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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指松綁滿月：一周兩次烏龍指 流動性之渴待解

3月17日，期指松綁正式“滿月”。但3月14日和3月17日，IH1703和IC1706兩個期指合約卻相繼出現“烏龍指”，引發市場關註。

2月16日晚間，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下稱“中金所”)公告，對三大股指期貨品種的異常交易手數認定、交易保證金、平今倉交易手續費進行了全面調整，自2月17日起開始實施。此番調整被視為股指期貨市場逐步回歸常態的破冰一步。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期指松綁一個月來，中證500(IC)、滬深300(IF)、上證50(IH)三大股指期貨的成交量和持倉量均有了明顯提升，市場總體運行平穩。

3月14日和3月17日，IH1703和IC1706兩個期指合約卻相繼出現“烏龍指”。在多位業內人士看來，過去一周“烏龍指”頻發的根源在於前期松綁措施力度有限，市場流動性依舊不足。3月17日晚間，中金所針對近期市場波動發布公告稱，一個時期以來，股指期貨市場運行總體平穩有序，流動性狀況有所改善但仍不充分。提醒投資者應充分評估市場流動性狀況，謹慎交易。

“烏龍指事件其實是一個比較好的契機和時間窗口。”海通證券期貨研究主管高上向記者表示，期指頻發烏龍指，指數短期和現貨市場頻繁出現背離，易對現貨市場形成誤導並引發恐慌，進一步松綁、加深市場深度、改善流動性勢在必行。

一周2次烏龍指

3月17日(周五)為期指交割日，開盤即遇上“烏龍指”。

9時30分01秒，中證500股指期貨IC1706合約價格急速上沖，從開盤6348.4點，拉升至6951點，一度觸及漲停，維持逾半分鐘後迅速回到正常價位。截止收盤，報收6278點，全天收低41.2點，下跌幅度0.65%。分時成交明細顯示，36秒之內IC1706成交超過300手，若按掛單價位計算，這筆“烏龍指”損失超過3000萬元。

資深期貨炒家王凱向記者表示，其判斷是人為失誤的可能性偏大，賣單掛成了買單。“按照交易所保證金計算，動用保證金超過1個億，後面是被小戶一張張撬開。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大戶給中產階級發了紅包。”王凱表示。

這並非是期指第一次出現烏龍指，就在3天前的3月14日，上證50期指主力合約IH1703也曾出現烏龍指。一周2次烏龍指，多位業界人士均呼“實屬罕見”。

分時成交明細顯示，14日下午14:25:48至14:25:49短短兩秒之內，IH1703成交近140手，一分鐘時間內成交超200手。“閃崩”之後IH1703合約迅速恢複正常，截至收盤下跌0.05%，報價2349點。此次“烏龍指”交易多單每手損失在6萬多元，合計損失超過200萬元。

“從具體的成交情況來看，是25分48秒鐘一筆35手的市價單引起的波動。”另一位期貨交易員向記者表示，按照中金所的規定，短時間內成交35手的原因可能是某客戶通過程序化操作多個賬戶同時誤下單;某套保客戶(不受20手限制)誤下單;一個賬戶砸盤的過程中引起其它CTA程序賬戶跟風同方向砸單。

14日35手單子便可以使市場出現極大波動，市場流動性的匱乏可見一斑。“17日的烏龍指雖然手數偏大，但若是在期指未受限之前，300手單子或連1%都打不上去。”前述交易員說。

高上認為，烏龍指發生的直接原因除了人為失誤，也不排除交易者之間存在利益輸送，但根源還是在於市場流動性不夠，稍微大一點的成交量如果價格和當前不一致，就容易產生較大波動。

2月16日晚間，股指期貨松綁“靴子落地”。中金所宣布自2月17日起，股指期貨日內過度交易行為的監管標準從原先的10手調整為20手，套期保值交易開倉數量不受此限。其次，滬深300、上證50股指期貨非套期保值交易保證金自17日結算時起調整為20%，中證500股指期貨非套期保值交易保證金調整為30%。

“1個月前的松綁是一個十分積極的信號，但實質作用上確實相對有限。烏龍指事件將市場流動性不足仍暴露得很明顯，最好的辦法還是繼續推進松綁。”艾方資產總裁蔣鍇向記者表示。

業界呼籲繼續松綁

據記者統計梳理，自股指期貨2月松綁以來，三大合約的持倉量和成交量均有了明顯提升，市場活躍度有了明顯改善。

以3月17日和松綁前一天，2月16日的交易數據進行對比，IC、IF、IH的成交量分別增加了64.79%、85.76%、44.82%。持倉量方面，IC、IF、IH分別增加了17.57%、25.91%、23.98%。

(圖：三大期指成交量&持倉量對比，數據來源：中金所)

蔣鍇告訴記者，期指松綁後烏龍反倒頻繁出現，其原因在於前期市場十分清淡，松綁後成交逐步活躍，但市場的深度和流動性卻未能有相應幅度的提升。“相當於拍牌上車的人變多了，需要八車道才能保障交通順暢。但目前只從兩車道擴到四車道，依然會有堵塞。”蔣鍇說。

“松綁之後成交和持倉同步放大，市場開始活躍。但投資者稍稍一試就發現水還是很淺，市場很容易受影響、被操縱。”高上認為，期指市場當前的“易被操縱體質”或容易向投資者開啟市場操縱的大門，唯一的解決之道只有繼續推進松綁，進一步改善流動性。

高上還認為，期指烏龍指頻發的另一個直接影響是，指數頻頻和現貨市場出現短期背離，會對現貨市場投資者形成誤導、引發恐慌。“期指這個‘癲癇’的市場，會使A股時不時就受驚。目前市場已經完全消化了期指松綁帶來的影響，兩會也已經結束，烏龍指事件其實為繼續推進松綁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和時間窗口。”

不過，也有業內人士認為，松綁進程因烏龍指事件而加速的可能性不大。

“2月16日的松綁，監管層已經表明了態度。後續如何繼續推進，還需視松綁後的市場效果而定，一個月時間相對還是太短。”國金期貨原首席經濟學家江明德表示。

蔣鍇則表示，股指期貨松綁以後，對沖的高成本有所下降，但依舊難言理想。而就負基差情況而言，盡管在松綁之時存在事件性反應略有收斂，但目前也已恢複松綁前的貼水水平，難言有明顯改觀。“負基差和市場情緒有關，但流動性的改善也會對其的收斂起到明顯作用。監管層會根據市場的變化做出調整，朝著常態化的狀態調整。”蔣鍇說。

美國金融監管開始松綁 考驗全球協同

2016年9月的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總結峰會五大成果時，把全球宏觀政策協調的共識放在了首位。實際上，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開始產生的全球宏觀政策協調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常態，並從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逐步擴大到結構性政策等社會和政治層面的政策協調。

隨著一些經濟運行指標透露出企穩向好信號之時，關於全球政策協同的變化也開始發生。業界普遍關註的是，關乎系統性風險管控的金融監管政策和美聯儲加息引發的貨幣政策變化。

美國松綁金融監管難度不小

對於金融監管，金融危機之後各主要經濟體的普遍做法是強化央行對金融市場的管控力。但現在最大的變數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正在履行承諾，放松金融監管，對銀行業松綁。

