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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皮書：連片特困區貧困是“人、業、地”綜合貧困

武陵山片區、滇桂黔石漠化片區、六盤山片區、羅霄山片區、大別山片區、烏蒙山片區等，這些地方貧困連片，是“十三五”時期脫貧攻堅的主戰場。

吉首大學、國務院扶貧辦扶貧宣傳教育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3日共同發布的《連片特困區藍皮書：中國連片特困區發展報告(2016~2017)》認為，連片特困區的貧困是“人”(貧困主體)、“業”(生計活動)、“地”(自然和社會環境)及其耦合關系的綜合貧困，因而，連片特困區的扶貧開發必然要面向“人”“業”“地”維度“三管齊下、協同推進”。

《中國連片特困區發展報告(2016-2017)》課題組負責人遊俊在發布會上說，從“人”的角度來看，貧困表現為貧困主體的生計資本不足、可行能力低，無法適應時代發展自謀生計或適應新的生計崗位要求;從“業”的角度來看，貧困表現為經濟活動的脆弱性強和包容性低，難以提供數量多、門檻低的就業崗位;從“地”的角度來看，地理資本不足和社會排斥嚴重是產生貧困的“土壤”和“情境”，是貧困在外部環境上的表現。

“與此同時，人、業、地三個維度上的貧困往往相互交織、耦合，使連片特困區陷入‘貧困陷阱’。”遊俊說。

“十三五”四川省將以完善路網骨架為重點，推動國省幹線公路加快提檔升級，推動交通脫貧。攝影/章軻

藍皮書分析，連片特困區作為一種特殊類型區域，其貧困具有“共性”：貧困程度較深、脫貧難度很大;致貧原因多樣，如因病、因學、因災害、因交通、因文化、因制度等致貧;貧困要素多元，既有主體性要素“人”(貧困主體)的貧困，也中介性要素“業”(生計活動)的貧困，還有情境性要素“地”(自然和社會環境)的貧困，更有“人”“業”“地”不協調導致的貧困。

藍皮書說，我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區雖然在具體貧困表現和特征上存在差異，但又都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貧困陷阱”，“地”的貧困仍然是持續減貧和自我發展的瓶頸，急需打破。

隨著“精準扶貧”方略的推進，面向貧困個體、家庭、貧困村的扶貧舉措得以有效實施，微觀層面的減貧成效顯著，不過，在“地”的貧困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的情形下，“人”“業”維度的減貧能否持續或在“外在幫扶”退出後依然縮小與其他地區的差距卻令人存疑。

藍皮書稱，事實上，近年來各連片特困區在扶貧實踐中強力推進“精準扶貧”時，對片區規劃中的“區域發展”“連片開發”部分則有所疏忽(基礎設施等“硬”環境建設除外)，出現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狹隘”扶貧偏誤，特別是在扶貧與發展的跨區域協作方面進展緩慢，遠沒有發揮出將連片特困區作為一個整體區域進行資源、空間秩序和產業布局優化整合等所能產生的減貧與發展效應，如武陵山片區的跨省協作進展與規劃中“跨省協作創新區”的目標定位就相去甚遠。顯然，這是對連片特困區貧困本質理解的偏誤。

遊俊說，連片特困區的精準扶貧離不開區域性連片開發。“首先，連片特困區是當前扶貧攻堅的主戰場，是精準扶貧在區域層面的精準，而區域層面怎麽扶，各連片特困區的扶貧攻堅與區域發展規劃指明了方向，其中區域協作、連片開發是重要舉措。”遊俊說，另一方面，“區域性整體脫貧”離不開連片開發。連片特困區作為整體，無論是土地面積還是人口規模，都難以實現“無開發、無發展”的寄生型、外援式脫貧，區域的內生發展、自我減貧能力構建都需要連片開發。

遊俊認為，可以依托“互聯網+”技術，發揮第三方專業化服務、資源整合轉化和雙邊市場支持的優勢，構建政府主導複合型貧困治理體系和公共服務平臺。

“政府主導複合型治理體系一方面可以充分發揮政府機制的公共權威性，另一方面又能有效發揮市場供給機制、第三部門供給機制的積極效應，克服政府單一供給機制的缺陷。與此同時，推進貧困治理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實現扶貧工作的常態化和專業化，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的貧困治理做好準備。”遊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