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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退歐後“避稅天堂”夢難圓 引資只能緊抱中印美

在英國退歐之前，世界貿易組織(WTO)總幹事阿澤維多(Roberto Azevedo)一半戲謔一半嘲諷地說，如果英國脫歐，其所有在WTO下的貿易協定全部需要推倒重談，否則英國就幹脆選擇把自己變成個免稅島。

目前看來，英國確有此願。

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前幾日就表示，為了應對退歐對公共財政造成的潛在損失，英國有意將公司稅率從目前的20%降至15%以下，意圖將英國打造成為“避稅天堂”。

不過，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並不認為此舉可以奏效，與之相反，如果大幅降低企業稅，英國將惹怒一些歐盟國家領導人，並為此付出高昂代價。

另一方面，為了維持英國在“後歐盟時代”的經濟競爭力，英國政府唯有選擇繼續加強同中國、印度和美國等國的經濟貿易聯系，並將為此陸續派出高級別代表團進行遊說。

“避稅天堂”意圖遭打擊

在公司稅方面相對於歐洲大陸的優勢，一直是英國各貿易促進部門在全球各國吸引投資的利器之一。在退歐之前，英國的計劃還只是到2020年將公司稅降至17%以下。然而，如果將公司稅降至15%以下，將接近愛爾蘭12.5%的公司稅，進而令英國成為主要經濟體中公司稅最低的國家，打造避稅天堂之心昭然。

英國商務大臣賈偉德(Sajid Javid)

7月6日，英國商務大臣賈偉德(Sajid Javid)也呼籲，政府應實施多項企業稅及個人稅調降措施，以緩和英國脫歐將帶來的經濟放緩。

不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一份內部備忘錄顯示，OECD不認為英國在退歐之後可以通過成為避稅天堂來吸引全球投資者。

“退歐給英國競爭力帶來的負面影響可能會促使英國在稅收改革上變得更加激進。” OECD的稅務負責人聖阿芒斯(PascalSaint-Amans)在上述內部備忘錄中認為，持續這樣操作將令英國變身為避稅天堂類型經濟體。

目前OECD國家的平均公司稅在25%左右。而英國早先宣稱要做二十國集團經濟體中在稅率方面最具有競爭力的經濟體，且已經推出了針對企業和其子公司的稅務優惠制度，譬如允許企業在一些收入上支付更低稅率，並對其在避稅天堂的子公司免征所得稅。

不過，OECD認為，如果英國想要極大提升其對於企業的吸引力，需要引進一套非常慷慨的稅收體制。譬如英國在脫歐之後，可以選擇性地向一些外國投資者提供一次性的稅務優惠，而這在歐盟成員國之內是被禁止的。目前歐盟委員會還在加緊嚴查盧森堡和愛爾蘭等給予跨國公司優惠稅收政策的行為，英國脫歐之後將不再需要顧忌歐盟在此方面的限制。

英國保守黨的右翼黨員認為，如能夠繼續削減公司稅，將有益於促進投資和工作。

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ACCA)的稅務部門負責人羅伊-喬杜里(Roy-Chowdhury)也同意OECD的分析。他認為，如果英國試圖提供違背歐盟公平競爭原則的稅務裁決或稅收優惠，有可能起到相反作用，企業將因擔憂歐盟報複而產生顧慮。

“所有的稅務政策應同歐盟緊密一致，這樣對於商業界而言才能產生更大的確定性。” 羅伊-喬杜里表示，所以盡管退歐派宣揚自主自治，“我相信現實是，(英國)將同歐盟保持非常緊密的一致。”

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

貿易團奔赴中印美

奧斯本提出的振興英國經濟五點計劃中，第一條即為“推動新一輪來自於中國的投資”。

英國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羅廷(Martyn Roper)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在退歐公投之後，中英兩國都很清晰地表達了兩國政府間的承諾，“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尋求同中國增強合作的機會，我不覺得這有任何改變。而且中英在貿易和投資方面也可以繼續得到改善。”

英國首相卡梅倫則表示，在近期英國將持續派出高級別貿易團奔赴中印美等重要貿易夥伴國家。6月底，卡梅倫同英國高級別商業顧問19人團在唐寧街10號開閉門會議。

會議上，卡梅倫向業界領袖表示，希望業界能夠幫助在未來幾個月的政治真空期幫助穩定英國社會情緒，且英國政府將建立一個部長級小組，由賈偉德作為小組組長來統領、應對英國退歐之下的商業事務。

賈偉德則表示，“我們必須確保全世界都意識到，英國還是敞開大門做生意的，而且仍是對貿易和投資具有極大吸引力的場所。”此前英國財政部為英國出口定下宏偉目標：到2020年英國對外出口要達到每年10萬億英鎊的目標，2014年英國對外出口額為5070億英鎊。

羅廷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雖然目前正就英國脫離歐盟的過程進行談判，然而中國和英國的雙邊關系不會被改變，中國的商人、學生和遊客訪問英國的方式也不會被改變。

“我們的商品及服務照常為中國運輸和提供;我們的專業知識依舊和中國共享。英國依然向中國開放——無論是對中國人民、貿易及投資，還是對雙邊合作和未來提供絕佳的機遇。”羅廷表示，“英國首相卡梅倫已經註意到，英國人民都想和中國這樣的重要合作夥伴建立最強的經濟聯系。”

羅廷表示：“我們將全身心致力於實現去年習近平主席訪問英國時雙方達成的目標——將兩國提升為21世紀全球戰略合作夥伴關系，特別是攜手解決全球議題、發展我們兩國未來的經濟、加強我們兩國的貿易和投資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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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避稅重磅文件：收入超５５億的跨國控股企業需提交國別報告

