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接棒

奧巴馬將提名誰來補缺九人大法官？

奧巴馬將提名誰來補缺九人大法官？

一財網 方向明 2016-03-13 19:53:00

據美媒報道，奧巴馬將在當地時間14日，從目前的3為候選人中做出最終宣布。

不能開墾卻縱容採礦 20個問題礦區誰來管？ 第一站．台灣

誰來做官？

用中醫上門出診服務搶奪8000億存量的市場，誰來買他的賬？

甄不多 2016-07-14 18:11

與其他行業的互聯網創業相比，移動醫療項目因受國家政策限制發展得略顯緩慢。而自去年下半年資本市場不斷出現“互聯網資本寒冬”的聲音後，移動醫療的發展就顯得更加艱難。然而彼時，羅峰創辦的“看中醫”卻在“不太看好”的情況下獲得了5000萬元A輪融資。

看中醫成立於2015年6月，羅峰的初衷是通過提供中醫上門出診服務切入移動醫療市場，進而打造中醫領域的健康管理生態閉環，即線上主要做健康大數據管理，為用戶提供健康咨詢，並引導用戶購買產品和服務，線下則通過不斷擴張，讓診療環節回歸診所。

羅峰告訴i黑馬，移動互聯網+醫療是為了讓資源得到更好的配置，但創業者不能過度迷信互聯網，線下服務才是王道。

中醫的標準化

羅峰出身於中醫世家，多年來管理家族連鎖門診的經驗，讓他深知沒有標準化的傳統中醫市場存在巨大痛點。在他看來，傳統中醫開連鎖門診大多是為了節流，但如果門診與門診之間不能實現病人的共享、醫生資源的共享、病人病例的共享、信息的共享，這種連鎖就毫無意義，因為它無法令病人與醫生更有效率地實現對接。

鑒於此，去年6月份他著手組建團隊創辦了“看中醫”，其目標是用標準的理療手段去治療頭疼、失眠等“非標準的病”，讓傳統醫療資源在互聯網上達到最優化配置。

具體而言，看中醫主要瞄準預防市場，以亞健康狀態人群為目標用戶，以病癥作為標準化入口，在線上形成標準化訂單，在線下通過預約上門或到店就診兩種方式為用戶提供標準化服務，包括傳統的“望聞問切”診法、物理調理以及對癥開方。

目前看中醫平臺上擁有20多萬用戶，1700多位醫生。

“全民皆病已經是現在社會的常態，這是時代賦予中醫的機會。”羅峰說。

線上獲客線下服務

據統計，中醫存量市場巨大，有4000億的市場存量，而保健養生、休閑放松人群也有4000億的市場存量。但是如何撬動這些存量用戶，使之不斷轉化為平臺用戶，並進一步轉化為付費用戶是擺在看中醫面前的難題。

羅峰的做法是選擇退後一步，不再只做醫療輸出，而是做健康管理。通過用戶輸入、戴智能設備抓取等途徑，看中醫可以通過後臺算法形成用戶身體代謝、免疫力、睡眠質量、工作質量、體質等維度的健康數據，並為其提供詳細的解決方案。用戶可以根據自身需求和健康狀況篩選合適的中醫上門服務或預約線下門診。

“這種做法可以令許多觀望用戶轉化為付費用戶。”羅峰透露，在看中醫平臺，用戶從觀望狀態到付費購買醫療服務不會超過一個月。

此外，與其他移動醫療創業主要依靠第三方平臺提供服務不同，看中醫在北京擁有一家線下門診，不僅能提供賣藥、出診、掛號等全套資質，而且其本身也是個巨大的變現通道。“依靠醫療服務和醫藥售賣，看中醫創辦以來一直處於盈利狀態。”羅峰說。

目前，看中醫正在洽談B輪融資，下一步計劃在山東、四川、河北、浙江等城市拓展中醫線下服務輕連鎖，讓更多門診接入看中醫的SAAS系統。“這一輪融資中，我們會表現出更大的爆發力。”羅峰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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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再拍“地王”：樓面地價破2萬貴過房價誰來買單？

土地市場熱潮在武漢三鎮全面開花。

在28日上午舉行的武漢8宗土地拍賣中，位於漢陽濱江的攔江路地塊遭到19家房企瘋搶，經過210輪激烈喊價，該地塊最終被碧桂園以25.31億元拿下，成交樓面地價達20017元/平方米，溢價率高達289%。

今年上半年，武漢共誕生11宗地王，進入7月後，武漢單價地王已被二度刷新，樓面地價也突破了2萬元大關。

放眼全國，今年1~6月份，全國50個主要城市誕生的“地王”多達219宗，地價貴過房價的狀況已較為普遍，開發商後續償債壓力如何舒解，擊鼓傳花的風險又將如何防範?

