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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領袖丨蔡鄂生:如何擴大南南合作朋友圈

嘉賓:

蔡鄂生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銀監會原副主席

蔡鄂生,1982.02--1984.06 中國人民銀行人事司、金融管理司幹部;1994.05--1998.07 中國人民銀行銀行司司長;1998.07--1998.09 中國人民銀行銀行監管二司司長;1998.09--2000.02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黨委委員;2000.02--2001.05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黨委委員兼上海分行行長、黨委書記。2005—2013.05任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黨委委員。2014任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

文字實錄

上周,第三屆“發展中國家金融領袖研討項目”,在清華五道口金融學院落下帷幕,在七天的時間里,來自聯合國和23個發展中國家的26名學員,相聚一堂,共同分享和學習中國金融發展經驗,探討金融在推動南南合作中的作用。在課程現場,我們註意到中國銀監會原副主席蔡鄂生的身影,如今他早已轉換身份,作為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正是他一手發起和促成了這一項目。從最早的“one laptop,one dream”到如今的“發展中國家金融領袖研討項目”,蔡鄂生說,他喜歡花小錢,辦大事,用金融來撬動南南合作的支點。

張媛:謝謝蔡主席接受我們的專訪。看到這次發展中國家金融領袖研討項目,已經成功地辦了三屆,這個項目當時設立的初衷和背景是什麽樣子的?

蔡鄂生:我從銀監會離開領導崗位以後,找點事幹,當時有一個組織是推進南南合作的這麽一個組織。看到中國的發展以後,想在香港把南南合作借助於中國的經濟發展設立一個平臺,這樣就邀請我去。2014年我們就在香港組建立這麽一個平臺,現在的名稱叫“南南合作金融中心”,當時就叫“南南金融中心”。

因為南南合作問題既是老話題也是新話題,要從最早來講“萬隆會議”,然後再往後“不結盟”,然後“77國集團”,到80年代專門在印度、北京和吉隆坡分別開過三次南南國家的會議,對於推動南南的合作都起到一定作用。

南南合作,即發展中國家間的經濟技術合作,由於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絕大部分都處於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南部分,因此而得名,南南合作已經成為促進國際多邊發展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1955年萬隆會議確定南南合作“磋商”原則,南南合作開端。

20世紀60年代初不結盟運動和77國集團,南南合作兩大組織,規定合作領域、內容、方式與指導原則。

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末發展中國家區域性經濟組織相繼建立。

1982年首屆南南合作會議在印度新德里召開,1983年和1989年先後在北京和吉隆坡召開南南合作會議,這三次會議是南南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2015年9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共同主持召開南南合作圓桌會。

中國將在南南合作中承擔大國責任

蔡鄂生:南南國家的合作實際上是作為南北合作的補充,並不是說南南的合作就要取代於南北合作,因為現在發達國家,特別是在習主席講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大國都要承擔責任的情況下,北方國家現在也要出力。特別中國有了這種經濟的力量,而且中國本身也應該算南南的一部分,但是現在它屬於新興市場發展起來了。南南合作的發展,五個金磚國家,五個新興市場都是屬於南南合作的一個典範。

“花小錢 辦影響面大的事情”

蔡鄂生:所以我們就準備從非政府的角度,來推進一下金融方面,利用中國的一些資源做一些服務等等這些事情,包括智庫建設。平臺搭起來了,做什麽事?怎麽擴大影響?怎麽以自己的能力能辦的事。最早我們南南教育基金會,南南中心,因為我們靠的是募集和動員社會力量,所以資金的量不是很充足,所以我們只能力所能及。“花小錢,辦影響面大的事”。

我們這項目最早是跟聯合國那邊的一些南南國家使團交換意見,開始在搞,現在還在搞,叫做“一人一個電腦”,支持當地學生的一個項目。這是最早的項目,最早的項目從孟加拉到塔吉克斯坦,現在已經有十幾個國家了。不多,一個國家給它的政府部門合作五六十臺電腦,幾十萬塊錢,這對咱們現在很容易,但是對人家國家來講還是很需要,一臺電腦一個夢想。

