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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皮書建議：上海臨港地區應定義為人口拓展區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浦東新區委員會黨校等多家研究機構建議，從人口與經濟增長相互促進的角度，臨港地區應該定義為人口拓展區，而不適合與上海其他高度城市化的區域一起劃分為人口限制區。

3月1日，上述機構在上海召開2017年上海浦東經濟形勢分析報告會，並發布《浦東新區藍皮書：上海浦東經濟發展報告(2017)》。

藍皮書認為，上海臨港地區目前正處於產城融合的發展初期，在這一時期，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呈明顯的相互促進關系，不管是經濟增長還是城市化，都需要人口增長來激發和保持發展可持續。

“從人口與經濟增長相互促進的角度，臨港地區應該定義為人口拓展區，而不適合與上海其他高度城市化的區域一起劃分為人口限制區。”藍皮書說，臨港未來的發展需要以人口增長和人口結構現代化的強大動力，來促使傳統社區轉變生產方式進入更高級的生產力發展階段。

臨港地區位於上海東南角，地處長江口和杭州灣交匯處，距上海市中心75公里，規劃面積為315平方公里，是上海重點發展的六大功能區域之一，由裝備產業區(65平方公里)、物流園區(16平方公里)、主產業區(108平方公里)、綜合區(41平方公里)、臨港奉賢園區(17平方公里)以及南匯新城(68平方公里)六大功能板塊組成，是上海沿海大通道的重要節點城市和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腹地，擁有海運、空運、鐵路、公路、內河、軌交的綜合交通優勢。

開發建設臨港新區，是上海市委、市政府著眼於21世紀全球經濟社會發展新趨勢、提振上海制造業、主動對接國家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同時也是上海進一步優化產業布局、提升產業能級、提高上海整體城市國際競爭力的舉措。

藍皮書介紹，自2003年底正式啟動開發建設以來，臨港地區累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370億元(產業投資近1000億元)，引進產業項目230多個，工業總產值保持45%的年均增幅，稅收收入保持22%以上的年均增幅，形成了新能源裝備、汽車整車及零部件、船舶關鍵件、海洋工程、工程機械、民用航空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6+1”產業格局，海洋工程半潛式鉆井平臺等一批高端產品和核心技術填補國內空白、實現了重大突破。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建成了S2滬蘆高速、鐵路集裝箱中心站等一批重大交通設施，一期開發區域基礎設施體系基本成形;引進了中國航海博物館、上海天文館、滴水湖皇冠假日酒店、豪生國際酒店、大潤發購物中心等一批功能性大項目，建設了80萬平方米商辦樓宇和130萬平方米各類商品住房。

在社會事業方面，上海海事大學、上海海洋大學、上海電機學院以及建橋學院等高等院校陸續整體遷入臨港。此外，中小學及幼兒教育、醫療、金融以及其他基礎服務業等配套設施陸續遷入或建成投入使用。截至目前，臨港地區的產業體系框架基本形成，基礎設施及配套建設初步完成，已經初步具備了規劃中的新興濱海城市雛形。

藍皮書介紹，截至2016年9月，臨港地區的總人口(四鎮區及大學)約為31.09萬人，包括鎮區實有人口25.02萬人及在校大學生6.07萬人(在校教職員工4319人按實有人口計入申港社區);在四鎮區的25.02萬實有人口中，臨港地區本地戶籍人口(戶在人在)占比約為35%，上海其他區域戶籍人口占比約為31%，外地來滬人口占比約為34%，境外人員占比不足0.3%。

與上海市整體人口來源構成情況對照，臨港地區的外地來滬人口占比與上海全市平均水平相比明顯偏低(2016年上海非戶籍人口占比為40.6%);外籍人口占比僅為上海全市平均水平的1/5(上海全市外籍人口占比約為1.45%)。

調查發現，經過13年的開發，臨港地區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布局已經初步完成，但臨港地區的人口增長速度起伏不定，與經濟增長情況不匹配。

總的來說，出於產業定位和競爭力不高帶來的就業機會不足、外部和內部交通不便利、生活配套設施不完善以及近年人口人才引進政策限制等原因，臨港地區四鎮區人口的增長速度相對緩慢，各類人才占比偏低，尤其是2014開始實施的產業結構調整和人口控制，使臨港地區各鎮區實有人口在2013~2014年有較大幅度減少，到2015年增長才有所恢複。

總人口數量不足帶來的需求不足造成現有基礎設施及公共配套使用率低，而基礎設施及公共配套使用率低又會導致供給和維護成本過高，從而限制公共配套供給增加，不僅無法滿足現有人口的需求，也為人口進一步流入制造了障礙。藍皮書認為，打破這一“人口不足——公共配套不足惡性循環”需要從促進人口增長和加強公共配套兩方面同時入手，在增加公共配套的同時鼓勵人口向區域內流入。

分析顯示，上海在經濟增長最快的十年間，全市總人口增加了40%(2000年人口五普到2010年人口六普期間)。相比之下，臨港地區四鎮區在近十年的建設高峰內，人口增長速度一直較為緩慢，尤其是近幾年來增速下降較快，2011~2015年底臨港地區總的人口增長幅度僅為4%，低於上海全市平均同期人口增幅(5%)。

目前，臨港地區只有主城區的申港社區人口增速較快，人口年齡構成也較為年輕。2010~2015年主城區申港社區人口共增長了36%，增長的人口主要由被動遷入人口和外地來滬人口組成，但由於人口基數小，到2016年9月實有人口僅為3.48萬人。其他三鎮和蘆潮港社區不僅人口增速慢(書院鎮和萬祥2010~2015年五年期間總人口增長率分別為6%和9.8%)，而且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此外，除申港社區外的其他鎮區人口老齡化十分嚴重，戶籍人口中60歲以上人口占比從21%到30%不等。

總體來看，在一個新興城市建設窗口期，人口流入，尤其是中高素質青壯年勞動力人口的快速流入及適度集聚是繁榮經濟、加快城市化及現代化進程的必要條件和必由路徑。但是，臨港地區近年來在人口總量、人口增速、人口年齡構成以及人口受教育水平構成等多方面都很難支撐臨港地區的戰略定位和未來發展。

