倡議取得積極響應,G20呼籲其他區域金融安排與IMF開展類似合作,提高全球金融安全網的有效性。
多方斡旋,保障IMF資源充足性,完善份額和治理結構
2016年1月,歷時五年之久的IMF 2010年改革方案終於正式生效,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代表性得以大幅提高,中國的份額排名從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在此基礎上,各國開始討論如何推進下一步改革,即完成第15次份額總檢查。
由於2010年改革方案剛落實,一些國家改革動力不足,各方對份額公式等技術問題分歧明顯。面對複雜的局面,人民銀行主動與IMF開展技術 磋商、與各方加強協調。G20各方目前正就完成第15次份額總檢查的合理時間安排及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份額占比的改革方向進行磋商,以為下一步改革 明確方向。
另一方面,全球經濟面臨的不確定性上升,需要保持IMF資源的充足性。在此背景下,中國與IMF及G20國家正就IMF的資源問題進行密集溝通協調,以確保IMF應對經濟金融危機的能力。
著力推動,完善主權債重組機制
有序的主權債務重組對維護金融穩定和保護債權人利益至關重要。中國已成為全球主要債權國,完善主權債務重組機制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因此,中國根據主權債的現狀和問題,有針對性地設計議題和成果。
前幾年,由於阿根廷的主權債券不含集體行動條款等問題,給“禿鷲基金”等少數債權人幹擾其主權債重組提供了機會,引發了經濟金融動蕩。為了 避免類似問題重演,G20各方積極推動在主權債券中引入加強的集體行動條款和同權條款。目前在新發行債券中引入上述條款取得了積極進展,中國自身也發揮了 表率作用。2016年5月26日,中國財政部在倫敦發行的30億元人民幣國債就納入了加強的集體行動條款。
近年來,新興市場國家債權人地位顯著增強,官方融資結構也不斷變化。巴黎俱樂部作為全球官方債權人的主要協調機制,也在不斷適應新形勢的需 要。目前,G20各方均表示支持巴黎俱樂部討論一系列主權債問題,並持續吸納更多新興債權國。2016年7月起,韓國正式加入巴黎俱樂部,G20對此表示 了歡迎,在7月成都財長和央行行長會上,對“歡迎中國定期參加巴黎俱樂部會議,以及中方發揮更具建設性作用的意願,包括進一步討論潛在的成員身份問題”作 出了一致表態。
積極應對,改善資本流動監測和風險防範
在美聯儲加息、英國退歐等帶來的不確定性導致金融市場波動加劇的背景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普遍面臨資本外流、匯率大幅波動等問題。從 危機預防角度,對風險的早期識別和預警至關重要。為此,G20承諾不斷完善對資本流動及其風險的應對,並已共同采取措施改善對資本流動的監測,包括加強數 據收集、彌補數據缺口等,及早識別資本流動波動帶來的風險。IMF也將總結各國經驗並整合資本流動管理和宏觀審慎政策研究,為各國化解宏觀經濟金融風險提 供參考。
在過去近一年的時間里,中國積極籌謀、務實推進,與G20各方攜手,努力開辟完善國際金融架構的新格局。相信杭州峰會將繪制邁向更穩定、更有韌性的國際金融架構新藍圖,在G20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香港交易所集團行政總裁李小加21日發表最新網誌指出,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內地的A股將來一定會被納入國際主要指數,只是早晚的問題。深港通的推出,有助於推動國際主要指數編制機構未來將A股納入這些主要指數。
李小加表示,深港通總額度限制取消是一個重大進步,雖然目前總額度還有剩余,但長期來看,一定會鼓勵更多的海外機構投資者參與深港通和滬港通。深港通涵蓋了大約880只深圳市場的股票,其中包括約200只來自創業板的高科技、高成長股票。深港通下的港股通涵蓋417只港股,比滬港通下的港股通新增了近100只小盤股。投資標的的擴容,可以滿足不同類型投資者的投資需求。
而AH股價差的根源,是因為兩地市場投資者在風險偏好和投資理念上有很大差距。內地市場投資者主要由散戶構成,比較情緒化,香港市場則由機構投資者主導,更加理性和註意價值投資。盡管AH股同股同權,理論上內在價值相同,但由於兩邊股票並不能自由流動和互相替代,套利機制不存在,所以AH股價差才會長期存在,即使在滬港通和深港通退出後,應該也無法消除兩地價差,長期來看,肯定有助於縮小兩地價差。
李小加還指出,可延伸和可擴容是深港通模式的一大特色,預計在深港通運行一段時間後,深港通有望納入交易所買賣基金(ETF),為投資者提供更多選擇。目前由於滬深港三個交易所在ETF的清算交收和ETF與股票的互換上有不同的機制,所以三個交易所和兩地監管者需要共同研究相關細節。
另外,針對目前深圳創業板僅開放給機構專業投資者的問題,李小加表示,香港方面也在研究如何在香港推出適當的風險提示程序,幫助散戶認知風險等,未來這樣的風險提示程序出臺之後,香港的散戶或許也可以通過深港通投資深圳創業板股票。
李小加還表示,深港通和滬港通都屬於股票通,在不久的將來,這個模式可以延伸到更多資產類別,比如債券通和貨幣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