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轉股的大幕已然拉開。10月10日,國務院發布的《關於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和《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
作為對“政策東風”的最迅速回應,10月16日,建設銀行與雲南錫業集團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下稱“雲錫集團”)在京簽署總額近50億元的市場化債轉股投資協議,並同時與建信信托、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中信建投證券等多家公司分別簽署基金管理、財務顧問、法律和資產評估等專業服務協議。
一位資產管理公司戰略研究員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未來參與債轉股企業可能重點在產能過剩行業中的大型國有企業,這類企業資產規模雄厚、債務壓力較大,同時,具備上市公司“殼資源”的企業可以借助資本市場轉讓股票,便於投資者到期獲得投資收益後實現股權退出。
國企債轉股落地 以基金撬動社會資本
繼全國首單央企市場化債轉股項目——武鋼120億元轉型發展基金出資到位後,本次建行與雲錫集團的簽約,共同落實總額100億元全面降低杠桿率框架協議,標誌著全國首單地方國企市場化債轉股項目成功落地。
具體而言,該項目包括雲錫集團下屬二級、三級子公司的五個子項目,分兩期落地,每期50億元。首期有3個項目,預期實施後,能降低雲錫集團15%的杠桿率,其中第一個項目資金為20億~30億元,預期由此降低雲錫集團5%的杠桿率。首期23.5億元投資到位後,能幫助雲錫集團降低負債率4.57%,節約財務成本近億元;資金全部到位後,預計將總共降低企業資產負債率15個百分點。
在操作層面,由建設銀行及建信信托負責這個項目,建行負責尋找客戶、商談協議等,建信信托負責基金管理,資金則主要來自社會資本,銀行也會出一部分錢作原始資本金,但僅占少量。
據介紹,建行將采用基金模式動員社會資金投資雲錫集團有較好盈利前景的板塊和優質資產。基金所募集的資金最終將“全部用於還債”,但為規避道德風險,主要是用於償還建行以外的債權。此外,本次債轉股一大特點是,債和股的業務板塊並非一一對應。
“之所以選擇雲錫集團作為市場化債轉股的標的,是因為雲錫集團遇到了暫時性困難。”建行債轉股項目組負責人、總行授信審批部副總經理張明合表示。
據了解,由於有色金屬行業的價格下降,過去3年,雲錫集團累計虧損60億元,凈資產由150億元下降到100億元左右。借助金融工具實行債轉股後,雲錫集團將降低杠桿率、減輕債務包袱,輕裝上陣。預計到2020年,雲錫集團將以收入不低於810億元、利潤總額不低於23億元的良好業績回報投資者。
對於備受市場關註的定價問題,張明合表示,債權方面,建行以1:1的企業賬面價值承接債務;股權方面,由於項目不同,價格也不一樣。總的來說,非上市公司的股權經過評估市場價轉股;上市公司(錫業股份、貴研鉑業)的股權參照二級市場價格做安排。“我們會避免采用明股實債的方式,”張明合表示,“此外,債和股也不是一一對應的,對這家企業的股權投資並不一定要來源於這家企業的債務。這樣的安排,能將投資者對回報的需求與企業去杠桿的需求更好地匹配起來。”
值得關註的是,雲錫集團債轉股最顯著的特點是完全遵循市場化原則,在轉股對象選擇、轉股實施機構設立、轉股條件和價格、轉股資金來源及退出等方面都必須堅持由相關方自主平等協商來確定,強調公開、公平、透明,依法合規、利益共享、風險共擔,而政府主要是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資金支持,積極引導解決轉股所需資金和投資收益不確定等問題,強化調控和監管。
誰主“債轉股”
近年來,中國實體經濟經歷過“加杠桿”的瘋狂後,正步入經濟下行期和經濟結構調整,企業也勢必承受“去杠桿”的苦痛,債轉股則成為企業降杠桿、減輕債務負擔的一個重要支點。隨著本輪債轉股大幕的徐徐拉開,中國身受債務負擔羈絆的企業數不勝數,究竟哪些企業能夠降低債務、凸顯股權價值呢?
對此,國務院債轉股《指導意見》明確給出了資質和條件,嚴申“四個禁止”和“三個鼓勵”,即嚴禁扭虧無望、已失去生存發展前景的“僵屍企業”,有惡意逃廢債行為的企業,債權債務關系複雜且不明晰的企業,以及有可能助長過剩產能擴張和增加庫存的企業作為債轉股對象。
同時,鼓勵發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暫時困難的優質企業開展市場化債轉股,包括:因行業周期性波動導致困難但仍有望逆轉的企業;因高負債而財務負擔過重的成長型企業,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成長型企業;高負債居於產能過剩行業前列的關鍵性企業以及關系國家安全的戰略性企業。
銀行作為銜接企業方與社會資金方的金融機構,可以說扮演著“伯樂”角色。建行副行長龐秀生此前就表示,要選準、選好轉股目標企業。結合去產能、去庫存等重點任務要求,通過試點來驗證和厘清適合市場化債轉股企業的條件和標準並嚴格執行。一方面,不保護過剩和落後產能,不為“僵屍企業”死而複生提供機會或助長借機逃廢債,不影響去產能、去庫存的各項措施縱深推進;另一方面,要對關鍵性企業,通過債轉股支持其轉型升級、兼並重組,增加有效供給,培育新的發展動力。
一位資產管理公司戰略研究員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未來參與債轉股企業可能重點在產能過剩行業中的大型國有企業,這類企業資產規模雄厚、債務壓力較大,同時,具備上市公司“殼資源”的企業可以借助資本市場轉讓股票,便於投資者到期獲得投資收益後實現股權退出。
這從建行雲錫債轉股的股權退出方式可見一斑。據介紹,建行在投資經營層面將作為積極股東,參與管理。退出可以按照市場化方式,將雲錫集團未上市部分裝到兩家上市子公司,從而退出。此外有遠期回購協議,雙方約定,如果未來管理層業績不達到預期,雲錫集團將對股權進行回購,建行由此退出。
