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一年,美聯儲於上周宣布加息25個基點,美聯儲主席耶倫較為鷹派的表態也略微挫了挫“特朗普牛市”的氣焰——美股在上周最後兩個交易日回調。多數交易員和機構認為,年末美股將呈震蕩回調格局,多頭應該削減倉位,但仍對2017年的行情較為樂觀。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FactSet數據,自從美國大選以來,標普500指數市值已經暴漲了近5000億美元,可見坊間流傳的“特朗普牛市”確非浪得虛名。同時,標普500指數的總市值也正在逼近20萬億美元大關,這是史上頭一遭。自從2009年3月的牛市起點至今,標普500指數市值膨脹了240%。
“標普經過一周後,基本原地踏步。現在的形態很難說,如果要大調整,去一下 2225點也沒破壞趨勢(上周收盤報2258點)。也有可能本周向上突破一下。現在這個情況,多頭要削減倉位。”清溪資本合夥人、資深美股交易員司徒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幾乎所有基本面符合特朗普政策的板塊(例如金融、基建)都已經補漲過度,年末繼續做多風險很大。”
大選後美股市值急劇擴張
截至上周最後一個交易日,受到金融、科技板塊拖累,美國三大股指微幅收跌。標普500指數收跌0.18%,報2258.07點,一周累跌0.07%;道指跌幅0.04%,報19843.41點,一周累漲0.44%,為連續第六周上漲。在經歷了近一個月的“特朗普牛市”後,美股開始進入調整階段。不過,這似乎仍無礙中期牛市行情。
從2009年開始的這輪美股牛市盡管曾面臨小挫折,但始終在向前挺進,且尚未看到崩潰的跡象。近期 ,一個數字紛紛搶占各大外媒頭條——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何時攻破20000點?(道指近期幾度沖擊該點位失利)。不過,與此相比,似乎另一個里程碑更值得市場關註——標普500指數的總市值正在逼近20萬億美元;16年前,也就是1999年3月,該指數整體市值首次突破10萬億美元。截至上周最後一個交易日,標普500指數市值為19.506萬億美元,而且該指數已經經過浮動調整(float-adjusted),因此不含沒有公開流通的股票。
盡管道指能否沖擊20000點一事引得各方關註,但標普500指數對於各類退休金和投資賬戶而言更為關鍵,其體量也更大。截至2015年年末,價值約為360億美元的資產直接歸入道指,而這一體量僅占標普500指數的2%。在2013年7月,標普500指數市值便首次突破15萬億美元,科技股、醫療股、消費股一路上攻。
“特朗普牛市”或短線熄火
臨近年末,瘋漲了一個月的美股也將大概率進入震蕩盤整階段。但本報記者多方采訪後發現,不同於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的恐慌性拋售,各界當前都表示——“美股回調將創造更好的買入機遇”。
華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前美聯儲經濟學家俞平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加息後美股將進一步回歸基本面,短線風險有所加大。”美聯儲預測,明年或將加息三次,同時也將考慮收縮資產負債表的時點,這也意味著依靠“流動性幻覺”、低利率來支撐估值的模式已經難以為繼。
“今年4月20日到 5月18日調整了一個月。如今標普這樣進入1月也調整一下的可能性也不小。目前均線是整齊的多頭排列,十有八九也就是類似之前的回調,回測一下50或者100天均線的概率較大,但回測200天均線短期可能不大。”司徒捷對記者表示。
各界之所以仍對於明年的美股較為樂觀,因為美國經濟前景似乎是在好轉。根據美聯儲預測,2016年GDP增長預期中值為增長1.9%(此前料為1.8%),2017年年底料增長2.1%(此前料為2%)。此外,隨著油價的反彈,通脹預期終於開始攀升,接近美聯儲2%的目標位。
“本周短期無論是否沖高,我會出掉中短線股票多倉。保留長線多倉,但是會增加備兌認購期權(covered call),並考慮做空一些標普500指數看漲期權。”司徒捷表示。
此外,由於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此前達成了“凍產協議”,從而推動了油價大幅反彈,司徒捷也認為,油價中期仍將持續上漲,這同樣可能成為部分美股板塊的機遇。
“黑天鵝”頻現的2016年終要揮手再見——從英國退歐到特朗普勝選,引得全球股市歷經數次過山車,美聯儲一再推遲加息步伐。
