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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副校長湯明哲問（以下簡 稱問）：杜邦（DuPont）是當前全球市值第二大的化學製造集團，在美國道瓊三十支成分股之中，歷史達二百一十年的杜邦，可能是活得最久的。然而，企業 要突破生命周期的限制，不能夠不轉型，但轉型並不容易，文獻顯示至少五○％以上企業轉型都以失敗告終。過去IBM成功了、日本富士集團成功了，但柯達 （Kodak）失敗了，摩托羅拉（Motorola）也不被看好。 如果看這十五年杜邦的事業組合變化，傳統的石化與紡織纖維事業已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農業、食物、生物科學與先進材料（見八十頁圖），已全然變身。杜邦這次轉型，如何重新定位能耐？ 掌握新變局內部危機感深，給我們改革時機 杜邦董事長兼首席執行長柯愛倫（Ellen Kullman）答（以下簡稱答）：不同在於，過去我們視「化學」為（競爭優勢）基礎﹐然而現在，我們視「科學」為基礎。包括物理、?化學?和生物。 杜邦以三個大趨勢重定事業組合。全球人口持續增加，到了二○五○年會有九十一億人，這給全球帶來全新議題。首先，我們必須餵飽新增的人口，這不只意味著生 產力，還要從營養端去思考商品價值；另一個與人口成長連結在一起的議題就是能源，我們認為，未來石油開採的成本仍將不斷增加，不管是改善現有能源效率或是 在新能源開發，都至關重要；第三個我們聚焦的領域是安全與防護，不管是對人還是對環境的。 我們先看到人口大趨勢，然後我們檢視杜邦在其中的利基，同時檢視我們的科學研究成果可否做出貢獻。上述這三個領域就是我們認為我們可以同時創造「價值」與「成長」的方向。 問：問題在於，進入一個新領域，意味著你可能沒有在新領域競爭所需要的優勢，你怎麼去帶領杜邦轉化既有的核心能耐？ 答：進入新市場當然是困難的，你必須擁有並建立強而有力的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你可以運用新的科技，轉化既有的競爭優勢到新的領域，創造一個比較廣的產品線供客戶選擇。 問：你在進入新事業時也要賣掉舊事業，你如何處理諸如組織抗拒的問題？ 答：你必須從產品生命週期來看，你能夠讓這些既有的事業重生嗎？如果不能，你必須為企業的未來做思考，你的事業組合怎麼樣才是對股東最好，然後因應環境變化而演化，這並不容易，但這不可避免。 金融海嘯最好的一面就是，由於那是最壞的時機，內部危機感很深，那正給了我們改革的時機。我們利用金融海嘯來重組企業，因為在這個最壞的時候，人們渴望被告知，怎麼做才能存活下去，活得更好。 問：最壞的時候正是改革最好的時候？ 答：是的。我們資深經理人團隊在二○○九年四月訂完改革計畫，八月宣布，十月就做了。我邀請團隊領導人進來談，你們的計畫如何可以讓未來更好？我花時間與團隊談，什麼行得通？什麼不行？ 啟動新改革景氣轉換，會學到企業強弱在哪 不到一年，我們將事業數從二十三個降為十三個，重整跨部門資源，簡化地區組織，讓亞洲與拉丁美洲的人可以與科學家在同一張桌上討論未來研發方向。 問：你將危機轉為機會？ 答：我在金融海嘯這段時間，回頭去讀在一九二○年（美國）經濟大蕭條，杜邦在當時做了什麼變革。我學到的是，第一，你必須完全聚焦在「我們可以控制的事情 上」﹐金融海嘯當下，如果你將焦點放在外在變化，那真令人沮喪，但你也可以聚焦在內部，聚焦在你可以控制的事情之上：貼近價值鏈每個環節，貼近你的客戶， 他們在關注什麼？他們如何計畫接下來的每一步？這是每天的功課。第二，即使是在一九二○年代經濟大衰退﹐我們仍然大量投注科技研發，隨後四○年代、五○年 代才有杜邦眾多發明（編按：杜邦集團發明了尼龍、不沾鍋塗料鐵氟龍，並且參與核彈以及登月太空計畫），這些研究的確影響了世界。 經濟危機同時考驗同一產業的所有玩家，每次景氣轉換，你都會在其中學到你的企業強在哪？又弱在哪？你同時得到機會進一步強化自己的競爭力。 問：如果以杜邦在二○一○年購併丹尼斯克（Danisco，丹麥食品原料暨配方製造商）為例，購併金額達七十億美元，被購併標的的員工數達到約八千人，已 經是杜邦年營收五分之一、員工數的十分之一，而且進入的是全新的生物科學領域。我們都知道以購併進入新事業，難度比起內部成長更高。 答：其實丹尼斯克所在的領域對我們並不陌生，在購併之前，我們已經建立了營收以數十億美元計的黃豆事業（soy ingredient business），我們在食物營養研發投入有五、六年的時間了，丹尼斯克進入我們的購併掃描雷達，是因為他們手上有的研發成果是我們想要的。然而，原先 我們的投入，已經幫助我們建立了這個產業的知識。 問：你是延伸既有的能耐，而非創造一個全然新的核心能耐？ 答：對，我們先有一個小的能耐，然後以此為基礎，我們讓它變大。杜邦早已根據本身核心能耐投資數十個小能耐。 問：那在成長策略選擇上，你以內部有機成長（organic growth）為優先，還是購併等外部成長優先？ 答：你一定先要有內部的成長策略，那是基本，然而，有機成長可能太耗時，如果外在環境根本不能等你，購併就是必要選擇；但你得非常小心，真正瞭解（購併標 的）所在的新領域。想透過購併贏得優勢並不容易。我並不是指丹尼斯克這個例子，它是我們一○○％想要的購併標的，然而一般而論，購併的事業，經常只有四分 之三是你要的，但有四分之一你不需要的。 打造新團隊有人喜歡冒險，這是我選人標準 問：你的策略說來簡單，實則複雜精巧，企業先要有自己的核心能耐做為基礎，即使規模不大，也可以先測試市場，然後才能站在既有的基礎上去擴張。 答：對，然後你可以去購併，做其他事。 問：轉型同時，重組高層團隊有必要嗎？ 答：我想你必須確定在轉型同時，沒有任何的阻礙者（blocker）。 問：另一個問題是，好的人才可能不願意進入不確定因素極高的新事業。 答：新事業總是會充滿不確定性，然而，有一種人喜歡去接受新的變動與冒險，這也是我選人的標準。關鍵在於你有多瞭解你的人的能耐。如果有一個領導人才，正 在成長起跑點上，把他放在一個成熟有效率的事業部門不見得是最好的，我們用才的原則是把人放在他可以發揮強項的地方。 問：聽起來與你個人在組織的經歷相關。你在擔任CEO之前也負責新事業發展；同時，我們在外電報導上看到，你在三十歲出頭，剛進杜邦六年就被視為未來潛在的企業領導人選？ 答：那對我也是新聞，當時可沒有人告訴我這點（眾笑）。然而，你在每個職務上的努力，都會為你建立信用資歷。 我經常被杜邦資淺的同仁問到，「怎麼樣才會（在組織內）成功？」 我總是回答，你要建立信用資歷，達成任務，在過程之中建立信賴度，公司才會給你更重大的責任，給你創造改變的機會。 回顧過去讓我學得最多的，不是成功經驗，而是那些行不通的事。每當完成一個任務，回頭重新檢視有沒有更好的方法，這樣學習與發展的過程對培養領導力非常重 要。因為最終，領導並不是下指令，如果人們不能夠相信你帶領的方向正確，並在最終對他們有益，他們不會與你一起前行。 【延伸閱讀】賣掉不賺錢的石化，進軍高利潤新事業——杜邦各事業銷售額占比變化 杜邦在十五年間，事業組合全然翻轉。不合乎企業轉型目標、年營收成長率低於七％、淨利率低於一○％事業，例如尼龍等紡織纖維製品，早就消失。相對的，高利潤、高風險的生物科學與農糧比重翻了四倍。 1996年營收438億美元石化事業46%紡織纖維14%先進材料18%化學製品11%汽車塗料5%農業、食物與生物科學6% 2011年營收379億美元先進材料36%農業、食物與生物科學33%化學製品20%汽車塗料11% 已消失事業：石化事業0%紡織纖維0% 資料來源：杜邦整理：李郁怡 | ||||||
在他們之間，還有幾個年富力強的思想家和社會改革家，插在美國先賢和馬克思這兩段不同思想之間，聯繫著兩片大陸。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就是其中的代表者。
羅伯特·歐文是英國人，出生在美國革命五年前的1771年。父親是個小業主，母親娘家也挺富裕，算個小康人家。歐文卻很早就開始學徒生涯（這在 當時很普遍），後來升到工廠經理，又和別人合夥開廠。他不僅有豐富的管理經驗，自己還是個資本家。他喜歡讀書，也趕上了啟蒙時代後的新思想爆炸。
英國是個有歷史負擔的國家，英國革命的政治爭執，九九歸一，都會歸到宗教，甚至起頭就是宗教派別之爭，只不過後來吵成了宗教化的政治而已。
可是到了一百年後的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世界已經面目全非，宗教隱退，世俗政治挺進。其實宗教紛爭並非神在打架，而是人借神名在打架。後來，宗 教紛爭退回教會，宗教熱情也不再堂而皇之化為世俗世界的政治燃料，這都和啟蒙時代有關，而啟蒙時代一直可以追溯到英國17世紀的洛克時期。
啟蒙時代對知識人的影響，是強調理性；它促成社會的根本轉折，是推出政教分離。政治是政治，宗教是宗教，二者脫離了關係。教會回到原位，為信眾們修心養性，和社會政治拉開距離。
面對巨變，後世歷史學家更多注意到制度層面的改變，卻很少注意個人變化：他們的思維和說話方式，正悄悄地改變，變得脫胎換骨。他們開始不再用宗 教語言討論社會問題。社會政治議題可以和信仰無關，政治家吵架不再引用《聖經》，不再用宗教來指導政治。人們開始習慣理性地進行邏輯推論、用世俗話語，不 再習慣將政治人物當作聖人崇拜。
因此，對所謂政治領袖的超常服從，會立即被西方世界看作是政治神聖化的返祖現象。他們會條件反射一樣認為是出了問題。這種判斷，既源於他們經歷過特別殘酷的政教合一的古代經驗，又因為他們經歷了後面啟蒙時代的反省對比。負面歷史經驗成了西方文化的一針免疫劑。
如此漫長的政教合一的負面經驗，一旦「分離」，自然就有一大批知識人覺得如夢方醒，大徹大悟，從把一切問題歸於宗教信仰，不由自主走到徹底否定宗教的另一極端。
歐文就是。他的成長時期，浸泡在啟蒙後的「新社會」。他特別強調理性，強烈反對宗教，認為一切宗教都是人欺騙自己的幻覺。歐文認為，宗教不是把人變笨變傻變得弱不禁風，就是變痴變狂變得不可理喻，再不，就是變成個偽君子。那個時代認為「上帝死了」的，可不止一個兩個。
當「美國」還只是英國殖民地、掙紮在新移民墾荒時代，英國早已發生工業革命，經濟起飛，可巨變下的社會狀況觸目驚心：工人自然就被集中起來。千 年農業社會好不容易形成的規範，突然不管用了，而新時代的規範還沒來得及誕生。貧困也不是農業社會的那種貧困，艱難也不是農民熟悉的那種艱難。業主們身不 由己就進入了惡性競爭和追逐利潤的雙重怪圈，拚命壓低成本。