在投資期限上,張明合表示:“一般來說,股權投資沒有期限,但我們是按照5年的投資期限制定方案的。我們對管理層有經營業績上的要求,如未來業績沒能達到預期,會要求企業回購股份。如業績如期恢複,投資者可以正常減持。此外,我們還計劃將一些非上市公司的資產註入上市公司,以實現退出。”
未來債轉股前路漫漫
作為首單地方國企債轉股的落地樣本,雲錫集團債轉股中的“債”主要是目前成本比較高、抵押條件苛刻、期限結構不太匹配的債務,本次債轉股落地並不是完全落幕,而是涉及企業、銀行、社會資金多方利益者共同開啟的新里程的“起跑”。
對於債轉股的潛在風險,張明合表示,參與者面臨著如何把控市場風險、如何代表投資者與股東參與改善公司內部治理、如何化解歷史包袱三方面的實操困難。
盡管債轉股的“長跑”路途存在不確定性,但前景向好。在資金來源上,張明合表示,未來債轉股將引入適合進行股權投資的機構投資者,比如險資、養老金、券商、資產管理公司等,這些機構投資者各具特色;銀行端的資金來源可借助理財資金渠道集中社會財富,在滿足監管部門依法合規的要求下,打破剛性兌付,為社會資本對接好的投資標的。
在上述資管戰略研究員看來,由於全球資產收益率走低,固定收益類投資收益持續下行,加之國內資本市場權益類投資冷淡,債券違約風險事件層出不窮,多重因素交織背景下的“資產荒”,通過債轉股實現股權投資獲取超額收益,為社會資本提供了一種選擇。因此,從投資者需求而言,社會資本對債轉股企業的標的趨之若鶩。
事實上,投資方已經在經濟周期轉換中嘗到了參與債轉股的“甜頭”。據介紹,在上一輪債轉股浪潮中,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作為股東參與債轉股,通過好的操作已於去年實現股權退出,並獲得了接近3倍的投資回報。
但必須承認的是,本輪債轉股才剛步入現實,商業銀行參與債轉股還有很長的路走。由於銀監會對商業銀行持有企業股權實行嚴格的資本管理要求,據了解,目前建行正在向監管部門反映,希望把債轉股中銀行自身投入的少部分資金計提要求的期限從兩年調整到五年,否則按照現在的監管要求,超過兩年便要計提12.5倍的資本。
“是好事,但不一定能落到你頭上。”一位不良處置界人士在債轉股指導意見出臺後如是評價。
日前,國務院印發《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標誌著討論許久的債轉股正式起航,市場一片歡騰,萬億不良的市場大“蛋糕”似乎近在眼前。然而,早在今年初,銀行不良持續飆升之際,市場也曾預期不良將迎來爆發式“盛宴”,但出乎意料的是,10個月之後回過頭來看,銀行不良出表力度不僅沒有增加,反倒存在萎縮的跡象。
《意見》盡管指出,銀行必須要通過第三方機構實施債轉股,但這個“第三方”中,不僅涵蓋資產管理公司(AMC),還包括保險資管機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機構等,尤其是銀行被允許設立新機構開展市場化債轉股,比如國內首單上市公司市場化債轉股案例的實施機構正是建行新設立的總規模為100億元的基金,該基金將由建行旗下的建信信托負責管理,對雲南錫業股份部分正常類貸款實施債轉股。
而最終,這些優質的不良資產可能還是在銀行的視線範圍之內,萬億不良“盛宴”的其他受益者到底能受益幾何,依舊有待觀察。
不良“盛宴”事與願違
目前可以達成共識的是,經濟依舊處於下行通道,銀行不良依舊持續雙升,何時見底,見仁見智,而這個問題最終將決定著不良資產收購的時機。
年初,不少機構預測,今年銀行不良將面臨大規模出表的壓力,然而,本報從業內了解到,16家上市銀行大都以自主清收為主,對外公開轉讓總體占比不高,平均不到30%。因此,這就出現了與“常識”相違背的怪像,即原本以為經濟下行會給AMC帶來不良資產大爆發的“盛宴”,可在現實的業務操作中卻出現了不良資產收購難的現象,尤其是對於地方AMC來說,這種現象尤為明顯。
本報從業內拿到的一組數據顯示:基於監管紅線的約束,我國銀行業於2015年集中處置了超過1.5萬億元的不良資產,幾乎是2010年中國經濟開始進入下行周期以來,到2014年末這五年不良資產處置的總和,這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銀行在2016年的不良資產處置壓力。
而翻閱這兩年16家上市銀行財報就可以發現,“加大清收力度”“加大不良資產處置”等字眼幾乎成為標配。
“據我了解,銀行對打包出售、完全出表的賣斷式不良資產公開轉讓持有一定的保留態度。因為,被動折價轉讓不良貸款,一方面會影響銀行利潤,形成真實損失;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大量客戶資源的流失,因此,賣斷式折價轉讓是銀行的下下策。”一位省級AMC的部門負責人對本報說。
戲劇性的是,今年在資產荒等因素的倒逼之下,出現了一波房地產行情,而房地產又是銀行不良債權的主要抵押物,房價的上漲使得抵押物能夠快速處置變現,並獲得不錯的收益,這也為銀行帶來了喘息之力。
“總體來說,金融監管體系對於銀行還是呵護有加的,不會讓銀行不良出現爆發式增長,這是一個緩慢的化解過程。”該省級AMC的部門負責人說。
除了銀行減少實質性地對外轉讓不良外,四大AMC在戰略上開始回歸傳統金融不良資產主戰場的動作也進一步壓縮了資產包的流出量,尤其是東方資產、長城資產基於股改上市的規模擴張需求,在今年均加大了對銀行不良資產收購的力度。
本報記者此前采訪粵財控股副總經理、粵財資產董事長吳鋒時,他表示,如今,四大AMC的銀行不良貸款收購策略已經從過去在各個地區分、支行進行分散化的市場化收購,轉化為與銀行“總對總”的一攬子合作收購解決方案,可以看到,四大AMC在加強經濟下行周期的資產項目儲備。
“多種因素導致地方層面出包量更少。據相關機構統計,今年上半年廣東省出包總金額大概為200億元,同比減少了一半。”他說。
交銀國際的研報顯示,今年上半年傳統類不良資產公開市場實際成交額估計至少在3000億元左右,華融和信達的市場份額分別為大約49%和29%,合計約78%,顯著高於以往50%以上的市場份額。另外,據長城資產披露,今年上半年集團新增收購債權出資金額同比增長408%。
債轉股首例銀行主導
那麽,《意見》的出臺和市場化債轉股的實施能否改變上述現狀?