藍皮書認為，當前應促進人口快速流入，試驗“人口拓展區”，順暢人口“流入-就業-居住-定居”環節。以目前及未來五年的上海區域內交通發展和臨港產業類型和企業發展來看，交通時間成本過高和高端就業崗位缺乏是臨港地區不具備吸引上海市其他區域人口流入的最重要原因。因此，直接吸引外地人才及人口導入是最現實、最可行的辦法。

藍皮書建議，應進一步深化完善“雙特”政策，促進人口與人才流入。擴大臨港地區人才自由港知名度，為創新創業人才的集聚提供寬松的政策環境。加快多領域、多層次的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包括提高現有教育、醫療、文化、體育等公共服務、休閑娛樂以及商務服務水平，進一步滿足多樣化需求並探索高端服務供給。進一步增加產業園區餐飲、住宿、文化等基本城市配套服務功能，完善公共服務功能，提高城市生活配套水平。不僅要堅持功能引領和人才優先原則，還要保證各行業各類人員就業環境公平。

同時，提高中小學教育服務水平、加強幼兒園建設，加大教育資源的引進和建設力度，積極承接中心城區優質教育資源的輸出轉移，成為區域性優質教育資源集聚地。整合職業技術教育資源，為區域經濟發展培養高技能人才。繼續保證公共租賃房和限價商品房的建設，以吸引居住人口，提升現代化的社區管理水平，營造快捷便利的生活和就業環境。完善區域內公共交通網絡建設，增加軌道交通短駁公交配置，創新公共交通模式，提高交通管理水平。加快城區自行車道、步行道以及環湖觀光線路建設。

藍皮書還建議，加快建設對外交通基礎設施。大力推進以鐵路、公路、快速軌道交通線為主的對外綜合交通體系建設。完善水電氣等基礎設施。全方位加強城區水系水利、供排水、電力、燃氣等配套設施建設。加強智慧城區建設。在推進“數字臨港”、地理信息系統建設的基礎上，加快引進新一代信息技術，推進區域信息化建設，形成完整、高端的智慧城市基礎設施體系，為全區域的智能化管理和智能技術應用創造條件。

藍皮書：2016年上海浦東宏觀經濟運行呈現三大特點

經濟轉型升級趨勢更加明顯、自貿區改革效應加快顯現、科創中心建設有序推進。3月1日發布的《浦東新區藍皮書：上海浦東經濟發展報告(2017)》稱，2016年上海浦東宏觀經濟運行特色鮮明。

1日，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浦東新區委員會黨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等共同舉辦2017年上海浦東經濟形勢分析報告會，並發布上述藍皮書。

藍皮書稱，進入2016年以來，面對複雜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以及轉型壓力等多重因素影響，浦東新區聚焦自貿試驗區改革和科創中心建設的重大戰略任務，加快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經濟運行總體平穩，服務經濟引領地位日益凸顯，“創新驅動發展、經濟轉型升級”步伐繼續加快。

經濟轉型升級趨勢更加明顯

藍皮書稱，由於浦東新區重點龍頭企業處於產品調整期，再加上國內外市場需求疲軟、企業各類成本上漲等多重因素影響，2016年1-9月，新區工業總產值6475億元，下降 1.7%，降幅較之上半年有所收窄。

同時，消費增勢穩中趨緩。2016年1-9月新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484億元，增長8%，增速與上半年基本持平。

此外，進出口貿易增長低位運行。進入2016年，新區外貿增長延續上年下降的頹勢開局，但降幅不斷收窄，從下降態勢逐漸轉入正增長態勢。2016年1-9月新區外貿進出口總額12331億元，增長1.6%，基本與上半年持平。

從構成來看，其中一般貿易回暖是進出口貿易總值回暖的主要推動力，增長15.8%;而加工貿易則呈下降態勢，上半年下降了15.4%，但降幅呈收窄態勢。

與近年來火爆表現不同，2016年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出現動蕩，不穩定性增大。2016年1-9月證券市場成交額205萬億元，增長0.2%，其中，股票成交額37萬億元，陡降 67%，降幅與上半年持平。房地產市場方面，自二季度起一改年初強勁勢頭，當月成交面積和金額均出現環比下降態勢，但三季度再度顯現上揚態勢。

藍皮書稱，浦東新區經濟新動力日益活躍，高技術服務業表現亮眼。其中主要原因在於重點企業的業務發展良好帶動了整個行業蓬勃發展。工業轉型升級步伐繼續加快。一些技術含量高、競爭力強、市場定位準確的行業、企業出現逆勢增長。戰略性新興產業中，新一代信息技術增長平穩，增幅高於全市平均水平。

此外，民營經濟活力初顯。在大力打造民營經濟發展高地戰略指引下，新區民營經濟發展迎來一個發展的上升期。如在新設企業方面，僅上半年新設內資企業21987戶，涉及註冊資本5888億元，增長23.3%。其中，私營企業21041戶，涉及註冊資本5104億元，增長29.9%，私營企業註冊資本占比達到86.7%，增速快於總體水平。

自貿區改革效應加快顯現

藍皮書稱，2016年，浦東新區自貿區功能建設步伐加快。在金融功能建設方面，積極落實自貿區“金改40條”，金融創新業務快速發展，吸引一批高能級金融機構落戶浦東。

貿易功能建設方面，上線運行國際貿易“單一窗口”2.0版，功能覆蓋貨物進出口申報、運輸工具申報、支付結算、企業資質、貿易許可和信息查詢六大類，並實現了出口退稅功能。正式啟動貨物狀態分類監管試點工作。建立了海關稅務協同監管機制。國內首張平行進口車3C認證書落地外高橋，平行進口汽車試點工作的一大瓶頸終獲突破。

航運功能建設方面，航運創新改革持續推動。推進外資國際船舶管理擴大開放，引進外商獨資國際船舶管理企業，並推動外資船舶管理企業獲取船員外派資質。推進國際船舶管理產業服務平臺建設。以船舶管理產業鏈上的國際船舶供應業務為突破口，籌建國際船舶供應交易信息系統。航運業融合創新特點顯現。

“自貿區擴區效應繼續顯現。”藍皮書稱，保稅片區在貿易、航運物流、加工制造等傳統產業平穩發展的同時，新興動力蓬勃發展。陸家嘴片區在繼續引進持牌類金融機構落戶的同時，金融信息、互聯網金融等金融專業服務業異軍突起，新興金融成為重要增長點。