2月3日，特朗普簽署行政令，要求美國財政部和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FSOC）對現有的金融監管法律進行評估，他重申要廢除奧巴馬時代的《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下稱《多—弗法案》）。

諷刺的是，FSOC本身也是《多—弗法案》的產物，它是由財政部、美聯儲、證監會、聯邦存款保險基金等金融監管部門組成委員會，最核心的作用就是協調監管機構管理美國金融業。

此舉意味著銀行業“腳上的鐐銬”即將掙脫，因此消息一出，華爾街欣喜若狂，銀行股價隨即大幅攀升。為了安撫外界對金融系統再次失序的擔憂，美聯儲很快表態，該法案將不會被廢止，但會對部分內容做調整。

“特朗普需要得到國會廣泛支持才能夠推翻《多—弗法案》的一些內容，從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推動醫療改革的艱難可以看出，對美國政治來說沒有一項議程談得上容易。”IG集團亞洲資深金融研究員韋斯頓（Chris Weston）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特朗普努力廢除對商業和金融業的監管雖然會讓銀行松口氣，但實際操作難度不小。

韋斯頓也拋出了市場非常關切的一個問題：“政府將多大程度地在《多—弗法案》上開倒車？”

分析認為，美國的金融政策從嚴管走向寬松，不排除是基於諸多全球經濟回暖跡象所帶來的信心。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今年1月發布的預測，全球經濟增速今年將達到3.4%，明年升至3.6%，均高於去年3.1%的增速；美聯儲發布的季度經濟預測顯示，今年美國經濟預計增長2.1%，到今年年底失業率預計為4.5%，通脹率預計為1.9%；根據歐盟統計局的粗略估計，歐元區實際GDP已經連續15個季度持續增長；《新興經濟體發展2017年度報告》也顯示俄羅斯、巴西等經濟體正在觸底反彈……

但是，現在的全球複蘇跡象距離2008年的金融危機，已過去將近10年。危機的迅速擴散和巨大沖擊的一個核心原因就是當時的金融監管體系和金融機構的風控體系，極大忽略了對系統性風險的管理。因此，特朗普政府試圖松綁金融監管的做法讓很多人開始擔心，金融危機帶來的慘痛教訓，美國難道已經“好了傷疤忘了疼”？

ING銀行首席亞洲經濟學家提姆·康頓（Tim Condon）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金融危機已經過去10年，現在的很多問題，特別是存在於美國經濟中的問題，都好像是一場從那次嚴重的震蕩中留下的後遺癥，人們被嚇到了，商業活動和消費者的行為很長一段時間都還處於震蕩的陰影之中。”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震蕩的影響可能已經消失了，可能10年時間剛好足夠。從2016年4季度以來的一些數據可以明顯看出，全球經濟活動似乎開始反彈。”康頓稱：“在市場上我們常講，做得好不如命好，特朗普可能就是走運，他上臺時恰逢美國和全球經濟都在複蘇，美國消費者和商家都度過了艱難時期，消費者開始願意花錢了。”

歐洲未見金融監管松綁

對於複蘇判斷所參考的一些依據，康頓給出了幾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看到美國的ISM制造業指數，也可以看歐元區和亞洲的出口以及全球貿易的複蘇。”

3月初，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表示，2016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持續保持兩位數的增長，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4.6%，為新世紀以來最高水平。同時，2月中國PMI指數為51.6%，連續7個月保持在50%的枯榮線以上，表明經濟趨穩基礎逐漸鞏固。

而2月份美國制造業指數ISM錄得 57.7，是2014年8月以來的最高值。新訂單的加快增長，令制造業采購經理對企業前景樂觀。

歐盟統計局3月17日宣布，歐元區1月出口較上年同期增長13%至1639億歐元。《經濟學人》分析，無論是中國還是亞洲其他國家，貨物出口都從2015年底的底部開始反彈。

一個關鍵問題是，是否會有更多經濟體參照美國，試圖放松金融監管呢？康頓認為，除了美國以外，目前並未在歐洲看到任何金融監管松動的跡象。

“歐洲銀行從美國放松金融監管的動機中感到了壓力，但現在要下結論還為時過早，至少在歐洲我還沒有感到任何這種松綁現有金融監管體系的跡象。”康頓認為，金融危機的教訓讓歐美決心不讓銀行再次令政府陷入窘境，但是，該用多嚴格的手段才能確保金融監管成果，目前還是個問題。“由於金融市場的競爭，美國如果松綁金融監管，肯定會影響到其他國家的決策和應對措施，但現在並不知道美國松綁金融監管的程度和方向，所以無法下定論。”康頓說。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美國、中國、俄羅斯和歐盟等國家或地區紛紛對金融監管體系進行改革。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巴曙松曾總結，這一趨勢是“由傳統的多頭監管向雙峰監管甚至是一元的綜合監管發展，同時強化中央銀行的監管職責逐漸成為主流。”

簡要來講，美國通過設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和擴大美聯儲監管職權，對原有的金融監管框架進行了修正和補充；俄羅斯組建了隸屬於中央銀行的統一大金融市場監管機構；英國在英格蘭銀行下設金融政策委員會（FPC）負責宏觀審慎監管，在財政部下設金融行為監管局（FCA），負責監管銀行、保險及投資業務，成為目前法律執行力最強的金融監管機構；此外，澳大利亞、瑞士、德國、新加坡等發達經濟體的政府和央行紛紛設立金融監管機構，共同構成了全球金融監管協同，防範系統性風險。

日本寬松貨幣政策將承壓

作為金融危機之後的一個代表性的全球政策協同機制，G20是一個各國商議與合作的大平臺。在2016年的G20公報中，各成員國再次強調了政策協調的重要性，達成共識，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的目標。

公報認為，貨幣政策將繼續支持經濟活動，保持價格穩定，與中央銀行的職責保持一致，但僅靠貨幣政策不能實現平衡增長。

一些市場人士認為，比起現實的效果，政策制定者們對貨幣政策作用的期待值過高。另一方面，主流經濟學家不斷呼籲全球經濟當務之急是合理協調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

全球經濟在2016年度過了艱難時期，但美國早已結束三輪量化寬松，隨著經濟恢複，充分就業水平提高，美聯儲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令美國進入加息周期，已經在市場的充分預判之中，從2016年12月開始已經三次加息，上周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25個基點至0.75%-1%，而且美聯儲表示今明兩年還會有數次加息動作。

“在全球來看，貨幣政策是存在一定分歧的，而分歧會帶來一些壓力。但是，在未來幾年，這些分歧會逐漸彌合，我們會看到，美國回歸貨幣政策正常化，我們也看到中國人民銀行正跟隨美聯儲的腳步，歐洲央行也預計在今年下半年逐漸減少債務回購規模。你會看到這三大經濟版塊正在就貨幣政策協同運轉，僅有一個例外就是日本。”康頓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康頓認為，在實行了多年的量化寬松政策之後，日本央行將會感受到來自美國的壓力，原因在於日本對美國的巨大貿易順差，這是美國想要首先解決的問題。