在此次《意見》中,有兩個關鍵條款:一是明確市場化債轉股對象企業應當是發展前景較好、符合國家產業發展方向以及信用狀況較好的企業,禁止將僵屍企業作為市場化債轉股對象。二是明確要通過實施機構的方式開展市場化債轉股,尤其是銀行可以通過符合條件的所屬機構或新設機構開展市場化債轉股。
“首先,具有良好發展前景的企業本身就不是銀行不良出表的標的物,銀行出於利潤考慮,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出表的。其次,即便銀行有意願將這樣的資產拿出來,轉讓給AMC,中間一定存在較大的折價,這是銀行所不願意看到的。”一位中部省份AMC負責人對本報稱。
據了解,在不良資產的定價上,銀行主要從貸款的現狀進行定價,即:抵質押物的價值、其他可執行財產的價值等。而AMC除了考慮上述因素以外,還關註資產處置風險、難度與變現時間、成本、合理利潤等,為此,通常收購不良資產定價時會按假設破產定價法,在全部可執行財產折現價基礎上再打個合理折扣。目前,不良資產包的市場價格通常在3折左右。由於銀行與AMC的經營目標不同,定價方法也就不同,分歧成為必然。
10月16日,隨著錫業股份的一紙公告,國內首單上市公司市場化債轉股浮出水面,根據公告,建設銀行或其關聯方設立的基金(下稱“投資人”)擬向錫業股份的控股子公司華聯鋅銦註資以認購其新增註冊資本,增資後,投資人將持有不高於15%的華聯鋅銦股份。也就是說,首單上市公司債轉股的實施機構仍在銀行的視線範圍之內,為銀行的新設機構。
“如果市場化債轉股的實施機構可以是銀行的下屬機構或新設機構,那麽,銀行更願意選擇自己體系內的機構去作為債券股的實施機構。” 該中部省份AMC負責人認為,債轉股作為銀行信貸風險的化解方式之一,為銀行的不良資產處置增加了新的工具,銀行是最大的受益者,但至於說債轉股對於AMC的直接利好作用,還有待觀察,社會資本或許可以間接參與其中。
但他同時表示,這一波債轉股明確定性為市場化,相比上一波政策性的債轉股,最終的效果肯定會與上一波不同。“我了解到,近期,很多銀行,尤其是四大商業銀行通過合作發起設立不良資產處置基金、積極參與債轉股、大力開展自主清收與核銷等,不斷創新處置模式,力圖掌握不良資產處置的主動權,最大化不良貸款價值,減少不必要的損失。”他說。
17年後,債轉股卷土重來。不同的是,此次的關鍵字是“市場化”。
10月16日,建行與雲南錫業集團(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下稱“雲錫集團”)簽訂市場化債轉股協議。其亮點在於,雲錫集團也曾參加17年前的政策性債轉股,而參加的資產管理公司(下稱“AMC”)信達、華融在去年退出時獲得三倍的利潤。
事隔17年,當時究竟是什麽觸發了債轉股的大潮?債轉股的過程又是如何的?對銀行和宏觀經濟產生了什麽具體的後續影響?盡管當年的四大國有銀行現在已經上市,平均不足2%的壞賬率遠遠好於17年前,此時和彼時經濟形勢又有較大差別,不過以史為鑒,總有收獲。
17年前的政策性債轉股
回顧歷史,中國債轉股始於四大AMC的成立。1999 年,為處理國有銀行居高不下的不良貸款,我國政府相繼成立信達、東方、長城、華融四家AMC分別對口建行、中行、農行和工行四大國有銀行,將四大行1.4萬億壞賬剝離,使四大行脫胎換骨,成為幹凈的“好銀行”。
同時,財政部作為唯一股東向四大AMC各註資100億元,並為四大AMC擔保向央行再貸款融資5700億元,四大AMC再向四大國有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共發行8200億金融債券,以此作為全部資金按照面值購買四大行的不良資產。
(四大AMC成立。來自招商固收)
招商固收分析稱,具體而言,2000年四大AMC債轉股的主要流程可以用“三步走”概述。首先,將不良資產轉移:四大國有銀行將所持不良貸款按照賬面價值轉移給各自的AMC;第二,協定債轉股方案:AMC根據國家經貿委推薦的債轉股企業名單,與目標企業談判確定具體的債轉股方案和企業改革重組方案;第三,審批後實施:債轉股方案需交由國家經貿委會同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進行審批,審批後上報國務院批準,最後將批準的方案交由AMC實施。
(四大AMC收購的不良資產。來自招商固收)
當年債轉股的第一例發生在1999年9月2日,當時信達與北京建材集團就北京水泥廠債轉股事宜達成協議並正式簽約。北京水泥廠是國家“八五”重點建設項目,在1992~1994年建設期間,向建行累計借款5.09億元,至 1998年底本息總額達到9.68億元。
建行將6.7億元債權轉給信達,信達以6.7億元債務出資,北京建材集團以原有3.03億元所有者權益出資,組建新的北京水泥廠,其中信達占股約70%。同時,北京建材集團以其優質資產組成北京金隅股份公司,預期金隅上市後,集團通過上市配股等多種方式籌資來回購信達持有的北京水泥廠的股份。
債轉股後,北京水泥廠總負債從原先的11.36億元減少為4.65億元,資產負債率從原來的80.1%下降到29.9%。利息費用大幅下降,1999~2001年三年累計減少利息約3億元,大大減輕了企業的負擔。北京水泥廠在 1999年當年就扭虧為盈,債轉股方案預計每年可盈利2000萬元以上,企業步入良性循環。
此後,在1999年末,江西制藥也因為負債過大、利息負擔沈重、企業離退休人員多等因素,啟動債轉股,方案擬定為由工行、農行、中行分別將其9095萬元、1218萬元、300萬元不良貸款轉移給各自對應的AMC,AMC按照1:1的比例轉股,轉股後,華融、長城、東方三大資產管理公司分別持有江西制藥55.47%、7.43%、1.83%的股權。
國泰君安團隊分析稱,債轉股適用於常規處置方式已經失效但仍有前景、直接破產清算顯得可惜的不良資產企業;債轉股意味著銀行(或AMC)作為新股東,有必要強制“修理”企業(積極股東主義),使其好轉;債轉股不是萬能藥,可能彌補公司治理缺陷,但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積極影響宏觀經濟
值得註意的是,1999年啟動的債轉股緊隨著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在國際金融風險彌漫的背景下,中國的債轉股成功防範了銀行不良資產率過高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避免了國有大型企業因負債沈重大面積倒閉的局面。此後,事實也證明,這對維持宏觀經濟平穩運行發揮了重要作用。
就當年而言,救銀行無異於救經濟,商業銀行尤其是四大國有銀行是貨幣政策重要的實施主體,債轉股把不良貸款分離出去,提高了銀行的整體信用水平。銀行作為市場經濟資源配置的重要組成部分重新煥發活力,並能繼續支持實體經濟。
此外,債轉股也有利於加強國有企業的金融監管。招商固收評價稱,尤其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資本市場尚不發達,國企資金嚴重依賴銀行貸款,而銀行作為債權人無法直接約束企業的行為。債轉股後,銀行、AMC成為國有企業的股東,對企業的經營監督加強,可以參與各類重大決策,推動企業加快進行重組改造。