然而,自美國總統大選以來,由於市場預期特朗普將推行的財政刺激政策和稅制改革有望促進美國經濟增長,令美聯儲加快升息步伐,美股走出了一波令人嘖嘖稱奇的“特朗普行情”(Trump Rally)。截至12月28日收盤時,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年內漲幅接近14%,標普500指數和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年內則分別上漲10%和8.6%。
標準普爾全球首席經濟學家保羅·謝爾德(Paul Sheard)在紐約接受第一財經記者的專訪時表示,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對明年加息三次的預測,主要是基於潛在的宏觀政策轉向的大背景。考慮到明年白宮和國會均由共和黨把持,通過減稅和稅法改革的可能性較大;另一方面,國會對推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並無多大興趣。
作為特朗普入主白宮和英國退歐的“幕後功臣”,民粹主義(populism)在2016年讓傳統政黨和主流媒體都栽了大跟頭。謝爾德認為,不應當把民粹主義簡單地視作一種負面、非理性的情緒。“在全球化和科技創新的大浪淘沙中有贏家,也有輸家——在品嘗全球化累累碩果的同時,我們也許沒能及時處理好伴隨而來的分配不均問題。在未來的某一天,當經濟歷史學家回溯我們所經歷的時代,將從中吸取一些經驗教訓。”謝爾德說道。
標準普爾全球首席經濟學家保羅·謝爾德
明年至少有2次加息
第一財經:一如市場預期,美聯儲在12月14日的議息會議上宣布了25個基點的加息。於此同時,“點陣圖”顯示美聯儲委員預測明年可能加息三次。你如何看待明年的加息節奏?
謝爾德:我想,首先我們需要在美國總統大選的大背景下來考慮這個問題。在進入大選以前,美國經濟運行良好,市場普遍預期美聯儲將在12月加息——事實亦是如此。市場預期美聯儲將在明年加息兩次,而目前美聯儲委員的平均預測是明年加息三次。這一預測是基於潛在的宏觀政策轉向的大背景。事實如何,我們還需要一段時間的觀察。
直到目前,雖然美聯儲不斷釋放加息的信號,但並沒有完全依言行事。而明年,美聯儲確實有可能加息三次。我們的預期是至少會有兩次加息。
第一財經:就在去年此時,美聯儲在2015年末的議息會議上宣布了次貸危機以來的首次加息,並預測2016年可能加息四次。結果,今年僅完成了一次加息。
謝爾德:是的。我們必須註意到所謂的美聯儲”點陣圖“(dot plot)是包括所有的投票和非投票成員在內的公開市場委員會成員對未來一年貨幣政策的預期——據此得出的加息次數只是一個預測中值。委員們的意見並不完全統一,並可能隨時間推移而波動。2016年美國經濟繼續複蘇,但增長步伐不及預期,因而需要貨幣政策繼續提供支撐。2017年的情況則有所不同,伴隨美國經濟逐漸接近“完全就業”,財政政策有望介入並發揮更大的作用。這為美聯儲加快升息步伐提供了條件。
第一財經:那麽,美聯儲加息對中國意味著什麽?
謝爾德:我們需要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加息這一問題。首先,為什麽要加息?因為美國經濟形勢變好了。為了確保美國經濟平穩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的“完全就業”,美聯儲需要加息。對美聯儲、美國經濟、乃至對全球經濟而言,這都是好事。
當然,投資者的擔憂主要來自於美聯儲加息所可能引發的金融和外匯市場波動,以及一些政治辯論。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美聯儲加息和美國經濟走強對中國來說不是壞事。
第一財經:但自美國總統大選至今,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持續走低。
謝爾德:中國正在進行的長期經濟改革對全球經濟影響深遠,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對貨幣政策結構的改革。過去幾年里,中國已經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人民幣已經被納入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人民幣正在逐漸成為一種儲備貨幣,雖然現在尚處於初期階段。中國央行在確保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前提下,正逐漸放開對匯率的管控——但這個過程是具有挑戰性的。
匯率波動反映了各國間經濟實力、商業周期和貨幣政策的異同。伴隨美聯儲調升基準利率,而中國在經濟增速放緩的同時繼續保持寬松貨幣政策,人民幣匯率走低是可以預期的。
第一財經:哪些國家的經濟最易受到美聯儲加息的影響?