在美國最近一次加息之後，日本央行第二天則決定維持貨幣政策不變，並維持超額準備金利率在負0.1%，同時維持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零附近，並暗示近期不會擴大貨幣刺激政策。

康頓表示：“美國能動用的辦法之一就是讓日元對美元升值。但很明顯現在美國不喜歡多邊機制，特朗普又號稱自己特別擅長談判，尤其特指一對一的談判，所以未來一些‘美國優先’的成果都會來自於雙邊談判，現階段只有日本跟其他三大版塊在貨幣政策上缺乏協同效應，但隨著日美之間的博弈，最終會看到日本也將向另外三大版塊靠攏。”

韋斯頓告訴記者：“歐洲央行正在考慮今年提高存款利率，而英格蘭銀行則正在討論提高英國利率，中國正在提高短期利率水平，在澳大利亞，未來12個月內升息的概率同樣高達55%。這些舉措都將對流動性帶來影響，但並不認為是貨幣政策發生變化。”

不久前，在第十六屆全球宏觀經濟預測春季年會上，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就發出警示，若美國加息並放松金融監管，這將對全球金融市場的資金流向產生巨大影響。

私募一季度成績單曝光 期指松綁套利成黑馬

陽光私募一季度成績單日前出爐。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在股票、期貨、債券等大類資產行情分化的背景下，陽光私募八大策略的業績表現不一而同。

主要市場上，一季度A股市場在震蕩中緩慢上行，上證綜指和深證成指一季度上漲2.76%和1.62%，創業板指則下跌2.85%。債券市場方面，由於3月臨近季末銀行MPA考核，資金面相對緊張，在金融去杠桿的大背景下，債券收益率持續震蕩調整，但跌幅較2016年四季度有明顯收縮。

另外值得註意的是，去年強勢惹眼的商品期貨市場在經歷1月的強勢期和2月的震蕩調整後開始大面積回撤，黑色系更是跌跌不休。截至4月18日收盤，鐵礦石創近五個月新低。去年頻繁上演高收益神話的期貨私募再無往日風光，平均業績墊底一季度八大策略。

與期貨私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受益於期指松綁帶來的流動性改善，期指套利策略在個股行情分化，期指市場套利策略增多的情況下，摘得陽光私募一季度的業績冠軍。

套利策略翻身奪冠

回顧2016年，受制於期指受限以及貼水幅度較大等因素，套利策略和阿爾法策略表現長期低迷。對於市場中的大多數阿爾法策略基金來說，若不增加其它新策略如套利、CTA、股票多頭等，較難獲取正收益。

而隨著股指期貨松綁措施在2月16日晚間的“靴子落地”，以期指為主要交易標的的套利策略在2017年一季度打了一個翻身仗。格上理財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一季度，套利策略平均收益為2.42%，位列私募八大策略收益之首。

據記者了解，期指套利策略可細分為期現套利、日內高頻、不同期指合約之間的跨期套利等，期指市場的流動性是套利策略的收益高低的重要決定因素。

2月16日晚間，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下稱“中金所”)公告，對三大股指期貨品種的異常交易手數認定、交易保證金、平今倉交易手續費進行了全面調整，自2月17日起開始實施。此番調整被視為股指期貨市場逐步回歸常態的破冰一步。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期指松綁兩個月來，中證500(IC)、滬深300(IF)、上證50(IH)三大股指期貨的成交量和持倉量均有了明顯提升，市場流動性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

(圖：三大期指成交量&持倉量對比，數據來源：中金所)

以4月18日和松綁前一天，2月16日的交易數據進行對比，IC、IF、IH的成交量分別增加了28.34%、52.07%、33.91%。持倉量方面，IC、IF、IH分別增加了20.86%%、31.16%、10.87%。

值得註意的是，同以股指期貨為交易標的，阿爾法策略今年一季度的表現卻乏善可陳。格上理財數據顯示，阿爾法策略今年以來平均收益為-2.01%，墊底八大策略。

華寶證券研究創新部的數據則顯示，阿爾法策略三月中位數收益0.39%，收益區間在-14.61%到30.85%之間。“在大盤表現優於小盤的市場上，alpha策略普遍表現不佳，三月的中位數收益相對二月稍跌0.06%。”華寶證券分析師奕麗萍表示。

股票期貨冰火切換

2016年，股票市場自年初熔斷之後便陷入震蕩格局，商品期貨則在大起大落之際演繹了大牛市行情，股票私募和商品私募也分別長期占領私募策略排名的末尾和首位。

格上理財數據便顯示，2016年股票策略產品平均收益為-6.81%，前1/4的平均收益達9.54%。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管理期貨策略的年度平均收益達到了21.37%。

這其中，風格激進的單賬戶產品將期貨的“暴利”本色展現得一覽無余。私募排排網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有持續業績的單賬戶產品平均收益達到59.13%，超6成單賬戶實現了正收益，收益超過100%的產品只有101只，冠軍產品收益則驚人地高達14217.01%。

股票私募和期貨私募冰火兩重天的格局持續近一年之後，2017年一季度，股票市場震蕩上行而商品市場震蕩回撤，“冰與火”的局勢迎來反轉和切換。

格上理財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3月底，股票策略產品平均收益率為2.09%，緊隨套利策略之後，位列八大策略第二名。其中，逾6成產品獲得正收益。而管理期貨策略卻再無往日風光，主觀期貨策略今年以來平均收益為1.17%，程序化期貨策略一季度收益則為-1.11%。

不過值得註意的是，就單月業績情況來看，管理期貨策略在3月表現可圈可點，主觀期貨策略以1.82%的月度平均收益成為收益最高的策略，程序化期貨策略也以0.50%的收益名列第三。

“在經歷了前兩個月的震蕩行情後，各大期貨策略私募開始適應並積極調整策略以應對新的壞境，3月份期貨策略產品收益逆市上行。”格上理財研究中心指出。

社會辦醫大尺度松綁，民營醫院的春天再次來臨？

“對符合規劃條件和準入資質的社會辦醫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3日，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發出了這樣一個訊息。

會議認為，推進醫療領域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大力支持社會力量提供醫療服務，是深化醫改、補上短板、改善民生的重要舉措。

那麽，是民營醫院的“春天”要再次到來嗎?

“市場是自由的，政府給予社會資本辦醫的政策是自由的，同時要求按照法規、法律辦醫。”廣東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巡視員廖新波對第一財經表示，“至於能不能辦下去，是民營醫院自己的事。不過，鼓勵社會辦醫不應該是政府做甩手掌櫃的潛臺詞，而是應該更好地厘清市場與政府的責任，更好地履行政府應該履行的責任。”

民營醫院“大松綁”

此次常務會議確定，要鼓勵社會力量舉辦全科診所和獨立設置的醫學檢驗、康複護理等專業機構，促進有實力的社會辦中醫診所、門診部等跨省市連鎖經營，同時對社會辦醫實行一站受理、並聯審批、網上審批。連鎖經營醫療機構可由總部統一辦理工商註冊登記。對符合規劃條件和準入資質的社會辦醫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個體診所設置不受規劃布局限制。

其實早在2010年11月，政府就下發了《關於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意見的通知》，中國為促進社會資本辦醫，相關政策不斷出臺為其松綁，乃至於多次都出現了民營醫院的“春天”來了。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中國醫療領域的短板能否通過民營醫院來填補?