金橋片區積極打造新的四大支柱產業(新能源汽車、智能制造、移動視訊、新興金融產業)，成為園區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張江片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營業收入增速分別為10.5%和17.8%。世博片區積極打造自貿區品牌效應，通過自貿區優勢僅在上半年就引進各類企業逾550家，超過上年全年共530家的規模，金融、商貿、科技和文化類企業占較大比重。

科創中心建設有序推進

藍皮書介紹，2016年，浦東新區孵化服務體系不斷優化。新區共有眾創空間和孵化器80家，其中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10家，國家級眾創空間13家，市級科技企業孵化器27家，市級眾創空間17家，總孵化面積70萬平方米，在孵企業2700家。

浦東新區搭建創新資源集聚和服務平臺。一方面大力直接推動技術服務平臺建設。目前新區現有技術研發類平臺80多家，其中市級認定的技術研發平臺36家，約占全市的1/3，這些平臺對改善新區創業創新環境，降低企業創新創業成本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大力推動中介服務機構集聚，通過科技金融、科技咨詢、知識產權、技術轉移、法律咨詢等科技中介服務機構，依托第三方機構搭建創新資源綜合性服務平臺，從而來加快區域創新要素的集聚和流動，構建區域創新網絡。

借助“雙自聯動”的獨特優勢，浦東新區加快突破科技創新制度瓶頸。這方面突破的創新案例就是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試點取得突破性進展。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是國際較為通行的藥品上市、審批制度，是一項與世界接軌的制度，具有一定的制度優勢。在試點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基礎上，目前，張江生物醫藥創新企業再鼎醫藥完成與勃林格殷格翰的生物制藥合同生產試點簽約，率先在全國開展首個生物醫藥合同生產試點。

此外，浦東還加快了相關政策及機制創新，促進區域內科技與金融緊密結合。浦東研究制定科技發展基金科技金融專項資金扶持政策;設立天使投資引導基金;引導孵化器、眾創空間等各類科技中介服務機構設立風險投資引導基金，鼓勵對不同成長階段的企業進行投資。

建設國家科學中心是浦東新區代表國家參與國際合作競爭的任務要求，是當好“改革開放排頭兵的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的先行者”的職責使命，也是浦東新區引領創新轉型的迫切需要。

藍皮書稱，一方面，浦東積極引進創新型科研機構入駐，加快推進張江科學城建設。積極推動中科院、北大、清華、複旦、交大的包括量子卓越中心、光子科學與技術國家實驗室等在內的重點科研資源及功能性平臺集聚浦東。與此同時，浦東有序推進重大科學裝置和項目建設，光源二期、軟X射線自由電子激光、活細胞結構與功能成像線站以及超強超短自由激光等大科學裝置項目均已通過國家和上海市評審。

藍皮書稱，第四季度浦東經濟增速適度加快，2016年全年經濟增長率可能增至8.5%左右，雖然不能實現一直以來快於全市2個百分點的預期目標，但在諸多方面發展是優於上海全市的。

社科院藍皮書建議：未來有必要成立統一的外資準入監管部門

針對外資進入中國市場核準環節多，效率不高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法治藍皮書課題組建議，未來有必要將現有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和變更、外商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的分類管理方式進行整合，成立統一的外資準入監管部門，從而減少環節，提高效率。

3月2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2017年《法治藍皮書》和《中國外資準入管理的發展與展望》。

目前，我國建立了較為完備的外資準入法律法規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建立了以憲法為核心、《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和《外資企業法》等三資企業法及其實施細則為基礎、《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外匯管理條例》和《外商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管理辦法》等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為指引的外資準入綜合管理法律體系，以及《海商法》、《郵政法》、《電信條例》、《外商投資電信企業管理規定》和《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一些涉及外資行業準入和管理的法律法規體系。

課題組稱，中國成功搭建了外資準入管理的機構監管框架，商務部門、發展和改革委分別為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商投資項目的管理部門，工商部門負責外商企業的註冊登記手續，外匯管理部門負責境外機構和境外個人在中國境內直接投資的外匯登記，交通、工業和信息部門等特定行業主管部門則具體負責本行業內外資的行業準入和管理。

隨著對外開放進入新的階段以及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之際，擁有引資大國和海外投資大國雙重身份的中國在外資準入管理上也開始了進一步的探索。

課題組稱，中國引入了自貿試驗區的制度設計。中國在自貿試驗區內推行“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備案”管理模式，在自貿試驗區外施行“指導目錄+備案”管理模式，並進一步強化“先照後證”改革後的事中事後監管。

此外，在國家安全審查方面，中國也相繼通過了《關於建立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的通知》、《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查試行辦法》和《國家安全法》，對影響或者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外商投資進行國家安全審查。

法治藍皮書同時表示，外商投資準入管理模式的變化帶來了一些問題，包括如何與外商投資綜合管理法律體系和外資行業準入管理法律體系相互銜接，外資準入管理的監管框架能否適應這種改變，缺乏《國家安全法》實施細則情況下準入管理如何保障國家安全利益等。

法治藍皮書表示，第一，外資三法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為適應對外開放需要而制定的法律，明顯已經不適應當前發展的需要，僅對三部法律進行小範圍修訂，難免會影響中國外商投資綜合管理法律體系的發展，也拖後了外商投資管理基本法律的出臺。

第二，“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並輔之以備案管理的外資準入管理新模式與當前的行業準入管理法律體系還存在一定的銜接問題。以互聯網內容信息服務為例。當前互聯網已經與傳統行業深入融合，原有《電信條例》、《外商投資電信企業管理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法規所建立的分類審批、技術優先和備案管理等已經不適應現有發展的需要。

第三，外資準入管理的監管框架對新管理模式的適應短時間是無法完成的。盡管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商投資項目備案都已經在全國範圍內鋪開，然而與之配套的信息備案系統能否順暢運行，公務人員能否及時處理，如何甄別備案中的虛假信息以及能否判斷備案前應接受國家安全審查均構成了對從事備案工作的公務人員能力的直接考驗。此外，由於自貿試驗區外以《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5年修訂)》為基礎的的負面清單並不能全面覆蓋國內所有行業外資準入的領域，因此，備案人員對負面清單外的行業法律熟悉程度也會給備案造成影響。