分享中國走出去經驗 擴大南南合作朋友圈

蔡鄂生:後來考慮到我們怎麽能夠發揮我們的特長,或者我們資源的動員能力,就一直考慮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怎麽走出國門到外頭學習經驗、交流溝通,從這個角度來考慮,正好有五道口金融學院這麽一個平臺,我也算五道口學術委員會的委員,所以我們利用這個東西跟五道口金融學院,一拍即合。

2016年辦了一期,當時非洲國家比較多,這回第三期的層次相對於一二期又高了一點,範圍更廣泛,拉美國家的更多一些。最主要的初衷,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出來以後,提到“五通”,最主要是我關心的兩頭,一個是政策溝通,一個是民心相通。我們通過了解你的經驗、交流、分享,然後最主要交朋友,要有文化的交流,這樣慢慢大家對你真正了解。

張媛:像您說到這是花小錢,辦影響力大的事情,其實教育是一個特別好的傳播理念的方式。但是您看這個事情落在中國,落在五道口,您也提到中國在南南國家,在新興國家中是發展到今天這樣的一個地步,如何來看中國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角色和作用呢?

中非合作是南南合作典範有良好歷史淵源

蔡鄂生:中國你要追溯歷史來講,中國跟非洲的合作,實際上從毛澤東時代就是一個比較好的典範了,咱們當時雖然不是完全開放,但是我們走向國際舞臺需要朋友,咱們1972年1973年恢複聯大地位的時候,有一句話,咱們是讓非洲朋友,“亞非拉”給我們擡進聯合國的。

蔡鄂生:中非之間的合作,現在是越來越深入,最早的合作,最著名的是坦贊公路,坦桑尼亞、贊比亞和中國的合作,這條公路現在在非洲的影響還是很大的,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到胡錦濤書記那時有一個很大的中非論壇,我們簽了一個中非基金,應該是在本世紀初時候。

當時是由國開行牽頭,在一些具體的合作方式上,能夠通過基金的方式,再加上本世紀開始中國的國有企業的改造,民營企業的發展,這些有了實力,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當中,在這些南南國家都有一個很大的發展。所以從南南國家我們的合作總體上來講,是有歷史淵源的,而且中非的合作應該是南南合作比較好的方式。但是這里頭還有很多問題,或者需要完善,怎麽去總結的事情,還是有很多。

進入新世紀以來,如何創新合作模式已經成為推動新南南合作的重要內容。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無疑是中國推動新南南合作的一項重要實踐。“一帶一路”倡議涉及周邊外交、經濟合作、區域治理、基礎設施建設等多方面,突破了傳統南南合作僅局限於經貿合作的固有形式,凸顯了加強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共贏的新思路。聯合國秘書長南南合作特使、聯合國南南合作辦公室主任豪爾赫·切迪克曾公開表示,作為南南合作主角之一,中國引領著南南合作,“一帶一路”倡議已經成為南南合作的典範。

張媛:“一帶一路”有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中國提出的這一套理念是基於中國一路以來改革開放的實際經驗總結出來的,那您如何看待中國的經驗跟這些南南國家之間的溝通,在他們國家的情況,是否適用,有沒有可能“中為洋用”呢?

各國國情、文化、經濟發展不同 沒有萬能的模式

蔡鄂生:不能說一點沒有,但是你要看怎麽來吸取和采取經驗,我們中國的發展,金融發展這麽大,2008年以前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都是以老師自居的,但是發展到現在,在金融方面,不說大國經濟和其他方面,所謂老師和師生的關系已經發生變化。但是各國它所表現的形式和交流的東西還是有差異性,它受到各國本身的國情、經濟發展、文化制約,所以中國為什麽有些東西說是學習了外國經驗,但是完全照搬的全部要瞎,這是第一,完全照搬不行。

產品設計要適應當地國情 合理改造

蔡鄂生:第二,有時候搬過來覺得挺合理,為什麽老走偏,這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為什麽到了我們這兒就變形了?那它絕對不是說簡單這個產品有問題,而是產品的設計和當時我們的國情、社會性,你的機構基礎、監管環境、法律條件、投資者的素質都是有相當大的關系。

