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人民幣進入SDR(特別提款權)一事便已塵埃落定,隨著相關方面的技術性準備工作相繼完成,人民幣終於在10月1日進入了SDR,權重10.92%。這標誌著人民幣正式成為“可自由使用貨幣(freely useable currency)”。
IMF執董們認為,鑒於日本和英國出口份額的相對排名隨時間推移已發生變化,將SDR籃子擴大到五種貨幣是適當的。他們還認為,增加一種籃子貨幣的管理負擔是可控的。
“這就意味著人民幣將在IMF有關交易中扮演核心角色。”IMF戰略、政策與檢查部主任蒂瓦里(Siddarth Tiwari)在上周的電話會議上表示,人民幣納入SDR是中國融入全球金融格局的重要里程碑,這既認可了中國的改革成就,強化了改革承諾,也增加了SDR的吸引力,使得SDR更加多元、更具代表性。
既然是里程碑式的事件,人民幣、中國、SDR將會發生什麽變化?
SDR代表性提升
上世紀60年代,為了解決布雷頓森林體系面臨的巨大流動性壓力,十國集團(G10)於1963年指派專家組就新的儲備貨幣問題開展研究。1965年該小組首次提出集合儲備單位(Collective Reserve Unit)這一概念。上世紀60年代末第二次美元危機爆發,促使IMF於1969年理事會正式通過儲備貨幣方案,創設了特別提款權。
創立時,SDR直接同美元掛鉤,1單位SDR等值1美元,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SDR的價值開始由一籃子貨幣決定。SDR的籃子貨幣最初有16種貨幣。1980年,IMF將SDR貨幣籃子確定為5種——美元、英鎊、日元、馬克和法郎,2001年,歐元取代馬克與法郎,其他的貨幣種類不變。IMF每五年召開一次會議,確定SDR定價貨幣籃子中各類貨幣的相對比重。
10月1日起,新的SDR貨幣籃子正式生效,人民幣將成為第三大權重貨幣,這也是SDR首次“新增”成員。屆時,五大貨幣在SDR籃子中的占比分別為——美元(41.73%)、歐元(30.93%)、人民幣(10.92%)、日元(8.33%)、英鎊(8.09%)。此外,中國國債3個月基準利率將成為SDR利率籃子中的人民幣計值工具。
有了人民幣的SDR將更穩定、更具合法性和代表性。
對於SDR和國際貨幣體系而言,人民幣加入使得SDR的代表性得到顯著增強,使得SDR的GDP代表性超過全球60%,出口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90%。同時,人民幣加入SDR將使得國際儲備體系更加穩定,目前,全球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是美元、歐元、日元與英鎊,但由於金融危機、歐債危機以及這些國家宏觀政策的局限性,其匯率的大幅波動都影響了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性。
據測算,金融危機爆發後的2008年11月到2014年9月,SDR對英鎊、歐元、美元、日元、俄羅斯盧布、印度盧布和南非蘭特的月平均波動(方差)分別是2003年6月到金融危機爆發(2008年9月)的1.45倍、1.33倍、1.08倍、1.06倍、3.57倍、1.69倍和1.07倍。而如果人民幣能夠在2010年評估時加入SDR籃子,從2011年1月1日到2014年9月30日,SDR的穩定性雖然對歐元和日元略有下降,但對人民幣、美元和英鎊的波動性可以分別減小13%、21%和7%。
人民幣匯率更趨市場化
SDR對於中國而言也意義重大。與坊間普遍議論的不同,“入籃”本身並不會過多影響匯市,關鍵在於,這將強化中國匯改的承諾,使得匯率定價機制更基於市場供求,同時也加大了主要貨幣國所要承擔的責任。
“‘入籃’後,意味著人民幣享有儲備貨幣地位,同時中國政府也有責任在貨幣政策方面保持一致和協調的溝通,這些都是成為儲備貨幣後要負起的責任。”蒂瓦里表示。這實際也在暗示,中國的匯改“開弓沒有回頭箭”。
此外,“入籃”並不意味著IMF要求中國必須開放資本賬戶。不過,IMF前副總裁朱民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IMF強調一點,既然IMF的189個成員國願意接受人民幣作為SDR的一部分,那麽中國在過去一年中對貨幣政策、利率、匯率的一系列改革必須要制度化,要經得起運營和操作的測試。”此外,他認為,“入籃”後,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之間的價差應該趨同。
當然,中國也正沿著正確的道路前行。回顧自去年8月11日以來的人民幣匯改,“最大亮點是堅持市場化的最終方向,同時考慮政府和市場的適應程度。”中銀國際宏觀經濟分析師葉丙南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在他看來,CNY和CNH匯差一方面反映了在中國資本項下尚未完全開放的背景下,離岸市場供求決定價格與在岸市場存在央行預期引導下價格的偏差。未來改革既要考慮提升市場供求因素在人民幣匯率決定中的作用,又要有序推進資本項目開放,引導兩地市場價差收窄。
渣打預計,到2017年中期,兩地匯價價差可能會收窄到50個基點。
資金流入或加速
人民幣“入籃”本身不會立即引發資金流向人民幣,但未來的想象空間在不斷擴大。
當前,全球各國央行在其外匯儲備中持有約2820億美元的SDR單位。如果人民幣被納入SDR,最直接的含義是IMF成員國若決定與另一成員國交換SDR單位的話,人民幣也是可接受的貨幣。