不過,銀行此後的貸款更趨謹慎推高了存貸差。當時,許多基層銀行的放貸權上收到上級銀行,銀行整體放貸變得更加慎重,一般只有信譽良好、資本實力強大的企業才能從銀行取得貸款,這直接導致從2000年開始,存貸差不斷擴大,從1998年9月末金融機構存貸差9236.5億元,占全部存款余額的10%,到2000年10月末存貸差2.3萬多億元,占全部存款余額的20%。這從某種程度上削弱了貨幣乘數效應,直接減少了實體經濟中投入的貸款量。
政策性vs市場化
此次的債轉股和當年相比,最大的區別可能在於“政策性”和“市場化”的區別。
在10月10日發布的指導意見中,國務院強調,債轉股將是“市場化”的,只面向發展前景較好的企業。此外,銀行不得直接將債權轉為股權,而是由得到批準的“實施機構”開展。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在10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說,“市場化債轉股絕不是免費午餐”,“債轉股由各相關市場主體自主決策,風險自擔,收益自享”,他還提及“政府不承擔損失的兜底責任”。
其實,早在上一輪債轉股時,“道德風險”就是不可避免的話題。對銀行而言,債轉股給予銀行政府兜底的預期,壞賬越多政府越會伸出援手,長此以往,銀行在處理債權資產、收回不良貸款上缺乏主觀能動性,不利於整個金融體系和信用制度。
對企業來說,債轉股可以緩解暫時的財務困境,但一方面,債轉股使一些在地方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的企業產生債務豁免預期,從而使得債權對企業經營管理的約束放松;另一方面,債轉股之後,債權人失去對債務本息的追索權,而股權的約束力不如債權,也是在對企業經營“松綁”。
此次,“市場化”的概念不斷深入。據建行債轉股項目組負責人張明合介紹,會避免采用明股實債的方式。“此外,債和股也不是一一對應的,對這家企業的股權投資並不一定要來源於這家企業的債務。這樣的安排,能將投資者對回報的需求與企業去杠桿的需求更好地匹配起來。”
張明合也表示,建行將申請設立一家獨立的投資管理公司,作為推行債轉股業務的實施機構。他對媒體稱:“所謂的市場經濟,還是要講究專業專註,新的實施機構設立後,既不會與原有機構功能重複,還能發揮集團作戰的協作優勢。”
身處產能過剩領域又面臨退市風險的地方國企上市公司*ST吉恩最近處境艱難。該公司從2014年起連續虧損,截至今年10月,逾期貸款接近40億元。不過近期該公司的一則重大事項停牌公告令眾多深套股民興奮不已,他們在貼吧上滿懷希望地期待,*ST吉恩能夠搭上本輪市場化債轉股的“順風車”。
作為地方上市國企首單債轉股的錫業股份(000960.SZ)相比之下則要幸運得多,母公司雲錫集團10月16日剛與建行簽署50億元市場化債轉股協議,次日錫業股份開盤便漲停,報14.31元。
除了雲錫集團外,建行另一單債轉股是與央企武漢鋼鐵(集團)公司共同設立240億元轉型發展基金。敏銳的市場很快發現了兩單 “債轉股”的共性,即 “擁有上市主體平臺”。
雖然“上市主體”在此輪債轉股《指導意見》中並未明確提出,但已經有市場觀點認為,具備上市公司“殼資源”的企業可以搶占先機。通過上市主體可以借助資本市場轉讓股票,便於投資者到期獲得投資收益後實現股權退出。光大證券研報進一步指出,“高大上強”是本輪市場化債轉股債務人企業“意料之中”的共性,即負債率高、大型國企、擁有A股上市主體、處於強周期行業。
殼資源是必要非充分條件
某國有大行天津分行過去半年不幸陷入渤海鋼鐵千億債務危機之中,成為105家債權人銀行之一。作為該行主要負責人之一的王行長對債轉股方案密切關註。在他看來,所謂“上市公司主體”早已成為渴望債轉股的大型企業集團“標配”。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梳理發現,以產能過剩的鋼鐵行業為例,西寧特鋼、八鋼公司、重慶鋼鐵、攀鋼集團、華菱集團、本溪鋼鐵、西鋼集團、安陽鋼鐵、山鋼集團、新疆金特鋼鐵、柳鋼股份、東北特鋼等11家全國知名鋼鐵集團均在A股有上市主體平臺,這些集團截至2015年底負債率均在80%以上。
其中,因企業債券連續九次違約、金額高達數十億而備受關註的東北特鋼集團,雖然旗下也擁有上市平臺撫順特鋼(600399.SH),但該集團已經正式進入破產重整程序。
沒有A股上市平臺的“欠債大戶”渤海鋼鐵,此前先後祭出基金承接“債轉股”與優質資產重組“債轉債”方案雛形。天津市金融局相關負責人明確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渤鋼債轉股正在醞釀和探討中。而王行長則表示,目前與各家債權人銀行都征求過意見,債轉股具體方案有望盡快出臺。
相比動輒上百億、上千億的債務規模,一個A股上市公司的殼資源,其市場價值僅為數億到數十億不等。“殼”又有幹凈殼與不幹凈殼之分。不幹凈殼價值更低,主要表現為上市公司負債多,母公司集團負債累累等。
“上市公司的殼在國內有一定價值。但需要具體分析公司負債,即殼是否幹凈,這些都是財務投資考核的主要指標。”光大控股董事總經理吳弘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該公司首席投資官楊平還告訴記者,即便集團有上市公司,如果處在很不好的行業,管理層不行,負債率也不會有本質改變。所以上市平臺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記者梳理同時發現,在那些債務高企的集團內部,旗下A股上市平臺的資產負債情況往往優於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平均水平。以此次實施債轉股的雲錫集團旗下兩家上市公司為例,貴研鉑業(600459.SH)與錫業股份均屬有色金屬行業,今年年初以來盈利均表現穩定。據Wind數據,前者2016上半年公司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4092.6萬元,同比增長4.15%。後者則由於今年上半年國內錫價受供給側改革影響持續反彈近20%,公司產品盈利能力有所回升。
“面臨債轉股的往往是企業集團出了問題,而不是旗下一家上市公司出現問題。如果只是上市公司債務水平過高但集團很好,可以有多種方法解決,比如把優良資產註入重組,在資本市場里就可以得到解決,用不到債轉股。”王行長說。
針對集團層面的債務危機,債轉股相對要複雜得多。仍以雲錫集團為例,建行債轉股負責人表示,該項目是針對集團內部一攬子投資協議,並非對一家上市公司的債轉股。具體而言,包括雲錫集團下屬二級、三級子公司的五個子項目,分兩期落地,每期50億元。
記者發現,一攬子協議既包括對上市公司,也包括對其他子公司、孫公司的轉股和註資。根據雲錫集團近期發布的公告,建行擬對錫業股份控股子公司華聯鋅銦註資,認購其不超過15%的股份。這便是銀行將優質資產註入雲錫集團下上市子公司的孫公司。“總的來說,非上市公司的股權經過評估市場價轉股;上市公司(錫業股份、貴研鉑業)的股權參照二級市場價格做安排。”建行債轉股負責人指出。
銀行利益分割 基金博弈優質資產
正如上文所提,上市公司股權多數情況下是集團的優質資產,對於債轉股的跟投基金而言,自然首選此類優質資產。但債轉股涉及的母公司集團旗下子公司項目眾多,資產質量良莠不齊,在轉股過程中,銀行、實施機構、集團公司各方如何篩選項目,如何博弈呢?