上海市國家稅務局官網13日稱，國家稅務總局日前發布《關於完善關聯申報和同期資料管理有關事項的公告》(下稱《公告》)。

第一財經記者曾在5月率先報道國家稅務總局將出臺這份文件。此前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稅務專家表示，這是中國近期出臺的反避稅重磅文件，旨在要求大型跨國企業披露更詳盡的年度關聯業務往來報告表、國別報告和轉讓定價同期資料，以便於稅務機關判斷企業是否采取不合理避稅手段。

此次《公告》重新定義了關聯關系和關聯交易，並要求實行查賬征收的居民企業和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場所並據實申報繳納企業所得稅的非居民企業向稅務機關報送年度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表時，應當就其與關聯方之間的業務往來進行關聯申報，附送《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年度關聯業務往來報告表(2016年版)》。

根據《公告》，存在兩種情形之一的居民企業，應當在報送年度關聯業務往來報告表時，填報國別報告。其中之一是，該居民企業為跨國企業集團的最終控股企業，且其上一會計年度合並財務報表中的各類收入金額合計超過55億元。

國別報告主要披露最終控股企業所屬跨國企業集團所有成員實體的全球所得、稅收和業務活動的國別分布情況。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目前國家間針對國別報告的情報自動交換也在進展中，以打擊跨國企業逃避稅行為。

同期資料包括主體文檔、本地文檔和特殊事項文檔。

《公告》也明確了企業披露主體文檔的具體條件，比如年度關聯交易總額超過10億元。主體文檔主要披露最終控股企業所屬企業集團的全球業務整體情況，包括組織架構、企業集團業務、無形資產情況、融資活動、財務與稅務狀況。

披露本地文檔所符合的條件包括有形資產所有權轉讓金額(來料加工業務按照年度進出口報關價格計算)超過2億元，或金融資產轉讓金額超過1億元，等等。

本地文檔主要披露企業關聯交易的詳細信息，包括企業概況、關聯關系、關聯交易概況、價值鏈分析、對外投資、關聯股權、關聯勞務、可比性分析等。

普華永道中國轉讓定價服務合夥人唐恩亮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公告》是近五年來中國反避稅領域的一個重要文件，也是落實二十國集團(G20)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項目成果。

中稅咨詢高級合夥人蔣重陽曾告訴記者，《公告》目的就是提高跨國企業關聯交易的透明度，隨著未來各國稅務機關加強跨國企業信息互換，企業想避稅將很難。

G20財長聚首成都 熱議反避稅英國脫歐全球經濟

2016年第三次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於23日至24日在四川成都舉行。這是9月G20杭州峰會前的最後一次部長級會議，也是今年財長會議的收官之作。

此次會議主題是“共促增長、共擔責任、共建治理、共享發展”，主要討論全球經濟形勢、“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框架”、投資和基礎設施、國際金融架構、金融部門改革、國際稅收合作以及綠色金融、氣候資金和反恐融資等議題。

在全球經濟面臨嚴峻挑戰的大形勢下，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和複雜性因素增多。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財長、央行行長以及國際組織負責人能否帶來新信息、新理念，為化解當前全球經濟難題開出藥方良策，成為大家共同關註的話題。

跨國避稅有愈演愈烈之勢。據不完全統計，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導致的全球企業所得稅流失每年高達1000億至2400億美元,大約占到全球企業所得稅總額的4%—10%。

今年已召開的兩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都將國際稅收合作作為重要議題。本次會議期間舉辦G20稅收高級別研討會，討論創新驅動和包容性增長的稅收政策在促進投資和貿易、實現經濟增長中可發揮的作用。

在會場，有加拿大官員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主要經濟體對反避稅已達成初步共識，在G20的推動下，BEPS行動計劃或許對國際反避稅產生積極意義。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指出，BEPS就是利用合法手段使應稅利潤減少或消失，或者通過稅收籌劃將利潤轉移到低稅或無稅地區的現象或行為。2015年10月5日，OECD正式發布旨在反避稅的BEPS15項行動計劃的研究成果，日益受到世界的關註。積極開展BEPS行動計劃，落實其研究成果，已成為G20成員的基本共識。

2016年上半年，中國宏觀經濟數據高於市場預期，穩中向好。GDP增速、工業數據、投資、消費、居民收入等多項重要經濟指標保持平穩。如今，世界主要經濟體對中國經濟憂慮程度已不如年初在上海的首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

不過，美國方面或許會試圖把中國削減過剩工業產能納入會議議題，正如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Jacob Joseph Lew)此前強調的，G20需在應對全球工業產能過剩的緊迫問題上發揮領導作用。

據英國路透社報道，此次G20財長會議關註的焦點已不再是人民幣貶值和對中國經濟的擔憂，而是英國脫歐對歐盟和世界貿易的影響。俄羅斯財政部副部長謝爾蓋•斯托爾恰克(Sergei Storchak)日前在媒體上表示，英國脫歐可能是是G20成都會議的主要議題，很希望對脫歐的影響作出正確評估。

記者了解到，此次G20財長會議是英國新任財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的國際首秀，也是英國退歐之後國際財經首腦的第一次聚首。

G20成都會議期間，英國財長將首次與德國財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euble)正面交鋒。上周，英國新財長表示希望英國金融業能進入歐盟單一市場，以強硬著稱的德國財長則回應，英國不能一邊享受歐盟單一市場的特權一邊拒絕在移民問題上妥協。

有四川省政府官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次會議也是成都市迄今舉辦的規格最高、影響最大的國際性會議。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甘犁認為，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作為探討全球金融問題的重要會議，它的召開將提升作為舉辦方的成都在國內乃至國際上的知名度，提升成都在金融領域內的軟實力，這會對成都在吸引金融資本、金融機構和金融人才等方面起到促進作用。