新地王：面粉比面包貴三成

據了解，攔江路地塊吸引了華潤、萬科、碧桂園、正榮、景瑞、華發、合景、中銳、廈門聯發、遠洋、中鐵十一局、湖北聯投、越秀、融信等19家房企參與競拍。這塊起拍價僅6.51億元的住宅、商服地塊在競拍開始幾輪就已直接破萬元，最終在碧桂園、廈門聯發、中銳地產三家房企的膠著混戰近一小時後，才於中午12時由碧桂園出價25.31億元拿下。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該地塊周邊有世茂錦繡長江、福星惠譽漢陽城等項目目前均已基本售罄，但均價僅15000元/平方米左右。

也就是說，由碧桂園創下的20017元/平方米樓面單價，已經比周邊的現時房價還要高出30%，可謂是“面粉比面包貴”。

資料顯示，攔江路地塊編號為P(2016)064號，位於漢陽區濱江大道與攔江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塊面積31604平方米，最大建築面積為126440平方米，其中居住建築面積為75860平方米、商業建築面積為25290平方米、商務建築面積為25290平方米居住與商業、商務建築的比例為6:2:2，其中商業、商務建築臨濱江大道布局。

CBRE戰略顧問部董事王祎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與此前當代節能刷新武漢地王時斬獲的純住宅地塊相比，新晉地王碧桂園囊獲的漢陽濱江地塊以接近一半的商辦開發比例顯示出更高的市場價值。

為何眾多地產大鱷對該地塊勢在必得?王祎分析稱，武漢二環內、一線濱臨長江的區位優勢使該地塊價值不言而喻。漢陽濱臨長江區域，已由最初世茂單打獨鬥，到目前集聚包括複地、恒大等知名發展商抱團發展，區域的房地產市場已實現跨越。隨著後期長江港的重大規劃發展落地，區域未來的發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而另外一個背景也值得關註，根據2016年武漢市國有建設用地供應計劃，武漢今年住宅用地供應總量為15952畝，為近5年來的最低值。隨著樓市升溫，庫存周期降至9個月、日光盤頻現，武漢土地市場熱度開始噌噌上躥。進入2016年，幾乎每一宗熱門優質地塊、尤其是住宅用地，都遭到了眾多房企圍搶。

地王盛宴 風險如何防範?

前7個月誕生15宗地王，武漢土地市場並非獨自狂歡。今年全國50個主要城市誕生的“地王”多達219宗，土地出讓金總額首次突破萬億元，達到10243億元，遠超去年同期的6973億元。

中原地產研究報告指出，地王誕生地由一線城市蔓延至二線城市，蘇州拍出27宗、杭州25宗、合肥22宗、南京21宗、武漢11宗、天津14宗，可見二線城市已成為2016年“地王”出現最多的區域。上半年，“地王”過半為國企央企斬獲，中國電建、葛洲壩、招商、華僑城、魯能、保利等具有央企或國企背景的企業尤為突出。溢價率、樓面地價亦創下新高，219宗“地王”中溢價率超過100%的地塊有109宗，超過50%的地塊更多達167宗。

本報記者註意到，樓市“面粉”比“面包”還貴的現象在此輪地王盛宴中愈發凸顯。今年3月18日，招商地產拿下南京浦口區一宅地，樓面價22320元/平米追平區域房價;4月25日，保利地產54億元奪下廈門雙料“地王”，樓面價是區域房價的1.6倍;7月8日，鄭州萬科美景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拿下的地王，樓面價13411元/平米，也超過了該區域均價。

這意味著，地王樓盤若想盈利，需要未來兩年房價在目前基礎上繼續上漲100%甚至更多。

但中國社科院最新報告指出，房地產市場“空間錯配持續加劇，住房結構性過剩與結構性短缺並存”等問題值得關註。預計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上半年，房地產市場可能會迎來一個短期調整期。

為防止高價地風險，站在“地王潮”風口浪尖的蘇州、南京先後祭出土拍“熔斷機制”，設置地價紅線，規定超過紅線競價無效。

也有業內觀點對地王能否解套呈樂觀態度。中國指數研究院華中分院市場研究總監李國政認為，時間是地王最好的夥伴。相對來說，地王上市周期要更長，平均在18個月以上，2年以上的屢見不鮮。以武漢為例，由於房價地價的持續上漲，絕大多數地王得以解套並實現盈利。

同時，通過調整產品策略，品質、配套、服務的全面提升，精裝修策略，豪宅化路線，打造高端商業商務，以提升溢價水平，覆蓋高成本。

此外，通過資產證券化、企業債、增發、股權並購合作等資本金融手段，整合優質資源，大幅降低資金成本和開發成本，提升效率和競爭力，從而降低成本和風險。

“不良資產”成香餑餑 “債轉股”誰來主導？

銀監會日前就《關於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金融債權債務處置的若幹意見》(下稱《意見》)向相關機構征求意見，並提出對骨幹企業探索“債轉股”方式。另外，山西銀行業近日宣布將針對七大省屬煤企的銀行貸款全部重組為轉型升級中長期專項貸款，涉及資金達4000多億元。這表示，上半年略有遲滯的過剩產能金融債務重組正在提速。

經濟增速放緩、產業結構亟待升級，產能過剩問題逐漸暴露，債務杠桿高企。在業內人士看來，從鋼鐵煤炭行業探索啟動“債轉股”，有利於深化落實供給側改革。不過，現在的問題是，誰來主導推進“債轉股”?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發現，目前市場上有三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混業經營是趨勢，應該修訂相關法規，由銀行主導債權轉股權;另一種觀點認為，四大AMC(AssetManagementCorporation)最具有不良資產處置的經驗，應該由AMC來主導;還有一種聲音則認為，不良資產與正常資產並無本質區別，任何符合一定條件的市場主體都應該有資格參與，民間資產管理公司也應該有參與資格。

