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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杉資本周逵：投資人追逐的，未必是所有創業者都要追逐的

投資人說 2016-09-26 10:27

文|投資人說

周逵自1998年開始在聯想做投資，負責投資了中訊軟件、深圳訊天、文思創新、開拓科技等多個企業。2005年進入紅杉資本，不到兩年的時間里成為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合夥人，在投資行業已經做了整整18年。

今天要分享的，便是周逵做投資18年來的一些感悟和思考。

1、創業的門檻

我從事風險投資十幾年，這十幾年我一直和兩類人混在一起，一類是創業者，另一類是同行，同行未必都是對手，其實用同學這個稱謂來得更準確一些。我和這兩類人一起在這十幾年中共同成長，所以我今天想和你聊一聊我對這個行業的一些觀察和思考。

一年前總理號召全民創業，我們看到許多創業者蜂擁而至。前段時間有關創業者不要臉的話題引起了大家的熱議，說許多“壞人”混進了創業的大潮，這種說法可能是不太對的。

響應國家號召來開創一個新東西，即使是“壞人”來創業，他也不是在展現他壞的一部分，所以他創業輸掉了，我們不要責怪他。

全民創業有它的道理。第一個是因為創業的門檻降低了，比如我做個小遊戲，全國人民15億人都去下載這個小遊戲，我就可以一夜暴富。技術的快速發展也加快了門檻降低的速度，我想這是現在創業機會之所以多的重要原因。

比如芯片，十年前我們很難想象一個這麽小的手機，上面能夠存那麽多東西，運行速度還這麽快，也很難想象我們走在路上就可以看實況轉播。

第二個是因為創新的邊界在不斷擴大。2005年百度上市的時候，整個互聯網廣告市場非常小，中央電視臺的收入超過了互聯網廣告的整體收入，而現在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今天的互聯網邊界，是一個圓周，周長變得越來越大，接觸面也越來越多，互聯網已經深入到了各行各業。所以說互聯網+的概念，也是很適宜的一個提法，可能就正好切中了你。很多概念不是提出來才發生，而是發生了，結果被提了出來。

你可以看到五年前很多人還在抗拒，三年前就不太抗拒了，覺得線上可能是趨勢，最後大家都會變成互聯網企業。但到今年出現了一個苗頭——線上企業突然發現自己也不是什麽趨勢，其實做到最後自己也是一個線下企業。

這種融合速度非常快，已經沒有天上和地下之分，大家都是凡人。只不過出發點不一樣，但最後都要殊途同歸，回歸到商業的本質。

2、贏家通吃

前不久騰訊變成了全亞洲最大的企業，市值2000多億美金。可能再過幾年，中國會有一家全球最大的企業。中國優秀的企業離全球最大企業，翻一倍就到了，翻一倍對我們來講是很現實的。

中國GDP增長沒有那麽快，那麽這些企業的價值從哪里來？這些價值不是增量堆積出來的，而是存量的重新分配。那麽當這邊是萬眾創新的政策，而那邊卻是贏家通吃的規則時，這是一件很困惑的事情。怎麽理解這種困惑？

我想，往前看可能是機會，而往後看則是一個教訓。如果我們往後看，比如電商行為大部分在淘寶上發生，個人娛樂時間大部分在騰訊上發生，你去看已經發生的事情，你很難發現機會。但是你往前看，它通吃之後會發生什麽？

當淘寶成為了網購零售的一個平臺，變成基礎設施的時候，隨之而來的是什麽？廣告，流量的分發。後來是支付，產生了螞蟻金服。為了解決物流，就有了四通一達和順豐。這些隨後發展起來的企業也即將成為基礎設施，往後看，你可能被它踩死；但往前看，你可以踩在他們的肩膀上幹活，這里面就有了很多新機會。

3、成功的不同定義

我記得在我讀高中、讀大學的時候，最崇拜的就是點子大王。點子大王是走在臺上的，是當初獨領風騷的人物。但今天我們要談創新，肯定是遠遠超過了點子的含義的，有點子還遠遠不夠。

再往前，在你創新的過程中你看到了機會，但機會和成功還有一段距離。就比如我們今天談未來的黃金十年，大家都很認真，但這與成功中間還差了很多東西。

我在這個行業呆了十幾年看過很多創業者，想告訴大家，投資人與創業者所看到的成功是不一樣的。VC投了500億美金，可能是想賺三倍，變成1500億美金。但對創業者來講，未必一定要賺回1500億美金，你不要有這種壓力。

也就是說投資人追逐的東西，未必是所有創業者都要追逐的。因為從點子走到今天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案例太少，甚至是鳳毛麟角，像馬雲、馬化騰，他們是我們非常尊重的創業者，甚至到了仰慕的程度。

可能你身邊的機會很多，但VC並不認為這是好的機會。創業不是非得拿到風險投資才算創業，你的成功與投資人要的大成功不一樣，你應該要在這上面有自己冷靜的判斷。

4、浪潮的窗口期

有兩三年的時間里，我們接到的很多商業計劃書，都標榜自己是某個領域的分眾傳媒，有火車分眾傳媒，汽車棚分眾傳媒，廁所分眾傳媒，五花八門，千奇百怪。分眾傳媒脫穎而出後，創業者一擁而上，這種一擁而上的現象一直陪伴在我們的工作和生活當中。

就像當年的團購，出現了四五千個選手。這是個讓VC挺興奮的事情，因為我們投美團之後，發現大家都上來了，那這個事我們沒有搞錯，但一個現象級的創業者後面有一批跟隨的創業者是不太正常的。

就好比知識競答，你和一個人共同搶到了答題機會，有可能你的回答都是正確的，但你沒有比別人更正確，而獎品只有一份。如果你比他強，你可以在後面追趕他；如果你沒有他強，起步又比他晚，那麽在同一件事上成功的概率就會很小。

但這不意味著你沒有機會，當騰訊、百度和阿里變成基礎設施的時候，他沒有涉及的場景你可以先去走，然後跑起來，跑得越快越好。因為你如果沒有抓住窗口期，把自己變得足夠強大，那你前面的努力很有可能都只是為他人做嫁衣。