渣打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丁爽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從10月1日起,人民幣自動獲得儲備貨幣的地位,海外央行可能會進一步投資人民幣資產,使得其外匯儲備構成更為多元化。”
“我們預計,在未來五年間,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剔除中國自身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將達到和日元、英鎊同樣的水平(從1%升至5%,隱含資本凈流入3000億美元)。此外,例如海外共同基金、養老金、保險公司等也會因為尋求高收益來配置人民幣資產。”
“尤其是,我們預計海外資金將在未來五年大量增加對中國債券市場的配置,占比可達4%,這也代表了500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當前這一占比僅1.3%。”丁爽稱。
值得註意的是,中國龐大的債市及其可觀的收益率也將是吸引外資的下一個風口。
德意誌銀行最新公布該行面向固定收益投資者的一項調研。調研發現,參與者在岸人民幣債券投資配置總量在亞洲本地貨幣債券投資組合中的占比將在目前約5%的基礎上,一年內上升至近13%,並於五年內進一步上升至26%以上。調研的參與者主要為國際資產管理公司常駐亞洲的資深投資專業人士,代表了約14.5萬億美元全球資產,以及超過5.1萬億美元固定收益資產。
特別關於新生的熊貓債市場(境外機構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的人民幣計價債券),近半數調研參與者表示可能在未來12個月內投資該市場,另有38%參與方預計將在未來三年內投資該市場。
據德銀估算,截至8月底,中國在岸人民幣債券市場存量達60.2萬億元,其中銀行間債券市場占市場總規模的90%以上。德銀判斷,8月境外投資者在銀行間債券市場上的投資占比約為1.52%。
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SDR貨幣籃子。當地時間10月7日,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朱光耀在華盛頓表示,人民幣加入SDR不意味著中國金融改革到此止步。
朱光耀接受第一財經等中國媒體聯合采訪時表示,作為今年G20杭州峰會的主席國,中國用自身經濟結構性改革的傑出進展,展示了中國對中國人民和世界極端負責任的態度,確保了G20杭州峰會的成功。
朱光耀在IMF和世界銀行年會期間通過與IMF第一副總裁利普頓(David Lipton)就中國經濟改革的深入政策溝通了解到,IMF高度評價中國改革,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改革取得的成果。
朱光耀介紹,根據IMF的測算,中國結構性改革占G20所有成員國經濟結構性改革成果的50%以上,換言之,中國一國的經濟結構性改革成果就超過了G20其他19個成員國的總和。
朱光耀表示,“要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繼續強化金融治理,強化金融體制的改革,按照習近平主席所強調的全球金融治理觀四方面,來推進與全球各國的合作,做出中國對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的貢獻。”
對於外界關註的全球產能過剩和中國“去產能”,朱光耀在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表示,去產能是一項全球性問題,需要全球合作。在產能過剩問題上,世界要采取行動。“要少一些指責,多一些合作,少一些空談,多一些行動”。
朱光耀指出,過剩產能問題產生原因是全球需求的低迷和全球經濟增長的乏力,致使原已存在的經濟結構性問題更加突出,所以去產能是結構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對中國和其他國家同樣如此。
朱光耀介紹,在這個大前提下,中國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率先采取行動的。中國設立了1000億元人民幣的經濟結構調整資金,支持鋼鐵煤炭行業的去產能,支持失業工人的再培訓。
在被問及當前反全球化浪潮和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貿易和經濟的影響時,朱光耀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貿易保護主義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這種采取以鄰為壑、損人利己的政策對自己最後也沒有好處。我們在強調包容性發展的過程中,要特別強調讓廣大民眾分享增長的收益。在這方面中國的五大發展理念在G20共識中得到充分體現,體現了中國智慧的貢獻和中國對G20進程的推動。
談到美聯儲年內加息可能對中國經濟和全球資本流動的影響,朱光耀表示,從美聯儲主席耶倫與市場的溝通以及市場預期來看,美聯儲離下次加息越來越近,可能在今年12月份再次加息0.25個百分點,這將導致流入新興市場的國際資本數量減少,但新興市場整體資本流動趨勢不會出現根本性轉變。
以下是問答內容:
杭州峰會取得里程碑式成果
問題:中國在G20杭州峰會上特別強調包容性增長和發展。中國在引領全球包容性增長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上扮演怎樣角色?