AMC欲搶先

不良資產管理行業具有典型的逆周期特點，經濟增速放緩、銀行不良上升，不良資管的經營規模反而會逆勢擴張。

截至2015年底，國內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達1.27萬億，較上年底增加4300億，連續16個季度反彈。不良貸款率達到1.67%，較上年上升0.4個百分點，連續10個季度上升。與此相對應的是AMC管理資產規模和營業收入的大幅上漲。

以四大AMC之一的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為例，2015年公司根據銀行業資產品質的周期性波動，集中資源發展不良資產業務，收入規模也持續增長，不良資產經營資產達到3701.3億，較年初增長30.6%，占集團資產總額的42.7%。不良資產業務收入406.5億，同比增長41.9%，占集團收入總額的53.9%。

2015年底，中國華融收入總額753.86億，同比增長47.6%;歸屬公司股東凈利潤144.82億，同比增長35.9%。報告期內總資產規模6665.5億，同比增長44.3%。

看好不良資產處置的不只是國內機構。從去年開始，橡樹資本(OaktreeCapital)、高盛、峰堡基金(Fortress)、龍星基金(LoneStarFunds)、KKR、法拉龍(Farallon)、阿波羅(Apollo)等國際投資機構都在快速搶占中國不良處置市場。

經濟低速增長期中，不良資產也逆勢成為機構眼中的“優質資產”。

今年3月，中國華融董事長、執行董事賴小民就曾表示，國家正在就債轉股的相關政策進行研究，AMC在債轉股當中將承擔主要角色，中國華融將爭取成為第一批實施債轉股的試點單位。在他看來，新一輪債轉股應該以資產管理公司為主導，因為法律賦予了資產管理公司這個職責，且資產管理公司有多年的專業經驗，有人才、技術儲備。

7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於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意見》，為破解投融資難題再出新政，其中明確提出“開展金融機構以適當方式依法持有企業股權的試點”，這也意味著“債轉股”落地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加。

而銀監會前述《意見》的下發，也增加了由AMC來主導本輪債轉股的可能性。據財新報道，《意見》提出，支持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MC)、地方AMC，對鋼鐵煤炭企業開展市場化債轉股。

“由於本輪鋼鐵煤炭企業相對於1998年企業規模更大、債權債務關系更複雜，我們認為其債轉股可能會采用分散轉換和集中轉換兩種方式。”有機構人士分析認為，本輪債轉股很可能形成以四大AMC為首、地方AMC為輔以及少數民營AMC構成的不良資產管理處置機構的格局。

銀行有“不甘”

4個月之前，由銀行來主導債轉股還是市場的主流聲音。4月初，有媒體報道國開行一位高管稱首批債轉股規模為1萬億元，預計在三年甚至更短時間內，化解商業銀行的潛在不良資產。海通證券姜超團隊當時對此評價稱，本輪債轉股或有所突破，“采用銀行主導進行的概率較高”。

在他看來，債轉股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銀行主導型債轉股，即“國家允許商業銀行持有一定數量的非金融企業股權，商業銀行對企業的不良貸款直接轉換為商業銀行對企業的股權”;另一類是政府主導型債轉股，即“集中式不良資產處理模式下通常被采用，商業銀行將不良貸款剝離至政府設立的處置機構(如AMC)中，再由處置機構將債權轉換為對企業的持股”。

他認為，政府主導型更適用於不良貸款率畸高、需快速處理的階段，亞洲發展中國家這一指標通常超過30%，而目前我國不良貸款余額逾2萬億，不良貸款率約2%，整體可控，因此本輪債轉股，銀行主導進行的概率較高。

不過，隨著討論的深入，銀行主導“債轉股”可能出現的問題令人擔憂。據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相關研究，由銀行主導債轉股，首要的問題是銀行資本充足率的監管底線可能會被擊穿。

按照《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的規定，商業銀行被動持有的對工商企業的股權投資，在法律規定處分期限內的風險權重為400%，兩年後上升為1250%，而正常貸款的風險權重僅為100%。這對銀行的資本金要求就會大大上升，需要大量補充資本或減少分紅。如果監管部門給債轉股的資本占用開“天窗”，這樣會違背巴塞爾協議Ⅲ，擾亂國際金融秩序。

其次是混業經營的風險。盡管債轉股可能使金融機構成為問題企業的重要股東，但金融機構本身並不是“實業運營專家”，它們作為股東積極努力介入的效果可能不顯著。隨之而來的銀行和企業的報表如何合並、銀行有沒有足夠的管理能力、該怎樣設立銀企之間的風險隔離機制，都是難以回答的問題。

不過，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華福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由AMC主導債轉股也存在問題，比如會壓低銀行資產價格，銀行的債轉股動力會大大削弱。他認為，應該放開不良資產市場，由各類市場主體參與，其中銀行可以探索“債轉累積優先股”模式。

他認為，與普通股相比，優先股具有固定收益、優先派息、優先清償、權利有限等特點。債轉累積優先股對企業和銀行是雙贏的。優先股約定有固定回報，但卻無需定期支付固定利息，只有在企業有利潤時才要求分紅，因而，有助於幫助企業渡過暫時的難關。但是，只要有利潤就必須分紅的規定，又可以有效遏制企業逃廢債的動機，避免了銀行權益受到損害。