比如在非洲國家,我們有些經驗能夠可以做的,像所謂的園區建設,工業園區建設,像埃塞俄比亞搞過一個園區建設,輕工產品,鞋這些東西,跟我們最早的來料加工,這些他是可以做的。但要說在資源整體上集中力量辦大事,中國最特長的東西,可能他們還是很難辦的,所以他們基本上還是按照市場的原則,符合市場規律的這些東西,在他那兒是可以相互補充,相互影響的。另外在產能合作等等這些方面,我覺得還是有經驗可學的。

蔡鄂生:另外從金融角度來講,創新、普惠這些理念,和通過高科技或者現代科技手段,來提高金融服務,這些培訓都可以。另外他們本身也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為普惠和為三農服務的過程當中。現在講普惠,在2008年2009年那時候,非洲和亞洲有兩個地方都是在手機業務做的相當普遍的,一個是非洲的肯尼亞,還有一個是亞洲的印尼,他們在小額貸款方面實際上有他們的經驗,但是要想完全讓它能夠以一個所謂可複制模式,必須再改造。

張媛:在“一帶一路”提到的政策、設施、資金、貿易和民心方面,其實整個大的全球格局下是一個國際產能合作的大變化,南南這個項目其實受到了南南國家朋友的一些歡迎,他們對於這個項目真實的訴求是什麽呢?

經濟發展讓中國擁有了更多話語權

蔡鄂生:南南國家總體上和我們接觸和交往的過程中,大國地位和經濟發展本身來講,我們的話語權肯定有了,現在跟非洲朋友,跟其他國家交往的話,起碼在態度上各方面大家交流就比較。不管他的目的怎麽樣,這種目的不是個人的概念,你國家發展了,我們可以有合作的機會了,有合作的條件。

應秉持共同發展理念 不能簡單追求GDP

蔡鄂生:從整體上來講,南南合作也好,“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也好,在總體講的合作共贏、開放包容、和平發展這些理念,實際上不光我們國內的經濟轉型,向結構性、高質量、高效率發展,在國際合作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朝著這個理念有節奏的去發展,不能一上來就簡單的拱GDP,那不行。現在在走出去的過程中,特別是在文化和理念上,最關鍵的是你怎麽能夠提升這些國家的能力建設,我們不是簡單的給錢或者賺錢的問題,你要想人類命運共同體,你必須使整個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使他們的整體社會發展和能力建設也要整體提高,這才能達到我們共同發展的目的,而不是簡單的拿他的資源,過去殖民化的那種東西。所以我覺得“一帶一路”倡議和南南合作,我們提倡的,特別是習主席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總的目標,大家是能接受的。

張媛:但其實這是一個真的不容易的路,這本質上是不同發展階段的朋友圈,為共同的美好生活這樣一個目標持續共同發展的過程,如何來看中國和南南國家在合作的過程中,空間和潛能如何評估?

非洲市場前景廣闊 找準合作的發力點

蔡鄂生:國與國之間,雙邊都變得發展,因為互相有需求,兩個市場,你拿非洲市場舉例來講,你現在有發達國家市場,有新興市場,非洲有多少個國家?相當大的群體,因為它現在主要是資源市場,非洲市場現在在全球來講相對是發展慢一點,但是這幾年非洲的經濟增長是很快的,所以未來非洲仍然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蔡鄂生:所以從市場的角度,相互怎麽樣把各種生產連接,這本身就是機會,但是怎麽能夠在這當中,你不能說我把你的資源買過來,我生產賺錢,你也得幫著他,現在有的國家已經開始禁止原料的簡單出口,比如印尼,原礦石就不讓出來,只有做成鋼錠這樣出來,不能挖完了以後再拉過來,因為他也得考慮他的資源能力。所以我們在合作模式和方式上應該是全方位的,當然是根據各國不同的情況,能夠達到互通有無,怎麽能夠在合作共贏的理念下把這個事情做好,我覺得市場是全方位的,包括消費市場。不能按照我們所設定的模式去做,到那塊合作必須要轉換觀念來按照市場和需求設計更適合於這些國家的理念、文化和傳統習慣來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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