《指導意見》明確,銀行不得直接將債權轉為股權,應通過向實施機構轉讓債權、由實施機構將債權轉為對象企業股權的方式實現。
在建行與雲錫集團的債轉股案例中,實施機構並非建行,而是建信信托采用基金模式動員社會資金跟投。雖然建行與建信信托屬於同一集團,但“一家人不打一家人”也有例外。
“我們的經驗是,越是同一個集團內部,競爭越激烈。”王行長對記者表示。他解釋稱,企業做債務重組時,銀行能和企業直接談的只有債權回收率。如果是基金模式,基金將債權從銀行買走,一筆交易就結束了,損失已經計入該地區銀行分行的資產負債表,之後基金跟投的股權收益與銀行再沒有直接關系。
所以他表示,作為分行負責人會就回收率與集團內部的投行爭得“死去活來”,雖然在外界看來是左口袋到右口袋,賣多賣少並無所謂,但在銀行內部看,所涉及的不良、利潤率下降都是實實在在記在自家分行頭上。當然銀行可以選擇跟投,畢竟“肥水不流外人田”。但這是更高層面的另一回事。
在建信信托負責掌管的基金中,記者發現,建行並沒有做自家銀行在雲錫集團的債轉股。但建行也選擇了跟投,據了解,建行將一部分資金作原始資本金,但僅占少量。資金則主要來自社會資本。
基金以一定價格將債權從銀行買過來,再通過債委會進行整合,之後確定具體項目。王行長介紹稱,“例如渤鋼母公司集團負債累累,但實際上整體負債並不都是母公司自己的負債,而是集團下設財務公司,財務公司又把負債分下去,形成集團整體負債、資金整體歸集的架構。債轉股則要把集團下能做債務和未來現金流匹配的二級公司挑選出來,成立的基金把這部分債權買走,之後基金作價入股,進行另一套操作。”
公開資料顯示,目前由建信信托落地的跟投基金,在投資收益方面,預期收益率在5%~15%,期限為5年,不承諾剛性兌付。目前該項目正處於投資者招募階段,正在接觸險資、養老金、地方產業基金等潛在投資者。投資方對於公司也有明確的要求以保障收益。根據建行公告,例如經營指標方面,投資方要求華聯鋅銦承諾保持主要生產經營技術指標穩定,且不得低於2015年該經營指標的90%。公司年采礦貧化率不高於4.7%,采礦損失率不高於2.5%,鋅回收率不低於88%,錫回收率不低於46%。
記者從某股份行資管部門負責人處了解到,上述收益率在銀行理財中算是高收益,但短期內並沒有計劃讓銀行委外資金對接上述基金。她表示,雖然從銀監會監管要求看,高凈值客戶和機構客戶可以投資上述產品,但作為第一單,風險高,市場模式不太成熟。此外,銀行的理財客戶資金都是普通理財資金,介入股權投資須比較謹慎。
上述負責人還指出,如果後續上述債轉股基金成規模,銀行方面私人銀行客戶多,機構客戶體系建設完善,風險承受能力比較高且銷售上述產品風險揭示足夠到位,應該還是有前途的產品。
誰是市場青睞對象
隨著本輪市場化債轉股序幕拉開,眾多高負債率央企與地方國企躍躍欲試。
光大證券固定收益分析師張旭在研報中表示,上市股票的流動性較好,而且估值也相對公允,更方便股東退出。因此,債權人偏好上市公司體內的資產,或是有可能被註入上市公司的資產。
據記者梳理,負債較高且擁有A股上市主體的債券發行人除前述11家鋼鐵集團之外,煤炭行業亦是重災區,截至2015年四季度,旗下擁有*ST煤氣的太原煤炭氣化(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負債率最高,為96.96%。實際控制人為山西省國資委,旗下擁有大同煤業(601001.SH)的大同煤礦集團負債率亦高達84.95%。不同於錫業股份,*ST煤氣自2014年以來尚未實現扭虧為盈。
“至於債轉股的產品是否能受到市場的青睞,還是取決於其風險收益比。”國金證券首席分析師李立峰告訴本報記者。大股東承諾兜底,以及大股東集團公司背景紮實的企業相對受認可。
“旗下有上市公司的企業,信息的披露結構更為標準,信息對市場公開減少不對稱是優勢,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的融資渠道更便捷且多樣化。”李立峰對記者稱。他還補充道,集團公司債的性質屬保本債或高收益債,以及大股東的資質等因素也需綜合考量。
光大證券研報進一步指出,“高大上強”是本輪市場化債轉股債務人企業的共性,即負債率高、大型國企、擁有A股上市主體、處於強周期行業。
李立峰指出,債轉股可以對企業實際經營產生影響。債轉股後,參與實施債轉股的各主體可協同優化企業經營管理機制,提高企業經營效率;另一方面,債轉股減輕企業負擔,有助於企業增加投資,擴大規模。債轉股後,若企業引入的是真正的戰略投資者,則企業經營管理機制得到優化。企業投資不僅與企業債務負擔相關,亦與整個經濟大環境緊密相關。
但他提醒投資者,在購買債轉股類理財產品時需註意,除企業層面自身的微觀因素以外,還需主要考慮行業風險及市場風險等宏觀因素,綜合評判理性購買。
國務院市場化債轉股指導意見剛剛出臺不久,各部委針對債轉股的實施細則便紛紛加速落地。27日市場傳出,財政部、銀監會近日下發了新的《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轉讓管理辦法》(下稱《新辦法》)。接收方為各財政廳、各銀監局、銀行業金融機構以及資產管理公司(AMC)等機構。
當日,長城資產管理公司(下稱“長城資管”)某地方辦事處副總經理對第一財經記者確認,長城資管已經開始實施新的不良資產轉讓辦法。他還透漏,自己參與了上述新版《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轉讓管理辦法》的起草和討論工作。
與2012年舊版《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轉讓管理辦法》(【2012】6號)不同,《新辦法》規定明顯的變化是:不良資產批量轉讓組包門檻由之前的10戶可批量轉讓,降低至3戶。上述長城資管某地方辦事處副總經理表示,目前長城資管正在與銀行商議,只要湊夠3戶就可以按批量接受銀行的不良資產。
另一方面,第一財經記者獲悉,銀監會近期也下發了《關於適當調整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有關政策的函》(【2016】1738號)。同樣是針對(【2012】6號)的修改,核心是放寬了此前一省原則上只可設立一家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的限制,相當於地方政府放開AMC“二胎”政策。
批量轉讓門檻降低 加速處置不良