機構分析，成都憑借四川豐富的資源優勢、雄厚的科教底蘊與8000多萬人口形成的巨大消費市場，聚焦了世界商業巨頭們的投資目光。

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5月底，成都共有各類銀行、證券、保險機構總計400余家，外資銀行、保險公司總數分別為16家和17家，居中西部城市前列。成都先後成為人民幣跨境結算、跨國公司總部外匯資金集中運營管理、個人本外幣特許兌換業務的試點城市。去年成都金融業增加值超1200億元，副省級城市第三，金融業已成為成都重要的支柱產業。

二十國集團(G20)是全球經濟金融合作問題的重要論壇。G20匯集了世界主要的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其成員國的GDP總量約占全球GDP的85%。

除了創新，這些巨頭還是海外避稅“大戶”

7月29日，希拉里在競選演講中承諾，一旦當選將對美國大公司海外避稅和資產轉移下手。“如果大型跨國企業一邊享受稅務優惠一邊還把工作機會都放到海外，那我們就要讓它們有所補償。我們將把那部分錢放到它本應屬於的地方——創造國內就業!”希拉里說道。

事實上，這不是希拉里第一次關註大型企業的海外避稅問題。早在去年，希拉里就表示將推動國會通過一項決議抑制大型生物醫藥公司以避稅為目的的海外兼並項目。

有意思的是，就在前一天，美國國稅局向Facebook發出了補稅公告，要求其補繳30億~50億美元稅收，外加利息和罰金。

事實上，Facebook並不是唯一遭到逃稅指控的大公司。蘋果、微軟和亞馬遜等全球科技巨頭都曾因在海外國家的稅務問題而接受美國國稅局的調查。

微軟在上周四的證券備案文件中表示其稅務審計仍在繼續，可能會“重大”影響公司的財務狀況。

截至目前，Facebook、谷歌、亞馬遜、蘋果的市值分別介於3500億至5800億美元之間。

“稅負倒置”的攻防戰

今年4月，美國財政部出臺了旨在遏制避稅交易的新政，這直接導致了輝瑞1600億美元收購艾爾建受阻。

輝瑞原本計劃在與艾爾建合並後，將新的公司總部遷至愛爾蘭。然而根據美國財政部的稅收新政，輝瑞在並購後即使將總部遷至愛爾蘭，也無法享受到稅收上的優惠。

如果輝瑞成功收購艾爾建，將是美國歷史上最大一起“稅負倒置”的收購案例。“稅負倒置”指企業通過改變註冊地的方式避稅。根據美國法律，註冊地在美國的企業需將海外利潤匯回國內，還要按照美國的聯邦企業所得稅率再次納稅。如果輝瑞通過並購將公司註冊地轉移至愛爾蘭，那麽輝瑞的稅率預計有望由目前的25%下調至17%~18%。

有趣的是，就在一年前，輝瑞曾經對英國第二大藥企阿斯利康表示過收購意向，其註冊地在英國。最終這筆交易同樣因為涉及“稅負倒置”而被美國財政部叫停。

不過輝瑞下定決心要規避美國的高稅率。輝瑞首席執行官IanRead此前數次表示，美國繁重的稅收讓輝瑞處於不利地位，是輝瑞的當務之急。如果美國政府不改變稅收政策，那麽公司為了減稅而將註冊地遷往海外的動機不會減弱。

盡管輝瑞對艾爾建的收購最後沒有獲批，但此前已經有兩起並購交易獲得通過：一起是美國可口可樂企業公司(CCE)、可口可樂伊比利亞合夥公司(CCIP)與可口可樂的德國瓶裝業務宣布達成合並協議，合並後成為了全球最大的可口可樂飲料獨立瓶裝商;另一起是CF工業控股以包括債務在內的8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競爭對手OCI的部分資產。這兩起交易都是以“稅負倒置”的方式創造以歐洲為總部的新公司，凸顯了美國公司希望將稅基遷移至海外的想法。

事實上，去年僅上半年，通過海外收購實施“稅負倒置”的交易就已經超過3000億美元。

有關專家指出，企業為了給股東創造最大的價值，並且考慮到經營成本壓力和保持現金流的因素，可能會希望在現有稅制下去選擇一些較優的稅務安排。即使企業不盈利，不需要交所得稅，也可能會希望降低其他稅負，比如流轉稅。

目前，企業常用的法律框架內的稅務安排途徑包括轉讓定價，這也是最常見的利潤轉移的手段，通過關聯企業之間轉讓實物或者勞務、無形資產時的不同定價來實現利潤轉移。另一種方法是設立避稅地的控股子公司，比如常見的開曼群島;或利用歐盟內部的機制，直接把總部設在盧森堡等地。而近期出現較多的情況是通過企業間的並購，來實施“稅負倒置”交易，即設立持股公司，也就是所謂的中間公司或者管道公司，通過位於低稅率地區的中間公司轉移資產股權來實現避稅目的。

嚴苛的稅收

此前，谷歌也因為在歐洲的避稅問題被推到風口浪尖。在過去的兩個月里，谷歌在法國巴黎和西班牙馬德里的辦公室被輪番突襲。《華爾街日報》報道稱，西班牙警方可能在搜尋關於“谷歌不按實際數目上報收入以達到避稅目的的證據”。