同時，還有助於遏制僵屍企業債轉股的動力，有利於避免銀行對企業正常經營的過度幹預。“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維持資本充足率面臨較大壓力，較高的風險權重會使資本消耗過多，由此導致維持資本充足率難度進一步加大，弱化了商業銀行參加債轉股的激勵。”魯政委表示，而累積優先股在銀行資本充足率的限制之下還有空間。

“民間AMC”躍躍欲試

90年代的“債轉股”承擔多種角色，與之不同，本輪“債轉股”的定調就是要市場化。今年6月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孫學工說法一直被反複引用，也被認為是目前對“市場化債轉股”的權威解釋。

他在國新辦吹風會上表示，債轉股一定是市場化、法治化的，是整體降杠桿的綜合性的措施之一。總體上降杠桿，要遵循市場化、法治化，作為降杠桿措施之一的債轉股，也要遵守這個原則。

所謂市場化，一是實施債轉股的對象完全由銀行和企業自主選擇，公平交易，而上一輪是由政府指定脫困企業;二是債權轉讓價格由市場主體自主定價，上一輪是由四家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按照賬面價格接受壞賬，沒有做損失處理和打折;三是債轉股的風險自擔，上一輪是損失由財政全部“兜底”。

“核心是堅持市場化、法制化原則。政府不兜底損失，就沒有了‘唐僧肉’，避免大家合謀來獲取‘免費午餐’。不同市場主體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獲得利益最大化，這是避免企業逃廢債、防範道德風險的根本方式。”孫學工表示，此次還會有一個負面清單，明確失信企業、僵屍企業不能進行債轉股。

在魯政委看來，當前這樣的背景下，放開不良資產經營非常關鍵。“雖然一些省份已有自己的不良資產管理公司，但是規模尚小，整體上還是四大AMC壟斷。”他分析，這就會給商業銀行帶來兩方面問題，一是AMC對銀行的收購項目壓價，二是四大對規模較小的資產項目沒有興趣。

他認為，不良資產與正常的資產相比，並沒有太大的特殊性。考慮折價、充分信息披露的情況，任何一個正常的主體都應該是允許參與這個市場。而且，四大AMC在不良資產經營方面，並非在每個方面都具有比較優勢。

比如，有的不良資產可以通過財務重組實現管理，投行能力很強的證券機構就有優勢;比如說有的企業需要破產清算，那麽會計師事務所就比較有優勢;再比如，不良資產經營當中最關鍵的“法寶”就是以時間換空間，從這個角度來看，保險機構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

事實上，在過去的七八年時間當中，已經有民間的資產管理公司開始布局。“我們對不良資產的定義，就是特殊資產。從原來銀行的不良、到非銀行金融機構、到非金機構，都是我們的目標業務。”新大唐資產管理公司(下稱“新大唐”)董事長張納新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信托、PE的不良、企業有風險的應收賬款，都屬於特殊資產。

新大唐成立於2007年，是中國最早的一批民間不良資產管理公司之一，在全國範圍內從事特殊資產並購、重組、債轉股、資產打包轉讓等特殊資產管理業務，目前管理規模200億，累計管理500億。

張納新告訴記者，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一批海外基金進入中國不良資產市場，國內也有一批民間資管公司開始布局不良資管業務。目前對銀行不良資產的處理，民間資管公司還沒有辦法參與，牌照受限制。一般需要與四大AMC合作，未來可能還將與地方AMC合作。與官方AMC相比，民間資管公司在處理資產包的過程中，會更加精細化。

比如對資產包中的個別企業項目實行“債轉股”。首先，對資產包進行分類，挑選其中未來發展前景較好但是當下有經營困難的企業;然後，對目標企業的債務問題進行評估，只選擇債務“幹凈”的公司。“對我們而言，不是所有企業都適合做債轉股，”張納新表示，單純因為資金鏈危機而難以經營的企業，是非常好的“債轉股”標的。

作為典型的逆周期行業，業內常常將以不良資產為主業的機構稱之為“禿鷲”，這是其特殊經營模式給市場造成的印象偏差。如張納新所說，經濟上行期，不良資產處置快，但可以收購的不良資產少，業務規模就難以做大;經濟下行期，可以收購的不良資產多，規模膨脹快，但是處置難度加大，對資產處置團隊的專業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過不可否認，這種特殊的經營模式，對平滑經濟周期波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給面臨危機的企業提供了通過市場化方式實現“以時間換空間”的機會。

【盤點】史上巨虧的奧運會，到底誰來買單？

奧運會作為全球最大體育Party，一直是各個國家熱衷舉辦的比賽盛事。但奧運會看似熱鬧，其舉辦價值卻一直受到質疑。比如動輒幾十億的預算、短期巨大資源的占據和調用，後期運營缺失造成資源浪費等一直成為爭議焦點。臭名昭著的蒙特利爾奧運會還債還了30年，日本冬奧會連投標的財務記錄都燒得一幹二凈無從對證。

奧運會到底劃不劃算，看看這麽大的鍋究竟誰來背？記者通過對外網公開資料的編譯整理，盤點了一些史上巨虧的奧運會，看看到底是誰來買單的？

1896年4月雅典奧運會：財務危機肇始第一屆奧運

1896年是第一屆現代奧運會。當承辦比賽時，該國家已經瀕臨財務崩潰。但是新履任的雅典王室相信運動會可以促進經濟發展。但他們低估了舉辦比賽的預算，原定的58.5萬德拉克馬（古希臘銀幣單位）預算最後激增到374萬德拉克馬，相當於44.8萬美元。其中，大部分費用都用於雅典古體育場的修繕。