“批量轉讓門檻從原來的10戶降低到3戶,就好比一個漏鬥,如果只有10戶才能漏下去,很多不良資產都漏不下去。但現在變成3戶,更方便AMC處置不良資產,預計不良資產處置將提速。”上述長城資管某地方辦事處副總經理稱,早前,將不良資產按10戶認定為批量轉讓可享受國家相關優惠政策支持,也符合國家政策的指導方向,此次調整為3戶一組批量轉讓也將享受相關政策優惠。
市場普遍認為,《新辦法》通過降低批量處置不良資產組包門檻,可以起到加速處置不良資產的目的。但也有市場有觀點認為,《新辦法》出臺後限制了轉讓給社會投資者的自由度,原因是僅3戶就需要報批。
按照舊版《辦法》,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是10戶才可以批量轉讓,10戶以下的處置則屬於非批量,可自由轉讓給社會投資者。
不過,上述長城資管某地方辦事處副總經理並不認可這一觀點,他稱,不良資產市場是牌照許可經營,銀行在轉讓不良資產時,除了四大AMC和地方AMC外,銀行並不敢將不良資產轉讓給其他投資者,此前一般都是10戶一批轉讓,現在則是3戶批量轉讓。
對於報批限制了自由度的問題,他也表示,在實際操作中不良資產轉讓是銀行內部的程序,對於報批而言也是銀行內部批,各家銀行都有自己的規定。對於AMC而言也有內部操作規定。銀行賣不良資產,AMC收不良資產,並不會因為多少戶就改變審批要求。
地方AMC放開“二胎”政策
自從10月10日國務院頒布本輪市場化債轉股指導意見後,各部委的細則正在加速落地。除了財政部、銀監會聯合修改了2012年開始實施的《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轉讓管理辦法》外,第一財經記者還獲悉,近期銀監會方面也下發了《關於適當調整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有關政策的函》(【2016】1738號)
“1738號文”對此前2012年《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轉讓管理辦法》(【2012】6號)各省級人民政府原則上可設立一家地方AMC的限制作出放寬。允許確有意願的省級人民政府增設一家地方AMC。
但《關於適當調整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有關政策的函》也明確,省級人民政府增設一家地方AMC應當考慮一下因素:一是當地不良貸款余額較高,不良資產處置壓力大;二是不良資產增速較快,不良資產轉讓需求較高;三是已設立的地方AMC正常經營並已經積極發揮作用。
上述長城資管某地方辦事處副總經理表示,這相當於地方政府AMC“二胎”放開。他表示:“在符合一定條件的情況下,省級層面的不良資產行業處置格局由原來‘4+1’變為‘4+2’,即四大AMC和兩家地方AMC,也是可以的。”
根據此前國務院出臺的此輪市場化債轉股指導意見,銀行不得直接將債權轉為股權,應通過向實施機構轉讓債權、由實施機構將債權轉為對象企業股權的方式實現。第三方可以是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保險資產管理機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等多種類型。
一位地方商業銀行副行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AMC在不良資產債轉股方面深耕多年,具備先天優勢,預計債轉股實施機構主要是AMC。近期財政部、銀監會先放開地方政府AMC“二胎”,又降低AMC批量轉讓不良資產組包門檻,可見本輪市場化債轉股一系列實施細則正在加速落地中。
2016北京國際金融博覽會暨北京國際金融投資理財博覽會於10月27日至10月30日在北京展覽館舉辦。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賴小民在27日出席“2016中國金融年度論壇”時,結合上一輪債轉股經驗與本輪債轉股特點發表了主旨演講。他表示,本輪債轉股規模大概要一萬億以上,只有達到一定的規模才能解決問題,在本輪市場化債轉股進程中,資產管理公司大有可為。
上一輪債轉股政府買單
2016年10月10日,國務院發布了《關於積極穩妥地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以及《關於市場化債轉股股權的指導意見》,做出了在市場化、法治化原則下實施新一輪債轉股的戰略決策,這是供給側改革形勢下的一項最重要的戰略決策。
中國華融、信達、東方、長城四大金融管理公司成立以來,在實施債轉股,企業轉型、脫困、化解風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賴小民表示,過去的債轉股是中國的一大創造,特別是在現代企業制度尚未建立情況下,其是解決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率過高,企業財務壓力大所實施的一項重要政策。
回顧上一輪債轉股的背景,賴小民表示,17年前,亞太地區發生了一場重大的金融危機,以泰國泰銖貶值引發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危機重創了亞太金融秩序,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韓國四小龍在危機中銷聲匿跡,後來蔓延到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五大金磚國家。這場危機引發中國政府的思考,黨中央國務院應對危機,組建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
作為見證並參與上一輪債轉股的“過來人”,賴小民回憶,當時國有企業在銀行的不良貸款居高不下,不良貸款率平均為23.5%,全部是虧損,而且國有企業不要說本金,連利息都還不了,借了大量的銀行借款。國家在剝離不良資產的同時,創造了新的還貸方式,即債轉股。銀行從企業的債權人變成了股東。她稱,當時債轉股是政策性的,政府買單,政府主導,銀行作為股東,資產管理公司作為債轉股最大的市場實施主體。
賴小民表示,當初的債轉股政策完成了三大目的:第一,解決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例過高,回收更多的盤活資產;第二降低企業過高的負債,幫助企業解決緩解財務困難;第三,幫助企業建立先進的現代企業制度。