“事實上，中國的民營醫院已有20多年的歷程，但至今仍未在人們心目中建立起信任，最根本的原因是社會資本的逐利心理帶來了過度醫療，以及人才匱乏導致的醫療質量較差，這導致了老百姓還是湧向公立醫院、大醫院就醫。” 一位長期研究民營醫院的專家表示，中國的問題不是醫療資源缺乏，而是配置不平衡，城市和農村不均衡，發達和不發達地區的不平衡，最缺的是醫生，特別是基層的醫生，而資本恰恰又不會進入這個領域，因此仍解決不了中國醫療領域的短板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江宇對第一財經表示，“社會資本辦醫的第一個理由是，中國醫療資源供不應求，這是一個流傳廣泛的錯覺。醫療資源無非是醫生和硬件，醫生是核心。我國每千人醫生數為1.7人(下同)，在世界上排第60位，高於人均GDP排名，參考新加坡(1.5)，韓國(1.7)和日本(2.1)這三個亞洲發達國家，中國在總體上並不缺醫生。”

而事實上，這些年社會資本辦醫政策利好不斷，進一步降低社會資本辦醫的準入門檻，改善社會資本辦醫的執業環境等，民營醫院的數量劇增，到如今已占領了很大地盤。《中國衛生統計年鑒》顯示，2015年我國非公立醫院數量占全國醫院總數的比重已超過53%，非公立醫療機構達22萬余家，首次超過公立醫院。擁有病床數突破了100萬張，診療人次逼近4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民營醫院最多的國家。社會資本所辦的醫療機構也覆蓋了醫療領域的多個層面，包括各級各類專科和綜合醫院、門診部診所、體檢機構、檢驗影像機構等第三方醫療輔助機構、高端醫療、醫養結合、康複和健康管理機構，以及基於互聯網的新興醫療服務機構。

光有政策，缺乏人才的民營醫院成為其發展的瓶頸。雖然推行了醫生多點執業政策，事實上落地卻無聲。“好醫生很少會去民營醫院，若在大型公立醫院，無論是從科研、收入還是社會地位來講，都要比民營醫院強。民營醫院很少會增加供給，只會把現在公立醫院的資源挖過來，它們很少會自己培養醫生。這樣導致的結果是減少供給，而不是增加供給。”上述專家表示。

他同時表示，“目前社會辦醫主要是三大類，第一類是真正想好好辦醫院的，這一類不多。第二類是小作坊式，通過不規範經營追求暴利。第三類是財務投資者以辦醫為幌子，實質上是搞資本運作，把公立醫院買來之後，包裝整合資產出售，或者打著健康服務業的幌子跑馬圈地、吸引投資。後兩類將導致巨大的風險。”

2010-2015年中國民營醫院數量及增速

社會辦醫如何進行

社會辦醫是醫改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市場和社會力量在醫改中發揮作用的重要形式。

“不過，支持社會辦醫，有一個如何支持的問題。長期以來，始終有一種誤解認為，政府對社會辦醫的投資者管得越松越少、門檻越低、給的優惠政策和補貼越多，才越是真心實意支持。甚至有人把一些必要的監管措施也當做‘玻璃門’、‘彈簧門’來破除，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事實上，在社會辦醫中，片面強調松綁、強調放松監管，已經出現一些誤區，孕育著不可忽視的風險。”江宇表示。

江宇認為，既然社會辦醫是市場行為、社會行為，就不應當把指標一刀切，此前國務院醫改“十二五”規劃給出具體目標，到2015年非公立醫療機構床位數和服務量達到總量的20%左右。不能只按照這個硬性規定來，因為這是一個預期性指標，而不是約束性指標。

其次，他認為不能把“進醫保”作為支持社會辦醫的手段。與此同時，社會辦醫是“辦”而不是“挖”，社會資本要願意拿出真金白銀辦醫院、培養醫生，但是目前大部分資本考慮的，並不是新辦醫院，而是從公立醫院挖一塊資源，不管是以直接改制，還是以公私合作、股份制等各種變形，實質都是一樣的。

而此次對於個人診所的放開，則完全打破了區域衛生規劃。區域衛生規劃是世界各國包括西方國家普遍使用的促進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的手段，《2008年世界衛生報告》中指出，從政策角度來看，最關鍵的信息是操作性和系統性的制約因素是如何被發現的。尤其在低收入國家，衛生規劃是在流行病學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這些信息能為衛生系統發展的方向提供新的和動態的基礎。

“放開個人診所有積極意義，但不能突破區域衛生規劃。區域衛生規劃是世界各國通用的調控醫療衛生服務的手段。因為醫療衛生存在‘供給者誘導需求’現象，醫生多了，就會制造出不必要的醫療需求。在那些公立醫院已經滿足區域衛生規劃的地方，確實沒有必要再增加民營醫院。” 江宇表示，這不是對民營醫院的歧視，而是歷史形成的狀況。一些地方以區域衛生規劃的名義，禁止公立醫院擴張，同時卻允許民營醫院突破區域衛生規劃，這是顛倒了主次。

同時，《2008年世界衛生報告》也曾提到，過去三十年全球醫改的一個教訓就是不應該破壞規劃，而且這個規劃應該約束一切醫療機構，不管什麽所有制，什麽類型。否則的話，一定會導致醫療機構向高端、專科的方向集中。

新華社：蘭州率先“松綁”限購透出樓市新動向

新華社蘭州1月6日電(記者 屠國璽)部分區域取消限購、價格備案進一步強化、主城區大部分區域限售……這是蘭州市最新公布的樓市調控新政,將從1月8日起開始實施。地處西北的甘肅省省會蘭州，為何會成為進入2018年後率先對限購“松綁”的城市呢?這一動作是否會透出樓市調控的新動向?

2017年一季度,蘭州市主城區部分區域房價出現快速上漲,個別樓盤在短期內價格上漲了20%以上。從當年4月開始,蘭州市開始實施區域限購政策。此後,蘭州主城區房價快速上漲的局面得到有效控制,樓市呈現“價穩量降”的局面。受其影響,蘭州市2017年全面房屋成交量約為700萬平方米左右,較上一年度同比下降20%以上。

與此同時,限購也帶來了不利影響。蘭州市距離主城區較遠的西固區、九州開發區、高坪偏遠區域,房屋供應量占到了整個蘭州新房面積的七成以上,房價僅為主城區一半,受到許多初次置業和改善性購房家庭的青睞。限購政策限制了這些剛性購房需求的釋放,同時,也造成了這些區域房屋庫存量加大。

記者從蘭州市房管局了解到,在此次蘭州市限購“松綁”政策中,這些城郊區域取消限購,就是突出“因區施策、精準調控”的特點,針對各類需求實行差別化調控政策,滿足首套剛需、支持改善需求。

其中一個細節是,在蘭州市仍然實施限購的區域,購房者買房時不用再提供社保證明和納稅證明。這意味著非蘭州本地戶籍的家庭,購買首套房的條件適度放寬,這些家庭實現購買首套房的住房夢想,會更加便利。