谷歌的業務覆蓋全歐洲。其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的子公司是谷歌在海外最大的分支機構之一。愛爾蘭直到去年1月之前實施的還是“雙重愛爾蘭”的規則，即公司可以將其在愛爾蘭的主要收入和利潤以知識產權費的形式支付給谷歌另一個在愛爾蘭註冊，但是在百慕大群島運營的子公司，通過這種形式，谷歌能夠將其海外稅率削減至5%，甚至比愛爾蘭12.5%的稅負還要再低上超過一半，每年能夠因此節省數百億美元的開支。

這引起了一大批歐洲國家的不滿。法國就起訴谷歌的愛爾蘭公司在法國境內有永久運營，但是隱瞞了這一事實，並以此達到偷稅漏稅的目的。

法國政府因此要求谷歌繳納16億歐元的欠繳稅款，不過谷歌希望能就數目進行協商。法國財長米歇爾-薩潘對此予以拒絕。事實上，今年年初，谷歌已經向英國政府繳納了1.3億英鎊的欠繳稅款，但是這筆數目被批評人士指責“實在杯水車薪”。

ACCA會員、上海四達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合夥人李兆嬰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美國除了在企業所得稅稅率上不占優勢外，還實施雙重稅收管轄，也就是向居民企業的全球所得課稅，一個獨資的美國公司的整體稅負可能會比一個有外國母公司持股的美國公司更高。”

基於上述理由，很多美國公司選擇新創或者並購一個海外公司。這種方式對美國的制藥和科技公司尤其具有吸引力，因為它們的利潤大多來自於知識產權，比如專利權。由於歐洲國家只對境內所得課稅，在歐洲設立總部，再把專利權轉移到零稅負國家的子公司，如百慕大或者開曼群島，成為這些美國高科技企業的理想之選。

有意思的是，谷歌CEO皮查伊曾公開炮轟稅務體系：“我們強烈提倡全球單一的稅務體系。”

不過為了防止這種有利於企業避稅的行為，愛爾蘭去年主動提出取消“雙重愛爾蘭”的條款。事實上，各國政府對於避稅的監管從去年開始也趨於嚴格。去年10月，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發布了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項目行動計劃報告，中國也參與其中。根據普華永道的報告預計，BEPS成果將在不久的將來對轉讓定價管理、雙邊稅收協定談判、稅收立法等多方面帶來劇變。

矽谷的困境

事實上，谷歌並不是唯一遭到逃稅指控的大公司。蘋果、微軟和Facebook等全球科技巨頭都曾因在海外國家的稅務問題而接受美國國稅局的調查。

就在7月28日，美國國稅局向Facebook發出補稅公告，要求其補繳30億~50億美元稅收，外加利息和罰金。

美國國稅局稱，據備案調查Facebook在2008~2013年度的納稅情況，發現數十億美元資產被低估，並於2010年轉移到愛爾蘭的子公司。如果Facebook需要支付額外的50億美元的稅，這一數額將超過2014年和2015年整個稅務成本的總和。

蘋果被控逃稅也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早在2014年，蘋果將旗下控股公司iTunesSari移至愛爾蘭，同意為當地創造數千個就業崗位，而愛爾蘭“回報”給蘋果的則是2%的優惠利率，遠低於該國12.5%的企業所得稅率。

隨後，歐盟委員會指控愛爾蘭規避國際稅收規則，“幫助”蘋果數百億美元利潤逃避征稅，以維持當地就業。經過長達兩年的調查，歐盟將在今年秋天公布對這起逃稅案的裁決，蘋果或需補交巨額稅款。

近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毫不客氣地指出，蘋果公司聲稱其大部分獲利均來源於愛爾蘭的幾百名員工，這種避稅方式根本是一種欺詐行為。早在去年年底，因涉嫌逃稅欺詐遭受調查，蘋果公司同意支付3.18億歐元(約合22.54億元人民幣)與意大利政府解決稅務糾紛。

與蘋果堪稱“難兄難弟”的，還有微軟、亞馬遜等多家公司。就在上個月，據外媒報道，微軟已經與英國稅務部門達成了一項秘密協議，允許其通過位於愛爾蘭的MicrosoftIrelandOperations(MIO)公司來避稅。截至目前，微軟在英國業務的網上支付部分通過MIO計稅，總計超過23億英鎊的資金流僅繳納了1690萬美元的稅款。

此前，歐盟對2003年盧森堡與亞馬遜達成的稅收協議展開調查。作為重點關註對象，亞馬遜或將被勒令向盧森堡支付4億歐元(約合4.48億美元)稅款。2014年，亞馬遜德國公司總銷售額高達119億美元，但其提交的監管文件顯示，當年僅支付1190萬歐元(約合1600萬美元)的稅款。

這些跨國公司在各個國家的經營，看似完全遵守當地的稅收條例，但卻通過複雜的稅收安排和“騰挪”設計，為“合理避稅”而費盡心思。“轉移定價”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即大企業集團，尤其是跨國公司，利用不同企業不同地區稅率以及免稅條件的差異，將利潤轉移到稅率低或可以免稅的分公司，實現整個集團的稅收最小化。

另外，在金融、專利領域挖掘“逃稅”空間也是企業常常采取的策略。比如，一家在歐洲經營的跨國公司，在歐洲各國普遍實施量化寬松的低利率貨幣政策的時候，其放棄在當地銀行的借款，轉而向另外一個低稅收國家的關聯公司舉借高利息貸款，就是明顯的逃稅行為。

而對於這些高科技行業跨國公司而言，它們更容易采用的逃稅方式就是無形資產的轉移定價，它們通過分公司簽訂許可證合同或咨詢合同等，以提高約定的支付價格，轉移利潤。

不僅如此，通過關聯方交易減少企業的整體納稅支出也可以實現合理避稅。例如，將企業的研發中心設在企業所得稅率較高地區的企業內，這樣發生的高額費用使該企業利潤降低，所得稅繳納額下降。