5、跳出你的舒適區

創業成功絕不是一蹴而就的，你需要不斷地學習和進步。而創業者在學習上，不管你多牛，比起你要做的事，你永遠都還不夠牛。很多創業者覺得自己很牛，投資人看創業者也很牛，所以大家一拍即合開幹了。結果到最後還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原因是什麽？

抽象一點來講，失敗的原因就是你缺乏改變自己的能力。改變自己的能力和你以往的經歷無關，反而有些創業者因為過去太牛，在新的事物上變得刀槍不入。

改變意味著你要暫時放下你已經熟練掌握的技巧，跳出你的舒適區，去學習那些對你而言不熟悉甚至是有難度的技能。而這絕不是一個愉快的過程，因為誰也不願意把自己的腦細胞再重新改寫一下，這可能帶來心理和身體上的痛苦。

但當你要實現一個更大的目標，或者承擔更多的責任時，你需要提升自己的能力，不得不做出改變。

6、誠實

誠實不是從道德含義上來說的，而是一種對價值和目標深刻的認識。我們經常遇到一個現象，那就是創業者說大話。拿到錢並不能說明你就是對的，你要清楚，誠實對你創業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麽。

有時候創業者為了激勵團隊，也為了嚇唬一下對手，說高了自己的融資額。我很理解創業者這樣的行為，但你這樣做並沒有太多的價值，你應該思考的是，你給你的客戶，你給老百姓究竟帶來了什麽價值。

現在許多創業者看每一個人都是競爭對手，每天生活在焦慮中，當然這也是一種驅動力，但這種驅動力從心理上、精神上、肉體上都是不可持續的。

兩個同行戰鬥到最後，很有可能會走在一起，比如說58和趕集，滴滴和Uber。優秀的創業者之間應該既是競爭對手，又是合作夥伴。優秀的創業者要有非常開放的精神，對競爭對手和消費者有極強的同理心，有極大的格局觀。

不誠實也會帶來很多問題。

第一，說出去的話潑出去的水，你說的東西你要花時間去收拾。有時候這個收拾的過程會讓你把自己美好的時間都花在里面，結果把真正該做的事忘了，或者來不及幹。最後你對自己沒辦法交代，對公司、對員工、對投資人、對客戶也沒有辦法交代。

第二，說大話的門檻非常低，只要你給我一個話筒，我就可以脫口而出，但這樣做的成本非常高，有可能最後你會失去最珍貴的東西——信用。

創業與投資的圈子是非常小的，如果你沒有了信用，當你最需要支持的時候，沒有人願意幫你。錢也不能幫你把信用換回來，有可能你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換回大家的信任，但人的一生何其短暫。

7、匠心

匠心不是雞湯。我們觀察創業者，其實我們也是創業者，所以在這里我談一下我們自己。

匠心的第一個表現是專註。市場上有無數的機會，可以說都不是你的，因為屬於你的機會就是你選擇的那一個。如果你不專註就不專業，為什麽要專業，因為專業可以帶來更大回報，這是十幾年來的體會。

匠心的第二個表現是誠實，誠實是一種能力，不光是一種態度。如果你不能尊重事實，有些事實在那但你看不到，或者更多的情況是事實就在那，但你不願意去看它。

匠心的第三個表現是自律。自律是對自己的約束，放在一個組織里，自律包含了對組織智商的尊重。我們這個行業本來是藝術家的、是英雄的時代，但你可以看到最後留在臺面上的，全是一個組織，一個團隊，一個品牌，而不是一個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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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轉股銀行受益最大 AMC迎萬億盛宴？未必！

“是好事，但不一定能落到你頭上。”一位不良處置界人士在債轉股指導意見出臺後如是評價。

日前，國務院印發《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標誌著討論許久的債轉股正式起航，市場一片歡騰，萬億不良的市場大“蛋糕”似乎近在眼前。然而，早在今年初，銀行不良持續飆升之際，市場也曾預期不良將迎來爆發式“盛宴”，但出乎意料的是，10個月之後回過頭來看，銀行不良出表力度不僅沒有增加，反倒存在萎縮的跡象。

《意見》盡管指出，銀行必須要通過第三方機構實施債轉股，但這個“第三方”中，不僅涵蓋資產管理公司(AMC)，還包括保險資管機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機構等，尤其是銀行被允許設立新機構開展市場化債轉股，比如國內首單上市公司市場化債轉股案例的實施機構正是建行新設立的總規模為100億元的基金，該基金將由建行旗下的建信信托負責管理，對雲南錫業股份部分正常類貸款實施債轉股。

而最終，這些優質的不良資產可能還是在銀行的視線範圍之內，萬億不良“盛宴”的其他受益者到底能受益幾何，依舊有待觀察。

不良“盛宴”事與願違

目前可以達成共識的是，經濟依舊處於下行通道，銀行不良依舊持續雙升，何時見底，見仁見智，而這個問題最終將決定著不良資產收購的時機。

年初，不少機構預測，今年銀行不良將面臨大規模出表的壓力，然而，本報從業內了解到，16家上市銀行大都以自主清收為主，對外公開轉讓總體占比不高，平均不到30%。因此，這就出現了與“常識”相違背的怪像，即原本以為經濟下行會給AMC帶來不良資產大爆發的“盛宴”，可在現實的業務操作中卻出現了不良資產收購難的現象，尤其是對於地方AMC來說，這種現象尤為明顯。

本報從業內拿到的一組數據顯示：基於監管紅線的約束，我國銀行業於2015年集中處置了超過1.5萬億元的不良資產，幾乎是2010年中國經濟開始進入下行周期以來，到2014年末這五年不良資產處置的總和，這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銀行在2016年的不良資產處置壓力。

而翻閱這兩年16家上市銀行財報就可以發現，“加大清收力度”“加大不良資產處置”等字眼幾乎成為標配。

“據我了解，銀行對打包出售、完全出表的賣斷式不良資產公開轉讓持有一定的保留態度。因為，被動折價轉讓不良貸款，一方面會影響銀行利潤，形成真實損失;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大量客戶資源的流失，因此，賣斷式折價轉讓是銀行的下下策。”一位省級AMC的部門負責人對本報說。