舉個極端點的例子，在英國，一開始資方為壓低成本，把工資壓了又壓，英國的保爾頓織工，1795年平均週薪是33先令；20年後的1815年，週薪減為14先令；到1829年至1834年間，竟然每星期淨收入只剩下4先令多一點。物價指數不可能是下降的吧。
工廠主還不發錢，只發工廠貨幣，只能在工廠商店換東西，出廠門就沒人認賬，商品價格還定得比外面高。英國紡織廠大量招收婦女兒童，超過工人總數三分之一，圖的就是廉價、不容易鬧事。
18世紀末，歐文在格拉斯哥的新拉納克工廠，認識了工廠主大衛·戴爾，愛上了他的女兒卡羅蘭，1799年結婚。第二年，他就成了岳父工廠的半個 老闆和經理。新拉納克工廠經營很成功，前後有兩千工人在那裡工作——讓我驚訝的是，這兩千工人不但四分之一是小孩，而且被戴爾領來廠裡幹活時，居然才五六 歲。據說戴爾先生對這些小孩很好，我相信是真的，他是歷史上的著名慈善家。
可這就更說明了兩百年前英國底層狀況的可悲：就算是善心好人，也沒覺得領五六歲小孩來工廠幹活有什麼問題。當然，這也是童農觀念的轉換版，所謂 不當童工也要當童農，農村孩子也是從小就幫家裡放牛放羊了，幹了還沒現金進賬。但工廠是工廠，和在家裡幫父母幹農活兒有本質的不同。你必須釘在一個崗位上 不挪窩，工時還特長。
這也和當時社會底層的極度貧困有關，看狄更斯的《霧都孤兒》，那小孩只不過要求添口飯，大家就被他雷得石破天驚。戴爾工廠這些孩子，就都來自極貧苦的家庭以及本地或愛丁堡的孤兒院。讓他們有口飽飯吃，就是天大的慈善了。
歐文看到，當時的工廠對成人都是地獄，凡是日子還過得去、還能留一份自尊的農家，都不肯來幹這種毫無自由、工時又長的工作。所以，他看到的成年工人大多是問題人群，酗酒賭博、偷盜犯罪，是工人群體經常發生的事情。
工業飛速發展，底層社會迅速擴大，社會問題也越來越大，古已有之的平等議題，很快就走向了工人砸機器洩憤、知識分子聲討自由經濟的地步。有很多 人想到，與其讓「看不見的手」在那裡操縱，競爭無度，還不如好好規劃，計劃經濟，讓「看得見的手」管一管。管生產也管分配。這種想法一點不高深莫測，很直 觀很自然。所以，此後雖然計劃經濟屢戰屢敗，還一定會屢敗屢戰。因為每次失敗大家總是想：錯的一定不是不該多管，而是沒管好或是管得還不夠。
歐文顯然是個好人，他接下工廠，寧可少賺錢，想搞成個實驗基地。他開的工廠商店價廉物美，可他的改革措施對一個資本家來說，是在反利潤，合夥人難以接受。歐文最後只得請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收購股票，其中就有著名的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老頭兒在歐文工廠投了一大筆錢。
歐文還在作哲學思考，結論是：個人不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應誇獎或者責備「個人」做對或做錯什麼，因為人的「性情」不是神賦天賦或遺傳，而是被社會環境影響造就，有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意思。歐文是個「環境決定論」者。
這想法實際上很有啟蒙時代特色。可宣佈「上帝死了」不要緊，上帝死了以後「道」的一部分怎麼辦？原來由基督教認定人有「原罪」，又由上帝引領來 作靈魂救贖，如今一切宗教渠道，都被「理性」宣佈無效了，那麼，原來由上帝在照管的個人道德，還有集合個人道德的社會道德怎麼辦？歐文的結論是：理性教 育。
後人研究歐文，研究哪些理論是原創，哪些古已有之，可不管結論是什麼，有一點大家都特別買賬，就是歐文更有實踐。他要自己動手，開創新教育和建 立更好的社會環境。所謂「好」，對歐文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通過平等手段，達到個人和社會道德完美。那就是生產、分配製度都公平的社會主義，以及財產公有的 共產主義，推論下去，人自然就會產生一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新道德，因為如果按需分配，貪婪、爭奪、嫉妒、怨恨等等就都會消失，沒必要了！於是，世間惟有 愛。
歐文一開始就是拿自己的錢實驗，不斷改善工廠環境和工人生活。這改革還是從他丈人戴爾開始的，戴爾的改革收效甚微，最後，他把新拉納克工廠和週遭地產，以6萬英鎊賣給了歐文和他的合夥人。
歐文之所以能改革成功，是他捨得放棄更多的利潤，給改革投錢。他禁止招收十歲以下的童工。實驗除了在工廠進行，還有新拉納克的工人村。歐文建學 校，供工人孩子讀書。幼兒教育就是歐文的發明。我想，一個重要起因就是當時的「低幼童工制」，他的工廠是十歲起招，別的工廠都是五六歲就招，要想讓孩子受 點教育，也只有開發幼兒教育了。不然小孩斷奶沒幾年，就得進廠幹活了。
新拉納克成了改革樣板，人們紛紛前來參觀，後來的俄國皇帝尼古拉也來看過。2001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終於將新拉納克遺址評為世界文化遺產，成為蘇格蘭五處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歐文深受英國傳統影響，認定必須以立法來推廣改革。英國在1802年就有了第一個工廠法《學徒法》。1812年，他把自己的實踐寫出來，呼籲進一步立法。
在他的努力下，1819年，英國國會立法限制童工最低年齡，規定受僱孩童必須年滿九歲；規定工人勞動時間不得超過12小時。考慮到當時五六歲童 工的普遍現象，工人最長一天可能幹16小時，這算是很大進步了。可立法還需要執法，由於缺乏執法機制，英國當時「上有立法，下有對策」。童工處境無太大改 善。
工廠實驗給了歐文極大鼓舞，他進一步推而廣之，提出歐文版的未來社會藍圖。那是理想化的公社聯合體，現在被大家稱為「烏托邦」。1820年，歐文在一篇報告中提出，應該達到的目標是：消滅私有制，財產共有。
於是，1825年，馬克思七歲那年，英國人羅伯特·歐文不遠萬里，去到美國，建了個烏托邦共產村。
近來河南省各地興起大規模的「平墳運動」，引發激烈爭議。客觀地說，「平墳」應是新中國建立初期即開始實施的殯葬改革的歷史延續。那時，即使像周作人這樣的傳統文人，也支持殯葬改革，他於1950年1月發表《墳地的改革》一文，說：「現在的問題是為求生產，土地很是重要，怎樣能夠還土地於活人，不要讓死人老是損人不利己地佔領著」。經過多年改革，中國的殯葬風俗已經發生了重大變革，從土葬轉向火葬。
殯葬應以火葬還是土葬為主？有的是宗教因素決定的，如峇里島人因信奉印度教自古就採用火葬，有的是經濟因素決定的，如土地資源緊張的島國，火葬率就高，日本高達97%，英國也有70%，而地廣人稀的大國，火葬率則低，加拿大38%，而美國僅25.5%。
中國土地廣袤，但耕地有限，且人口眾多，矛盾突出，所以，殯葬改革的方向無可厚非，但此次平墳運動，措施激烈，規模浩大，民怨沸騰，令人深思。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平墳是一種惡毒的人格侮辱，即使在當代，平墳的文化蘊義也無大變。一位縣刑警大隊長在職攻讀法學碩士，課堂上，我見其神情哀傷，問之，答曰：因忠誠職守，打擊犯罪分子甚烈，被仇者報復，扒了祖墳，至今偵查無果。
在中國現行民法上，如最高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墳——無論是作為遺體、遺骨的載體，還是作為具有人格象徵意義的特定紀念物品，都是死者近親屬人格權的重要內容，也是憲法第38條規定的公民的人格尊嚴的重要內容。
顯然，河南省的平墳運動對民眾的人格與心靈構成了嚴重傷害，僅周口一地三個月內的平墳數量就達200萬座，應涉及上千萬人的親情。官員也是人，對此心知肚明，是什麼壓力和制度促使他們甘冒惡名，出此強手？
壓力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18億畝耕地的政治紅線，它涉及國家糧食安全，觸碰者的烏紗帽將可能直接被褫奪；另一方面是GDP的增長與地方財政對土地的依賴，它涉及地方政府的運轉，涉及地區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進程，地方政府手中如無土地可賣，現行的經濟發展模式將熄火停轉，官員將無政績可炫。兩方面的壓力如兩條絞索，地方政府連活人都照顧不及，遑論死者？
細心的人會發現，河南省平墳運動雖然延續已久，但是，大規模強力度地推進，卻是在近年的拆遷運動之後。可見，平墳運動有其複雜性，不是簡單的殯葬改革的歷史延續，它還應是拆遷運動的深入發展，是兩者的交匯點。
現行的經濟發展模式需要消耗巨量土地。拆遷運動與平墳運動此起彼伏，說明地方的GDP增長與財政對土地的依賴已相當嚴重。各級政府大塊賣地，或大塊圈地建設各種新城、開發區、科技園，很快站到了18億畝耕地紅線上。在此政治硬約束下，土地徵收政策收緊，但地方官員智慧迭出，荒山復墾、填海造田，花樣種種。最後，趕農民上樓，讓活人集中居住，騰出宅基地；平墳運動則是讓死人集中居住，騰出墓地。
過去的十多年中，地方政府的所作所為是一首以土地為主題的交響曲，高潮已過，平墳運動可能是其哀怨婉轉的尾音。曲終地盡之時，出路在哪裡呢？
河南省平墳運動讓人深思的另一個問題是：以一個嚴密龐大的官僚體係為推動器，運動式地集中實施和推進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某一具體任務，這是典型的中國特色，它有優勢，但更有劣勢。此次河南平墳運動又提供一個樣本，顯示該模式的幾個特點：
第一，它的手段通常存在嚴重的法律問題。政府強制平墳的法律依據是《殯葬管理條例》第20條，它規定對違規土葬拒不改正的，可強制執行。但根據今年1月1日開始施行的《行政強製法》，《殯葬管理條例》作為行政法規，無權對強制執行作出規定。如需要強制平墳，應由民政部門作出行政決定後申請法院執行。如按此程序，河南省平墳運動即使持續十年，也平不了幾座墳。政治運動與法治理想有天然的矛盾，令人悲哀。
第二，它的價值取向與成本計算方式，遵循官僚體制的內部邏輯，以仕途提升為激勵，以「顯示性政績」為衡量標準，並不反映社會的整體利益訴求。所以，姚中秋等學者呼籲保護的祖先崇拜、奉行孝道、封墳護道等傳統文化價值，與地方官員脖子上的那兩條絞索相比，毫無份量。此外，平墳運動對民眾的精神傷害等外部性的社會成本因其隱蔽，難以計算，不影響「顯示性政績」，也不在官員的考慮之中。很多地方深知官僚體制內部運行的秘訣，出台的政策，招招擊中官員穴位，如「完不成任務，黨政正職就地免職」等雷霆手段。「顯示性政績」是官員的命根，它也必將鼓勵造假。大量平墳的土地根本無法復耕，也不影響「有功」官員的陞遷，整個運動就這樣偏離了它的初衷。