第四，《國家安全法》雖然已經通過，然而具體實施細則一直沒有出臺，在此情況下如何保障國家安全利益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課題組認為，應加強頂層設計，盡快出臺《外國投資法》。《外國投資法》應為外資準入管理的基礎性法律，法律除了繼承現有三資企業法的備案管理制度外，應當明確規定外國投資者和外國投資概念、準入管理、信息報告、投資促進和投資保護等基本制度，並強化違反法律的處罰措施，從而起到保護、規範外資準入管理行為的作用。

法治藍皮書建議，加快制定和修改電信等行業準入管理法律，做好與外資準入管理改革的銜接。修改《電信條例》、《外商投資電信企業管理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行業準入法律，改變分類審批、技術優先和備案管理等不適應發展需要的管理模式，從消費者和用戶角度將物理網絡和傳統通信(電話、傳真和短信等)、內容信息服務(互聯網信息服務)等進行分類立法，加強內容管理水平，從而做好行業準入管理和外資準入管理新模式的銜接工作。

法治藍皮書建議，在繼續推進大部制改革的基礎上，加強監管機構人員的能力建設和增進機構的協同監管水平。未來有必要將現有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和變更、外商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的分類管理方式進行整合，成立統一的外資準入監管部門，從而減少環節，提高效率。

同時，鑒於部分外資準入管理等中央事權下放，有必要加強中央、省級，甚至是市(區)、縣級外資準入管理部門機構監管人員的能力建設，提高其管理能力和水平，進而避免備案管理的差異化和對國家安全審查工作的疏忽等。此外，外資準入管理部門應加強與行業管理部門、市場管理部門的信息共享和協調，增強機構間的協同監管能力，做好外商投資準入管理、行業管理和市場管理的銜接工作。

課題組建議，在全國範圍內鋪開外資準入備案管理之際，盡快出臺《國家安全法》第59條的實施細則，厘清“影響或者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外商投資”的內容，借鑒《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查試行辦法》，明確規定審查範圍、審查要素、工作機制和程序等內容，為我國外資準入國家安全審查工作提供指引。

社科院藍皮書：證券市場應回歸“市場市”與“經濟市”

“管指數”曾經是2015年中國證券監管的“行為標簽”，證券監管部門未與市場保持一定距離，甚至公開談論指數、在市場波動之時采取行政手段幹預“救市”等等。但在2016年中國證券監管逐漸由從“管指數”到“管行為”轉型。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3月20日聯合發布的2017年《法治藍皮書》(簡稱“藍皮書”)稱，中國證券市場應當“去政策市”特征，回歸“市場市”與“經濟市”。

藍皮書指出，2015年中國A股指數經歷了迅速攀升與波動，市場發展與市場風險給證券監管以及證券法治帶來巨大挑戰，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證券監管的審慎與適度以及證券法律規範的完善等等命題又需要重新被檢視。

藍皮書提到，與2015年相比，2016年A股指數似乎並不驚艷，市場波幅較小，市場所遭遇的“黑天鵝”事件較少，總體指數相對穩定。2016年證券監管與2015年相比，在監管方式、監管重點、監管向度等方面均有較大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2015年監管的一種反思與進步。證券市場法治仍然在法律規範構建、證券監管與市場自身發展等幾方面穩步推進。

藍皮書指出，證券法自2015年啟動新一輪修改以來就一直備受關註，修改進程一再遭遇延期，這與我國證券市場自2014年至2016年所經歷的複雜形勢變化與新問題不斷出現有關。從國際主要資本市場發展的歷程來看，每次引起市場震動的大事件，都會推動新一輪立法和法規的改革和完善。

證券法修法在2016年繼續致力於關註研究註冊制改革及加大違法違規處罰力度、完善退市制度、規範監管機構職責。證券領域規範性文件針對上市公司重組、證券公司風險控制、上市公司股權激勵、證券投資基金運作、滬港通機制等方面進行多層次構建，證券法律規範群在多向度持續完善。

“人類經濟社會的歷史上至今並沒有令人十分滿意的監管，各種監管始終在飽受詬病中不斷修正和完善。”藍皮書提到，中國證券市場近年來呈幾何級數發展態勢，而相應的證券監管卻似乎一直受批評較多，這些批評主要集中在監管機構無法正確處理好與市場之間的關系、監管方式與手段不符合市場發展實際等等。中國證券監管始終圍繞著“市場”和“放權”這個話題而展開。與2015年相比，2016年證券監管在相應維度上有所進步。

藍皮書指出，2016年中國證券監管逐漸從“管指數”到“管行為”轉型。“管指數”曾經是2015年中國證券監管的“行為標簽”，證券監管部門未與市場保持一定距離，甚至公開談論指數、在市場波動之時采取行政手段幹預“救市”等等。中國證券市場應當“去政策市”特征、回歸“市場市”與“經濟市”。2016年中國證券監管機構轉向“管行為”，回歸監管主旋律，嚴厲打擊證券市場上的違法違規行為，維護證券市場秩序。

藍皮書認為，嚴格監管並非是一個確定的監管衡量標準，相對於耳熟能詳的功能監管、機構監管、行為監管、審慎監管、事後監管等等術語而言，嚴格監管本身就帶有一定主觀色彩，但這恰恰也說明了中國證券監管的特色。與此前的證券監管相比，2016年是中國證券監管更趨於嚴格的一年，加大了行政處罰力度，中國證監會的行政處罰決定數量、罰沒款金額均創歷史新高，市場禁入人數也達到歷史峰值。同時繼續完善和落實上市公司退市。

藍皮書認為，證券監管機構應繼續加強自我謙抑。我國證券監管機構集規則制定權、行政裁決權、準司法權等權力於一身，監管手段具有涉及面廣、作用不一、程序各異等特點，這給權力的有效約束帶來困難，而通過證券監管措施的程序對權力的運行過程加以規範，無疑給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濫用綁上了一道枷鎖。從目前中國證券市場發展情況來看，對證券監管機構事實上缺乏外部監督與制約機制，因此，更需要證券監管機構加強自身約束。既要克服“監管辦市場”的問題，又要實現宏觀審慎監管、微觀審慎監管和投資者保護的目的。