目前，美國許多科技公司在海外的利潤都高達數百億美元，而這些企業並沒有向美國政府交納相應的稅收。

在這方面，蘋果CEO蒂姆·庫克(TimCook)和思科CEO約翰·錢伯斯(JohnChambers)在該問題上的表現十分活躍：以庫克和錢伯斯為代表的美國科技公司紛紛遊說國會，希望美國科技公司將國外利潤轉回國內時，能夠免稅或支付較低的稅率。錢伯斯表示，免稅將會鼓勵公司轉回大量的海外資產，有助於促進美國本土市場上的投資活動，並創造就業崗位。

但事實上，蘋果和思科並不是擁有海外現金最多的美國科技公司。彭博社2013年對美國75家科技公司提交的監管文件進行分析後發現，微軟和IBM是海外利潤最高的美國科技公司——同樣它們也並沒有向美國政府交稅。

美國公共利益研究組織(PIRG)2015年公布的《美國百大上市公司離岸避稅排行榜》(OffshoreShellGames)顯示，大部分美國大公司都擁有位於避稅天堂的子公司。截至2014年底，全球500強企業中至少有358家(72%)在避稅天堂的管轄權範圍內運營著超過7622家子公司。其中最有錢的30家公司以稅務目的運營著1225家子公司。作為最知名的兩個避稅天堂，60%的企業都在百慕大和開曼群島設立子公司。

截至2014年底，500強公司累計以避稅目的獲取利潤超過2.1萬億美元，最有錢的30家500強公司擁有1.4萬億美元利潤，占到了總利潤的65%。其中蘋果公司利潤最高，達到1811億美元;全球最大的制藥企業輝瑞在避稅天堂擁有多達151個子公司，利潤高達740億美元;百事可樂也在避稅天堂擁有132家子公司，利潤378億美元。

利潤最大化

從蘋果、谷歌、亞馬遜到Facebook，為什麽科技企業頻頻成為稅務監管部門的目標?

對此，業內專家認為，科技企業規模大、發展速度快、產品附加值高、稅負安排易操作等綜合因素導致這類企業更容易引起稅務部門的關註。

“高科技企業頻頻引發稅務部門調查，因為這一類企業發展迅猛，從初創公司到估值10億美元的獨角獸，再到上市公司，業務拓展從國內到國際,所需要的時間相比傳統零售業等領域要短很多，而且跨國交易也多，所以稅務監管部特別關註高科技企業。”普華永道中國中區公司稅業務主管合夥人李軍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不過他也特別強調，高科技公司對於稅務的安排總體來說非常謹慎，通常會在符合商業需要的情況下選擇最合理的安排，考慮的因素包括整體的商業成本、合規性要求以及相應的風險。

世界各地稅制的差異造成國與國之間的稅收政策有差別，而企業出於盈利的目的，對於“利潤最大化”的追求也意味著跨國公司通過稅制的安排來降低稅負的現象在短期之內不太可能消除。

對於一些深諳法律知識和法律技術的跨國企業來說，利用鉆法律的“空子”來實現“合理”逃稅並不是一件難事。不過，一些違法的避稅行為一旦被所在國查出，跨國公司將面臨補征稅款和利息處罰。企業一旦被發現逃稅，形象將蒙受巨大的損害，已經有不少大企業為此付出了代價。

因此，對於跨國公司來說，避免此類負面消息是其需認真對待的重要部分。前不久剛辭任英國首相的卡梅倫曾說過的一句話或許是一個警示：“逃稅企業應該清醒過來，正視納稅責任。”

高稅制是創新力黑洞嗎

值得註意的是，稅制是反映國家競爭力的一個方面，稅制的完善性由很多方面組成。李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強調：“稅率只是一方面，還有公平性、合理性和透明性。稅負一般只是企業生產經營成本的一部分，並不是決定性因素，比如美國稅率高並不意味著企業要放棄美國業務。”

他指出，企業應該更看重交易本身的商業考量，包括雙方業務的互補效應、企業文化差異、運營成本等。“並購最基本的考慮應該是基於商業目的，符合經濟規律，而不是以避稅為目的。如果並購主要是為了避稅，但是整合沒有戰略效果，同時也承擔了商業上的巨大風險，這不符合經濟學的常識。”

李兆嬰強調，即使部分高科技公司會采用研發服務外包等方式來做些財稅上的安排，但研發成果才是高科技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所以高稅負對研發創新的實質影響微乎其微。

“對初創企業進行稅率的優惠也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比如中國鼓勵研發創新，有很多扶持政策：對一些小微企業和高科技企業，稅率是15%不是25%;對研發中心、軟件、集成電路企業都有出臺很多優惠措施。政府所扶持的高科技企業領域越來越完善，制度也趨向寬松。高科技企業15%的稅率是比較有競爭力的。”李兆嬰對《第一財經日報》補充道。

他同時表示，雖然政策對於成熟公司的稅收優惠力度相對較小，但是高科技企業仍然會受到相應的激勵。

跨境並購潮下的反避稅新規：關聯交易法規國際趨同

為持續響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起的BEPS行動計劃，6月29日，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發布42號公告，即《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完善關聯申報和同期資料管理有關事項的公告》，對跨國公司跨境關聯交易做了進一步規範。

BEPS(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即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具體來講，BEPS行動計劃是OECD為防止跨國企業利用國際稅收規則的不足，人為將利潤由高稅率國家向低稅率國家轉移而制定的行動綱領。

