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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金融監管開始松綁 考驗全球協同

2016年9月的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總結峰會五大成果時，把全球宏觀政策協調的共識放在了首位。實際上，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開始產生的全球宏觀政策協調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常態，並從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逐步擴大到結構性政策等社會和政治層面的政策協調。

隨著一些經濟運行指標透露出企穩向好信號之時，關於全球政策協同的變化也開始發生。業界普遍關註的是，關乎系統性風險管控的金融監管政策和美聯儲加息引發的貨幣政策變化。

美國松綁金融監管難度不小

對於金融監管，金融危機之後各主要經濟體的普遍做法是強化央行對金融市場的管控力。但現在最大的變數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正在履行承諾，放松金融監管，對銀行業松綁。

2月3日，特朗普簽署行政令，要求美國財政部和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FSOC）對現有的金融監管法律進行評估，他重申要廢除奧巴馬時代的《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下稱《多—弗法案》）。

諷刺的是，FSOC本身也是《多—弗法案》的產物，它是由財政部、美聯儲、證監會、聯邦存款保險基金等金融監管部門組成委員會，最核心的作用就是協調監管機構管理美國金融業。

此舉意味著銀行業“腳上的鐐銬”即將掙脫，因此消息一出，華爾街欣喜若狂，銀行股價隨即大幅攀升。為了安撫外界對金融系統再次失序的擔憂，美聯儲很快表態，該法案將不會被廢止，但會對部分內容做調整。

“特朗普需要得到國會廣泛支持才能夠推翻《多—弗法案》的一些內容，從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推動醫療改革的艱難可以看出，對美國政治來說沒有一項議程談得上容易。”IG集團亞洲資深金融研究員韋斯頓（Chris Weston）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特朗普努力廢除對商業和金融業的監管雖然會讓銀行松口氣，但實際操作難度不小。

韋斯頓也拋出了市場非常關切的一個問題：“政府將多大程度地在《多—弗法案》上開倒車？”

分析認為，美國的金融政策從嚴管走向寬松，不排除是基於諸多全球經濟回暖跡象所帶來的信心。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今年1月發布的預測，全球經濟增速今年將達到3.4%，明年升至3.6%，均高於去年3.1%的增速；美聯儲發布的季度經濟預測顯示，今年美國經濟預計增長2.1%，到今年年底失業率預計為4.5%，通脹率預計為1.9%；根據歐盟統計局的粗略估計，歐元區實際GDP已經連續15個季度持續增長；《新興經濟體發展2017年度報告》也顯示俄羅斯、巴西等經濟體正在觸底反彈……

但是，現在的全球複蘇跡象距離2008年的金融危機，已過去將近10年。危機的迅速擴散和巨大沖擊的一個核心原因就是當時的金融監管體系和金融機構的風控體系，極大忽略了對系統性風險的管理。因此，特朗普政府試圖松綁金融監管的做法讓很多人開始擔心，金融危機帶來的慘痛教訓，美國難道已經“好了傷疤忘了疼”？

ING銀行首席亞洲經濟學家提姆·康頓（Tim Condon）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金融危機已經過去10年，現在的很多問題，特別是存在於美國經濟中的問題，都好像是一場從那次嚴重的震蕩中留下的後遺癥，人們被嚇到了，商業活動和消費者的行為很長一段時間都還處於震蕩的陰影之中。”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震蕩的影響可能已經消失了，可能10年時間剛好足夠。從2016年4季度以來的一些數據可以明顯看出，全球經濟活動似乎開始反彈。”康頓稱：“在市場上我們常講，做得好不如命好，特朗普可能就是走運，他上臺時恰逢美國和全球經濟都在複蘇，美國消費者和商家都度過了艱難時期，消費者開始願意花錢了。”

歐洲未見金融監管松綁

對於複蘇判斷所參考的一些依據，康頓給出了幾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看到美國的ISM制造業指數，也可以看歐元區和亞洲的出口以及全球貿易的複蘇。”

3月初，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表示，2016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持續保持兩位數的增長，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4.6%，為新世紀以來最高水平。同時，2月中國PMI指數為51.6%，連續7個月保持在50%的枯榮線以上，表明經濟趨穩基礎逐漸鞏固。

而2月份美國制造業指數ISM錄得 57.7，是2014年8月以來的最高值。新訂單的加快增長，令制造業采購經理對企業前景樂觀。

歐盟統計局3月17日宣布，歐元區1月出口較上年同期增長13%至1639億歐元。《經濟學人》分析，無論是中國還是亞洲其他國家，貨物出口都從2015年底的底部開始反彈。