戲劇性的是，今年在資產荒等因素的倒逼之下，出現了一波房地產行情，而房地產又是銀行不良債權的主要抵押物，房價的上漲使得抵押物能夠快速處置變現，並獲得不錯的收益，這也為銀行帶來了喘息之力。

“總體來說，金融監管體系對於銀行還是呵護有加的，不會讓銀行不良出現爆發式增長，這是一個緩慢的化解過程。”該省級AMC的部門負責人說。

除了銀行減少實質性地對外轉讓不良外，四大AMC在戰略上開始回歸傳統金融不良資產主戰場的動作也進一步壓縮了資產包的流出量，尤其是東方資產、長城資產基於股改上市的規模擴張需求，在今年均加大了對銀行不良資產收購的力度。

本報記者此前采訪粵財控股副總經理、粵財資產董事長吳鋒時，他表示，如今，四大AMC的銀行不良貸款收購策略已經從過去在各個地區分、支行進行分散化的市場化收購，轉化為與銀行“總對總”的一攬子合作收購解決方案，可以看到，四大AMC在加強經濟下行周期的資產項目儲備。

“多種因素導致地方層面出包量更少。據相關機構統計，今年上半年廣東省出包總金額大概為200億元，同比減少了一半。”他說。

交銀國際的研報顯示，今年上半年傳統類不良資產公開市場實際成交額估計至少在3000億元左右，華融和信達的市場份額分別為大約49%和29%，合計約78%，顯著高於以往50%以上的市場份額。另外，據長城資產披露，今年上半年集團新增收購債權出資金額同比增長408%。

債轉股首例銀行主導

那麽，《意見》的出臺和市場化債轉股的實施能否改變上述現狀?

在此次《意見》中，有兩個關鍵條款：一是明確市場化債轉股對象企業應當是發展前景較好、符合國家產業發展方向以及信用狀況較好的企業，禁止將僵屍企業作為市場化債轉股對象。二是明確要通過實施機構的方式開展市場化債轉股，尤其是銀行可以通過符合條件的所屬機構或新設機構開展市場化債轉股。

“首先，具有良好發展前景的企業本身就不是銀行不良出表的標的物，銀行出於利潤考慮，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出表的。其次，即便銀行有意願將這樣的資產拿出來，轉讓給AMC，中間一定存在較大的折價，這是銀行所不願意看到的。”一位中部省份AMC負責人對本報稱。

據了解，在不良資產的定價上，銀行主要從貸款的現狀進行定價，即：抵質押物的價值、其他可執行財產的價值等。而AMC除了考慮上述因素以外，還關註資產處置風險、難度與變現時間、成本、合理利潤等，為此，通常收購不良資產定價時會按假設破產定價法，在全部可執行財產折現價基礎上再打個合理折扣。目前，不良資產包的市場價格通常在3折左右。由於銀行與AMC的經營目標不同，定價方法也就不同，分歧成為必然。

10月16日，隨著錫業股份的一紙公告，國內首單上市公司市場化債轉股浮出水面，根據公告，建設銀行或其關聯方設立的基金(下稱“投資人”)擬向錫業股份的控股子公司華聯鋅銦註資以認購其新增註冊資本，增資後，投資人將持有不高於15%的華聯鋅銦股份。也就是說，首單上市公司債轉股的實施機構仍在銀行的視線範圍之內，為銀行的新設機構。

“如果市場化債轉股的實施機構可以是銀行的下屬機構或新設機構，那麽，銀行更願意選擇自己體系內的機構去作為債券股的實施機構。” 該中部省份AMC負責人認為，債轉股作為銀行信貸風險的化解方式之一，為銀行的不良資產處置增加了新的工具，銀行是最大的受益者，但至於說債轉股對於AMC的直接利好作用，還有待觀察，社會資本或許可以間接參與其中。

但他同時表示，這一波債轉股明確定性為市場化，相比上一波政策性的債轉股，最終的效果肯定會與上一波不同。“我了解到，近期，很多銀行，尤其是四大商業銀行通過合作發起設立不良資產處置基金、積極參與債轉股、大力開展自主清收與核銷等，不斷創新處置模式，力圖掌握不良資產處置的主動權，最大化不良貸款價值，減少不必要的損失。”他說。

【專欄】實體店的衣服賣不掉，開官網也未必靠譜

又快臨近一年一度全球最大的購物節——雙十一了。買家賣家如同打雞血一樣摩拳擦掌。在電商的大行業里，服飾無疑是排行前幾名的大類目。眼見著那些淘品牌的銷售如火如荼規模日漸壯大，傳統品牌服飾企業的老板們也意識到必須迎頭趕上。

這一趨勢其實已有些時日。最早的幾家在五六年前就開始啟動官網銷售，但效果並不理想。比如美特斯邦威(002269.SZ)(以下簡稱美邦)，早在2010年年底，就上線了電商平臺邦購網，但運營不到一年，就將網站剝離了上市公司。

這樣的失敗案例在業內不少。究其原因無外乎是品牌的管理層懂得如何經營線下實體零售，卻不懂得如何玩轉互聯網營銷。業界不斷傳出八卦，哪家公司的創始人花了大價錢挖來了某公司的前任高管來負責公司電商業務，但不多久就有傳出走人的消息。

我此前也采訪過在這個行業做了十幾二十年的服飾行業人士。有些人甚至悲觀地認為一個品牌既做線上又做線下其實完全行不通：若品牌是直營的話價格還能夠協調，但假如還有分銷商代理商，這個價格體系就會變得複雜而紊亂。

此外，轉做電商還讓那些原本開實體店的服飾品牌覺得似乎賺少了。主營男士西服的九牧王( 601566.SH)公布其最新的三季度公告，線上的毛利率2015年前9個月為59.04%，到了今年同期則降到了53.71%。而作為公司大頭占到90%以上的線下銷售的毛利率在這兩年始終維持在58%左右。