朱光耀:這次G20杭州峰會在習近平主席和各國的努力下取得了巨大成果,其中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果是,G20確定了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性增長的目標,這是G20歷史上首次,它是對G20匹茲堡峰會提出的“強勁、平衡、可持續”目標的重要完善。
在匹茲堡這個目標提出後,G20各國做出巨大努力,取得了一定進展,也遇到了新的挑戰,特別是反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方面問題突出,而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我們深刻反思的話,就是經濟成果沒有被廣大民眾共享的問題。所以這次G20杭州峰會特別強調包容性增長,包容性既體現在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要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利益,要實現包容性的聯動發展,同時也要考慮到在各個國家,特別是在 G20成員國內要有包容性的發展。
總原則就是讓廣大民眾分享發展成果,這樣民眾才能對發展和改革有更加堅定的信心,更加支持經濟的增長和改革。所以大家一致認為,G20杭州峰會達成的共識——促進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性增長,是一項里程碑式的成果,是中國對G20進程的重大貢獻,體現了中國的智慧,也反映了世界各國特別是G20國家要尋求全球經濟增長新的驅動力的客觀要求。
這種包容性增長,在G20會議之後,在國際上各項重要會議上都得到特別強調,今年世界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就特別強調包容性增長。而發展中國家經濟出現新的起色,就特別體現了包容性聯動發展的極端重要性。
IMF剛剛發表的報告,上調了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2016年的經濟增長率到4.2%,這樣就抵消了發達國家經濟下行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這就是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做出的貢獻,這就是為什麽IMF總裁拉加德明確地強調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者。我們相信,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改革的逐步深化,其將在全球經濟增長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對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做出更大貢獻。
IMF高度評價中國改革
問題:您如何解讀IMF在年會期間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和《全球金融穩定報告》兩份報告對中國經濟的評估?
朱光耀:今年以來,IMF已經兩次上調了中國經濟增長率,在7月把中國經濟的增長率上調為6.6%,最新報告維持了6.6%的增長預期。
IMF高度評價中國改革,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改革取得的成果。
昨天我和IMF第一副總裁利普頓先生進行了深入的政策溝通,利普頓先生反複強調,根據IMF的測算,中國結構性改革占G20所有成員國經濟結構性改革成果的50%以上,換言之,中國一個國家經濟結構性改革的成果超過了G20另外19個國家經濟結構性改革成果的總和。正是中國經濟結構改革取得的巨大的進展,使得中國在G20 杭州峰會上起了特殊的作用,中國是今年G20杭州峰會的主席國,中國更是用自身經濟結構性改革的傑出進展,展示了中國對中國人民福祉的極端負責任的態度,和對世界極端負責任的態度,確保了杭州G20峰會的成功。
IMF的報告也特別強調了中國的經濟結構性改革對中國經濟的平衡發展、在共享發展成果方面所取得的重要進展。IMF報告預測,未來五年中國人均收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將縮小7個百分點,與中國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完全消除貧困的目標完全一致,IMF對中國的成就高度評價。
IMF也指出中國經濟發展還存在的挑戰和面臨的風險,關鍵就是債務問題,突出表現在企業債務增長速度比較快。現在與此相一致的就是信貸增長過快,所以IMF也建議中國重視債務問題,IMF完全支持中國采取綜合應對措施,去庫存,去產能,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而且IMF也充分肯定中國把這些措施作為一項完整的系統工程推進所采取的正確的應對措施和在進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中國去產能也是解決杠桿率過高的過程,IMF贊成用市場和法治的手段進行去產能去杠桿的進程。
IMF在報告中向中國提出了去除債務杠桿方面的建議,同時IMF在報告中也向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提出了建議,第一條就是及時識別債務風險和及時采取應對措施,包括必要的破產措施,這和去產能是密切關聯的。第二,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要強化宏觀審慎監管,這方面我們要做的工作還是很多的。第三,要保持進入國際金融市場暢通的渠道,這個中國是毫無問題的,這也是對新興市場國家和發達國家一個總體的建議。我認為這三條確實有可參考的地方,特別是第二條宏觀審慎監管和第一條債務風險的及時識別和及時應對方面。我們要多和IMF以及世界銀行這些國際金融機構保持政策溝通,在我們推進經濟結構改革的進程中,把國際上好的經驗加以采用。同時,中國的成功經驗也豐富了一些國際金融組織政策應對的內容。這方面利普頓先生也反複強調,感謝中國改革的實踐對全球金融治理的貢獻。
人民加入 SDR 不意味著中國金融改革到此止步
第一財經:很多財長和央行行長都對當前反全球化浪潮表示了擔憂,您覺得這股反全球化浪潮是否會影響到中國的貿易和經濟增長呢?