謝爾德:加息的影響更多地會體現在金融市場而非宏觀經濟層面。美元走高,將令新興市場國家貨幣貶值。這些國家的經濟體量通常不大。特別是對於以美元計價貸款的企業,在以本國貨幣還款時將承受更大的壓力。這些國家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例如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和土耳其等。這些新興市場國家的債務很多是以美元計價的。
第一財經:明年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特朗普可能端出的財政政策。事實上,在美聯儲主席耶倫12月14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幾乎所有的問題都多多少少與特朗普有關。你如何看待特朗普的減稅政策?
謝爾德:細節決定成敗。首先我們需要了解美國的政府運行架構——白宮和國會的分立。當然,目前國會和白宮都由共和黨掌控,因此通過主要政策改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包括減稅和稅法改革。我認為稅法改革的意義更為重要,它可以令稅收體系變得更有效、更公平。但這將取決於未來白宮和國會討價還價的結果,還有待特朗普入主白宮後的進一步觀察。無論是從短期經濟活動,還是對中長期的供給側考量,更有效的稅收體系都將有利於經濟發展。
制造業回流是“政治策略”
第一財經: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屢次提及要把制造業就業從中國移回美國。你認為這是否會對中國有影響?
謝爾德:我認為這更大程度上反映了當前經濟環境下的一種政治策略。美國經濟不是一個自上而下、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的承諾對工業腹地的選民很具有號召力。但是,就業取決於長期經濟趨勢、投資趨勢和競爭力等的多重因素。匯率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具體政策實施還有待時間檢驗。
但想要在短時間內把那些因為競爭力喪失和科技替代而流失的就業機會找回來,這是非常有難度的。在某種程度上,得益於美國經濟形勢走強,就業機會正在增加,但那些並不是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承諾找回的(制造業)就業機會。
第一財經:我記得2012年《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中提及美國總統奧巴馬向時任蘋果CEO喬布斯提議,是否有可能將部分(制造業)就業機會重新挪回美國。喬布斯當時的回答是:“這些工作機會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謝爾德:是的。政治壓力確實是企業投資的一個變量因素,但更多需要考慮的是商業計劃、競爭力、市場需求和稅收體系等的複雜因素。例如,特朗普的減稅和稅收改革政策對很多企業具有吸引力。若政策利好、經濟走強,企業還是會響應政府的鼓勵政策。但美國經濟的體量太大了,政府不可能隨心所欲地去指揮它。未來也許會有很多新的變化,但美國經濟的活力源泉是市場經濟。
第一財經:特朗普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是否會在國會和白宮之間激起更大的火花?
謝爾德:雖然近幾年美國國會確實通過了一些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但我認為目前國會成員對更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興趣不大。特朗普能否成為一名真正的“總建築師“,不僅僅是“總統”,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有意思的是,許多觀點都認同基礎設施支出有利於美國經濟增長。確實,美國的基礎設施陳舊過時,反倒是在亞洲,例如中國等國家的基礎設施更顯現代和一流。在這一點上,美國確實需要迎頭趕上。但從商業周期的角度來看,如果這些基礎設施支出能在幾年前付諸實施的話,對經濟的幫助會更大。
第一財經:你如何看待當選總統特朗普的各種“非常規”言行,他總是語出驚人、頻發推特。總統的言行是否會對經濟帶來影響,畢竟這是過去從未遇到過的情景。
謝爾德:特朗普是一位“非主流”總統,他不是一個傳統政客。科技日新月異,例如推特等的社交媒體軟件是過去幾任總統都不曾有的。不過,這只是一種溝通方式的改變。經濟學家和投資者真正關心的是政策辯論和政策最終的走向,而非一條“半夜雞鳴”的推特。
下一個“黑天鵝”在歐洲
第一財經:2016年是“黑天鵝”頻現的一年。民粹主義和全球化,我們身在何處,去向何方?