不少人擔心,蘭州市部分區域取消限購後,會不會讓這些區域的房價出現大漲?一些業內人士接受采訪時認為不會。他們認為,蘭州市此次調控政策中進一步強化的價格備案和主城區大部分區域限售等內容政策,成為控制房價過快上漲的雙重“緊箍咒”。

蘭州市此次出臺的調控政策還對在主城區四個區大部分範圍內的住房實施了限售。在這些區域內買房,不管是新房還是二手房,都要從取得不動產權證書登記簿日期滿三年,方才能上市交易。

值得關註的是,蘭州樓市的“限售”區域要遠大於“限購”範圍,也就是說,蘭州市許多區域將“不限購但限售”。由於三年內無法售出,這將會使許多購房者在購房時會更加慎重,購房者對房屋中長期持有,有利於房價穩定的預期。業內人士認為,這條政策意味著,今後在蘭州市主城區“快進快出”變相炒房的短期投資性購買和投機性購買將受到政策打擊,非剛性需求將大量減少。

蘭州市同時還進一步強化了新房價格備案制度,明碼標價、“一套一標”和“一價清”等制度將繼續嚴格執行,房企的實際銷售價格不得高於備案價格。

房價“透明化”有效遏制了許多開發商的跟風漲價。記者在蘭州市黃河北區域一家樓盤走訪發現,其開盤的所有房屋備案價格都已經上墻張貼,這些價格和2017年年中水平相當,一位置業代表說,實際成交價格還會有3至5個百分點的優惠。

業內人士認為,此次蘭州市新政出臺的相關調控政策,其效果需要一定時間來檢驗。但其示範意義在於,房地產市場調控正在告別此前相對“一刀切”的簡單思維,更加突出區域差別,精準施策將成為更多城市的新選擇。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

這座省會城市部分區域取消限購！樓市真的松綁了嗎？

從2016年底到整個2017年，全國各大城市的樓市調控政策一波又一波，目前，很多城市的房價已趨於平穩，有的地方樓市成交量大幅下降，這讓大家真實體會到，房子真的不能炒了。

然而，1月5日晚間，蘭州市的一則取消部分限購通知震驚全國，而在1月3日，合肥市國土資源局、市物價局在回複網友提問時表示，2016年11月份（合肥出臺“限價令”）之前拿的高價地，未來上市時售價全都不受限制。

看了這兩則新聞，很多人認為，樓市調控政策要松綁了。

蘭州，此輪調控以來首個松綁限購城市

1月5日，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產管理局發布通知，對現行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將進行調整，該調整包括兩個部分，取消限購和限售措施。

取消限購部分：此次取消限購的區域包括西固區、九州開發區、高坪偏遠區域；城關區、七里河區、安寧區範圍內仍實行限購，但是不再提供社保證明和納稅證明。

限售措施部分：個人在部分區域購買的住房，自取得《不動產權證書》登記記簿日期滿3年方可上市交易。

蘭州的限購政策出臺於2017年4月，該版本僅執行了不到8個月的時間。通知提到，此次出臺的政策是為落實住建部提出的有關要求。

那麽到底是什麽要求呢？

2017年底，住建部會議提出，“抓好房地產分類調控”是2018年重點需要做好的工作之一。針對各類需求實行差別化調控政策，同時，庫存仍然較多的部分三四線城市和縣城要繼續做好去庫存工作。

中國城市房地產研究院院長謝逸楓接受中新網采訪時認為，在蘭州市場供大於求的情況下，此次的調控政策屬於完善調控，有利於消化一手房庫存。

據21世紀經濟報道，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副院長楊紅旭解讀稱，出臺限購政策時，蘭州房價並未大漲。他認為，西北地區，只有西安樓市熱度需要以限購來調控。

“新四小龍”合肥也松綁？

除了蘭州，最近，“樓市新四小龍”之一的合肥，也被傳出樓市調控政策松綁。其原因是，在“合肥12345政府服務直通車”的網站上，合肥市國土資源局和物價局在1月3日回複了一份投訴信。

投訴信的主要內容是：

萬科在廬陽區和萬達在包河區的兩個項目，當初拿地價3000多，備案價卻19000，政府為啥給批了？而一些開發商2017年拿的地，樓面價都到了1萬塊，政府為啥要限制他們的備案價？這不公平，要求給說法。

地方管理部門則回複：

1、根據國家政策規定，商品住宅價格實行市場調節價，即商品房銷售價格由開發企業根據開發建設成本、費用、稅金、利潤和市場供求等多種因素自主定價，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政府價格部門不得核定商品房價格。萬科萬達兩個項目的價格是由開發企業根據開發建設成本、費用、稅金等自主制定的，屬於企業自主權。

2、合肥自2016年11月開始，對市轄區和長豐縣、肥西縣、肥東縣範圍內的居住用地（含商住用地）實行“限房價、限地價”的土地拍賣方式，但在2016年11月之前出讓的居住用地（含商住用地）沒有此項規定。

所以此次答複，不代表政策松動，只代表對部分樓盤定價的一個解釋。

為搶人才，多地定向“取消”限購？

關於限購“松綁”，還有一個信息值得註意。1月3日，南京宣布，允許研究生以上學歷及40歲以下的本科學歷人才，以及持高級工及以上職業資格證書的技術、技能型人才先落戶再就業。

過去一段時間，很多“新一線”和二線城市展開了人才爭奪戰。據每經小編（微信號：nbdnews）不完全統計，包括武漢、長沙、蘇州、濟南等城市都出臺類似政策，明確了部分人員的落地政策，一定程度上不受住房限購。

鄭州：本科以上即不受限購約束買首套房

去年11月27日，鄭州市宣布，在鄭州工作並擁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學歷、副高級職稱（高級技師）以上的非鄭戶籍人才，可在鄭州購買首套自住商品住宅。

長沙：專科以上學歷購房者首套房不限購

去年8月23日，長沙市政府門戶網站發布的“長沙人才新政22條”細則顯示，在長沙工作、具有專科以上學歷、技師及以上職業資格的人才，首套房不受戶籍、社保繳存的限制。全日制本科及以上畢業生憑戶口本、身份證、畢業證即可辦理落戶手續。

其中，向在長沙工作的博士生首次購房給予6萬元購房補貼。學歷為碩士的，在長沙工作並首次購房的給予3萬元購房補貼。

昆山：本科即可就業落戶、買房

去年10月18日，江蘇省昆山市宣布兩種不限購住房人才：

1、在昆山市企業工作，申請購房時在崗在職，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才；

2、在昆山市企業工作，申請購房時在崗在職，具有大專學歷，本人專業與所在崗位匹配，且專業符合當年度市人社局發布的《昆山市重點產業緊缺人才需求目錄》。

濟南：本科學歷繳納社保滿半年可享本地購房待遇

去年5月8日，濟南市下發通知，提出全日制大學本科（含本科）以上學歷的購房者，與用人單位簽定正式用工合同，且連續繳納社保滿半年以上，可享有濟南市常住戶口居民同等購房政策。

武漢：博士、碩士畢業生落戶不受年齡限制

去年10月11日，武漢市發布文件，博士、碩士畢業生落戶不受年齡限制，普通高校本科學歷由年齡不滿35周歲放寬至不滿40周歲；普通高校專科學歷、非普通高校本科學歷由年齡不滿30周歲，放寬至年齡不滿40周歲。