他並介紹,以中國華融、信達、東方、長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共同發力,共同運作,在支持國有銀行的改革發展、支持國有企業的脫困,特別是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起到了安全網和穩定劑的作用,也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提供了有利的嘗試。
基金化方式解決債轉股
時過17年,中央再次實施債轉股政策。
在賴小民看來,這一輪債轉股與上一輪債轉股最大的區別在於:上一輪是政策性,純粹國家買單,國家”點菜“資產管理公司去運作;這一輪債轉股則突出強調市場化、法治化。
“這一輪債轉股的現實意義在於,去杠桿是國家推進供給側改革的五大中心任務之一,面對這一次新一輪的企業杠桿率過高、負債規模增長過快、負債負擔不斷增加的現狀,去杠桿成為今年五大任務之一。” 賴小民說。
在賴小民看來,這一輪債轉股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是實施債轉股政策是黨中央國務院主動引領經濟適應新常態、尋找新動力、實現新發展的重大舉措;二是推進實施市場化債轉股對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國有經濟提高綜合競爭力,放大國有資本功能的有積極的作用。實施市場化的債轉股可以有效地降低企業的負債和財務成本,幫助企業擺脫困境、優化融資結構,對推進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升級轉型,重回良性發展道路具有積極的作用;三是實施市場化債轉股,是支持金融發展、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增強經濟中長期發展韌性的重要舉措。
此外,賴小民表示,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和相關國有企業治理結構更加完善,市場化程度更加高,盈利水平有了實質性變化,完全有能力通過市場化的債轉股來支持銀行的發債和支持國有企業,特別是支持大中型的國有企業降低財務風險,改善流動性的危機,有效防範系統性的風險。
賴小民認為,加大市場化的債轉股的力度恰逢其時,並需要在債轉股實踐中嚴格選擇對象。由於本輪債轉股規模大概要一萬億以上,只有達到一定規模的對象才能解決一定的問題。
他還表示,在市場方面要采取產業重組並購基金,通過基金化的方式來解決債轉股,實現管理的市場化、做法的多元化、業務的基金化、人才的專業化、運作的規範化,加大資產管理公司的主渠道作用。
人總有年少之時,年少輕狂,追求理想義無反顧,說話更似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不過年輕不代表可沒有分寸,不代表可沒有底線。沸沸揚揚的一週,年輕人說出日本人亦已明文禁止的「支那」二字,直指中國,顯然已失了分寸,已超越底線。當外地傳媒用上「混亂」(chaotic)來形容我們,都以「貶損」(derogatory)描述那些文字之時,年少的繼續無知,年長的才子講師竟仍言語行文護航,美化那些文字。他們除枉為人師外,更斷章取義,試問年輕人真的想用那些文字美化什麼嗎?分析敵不過反應 混亂中,大家有否注意到內地的「債轉股」方案上週正式出台?市場預期的「債轉股」方案,就是銀行將持有的企業呆壞賬等債權,轉讓成企業的股票,因此銀行或被迫成為債仔的股東。上週,國務院公布的《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包括附件《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方案與原先市場預期大有不同。方案中,銀行不得直接將債權轉為股權,只能將債權轉售予實施機構,實施機構包括資產管理公司等壞賬處理公司,轉讓債權作價自主協商確定及必須符合市場價格,再由實施機構與負債企業商討轉股價格、條件等,將債權轉為企業股權。方案還包括政府不承擔損失責任、禁止「殭屍企業」及產能過剩企業參與等等。市場分析認為方案對內銀股正面,因內銀股不用被強迫成為債仔的股東,亦可有多種方案處理呆壞賬。現實是呆壞賬問題暫時紓緩但仍存在,呆壞賬市價仍有待商榷,市場分析正面故此仍敵不過市場反應。以四大內銀股建設銀行(939)、農業銀行(1288)、工商銀行(1398)及中國銀行(3988)為例,股價在方案出台後翌日跌了1.5%至2.4%,恒指同日跌了1.3%;上週一週,四大內銀股價跌了2.1%至3.9%,恒生指數跌了1.3%。 資產減值損失比率年年上升 去年第四季時,曾分析比較四大內銀的業績。今年再對比四大內銀的最新中期及去年同期的業績,發現在營業收入方面,只有中國銀行能保持增長約一成,其餘三間都下跌,跌了1%至5%;在股東淨利潤方面,四大內銀的增長更微薄,只有1%至3%。增長微薄中,四大內銀的資產減值損失情況更令人注意。附表可見四大內銀包括債權貸款減值的資產減值損失,佔營業收入的比率正年年上升。雖然農業銀行的最新中期比率稍稍回落,但仍較2014年的比率為高。問題暫時紓緩,並不代表已經解決;問題終需要面對,或許是終需要各方都去面對! 林智遠 Nelson Lam 執業資深會計師,會計專業發展基金主席,最愛與太太旅行,出名講talk及撰寫大學會計書,其著作已被翻譯成不同語言。 目標以淺易簡單的方法,使牛頭角順嫂也能看懂會計數字和陷阱。 |
2008年爆發金融海嘯,全球經濟陷入衰退。中國需要推出四萬億元基建計劃,令經濟從衰退恢復過來。中國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首先從金融海嘯衰退跳出來。但這四萬億元刺激經濟計劃,也帶來預計不到的問題。在2009年美國率先實行量化寬鬆、大量印鈔及買債,令到全球貨幣供應過剩。過剩的資金推高了股市及原材料,令到商品價格大幅上升。由2009年到2013年,商品價格經歷前所未有的大牛市,除了石油外,其他商品價格都創歷史新高。鐵、煤及有色金屬都升至歷史高位,帶來的是過分投資在資源、礦業等。原材料例如煤、鐵及銅等,和礦業股升到歷史高位。到2014年問題開始浮現,幾年來的過分投資開發資源,資源開始供應過剩,商品價格由歷史高位回落。浮現的問題是存量過剩、產能過剩及企業槓桿過高。