做電商對於傳統服飾業的還是大勢所趨。

當然，即使如此，所以就算是問題多多那又如何?試錯在所難免。企業依舊會在這上面加大投入。森馬服飾(002563.SZ)就預計2016年電商銷售規模可以達到30億。而那個在中國紅得發紫、炙手可熱的優衣庫母公司迅銷集團就在日前宣布目前的電商銷售占比為5%，未來將把這一水平提升至30%。

但需要提醒的是，電商高速發展到現在，早前的紅利正在消失消失。雖然在諸如韓都衣舍創始人趙迎光這樣堅定不移的純電商支持者眼中，線上有著線下不可比擬的優勢，比如可以省去租金與人力成本。但現在的線上運營成本也大幅地增加了。匯美時尚的(旗下擁有茵曼、生活在左等知名淘品牌)董事長方建華在2015年時曾對外透露，“3年前導流一個新客戶購買僅需100元左右，現在需要370元左右。”於是，他打算從一個純做線上服飾品牌變成一個“兩條腿”走路的服飾品牌，開設線下實體店，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

回到服飾銷售的本質來，到底什麽才是重要的?

我曾與一個實習生討論現在大學生都喜歡買些什麽牌子衣服。那個20歲的女孩子告訴我她們整個寢室都會看《奇葩說》，因而知道了有範的存在。有範是美邦旗下的一個APP,曾有業界傳聞，美邦曾在2014年的《奇葩說》的冠名上砸了5000萬元，此後兩季，美邦依舊高調砸大錢冠名了這個節目，而且冠名從美邦換成了有範。

“你還會去買美邦的衣服嗎?”我問她。“不會啦。”她說，“大概比我小的中學生會去買吧。”對於有範，她僅表示知曉，但卻不會去下載，“如果是還個買衣服的APP,為什麽還要去下載一個呢。這樣的已經有很多了呀。”

瞧，尷尬的現實是，成長於網絡時代的年輕一代的消費者，他們也並不是那麽好糊弄的。網絡的扁平化讓舊時區域隔閡造成的信息不對稱消失了，價格等信息變得透明化。在這樣的環境下，消費者變得更加敏感且挑剔。他們的眼界在拓寬，通過互聯網電商，有了更多的選擇。所以，如果是同質化的衣服，那麽為什麽不選擇性價比更高的那個?

大多數業績下滑的服飾公司存在的問題也許並不是什麽實體零售下滑、互聯網電商搶客源甚至天氣不好影響顧客購物熱情，而是——你的衣服已經不再受到市場歡迎了。“質量不好。”“衣服不好看。”去店里巡店聽聽，顧客們是這樣抱怨的吧?

如今的電商對於傳統的服飾零售品牌商其實就是多了一個銷售渠道，僅此而已。真相是，如果你的衣服在線下賣不出去，就不要指望轉移到線上就能夠賣掉。

所以，保持品牌常青的本質還是在於所賣的衣服在質量、定價、設計上能否被所定位的目標消費者接受。如果所售的貨物被市場遺棄，那麽開設再多的網店也是枉然。

特朗普讓矽谷人才流失？華人工程師表示未必

“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H-1B(美國最主要工作簽證類別)申請難度可能會加大。”美國大選結果公布次日，矽谷一位創業者在第一時間對第一財經記者表達了上述擔憂。

在最近結束的這場歷史性美國大選中，特朗普獲勝成了矽谷最不情願看見的結果。不管是移民政策還是貿易主張，亦不論是對創新的支持或是對平等的爭取，矽谷與特朗普似乎都不在同一個世界，更難說享有同一個夢想。

2016年大選中，特朗普在整個加州的支持率僅有33%，而在矽谷覆蓋的幾個核心城市，這個數字更是難堪。特朗普在移民等方面的政策將阻礙矽谷吸引和留住全球最優秀的人才，基於這樣的推測，在第三屆互聯網世界大會企業家論壇上，百度總裁兼CEO李彥宏公開呼籲，邀請矽谷人才“搬家”。他說：“非常希望各國人才都能移民到中國來，讓中國能夠在全球創新的舞臺上扮演一個更加重要的角色。”

“墻上的一扇門”

不過，這個繡球或許拋之過早。

“我才不擔心美國不給我辦H-1B。”美國大選夜之後的首個周末，在一個由矽谷科技公司華人工程師組成的飯局上，第一財經記者聽到了不止一個這樣的聲音。這個飯局上的工程師任職於矽谷體量最大的幾個著名科技公司，目前即將開始申請或已經持有H-1B身份。對他們來說，特朗普上臺可能導致矽谷高科技人才流失並不是一個完全站得住腳的推測。甚至，可能相反。

絕大多數人都知道特朗普可能會修一道墻，但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會在墻上留一扇門。

大選一周前，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的一場公開講話中明確表示希望更多人來美國，並強調說“會在修建的墻上建一個巨大的、漂亮的門”，這個門是為了告訴大家“我們歡迎你來，但你得合法地走程序”。這個表述極其形象又精確地闡釋了特朗普在移民問題上的核心主張，這也是他所在的共和黨陣營在移民政策方面的一貫理念——支持高科技移民反對低技術移民。從這個角度來看，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對於矽谷高科技人才來說，是個利好。

對於頂尖計算機人才，矽谷正求賢若渴。盡管當前矽谷資金環境欠佳，一些公司早就削減了對碩士及以下學歷應屆畢業生的招聘力度，但包括谷歌、臉書在內的大型科技公司仍在全球範圍內不遺余力地網羅人才。美國IT雇傭追蹤領域的非營利性機構CompTIA在今年11月初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美國IT行業新增就業連續第四個月保持增長。美國科技行業的巨大需求與本土科技人才的培養與供給之間存在巨大缺口，目前，高科技移民已經成了矽谷最主要的人才來源，這其中相當大一部分雇員得以在美合法工作的主要依托即H-1B簽證，這也是絕大多數外國公民獲得美國綠卡的必經階段。

收緊H1-B和限制非法移民一直以來都是特朗普競選綱要中的兩大關鍵詞，這也成了部分人認為其上臺可能導致矽谷人才流失的主要依據。不過，這與矽谷華人工程師們的真實想法似乎相去甚遠。特朗普移民政策兩大核心詞之一的“非法移民”或許是離矽谷最遙遠的詞匯，這里是美國移民局著重優待的STEM——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數學(Mathematics)——專業人才集聚地，遣返或控制非法移民對矽谷的直接影響微乎其微，限制H1-B對矽谷高精尖人才的實際影響也並不像大多人想象中的那麽糟糕。

