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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發貴州藍皮書：近一半農民工有就地市民化意願

貴州省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今天(2日)發布的《貴州藍皮書：貴州社會發展報告(2017)》稱，貴州脫貧攻堅首戰告捷，到2016年底，已減少貧困人口120.8萬人，同時有近一半農民工有就地市民化意願。

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貴州省主要經濟指標增速位居全國前列，完成地區生產總值1.17萬億元、增長10.5%，固定資產投資1.29萬億元、增長21.1%。脫貧攻堅首戰告捷，減少貧困人口120.8萬人，在全國率先打響易地搬遷扶貧第一炮，對45.8萬農村人口實施搬遷，極大改變了貧困人口的生產生活條件。

此外，貴州省還獲批建設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和國家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為貴州省加快發展搭建好平臺提供了重大機遇。

貴州興義市萬峰林是中國西南三大喀斯特地貌之一，堪稱中國錐狀喀斯特博物館。攝影/章軻

近半農民工願意就地市民化

藍皮書介紹，相關課題組根據對貴州、湖南和安徽三省1601名農民工的抽樣問卷調查所獲得的數據資料，對農民工市民化模式選擇意願進行統計發現，有將近一半的農民工有就地市民化的意願。

“隨著農民工群體‘二次分化’的加劇，返回當地中小城鎮實現‘就地市民化’已成為農民工一種理性選擇。”藍皮書稱，已有研究也發現，雖有將近一半的農民工選擇“願意放棄農村原有承包土地成為城市居民”，但選擇“更願意回老家”的農民工只約占調查樣本的1/4。

課題組分析，這是因為，我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已成為農村與城市改革的重要推動力，數以億計的農民進城打工，已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農民向城市轉移有效彌補城市工業化過程中的勞動力短缺。

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水平一直滯後於工業化水平20%以上。城市化嚴重落後於工業化，導致現階段大多數農民工的生存狀態無法與作為城市化主體的市民相稱。農民工不能在一種合法的秩序中完成對城市經濟生活地融入，很難獲得對現代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的習得以及身份認同的轉換，需要防範農民工在城市社會中處於一種“半城市化生存”的邊緣狀態。

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縣農民在自家門前制作手工藝品。攝影/章軻

社會組織數量穩步增長

藍皮書表示，盡管貴州省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但近年來社會組織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數量穩步增長，重點領域的社會組織發展迅速。2015年，全省共有社會組織10533個，比2014年增加1109個，同比增長10.5%。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達2.98個，同比增長9.7%。

從社會組織登記的類型來看，社會團體6236個，占總數的59.2%，同比增長9.8%。民辦非企業單位總數為4251個，占總數的40.4%，比2014年增加491個，同比增長11.6%。基金會有46個，占總數的0.4%，較2014年增長13%，其中公募基金會31個，非公募基金會15個。

藍皮書介紹，從服務領域來看，貴州省社會組織主要集中在教育、農村發展、社會服務、工商服務、文教體衛、科研、環境、旅遊、民族文化及社會福利等領域。其中，教育類、農村發展和社會服務類社會組織數量居前三位，分別為3111個、1192個和1082個，占社會組織總數的29.5%、11.3%和10.3%。

社會組織種類繼續呈現多元化的特點，涵蓋了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中的各行各業。這反映出公共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多，社會組織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大。

據統計，2015年貴州省社會組織共吸納從業人員27萬人;社會組織從業人員占全省從業人員的比重達1.4%，比2014年提升0.5個百分點。總體來看，大學專科以下學歷的比例逐年下降，而大學專科和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從業人員比例逐年上升。按年齡來劃分，中青年從業人員總數達24.5萬人，占社會組織從業人員總數的90.5%，中青年人才正逐步成為社會組織的主體。

此外，貴州省社會組織公共服務能力提升明顯，有力承接了部分轉移的政府職能。2012~2015年貴州省獲得中央財政支持項目64個，共計1954萬元，社會組織在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工作、助醫助學、環境保護等領域提供了公共服務和承接了政府轉移的部分職能。同時，社會組織自身的整體實力也不斷提升，充分發揮了對政府的協同作用。

貧困家庭“男性掌權”多

藍皮書稱，關於中國城市家庭夫妻關系的研究顯示，中國城市家庭夫妻關系表現出了與西方相似的趨於平等的特點，夫妻關系總體較好，婚姻滿意度較高。與之相比，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的夫妻關系表現出以下特點。

在夫妻權力方面，與一般城市家庭夫妻關系趨於平等不同，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受傳統夫妻權力規範的影響更大，“男性掌權”特點較突出，家庭決策模式趨於傳統，這與其所處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是相一致的。這很可能是因為城市貧困階層的男女雙方重塑夫妻權力的意識和能力都更弱，也因此更容易受到既有傳統夫妻權力規範的影響。

在家務分工方面，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男性參與家務勞動的比例相對偏高，家務分工模式趨於現代，表現出與所處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相一致的特點。大部分城市貧困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政府的低保金，與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不符，這很可能是城市貧困家庭男性承擔家務比例相對較高的重要原因。

在夫妻爭吵方面，對比中國城市家庭夫妻爭吵情況，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的夫妻爭吵並不像一般所認為的頻繁，雖然“經常吵”的比例高於一般城市家庭，但“從不吵”的比例高達41.6%，這一狀況並不意味著夫妻感情非常好，更可能的是城市貧困家庭滿足於較穩定的生活狀態而情感要求相對較低，同時“搭伴過日子”的婚姻定位帶來的夫妻互動較少，以致“從不吵”的比例遠高於一般城市家庭。

在婚姻滿意度方面，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婚姻滿意度明顯低於一般城市家庭。城市貧困家庭應對困難的資源和能力有限，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他們婚姻生活的感受，婚姻生活滿足感相對較低。

課題組認為，今後城市的扶貧工作除了做好物質幫扶、就業服務等傳統服務外，還應當提供針對家庭的社會服務，重點在於協調家庭成員關系，協助營造和諧的家庭氛圍，幫助家庭發揮正常功能，這些對於幫助城市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具有深遠意義，同時也有助於提升他們的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