西安：放開普通大中專院校畢業生落戶限制

去年3月1日起，西安放開普通大中專院校畢業生落戶限制。6月，陜西省西安進一步放寬部分戶籍準入條件，將政策優惠力度再“加碼”。

這些舉措是否意味著，房地產調控政策有放松的趨勢？

有分析人士認為，多地推出人才引進政策並變相“松綁”樓市的做法，同樣未突破樓市調控的底線，即對炒房行為零容忍。通過降低戶籍門檻留住人才的做法，本身就是制度進步之舉，並能有效鼓勵剛需購房者，並不違反樓市調控的基本原則。

多家機構近期發布報告都認為，短期內，房地產調控政策的總基調不會改變。政策的合理化調整仍將存在，但很難有實質性的松綁做法。

每經編輯 王嘉琦

每日經濟新聞綜合中國新聞網、中國經濟網、21世紀經濟報道、華爾街見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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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資委將給兩類公司松綁 更多自主授權“正研究中”

2018年，國資委將把一部分出資人的權利下放到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兩類公司），這其中可能包括集團投資規劃、工資總額報備制度等。

對於已經率先開展兩類公司改革的中央企業來說，在探索授權經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腳步各不相同。“我們正打算啟動這方面的課題研究，詳細的思路還沒出來”，3月15日，一名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企業人士對經濟觀察報表示，現在還沒有明確的時間表，具體能夠下放哪些權利，也是未知數。

與上述企業不同的是，入圍首批國有資本投資改革試點的中糧集團，早在2016年，便獲得了國資委下放的18項權利，其中包括資產配置、薪酬分配、市場化用人、體制改革等多方面授權。

下一步，為了放活國有資本，國資委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彭華崗在全國兩會期間表示，國資委將持續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科學研究界定國有資本所有權和經營權的邊界，調整國資監管機構的權責事項，真正落實企業的法人財產權和經營自主權。

不搞一刀切

從中央到地方，兩類公司的授權經營體制改革推進各不相同。

截至目前，已經有8家中央企業啟動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2家中央企業啟動國有資本運營公司試點。即誠通集團、中國國新2家運營公司試點，和國投、中糧集團、神華集團、寶武集團、中國五礦、招商局集團、中交集團、保利集團等8家投資公司試點。各地國資委共改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則超過80家。

按照國資委的要求，2018年將賦予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更多的自主權，根據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定位和運營模式，進一步加大授權力度，這也是國資委開展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試點的重要內容之一。

近5年來，國資委一直在為兩類公司的試點探索鋪路。2017年，繼理順相關監管職責後，國資委開始對越位、錯位等問題展開進一步調整，在此之前，還下放了18項權利。中糧集團便是率先受益的試點企業之一。

當時下放的權利包括資產配置、薪酬分配、市場化用人、體制改革、主營業務範圍確定等。在中糧集團相關人士看來，資產監管機構向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授權是試點工作的重要內容，國資委在推進自身職能轉變過程中，逐步把部分出資人的權利，授權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行使，將依法應由企業自主經營決策的事項歸位於企業。

在中糧集團率先獲得國資委充分授權的基礎上，相關子企業也獲得了集團的放權授權。

經濟觀察報記者從國資委獲悉，在試點過程中，包括中糧集團、國投在內的試點企業，均大膽嘗試過對子企業放權授權。例如中糧集團向下屬專業化公司下放了選人用人權、資產配置權等五大關鍵權利，完善差異化薪酬分配體系，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試行職業經理人制度，以期激活下屬公司經營活力。

國投則在二級公司分類開展放授權試點，選取國投電力(7.150, -0.05, -0.69%)、國投高新充分授權試點改革，將總部決策70多個事項授權兩家企業自主決策；探索職業經理人試點，總結形成整套的制度體系。

上述中糧集團相關人士認為，國資委給國資投資公司試點企業的放權授權，意味著給企業帶來更大的操作空間，讓企業能最大程度自己主導改革。

不過，除了中糧集團等試點企業，並不是所有的兩類公司試點企業都獲得了充分的授權試點，國資委並沒有一刀切。

經濟觀察報記者獲悉，兩會結束後，一些國有資本投資公司便將啟動授權試點的課題研究，專門就需要下放哪些權利，如何下放等問題進行研究。對於已經獲得18項權利授權的中糧集團來說，2018年有望在試點基礎上展開進一步調整。

一名國資研究人士認為，經過逐步的放權授權，以及其他多項改革並進，兩類公司的功能定位逐漸清晰。換句話說，經過逐步摸索，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側重在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推動產業集聚和轉型升級，優化國有資本布局結構；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側重提升商業類企業的國有資本運營效率，促進國有資本合理流動。

以分類授權為例，包括中糧、國投在內的國有資本投資試點企業，探索了新體制、新機制、新模式，在分類授權、組織調整、戰略管控、業務發展等重要方面取得了一批可複制、可推廣的經驗。試點也充分激發了企業的內在活力。

上述國資研究人士表示，通過上述改革的推進，未來國資委與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與所出資企業的關系將不斷理順。從出資人監管的體制看，正在由管企業為主向管資本為主轉變，由管實物形態的國有資產向價值形態的國有資本轉變，有力推動了國有資本合理流動、優化配置，推動了企業活力的增強。

新要求

內部薪酬、工資總額報備制度、集團投資規劃、集團發展規劃等，均有望列入2018年國資委最新下放給兩類公司的權利細項中。

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肖亞慶曾在3月10日國務院國資委就“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答記者問時透露，2018年，國資委將對一些重大事項的管理權，在原有試點基礎上做進一步的調整。“與此同時，我們也想在試點過程當中對兩類公司集團本身對內部子企業的管理權利，有些在國資委的我們放給兩類公司”，肖亞慶表示，希望通過未來的試點，使得兩類公司集團把權利逐步放給下面的子企業。在放權的過程中，國資委為了讓這些監管權利落地，必須做好銜接工作，使得兩類公司的試點能夠實現最初目的。

基於此，包括中糧集團在內的試點企業，未來的改革實踐也將隨之作出調整。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糧集團黨組副書記、總裁於旭波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表示，2018年國資委要深化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等改革試點，賦予企業更多自主權。中糧集團作為首批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改革試點，最重要的頂層思路之一，便是深推改革2.0版本，向更深層次的問題發起挑戰。

2018年，中糧集團總部將強化資本證券化能力，把國資委授權經營的資本進一步市場化、證券化，建立“投、融、整”資本運作體系，推動國有資本合理有效流動，讓投資公司資本管理、配置和投資運營功能真正落地。

而且，除糧、油、糖、棉等核心主業外，其他業務不強求絕對控股，重在釋放活力、提升效率。堅持“2+3>1”模式，即中糧以外的第二大股東和第三大股東股份之和超過第一大股東中糧集團，防止“一股獨大”和“假混改”，通過員工持股實現利益捆綁。

於旭波表示，2018年，集團旗下十八個專業化公司今年將全部完成股權多元化，並將最大限度地推進職工持股和職業經理人社會聘用改革。

在彭華崗看來，為了更好地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還需科學界定國有資本所有權和經營權的邊界，調整國資監管機構的權責事項，管好國有資本。