謝爾德:我不認為民粹主義和全球化是完全對立的,或者說兩者的關系究竟為何。2017年是充滿意外的一年。我們經歷了英國退歐公投和特朗普贏得大選,這其中英美兩國的情況各有不同。就民粹主義而言,我們不能一言以蔽之地認為這是壞事。在民主社會中,民粹主義也是選民的一種表達。
當今全球經濟有幾大主要推動力:首先,是貿易全球化;其次,金融市場在全球經濟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其三,是科技帶來的創新變革。這些不同的因素在一起相互作用。與此同時,選民們也在不斷地消化著這些變革所帶來的影響。
我認為,當經濟歷史學家回溯我們所經歷的時代,將從中吸取一些經驗教訓。也許,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過於看重了全球化和科技創新所帶來的利益,而沒能很好地處理全球化導致的分配不均問題。在全球化和科技創新的大浪淘沙中有贏家,也有輸家——贏家所得應當能夠彌補輸家所失,然而有時事與願違。這就需要政府體系居中協調,確保大家同乘一條船,不要有人被落下。
我們不應當把民粹主義簡單視作一種負面、非理性的情緒。相反,這是一個嚴肅、亟待解決的政治問題。對特朗普政府而言,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在未來4年中,特朗普曾許下的“豪言壯誌”在多大程度上能落到實處,真正幫助到一部分人。畢竟,這些問題是真實存在的。
第一財經:你認為歐洲和美國所發生的“黑天鵝”事件,區別何在?
謝爾德:英國退歐公投——就是英國投票決定離開歐盟。歐盟擁有28個成員國,但它不是“歐羅巴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聯盟;但同時它也不是28個獨立、分裂的國家。
在這28個國家之中,還有19個國家組成的歐元區。英國不是歐元區的成員。歐元區是一個缺乏財政政策和政治聯盟的貨幣政策聯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暴露出了該地區亟待解決的一些問題。歐盟真正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去創建一個可持續的、穩定的財政、政治和貨幣政策決策框架——這幾乎是憲法層面的問題。
而在美國,大家討論的更多是政治和經濟周期問題,及其帶來的政府更替和政策轉向,不涉及任何憲法層面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說,我認為英國退歐是一個更深層次問題的表象,不僅僅是民粹主義。
第一財經:英國退歐是否將撼動歐元區的完整?
謝爾德:市場在密切關註事件的動向。英國不屬於歐元區,因此並不直接涉及歐元區。但歐洲的領導人已經意識到歐元區體系中所存在的缺陷。在過去的兩、三年間,他們試圖建立一個歐元區銀行業聯盟,並且開始討論組建某種形式的財政聯盟,但這一過程中遇到了諸多阻力。與此同時,歐洲經濟正在從歷史低位中複蘇。因此,我認為所謂的“歐元區危機”,其根本問題依舊存在,並有可能在未來的某一時刻再次顯現。
第一財經:如果讓你預測,誰會成為2017年的“黑天鵝”?