第三，它通常缺乏根本解決問題的整體制度設計，即使有，「治表」的制度，或許會得到有效實施，但是「治本」的制度卻難以真正落實，常淪為一種「忽悠」手段，成為前者的輔助手段或詭計。
例如，平墳運動中，最關鍵的制度在於建立公共墓地，但是，河南各地的公共墓地極為簡陋，政府承諾未有實際落實，原因很簡單，因為「醉翁之意不在墓，而在地」。■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財新傳媒法學諮詢委員會委員
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要從制度上解決「你不能腐敗、你腐敗不了」的問題。
據浙江日報報業集團的《今日早報》11月22日報導，近日，《溫州市黨政幹部因公出國（境）管理五項制度》（簡稱《五項制度》）出台，並將於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根據新政，溫州黨政幹部因公出國不僅要提前審批，而且全過程要在網上公示。
據溫州市紀委相關人員介紹，《五項制度》分為計劃控制、任務審查、公示公開、動態監督、責任追究，具體涵蓋了15條規定，針對管理因公出國（境）時，可能會遇到的問題，逐一「對症下藥」並規範細化，可操作性強。
《五項制度》中，公開公示這部分被溫州市紀委認為是亮點最多的。例如，外辦、台辦將黨政幹部因公出國（境）年度計劃，包括批次、人數等情況，依託政務公開平台，於每年年初在政府門戶網站上公示；審核批准後3日內，要按規定在網上公示出訪團組的任務、人員、經費和行程等情況；執行出國（境）任務回國後30日內，還要在相應網站上公佈出國（境）任務執行情況、出訪成果報告和出訪費用。
此外，在從嚴控制出訪人員方面，《五項制度》規定，「新提任的市管幹部，一年內不安排出訪；退休前不足6個月和退二線的幹部，不安排出訪；同一地方、同一部門的負責人在6個月內不得重複出訪同一國家或地區（特殊任務除外）」。
今年以來，溫州頻頻出台「三公」改革新政，涵蓋了公車改革、公款吃喝和公費出國（境）這三個方面。據《南方週末》此前報導，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對於「三公」改革傾力頗多。2012年2月溫州黨代會上，陳德榮公開承諾：「三公」改革要在今年推進，特別是公車改革，從而從制度上解決「你不能腐敗、你腐敗不了」的問題。
早在4月初，溫州已經下發市級機關公車改革方案。溫州的公車改革改革被官方歸納為：近程貨幣化補貼，遠程市場化租車。
溫州對從正縣實職到科員、辦事員，按其職務層級劃分為7個車貼檔次，每人每月最高補貼3100元，最低為300元。車補不計入個人工資，全部存入市民卡專用賬戶，用於市內交通有關的支出，如加油、保險、汽車維修等費用，不可提現或挪作他用；遠程出差和重大應急用車，將由溫州市交運集團組建的公務用車服務公司承擔。
溫州的車改借鑑了杭州模式與國企車改的經驗，推行速度極快。3月15日，初步方案交由民意代表研討；4月10日，方案下發；4月16日，車改辦成立；5月20日，評估開始，6月20日，公車全部上繳；6月24日，第一場拍賣開槌。
公務接待改革也在同時進行中。據《錢江晚報》報導，2012年5月，溫州市委、市政府發佈《關於改革和加強公務接待管理的通知》，要求「三嚴四禁」：嚴格執行工作餐制度，嚴格執行公務卡消費制度，嚴格執行公示報告制度；禁止午餐飲酒，禁止同城接待，禁止超規格接待，禁止經費超支。
6月底，溫州又下發了被網友稱為「史上最細」的《落實公務接待「三嚴四禁」規定實施細則》，對公務接待中很多地方，都進行了細化和量化。
比如，規定標準工作餐，每人每餐不超60元；陪餐人不得多於客人數；同城單位不得互相宴請；野生黃魚、鮑魚和魚翅等高檔菜，以及茅台和五糧液等高檔酒，不得上桌；公務接待要逐月公示報告等。
「不敢接受請吃，也沒有主動請別人吃的念頭」
據前述《錢江晚報》報導，近日，溫州市紀委對公務接待「三嚴四禁」執行情況進行了通報。8月中旬開始，溫州市紀委會同財政局、審計局組成督查組，對溫州98個市直單位和11個縣（市、區）進行督查。
通報稱，「各地各單位公務接待費用支出明顯下降，公務接待批次和費用均有大幅度下降。」6月底下發了「三嚴四禁」細則後，7月的接待費支出總額，就較前6個月平均數下降了40.8%。督查中，不少單位還表示，現在已經「不敢接受請吃，也沒有主動請別人吃的念頭」。
通報也提及，仍有一些單位執行不力，存在的問題包括：執行不及時；未落實公務卡報銷；工作餐超標；公務接待未公示；超額度接待；轉移費用。對此，溫州市紀委表示，接下來要進一步嚴肅紀律，確保「三嚴四禁」落實到位。
公務接待改革實施細則本身也還有改善空間。例如，中廣網引用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行政學研究室研究員贠傑評論稱，陪餐人不得多於客人數，那如果來了20位客人，派19個人作陪就不算違規；高檔菜遠不止鮑魚和海參，高檔酒也不是只有茅台和五糧液，列舉式的規定難以做到萬無一失。
而據前述《南方週末》報導，在溫州的公車改革措施中，最觸痛公眾神經的仍是高額車補。有網友將最高車補標準與溫州市區企業退休職工的平均養老金（每月2200元）對比：假定處級待遇不變，到60歲退休，一40歲的正處級官員所領取的車補總額，將是338個月的企業退休職工平均養老金。
「車補標準不統一，公務員之間差距太大，改革後開支並未明顯減少。最重要的是，百姓對車補這種顯性福利反對聲強烈。」一位浙江省省紀委官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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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一甲子歲月的阿瘦皮鞋，成為第一個掛牌的國內本土鞋品牌，也是台灣規模最大的鞋集團。究竟身為阿瘦皮鞋創辦人羅水木的兒子、阿瘦皮鞋董事長羅榮岳，如何放膽改革，帶領六十歲的阿瘦走出新局？ 撰文‧林讓均 九月三日，「阿瘦皮鞋」登錄興櫃，成為第一個掛牌的國內本土鞋品牌。 「阿瘦能有如今的規模，是我當初怎樣都料想不到的！」六十年前，阿瘦創辦人兼總裁、綽號「阿瘦」的羅水木，在台北市延平北路二段擺出自己的小擦鞋攤，他怎麼也沒想到那個小攤子，會發展成今日近三百家店、台灣最大的鞋集團。 目前，阿瘦集團橫跨鞋、皮件等多個自有及代理品牌，總店數近三百家，去年集團營收逼近三十三億新台幣。也就是說，近十年來阿瘦的總店數成長十倍，營收則超過五倍。 第一變 近十年快速展店 擴增十倍這個爆發式的成長，將阿瘦拱上「本土皮鞋一哥」寶座，也為阿瘦明年轉上市打下基礎。但時間倒回十年前，阿瘦其實只有「阿瘦」(A.S.O)一個品牌，全台灣店面也只有二十三家。它如何在十年內穩健而快速地擴張？ 「十年前，阿瘦要過五十周年慶了，本來應該要很開心的，但我和爸爸卻是又悶又慌！」五十五歲的羅榮岳回想當時，眉頭忍不住一皺。他說，當時阿瘦五十歲，卻只有二十三家店、營收六億元，勉強排得進皮鞋專賣店的前三名。但那時剛躥起的另一個本土鞋業品牌La New，居然已有上百家店，速度快到讓他目瞪口呆。 「我當下得了一個結論，阿瘦太保守，要衝才行！」羅榮岳決定放膽做，在短短六、七個月內衝刺展店，於○二年底新展二十家店，○四年九月突破百店。 如何在短時間內開設這麼多店？「首先，不要再有『中正路情結』，我們學著連『埔頭』(次級縣市的商圈)都敢去開！」羅榮岳笑說，以前阿瘦的店一定開在各縣市的「中正路」上，那代表是該地最繁華的A+商圈，但大量展店之後，人口有五萬人的鄉鎮地區都不放過。 第二變 建立制度化的人才獎勵機制「開店有兩件事，除了挑選商圈地點，還要人才團隊！」羅榮岳說，當初之所以能夠大量展店，是因為阿瘦花五十年時間培養人才，所以可以從集團中調兵遣將。 「我父親跟我說，對待員工要像自家人一樣！當年，我們是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和四個小孩，以及三名員工住在一起，十四坪大的屋子就擠了十一口人！住一樣的，也吃一樣的！」羅榮岳說，承襲自羅水木的「一家人主義」，他也發展出「內創店長」制度，就是希望給資深店長更多舞台與福利。 目前帶領阿瘦新北市淡水創始店的資深店長李元慶，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阿瘦皮鞋廠當小工，當完兵後又被羅水木延攬回阿瘦，一待超過二十年。 「老董和少年董仔很『惜情』，要不然在業界當店長，是找不到這種福利的！」李元慶說，其實內創店類似業界的「加盟店」，一樣必須繳付加盟金，但有別於其他加盟店長要自負盈虧，阿瘦內創店的虧損由總部承擔，但一旦有盈餘，內創店長可以分享月績效獎金之外，還能在年終多領一筆分紅。 阿瘦目前約有二十多位內創店長，而這些店長對總部的責任，除了以豐富經驗擔任救火隊之外，不時還要幫忙教育訓練。 「董事長很懂人性，建立了一套制度來激勵士氣！」李元慶說，像是每一年總部會統計績效最好的員工，公開頒獎送上ＬＶ包包，「我每一年都領，我老婆手上都不知有幾個ＬＶ了！」「一定要公開頒獎，同仁們在台上感動得哭一哭，別人看到也會覺得自己要更努力，因為也想上台哭一下嘛！」羅榮岳很清楚，激勵人心就是最好的管理。 第三變 多品牌跨國際 發展複合店「其實當年，兒子願意和我一起打拚，把本來四家店拓展成二十三家店，那時我就已經很滿足了！」每天走萬步的羅水木，至今說起話來仍元氣滿滿。 當初羅水木的夢想，如今已不知放大幾倍。但從「企業家第二代」跨越到「第二代企業家」的羅榮岳，還有一個國際夢。 阿瘦大陸事業群總經理魏麗慧說，阿瘦去年前進大陸，現在已在南京、上海擁有五家店，預計明年到達十家店，後年則啟動大量展店計畫。除了布局大陸外，大型複合店正是羅榮岳提高營收的另一具引擎，這也是他為阿瘦發展「鞋、皮、衣」多品牌事業的藍圖。 「自創品牌的根可以扎很深，但時間太長；而代理品牌，就好像借一個品牌，很快就看到業績效益。」羅榮岳提到，目前除了「阿瘦」、較年輕女鞋品牌「BESO」與皮件品牌「ChoiseeZ」是自創之外，其他像是美國女鞋品牌「Naturalizer」等三個品牌都屬代理。 