據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Ron Hira觀察，今年是H-1B第一次進入美國總統大選的主要議題範疇。一方面，產業結構調整導致美國本土居民就業情況遲遲難以獲得實質性改善;另一方面，美國大型公司海外用工量日益提升進一步壓縮了本土勞動力的就業機會。2015年，迪士尼遣散250員工，其工作改由印度外包公司利用H1-B簽證引進的外籍勞工取代，進一步將H1-B濫用問題推上了風口浪尖。

華人“挺川”者不少

隨著美國經濟走出危機逐漸向好，H-1B簽證名額與實際需求之間的矛盾已日趨激烈。美國移民局(USCIS)每年向外國公民發放8.5萬個H-1B簽證名額，其中，2萬個僅向碩士及以上學歷開放。但在今年4月，美國移民局開始接受H-1B簽證申請後不到兩周時間內就收到23.6萬份申請，創下歷史最高記錄水平。為此，矽谷科技界大佬紛紛致信希望美國國會提高H-1B簽證發放名額，不過，這個提議遭到了獲選總統川普特朗普以及獲其提名將可能擔任美國司法部部長的參議員Jeff Sessions的公開反對。

特朗普主張限制H-1B簽證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一制度已經破裂(broken)。美國移民局在H1-B簽證發放條款中明確要求，美國公司雇傭“特殊專業性”外國員工並為他們發放H1-B工作簽證的基本前提是這些外國員工必須在專業領域擁有同等條件下美國員工無法達到的技能高度。但在矽谷，由印度人開設的IT外包公司(ICC， Indian Consulting Company)則用低廉的價格為美國公司雇傭海外勞工，並且走上法律灰色地帶，通過不同公司為同一雇員重複申請，占據大量H1-B簽證名額。

統計數據顯示，在美國移民局2016年接收到的總計23.6萬份H1-B申請中，數量最高的兩家公司均為上述ICC公司——Infosys和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兩者合計約5萬份，占全美H1-B申請總量的比率接近四分之一。矽谷大型科技公司中，IBM排名第3，微軟排名第9，谷歌、亞馬遜、蘋果、Facebook等要求提高H1-B配額的公司均在前10名開外。

對於絕大多數通過正規渠道獲得高學歷、選擇留在矽谷的華人工程師們來說，清除H1-B簽證發放的現存漏洞其意義並不亞於擴大H1-B簽證配額，而特朗普所主張的“限制/提高獲取H1-B的簽證難度”則被大多數矽谷華人工程師們視作對真正高精尖技術人才的另一種保護。

“川普(特朗普)獲勝其實我挺開心的。”一位供職於矽谷某大型科技公司的華人工程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但我不敢在公司表現出來。”在這一次的總統競選中，包括Facebook、谷歌、蘋果、亞馬遜等在內的絕大多數矽谷大型科技公司高管都曾在選前公開站隊希拉里，反對特朗普。在這樣的氛圍下，一些矽谷華人工程師們也成了“沈默的大多數”。

不過，像矽谷著名風險投資人、PayPal和Palantir聯合創始人、Facebook董事彼得·提爾(Peter Thiel)這樣敢於力排眾議公開“挺川”的也不在少數。矽谷華人協會發起人、Broadcom公司工程師、畢業於清華大學的陳誌華(Alex Chen)在此次大選中成了特朗普在北加州地區的競選旗手，在他看來，特朗普當選甚至比希拉里當選要讓人更願意留在美國。

移民政策不是美國吸引人才的唯一因素，國家安全、經濟形勢、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將影響矽谷高科技人才的去留決議。以黑馬姿態殺出重圍入主白宮的特朗普，剛剛在組建他的幕僚團隊，無論最終的結果如何，商人出身的他應該明白，對於國家的富強來說，人才不可不守、經濟不可不振，畢竟他的競選口號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而不是“Fake America Great Again”。目前看來，說矽谷人才“搬家”尚早，且等四年再說。

霧霾中的耐藥性基因未必對人致病

瑞典學者喬奇姆·拉爾森(Joakim Larsson)不會想到，他發表的一篇研究論文會在中國引起廣泛關註。近日，一則“北京霧霾中發現耐藥菌”消息被傳播開來，其中引用的是拉爾森的研究。

拉爾森作為瑞典哥德堡大學抗生素耐藥性研究中心主任，包括他在內的四位學者在《Microbiome(微生物)》期刊發表了《人、動物和環境耐藥基因組的結構與多樣性(The structure and diversity of human，animal and environmental resistomes)》，其中提到從北京一次霧霾天的14份空氣樣本中檢測出抗生素耐藥性基因(下稱“耐藥性基因”)。

霧霾里發現耐藥性基因，那還能正常呼吸嗎?

對此，北京市衛計委相關專家回應，其實在人類周圍環境中存在大量細菌，它們對人體無害，大量細菌和人類是共生共存的關系。細菌的耐藥性和致病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耐藥性的增加不意味著致病性的增強。人體自身具有免疫力，這些細菌大多數對正常人沒有致病力，甚至有些細菌是有益的。人類總數比以前增加了許多，壽命越來越長，是顯而易見的。

同時，《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亦采訪到拉爾森以及多位專家進行解讀。

拉爾森的研究說明了什麽

北京霧霾的空氣中平均含有64.4種耐藥性基因，這是拉爾森團隊在研究數據時發現的。

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微生物基因組學研究員朱寶利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這篇論文其實僅僅論證了一個事實，即北京城市環境中存在著數量眾多且種類繁多的耐藥菌性基因，而這些漂浮在空氣中，是不會對人體直接造成傷害。根據推算，細菌破裂後半個小時DNA會破解，1個小時後RNA基本降解掉，而通過消化道進入人體的基因，也會被胃酸消化，因此霧霾中存在的這些耐藥性基因對人體沒有傷害。”