謝爾德:基本上從字面意思上,“黑天鵝”事件就是不能被預測的。我能預測到的基本也就不是“黑天鵝”了。
我認為,明年的焦點依舊在歐洲,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等在內的歐洲多國將迎來大選。大家的目光都將集中到歐洲政壇,以及上述大選結果將如何影響英國退歐進程和歐元區發展。歐洲經濟能否在政治變動中平穩過渡,或是引發新的經濟和金融市場波動。想要尋找下一個“黑天鵝”,基本就在歐洲了。
1月26日,標普全球評級稱,確認對中國的“AA-”長期主權信用評級和“A-1+”短期主權信用評級。同時,標普確認對中國的“cnAAA”大中華區信用體系長期評級和“cnA-1+”大中華區信用體系短期評級。
“經過2016年,企業杠桿率的增加似有放緩,政府也加大了降低企業杠桿的政策力度。而且政府對經濟增速進一步放緩的容忍程度似有提高。”標普稱,這些變化有可能降低短期內的信貸增長速度,減弱上述主權評級承受的相關壓力。
2020人均GDP破1萬美元
標普還稱,預計至少到2020年,中國將保持每年5.5%或以上的強勁增長速度,相應的人均實際GDP增長速度則在每年5%以上。根據我們對增長速度的假定,再考慮到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持續強勢,預計人均GDP將從2017年8300美元的預測值,增加到2020年的1萬美元以上。
與此同時,標普還稱,預計未來三年終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會上升。但我們相信,國內投資總額占GDP的比例可能將保持在40%以上。我們還預計,未來三年中國信貸增長速度將超過名義GDP增長速度。
“我們預計,2017年至2020年中國政府官方公布的政府赤字總額將保持在GDP的3%以內。”標普表示,但表外融資可能會在未來兩到三年繼續進行。預計2017年至2020年每一年的廣義政府債務增量將處於GDP的2.8%至3.6%。
標普還稱,由於上述預計中的增長幅度,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可能會略有擴大。從2015年起,我們將省級政府為其融資平臺已經承擔或即將承擔的直接債務(共計人民幣16萬億元,合2.5萬億美元,約占2015年GDP的23%)納入廣義政府債務。政府債務的這種陡然上升,是因為財政部宣布,接下來三年省級政府將會通過發行債券,置換主要由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承擔的銀行債務。我們預計廣義政府債務凈額將在達到GDP 40%之前走平,整個預測期間的利息成本將保持在政府收入的5%以下。做出這樣的預測,又是因為我們認為政府融資成本將因為實際經濟增長和充沛的國內流動性而保持在低水平。
貨幣政策傳到效率提高
談到貨幣政策時,標普認為,中國的貨幣政策總體上可信而有效,持續的低通脹和對金融行業改革的追求就是證明。2017年到2020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增幅可能會保持在每年2%到3%的水平。雖然利率決定權最終在中央政府(通過國務院),但我們發現,央行擁有很大的操作獨立性,特別是在公開市場操作方面。這些操作通過總體反應靈敏的銀行間市場,和規模龐大、擴張迅速的國內債券市場影響經濟。
標普稱,近幾年銀行存款利率的自由化是一項重要改革,可能會進一步提高中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效率。
央行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12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0105.17億美元,較11月底下降410.81億美元,降幅為1.3%。這是自去年7月以來,外匯儲備連續第六個月縮水,但並未跌破三萬億關口。另外,2016年外匯儲備全年下降3198.44億美元,下降幅度為9.6%,不過,全年下降規模較上年同期少降了1928.12億美元。
標普稱,盡管中國的外匯儲備在近段時間下降,但中國的外部指標仍然是一個重要的信用優勢。我們認為,外匯儲備下降的原因之一是人民幣貶值預期上升。因此部分民營企業減少或對沖了美元債務,出口企業將更大比例的收入以外匯形式保存。
“中國外部債權規模依然龐大。我們預計,到2017年年末,公共部門和金融部門所持金融資產超出外部債務總額的部分,將處於略超經常賬戶收入90%的水平。”標普稱,同時根據我們的估算,全國外部資產總額超出對外負債的部分,目前接近於中國經常賬戶收入的50%。中國外部流動性頭寸同樣強勁。