「阿瘦皮鞋能成功，一方面立基在羅水木對品質的堅持，另方面，則是羅榮岳傳承爸爸的創業精神之外，還導入了系統化的企管制度。」與羅家父子熟識的商業發展研究院董事長徐重仁觀察，企業接班最大的課題在於顛覆「人治」思惟，而阿瘦順利化解挑戰，也拉大了企業格局。 已走過一甲子歲月的阿瘦皮鞋，下一個六十年還能跳多高、衝多遠，就要看羅榮岳如何帶領阿瘦走出新局了。 羅榮岳 出生：1957年 現職：阿瘦實業董事長 經歷：阿瘦實業總經理 學歷：台大EMBA畢業、中原大學建築系學士羅小弟與羅大哥，餐桌傳承父子情「叫我羅小弟，我今年才3歲！」看到記者，阿瘦創辦人羅水木劈頭就這麼打招呼，一旁的長子、阿瘦董事長羅榮岳笑著說：「現在我變成羅大哥了！」自從3年前辦過「生前告別式」，自覺重生的羅水木愈活愈年輕。雖然已年過八旬，但這位員工口中的「老董」，卻還是每天精神抖擻地到總部上班。 「我爸爸很提得起、放得下，交棒了就絕對授權！」羅榮岳說，從小他就是聞著皮革長大，只是讀建築系的他曾經有當建築師的夢想，退伍後還一度到親戚的建築事務所實習。是父親的一番話，讓他決定接下家族事業的棒子。 當初羅水木告訴他，「爸爸現在有4家店，如果你一起來幫忙，我們可以把店開到全台灣，但如果你有其他想做的事，那也沒關係。」讓從小看著爸爸忙到半夜的羅榮岳心軟。 現在問他後悔嗎？「沒有一天後悔過！」羅榮岳不假思索。倒是一旁的羅水木望著兒子，有些心疼地說：「如果你當初去做建築，可能賺更多錢喔！」但其實，看到兩個兒子都投入集團事業，羅水木很欣慰，父子最常相聚的時光就在午餐餐桌上，經營智慧就在此傳承。 「最近景氣不好，開店的難免都受到影響，但有什麼關係，民國71年時我也是遇到不景氣」，仍對數字很敏感、記性絕佳的羅水木，經常舉自己的實例幫兒子打氣。 問羅水木給兒子打幾分，他露出孩子氣的笑容：「我給兒子打99分，我自己只剩1分啦！可是99分加上1分，才有100分嘛！」輕鬆一句話，羅水木道出了阿瘦成功背後傳承的智慧。 | ||||||
在近30年時間裡，收入分配問題一直與中國改革相伴相生。
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回憶，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步，是從打破大鍋飯、鐵飯碗的「平均主義」收入分配製度入手的。從那時起，收入分配一直就是熱點問題，但不同時期焦點也不同。
1996年，國務院曾召開常務會議研究討論收入分配問題，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王春正在會上做了報告，宋曉梧參加了該次會議，他回憶，那次會議已經提到了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收入過高問題。
當時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面臨的主要矛盾，集中在轉軌時期的國民收入超分配和國有資產流失等。當時廣泛流傳的學者追問是，僅用了短短十幾年時間，中國如何就從平均主義盛行走到了貧富差距懸殊？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1993年曾借調到當時掛靠在國家計委的國務院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辦公室。他回憶說，當時國務院成立這個辦公室的主要任務有三項：限制國有企業中工資侵蝕利潤的現象；解決「國民收入超分配」問題；擬定新的《機關事業單位工資改革方案》。
當時的背景是，1993年放開民營經濟之前，國民經濟的主體是國有企業。1980年代國有企業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實行「利改稅、撥改貸」之後，所有者缺位和預算軟約束的體制弊端暴露無遺，造成一方面國有企業普遍虧損，另一方面企業工資收入極高。1990年，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佔比高達53.4%，創下歷史的高點。
「當時很多官員都請客送禮想下海進企業，北京機關事業單位的當時都非常羨慕首鋼公司員工，」楊宜勇說，「他們對象都好找些。」
由於國有企業的利潤不斷下降，政府的財政收入成了無源之水，導致中央財政陷入嚴重危機，以至於兩次向地方「化緣」。直至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中央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才開始穩步上升。
進入到新世紀以來，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與1990年代相比，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
一方面初次分配中，政府財政收入在分稅制和土地財政模式下迅速擺脫羸弱窘境，以年均20%、超過GDP增速一倍的速度連續10年增長，公務員和政府官員重新成為「公眾眼中最幸福職業」。
另一方面，「工資侵蝕利潤」的局面已被人遺忘。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同期企業盈餘佔比則提高了10個百分點。
最為神奇的「逆轉」，發生在1990年代一度難以為繼的國有企業身上。
1998年朱鎔基出任國務院總理後，國有企業進行下崗分流、抓大放小等戰略性調整，逐漸退至電網電力、石油化工、金融、電信、民航等行業。隨著中國經濟「黃金十年」的到來，國有企業在這些領域借助特許經營、准入壁壘、價格管制等行政性壟斷，迅速崛起。壟斷性暴利行業成為收入差距矛盾新的焦點。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從2003年到2011年，國有企業營業收入從10.73萬億元增長到39.25萬億元，淨利潤從3262.3億元增長到1.94萬億元，年均分別增長17.6%、25.2%。
與這個過程同步的是，2001年之後，全國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超過0.45這條國際「紅燈警戒線」。
2007年，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組織的全國居民收入調查發現基尼係數已介於0.48-0.49之間，接近兩極分化的臨界點0.5。城鄉收入差距則接近3.3倍。到現在，他估計情況跟2007年時差不多，約為0.48。
按照國際慣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過程中，收入分配狀況會隨經濟發展過程而呈一條倒U形的「庫茲涅茨曲線」，即在農業社會向工業文明轉變的經濟增長早期階段，收入差距會迅速擴大，爾後是短暫的穩定期，然後在增長的後期階段會逐漸縮小。
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近30年間，收入分配差距之大遠超其他發展中國家，且其擴大趨勢還看不到止步的苗頭。
於是，對壟斷行業進行限制，和通過二次分配來調節收入差距，成為新的改革焦點。
2010年7月，在一次收入問題研討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經濟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高輝清曾指出，「在經濟起飛階段，一些國家收入差距沒有擴大，最後這些國家成了發達國家。而另一些在此階段沒有解決好收入差距問題的國家，到頭來一直是發展中國家。」
編者按：
從1980年代打破平均主義，到現在調節貧富差距，收入分配改革始終與中國轉軌進程相伴相生、互為因果，也一直在努力尋找兼顧發展與公平的某種動態平衡。
「收入是一連串事件，」經濟學家周其仁說。而收入分配更是如此——城鄉二元制、國企改革、財稅改革……至今仍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雜。
八年來，一項致力於改善收入分配的頂層設計方案始終難產，映射出改革進入深水區的艱難現實。如何打破僵局，尋求共識，凝聚力量共同突破利益集團的重重阻力，都需要更多的智慧與勇氣。
1960年代的日本改革，提供了可資借鑑的經驗。整整十年，以「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為名的有關增長與分配的大改革，帶來了一個騰飛的黃金十年，成為日本經濟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
現在，中國來到了這個十字路口。
萬眾期待中，原本預計在2012年制訂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再度延期。
《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於2004年開始起草，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曾兩次上報國務院，但均未獲通過。2012年，這一方案最初定於6月底出台，但數度推遲，坊間普遍期待將於12月出台——10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把制訂這一方案作為四季度工作提出。但現在，最新的消息是，可能要到2013年3月「兩會」後才會公佈。
收入分配改革是本屆政府構建「和諧社會」承諾的一項核心內容，旨在縮小中國明顯拉開的貧富差距。在2012年3月的「兩會」上，總理溫家寶曾鄭重承諾，本屆政府要完成的五件難事之首，便是制訂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
但即使全社會對收入分配製度進行改革的呼聲日高，國民收入問題已是高層最為重視的工作，決定中國收入分配大框架的方案卻遲遲無法面世。
八年難產，方案究竟難在哪裡？阻力來自何方？分歧存在何處？未來能否突破？南方週末記者遍訪這個領域中的學者與官員，試圖尋找答案。
十年曲折
2011年至今最新一稿的方案制定過程，處於高度保密狀態。多位專家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一次起草工作由官員組成的「起草小組」負責，他們至今未見過這一稿的方案。