同樣，拉爾森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很多記者都提出一個問題，這些耐藥性基因對人體的傷害程度有多大？我試圖來回答這個問題，耐藥性基因要感染人體需要三個條件：首先，它必須存在於某種活的細菌中；其次，這種細菌要屬於可能引起疾病的種類，即細菌本身有致病性；第三，空氣中要有足夠多這樣的細菌，即人體需要暴露在足夠多數量的細菌中才會生病。”但他們此次研究並不知道發現的耐藥性基因存在於哪種細菌，在數量上也沒有做出評估，並且事實上絕大多數細菌無法在空氣中存活。

霧霾中的耐藥性基因雖然不會直接對人體造成傷害，但也不那麽樂觀。浙江大學醫學院第一醫院傳染病診治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肖永紅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雖然不用太恐慌霧霾中存在的耐藥性基因，但它們也不是完全無害。這個研究至少說明，在我們的生存環境中，其他地方也存在著許多耐藥性基因。其中，空氣中的耐藥性基因來源是需要我們重視的，它一定是曾經存在於耐藥菌體內，然後才到了空氣中，這個事實不能被忽略。而造就這些耐藥菌的因素，也需要我們重視。”

濫用抗生素與傳播途徑

這些耐藥性基因來自哪里?肯定的是，基因來自客觀存在的細菌載體。“人體和動物的排泄物、水體、土壤等，都可能存在具有耐藥性的細菌，它們在死亡之後，基因會飄入空氣。”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建國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那麽這些耐藥性基因是霧霾造成的嗎?事實上，耐藥性基因一直存在於環境中，並不是因為有霾才有耐藥性基因。空氣中存在耐藥性基因的並不只是北京。拉爾森對美國紐約和聖叠戈的空氣取樣分析後發現，在耐藥性基因的數量上，兩個美國城市和北京相當。

細菌耐藥性是隨著抗生素的產生而出現的。

自上個世紀弗萊明發明青黴素以來，每年不斷有新型抗生素的發現與合成。目前各國報道的種類就超過了10000種，人類使用的抗生素種類名目繁多。抗生素給予細菌壓力，但對於有能力生存的細菌來講，它產生了耐藥性。

據資料統計，全世界抗生素的年消耗量十分巨大，在10萬~20萬噸。我國也是抗生素的使用大國，年生產21萬噸，其中42%和48%分別用於醫藥和農業，人均的年消費量高達138克左右，為美國發達國家的10倍之多。

人畜禽抗生素的濫用，加快了耐藥性細菌的產生，水體、空氣、土壤等環境提供了媒介，加速了耐藥性細菌的傳播。

2006年，第三軍醫大學軍事預防醫學院環境衛生學教研室劉小雲等《對水環境中耐熱大腸菌群的抗生素耐藥性》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醫院汙水汙染地表水，屠宰場下遊地表水，汙水處理廠進水等，分離出的耐熱大腸菌群中均100%耐青黴素、紅黴素和鏈黴素。

東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的肖斌等在2012年發表的《環境中耐藥菌的分布現狀及其耐藥機制的研究》中分析：水體中的耐藥菌隨著人和畜禽糞便的排放，醫院廢物的填埋，其中殘留的抗生素也會排放到環境，再經過滲透、雨淋等，導致部分抗生素轉移到水體，水體中的細菌在抗生素的持久選擇壓力下產生了耐藥性。

在城市，更要面對的是汙水處理廠處理後的剩余汙泥、家畜養殖場所排放的糞便等都含有抗生素，且部分主要用作農業肥料，從而可能導致其殘留的抗生素進入土壤環境;此外，經過徑流與滲透，地表水體中的耐藥菌也可能進入土壤中，共同對土壤中的細菌產生作用，形成土壤中的耐藥菌。

而事實上，在中國的汙水處理上藥物成分的處理成為了一個新的課題。“目前對於汙水中的藥品成分包括抗生素，沒有進行特殊的處理方式，也沒有相應的標準出臺，但是汙水中含有抗生素是一個事實。”一位汙水處理的專家表示。而在他看來，經過物理性過濾後的汙水還需要進行微生物處理，這個過程更是給了耐藥性基因進行水平轉移的機會。

在《中國環境報》的《北京汙泥無害化處理率僅為23%》一文中顯示，日前召開的北京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表示，北京汙泥無害化處理率低，為23%左右;計劃建設的15座汙泥處理設施，10座尚未開工。而汙水中原有的重金屬、有機物、細菌、有害微生物等，大半留在汙泥里，業界稱之為“毒泥”。

無論是土壤、水體，殘留的抗生素都給細菌轉變成耐藥性細菌以生存的環境，空氣中存在些許的耐藥性基因也就成了必然。

耐藥性基因的背後

然而，值得提醒的是，空氣中的耐藥性基因增多，並非空穴來風。如今與過去的差別是多了霧霾兩個字，耐藥性基因背後堅實的“後援”值得我們重視。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研究員、細菌耐藥室負責人李娟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在微生物漫長的進化歷史中，不同菌株間的競爭是常態，進化和變異也是常態。自然界天然就存在個別菌株攜帶耐藥性基因，具有抗菌藥物耐受能力，以適應環境，促進種群的存續。這和我們是否使用抗菌藥物無關。

“人類使用抗菌藥物的本意是殺滅病原菌。但抗菌藥物的大量使用，在殺滅病原菌的同時，也抑制或消滅了大量敏感菌，破壞了微生物間的生態平衡，使得耐藥性細菌得以優勢繁殖。為殺滅出現的耐藥性細菌，人類開發出更多種類的，使用更大量的抗菌藥物，加劇了微生物生態的不平衡和耐藥性的進化和傳播。近七十年來，抗菌藥物過量使用—耐藥性產生—高級別、高劑量抗菌藥物聯合使用—耐藥性大量產生和傳播，這種惡性循環在臨床、動物、水產養殖等各個領域上演。”

同時，李娟也表示，耐藥性和致病性是兩個概念，耐藥菌未必一定對人致病，但是隨著水體、土壤、空氣等環境中耐藥菌和耐藥性基因負荷的增加，耐藥性向病原菌傳遞的風險也在增加。如果病原菌同時具有耐藥性將會給抗感染治療帶來嚴峻挑戰。這也是我們要關註細菌耐藥性、遏制細菌耐藥性的產生和傳播的原因。