2012年習李上任,很快就要面對前朝過分投資在資源產業所帶來的經濟問題。簡單說明,現在傳統的資源產業要面對三大問題:存量過多、產能過剩及企業槓桿過高。在改革開放首三十年,中國都以由上至下,大量固定資產投資,及廉價勞工增加出口退稅等手段,以投資及出口解決經濟增長問題。自2013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長明顯放慢,從10%降至8%、7%到今年的6.7%。同期內出口增長大幅下跌,到今年9月份,以美元計出口大跌10%,以人民幣計算跌5.6%。外國直接投資FDI,在21世紀初年增長超過30%,到現今只有單位數字增長。主要發達國家因經濟衰退,令到中國出口訂單大減。加上中國工資大幅上升,勞工密集的工業例如紡織及製衣都遷往低勞工成本國家,例如:印尼及孟加拉。中國傳統工業,例如:煉鋼、水泥、玻璃等,經歷四年多的衰退。生產物價指數連跌53個月,到今年9月才回升0.1%。
中央政府為了解決工業的困境,去年提出供應側改革。目的有三:去存貨、去產能及去槓桿,來解決傳統行業面產能過剩、存貨過多及企業負債過高的問題。在煤炭及鋼鐵行業,中央取締了很多生產技術落後規模細小的企業大量壓縮產能,達到存貨減少的目標。很多小型煤礦及煉鋼廠被迫關困,令到煤炭及鋼鐵行業提早達到去存貨及去產能的目標。
去存貨及去產能目標達到,中央必須解決最後一個辣手問題,就是去槓桿。怎樣幫負債過高的企業,減少其負債,渡過難關,令到它們可以重拾正軌。法改委提出以股換債,解決企業負債過高的問題。很多企業因為商品價格下跌,經營陷入困境,不能有效率營運。法改委提出債權人以股換債,讓經營困難企業可以正常運作,從而可以為股東賺到回報及還債。在今年10月10 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換股權的指導意見》(意見),視為化解企業債務問題及銀行壞帳問題的重要文件。《意見》規定股換債只適於用在短期經營出現問題的企業,不適用於一些沒有得救的殭屍企業,更不準許地方政府包底。在10月16日雲南錫業集團和建設銀行達成首個股換債的協議。建設銀行把50億元上市公司錫業股份(00960.SZ)債轉換成上市公司15%股份。以10月26日的股價計算,建設銀行將以50億債換約32億元的股份,剃頭約36%。只要錫業股價從14元升至20元,建設銀行都可全身而退。股換債,是一個可行、務實、解決企業負債過高及銀行壞帳的有效方案。
Raging Bull
商業銀行市場化債轉股的步伐越來越快。
11月8日、11月9日,中國建設銀行(下稱“建行”)接連與廣東省簽下兩單債轉股合作協議,兩筆債轉股項目銀行及關聯方出資規模合計250億元。
廣東首筆市場化債轉股落地
11月8日,建行與廣東省國資委、廣東省廣晟資產經營有限公司(下稱“廣晟公司”)共同簽署市場化債轉股框架合作協議,由建行安排150億元資金與廣晟公司開展市場化債轉股合作。這是今年10月國務院出臺《關於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及《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後,廣東省內首單省屬國有企業市場化債轉股合作項目。
根據協議,建行及其關聯方將以權益投資等多種方式向廣晟公司及下屬企業提供約150億元資金,用於滿足廣晟公司“去杠桿、清僵屍、調結構”的需求,從而降低公司資產負債率和財務成本,增強其資本實力,有效防範債務風險。同時促進廣晟公司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提高生產經營能力,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分享企業成長發展收益,促進直接融資市場健康發展。
廣晟公司作為省屬國有企業占有重要地位,經過近二十年發展,廣晟公司已成為廣東省省屬最大的國有資產經營管理公司之一,是以礦業、電子信息、工程地產、金融為主業、資產超千億的跨國企業集團,擁有22家一級企業,是境內5家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是中國電信的第二大股東。在當前有色行業低迷的行情下,廣晟公司面臨行業性周期,暫時遭遇負債規模壓力較大、財務費用負擔較高的階段性困難。
邁開布局債轉股的第一步
11月9日,繼廣東省首單國企市場化債轉股項目落地後,建行與廣州市國資委、廣州交通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廣州交投集團”)共同簽署市場化債轉股框架協議,由建行或其關聯方以貨幣資金的形式,出資100億元與廣州交投集團共同展開。
“今年來,建行啟動了企業去杠桿的‘春雨’計劃,廣東分行積極落實,主動與多家資產負債率偏高但具有發展前景的企業進行接觸。”建行廣東省分行行長劉軍表示,建行對市場化債轉股政策研究起步較早,提前做好符合條件的企業篩選。接下來,建行將全力落實國務院、省委省政府和建行總行要求,積極探尋市場化降杠桿的有效方式,廣晟公司、廣州交投集團是建行在廣東債轉股布局落子的第一步。
自本輪國家債轉股政策落地後,截至目前,建行已經簽約了4單債轉股項目。對此,建行債轉股項目組負責人、授信審批部副總經理張明合表示,目前建行接觸的債轉股潛在企業已超50家,將利用其全牌照銀行集團優勢,聯合建銀國際、建信資本、建信信托等子公司,共同推進降債項目實施。為做到風險隔離,建行正積極準備申請新設立專門的債轉股實施機構。
11月10日,錫業股份在深交所互動易回複投資者關於公司債轉股預計總額是多少等問題時表示,根據控股股東雲錫控股與建設銀行簽署的協議,雙方協議所涉及的近50億元資金將全部於年內落地。
錫業股份回應,根據雙方簽署的協議,由建設銀行吸納社會資本設立基金投資雲錫控股及其下屬關聯企業,主要用於歸還銀行貸款等有息負債,從而降低雲錫控股資產負債率和財務成本,有效防範債務風險,增強企業中長期發展後勁,促進公司進一步降本增效,增強市場競爭力。債轉股項目總額為100億元,資金到位後,可降低公司資產負債率約8.28個百分點,將大幅降低公司的財務成本。
2016年10月16日,錫業股份控股股東雲錫控股與建設銀行簽訂系列合作協議。其中,錫業股份及控股子公司華聯鋅銦與建設銀行三方同日在北京簽訂《投資意向書》,建設銀行擬對錫業股份控股子公司華聯鋅銦註資以認購其新增註冊資本。
意向書顯示,建設銀行或其關聯方設立的基金(下稱“投資人”)擬向華聯鋅銦註資以認購其新增註冊資本。本次增資後,投資人將持有不高於15%華聯鋅銦股份,具體比例和增資金額根據華聯鋅銦評估值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