朱光耀:這回到了為什麽我們特別強調包容性增長的重要性上,即要使廣大民眾能夠分享增長帶來的好處。貿易保護主義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這種采取以鄰為壑、損人利己的政策對自己最後也沒有好處。我們在強調包容性發展的過程中,要特別強調讓廣大民眾分享增長的收益。在這方面中國的五大發展理念在G20共識中得到充分體現,體現了中國智慧的貢獻和中國對G20進程的推動。
問題:人民幣加入SDR籃子對G20峰會提出的要重新改革國際金融架構有何意義?在人民幣入籃後,金融市場擔心中國放任人民幣貶值,中國金融改革失去動力,您如何回應這些擔憂?
朱光耀:首先,G20取得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的成果,就是G20強調要把G20平臺從危機應對平臺向全球經濟治理平臺實現根本性轉變。習近平主席在杭州峰會上,首次提出了中國的全球經濟治理觀,習近平主席強調,一個公平、開放、合作、共享的體制是我們確實應該努力的方向。
公平是基礎,開放是導向,合作是動力,共享是目標,所以習近平主席強調一個公平、開放、合作、共享的國際金融體系的極端重要性,我們要按照習近平主席的要求,和G20各成員一起構築一種開放、透明的國際金融治理格局,要建設一個開放的、透明的貿易格局,建立一個綠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一個包容、共享的全球發展治理格局。這是一個整體的中國政策建議。
在G20杭州峰會公報中,大家一致支持加強SDR的應用,歡迎人民幣加入SDR籃子。人民幣10月1日已經正式和美元、歐元、日元、英鎊一起成為 SDR 籃子的構成貨幣。這是非常重要的進展和成果。
但是,我們要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繼續強化金融治理,強化金融體制的改革,按照習近平主席所強調的全球金融治理觀四方面,來推進與全球各國的合作,做出中國對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的貢獻。
美聯儲加息逼近
問題:美聯儲預期年內加息對中國的經濟和全球資本流動將有哪些影響?
朱光耀:在這次IMF和世界銀行年會期間,對美聯儲加息議題的討論熱度確實在增加;同時,IMF也調整了它此前反對美聯儲盡早加息的政策立場,總之IMF現在判斷,美聯儲加息步驟已經越來越近了。繼去年12月美聯儲首次加息後,有可能今年12月再次加息,這是市場的判斷,IMF的政策調整印證了市場的判斷。
同時,美聯儲主席耶倫女士也在公開的市場溝通中表明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就業率,二是通脹率。現在對就業方面的分析更加具體化,就業方面既包括名義就業率,也包括勞動市場的參與率,還包括實際工資的增長狀況,所以目標衡量越來越具體化,讓市場判斷美國經濟狀況正在繼續改善。在通脹率方面,核心通脹率(去除能源和食品價格的通脹率)已經達到了1.6%,也在向2%的目標靠近。所以,無論是IMF 的公開政策表態,還是耶倫在市場溝通中介紹的情況,抑或市場廣大的預期,看來美聯儲下一次加息在12月份,各方反應越來越集中。
比較明顯的是盡管我們還不能確定美聯儲最終何時加息,但美聯儲的表態很清楚,加息程度非常清楚,0.25個百分點,25bp的水平。
關於美國加息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的影響,昨天我與IMF第一副總裁利普頓交流時,他明確表明,美聯儲加息會對資本向發展中國家的流動產生影響,影響指的是資本向發展中國家的流入數量有所減少,但不會出現根本性的改變。我也同意利普頓的看法。
房地產政策在產生積極效果
問題:房地產現在的火熱是需求推動,還是有投機泡沫的成分?如何看待現在的房市,是否擔心房市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朱光耀:中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是實體經濟的發展,黨中央國務院反複強調發展實體經濟的重要性,要創造各種條件,促進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包括減稅、信貸資金的支持、營商環境的改善,為實體經濟的發展創造更好制度條件。應該說在全球經濟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情況下,實體經濟是經濟之本,我們要堅定不移發展實體經濟,提高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效益。
可以高興地說,中國的實體經濟,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在明顯改善。8月份中國生產者物價指數(PPI)連續幾個月環比正增長,同比負增長越來越小。我們有信心在近期實現PPI的正增長,這對實體經濟增長和企業利潤至關重要。這是我們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動實體經濟發展取得的非常好的效果。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要進一步努力,按照中央確定的“去庫存、去杠桿、去產能、降成本、補短板”的政策目標來推進我們的綜合改革。
房地產確實有一些作為投資目標所進行的交易,在這個方面,政策“因城施策”,有針對性的應對措施,是及時和適當的,而且在產生積極的效果,關鍵還是要以實體經濟以本,實現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第一財經:對於去產能,中國想要達到一個務實的目標是什麽,中國的去產能將對全球經濟增長做出哪些貢獻?