早在本世紀初，收入分配改革的「頂層設計」便提上了議事日程。
2001年，國務院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收入分配問題研究，由當時的國務院體改辦和中央財經領導合作辦公室兩家聯手牽頭，民政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國資委、財政部等多個部門參與。研究形成的主報告由時任國務院體改辦秘書長宋曉梧向時任體改辦主任王岐山和中財辦主任華建敏做了匯報。
「當時我們大家有一個很突出的共識，就是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改革迫在眉睫。」宋曉梧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是最早參與收入分配改革「頂層設計」的一位學者型官員，曾任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副主任、國家發改委黨組成員兼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國務院體改辦黨組成員兼秘書長、體改委分配和社會保障司司長等職。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國際通用指標「基尼係數」一詞，便是由他最早編入1987年版的《企業管理百科全書》，從而引入中國。
據宋曉梧回憶，當時的研究分為若干主題，比如財稅改革、社會保障、國有企業利潤分配、民營資本問題、機關事業單位薪酬改革等，最後形成了若幹個分報告。不過，「課題組的一系列政策建議最後不了了之」。
2003年，國務院體改辦撤銷合併到發改委。2004年，時任發改委就業分配司司長孔涇源提出動議，希望發改委牽頭起草一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於是相關起草工作在上述2001年課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啟動，但直至2006年孔涇源調離就業分配司，方案也未在國務院獲得通過。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自從2004年啟動之後，方案制定工作幾度擱置，直到2011年才又重新提上議事日程。
但2011年至今最新一稿的《方案》制訂過程，則處於高度保密狀態。多位專家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一次起草工作由官員組成的「起草小組」負責，他們至今未見過這一稿的方案。
「他們找過我諮詢些問題，讓我提供相關的研究資料，但沒給我看過方案，也沒有徵求意見。」一位專家近日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聽說（方案）還處在一個比較高層的協商階段，具體情況是高度保密的。」
前些年的方案制訂過程中，發改委曾經多次召開研討會，在會場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初稿發給專家、學者提意見和建議，但不允許帶出會場。
一位三次參加過此類會議的專家回憶道，「那時候方案大概有十多頁，五千字左右」，內容涉及調整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工資正常增長和最低工資標準、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與收益分享制度、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管理等。
收入分配方案日益敏感的現實，正反映出這項改革的艱難。因為既關係到民眾利益，也關係到利益集團的利益，改革方案陷入尷尬——公開可能引來利益集團的阻撓，封閉卻又難以讓民眾參與討論。
「這麼大個事光靠就業分配司那幾個人，有點勉為其難。」一位專家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整個國務院系統裡人事部管公務員，勞動部管企業，事業單位多家管，都對這個問題有話語權。」
可以想見的是，涉及重大利益重新調整的這項改革，注定是塊難啃的硬骨頭。
壟斷國企：難啃的骨頭
一位專家透露，方案討論時，有人認為國企上繳分紅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對，「認為如果這樣國企就沒有實力走出國門了」。
多位參與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研討的專家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國企收入上繳和限制國企高管工資，成為方案遇到阻力最大之處。
據媒體公開報導，人保部正在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重要法規《工資條例》中，沒有使用「壟斷行業」概念，而採用了「收入過高行業」、「特殊行業」，原因是如何界定壟斷行業仍存在一定爭議。
一位專家介紹，一些行業主管部門一直不同意「壟斷」的提法，發改委也不敢認定誰是壟斷行業——「我印象中開會時就有人說，『中國哪有壟斷企業啊？你給我找兩個出來看看』。他們理解的壟斷和經濟學上的不太一樣，認為壟斷就是獨此一家，而寡頭、行政性准入壁壘、價格管制、特許經營這些都不是。」
央行行長周小川近期也撰文否認存在壟斷，「除了工、農、中、建、交等大型銀行，還有數百家各種類型的中小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和村鎮銀行，因此說銀行業壟斷恐怕站不住腳。」他說，「目前銀行業盈利能力較強、利潤較高，顯然不是壟斷造成的。」
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恰恰是這些被公眾稱為「壟斷」的行業，利潤豐厚。各地統計局發佈的數據中，行業工資前三甲基本都為金融、煙草、電力、電信等。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近幾年金融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全國職工平均工資的2倍多，其中證券業在2009年比全國職工高6倍左右。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岳希明、李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史泰麗2010年發表論文《壟斷行業高收入問題探討》，以嚴密的數理統計分析證明了壟斷行業與競爭行業之間收入差距的70%，應歸因於其壟斷地位及相應的壟斷利潤。該文獲得了當年的「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這些利潤豐厚的企業，其高管往往由任命而非市場競爭產生，他們拿著高額薪酬並且擁有巨大的職務消費空間。
北師大教授高明華等人的研究表明，2001-2010年十年間，金融業的高管薪酬增長率達到了驚人的2646%，即增長了26倍，排在其後的運輸倉儲和房地產業均不到7倍。而在水電煤氣行業，儘管行業同期營業利潤率僅增長了65.29%，但其高管薪酬增長率達到了333.48%。
儘管這個高速增長需要考慮到多年前國企高管薪酬偏低的因素，但國企高管薪酬水平與其他國家的情況依然大相逕庭。
國際上對私營企業的高管薪酬無限制，但對受託管理國有公共資產的國企高管的薪酬卻有嚴格的限制和標準。一項關於2008年國外國企高管薪酬的統計數據顯示，英國國企高管薪酬是其最低工資的3.5倍，平均工資的1.5倍；美國是最低工資的11.8倍，平均工資的3.8倍；新加坡則分別是5.1倍和1.7倍。
宋曉梧回憶，1989年他去挪威考察，發現其利潤最高的國企北海石油公司的總裁，工資只相當於勤雜工的三倍。「當時我們非常驚訝，同去的一位企業家就問他們為何工資差距這麼低。那人愣了一下，反問，『中國人只有用錢才能調動積極性？』」
2010年宋見到挪威大使，又問起現在的情況，「他說現在唯一的變化就是股權變了，北海石油不再是百分之百國家持股，但總裁還是拿公司最低工資的三倍。」
對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之難，發改委經濟體制改革司司長孔涇源曾公開表示，「較之一般經濟領域的改革難度要大得多」。2008年他起草的《公車改革方案》第一稿幾乎已經得到通過，但工作人員過早地透露了內容，結果引起利益受損團體的反對而難以實行。他說，「改別人容易，改自己難。」
利潤上繳便是國企改革之難的另外典型一例。
一位發改委官員介紹，其實從2001年起國務院便參照國際慣例確定了無償佔有國有資產的國企應該上繳紅利，但當年國企表示經營困難，需「放水養魚」。進入利潤「虛高」階段後，國企又以擴大再投資和海外併購為由拒絕上繳。直到2008年，國資委才頂著「殺雞取卵」之名開始實施5%-9%國企分紅，並逐步提高到5%-15%。這一比例遠低於壟斷行業上繳利潤的2/3、一般行業1/3的國際慣例。
不僅如此，就連這些並不多的上繳利潤，實際上也基本未用於財政。其中一部分又重新返還給了上繳企業，理由是他們承擔了攤派的公共事務或國家行為，比如地震災害救助、利比亞撤僑、海外援建等。還有一部分則拿去補貼了虧損的國有企業。
發改委就業與收入分配司司長張東生曾表示，2009年央企上繳紅利五百多億元，但調入公共預算用於一般預算支出的只有10億元。2011年，央企實現淨利潤9173.3億元，上繳紅利800.6億元，用於社會保障等支出的僅有40億元。
一位專家透露，《方案》討論時，有人認為國企上繳分紅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對，「認為如果這樣國企就沒有實力走出國門了」。
「兩個八年抗戰都打不垮」
在過去的收入分配現實中，二次分配被詬病為「逆向轉移」，也就是說，它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一次分配產生的貧富差距。