幸運的是，一個富有的商人捐贈了100萬德拉克馬，幫助承銷了初期的費用。隨後奧運會開始後，紀念郵票、獎牌等帶來了額外收入，幫助度過了危機。

1924年法國巴黎奧運會：保險公司承保千萬法郎

此次奧運會共有44個國家參賽，來看比賽的觀眾平均每天達6000人。盡管此次奧運會反饋熱烈，巴黎奧組會依然面臨了財務預警信號。比賽的準備成本如此之高，當地的保險公司為奧組會承保，其保單總收益預估高達1000萬法郎。最後蘇格蘭運動員Eric liddell贏得了400米比賽，為東道主法國爭得了榮譽。但是事實證明，最終的財務結果的確很糟糕。比賽結束時，奧組會共收入5496610法郎，只有預計收入的一半。

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最慘賠錢奧運 東道主0金牌

蒙特利爾市長曾信誓旦旦說：“奧運會不可能造成財政赤字，這種可能性比男人生孩子都低。”但他錯了。蒙特利爾奧運會成為了奧運史上臭名昭著的賠錢奧運，嚇跑許多準備未來投標的候選城市。

這屆奧運會一開始預算適度，即1.2億加元（約1.1億美元），但奧運建設超支導致最終支出9.22億加元。巨大的財政赤字讓原定用於支付債務的煙草稅收不堪重負。其中，新建設施包括一個體育場、一個帶公寓樓的奧運村、室外和室內娛樂設施，以及大量的自行車。此後，主場館又用於舉辦棒球等體育賽事，數以百萬計的錢繼續用於升級體育場，比如建設了一個從來沒有工作過的可伸縮屋頂。

這個巨額債務總計還了30年，直到2006年11月才還清。包括本金和利息，共耗費了蒙特利爾市大約30億美元。更讓蒙特利爾受傷的是，這是唯一一場奧運會主辦國沒有贏得任何金牌的奧運會。

1980年普萊西德湖冬奧會：兄弟城市幫忙還債

奧運會結束時，普萊西德湖小鎮欠下了600萬美元的債務，對於一個只有大約3000居民的小村鎮來說簡直不可思議。因為聯邦政府已經在奧運會上花費了大約9000萬美元，它拒絕對普萊西德湖村進一步援助。於是，一直冷眼旁觀的紐約州介入，它並同意代為支付債務，但作為交換，紐約州將獲得部分奧運資產，包括速滑冰場，奧林匹克球館和一系列的滑雪設施。

不過，普萊西德湖村作為世界上僅有的三個曾多次承辦冬奧會的城市依舊享有盛譽。另外兩個分別是瑞士的聖莫里茲、奧地利的因斯布魯克。

1992年阿爾貝維爾年冬奧會：為鄰居做了嫁衣裳

當法國的阿爾貝維爾市中標1992年冬奧會時，它希望借機提振其落後的旅遊業。而附近的13個小城市也看到了商機，希望擠入賽事分得一杯羹。

法國政府投入了大約10億美元支持該地區的基礎設施改善，尤其是十幾個小城鎮之間的連接，目的是為了讓運動員和觀眾能夠輕松穿越620平方公里（240平方英里）的土地，以及在其中舉辦的57個的奧運項目（只有開閉幕式和一些滑冰項目是在阿爾貝維爾實地舉行的）。

政府還花了另外1.89億美元建設改善體育場館。盡管當時一些城鎮因為交通改善，確實吸引了更多的遊客。但阿爾貝維爾市卻不這麽好命。無論是在奧運會期間，亦或在隨後的幾年中，阿爾貝維爾並沒有出現長期繁榮。而另一方面，留給法國政府的則是一個6700萬美元的虧損，還有幾十年的債務。

1998年長野冬奧會：為掩蓋支出燒掉財務記錄

因為新幹線的開通，從東京到長野只有90分鐘路程，這只有普通列車一半的時間。正如此，更多的遊客選擇在東京而非長野訂酒店住宿，來回穿梭看比賽。所以1998年冬奧會也被昵稱為“通勤奧運會”。

因為低需求，長野奧組會不得不取消了4000個定好的房間，這占全部預定客房的四分之一。而正常需求情況下，入住率為80%的滑雪村，最終只有60%的入住率。原因是普通遊客為了避開可能襲來的奧運遊客大潮，訂酒店時直接避開了這些地方。最終，奧運會不僅沒帶來擁擠的遊客，也沒有大促旅遊業的發展。

另外，在競標時，長野曾向國際奧委會成員們提供免費的頭等艙機票，豪華的度假村旅行，以及昂貴的娛樂設施。隨後，投標委員會的成員燒掉了所有財務記錄。後來，長野官方代表堅持說投標只花費了1800萬美元。而批評人士說，真實數字應該接近6600萬美元。

2000年悉尼奧運會：奧運並沒有帶來暴漲的遊客量

悉尼為2000年的奧運會投入了38億美元的準備經費，其中三分之一由納稅人承擔。然而，比賽期間，低於預期的遊客人數暗示了未來暗淡的命運。

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悉尼奧運會被認為是非常成功的。賽前預計，17天賽事期間會有132000名遊客來到悉尼。但實際上只有97000個遊客到訪。對奧運會不感興趣的普通遊客們因為擔心擁擠的人潮，直接取消或推遲旅行計劃，這導致了遊客數量不升反降。