朱光耀:過剩產能問題產生原因是全球需求的低迷,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乏力,這種全球經濟低迷和增長的乏力使得原本已經存在的經濟結構性問題更加突出,所以去產能是結構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對中國和其他國家同樣如此。去產能是一項全球性問題,需要全球合作。
在這個大前提下,中國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率先采取行動的。我們設立了1000億元人民幣的經濟結構調整資金,支持鋼鐵煤炭行業的去產能,支持失業工人的再培訓。我們的行動對中國經濟和中國人民福祉的負責任,也是對世界的負責任。世界也要采取行動,所以我多次講,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要少一些指責,多一些合作,少一些空談,多一些行動,這是至關重要的。
在經歷了9月的穩定行情後,10月以來人民幣連續、較大幅度貶值。湊巧的是,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SDR(特別提款權)。一時間,各界紛紛開始疑惑——SDR是觸發人民幣貶值的導火索嗎?人民幣未來究竟何去何從?
對此,業內主流觀點認為,SDR並不決定人民幣升貶,更趨“市場化”的導向才是導致人民幣近期波動的主因。央行網站曾轉載中國貨幣網評論員文章稱,雖然人民幣中間價跌破6.7,但與發達經濟體貨幣和其他新興經濟體貨幣相比,貶值幅度相對較小,CFETS測算的人民幣匯率指數仍是升值的。參照一籃子貨幣變化,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升貶都是正常的,未來還將繼續雙向浮動。
SDR不決定人民幣升貶
10月18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止跌回升,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官方收盤價報6.7393,較上一交易日官方收盤價漲3點。然而,此前的兩周間,人民幣持續下行。10月17日,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官方收盤報6.7396,較上一交易日16:30官方收盤價跌141點,繼續刷新6年新低。
業內主流觀點認為,人民幣進入SDR和匯率未來的走勢並無絕對關系。唯一的關聯則是——SDR籃子貨幣的身份將督促人民幣匯率更加市場化。
IMF前副總裁朱民曾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IMF強調一點,既然IMF的189個成員國願意接受人民幣作為SDR的一部分,那麽中國在過去一年中對貨幣政策、利率、匯率的一系列改革必須要制度化,要經得起運營和操作的測試。”言下之意,匯率機制要更加基於市場化。而近期人民幣走貶,也是基於英鎊閃崩導致美元被動走強的邏輯,交易人士普遍認為央行幹預減弱。
民生證券研究院海外研究負責人張瑜則表示,短期來看,6.7並不是匯率底,SDR生效並不代表著匯率只能升不能貶,相比不透明的穩定,透明的跟隨市場的波動才是好的機制。中期來看,年內貶值底不會擊穿6.8(年貶值4.5%),整體貶值壓力可控。
回顧過去一年,人民幣貶值的起點是2015年8月11日的人民幣匯改,當日人民幣中間價下調1000點,在一次性糾偏後,人民幣便開始了較大幅度的雙向波動,央行也進一步放手給市場,並在去年年底重磅推出CFETS一籃子匯率指數,形成了“上一日收盤價+一籃子貨幣變化”的新中間價定價模式。而這一切也是人民幣備戰SDR需要作出的努力。對此,IMF官員稱:“人民幣納入SDR是中國融入全球金融格局的重要里程碑,這即認可了中國的改革成就,強化了改革承諾。”
新SDR籃子貨幣及權重為美元(41.73%)、歐元(30.93%)、人民幣(10.92%)、日元(8.33%)和英鎊(8.09%),籃子貨幣也擁有儲備貨幣的地位。以日元為例,其在2012~2015年間對美元貶值了近40%,這是因為日本開啟了QQE(量化和質化寬松),貨幣存在大量貶值壓力;而在2016年,日元對人民幣一度升值近30%,這也是因為日本央行寬松走到盡頭,全球避險資金湧入日元等。盡管貨幣劇烈波動,但這是基於市場供求的結果,不存在幹預,這對其他籃子貨幣而言也是同樣的邏輯。
央行並非“主動貶值”
近期,人民幣貶值可能存在央行乘勢解除部分貶值壓力的訴求。興業宏觀認為,一方面,在G20和人民幣入籃SDR後,央行維持幣值穩定的壓力有所減弱;另外,目前外匯儲備為3.17萬億美元,仍有可能逐漸臨近3萬億的“市場敏感關卡”。
然而,若說央行“主動貶值”還言之過早。“近期人民幣貶值更多是被動式的,與外圍市場的變化息息相關。”興業宏觀認為,人民幣中間價和前一日美元指數之間具有高度的相關性,這意味著,當美元走強的時候,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就會伴生貶值壓力;其次,10月以來,隨著聯儲官員的集體鷹派發聲,疊加英國脫歐和日央行“寬松”態度,美元與其他發達國家貨幣之間出現此強彼弱的走勢,這明顯推升了美元指數。
此外,對比去年“8·11”和今年1月的兩輪主動貶值,無論交易量和衍生品的表現均不支持。首先,從交易量來看,人民幣對美元的外匯交易量並沒有出現快速上升。其次,衍生品價格的走勢也指向市場對人民幣的態度與央行主動引導貶值時期不同,沒有出現恐慌。
(資料來源:興業宏觀)
未來這些因素影響人民幣
走向未來,人民幣匯率究竟會如何演變?近期,又出現了諸多議論人民幣“鐵底”的聲音,然而,既然匯率走勢將更趨市場化,“鐵底”本身似乎成了偽命題。不得不問的是,未來哪些市場因素將影響人民幣走勢?