耐藥性的產生和傳播是進化的、動態的、生態的和均衡的，只有從生態的視野去理解抗菌藥物的使用和耐藥性變異與傳播的關系，珍惜抗菌藥物資源，重視生態的約束力，才能更好地控制細菌耐藥性。

耐藥性基因未必對人致病 霧霾不是罪魁禍首

瑞典學者喬奇姆·拉爾森(Joakim Larsson)不會想到，他發表的一篇研究論文會在中國引起廣泛關註。近日，一則“北京霧霾中發現耐藥菌”消息被傳播開來，其中引用的是拉爾森的研究。

拉爾森作為瑞典哥德堡大學抗生素耐藥性研究中心主任，包括他在內的四位學者在《Microbiome(微生物)》期刊發表了《人、動物和環境耐藥基因組的結構與多樣性(The structure and diversity of human，animal and environmental resistomes)》，其中提到從北京一次霧霾天的14份空氣樣本中檢測出抗生素耐藥性基因(下稱“耐藥性基因”)。

霧霾里發現耐藥性基因，那還能正常呼吸嗎?

對此，北京市衛計委相關專家回應，其實在人類周圍環境中存在大量細菌，它們對人體無害，大量細菌和人類是共生共存的關系。細菌的耐藥性和致病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耐藥性的增加不意味著致病性的增強。人體自身具有免疫力，這些細菌大多數對正常人沒有致病力，甚至有些細菌是有益的。人類總數比以前增加了許多，壽命越來越長，是顯而易見的。

同時，《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亦采訪到拉爾森以及多位專家進行解讀。

拉爾森的研究說明了什麽

北京霧霾的空氣中平均含有64.4種耐藥性基因，這是拉爾森團隊在研究數據時發現的。

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微生物基因組學研究員朱寶利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這篇論文其實僅僅論證了一個事實，即北京城市環境中存在著數量眾多且種類繁多的耐藥菌性基因，而這些漂浮在空氣中，是不會對人體直接造成傷害。根據推算，細菌破裂後半個小時DNA會破解，1個小時後RNA基本降解掉，而通過消化道進入人體的基因，也會被胃酸消化，因此霧霾中存在的這些耐藥性基因對人體沒有傷害。”

同樣，拉爾森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很多記者都提出一個問題，這些耐藥性基因對人體的傷害程度有多大？我試圖來回答這個問題，耐藥性基因要感染人體需要三個條件：首先，它必須存在於某種活的細菌中；其次，這種細菌要屬於可能引起疾病的種類，即細菌本身有致病性；第三，空氣中要有足夠多這樣的細菌，即人體需要暴露在足夠多數量的細菌中才會生病。”但他們此次研究並不知道發現的耐藥性基因存在於哪種細菌，在數量上也沒有做出評估，並且事實上絕大多數細菌無法在空氣中存活。

霧霾中的耐藥性基因雖然不會直接對人體造成傷害，但也不那麽樂觀。浙江大學醫學院第一醫院傳染病診治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肖永紅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雖然不用太恐慌霧霾中存在的耐藥性基因，但它們也不是完全無害。這個研究至少說明，在我們的生存環境中，其他地方也存在著許多耐藥性基因。其中，空氣中的耐藥性基因來源是需要我們重視的，它一定是曾經存在於耐藥菌體內，然後才到了空氣中，這個事實不能被忽略。而造就這些耐藥菌的因素，也需要我們重視。”

濫用抗生素與傳播途徑

這些耐藥性基因來自哪里?肯定的是，基因來自客觀存在的細菌載體。“人體和動物的排泄物、水體、土壤等，都可能存在具有耐藥性的細菌，它們在死亡之後，基因會飄入空氣。”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建國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那麽這些耐藥性基因是霧霾造成的嗎?事實上，耐藥性基因一直存在於環境中，並不是因為有霾才有耐藥性基因。空氣中存在耐藥性基因的並不只是北京。拉爾森對美國紐約和聖叠戈的空氣取樣分析後發現，在耐藥性基因的數量上，兩個美國城市和北京相當。

細菌耐藥性是隨著抗生素的產生而出現的。

自上個世紀弗萊明發明青黴素以來，每年不斷有新型抗生素的發現與合成。目前各國報道的種類就超過了10000種，人類使用的抗生素種類名目繁多。抗生素給予細菌壓力，但對於有能力生存的細菌來講，它產生了耐藥性。

據資料統計，全世界抗生素的年消耗量十分巨大，在10萬~20萬噸。我國也是抗生素的使用大國，年生產21萬噸，其中42%和48%分別用於醫藥和農業，人均的年消費量高達138克左右，為美國發達國家的10倍之多。

人畜禽抗生素的濫用，加快了耐藥性細菌的產生，水體、空氣、土壤等環境提供了媒介，加速了耐藥性細菌的傳播。

2006年，第三軍醫大學軍事預防醫學院環境衛生學教研室劉小雲等《對水環境中耐熱大腸菌群的抗生素耐藥性》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醫院汙水汙染地表水，屠宰場下遊地表水，汙水處理廠進水等，分離出的耐熱大腸菌群中均100%耐青黴素、紅黴素和鏈黴素。

東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的肖斌等在2012年發表的《環境中耐藥菌的分布現狀及其耐藥機制的研究》中分析：水體中的耐藥菌隨著人和畜禽糞便的排放，醫院廢物的填埋，其中殘留的抗生素也會排放到環境，再經過滲透、雨淋等，導致部分抗生素轉移到水體，水體中的細菌在抗生素的持久選擇壓力下產生了耐藥性。

在城市，更要面對的是汙水處理廠處理後的剩余汙泥、家畜養殖場所排放的糞便等都含有抗生素，且部分主要用作農業肥料，從而可能導致其殘留的抗生素進入土壤環境;此外，經過徑流與滲透，地表水體中的耐藥菌也可能進入土壤中，共同對土壤中的細菌產生作用，形成土壤中的耐藥菌。