收入分配改革要啃的另一塊「硬骨頭」，是用二次分配對一次分配產生的收入差距進行調節和彌補，其核心內容是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和財稅制度改革。
一次分配是指通過市場實現的分配，比如老闆給僱員發工資等；二次分配主要通過政府來實現，比如通過補貼來彌補貧富差距。但在過去的收入分配現實中，二次分配被詬病為「逆向轉移」，也就是說，它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一次分配產生的貧富差距。
比如中國長期存在的社會保障雙軌制，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一種顯見的分配不公，卻多年堅冰難破。城鎮居民中，企業人員退休前要繳納養老保險，公務員則不用繳費。但退休後，企業人員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資60%左右的退休金，公務員卻能達到90%左右。在有的城市，公務員退休金甚至是企業人員的4倍多。
宋曉梧回憶說，他1996年就在《經濟日報》上發表文章，提出要解決雙軌制問題，2004年他又向溫總理當面提這個問題。「到現在兩個八年抗戰，都打不垮這個雙軌制。」
財稅制度，則是另一個重要卻困難的二次分配改革突破口。在國際上，所得稅、遺產稅和贈與稅、房產稅等是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二次分配手段。
「涉及稅收和轉移支付，財金部門處在強勢地位，他們認為還是應該把發展問題放在第一位。」一位專家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我印象很深，有些部門的人說，收入差距問題談了這麼多年也解決不了，解決不了就不要談了嘛，不要炒作這事吊老百姓胃口。」
而對於多數發達國家已徵收一百多年的、可消除「階層凝固」的遺產稅和贈與稅，雖然是國際通行的二次分配手段，卻在中國阻力重重。一位專家透露，對這兩個稅種推出的最主要顧慮是怕引起大規模的資產向海外轉移。
「幾年前有一次我在政協法制委員會講課，建議徵收房產稅和遺產稅，在座一位領導當場就說，『徵收什麼遺產稅？剛剛有點財產就徵收遺產稅？』」一位專家回憶說。
艱難尋求共識
至今依然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而且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大。更要命的是，這個龐大框架的每一環，都充滿著爭論。
客觀地說，收入分配改革受阻，並不完全因為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因為收入分配問題異常複雜，從上到下各方難成共識。
這些年來飛速變化的中國現實，是收入分配難題不可忽略的土壤。
比如說最戲劇性的國有企業，就從1990年代末入不敷出不得不進行「三年脫困」的窘況，搖身變成利潤豐厚勢大力沉的壟斷企業，並因此從社會幫助的對象變成改革的對象。
至今依然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而且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大。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原人保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在2006年參加了發改委召集的收入分配改革專題研究會議，從此開始參與工資分配改革。他後來漸漸發現工資分配改革要跟財政分配體制、社會保障、農民收入增長及經濟社會體制改革等問題聯繫起來。
「就像一個人腿有點毛病，後來發現腿的毛病可能和內臟、神經有關，可能還不止是一個地方，很多地方都有毛病，是相連帶的，必須進行全身檢查才能得出正確結論。」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收入分配問題的複雜性，使得在改革的其它問題上屬同一陣線的人士，有時也分歧嚴重。比如對於收入分配差距是否過大，是否需要進行分配改革，即使在改革派中也存在爭議。
「當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正在為福利政策難以為繼而發愁的時候，我們千萬要防止過早地染上我們根本沒有資格患的『富貴病』。」國內公認的「改革派」代表人物、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就曾在2005年撰文寫道，「有的經濟學家甚至在十年前就驚呼中國的收入差距已經過大。我認為，這種簡單的判斷和刻意的渲染，根本脫離了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其結果只會重新喚起傳統體制固有的平均主義訴求。」
而對於不同時期收入差距是否在擴大，各方也觀點不一。比如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據他測算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性支出差異指標顯示，2005年以來，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在經歷了擴大趨勢後，已經呈現縮小的跡象。但這一說法並沒有得到眾多研究者的認同。
同樣的爭論也存在於勞動者報酬問題上。
社科院發佈的2008年度《社會藍皮書》中稱，「我國勞動者報酬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到2006年降至40.6%。」對於這一被廣泛採信的說法，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徐滇慶專門撰文指出，中國勞動報酬佔GDP比重太低和逐年下降，不過是統計誤導的又一個「錯案」。徐同意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的觀點：「按國際同比口徑，我國勞動者報酬佔比遠遠超發展中國家，在金磚四國和中等發達國家中也位居前列，與自己縱比也不是下降，而是持續上升。」
對於是否應該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完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來改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很多經濟學家擔心這會帶來失業率上升，降低我國製造業的競爭力。「有人說，國企高管的工資不能降，要不然人才跑到華爾街去了；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工資不能漲，要不然製造業跑到越南、緬甸去了。」宋曉梧說。
在收入差距過大是改革造成的，還是改革不徹底造成的這一問題上，也存在兩套解釋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國光認為，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所有制決定分配製。但是，人們常常忽略這個觀點。」他強調要堅持公有製為主體，並主張「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講改革」，「每個人講話都有立場，是站在財富、資本的立場，還是站在勞動的立場，用了階級分析方法，就會看得一清二楚」。
在宋曉梧看來，按這種觀點推導下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根本途徑就是再次國有化、搞公有制。「現在不光老人，一批年輕人也有這種看法，是很危險的。」
幾乎在有關收入分配的每一個問題上，都充滿了爭論。這個缺乏共識的現實，注定了收入分配改革將依然困難重重。
一問，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電力改革進展如何？取得什麼成效？
中國改革開放前期的1980年-1995年期間，生產力迸發性地高速增長，能源和電力供應極其短缺。這一期間電力改革主要針對如何打破電力部門獨家辦電和依靠國家投資的局面，使發電建設能夠跟上經濟迅速發展的步伐。這次投資多樣化、多方辦電和多種電價改革的浪潮，調動了各方投資者的積極性，激勵了國內外、中央、地方和企業辦電的願求，通過不同的電價給予合理的回報，電廠建設突飛猛進。與此同時，增加了不少小型煤電廠。
1995年-1998年期間，孕育了政府電力管理體制改革的動力。這一輪改革主要是以電力部門政企分開為核心，電力部門管理體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撤銷了電力部。電力部在以往的部門管理機構調整中，幾經撤銷、合併和恢復，都沒有走出政企分開的路子。這一次改革，使電力行業市場發展機能由國家行政部門管理的做法一去不復返了。
1998年-2002年，電力改革遵循「廠網分開、競價上網，打破壟斷、引入競爭」的指導方針，廠網分開比較徹底。由於2002年底新一輪電力短缺的衝擊，電力改革陷入停頓。根據政監分離的原則，2003年成立了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這一輪電力改革產生了巨大的效果，使中國的電力供應徹底擺脫了長期不足的局面。發電端的競爭，提供了比較充足的電力供應。中國的電力行業成長和壯大了，即使在今後發生電力短缺的狀況，也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加以克服，一改中國長期以來缺電的局面。
通過市場化改革，現在電力年度總投資比2002年增加3.2倍以上，電力增長速度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0倍，中國建立了裝機容量世界第二和發電量世界第一的強大電力產業。