近期，中國在反避稅領域跨出了重要一步。新規發布一個月來，42號公告正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跨國企業、外商來華投資企業、境內公司跨境並購等轉讓定價問題。除此之外，中國雖並非OECD成員國，但在跨境反避稅的國際環境之下，反避稅進程依然與國際標準逐漸趨同。

致同會計師事務所供應鏈稅務與關務合夥人包孝先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全球經濟結構發生變化的大環境之下，跨境關聯交易的‘透明化’將會持續成為反避稅領域的關鍵詞。並且，一些新興領域，例如‘互聯網+’行業，也將逐步進入了中國反避稅計劃的視野。”

跨境並購關聯交易“透明化”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中，中國反避稅進程再度更新。在OECD公布旨在遏制跨國企業規避全球納稅義務的BEPS行動計劃之後，國稅總局很快頒布了響應BEPS行動計劃的法規——42號公告。42號公告對跨國公司關聯交易、申報要求等都進行了更細化的重申。

基於2015年底國內興起的跨境並購潮，涉及此類並購的公司在不同地區的關聯交易將會受到此條新規的影響。

“42號公告最主要的變化趨勢是跨國企業的關聯交易將更‘透明化’”，包孝先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最明顯的區別是在原法規前提下，關聯交易的文檔說明將變為三層結構體系，在披露細節上有更高的要求。另外，包括關聯交易中成本分攤協議、資本弱化的情況說明，將被要求在特殊事項文檔中披露。”

2015年底至2016第一季度是跨境並購完成的高峰期，海外並購估值水漲船高，參與公司規模變大，與此同時，海外並購潮下跨境關聯交易的稅務問題將更受關註。

據Wind資訊統計，今年一季度完成跨境並購共83起，交易完成數量相對於2015年四季度增幅不大。但從資金來看，今年一季度並購涉及的總額幾乎為2015年四季度的3倍。2016年一季度境外並購交易資金總額達4390億元，環比增長275.37%。

包孝先表示，隨著“走出去”的企業越來越多，在42號新規“發威”的大環境下，“後BEPS時代”將對未來交易的設計方式、對外投資安排有更高的要求。

“42號公告對跨境關聯交易的監管要求提高，這也要求了企業在進行稅務籌劃時，需要更為謹慎。合理的控股架構選擇、交易模式和定價方法的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潛在的稅務和轉讓定價風險。”包孝先說。

除了跨境並購的公司將受到影響，境外跨國公司的交易安排也將更加謹慎。以日本某電子產品集團為例，在中國反避稅政策愈加嚴格的情況下，為降低潛在的稅務與轉讓定價風險，集團位於中國的生產公司提前地重新籌劃了關聯交易安排。

中國反避稅進程國際趨同

在國際範圍內，OECD與各成員國都在制定各項規則並以此相應BEPS行動計劃的號召。2016年1月，日本已經相應BEPS行動計劃發布了最新的轉讓定價法規;近期，奧地利發布新轉讓定價文件與國別報告規定，新規適用於2016年的關聯交易;此外，澳大利亞也在2016聯邦大選之中，提出了響應BEPS行動計劃的關鍵政策。

雖然中國並非OECD成員國，但在42號公告出臺之後，國內反避稅進程也逐漸向國際標準靠攏。

“在反避稅領域的相關法規上，中國一直在緊跟國際風向標，反避稅標準國際趨同會是將來的大趨勢。並且，近年來的新興行業也納入了反避稅監管範圍。”包孝先表示。

中國對轉讓定價的系統化管理始於2009年初國稅發2號文——《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的發布。2號文為中國的轉讓定價和反避稅工作提供了詳細指引。但隨著BEPS行動計劃的提出，國際對各國反避稅法規有了新的要求，國稅發2號文的修訂也勢在必行。2016年6月底，42號公告發布，代替了原2號文以及114號文關於關聯業務年度申報的相關規定，監管對關聯交易的“透明化”要求也將提高。

包孝先也表示，“包括美國、歐洲各國等在內的OECD成員國都將貫徹BEPS行動計劃綱領，如果國內反避稅法規無法和國際趨同，客觀上，關聯交易、稅源維持等方面存在被動的劣勢。”

英國打擊“反避稅”：會計師、咨詢師一個都不能漏

避稅9億美元 特朗普有錢還任性

《紐約時報》近日一篇報道寫了特朗普如何靠稅收減免政策為自己的多處物業少交稅，而對於這份報道，特朗普在推特上回應“我的律師們準備以不實報道起訴《紐約時報》，我(暫時)制止了他們”。

該文章寫道，特朗普說他的發家之路始於紐約市曼哈頓第42大街上一家破敗的鐵路集團酒店，1975年他買下了這家酒店，1980年對其進行了徹底的重建。改造後的酒店有三十層，還有耀眼的玻璃外墻。這就是紐約君悅酒店(Grand Hyatt Hotel)，也是“地產之王”特朗普的第一桶金。1987年，特朗普在自己的暢銷書《交易的藝術》(The Art of the Deal)里寫道：“從開張的第一天起住客就絡繹不絕。現在每年毛利潤超過3000萬美元。”

這麽多年里，特朗普接受過許多次訪問，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幾乎沒有說起。當年他買進這家破舊的酒店不僅獲準重建，還獲得了紐約市政府破天荒給予的40年稅收減免優惠，即從1980年持續到2020年，時至今日還有4年有效期。1980年的工程總耗資1.2億美元，但36年里特朗普從紐約市獲得的稅收減免已經達到了3.6億美元。特朗普是怎麽做到這些的?