標普預計,2017年至2020年經常賬戶順差占GDP的比例,將維持在1%以上的水平。2017年至2020年的年度外部融資需求總額,將低於經常賬戶收入加可用外匯儲備之和的60%。
2月23日,標普、道指均創盤中紀錄新高。
標普500指數高開5.30點,漲幅0.22%,漲破2366.71點,刷新盤中紀錄高位至2368.12點。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高開47.73點,漲幅0.23%,漲破20781.59點,刷新盤中紀錄高位至20823.33點。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高開6.08點,漲幅0.10%,報5866.70點。
開盤之前,美國財長努欽(Steven Mnuchin)表示,稅收改革規模會非常大,目標在8月國會休會前完成。努欽還稱,關於美國的經濟增速,行政部門的目標仍是“3%或以上”。他說他希望在明年年底之前可以達到這個標準。
據悉,進入今年以來不到兩個月,標普500指數已上漲5.5%。
中國金融開放步伐再次加快。5月25日,第一財經記者獲悉,繼中國向外資機構開放信用評級市場之後,外資評級機構計劃在中國成立自己的獨立公司。
25日,第一財經記者從標普公司人士處獲悉:“繼中國向外資進一步開放國內評級市場的監管變化後,標普全球評級計劃在中國成立自己的獨資公司。”
標普稱,該公司將以新設方式設立並運營。“我們相信,這一選擇有助於建立適合我們業務和客戶的最佳模式,同時能夠契合中國監管部門的政策目標。相關籌建工作會逐步展開,我們將選擇適當時機公布包括時間表在內的更多細節。”
“惠譽正計劃向中國監管機構申請執照在中國獨立運營。”同日,惠譽評級發言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惠譽在中國擁有完善的業務網絡,並致力於支持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中國監管環境的變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去考慮及評估如何能夠更好地滿足未來本地和全球資本市場的需求。”
第一財經記者也就此事詢問穆迪,穆迪方面表示:“穆迪願為中國債券市場的進一步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公告近期發布的規定是有利於市場發展的又一舉措,目前我們正在研究適宜的方案。”
3月27日,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在官網發布《銀行間債券市場信用評級機構註冊評價規則》(下稱《註冊評價規則》),正式接受境外評級機構“以境外法人主體或境內法人主體方式申請註冊”,並將得到交易商協會“平等對待”,享有與境內機構“相同的註冊要求和註冊流程”。 這意味著,穆迪、標普和惠譽三大國際評級機構未來可以獨資公司的身份進入中國債券評級市場。
早在今年1月29日,惠譽將其所持有的在華合資公司聯合資信49%的股權,出售給新加坡主權財富基金——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有觀點認為,這似乎是惠譽在為在華獨自經營做鋪墊。
“中國監管層此前明確表示歡迎外資,等相關牌照落地之後,外資評級機構應該就可以對境內企業進行評級了。”某國際評級機構負責人對記者表示。
“銀行間債券評級市場即將註入新的血液。”東方金誠國際信用評估有限公司評級副總監俞春江對媒體表示,國際“三大”的進入對提升銀行間債券市場的開放度和對境外投資者的吸引力具有極為積極的作用,同時也有助於境內評級機構在與國際“三大”的正面競爭中提升評級技術和服務能力;同時,向境內評級機構開放註冊申請,為銀行間債券市場投資者提供了更為豐富的多元化選擇。
其實,在金融開放尤其是債市開放方面,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此前在《2017·徑山報告》中提及,我國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受制於境內外市場規則、制度的差異和特定的開放方式。
徐忠表示,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比較低,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金融市場的規則制度與國際市場存在較大的差異,制約了境外發行人和投資者參與市場的便利性和積極性。債券市場的問題則比較突出,尤其是在近幾年中國不斷降低債市投資門檻的背景下。