賽前有人預計，悉尼奧運會將吸引一年800萬~1000萬名遊客，但是這個數字並沒有出現。至少沒有像預測中那麽趨之若鶩。現在悉尼每年固定到訪250萬的遊客量，這遠遠低於國家曾經希望的那樣。

2004年雅典奧運會：奧運會成希臘經濟危機催化劑

差不多1個世紀以後，雅典第二次舉辦了奧運會。但這帶來了一個幾乎災難性的財務後果。雖然官方宣稱財務支出是46億美元，但實際數字很可能高達150億，包括奧運沙灘排球中心和奧運網球中心等專業運動設施的建設。

隨著最後一個觀眾離開，許多奧運場館再也沒有使用過。2012年，一個記者目睹一些人在圍繞雅典奧林匹亞體育中心慢跑，路上是暴風肆虐後的殘骸，以及一連串生銹緊鎖的鐵門。許多專業的體育設施，包括網球場在內，賽後都關門大吉。而一家原來專為參賽選手和貴賓建造的餐館，為接待東道主希臘的國家總理只營業了一個小時。八年後，這些嶄新的廚房設備和帶著原包裝的桌椅板凳，都孤獨地躺在廢棄的建築物中。

雅典的奧運建設預算受到了希臘社會主義國家的公共投資的支持。納稅人至今都在為它買單。也有人認為雅典奧運會是2009年的希臘經濟危機的催化劑。

2006都靈冬奧會：為了盈虧平衡連舉辦權都要賣

在長達幾個月的準備時間里，意大利都靈冬奧會的組委會一直在艱難抉擇。面對9500萬美元資金短缺（短缺曾一度攀升至1.57億美元），還有銀行破產的威脅，都靈奧組會開始瘦身冬奧會，削減促銷預算等。他們甚至創新地把競標而來的殘奧會舉辦權賣給一家私營的公共公司，賣價4000萬美元。可依舊入不敷出，隨後奧組會推出了一款彩票遊戲，迅速籌集一筆額外的資金。這次努力又縮小了部分差距，但當奧運會結束時，都靈的債務仍然有4900萬美元。為了盈虧平衡，都靈奧組會已經開始嘗試賣掉專為奧運建設的體育場館。

2010溫哥華冬奧會：奧運村變成房地產

盡管溫哥華冬奧會也遇到了財政問題，但因為創紀錄的好成績暫時撫慰了這種心痛。2010冬奧會加拿大運動員獲得了14枚金牌，包括加拿大熱衷的冰上曲棍球的金牌。

賽後溫哥華要解決約10億美元的債務，包括7.3億美元的奧運村支出。為了收回一些成本，溫哥華以環境友好型住宅小區的名義，開始銷售的奧運村公寓，他們希望說服買家進入很多空蕩蕩的公寓，但反饋卻是不溫不火。

在奧運村16座豪華公寓的銷售很慢，以至於項目多次瀕臨流產，最終，該項目轉手給了Ernst and Young公司，這家公司負責盡可多地收回城市債務。即便如此，這個城市和它的債權人對奧運成本的收回也並不抱多大希望。

通過以上十幾例賠錢奧運的前車之鑒可以發現，為奧運建設的巨大場館一直是賽前花費的大塊頭，而賽後如何處置奧運設施、旅遊業提振不明顯等也是各國奧組委的心頭大患。不過，奧運史上也有一屆賺得盆滿缽滿的“賺錢奧運”，那就是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當時是首次由民間舉辦的運動會，沒有政府補貼，還不能增加納稅人的負擔，美國法律還禁止發行彩票。也就是說：一切都由主辦方自己承擔。而在這種惡劣的情況下，洛杉磯奧組委主席優波·羅斯卻打了一場漂亮仗。他通過資金籌措、企業贊助、媒體轉播、門票出售及奧運周邊，將奧運會辦成了一樁買賣，此次奧運會耗資不足5億，而且實現了巨大盈利。盡管濃厚的商業氛圍遭到不少批評，但不失為奧運兩大難題提供了解決方案。自此以後，賣轉播權、企業贊助、門票銷售形成了奧運會三大核心商業盈利模式，美國奧組委也脫離政府，成為獨立的商業公司，承擔奧運會前後的相關運營，保證長久的盈利。

牛津大學一份對從1962~2012年的主辦城市的研究發現，平均而言，舉辦奧運會的實際花費超出成本預算179%。也許低估支出也是奧運會的一個傳統。因此，如果賽前制定更加合理的預算，綜合考量城市財務狀況，並且多方面開發奧運的商業價值才能拯救奧運的賠錢命運吧。

每年新增胃癌患者40萬 無痛胃鏡誰來買單

像劉婷婷(化名)一樣，明知自己胃不好，卻又遲疑著不敢去醫院做一次胃鏡檢查的人不在少數。的確，惡心和疼痛讓大多數做過一次胃鏡檢查的人做夢都怕再做第二次。

但是前兩天，劉婷婷和她的閨蜜一起嘗試了一種新的胃鏡方式，只需要吞服下一顆白色膠囊，就可以毫無痛感地完成一次胃部檢查體檢，通過安裝在膠囊內的攝像機可以360度的旋轉拍攝胃部情況，檢查完畢後這顆膠囊會隨糞便一起排出體外。

這是一個由辭職的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創立的機器人項目，聽起來似乎很神奇，不過，這種新的胃鏡方式，靠譜嗎?