首先,美元走勢無疑是第一關鍵。近一兩日,美元出現了小幅盤整,“美元短線調整為非美貨幣和黃金的反彈帶來動力。美元的調整何時結束可能取決於本周二公布的美國9月通脹數據。市場預期9月CPI年率將從1.1%升至1.5%,核心CPI年率將維持在2.3%,遠高於預期的數據將提升美聯儲12月加息預期,推動美元再次上揚,反之將導致美元繼續走低。”FXTM富拓中國市場分析師鐘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同時,本周四也將迎來美國總統大選第三場辯論,若民主黨希拉里擴大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的優勢,則股市等風險資產將獲得支撐,也將利好美元,反之美元、股市下跌,日元和黃金將獲得青睞。
此外,原先對於人民幣影響並不大的英鎊如今也成了關鍵。在脫歐公投後,英鎊下跌了接近20%,令通脹預期飆升。自英國首相特雷莎梅的講話引發對該國“硬脫歐”的擔憂後,英鎊對美元過去兩周已貶值6%。英鎊的大幅貶值導致美元被動升值,這也將直接影響到人民幣對美元匯率。
易信金融總部中國區副首席交易官朱文灝對記者稱,英鎊大幅貶值導致各界對通脹上行的擔憂加劇,驅使投資者降低對今年英國央行可能進一步減息或推出更多刺激舉措的預期。不過,周二出爐的通脹數據將是下一個重大事件。“目前市場預計英國9月CPI年率將由0.6%升至0.9%,如果通脹的回升並沒有像市場預期的那樣強烈,勢必引發英央行將采取進一步行動的猜想,英鎊對美元可能將進一步走弱。”
總結當前的匯率邏輯,張瑜表示,人民幣正從單一對美匯率的盯住體系逐步轉換到“弱化單一對美匯率+強調一籃子匯率”的新體系。總而言之,未來人民幣中間價將迎來更透明的、機制化的、市場化的寬幅波動,而一籃子匯率的重要性將會提升。未來可能出現以下幾種模式——CFETS平+中間價貶;CFETS小升+中間價小貶;CFETS升+中間價平;CFETS貶+中間價超貶。
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了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別提款權(SDR),標誌著人民幣向“儲備貨幣”、“可自由兌換貨幣”再邁一步。在“SDR籃子貨幣”的這一新身份下,人民幣匯改之路並未就此走完,中國肩負的則是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重任。
SDR有助推動匯率市場化
早在人民幣正式進入SDR(特別提款權)之前,就有這樣的猜測——等國慶後人民幣正式“入籃”,央行維穩的動力就會減小,人民幣的貶值壓力將重新開始釋放。
而人民幣匯率在國慶後真的一路下行,但渣打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丁爽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專訪強調,這與上述猜測並無關系。“相對於一籃子貨幣,人民幣還是保持相對穩定。7月以來,CFETS(國家外匯交易中心人民幣匯率指數)大致是在94-95之間波動,可能是央行暫時發現了一個平衡點,不想馬上做出很大的變化,而始終強調的是一籃子貨幣的基本穩定。在這個前提下,才出現了這一輪對美元的貶值,並不是因為進入SDR後央行沒有了維穩匯率的壓力,才主動推動貶值。”
丁爽表示,“巧合的是,國慶期間出現了英鎊的急速貶值,使得美元指數暴漲,為了保持對一籃子貨幣穩定,人民幣相對於美元貶值。應該說是,央行對一籃子貨幣的穩定看得更重,所以造成了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
相比之下,“8•11新匯改”則是央行的主動“糾偏”,當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下調1000點,人民幣一次性貶值2%。
不同於民間的揣測,業內主流觀點認為,人民幣進入SDR和匯率未來的走勢並無絕對關系。唯一的關聯則是——SDR籃子貨幣的身份將督促人民幣匯率更加市場化。
IMF前副總裁朱民曾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IMF強調一點,既然IMF的189個成員國願意接受人民幣作為SDR的一部分,那麽中國在過去一年中對貨幣政策、利率、匯率的一系列改革必須要制度化,要經得起運營和操作的測試。”
言下之意,匯率機制要更加基於市場化。而近期人民幣走貶,也是基於英鎊閃崩導致美元被動走強的邏輯,交易人士普遍認為央行幹預減弱。
匯改外部壓力減弱
眼下,除了人民幣進入SDR的契機,光就國際環境來看,人民幣匯改的外部壓力也大大減弱。
魯政委表示,對於當前人民幣的波動,早年一直認為人民幣被低估的IMF以及箭指中國操縱匯率的美國財政部,也表示了理解,即使人民幣是在下行而非上行。
他提及,今年10月14日,美國財政部發布了最新的半年度匯率政策報告,此次並未指中國為“匯率操縱國”,並轉述了中國的承諾和聲明——“基於經濟基本面,人民幣沒有大幅貶值基礎。支持人民幣穩定的主要因素是:高凈儲蓄率、較大規模的經常賬戶順差,高於全球均值的GDP增速。”