二問，為何要進一步深化電力部門改革？現在是繼續改革的好時機嗎？改革的動力是什麼？
2011年，中國用電量已經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位。中國裝機容量達到10.5億千瓦，但總裝機容量的70%和總發電量的82.5%是煤電。
煤炭消費對土地資源、水資源和空氣都造成很大的破壞和污染，嚴重威脅公眾身體健康。據有關機構報告，煤炭造成的經濟損失約佔年GDP的7.1%以上。中國是世界碳排放的第一大國，2011年排放約71億噸二氧化碳。估計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是目前的1.4-1.6倍，中國面對著極其嚴峻的氣候變化挑戰。發電用煤炭（含供熱）佔全國煤炭消費總量的近53.7%。與國外發達國家的能源效率相比，中國電力部門在發電效率、輸配電損失，尤其在電力終端利用效率上，都有很大差距。在應對氣候變化、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方面，電力部門都是關鍵領域。
有人認為前一輪改革目標尚未完成，應繼續貫徹2002國務院「五號文件」的內容。在2002年的電力改革中，遺留了許多問題。如何進一步推動「競價上網」，如何正確理解「打破壟斷、引入競爭；輸配分離，配電和零售競爭」，都還沒有形成共識。俗話說，「是藥三分毒」，需要重新審視前幾輪的電力改革，找出在前30年電力市場化改革中所遺留的缺陷，例如，環境問題和可持續發展問題。
時過境遷，我們需要調整和規劃新一輪電力改革的目標、指導方針、戰略設計和具體內容，而不是簡單地承接前一輪電力改革的內容。
現在出現新一輪電改的重要契機。目前經濟增長減緩和經濟轉型，電力需求供應基本平衡，應該抓緊時間討論和規劃電力改革的目標和戰略。在電力需求旺盛和供應不足時，改革會很難推進，因為注意力都轉移到如何保障電力穩定供應上。現在是國家經濟和各個經濟部門轉型期，需要進行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變。要充分利用有利局面，在政府主導下，推動電力部門新一輪改革。
前幾輪的電改中，問題集中，目標明確，各方容易形成共識，能夠充分調動廣大利益相關者積極參與電力改革。相比之下，在提高能效、保護環境和應對氣候變化等重大公共利益方面，各利益相關方的看法有分歧，利益相牴觸，關心程度低，動力不足。新一輪改革急需政府主導，應充實和發揮電監會的職能，引導企業向低碳綠色的可持續方向發展。
中國電力改革要遵循中國的實際情況、條件和發展總戰略，將頂層設計和實踐經驗相結合。
三問，新一輪電力改革的指導方針和重點是什麼？
與前十年的電力改革相比，新一輪改革的任務更艱巨、更困難。新一輪電力改革要講求實效。電力改革必須由政府主導，制定一系列目標、戰略、方法和步驟。現在國家能源管理的綜合部門（國家發改委）任務繁重，尚沒有全盤考慮能源部門的改革。在推進大部制的改革中，建議成立能源部，主導能源和電力改革，解決電力改革中首要的領導和協調問題。如果沒有強有力的電力監管機構的具體指導，改革攻堅和打破壟斷環節之時，可能會形成混亂的局面。
電力改革不能與整個能源部門改革隔離開來。可持續發展是中國能源部門發展的方向。我們認為，在下一個30年（2011年-2040年），能源部門改革的目標是：提供穩定可靠的、可負擔得起的、低碳綠色的能源服務。具體說，應對氣候變化、資源可持續利用、環境保護、綠色發展、能源安全和合理價格是能源部門改革的六大重點內容。
中國電力行業改革的具體指導方針是：低碳結構、節能高效、供應安全、公平公益。發展超智能電網，狠抓全過程節能（發電、供電、輸配電、終端用電）和結構優化，使電力供應結構低碳化、清潔化，以應對氣候變化和保護環境。圍繞煤的角色，把煤炭發電比重和煤炭發電總量降下來，開發和利用清潔煤技術，研發CCUS（CO2捕捉、利用和儲存），廢物的資源化利用。大力發展和提高清潔能源的比例。放鬆天然氣價格管制，提高天然氣的發電比重。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的比例逐年增大，要有強制性的比例要求。加強核電安全監管。電能利用要有量化測量手段，加強節能技術研發和應用，提高能效。電能的供能系統、電網和調控系統要穩定可靠，輸配電網投資多元化。加強需求側管理和響應，削峰填谷。充實和提高電監會的權力和職責。加強綜合電力規劃和管理，比較需求端和供應端的成本，讓需求端參與競爭。實施電廠排污權管理和交易，建立電力行業碳市場，開展CO2排放總量控制和交易。所有公民都有權利獲得電力。保障供給，同網同價，照顧低收入階層居民用電。理順電價，繼續實施差別電價，完善階梯電價和採納實時電價。
四問，電力改革的步驟是什麼？
電改牽涉面廣、影響大，要採用漸進方式。改革的時候，先走一步，看看這一步對改革的目標有什麼影響，再決定下一步怎麼走。前30年的改革證明，這種改革的步驟是正確的。在應對更艱巨的新一輪改革時，也應該繼續採用這種步驟。新電改的一條前提是，每一步改變對原有的電力系統不要衝擊太大，這不是顛覆性的一次改革。原有的電力系統維繫著電力的安全供應，不要一下子把原有的電力系統都打亂重組。電力改革切忌從理論條條出發，不要迷信簡單的自由競爭是靈丹妙藥。美國加州在2000年初的電力改革失敗就是一個很大的教訓。加州電改把原有的電力系統的各個環節全部分解，引入競爭，徹底改變電力垂直一體化的系統，實行廠網分開、競爭上網、輸配分開、配零售端競爭。在遭遇到電力供應不足和市場支配力干擾的衝擊下，電力改革被迫中斷和停止。目前，在世界上仍有許多國家和地區保持垂直一體化的電力系統，都在正常運行。智利、英國和歐洲的一些國家較早實行電力改革，美國的一些州也在推進電力改革，但是，這些案例還不能完全說明改革能有效地提高能效和應對氣候變化。垂直一體化的電力系統結構已經運行了100多年，沒有太大的安全穩定運行問題，缺陷是效率低、服務差、成本高。克服這些缺陷的改革模式有多種。電力改革應該遵循各國的不同政治和經濟條件，穩步推行。
五問，電監會成立至今能很好地履行職責嗎？在新一輪電改中如何才能更好發揮電監會的作用？
在各方積極的推動下，2003年，中國成立了電力監管委員會。電監會是國務院直屬的事業機構。電監會應該具有決策的獨立性、監督的權威性、管理的專業性和處置的科學性。電監會現有的職責與原先的設計差異很大。電監會應擁有的最重要的兩個權力是：定價權（包括價格監管）和制定市場規則的權力，包括市場准入、退出以及投資要求。但是，電價制定權沒有從發改委剝離，仍在發改委價格司手裡，電監會缺乏實施行業監管的手段和資源，也缺乏權威性。
因為缺少定價權和市場規則的制定權，電監會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尤其在對國家電網等超大型壟斷企業的監管中，需要強有力的監管權威、手段和措施，使電網公司等壟斷企業能夠認真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例如，美國各州的電力監管機構除擁有上述權力外，還有充足的人力資源和財力來實施監管，僅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就有1000多名工作人員。在監管權力不到位的情況下，中國各省的電監辦和國家電監會都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形同虛設。國家發改委掌管電價，將電價視為政府宏觀經濟調控手段，而不是由監管機構掌握。
在新一輪的電力改革中，必須授予和加強電監會應有的權力，才能履行其職能。在改革中，人們往往認為「打破壟斷、引入競爭」就能夠促使電力企業加強節能、減少污染和碳排放，實際上市場競爭並不保證能做到這一點。在強有力的監管下，才能促使電力公司和電力企業更好地擔當和履行社會責任。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監管機構，在某些壟斷環節引入競爭，很可能會引起混亂，達不到預期目的。在新一輪電改中，要將綠色、低碳、環保的社會監管責任與價格監管等主要責任列在同等重要的地位，電改目標才能有實現的保證。例如，不滿足2012年最新的電廠排放標準和其他環保標準不能達標的電力企業，要分期、分批退出電力市場。
六問，如何在新一輪改革中繼續推動「廠網分開、競價上網」？
實踐證明，廠網分開是一個正確、成功、有實效的改革。廠網分開後，國家的五大電力公司加上地方電力公司積極性高漲。恰逢電力需求急劇增長，電力供需缺口很大，考驗了廠網分開的改革效果。發電公司專管發電，能集中精力搞電廠建設。不比之前電力系統垂直一體化，電力公司決策遲緩，既要管輸配，又要管發電。廠網分開後，多家電力公司各自招兵買馬，擴張迅速，籌資渠道拓寬，通過與國內外投資者合作、與地方合作等各種形式開發電源。2002年-2005年四年內，新裝機容量達三億多千瓦。發電競爭使裝機單位千瓦造價決算下降20%左右，發電煤耗在2002年至2011年期間下降48克/千瓦時，節省約1.6億噸標煤。發電端超高速發展，滿足了2002年-2011年經濟飛速發展的需要。在新一輪電改中，要繼續擴大發電端的市場准入門檻和競爭，尤其是放寬清潔電源獨立廠商和民營企業的進入。國有五大電力公司佔有50%以上的發電份額。應降低較大發電商的市場份額，克服其市場支配力的作用，為「競價上網」打好基礎。
在上一輪電改中，試圖通過「競價上網」降低電價，有設計構想但並未實行。「競價上網」是一個比較複雜的系統，原先的設計構想已不符合新一輪改革目標和方針的要求，不會達到降低社會成本和鼓勵清潔能源發電的要求。競價上網應包含更多內容，如南方電網的綠色調度，考慮了環境成本，支持清潔電力，而不是僅僅按發電成本競價上網。競價上網要區別對待電量和容量問題。發電企業「競價上網」首先要滿足發電配額制，即可再生能源電源的配額比例，對可再生能源實施固定（某段時間）電價。參加「競價上網」的基本上是燃煤燃油電廠。發電廠商根據電網綠色調度的優先權上網售電。在「競價上網」中，必須考慮能效電廠的競爭（需求側節能和響應），使能效電廠能迅速擴增。
七問，「輸配電分離，配電、零售電競爭」可以促進改革目標的實現嗎？