藍皮書指出，上市公司作為市場中的主要參與主體，諸多市值較大的上市公司在市場上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其行為也會在一定程度影響市場波動、投資者信心，2016年也發生較多影響市場的事件。用證監會官員的評價就是，不要做“野蠻人”、不要做“妖精”、不要做“害人精”。這些主體更要註重市場倫理，尊重法治原則，加強自我約束，以營造更好的市場環境以及保護投資者權益。

藍皮書建議降低流動兒童進公校門檻 突破異地高考制約

流動兒童的義務教育是當前中國最為突出的教育公平問題之一。3月28日發布的《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展報告(2016)》建議，順應人口流動和城市化的內在規律，簡化和降低流動兒童進入公辦學校的條件，建立以流入地省級政府為主的義務教育財政供給體制。

該藍皮書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新公民計劃聯合發布。

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10月1日，全國流動人口總量已達2.47億，全國每6個人中就有1個處於“流動”之中，作為流動人口子女的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這兩個群體總數約1億人。

藍皮書介紹，截至2014年底，城市義務教育階段流動兒童在公辦學校就讀比例為79.5%，仍有超過200萬的流動兒童未能進入城市公辦學校，只能在民辦學校或者條件簡陋的打工子弟學校就讀。

流動人口的流動性減弱，常住化和家庭化趨勢日益顯著，正在成為流入地城市穩定的就業者和居住者。攝影/章軻

根據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5》，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吸納跨省流動人口的數量、人口聚集態勢進一步增加。流動人口的流動性減弱，常住化和家庭化趨勢日益顯著，正在成為流入地城市穩定的就業者和居住者。

“流動人口的居留穩定性增強，融入城市的願望強烈。”藍皮書說，流動人口在現居住地平均居住時間達5年以上的占37%。值得一提的是，在現居住地出生的流動兒童比例不斷上升，從2010年的35%上升到2013年的58%。他們雖然被稱為“流動兒童”，卻從未在老家生活過，生存狀態與父輩完全不同。

2014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要求“將農民工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各級政府教育發展規劃和財政保障範疇，合理規劃學校布局，科學核定教師編制，足額撥付教育經費，保障農民工隨遷子女以公辦學校為主接受義務教育。”這顯示國家提出了新的政策目標，解決流動兒童義務教育從“兩為主”轉向“兩納入”，既將常住人口納入區域教育發展規劃、將隨遷子女教育納入財政保障範圍。

藍皮書介紹，從地方實踐來看，2008年之後，流動兒童義務教育出現整體改善和局部創新的局面，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多數省會城市流動人口以本省人口為主，解決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相對較容易，從發展簡易學校，過渡到擴大公辦學校能力、納入政府管理和規劃，政府提供資助，繼而達到以公辦學校為主。

珠三角城市主要靠發展民辦教育來解決流動兒童教育問題，隨遷子女入學的政策主線是實行積分入學政策，上海自2013年起實行積分制入學、入戶的政策，流動兒童的入學門檻大大提高;在北京，近年流動兒童就讀公辦學校的比例逐漸提高，打工子弟學校逐漸減少，但2014年後對外地戶籍常住人口子女的入學政策驟然收緊，入學門檻也大幅提高。

藍皮書說，各地雖開始實行積分入學、積分入戶的居住證制度，從實踐情況看，現行積分制入學管理的可供學位數遠遠不能滿足隨遷子女的教育需求，主要面向的是高學歷的優勢人群，低學歷、低收入的農民工階層尚難以受惠。

“流動兒童教育仍存在一些整體性和深層次的政策問題，亟待用改革性和創造性的思路加以解決。”藍皮書建議，突破計劃控制的思維定式，通過科學地預測人口，調整城市規劃，增加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供給，順應人口流動和快速城市化的大趨勢;擴大城市教育公共服務的供給，簡化和降低流動兒童進入公辦學校的條件，保障流動兒童的受教育權利。

同時，加大省級統籌，建立以流入地省級政府為主的義務教育財政供給體制;發展普惠性民辦學校，改善和規範農民工子女學校;促進農民工隨遷子女異地中考、高考;重視改善農民工子女的學前教育;完善積分入戶制度，撤除將居住證與連續社保掛鉤，實質性地促進流動人口市民化。

藍皮書說，當前大部分城市的高中教育資源相對短缺，加上制度和現實環境的因素，農民工隨遷子女難在流入地繼續升學。截至2014年8月，有27個省份明確了隨遷子女在當地參加中考的政策。從各省市公布的異地中考政策方案來看，隨遷子女參與升學考試的資格條件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

藍皮書認為，中等職業教育作為推進異地中考政策的突破口，既可以較好地解決農民工隨遷子女的繼續升學和就業問題，也有利於城市職業教育的發展。

對於異地高考存在的問題，藍皮書認為，根本解決之道或從“計劃高考”變身“自由高考”。

截至2012年底，我國有30個省份先後出臺了異地高考方案或過渡方案，其中，有12個地區，包括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重慶、雲南，從2013年起全面開放異地高考，當年，有4500名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獲得在流入地參加高考、錄取的機會;另外18個地區，則從2014年開始逐步解決異地高考問題。2014年，異地高考人數增加到5.6萬人;2015年，全國異地高考人數達7萬人;2016年，僅廣東一省就有9500多名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獲得在流入地參加高考的機會。

藍皮書稱，在現行高考錄取制度下，我國開放異地高考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異地高考矛盾比較突出的地區卻沒有全面開放，或者開放門檻較高;人口流入較多的地方，開放異地高考的持續性存疑;西部省區面臨打擊高考移民的艱巨任務。

藍皮書認為，要根本解決異地高考問題，從長遠來看，必須深化推進高考制度改革，即打破現有的分省按計劃錄取制度，實施基於全國統一測試的高校自主招生的新制度，高考從現在的計劃高考變為自由高考，學生可自由選擇報考學校，也就不存在異地高考問題。

藍皮書：連片特困區貧困是“人、業、地”綜合貧困

武陵山片區、滇桂黔石漠化片區、六盤山片區、羅霄山片區、大別山片區、烏蒙山片區等，這些地方貧困連片，是“十三五”時期脫貧攻堅的主戰場。

吉首大學、國務院扶貧辦扶貧宣傳教育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3日共同發布的《連片特困區藍皮書：中國連片特困區發展報告(2016~2017)》認為，連片特困區的貧困是“人”(貧困主體)、“業”(生計活動)、“地”(自然和社會環境)及其耦合關系的綜合貧困，因而，連片特困區的扶貧開發必然要面向“人”“業”“地”維度“三管齊下、協同推進”。