對於美國而言,其半年度報告的主要目的在於根據對其和主要貿易夥伴之間的雙邊貿易順差或逆差情況,來判斷貿易夥伴國是否開展了不公平匯率政策。就在2015年4月,美國財政部仍認為人民幣匯率被“大幅低估”。
此外,魯政委認為,IMF近年來的態度也支持人民幣匯率進一步市場化。
“2015年,雖然中國的經常項目仍然偏強,經常賬戶順差/GDP超過3%,說明存在國際收支不平衡,但IMF認為人民幣匯率和基本面相適應。此後,IMF也在新人民幣匯改後,支持人民幣繼續向浮動匯率轉變,並鼓勵央行更多采用市場化工具。”
IMF在去年8月17日表示,中國的最新匯改措施是極具激勵意義的,有助於使人民幣在未來幾年實現自由浮動。更重要的是,在人民幣於匯改期間貶值近3%之後,IMF仍維持了其在今年5月時“人民幣不再被低估”的評判。
此外,魯政委認為,今年G20公報強調了防範匯率無序波動和貨幣競爭性貶值,“因此對於中國而言,最佳的選擇就是進一步將匯率放手於市場。”
擺脫浮動擔憂
既然匯改的內外環境都已經具備,唯一仍需要克服的可能是中國自身的“浮動擔憂”。由於自2005年來,人民幣一路升值,因此去年突如其來並持續至今的貶值趨勢令國人難以適應,甚至激發了持續的國內購匯潮。
對此,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也呼籲,“沒有只漲不跌的貨幣,匯率有漲有跌,有利於吸收來自內外部的沖擊。”
管濤在新書《匯率的本質》中寫道,印度最近之所以經濟表現靚麗,成為新的國際投資熱土,就是因為經歷了2013年的資本外流、本幣下跌。亞洲金融危機後,新興市場匯率彈性普遍增強,也被認為大大改善了這些經濟體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的經濟韌性。“作為大型開放經濟體,我國應該對內平衡有限,將匯率政策作為次要政策,將其還原為政策工具,當值經濟運行的結果而不是手段。”
2005年開始的上一輪匯改持續了十年,人民幣雙邊和多邊匯率總體走強。從2005年7月重啟匯改之2015年4月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累計升值35%,國際清算銀行(BIS)編制的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NEER)和實際有效匯率指數(REER)分別累計升值了42%和56%。可見,貶值的壓力需要釋放,這是市場化條件下的應有之義。
當前人民幣存在下行壓力,但主流觀點一致認為,如果此時再度回到外儲幹預、盯住美元的模式,將會產生諸多成本,也浪費了過去下降的幾千億外匯儲備。
“我們必須克服有壓力時不敢動,沒壓力時又不想動的‘浮動擔憂’,抓住當前外匯供求基本平衡、匯率水平基本合理的有利時機,積極推動相關改革。”管濤稱,隨著人民幣匯率彈性不斷增強,人民幣有漲有跌就會成為經常性狀態,各界不必過度解讀、過度反應。
1967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成員國達成協議,創立了特殊提款權(SDR),這是一種由IMF分配和管理的官方儲備資產。而在今年恰逢SDR創立50周年,正在舉行的IMF春季年會也舉辦了名為“50年後——SDR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角色”的研討會。
“中國希望創造更多SDR計價產品,加強市場的基礎設施建設。世界銀行、渣打銀行去年在中國銀行間債市發行了SDR計價債券,中國希望進一步推動SDR二級市場的發展。”中國央行副行長易綱在出席研討會時表示。
易綱表示,SDR有三種功能,分別為U-SDR(Unit of Account,記賬單位),O-SDR(Official SDR,由IMF官方分配的SDR,僅由指定官方部門持有),以及M-SDR(Market SDR,市場上以SDR計價的金融工具)。M-SDR不牽涉IMF分配的官方SDR,可隨時由任何一方持有和發行,不論是私人還是官方部門,無需IMF批準,且發行利率、結算貨幣也由發行方決定。他稱:“中國在發揮上述三種SDR的功能方面都取得了進展。”
IMF春季年會“50年後——SDR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角色”研討會
中國加速發揮SDR“三大功能”
上世紀60年代,為了解決布雷頓森林體系面臨的巨大流動性壓力,十國集團(G10)於1963年指派專家組就新的儲備貨幣問題開展研究。1965年該小組首次提出集合儲備單位(Collective Reserve Unit)這一概念。上世紀60年代末,第二次美元危機爆發,促使IMF此後正式通過儲備貨幣方案,創設了SDR。
創立時,SDR直接同美元掛鉤,1單位SDR等值1美元,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SDR的價值開始由一籃子貨幣決定。SDR的籃子貨幣最初有16種貨幣。1980年,IMF將SDR貨幣籃子確定為5種——美元、英鎊、日元、馬克和法郎,2001年,歐元取代馬克與法郎,其他的貨幣種類不變。IMF每五年召開一次會議,確定SDR定價貨幣籃子中各類貨幣的相對比重。