這兩者之間並沒有一種必然由此及彼的因果關係。關鍵是電力改革的設計中，如何實現改革目標並取得實際效果。從國際經驗來看，將區域電網連結成一張全國大電網是一種發展趨勢。歐盟不僅設想要把各成員國的電網連接起來形成區域性大電網，還將歐盟的電網延伸到北非，利用北非豐富的太陽能和風能資源，形成跨洲際的大電網，這是歐洲智能電網的規劃藍圖。美國也積極地在以州和若干州為基礎的區域電網上，試圖連接成全國電網，克服地區電網供應安全的不足。但是，美國的政治體制有可能會阻礙全國電網的形成。在輸配電分開的改革設計中，輸電具有壟斷的性質，把國家電網分解成幾個區域電網，或者是分成以省為基礎的地區電網，這仍然是從一個獨頭壟斷的形式轉變成幾個區域或地區的多頭壟斷電網的形式。地區壟斷電網之間是否能夠展開充分的競爭，需要在理論和實踐上加以證明。在設計之前，我們需要回答下幾個問題：輸配電分開就能夠帶來更好的服務嗎？在配電網之間和零售之間的競爭應該是什麼形式呢？會幫助我們在實現新一輪改革目標上取得成效嗎？世界上有一些國家實行了電力改革，建立了競爭性的電力批發和零售市場，卻都沒有能夠滿足提高能效、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要求，從而希望發起新的電力改革。
大電網形式能很好地調度電力和安全供電。舉例說，華中電網缺電了，國家大電網可以從東北、華北、華東或其他富餘的電網調度資源，若輸配分開，各自為政，缺少全國統一的調度，會不會造成電力發展不平衡和投資過度浪費？配電競爭會否形成新的地區壁壘，不利於規範市場？從理論和實踐來說，國家電網如果是在強力的監管機構監督下，可以按照國家的監控目標按市場模式運作。各地區的配電網公司在各省電力監管機構的監管下，把提高能效、保護環境、綠色調度和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作為其業務考核的重要指標，同時把提升效率、服務水平和價格透明度也作為監管的重要內容。中國電監會的權威先天不足的問題應該首先獲得解決，其應加強對國家電網和各省電網的監管。如果這點都沒做到，就匆忙拆分電網，主次輕重不分，可能會引起混亂。
中國的輸配電網是國有資產，但同時又按市場化運行，具有二重性。國資委的要求強調了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和市場化運作，國有資產的性質又要求電網公司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這部分主要由電監會實施監管。隨著電網投資領域多元化改革，中國輸配電網公司市場化的傾向會更加明顯。
在過去十幾年，電網公司強調市場化運作，忽略其社會責任和承擔的公共利益的角色，利用壟斷特權，在價格透明度和服務質量上產生了許多問題，引起各方不滿，要求在輸配環節上「打破壟斷，引入競爭」。
在新形勢下，電網公司應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用平衡、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來處理本身的二重性，以適應改革浪潮。監管機構應採取強制和激勵二種手段，使電力公司價格透明合理，服務優良，既在經濟上贏利又能促進公共利益的發展。
智能技術和智能電網的發展帶來電力行業的創新性革命，極可能會改變現有的電力系統運行模式。現在歐盟、美國和中國都在大力發展智能電網，不僅要加強輸配能力，還要在各個環節和需求側加強節能。利用智能電網和ICT（信息和通訊技術），可以從發電端、輸電、配電、零售電到消費者之間加強交流和反饋，鼓勵採用新的技術，可以達到前所未有的節能效果。
目前已有成熟的商品化技術，新的技術研發也突飛猛進。在智能電網的模式中，電網公司承擔的社會責任可以履行得更多也更有效。電網公司不會自動把節能減排和社會效益作為首要目標，但智能電網可能巨大地衝擊和改變電力部門的政治生態。使電網公司履行其應盡的社會責任，不僅不會是一種負擔，反而是一種贏利的商業模式。
從目前實施的在配電端和零售端開展競爭的國家來看，也在加強對公共效益的考慮。英國和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認為要實施新一輪的電力改革，才能把應對氣候變化、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作為重點。因為他們在原先的電力改革中「打破壟斷、引入競爭」，既不能應對這些新的挑戰，其改革的實際效果也差強人意。
八問，降低電價和降低成本，哪一種是切實可行的電力改革目標？大用戶和發電企業的電力直供適合新一輪電力改革嗎？
在前幾輪的電力改革中，都希望把電價降下來。但是，實踐證明，電改的結果並沒有降低電價。因為在集資辦電過程中採用多種電價，新蓋的電廠越多，不同的電價也越多，總的平均電價是上升的。近幾年，尤其是清潔電源和可再生能源電源的發展，也使電價上升。當然，如果沒有競爭性的電力市場化改革，也許電價上升的幅度會更高些。把電改前後的電價相比，很難見到有降低電價的結果發生，以此作為評價電力改革的成效是不全面的。比如，美國發展頁岩氣降低了發電的氣價，但並沒有導致電價降低。除了「競價上網」需要啟動，目前輸配電成本和價格制定的透明度很低，缺乏嚴格監管。這些環節阻礙了對合理電價的梳理和制定。
電價要進一步理順。目前的價格制定體系要改進，要透明化。首先價格監管到位，按供電實際成本對不同消費者制定不同的價格，價格調整的週期短一些。在降低電價和降低成本中，電力改革要提倡降低成本。目前中國實施的階梯電價是一個很好的措施。階梯電價能夠使低收入階層有供電保障，體現了社會公平。在居民電價的調整中，能夠減少在電價消費中的不公平現象，消費多者多付費。在電價改革中也應該同時實施實時電價。實時電價反映了電力供應中不同時段的電力成本。實時電價可以使消費者避開用電峰段，促進削峰填谷，達到節約能源、減少排放的目的。在工業消費者中，差別電價仍然應該保留。沒有完成國家規定的節能減排任務的工業企業，應該付出污染環境和浪費資源的費用。
推進發電企業與電力用戶直接交易，構建多買多賣的市場格局，這可能會與新一輪電改中提高能效、減少污染物和碳排放的目標相牴觸。我們首先明確，大用戶一般指的是工業用戶（高耗能或非高耗能工業）。由發電企業和用戶自行協商電力、電價和電量，並簽訂合同。這會導致用戶只與能提供最低電價的發電企業簽訂合同。發電企業給大用戶的售電價會比其上網電價高，因為工業用戶看到的發電企業的電價比電網的售電價要低。在發電企業中，燃煤電廠的成本最低。這種交易的結果是，燃煤電廠擴充發電能力，追求更高的利潤。而工業用戶有了較低價格的電力供應，使工業用戶的競爭力增強而不會注重自身節能。
這種做法提高了社會平均環境成本，也就是說相應地提高了電網平均售電成本和價格。大用戶和發電企業之間的直通車，衝擊了不鼓勵發電競爭的、經濟效率差的壟斷電網系統，但對綠色、低碳和可持續電力發展的新一輪改革目標，恐無助益。
九問，修改《電力法》是在電力行業完善法制和制度安排的第一步嗎？
修改《電力法》是完善法制和制度安排的第一步。1995年12月28日，八屆全國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力法》並於1996年4月1日起實施。《電力法》的配套條例和實施措施至今沒有完全出台。在《電力法》中，沒有明確表明支持電力改革，也沒有把應對氣候變化、優化低碳結構和加強電力部門監管作為主要內容。新一輪電改應該是在《電力法》的框架內推進，但是，現有的《電力法》並沒有充分法理依據支持電力改革。《電力法》出台至今已將近17年，《電力法》與電力部門發展和變化的實踐相脫離，急需對《電力法》加以修改，以適應和指導電力部門發展的需要。根據中共十八大報告精神，今後國家的電力發展和改革應該是在法制框架內推行，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
十問，電力改革首期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最新的國際經驗表明，競爭性的電力市場自身不太可能產生和提供能夠滿足國家經濟和環境目標的最優資源量或資源組合。應該重新評估中國十年前提出的電力行業改革規劃，並做出適當調整，以確保未來的幾十年裡，電力部門的改革為實現全國宏觀經濟和環境目標做出顯著貢獻。例如，2020年，風電裝機將會超過2億千瓦以上。電網公司要防止「棄風」現象，全額收購風電。分佈式和集中發電均衡發展，但是，西部風力資源豐富地區的大規模發電，需要全網分攤，電網公司的角色十分關鍵。根據中國目前的情況，我們建議第一階段開展以下工作。
1. 在發電端推動新形式的「競價上網」。考慮環境成本，實施可再生能源市場配額制，鼓勵清潔電源發展，降低煤電比例，優化電源結構，採用環保節能調度，提供可負擔得起的綠色低碳電力服務。重視電力終端用能效率的提高，電網公司要設立強制性的能效提高目標。
2. 採用綜合資源戰略規劃和需求側管理方法，找到最優的供應側和需求側方案，以最小成本滿足中國未來電力需求增長和環境保護目標。
3. 建立競爭招標制度，以最低成本獲得所需的供應側和需求側電力資源。中國可以通過競價手段獲得所需的電力資源，但並不依賴競價來管理發電調度或零售服務（如果沒有非常嚴格的控制，市場操縱力很難避免）。
4. 重新確定國家電網公司的角色，強調其在長期系統規劃（包括需求側管理）、投資、調度以及在可再生能源上網方面應發揮的作用，以保證系統設計和運行的統一，節省資金投入。電網運行成本透明化。
5. 重新定位配電公司在投資能效方面的角色。2010年11月，國家發改委頒佈了《電力需求側管理實施辦法》，其中要求電網公司通過提高最終用戶的能效，節約0.3%的電力負荷。綜合資源戰略規劃和需求側管理方法將體現出最優的能效投資水平。隨著電網公司提高能效經驗的積累，這種強制性要求可以修改成要求他們「在其電網覆蓋區域對所有成本效益好的終端用戶能效項目進行投資」，並設立能效目標。
6. 加強和充實電監會的權力和職責，嚴格監管電網公司的價格、成本及綠色低碳發展。監管政策也需要調整，以保證各公司在成功提供最小全社會成本能源服務的同時，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
7. 電網公司投資多元化。鼓勵民企、外資和私人投資電網建設。
作者Rick Weston 是美國電力監管援助機構高級專家、電力監管援助項目經理董事兼中國區主任；David Maskoviz 是電力監管援助項目資深專家；楊富強是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能源、環境與氣候變化高級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