他認為，放權不是不管，而是要創新監管方式和手段，改變行政化的管理方式，改進考核體系和辦法，促進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同時也要牢牢守住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這條紅線，堅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彭華崗表示，同時，2018年應放大國有資本，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國有資本的運作效率和水平，促進各種所有制資本的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持續優化國有資本，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推動國有資本更多地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以及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戰略性、前瞻性產業集中，向優勢企業集中。

按照國資委的規劃，2018年還將進一步擴大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試點，發揮其平臺作用，推動國有資本的有序流轉，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為大眾創業松綁，我國企業開辦時間將縮減為8.5天

中國開辦企業時限正在與國際接軌，從目前的22.9天，縮減為最短8.5天。

5月4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副局長馬正其在國新辦舉行的新聞通氣會上表示，企業開辦涉及的環節多、部門多、時間長，我國將進一步簡化企業從設立到具備一般性經營條件所必須辦理的環節，壓縮辦理時間。2018年年底前，各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副省級城市和省會城市要將企業開辦時間壓縮一半以上，由目前平均20天減至8.5天以內， 2019年上半年，在全國實現8.5天目標。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明確要求“企業開辦時間再減一半”。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市場監管總局會同發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稅務總局、統計局等多部門聯合起草了《關於進一步壓縮企業開辦時間工作的意見》（下稱《意見》）。5月2日，《意見》經國務院第7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

22.9天到8.5天的嬗變

營商環境的好壞，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的經濟活躍度，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有效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依托，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軟實力的重要體現，亦是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內容。世界銀行發布的一項報告表明：良好的營商環境會使投資率增長0.3%，GDP增長率增加0.36%。

2003年以來，世界銀行每年都會通過“開辦企業”“辦理施工許可”“獲得電力”“登記財產”等10個領域指標，對全球190個經濟體的營商環境評分排名，發布《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下稱“世行報告”）。其中，“開辦企業”指標，主要測評企業從註冊到正式運營所需完成的步驟、花費的時間和費用。世行報告顯示，5年來，我國開辦企業便利度排名上升了65位，企業開辦時間從33天壓縮至22.9天。

“這說明我國商事制度改革取得了明顯成效，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差距。”馬正其說。

據悉，世界銀行評價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的企業開辦時間平均水平為8.5天。排名第1的新西蘭，企業開辦僅需1個環節，耗時0.5天。

馬正其介紹，中國目前開辦企業所需的22.9天主要消耗在以下環節：企業名稱預先核準耗時約1天、申請辦理營業執照耗時約7天、申請制作企業公章許可耗時約1-2天、制作企業公章耗時約1-2天、申請購買發票耗時約10天、登記招聘文件耗時約1天、社保登記耗時約1天。

經過過去5年的改革，我國企業開辦環節已經從13個減少到7個。我國實行的“三證合一”“五證合一”以及“多證合一”等舉措得到了世界銀行的充分肯定。下一步，通過對企業開辦流程的再造，特別是通過“一窗受理、並行辦理”模式的不斷推廣、完善和深化，企業開辦環節將進一步簡化。

六項措施為辦企業松綁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3月16日，我國市場主體突破1億戶，日均新增市場主體4.44萬戶，其中：日均新增企業1.38萬戶，較改革前日均6900戶增長了一倍；每千人企業數達到了22.23戶，較改革前增長了10.87戶。

隨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深入，全社會投資創業熱情持續高漲。馬正其說，《意見》將通過流程再造、優化企業登記程序、公章刻制備案納入“多證合一”、優化新辦企業申領發票程序、完善企業社會保險登記業務流程、強化責任落實統籌推進等六項措施，進一步縮短企業開辦時間。

不過，也有企業主反映，改革後開辦企業變得容易且快捷，但想註銷企業卻不那麽容易。

對於企業註銷難的問題，馬正其在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表示，有企業開辦，就會有企業消亡，這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現在對於沒有債權債務的、沒有欠稅的企業實施“簡易註銷”，程序並不複雜，只要登錄國家企業信用信息網，沒有異議就可以完成註消手續。但是有債權債務的企業，同時要防止個別企業想逃債而註銷，要把這類企業管住。

企業開辦是世界銀行評價一個經濟體營商環境的重要指標，開展壓縮企業開辦時間工作，將帶來極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馬正其說，壓縮企業開辦時間解決了一般性的經營主體問題，對於企業開辦前後需要行政審批的，下一步將通過在全國推開“證照分離”改革，重點是照後減證，各類證能減盡減、能合則合，著力解決市場主體“辦照容易辦證難”“準入不準營”等突出問題，加快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

“目前，我們正在著手推動這項工作，適當時間將會推出去。”馬正其說。

核心技術上不能跟在別人後面跑！習近平要為科研人松綁

在高科技領域成為領跑者是什麽感受？

今年3月，珠海雲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雲洲智能”）突破了集群無人艇的群體智能技術，實現了世界最大規模的水面無人艇“鯊群”協同演練，完成了56條無人艇群快速集結、隊形保持、動態任務分配、隊形自主變換、協同避障和群體自愈容錯控制等多項測試科目。

56條無人艇的集群自主演練，也打破了美國創下的13條無人艇的世界紀錄。

“我們經過8年的艱苦奮鬥和產品工程化，才讓‘瞭望者’無人艇成為了當今世界性能最領先的無人艇產品。”雲洲智能創始人、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張雲飛告訴第一財經。

2018年的央視春晚上，雲洲智能的無人船隊作為主角穿越港珠澳大橋。

“習主席說，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對這一點我感受很深。”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北京大方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大方科技”）總裁周欣對第一財經記者感慨道，“關鍵核心技術如果我們自己不埋頭研發，攻克技術壁壘，就意味著在國際市場高價采購，也隨時面臨被封鎖和禁運的風險。”

5月2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開幕會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中國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搶占先機迎難而上，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引領科技發展方向，努力建設世界科技強國。

習近平的講話在科技工作者中引發強烈反響。

中國工程院院士、國醫大師石學敏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習主席講得高瞻遠矚，目標非常具體，對於我們兩院院士，壓力是很大的。在很多的高端技術層面，我們還是落後的、有缺陷的，雖然很多院士年齡都大了，但是都鬥誌昂揚，努力爭取做出更好的成績。”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科學的態度是“兩條腿走路”。很多領域不能靠“追跑”和“跟跑”去解決問題，例如我國的霧霾治理問題發生在21世紀，就很難借鑒上世紀50年代倫敦對霧霾的處理經驗。“得進行科技創新，成為並跑甚至領跑者。”

高福院士（左前）與英國專家Tim Brooks在非洲實驗室中進行指導工作。

關鍵核心技術須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國內氣體檢測市場耕耘近十年的周欣，當初就是帶著關鍵核心技術回國創業的。他告訴第一財記者，大方科技所在的行業是分析儀器儀表領域，主要面向環保、電力、煤礦焦化等行業。經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當有些領域沒有國產品牌參與競爭時，進口儀器的價格都是天價，即使這樣，有些儀器和儀表還是無法買到。