《中國連片特困區發展報告(2016-2017)》課題組負責人遊俊在發布會上說，從“人”的角度來看，貧困表現為貧困主體的生計資本不足、可行能力低，無法適應時代發展自謀生計或適應新的生計崗位要求;從“業”的角度來看，貧困表現為經濟活動的脆弱性強和包容性低，難以提供數量多、門檻低的就業崗位;從“地”的角度來看，地理資本不足和社會排斥嚴重是產生貧困的“土壤”和“情境”，是貧困在外部環境上的表現。

“與此同時，人、業、地三個維度上的貧困往往相互交織、耦合，使連片特困區陷入‘貧困陷阱’。”遊俊說。

“十三五”四川省將以完善路網骨架為重點，推動國省幹線公路加快提檔升級，推動交通脫貧。攝影/章軻

藍皮書分析，連片特困區作為一種特殊類型區域，其貧困具有“共性”：貧困程度較深、脫貧難度很大;致貧原因多樣，如因病、因學、因災害、因交通、因文化、因制度等致貧;貧困要素多元，既有主體性要素“人”(貧困主體)的貧困，也中介性要素“業”(生計活動)的貧困，還有情境性要素“地”(自然和社會環境)的貧困，更有“人”“業”“地”不協調導致的貧困。

藍皮書說，我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區雖然在具體貧困表現和特征上存在差異，但又都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貧困陷阱”，“地”的貧困仍然是持續減貧和自我發展的瓶頸，急需打破。

隨著“精準扶貧”方略的推進，面向貧困個體、家庭、貧困村的扶貧舉措得以有效實施，微觀層面的減貧成效顯著，不過，在“地”的貧困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的情形下，“人”“業”維度的減貧能否持續或在“外在幫扶”退出後依然縮小與其他地區的差距卻令人存疑。

藍皮書稱，事實上，近年來各連片特困區在扶貧實踐中強力推進“精準扶貧”時，對片區規劃中的“區域發展”“連片開發”部分則有所疏忽(基礎設施等“硬”環境建設除外)，出現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狹隘”扶貧偏誤，特別是在扶貧與發展的跨區域協作方面進展緩慢，遠沒有發揮出將連片特困區作為一個整體區域進行資源、空間秩序和產業布局優化整合等所能產生的減貧與發展效應，如武陵山片區的跨省協作進展與規劃中“跨省協作創新區”的目標定位就相去甚遠。顯然，這是對連片特困區貧困本質理解的偏誤。

遊俊說，連片特困區的精準扶貧離不開區域性連片開發。“首先，連片特困區是當前扶貧攻堅的主戰場，是精準扶貧在區域層面的精準，而區域層面怎麽扶，各連片特困區的扶貧攻堅與區域發展規劃指明了方向，其中區域協作、連片開發是重要舉措。”遊俊說，另一方面，“區域性整體脫貧”離不開連片開發。連片特困區作為整體，無論是土地面積還是人口規模，都難以實現“無開發、無發展”的寄生型、外援式脫貧，區域的內生發展、自我減貧能力構建都需要連片開發。

遊俊認為，可以依托“互聯網+”技術，發揮第三方專業化服務、資源整合轉化和雙邊市場支持的優勢，構建政府主導複合型貧困治理體系和公共服務平臺。

“政府主導複合型治理體系一方面可以充分發揮政府機制的公共權威性，另一方面又能有效發揮市場供給機制、第三部門供給機制的積極效應，克服政府單一供給機制的缺陷。與此同時，推進貧困治理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實現扶貧工作的常態化和專業化，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的貧困治理做好準備。”遊俊說。

社科院藍皮書預計今年中國經濟增長6.6%

據新華網報道，中國社科院今日發布的《經濟藍皮書春季號：2017年中國經濟前景分析》預計，今年中國經濟增長6.6%左右，實現年初預期6.5%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繼續保持在合理運行區間。

由中國社科院主辦，社科院經濟學部、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以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協辦的《經濟藍皮書春季號：2017年中國經濟前景分析》發布會28日在京舉行。

藍皮書指出，在堅持穩中求進、改革創新背景下，在傳統動能與新經濟、新動能的共同作用下，經濟運行的內在穩定性正在逐漸鞏固。

根據中國宏觀經濟季度模型預測，2017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我國GDP增長率分別為6.9%、6.7%、6.6%、6.5%，呈現穩中微降的發展趨勢，2017年全年GDP增長6.6%，比上年略微下降0.1個百分點，仍然保持平穩較快的合理增長區間。從定性分析上看，這種預測趨勢與供給側和需求側兩方面的現實情況相一致。

藍皮書預計，2017年居民消費價格上漲2.1%;工業品出廠價格上漲6.4%。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繼續提高，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小幅回落，消費增速總體平穩，進出口增速下降，貿易順差基本穩定，CPI與PPI背離的剪刀差有所縮小，居民收入穩定增長。

藍皮書建議，今年應加大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力度，適度擴大財政赤字規模，以“穩增長”為目標，供給側改革與擴大內需並重;有效降低企業稅費負擔，適當降低增值稅稅率，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充分發揮積極財政政策在促進企業創新中的作用;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矯正供需結構錯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同時綜合應用貨幣政策工具及創新，調控和引導貨幣總量增速，防範流動性風險。

社科院發貴州藍皮書：近一半農民工有就地市民化意願

貴州省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今天(2日)發布的《貴州藍皮書：貴州社會發展報告(2017)》稱，貴州脫貧攻堅首戰告捷，到2016年底，已減少貧困人口120.8萬人，同時有近一半農民工有就地市民化意願。

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貴州省主要經濟指標增速位居全國前列，完成地區生產總值1.17萬億元、增長10.5%，固定資產投資1.29萬億元、增長21.1%。脫貧攻堅首戰告捷，減少貧困人口120.8萬人，在全國率先打響易地搬遷扶貧第一炮，對45.8萬農村人口實施搬遷，極大改變了貧困人口的生產生活條件。

此外，貴州省還獲批建設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和國家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為貴州省加快發展搭建好平臺提供了重大機遇。