而事實上，在中國的汙水處理上藥物成分的處理成為了一個新的課題。“目前對於汙水中的藥品成分包括抗生素，沒有進行特殊的處理方式，也沒有相應的標準出臺，但是汙水中含有抗生素是一個事實。”一位汙水處理的專家表示。而在他看來，經過物理性過濾後的汙水還需要進行微生物處理，這個過程更是給了耐藥性基因進行水平轉移的機會。

在《中國環境報》的《北京汙泥無害化處理率僅為23%》一文中顯示，日前召開的北京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表示，北京汙泥無害化處理率低，為23%左右;計劃建設的15座汙泥處理設施，10座尚未開工。而汙水中原有的重金屬、有機物、細菌、有害微生物等，大半留在汙泥里，業界稱之為“毒泥”。

無論是土壤、水體，殘留的抗生素都給細菌轉變成耐藥性細菌以生存的環境，空氣中存在些許的耐藥性基因也就成了必然。

耐藥性基因的背後

然而，值得提醒的是，空氣中的耐藥性基因增多，並非空穴來風。如今與過去的差別是多了霧霾兩個字，耐藥性基因背後堅實的“後援”值得我們重視。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研究員、細菌耐藥室負責人李娟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在微生物漫長的進化歷史中，不同菌株間的競爭是常態，進化和變異也是常態。自然界天然就存在個別菌株攜帶耐藥性基因，具有抗菌藥物耐受能力，以適應環境，促進種群的存續。這和我們是否使用抗菌藥物無關。

“人類使用抗菌藥物的本意是殺滅病原菌。但抗菌藥物的大量使用，在殺滅病原菌的同時，也抑制或消滅了大量敏感菌，破壞了微生物間的生態平衡，使得耐藥性細菌得以優勢繁殖。為殺滅出現的耐藥性細菌，人類開發出更多種類的，使用更大量的抗菌藥物，加劇了微生物生態的不平衡和耐藥性的進化和傳播。近七十年來，抗菌藥物過量使用—耐藥性產生—高級別、高劑量抗菌藥物聯合使用—耐藥性大量產生和傳播，這種惡性循環在臨床、動物、水產養殖等各個領域上演。”

同時，李娟也表示，耐藥性和致病性是兩個概念，耐藥菌未必一定對人致病，但是隨著水體、土壤、空氣等環境中耐藥菌和耐藥性基因負荷的增加，耐藥性向病原菌傳遞的風險也在增加。如果病原菌同時具有耐藥性將會給抗感染治療帶來嚴峻挑戰。這也是我們要關註細菌耐藥性、遏制細菌耐藥性的產生和傳播的原因。

耐藥性的產生和傳播是進化的、動態的、生態的和均衡的，只有從生態的視野去理解抗菌藥物的使用和耐藥性變異與傳播的關系，珍惜抗菌藥物資源，重視生態的約束力，才能更好地控制細菌耐藥性。

華人在美國混得不如印度人？20年後就未必了

剛剛過去的這個春節，紐約雖然沒有很濃的節日氣氛，華人的慶祝活動也是一波接著一波。從去年春節開始，紐約的公立學校開始在春節正式放假一天。這是繼舊金山、新澤西洲坦納佛萊後，第三個農歷放假的城市。

在一個多種族國家，各個族群的節日是否是公立節日，學校是否放假是衡量一個族群影響力的準確標桿。新澤西和紐約地區的公立學校近乎任何一個猶太節日都放假，每年最少在五天以上。猶太人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既然是比較少數族裔在美國混得好不好，那華裔肯定要與背景相似的印度裔比一比了。筆者想起最近一篇在網上很火的文章，說的是“在百度陸奇歸國的背後，是印度幫在矽谷的全面崛起。華人，正在失去在矽谷立足和升遷的根基。‘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華裔，正在失去在美國高科技領域的位置。”

印度裔比華人在美國混得好這是不爭的事實，不管是在矽谷還是華爾街，他們都比華人更能出人頭地。財富500強里已經不乏印度人的CEO，這確實和他們的團隊精神有關系。眾所周知印度人愛抱團，最愛提拔自己人。一個部門有了印度老板後，幾年過去整個部門差不多都是印度人了。

不過，這里面也有不少客觀原因，而未來20~30年後華裔未必不能在美國社會展露頭角。

首先是語言問題。印度的官方語言是英語，印度留學生來美後雖然口音很重，華人一般覺得聽起來困難很大，但對美國人不是問題。在公司混，華人即便英語很好，但是因為母語不是英文，緊要處總是差些。拍馬屁、求提升這種精微細妙的意思就不好表達。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雖然到2013年華裔人口總數已經超過印度人，成為亞裔中人口最多的族群，但其中60%為旅美華人，1/7是2010年後來美的新移民。這就意味著對於很多華人來說，語言文化可能還是事業進一步提升的障礙。

現在正當壯年的ABC(在美國出生的華人)，他們的父母多是以前的老移民、老華僑。那時華人在美國多為勞工階層，聚居在唐人街。人微言輕，以生存為要務，很難為孩子提供良好的學習和事業發展機會。而中國第一代留學生的子女在美國才剛剛走上工作崗位。

80年代末、90年代來美的留學生極具競爭力，他們在美國大多完成了碩士或者以上學位，並在美國的大公司任職，處在領導崗位的也不乏其人。他們的子女在重教育的氛圍中長大，和同齡的美國孩子相比往往出類拔萃。

筆者的一個朋友90年代初來美國，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在讀博士時生下女兒。如今她在新澤西的一個大藥廠管理新藥測試的大型項目。三年前她的女兒被幾乎所有的常青藤大學錄取，最後選擇了普林斯頓。如今這位20歲出頭、正值大四的亞裔女孩正在選擇到摩根大通還是谷歌上班，為在華爾街還是矽谷發展舉棋不定。

這樣的ABC在美國不是少數。他們學習優異、深諳美國文化、自信朝氣。如今剛剛步入職場，10年、20年後很有可能會出現各行各業的傑出人物。風物長宜放眼量，華裔在美國的嶄露頭角來日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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