2016年10月1日起,新的SDR貨幣籃子正式生效,人民幣成為第三大權重貨幣,這也是SDR首次“新增”成員。如今,五大貨幣在SDR籃子中的占比分別為——美元(41.73%)、歐元(30.93%)、人民幣(10.92%)、日元(8.33%)、英鎊(8.09%)。
在SDR創立後僅僅幾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主要貨幣轉向浮動匯率制度。此外,國際資本市場的增長便利了有信譽的政府借款。這兩個變化降低了對SDR的需求。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美元霸權以及其嚴重的後果又一次令各界對SDR作為儲備貨幣地位的討論,總額為1826億SDR的2009年SDR分配在向全球經濟體系提供流動性,以及補充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各成員國的官方儲備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2009年,周小川行長的文章中提到了全球貨幣體系的缺陷,並建議SDR可以扮演更重要的作用,”易綱表示,中國在推動U-SDR、M-SDR、O-SDR方面都取得了較大進展。
他介紹稱,在U-SDR方面,即以SDR作為記帳單位,中國當前的國際收支平衡報告、國際投資頭寸報告等都分別以美元、人民幣、SDR來計價,SDR作為記賬單位可以使資產價格更為穩定,避免匯率波動對資產價格造成過大的幹擾。此外,今年4月1日,IMF發布了截至2016年12月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季度數據。該數據擴展了貨幣範圍,首次單獨列出了人民幣的持有情況,IMF成員國所持有的人民幣總量為845.1億美元。
在M-SDR方面,即發行SDR計價金融產品,中國更是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去年8月31日,世行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了世行2016年第一期SDR計價債券,總額為5億SDR(約合人民幣46.6億元),期限3年,票面利率0.49%,取名為“木蘭”。這是1981年以來全球發行的首單SDR計價債券,也是全球範圍內首次以公募形式發行的SDR計價債券,進一步推動了M-SDR市場的發展。
在O-SDR方面,即SDR作為官方儲備資產,如今主要分配O-SDR的是IMF,截至2016年3月,IMF創造並向成員國分配了2041億特別提款權(約相當於2850億美元),SDR可以換成可自由使用的貨幣,以備不時之需。
易綱稱:“儲備貨幣發行國也可以發揮這一功能,例如中國央行可以扮演一定角色,如果有國家希望獲得流動性,其可以用SDR作為交換,中國則可以提供任何他們想要的儲備貨幣,這樣就減少了換取流動性的不確定性,逐步讓SDR的使用更加便利。”
推動SDR二級市場發展
此次,易綱也強調了發展M-SDR二級市場的重要性。此前也有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如果市場缺乏流動性或對沖工具,各界仍然只能將SDR計價債券持有到期。
“我們也希望推動SDR計價債券等產品的二級市場發展,但同時我們也知道SDR產品在交易方面仍有很多不足,例如缺乏流動性,對沖和結算成本較高。我們希望創建完善的市場基礎設施,發展做市商制度,來推動二級市場的發展。”易綱表示。
在他看來,未來的市場仍將會由主要貨幣主導(例如美元、歐元或人民幣等儲備貨幣),但SDR市場仍有很多發展空間,尤其是在交易方面。“但這需要依靠市場力量去推動,而不能只靠IMF、央行的推動,這樣的話SDR市場不可能發展壯大。”易綱認為,SDR市場的規模未來可能要比美元和其他主要貨幣的市場規模小,但至少可以比現在大得多。
對於未來M-SDR發展的挑戰,AIG首席經濟學家莫恒勇在IMF春季年會期間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SDR不是一種貨幣,而是一種提款權。每一種貨幣後面都對應著貨幣政策和利率曲線,沒有這些很難在市場上有相應的金融產品進行對沖。投資者要是想追蹤SDR, 也很容易在市場上買入(或賣出)相應的貨幣組合。”
他表示,50年來SDR大致只限央行間交易,SDR產品在國際金融市場仍缺乏流動性,交割也比較複雜。同時,國際主要主權貨幣國家缺乏政治意願去推動SDR的發展。
不過,這一切在金融危機後有了些許改觀。同時,對於中國而言,其也有意願為推動SDR市場作出貢獻。另一個SDR計價資產的優點在於,在人民幣下行期間,持有SDR計價資產無疑是對沖了單一貨幣的匯率風險。IMF此前在報告中稱:“在岸發行SDR能夠降低國內的換匯需求,從而減輕資本外流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