貴州興義市萬峰林是中國西南三大喀斯特地貌之一，堪稱中國錐狀喀斯特博物館。攝影/章軻

近半農民工願意就地市民化

藍皮書介紹，相關課題組根據對貴州、湖南和安徽三省1601名農民工的抽樣問卷調查所獲得的數據資料，對農民工市民化模式選擇意願進行統計發現，有將近一半的農民工有就地市民化的意願。

“隨著農民工群體‘二次分化’的加劇，返回當地中小城鎮實現‘就地市民化’已成為農民工一種理性選擇。”藍皮書稱，已有研究也發現，雖有將近一半的農民工選擇“願意放棄農村原有承包土地成為城市居民”，但選擇“更願意回老家”的農民工只約占調查樣本的1/4。

課題組分析，這是因為，我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已成為農村與城市改革的重要推動力，數以億計的農民進城打工，已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農民向城市轉移有效彌補城市工業化過程中的勞動力短缺。

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水平一直滯後於工業化水平20%以上。城市化嚴重落後於工業化，導致現階段大多數農民工的生存狀態無法與作為城市化主體的市民相稱。農民工不能在一種合法的秩序中完成對城市經濟生活地融入，很難獲得對現代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的習得以及身份認同的轉換，需要防範農民工在城市社會中處於一種“半城市化生存”的邊緣狀態。

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縣農民在自家門前制作手工藝品。攝影/章軻

社會組織數量穩步增長

藍皮書表示，盡管貴州省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但近年來社會組織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數量穩步增長，重點領域的社會組織發展迅速。2015年，全省共有社會組織10533個，比2014年增加1109個，同比增長10.5%。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達2.98個，同比增長9.7%。

從社會組織登記的類型來看，社會團體6236個，占總數的59.2%，同比增長9.8%。民辦非企業單位總數為4251個，占總數的40.4%，比2014年增加491個，同比增長11.6%。基金會有46個，占總數的0.4%，較2014年增長13%，其中公募基金會31個，非公募基金會15個。

藍皮書介紹，從服務領域來看，貴州省社會組織主要集中在教育、農村發展、社會服務、工商服務、文教體衛、科研、環境、旅遊、民族文化及社會福利等領域。其中，教育類、農村發展和社會服務類社會組織數量居前三位，分別為3111個、1192個和1082個，占社會組織總數的29.5%、11.3%和10.3%。

社會組織種類繼續呈現多元化的特點，涵蓋了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中的各行各業。這反映出公共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多，社會組織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大。

據統計，2015年貴州省社會組織共吸納從業人員27萬人;社會組織從業人員占全省從業人員的比重達1.4%，比2014年提升0.5個百分點。總體來看，大學專科以下學歷的比例逐年下降，而大學專科和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從業人員比例逐年上升。按年齡來劃分，中青年從業人員總數達24.5萬人，占社會組織從業人員總數的90.5%，中青年人才正逐步成為社會組織的主體。

此外，貴州省社會組織公共服務能力提升明顯，有力承接了部分轉移的政府職能。2012~2015年貴州省獲得中央財政支持項目64個，共計1954萬元，社會組織在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工作、助醫助學、環境保護等領域提供了公共服務和承接了政府轉移的部分職能。同時，社會組織自身的整體實力也不斷提升，充分發揮了對政府的協同作用。

貧困家庭“男性掌權”多

藍皮書稱，關於中國城市家庭夫妻關系的研究顯示，中國城市家庭夫妻關系表現出了與西方相似的趨於平等的特點，夫妻關系總體較好，婚姻滿意度較高。與之相比，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的夫妻關系表現出以下特點。

在夫妻權力方面，與一般城市家庭夫妻關系趨於平等不同，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受傳統夫妻權力規範的影響更大，“男性掌權”特點較突出，家庭決策模式趨於傳統，這與其所處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是相一致的。這很可能是因為城市貧困階層的男女雙方重塑夫妻權力的意識和能力都更弱，也因此更容易受到既有傳統夫妻權力規範的影響。

在家務分工方面，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男性參與家務勞動的比例相對偏高，家務分工模式趨於現代，表現出與所處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相一致的特點。大部分城市貧困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政府的低保金，與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不符，這很可能是城市貧困家庭男性承擔家務比例相對較高的重要原因。

在夫妻爭吵方面，對比中國城市家庭夫妻爭吵情況，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的夫妻爭吵並不像一般所認為的頻繁，雖然“經常吵”的比例高於一般城市家庭，但“從不吵”的比例高達41.6%，這一狀況並不意味著夫妻感情非常好，更可能的是城市貧困家庭滿足於較穩定的生活狀態而情感要求相對較低，同時“搭伴過日子”的婚姻定位帶來的夫妻互動較少，以致“從不吵”的比例遠高於一般城市家庭。

在婚姻滿意度方面，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婚姻滿意度明顯低於一般城市家庭。城市貧困家庭應對困難的資源和能力有限，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他們婚姻生活的感受，婚姻生活滿足感相對較低。

課題組認為，今後城市的扶貧工作除了做好物質幫扶、就業服務等傳統服務外，還應當提供針對家庭的社會服務，重點在於協調家庭成員關系，協助營造和諧的家庭氛圍，幫助家庭發揮正常功能，這些對於幫助城市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具有深遠意義，同時也有助於提升他們的生活質量。
 

房地產藍皮書：2017年住宅銷售面積減少 房企整合將加劇

中國社會科學院房地產藍皮書課題組5月9日發布的《房地產藍皮書：中國房地產發展報告(2017)》預測，2017年住宅銷售面積減少，住宅開發投資增速放緩。與此同時，房地產行業分化繼續，“大魚吃小魚、快魚吃慢魚”的現象更加頻繁，房企整合將進一步加劇。

藍皮書說，2016年，全年商品住宅銷售面積接近14億平方米，創歷史新高。與宏觀基本面因素決定的中長期住房需求增長放緩趨勢相比較，課題組認為，當前的銷售規模難以持續。綜合商品住宅銷售面積預測模型和對中長期住房需求的估計，預計2017年商品住宅銷售面積將出現5%~10%的負增長。

課題組預計，2017年住宅開發投資增速放緩。2016年全年，商品住宅投資增速增長6.4%，比上年增加6個百分點。住宅投資增速的回升主要得益於住宅銷售面積大幅增加的拉動。隨著商品住宅銷售面積增幅減小甚至出現負增長，住宅開發投資增速也將放緩。