“境外機構境內發債在會計、審計政策使用方面仍有許多不便。我國債券市場實行市場參與者準入備案、一級托管、集中交易的模式,與國際市場做法不同。另外,我國的評級業公信力不夠,與債券相關的外匯與衍生品產品不夠豐富。”徐忠說。
因此,他也建議,應該尊重國際市場規則和慣例,實現金融市場更高層次的開放。首先要有序開放信用評級市場,建立健全涵蓋國際評級機構在內的統一註冊管理制度,結合國際評級機構情況明確市場管理具體要求,明確境外評級機構可選擇境內設立商業存在或以境外法人實體兩種方式開展評級業務。
另外,徐忠還建議,可以從熊貓債市場開始試點,分步驟對國際評級機構放開國內債券評級業務;給予境外發行人在審計和會計方面更大的靈活性。對於面向機構投資者非公開發行的債券,建議不要求境外會計師事務所所在國與中國簽訂監管合作協議,或者只要求發行人聘請境外會計師事務所向財政部提交監管確認函。對於中國香港、歐盟國家的會計師事務所可豁免其在中國境內備案;最後,應盡快明確境外投資者進入我國債券市場所涉及稅收問題,同時,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要兼顧中國國情和國際慣例。
2018年8月31日,標普全球評級宣布,將九鼎集團(430719.OC)的長期和短期發行人信用評級維持在“BB”和“B”的水平,並將評級從信用觀察中移除。九鼎集團的評級展望為“進展中”。
標普表示,出讓九州證券控股權將令九鼎集團的財務狀況得到改善。標普同時將九鼎集團境外子公司Jiuding Group Finance Co., Ltd.(九鼎融資有限公司)發行的高級無擔保債券評級維持在“BB”。
“九鼎集團準備將子公司九州證券的控股權賣給戰略投資者,我們認為這將整體改善九鼎集團的信用狀況,因為公司可能用股權轉讓費來償付債務。”標普在周五的報告中指出。
標普表示,雖然本次評級調整體現了樂觀態度,但是九州證券能否成功轉讓還有待監管者的批準,有一定不確定性,審批過程會比較長,因此標普沒有把這筆交易納入未來一年的預測因素。
九鼎集團被證監會立案調查則會給公司長期評級帶來負面影響。今年3月,九鼎集團公告稱收到證監會的調查通知書,涉嫌違反證券法律法規。有九鼎集團高管層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問題與信息披露有關,並不嚴重。
中報顯示,九鼎集團今年上半年營收為47億元,同比增長19%,歸母凈利潤達5.99億元,同比增長4%。富通保險貢獻了九鼎集團八成的利潤,九鼎投資作為私募股權基金板塊上半年貢獻凈利潤9640萬元,同比下滑27%。
截至去年底,九鼎集團短期借款余額約62億元,其中質押借款51億元,九鼎集團已經累計將持有的九鼎投資(600053.SH)71%的股權質押出去,占其集團持有上市公司總股本的99%,貸款利率在5%至6%附近。
長期借款方面,九鼎集團長期借款到去年底的余額為125億元,其中有一半都是Jiuan-FT Lif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td.借的。這家公司是九鼎集團用來收購富通保險的境外子公司,合並報表後抵消了收購款。
富通保險還有兩筆境外長期借款,分別是Hannover在保險融資提供的4.15億元和從南洋商業銀行來的12億元,利率分別為HIBOR+2.975%和3個月HIBOR+2.3%。
另外,九鼎融資有限公司在去年7月發行了一筆1.5億美元的債券,在香港聯合產權交易所上市交易。這筆債券叫做高級無抵押債,期限3年,利率為6.5%,當時被標普評為“BB”級評,九鼎集團為債券發行提供連帶責任保證擔保。
九鼎集團表示,截至今年6月底,公司有息負債規模降低了16%,上半年公司償債壓力明顯減小,短期借款余額較去年同期62.36億元大幅下降至13.92億元,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余額降至8.6億元,公司降杠桿成果顯著,現金流充沛,財務狀況良好。
標普認為,九鼎集團杠桿率能否降低主要取決於公司的金融投資業績。但是當前的市場狀況下,金融投資回報率在下降,PE投資項目退出的節奏變慢,預計九鼎集團未來一年的投資表現可能會走弱。
截至去年底,PE板塊九鼎投資管理的股權基金實繳規模為339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8%;項目的內部回報率從35.7%小幅下降至34.8%。去年,九鼎集團的共同基金管理規模也穩步增長,同比增長21%至144億元,管理費收入同比增長29%至4.5億元。
標普表示,如果九鼎集團能夠在保住利潤水平的同時降低杠桿率,並且不會大幅降低在富通保險的持股比例,將可能提高對九鼎集團的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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