3760元做一次，要不要嘗試?

劉婷婷在當天就拿到了自己和閨蜜的胃鏡報告單，兩人均顯示有慢性非萎縮性胃炎，但是婷婷還檢查出了胃底息肉，體檢大夫對此作出的診斷是，她可能需要進一步複查胃鏡，看是否有必要在胃鏡下進行息肉摘除。

“在過去的一年里，我們完成了接近1000例像這樣的膠囊胃鏡檢測，因為完全無痛苦，所以特別適合懼怕做胃鏡的患者來做前期篩查。”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上海市長海醫院消化內科副主任廖專用“極高”二字來形容患者對這種新檢查方式的接受度。

哪怕，相比較普通胃鏡，膠囊胃鏡的價格貴出了10倍：在上海，膠囊胃鏡做一次的價格為3760元，其中等同於傳統胃鏡的250元可以通過醫保支付。

上海區域將膠囊胃鏡納入醫保範圍是有目的：他們希望借由這一項目提高上海市民胃部疾病的早篩率。

作為胃病大國，胃部息肉的發病率在我國正在升高。“上海有3000萬左右的人口，按照比率來算，這其中有300萬人都需要去做胃鏡下的治療，但因為做胃鏡太痛苦了，很多人不敢去做這樣的檢查，從而不能及時發現自己的疾病。”廖專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了這樣一組數據，目前醫院中查出的胃癌患者，90%都已經是中晚期，而如果是早期胃癌，90%的病人是可以完全治愈的。

“如果到了晚期，3年花費20萬元治療疾病是很正常的事情，對於很多家庭來說，這都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廖專透露。

在國家層面，這一開支更是讓人印象深刻，目前中國的胃癌病人占了全世界總量的42%，每年新增的胃癌患者超過40萬，而國家每年在此一項上花出的醫保費用超過1500億。

在去年，長海醫院消化內科曾經做過一組比對試驗，讓一組檢查胃鏡的患者先嘗試膠囊胃鏡檢查，再做普通胃鏡確診。結果顯示，前者的準確度達到了94%，100%的參與者表示，今後胃鏡一定會選擇這種新的“膠囊”。

不過，這6%的差別還是讓一些醫生在針對已經確認患有嚴重胃病的患者時，不會將膠囊胃鏡作為首要推薦方式，“膠囊胃鏡目前還是最適合早期篩查，因為體檢醫生操作手段的差異，目前還沒有辦法做到完全精確。”複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內鏡中心主任周平紅對此表示。

舉例來說，劉婷婷的閨蜜因為僅查出了慢性胃炎，這種疾病在中國有大約80%的正常人都會患有，只需要正常調理飲食即可恢複，但劉婷婷的胃部息肉癥狀卻需要進一步在醫院做診斷，在目前，超聲胃鏡會是更好的方式，盡管會有惡心疼痛，但可以更精確地診斷出息肉的大小以及良性還是惡性的屬性。

4個多億，3位華人博士共同研發

作為清華同方的創始人之一，安翰膠囊胃鏡的創始人——清華大學物理系原教授吉松鵬自從辭職以來前後參與了17個項目的培育和發展，其中8個已經實現了融資上市，而膠囊胃鏡是他從1999年開始參與培育的重點項目，也是他眼中下一個會在創業板實現上市的標的。

“目前該產品的銷售額每年已達20億，其中四分之一來自設備銷售，四分之三來自膠囊銷售的收入。”安翰醫療董事長吉松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目前，這一膠囊胃鏡機器人已經走進了全國400多個醫療機構，其中三分之一為三甲醫院，三分之二為體檢機構。

“消化道的檢查是最痛苦的，在目前，全球已經有4家企業可以實現膠囊小腸鏡的生產，其中三家在海外，一家是國內企業。而膠囊胃鏡，全球只有我們可以做到。”吉松鵬透露，“這其中有很多的技術難點，包括通過磁鐵控制膠囊拍攝的角度，重量需要達到航天要求的指標，而且為了保證檢查的完整性還需要低功耗等等。”在安翰的團隊中，很多是來自航天系統的精密儀器專家，而膠囊胃鏡的研發前後花費了8年，斥資4個多億，由三位華人科學家主要參與。

“國產醫療企業要打開市場並不容易，何況是一個之前大家都沒有接觸過的新技術。”吉松鵬說，在產品推向市場的第一年，他們和眾多的國產醫療器械廠商一樣，不得不在醫療市場“拿錢做實驗”，“我們選了全國最頂級的中山醫院、長海醫院、301醫院等，給他們免費做了一年的患者實驗，我們先做，再比對傳統胃鏡，看結果以及患者體驗，最終拿到了學術認可。”吉松鵬說，按照他的規劃，在未來隨著胃癌早篩市場以及情感關愛市場的到來，這一國產的醫療器械市場空間將會被進一步打開。

每年新增胃癌患者40萬 膠囊胃鏡誰來買單

像劉婷婷(化名)一樣，明知自己胃不好，卻又遲疑著不敢去醫院做一次胃鏡檢查的人不在少數。的確，惡心和疼痛讓大多數做過一次胃鏡檢查的人做夢都怕再做第二次。

但是前兩天，劉婷婷和她的閨蜜一起嘗試了一種新的胃鏡方式，只需要吞服下一顆白色膠囊，就可以毫無痛感地完成一次胃部檢查體檢，通過安裝在膠囊內的攝像機可以360度的旋轉拍攝胃部情況，檢查完畢後這顆膠囊會隨糞便一起排出體外。

這是一個由辭職的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創立的機器人項目，聽起來似乎很神奇，不過，這種新的胃鏡方式，靠譜嗎?