1978特朗普(最左)與紐約市長、紐約州州長

特朗普在紐約的商業運作由此可見一斑：一開始借著父親的人脈，再逐漸搭建起自己在政界的社交網，通過稅收減免、政策鼓勵等多種形式獲得來自政府和納稅人的補助，用這種方式，他在曼哈頓的15幢大樓資產都從中受益。

紐約的稅收、住宅、財政等各種記錄顯示，從1980年到現在，特朗普在紐約的各種地產已經享受了至少8.85億美元的稅收優惠，高檔公寓、酒店和辦公樓都囊括其中。

特朗普在競選活動中曾公開表示：“商人總是希望稅交得越少越好。”從上述發跡史來看，特朗普的確可以算是減稅有道。目前特朗普尚未公開他的納稅申報單，所以他個人和他的企業究竟納稅多少，外界不得而知。本月，他的競選經理凱利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還說：“我不能理解為什麽那麽多美國人那麽關心特朗普的納稅單”。所以，多數情況下外界只能從其他信息里管中窺豹，但也因此了解了特朗普在減稅這件事情上多麽努力。

特朗普非常善於利用法律武器，他曾為獲得稅收減免而兩次起訴紐約政府，最終，他為自己在第五大道的特朗普大廈(Trump Tower)和第一大道的特朗普國際大廈(Trump International Tower)爭取到了可觀的稅收優惠。

此外，特朗普也沒有放過任何補貼。在“9·11”恐怖襲擊之後，特朗普為世貿大樓附近的一處地產申請了15萬美元的財政補助，但該補助的初衷在於幫助該地區的小型企業恢複經營。

現任紐約市分管房產與經濟發展的副市長艾麗莎·格蘭(Alicia Glen)稱：“在追求稅收減免和補貼這件事上，特朗普比其他任何開發商都積極。”

特朗普曾在一次電話采訪中說：“沒有稅收補助，有時候就意味著造不起樓。不僅僅是紐約，我在其他地方也接受過政策優惠、”

商人趨利，無可厚非。特朗普從商時盡顯商人本色，但同時他也是總統一職的競爭者，不知他將如何平衡這雙重角色。

就在上月，與共和黨內部商議之後，特朗普公開了他的經濟政策，減稅是其核心內容。其中包括把目前個人所得稅的七檔稅率改為三檔，分別為12%、25%和33%。他此前曾提議將征收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降到25%，引起巨大非議。該方案把起征點從0提高到了7.5萬美元(家庭年收入)，但把最高稅率從39.6%下降到了33%，受惠群體主要是年收入41萬美元以上的家庭。

特朗普還有意廢除遺產稅，但是認為會維持對資本利得征稅，目前法律規定低於1000萬美元的部分不征稅，小型企業和家庭農場也無需繳稅。但是法律也規定，不能為了降低遺產稅，把股票、房產這些可增值資產捐獻給繼承人或其親戚的私人基金會。

他也建議企業稅從35%降到15%，並廢除最低替代稅(corporate alternative minimum tax)。令企業的壓力得以大幅減輕，高收入人群也可以通過種種稅收減免優惠免除全部收入稅。企業的海外收入也只需要一次性繳納10%的稅。

由此可見，曾經大量受惠於稅收減免政策的商人特朗普一旦當選，勢必會進一步推行稅收減免政策。

蘋果又雙叒被罰了 因避稅遭法國重罰4.22億美元

11月27日消息，據央視財經微博發布消息稱， 蘋果公司近日在歐洲市場再遭重創，原因是法國稅務部門開出了約合4.22億美元的罰單。報道稱，法國稅務部門此次開出的4億歐元罰單僅限於蘋果法國子公司。

跟蘋果的許多其他稅收問題一樣，該公司此次在法國挨罰也是與其稅收安排有關，即通過將利潤轉移到愛爾蘭子公司來實現避稅。

這一稅單僅針對蘋果法國子公司，而且只涵蓋蘋果在2011年至2013年期間未繳納的稅款。不過，在法國稅務部門完成對蘋果在2013年至2015年期間應繳稅款的審計之後，蘋果在近期或將再次收到類似罰單。

法國並不是唯一一家對蘋果展開稅務調查的歐洲國家。去年年底，蘋果同意向意大利稅務部門支付3.18億歐元(約合3.47億美元)以和解一項稅務調查。如果沒有達成和解，蘋果的駐愛爾蘭國際銷售主管可能面臨牢獄之災。

今年8月，歐盟完成了對蘋果的稅務調查，要求蘋果向愛爾蘭當局補繳130億歐元(約合145.2億美元)稅款。蘋果則一直堅稱它完全遵守各國稅務法規。蘋果CEO蒂姆·庫克在接受接受美國電視節目《60分鐘》采訪時稱，對於蘋果的避稅指控“純屬政治扯淡”。

年末逾百億基金分紅背後：債市調整與委外避稅“共振”

伴隨著10月以來固定收益市場巨幅調整，以債券基金為代表基金市場正在掀起一輪分紅小高潮。

據Wind資訊統計數據，在10月份69只中長期債基包攬行業分紅“席位”後，11月以來又有債基占比過半的137只基金累計分紅112.3億元。一些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的業內人士表示，今年年末基金分紅潮背後有諸多因素，委外機構因債市調整選擇部分獲利了結或者避稅等特征則較為突出。

年末分紅潮

大泰金石識基研究院核心分析師王驊對於本次基金分紅的現象向本報記者分析道：“分紅潮背後有多方面因素，比如現在的基金總規模比過往增加不少，尤其是債券基金;二是更多的基金公司采用為投資者喜聞樂見的分紅，迎合投資者;三是今年很多機構投資者進入債券基金，這些基金及時分紅的動機更強。”