一個關鍵問題是，是否會有更多經濟體參照美國，試圖放松金融監管呢？康頓認為，除了美國以外，目前並未在歐洲看到任何金融監管松動的跡象。

“歐洲銀行從美國放松金融監管的動機中感到了壓力，但現在要下結論還為時過早，至少在歐洲我還沒有感到任何這種松綁現有金融監管體系的跡象。”康頓認為，金融危機的教訓讓歐美決心不讓銀行再次令政府陷入窘境，但是，該用多嚴格的手段才能確保金融監管成果，目前還是個問題。“由於金融市場的競爭，美國如果松綁金融監管，肯定會影響到其他國家的決策和應對措施，但現在並不知道美國松綁金融監管的程度和方向，所以無法下定論。”康頓說。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美國、中國、俄羅斯和歐盟等國家或地區紛紛對金融監管體系進行改革。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巴曙松曾總結，這一趨勢是“由傳統的多頭監管向雙峰監管甚至是一元的綜合監管發展，同時強化中央銀行的監管職責逐漸成為主流。”

簡要來講，美國通過設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和擴大美聯儲監管職權，對原有的金融監管框架進行了修正和補充；俄羅斯組建了隸屬於中央銀行的統一大金融市場監管機構；英國在英格蘭銀行下設金融政策委員會（FPC）負責宏觀審慎監管，在財政部下設金融行為監管局（FCA），負責監管銀行、保險及投資業務，成為目前法律執行力最強的金融監管機構；此外，澳大利亞、瑞士、德國、新加坡等發達經濟體的政府和央行紛紛設立金融監管機構，共同構成了全球金融監管協同，防範系統性風險。

日本寬松貨幣政策將承壓

作為金融危機之後的一個代表性的全球政策協同機制，G20是一個各國商議與合作的大平臺。在2016年的G20公報中，各成員國再次強調了政策協調的重要性，達成共識，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的目標。

公報認為，貨幣政策將繼續支持經濟活動，保持價格穩定，與中央銀行的職責保持一致，但僅靠貨幣政策不能實現平衡增長。

一些市場人士認為，比起現實的效果，政策制定者們對貨幣政策作用的期待值過高。另一方面，主流經濟學家不斷呼籲全球經濟當務之急是合理協調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

全球經濟在2016年度過了艱難時期，但美國早已結束三輪量化寬松，隨著經濟恢複，充分就業水平提高，美聯儲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令美國進入加息周期，已經在市場的充分預判之中，從2016年12月開始已經三次加息，上周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25個基點至0.75%-1%，而且美聯儲表示今明兩年還會有數次加息動作。

“在全球來看，貨幣政策是存在一定分歧的，而分歧會帶來一些壓力。但是，在未來幾年，這些分歧會逐漸彌合，我們會看到，美國回歸貨幣政策正常化，我們也看到中國人民銀行正跟隨美聯儲的腳步，歐洲央行也預計在今年下半年逐漸減少債務回購規模。你會看到這三大經濟版塊正在就貨幣政策協同運轉，僅有一個例外就是日本。”康頓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康頓認為，在實行了多年的量化寬松政策之後，日本央行將會感受到來自美國的壓力，原因在於日本對美國的巨大貿易順差，這是美國想要首先解決的問題。

在美國最近一次加息之後，日本央行第二天則決定維持貨幣政策不變，並維持超額準備金利率在負0.1%，同時維持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零附近，並暗示近期不會擴大貨幣刺激政策。

康頓表示：“美國能動用的辦法之一就是讓日元對美元升值。但很明顯現在美國不喜歡多邊機制，特朗普又號稱自己特別擅長談判，尤其特指一對一的談判，所以未來一些‘美國優先’的成果都會來自於雙邊談判，現階段只有日本跟其他三大版塊在貨幣政策上缺乏協同效應，但隨著日美之間的博弈，最終會看到日本也將向另外三大版塊靠攏。”

韋斯頓告訴記者：“歐洲央行正在考慮今年提高存款利率，而英格蘭銀行則正在討論提高英國利率，中國正在提高短期利率水平，在澳大利亞，未來12個月內升息的概率同樣高達55%。這些舉措都將對流動性帶來影響，但並不認為是貨幣政策發生變化。”

不久前，在第十六屆全球宏觀經濟預測春季年會上，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就發出警示，若美國加息並放松金融監管，這將對全球金融市場的資金流向產生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