“但是，當我們突破核心技術，推出自己品牌的產品，替代進口產品之後，進口產品的價格就會大幅度地降低。”周欣說。

十年前，國外的氣體分析儀非常貴，幾萬美元一臺，賣到中國就要幾十萬元人民幣，並且測量方式並不適合中國的工況環境，使用效果並不好。大方科技根據國內市場的實際使用工況，設計了技術路線，自主研發，克服了進口儀表的一些局限。

同時，由於是自主研發，售後更及時，即便在使用過程中遇到一些問題，大方科技的研發團隊也能及時改進方案，進行產品的更新和叠代。目前，大方科技自主研發的“脫硝氨逃逸在線監測系統”在性能上已經優於同類進口產品，實現替代。

周欣認為，要想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和國防安全，一方面需要堅持自主研發，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打破壟斷和壁壘。另一方面需要國家在關鍵設備和技術上，鼓勵國產化，特別有些“習慣采用進口設備”等觀念和習慣要徹底改變。

習近平在上述講話中指出，企業是創新的主體，是推動創新創造的生力軍。要發揮市場對技術研發方向、路線選擇、要素價格、各類創新要素配置的導向作用，讓市場真正在創新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要完善政策支持、要素投入、激勵保障、服務監管等長效機制，帶動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蓬勃發展。要加快創新成果轉化應用，徹底打通關卡，破解實現技術突破、產品制造、市場模式、產業發展“一條龍”轉化的瓶頸。

這讓周欣覺得備受鼓舞，他表示對未來“充滿了期待”。“沒有市場的支持，國產品牌是沒有辦法發展的。技術上我們不怕和進口品牌直接競爭，但很多時候我們沒有機會。在招投標中常常遇到‘限定只采用進口品牌’，或針對國產品牌在付款方式和價格上額外加上很多苛刻的條件，這些情況理應改變，要給予國產品牌公平參與的機會。只有這樣，才能促進國產品牌和科技研發的大力發展。”周欣說。

習近平還強調，自主創新是開放環境下的創新，絕不能關起門來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氣、借八方之力。

他同時指出，硬實力、軟實力，歸根到底要靠人才實力。全部科技史都證明，誰擁有了一流創新人才、擁有了一流科學家，誰就能在科技創新中占據優勢。

“自主創新還要靠團隊。領軍人才要創建團隊，培養核心骨幹，充分發揮團隊的力量。”周欣告訴第一財經，他在北京創業，今年十分高興地看到北京市在人才引進政策上又出臺了很多新政策。在人才評價機制及京籍落戶等領域有很多創新和突破，其中對團隊中核心骨幹也有政策上的支持，“希望這些政策和機制能持續推進，有利於打造創新團隊”。

用“硬科技”引領產業革命

習近平指出，工程科技是推動人類進步的發動機，是產業革命、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有力杠桿。廣大工程科技工作者既要有工匠精神，又要有團結精神，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瞄準經濟建設和事關國家安全的重大工程科技問題，緊貼新時代社會民生現實需求和軍民融合需求，加快自主創新成果轉化應用，在前瞻性、戰略性領域打好主動仗。

作為“80後”，張雲飛研究的是人工智能領域的無人船艇。經過10年的努力，他已成為該領域的佼佼者。雲洲智能在2016年攻克了無人艇全自主航行技術、弱聯通條件下的協同控制技術，這僅比美軍晚了1年半的時間。

談起工程科技的複雜與艱辛，張雲飛深有感觸，他給第一財經記者舉了個例子：他們最新推出的3噸無人艇“瞭望者”，小小一條無人艇里面包含了100多種傳感器、200多塊芯片、30多萬行的代碼，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電子信息系統。

張雲飛同時表示，由於業務的特殊性、敏感性，公司在與金融和資本的對接中還是存在不少障礙。而且，最近這些年，中國工程科技的進步有些緩慢。

2015年8月，黨中央、國務院出臺《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部署了到2020年要完成的143條改革任務，目前已完成110多條改革任務。

習近平表示，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決心不能動搖、勇氣不能減弱。科技體制改革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闖難關，破除一切制約科技創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正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張雲飛認為，當前，資本、需求等外部資源的提升速度，以及生產關系、市場渠道、模式創新等上下遊要素的變革速度，遠遠超過了核心科技創新和產業工程化的發展速度。

由於外部資源和上下遊要素的創新叠代主要取決於資源的再組織，因而可以十倍的速率提升，但工程科技創新叠代主要取決於工程技術人員科研能力的進步和時間精力的投入，包括人才培養的速度，是不可能倍速提升的，所以就造成了“建立健全科技和金融結合機制、創新型人才培養等領域的進展滯後於總體進展”的局面。

“對此我們只能沈下心來，對實業給予更多的資源和政策傾斜。空談誤國，PPT是造不出國之重器的；實幹興邦，只有過硬的‘硬科技’才能引領產業革命。”張雲飛說。

張雲飛說，“我們計劃最近發布展現無人艇集群智能技術的視頻，這是對習主席殷切希望的最好回應”。

雲洲智能推出的新一代軍民兩用海洋無人艇平臺。

為科研人松綁

一切科技的創新都來自於人，只有驅動了人才，才能驅動創新。習近平在兩院大會上的講話再次為科研人解除束縛。

“看到習總書記的講話，我感覺我們可以從材料和匯報中解脫出來了。以前每個季度匯報一次，我都忙得快崩潰了。”一位國家研究機構的科研人員表示。

但是，由於中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企業和科研單位多年來習慣於面向和依賴政府，加上條塊分割，使企業和科研單位相分離，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沒有形成有機整體。

雖然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已有十幾年，但目前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的問題仍然相當嚴重，企業從整體上講，還沒有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大量的科研單位獨立於企業之外，同時科研人員被科研體制束縛。

為了激活因為受到體制束縛而活力不足的科研力量，構建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近年來國家層面圍繞企業技術創新、科研體系人才評價激勵、科研經費管理、科技成果轉化等已出臺一系列改革措施。

但是，在創新體制的培育，尤其是核心技術的催化上，尚難立見成效。

“基礎研究是上升到應用研究的墊腳石。不是所有的研究都會有成果出來，有的領域，比如流行病學，是沒有什麽專利可以賣的，拿到數據是為國家策略作支撐。基礎研究待遇低很常見，博士生一個月才7000元。”上述科研人員表示。

“新的改革政策很受歡迎，但是目前分配機制仍然沒變。科研人員的收入還是按照國家規定的基本工資+崗位津貼+績效工資。在科研成果轉化上，基本沒有分成，而且，由於擔心國有資產流失等原因也基本不賣專利或投資。”一位國有科研單位研究人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政策出臺到落地，需要一個時間周期。現在的情況是，科技成果出來後沒有獎勵，發表論文可以在一定範圍內增加績效工資的額度，但是資金要自己掙，主要從橫向科研經費支出（即指承接企事業單位的科技協作等涉及技術服務的項目）。

“十多年以前，我的月工資2萬元多一點，幾乎是全所最高的。到現在，增加也不多。雖然相比大學里我們的工資高一些，但是人員流失也不少——換個單位掙年薪百萬也不難。當然，還是有不少人在為自己的理想繼續堅持。”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