課題組還預測，2017年，房地產行業分化繼續，整合加速。隨著融資環境趨緊，銀行開發貸、公司債券等低成本融資手段將受限，房企將被迫尋求融資成本更高的其他手段，如房地產信托、房地產基金等，融資成本的提高，加之土地獲取難度加大和獲取成本提升、市場需求升級對產品提出更高要求等變化，2017年的房地產市場競爭會更加激烈，“大魚吃小魚、快魚吃慢魚”的現象更加頻繁，房企整合將進一步加劇。

藍皮書說，根據2016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以及“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的定調，房地產市場將回歸居住屬性，投機性需求將受到壓制。預計2017年房地產投資將進入下行通道，整體呈現溫和下滑態勢。

重點二線城市在2016年的高速上漲期使部分城市市場和金融風險隱現;大部分三四線城市仍以“去庫存”為主基調。因城施策將更加顯著，一二線重點城市仍以調控為主，其中二線城市降杠桿已成為主要任務，三四線城市“去庫存”的優惠政策仍將繼續，整體成交量將逐漸回落。

課題組預計，2017年，房地產融資穩中偏緊，防範風險。2016年，部分地區出現房地產過熱現象，亟須加強房地產調控。2016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貨幣政策要堅持穩健中性，防控金融風險被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抑制資產泡沫、防範金融風險”成為房地產調控和貨幣政策的總基調，融資環境整體趨向收緊。2017年，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充滿不確定性，國內宏觀經濟尚不能企穩，流動性大環境不會出現大的逆轉，2017年的房地產行業資金面將總體呈現“穩中偏緊”的基本特征，房地產企業融資增速將繼續放緩。

2016年，房地產市場在“去庫存”的背景下經歷了新一輪快速上漲。藍皮書說，在國慶節前後，各地政府進一步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力度，以確保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但從市場發展看，目前仍存在以下突出問題：市場分化加深加強，三、四線城市“去庫存”依然艱巨;長效機制尚未形成，政府主體責任有待加強;租賃市場任重道遠，住房租賃制度亟須完善;棚改建設仍存不足，住房保障效率有待提升。

藍皮書說，展望2017年，世界經濟增長形勢依然不容樂觀，全球貨幣寬松不斷蔓延，資產荒、資產泡沫與負利率在全球市場普遍存在。國際資本市場的輪動，也將進一步增加國內資本市場風險。控風險無疑是2017年國內房地產市場的主題。房地產市場分化將進一步深化和強化，分類調控和因城施策仍是房地產調控主調。

中山大學自貿區藍皮書：上海走在前列，廣東進展較大

2017年5月17日，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發布《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發展藍皮書(2016-2017)》稱，上海自貿試驗區金融創新走在其他片區前列，而廣東自貿試驗區則在粵港澳金融合作方面成果突出。

中山大學副校長、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院長李善民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盡管過去一年發生了諸如英國脫歐、美國退出TPP等全球化逆轉事件，但全球經濟治理的制度性話語權競爭依然激烈，自貿試驗區的戰略地位不會弱化，而且在經濟新常態下承擔了率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試驗田”使命。

藍皮書稱，中國自貿試驗區成立以來，在金融開放與服務體系創新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改革成效。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快速推進，區域金融協調與合作水平不斷提高，金融機構與新型金融業態加速聚集。

具體而言，上海自貿試驗區金融創新走在其他片區前列，且優勢明顯，基本形成了金融創新的制度框架，在服務國家戰略、服務實體經濟振興，不斷鞏固提升實體經濟能級方面作出了表率和貢獻。

另外，廣東自貿試驗區在粵港澳金融合作方面成果突出，尤其是在CEPA框架下區域制度整合與連通方面取得了較大進展，形成了特色鮮明的粵港澳金融合作圈。福建自貿試驗區對臺金融合作特色鮮明，兩岸企業征信數據合作成為標誌性的金融制度創新經驗，海峽股權交易中心與中國-東盟水產品交易中心成為區域性金融創新的示範。天津自貿試驗區在融資租賃行業持續領先，不斷取得了豐碩成果，更是在深入實踐與制定融資租賃行業國內國際標準的方面，做出了積極探索。

談及當前自貿試驗區金融創新遇到的主要障礙及未來的發展趨勢時，藍皮書稱， 自貿試驗區金融創新的主要障礙在於兼顧金融創新與金融系統性風險之間的平衡問題。金融行業的特殊性、敏感性與全局性使得金融創新的主要事權集中於國家部委，受到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變遷的影響，中國的試驗區金融創新往往相對保守。總體來說，擴大開放與提升對外交流的便利程度是大趨勢。

藍皮書認為，下一步金融創新的重點來自這幾個方面，一是金融創新要堅持服務實體經濟;二是金融改革要堅持服務創新驅動;三是金融創新要堅持服務區域融合;四是金融創新要堅持服務一帶一路。

具體到各自貿區，比如廣東，藍皮書稱，廣東自貿試驗區在和港澳合作中最大的障礙，主要還是三地的制度差異造成的行政體制，法治和行業管理的差異從而導致的標準差異。比如廣東自貿試驗區在三認方面對港澳開放力度仍有限，港澳專業人士進入自貿試驗區工作門檻仍然很高。

因此，廣東自貿試驗區要爭取國家層面對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先行先試的政策支持，配合國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規劃，力爭成為對接港澳地區的對接樞紐和經驗平臺。以自貿試驗區為可控範圍，探索港澳投資要素在大灣區形成便捷流動可行制度安排。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關於廣東自貿試驗區的南沙新區片區，藍皮書強調，雖然南沙新區片區生產總值已經達到1133.1億元，增幅達到13.3%，但是與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相比，經濟的總體規模還不夠大。經濟規模是制度創新的硬件基礎，也是競爭力的重要基礎。南沙新區片區還需要更加重視發展，以發展促進改革，以發展的理念推動制度創新。

此外，盡管南沙新區片區在開發建設人才方面集聚效應已經初顯，但專業人才集聚效應還未初顯。與此同時，南沙新區營商環境與高水平營商環境要求還有差距。關於第二點，藍皮書建議，南沙新區片區可以通過借鑒香港、澳門經驗和香港、澳門標準，構建國際化、市場化、法制化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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