3760元做一次，要不要嘗試?

劉婷婷在當天就拿到了自己和閨蜜的胃鏡報告單，兩人均顯示有慢性非萎縮性胃炎，但是婷婷還檢查出了胃底息肉，體檢大夫對此作出的診斷是，她可能需要進一步複查胃鏡，看是否有必要在胃鏡下進行息肉摘除。

“在過去的一年里，我們完成了接近1000例像這樣的膠囊胃鏡檢測，因為完全無痛苦，所以特別適合懼怕做胃鏡的患者來做前期篩查。”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上海市長海醫院消化內科副主任廖專用“極高”二字來形容患者對這種新檢查方式的接受度。

哪怕，相比較普通胃鏡，膠囊胃鏡的價格貴出了10倍：在上海，膠囊胃鏡做一次的價格為3760元，其中等同於傳統胃鏡的250元可以通過醫保支付。

上海區域將膠囊胃鏡納入醫保範圍是有目的：他們希望借由這一項目提高上海市民胃部疾病的早篩率。

作為胃病大國，胃部息肉的發病率在我國正在升高。“上海有3000萬左右的人口，按照比率來算，這其中有300萬人都需要去做胃鏡下的治療，但因為做胃鏡太痛苦了，很多人不敢去做這樣的檢查，從而不能及時發現自己的疾病。”廖專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了這樣一組數據，目前醫院中查出的胃癌患者，90%都已經是中晚期，而如果是早期胃癌，90%的病人是可以完全治愈的。

“如果到了晚期，3年花費20萬元治療疾病是很正常的事情，對於很多家庭來說，這都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廖專透露。

在國家層面，這一開支更是讓人印象深刻，目前中國的胃癌病人占了全世界總量的42%，每年新增的胃癌患者超過40萬，而國家每年在此一項上花出的醫保費用超過1500億。

在去年，長海醫院消化內科曾經做過一組比對試驗，讓一組檢查胃鏡的患者先嘗試膠囊胃鏡檢查，再做普通胃鏡確診。結果顯示，前者的準確度達到了94%，100%的參與者表示，今後胃鏡一定會選擇這種新的“膠囊”。

不過，這6%的差別還是讓一些醫生在針對已經確認患有嚴重胃病的患者時，不會將膠囊胃鏡作為首要推薦方式，“膠囊胃鏡目前還是最適合早期篩查，因為體檢醫生操作手段的差異，目前還沒有辦法做到完全精確。”複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內鏡中心主任周平紅對此表示。

舉例來說，劉婷婷的閨蜜因為僅查出了慢性胃炎，這種疾病在中國有大約80%的正常人都會患有，只需要正常調理飲食即可恢複，但劉婷婷的胃部息肉癥狀卻需要進一步在醫院做診斷，在目前，超聲胃鏡會是更好的方式，盡管會有惡心疼痛，但可以更精確地診斷出息肉的大小以及良性還是惡性的屬性。

4個多億，3位華人博士共同研發

作為清華同方的創始人之一，安翰膠囊胃鏡的創始人——清華大學物理系原教授吉朋松自從辭職以來前後參與了17個項目的培育和發展，其中8個已經實現了融資上市，而膠囊胃鏡是他從1999年開始參與培育的重點項目，也是他眼中下一個會在創業板實現上市的標的。

“目前該產品的銷售額每年已達20億，其中四分之一來自設備銷售，四分之三來自膠囊銷售的收入。”安翰醫療董事長吉朋松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目前，這一膠囊胃鏡機器人已經走進了全國400多個醫療機構，其中三分之一為三甲醫院，三分之二為體檢機構。

“消化道的檢查是最痛苦的，在目前，全球已經有4家企業可以實現膠囊小腸鏡的生產，其中三家在海外，一家是國內企業。而膠囊胃鏡，全球只有我們可以做到。”吉朋松透露，“這其中有很多的技術難點，包括通過磁鐵控制膠囊拍攝的角度，重量需要達到航天要求的指標，而且為了保證檢查的完整性還需要低功耗等等。”在安翰的團隊中，很多是來自航天系統的精密儀器專家，而膠囊胃鏡的研發前後花費了8年，斥資4個多億，由三位華人科學家主要參與。

“國產醫療企業要打開市場並不容易，何況是一個之前大家都沒有接觸過的新技術。”吉朋松說，在產品推向市場的第一年，他們和眾多的國產醫療器械廠商一樣，不得不在醫療市場“拿錢做實驗”，“我們選了全國最頂級的中山醫院、長海醫院、301醫院等，給他們免費做了一年的患者實驗，我們先做，再比對傳統胃鏡，看結果以及患者體驗，最終拿到了學術認可。”吉朋松說，按照他的規劃，在未來隨著胃癌早篩市場以及情感關愛市場的到來，這一國產的醫療器械市場空間將會被進一步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