盡管今年年末的分紅總額絕對值未創歷史新高，低於2007年同期188.9億元的峰值，但明顯高於歷史其他月份的分紅規模，也高於去年同期的68.78億元、2014年同期39.25億元的分紅規模。若參照上述137只基金三季報3070.35億元的資產總值，11月以來的分紅金額占規模的比重約為3.66%;且每10份1.64元的分紅比例遠遠高於歷史平均水平。

實際上，對於基金分紅的頻率和力度，主要取決於基金合同的事先現約定以及基金公司主觀的判斷(或意見)。目前的法律法規對基金分紅的規定較為寬泛，只限定開放式基金的基金合同應當約定每年基金收益分配的最多次數和基金收益分配的最低比例。2014年7月7日證監會發布的《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運作管理辦法》第三十八條表示，基金收益分配應當采用現金方式，持有人事先約定將現金紅利轉為基金份額;未做出選擇的，基金管理人應當支付現金。

基金契約有要求

對於分紅，基金合同具有一定的強制性。比如國泰聚信價值優勢基金合同中規定，每年可進行一次分紅，但分配比例不得少於可分配利潤的90%。11月14日，分紅基準日國泰聚信價值優勢靈活配置混合A、C凈值分別為2.187元、2.182元，每10份分別分紅9.98元、9.94元。

國泰聚信價值優勢實際是一只業績卓越的基金，基金經理程洲，自2013年12月17日任職以來，該基金A份額累計取得了118.45%的總收益，平均年化收益高達30%，大幅跑贏業績比較基準75個百分點，在同類基金排名中位列前10%。C份額業績也基本與A份額相一致。

上海一家公募內部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一些好業績的基金，本該具備較大的規模的，但實際確並非如此，因為高達90%以上的收益被分配掉了，多年來數次分紅下來規模減少極為明顯。不過好處是，有限且穩定的規模，方便基金經理進行管理，調換倉靈活，非常適合選股能力突出的基金經理。

與國泰聚信價值優勢情況相類似，諾德成長優勢、浙商聚潮新思維、交銀阿爾法、萬家瑞興、光大紅利等基金因為業績出眾及基金合同的約定，進行了高比例分紅，單位分紅金額分別為每1份基金份額分紅0.92元、0.778元、0.66元、0.64元、0.6345元。

從這幾只基金的重倉股和投資比重來看，均是以權益投資見長的基金，而這本次分紅的主力軍則是債券型基金。

債基成分紅主力

據wind資訊統計，10月份參與分紅的69只基金，清一色是中長期債券基金，累計分紅金額10.74億元。

眾所周知，最近一輪債券牛市走了3年，始於2013年11月，當時中債銀行間債券總凈價指數(0492)低至110.14點，到了今年10月21日漲至120.99點，累計漲幅約10%。指數上漲若如此，個券漲幅數倍於指數的情況層出不窮。

然後，慢牛之後，債券市場出現了快速的下滑。不到一個月，債市指數價格已經跌回了一年前的點位。最近的一個交易日，債券市場更是罕見急跌。12月12日， 10年期國債期貨主力合約T1703收跌1.05%，刷新上市以來最大跌幅。

由此可見，一些按照基金合同所規定可分可不分紅的債券基金，眼下選擇分紅或許有基於獲利了結、防守的策略的可能。早在去年A股牛市高潮期時，一些權益類基金產品就曾推出過高分紅，個別基金經理甚至還曾高調勸誡基民在高位贖回。

11月以來截至12月11日的這段時間里，又有73只債券基金進行了分紅，較138只基金參與分紅的總量占比過半。

不過，《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還發現，一批成立不久的次新基金也在積極分紅。比如9月22日成立的新沃通盈靈活配置型基金，“出世”不足3個月，就已進首次分紅。新沃通盈的基金合同中是如此規定的收益分配：在符合有關基金分紅條件的前提下，每年收益分配次數最多為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於可分配利潤的10%，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滿3個月可不進行收益分配。

一位接受本報采訪的基金行業人士對此稱，極有可能是機構資金要出來。“不排除是提前約定好的，成立之後不久基金就推出高比例分紅，讓機構的一部分資金出來，並兌現收益，且不用繳稅。”

公開資料顯示，新沃通盈是新沃基金發行的第一只混合型基金，前者首募金額2.02億元，後者成立於2015年8月19日。從發行公告的內容來看，該基金基本符合業內熱議的委外基金標準：投資者人數206戶，首募金額2.018億元，其中基金公司內部員工認購35190.38份，占比0.017%。按照分紅基準日11月2日1.352元的基金凈值對應每份0.35元的分紅金額，若不考慮紅利再投等因素，這只基金的規模將縮水超25%。

相比新沃通盈這只混合型基金，委外定制的債券型基金勤分紅的現象則更為普遍。今年5月末以來成立的招商招恒純債(A\C)、博時裕弘純債、招商招裕純債(A\C)、融通通優、博時安豐18個月等債券型基金均已分紅。而月31日成立的工銀瑞信恒享成立之時規模僅2億元，短短4個月，到了三季度末，規模變為480億元。這只典型的委外債券型基金成立不足7個月，如今已經二度分紅。在最近一次分紅中，分紅金額接近1.5億元。且以上分紅還有一個明顯特征，同一只基金機構的A份額分紅比例不低於C份額，多數分紅力度高於C份額。

上海一家銀行系基金總經理曾如此評價委外定制基金：“如果沒有分紅的稅收優勢，機構正常不可能去定制公募，它們肯定會選擇專戶，因為專戶相比有契約限制的公募產品更加靈活。”

值得註意的是，在銀行等機構收益普遍下滑的背景下，“避稅收益”的優越性得到了“充分體現”，這也切合了今年以來委外定制基金泛濫的現象。由此也引來了近期監管的調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