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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藥價談判不可承受之重：“腰斬價”誰來買賬?

今年5月，首批國家藥品價格談判結果公布，慢性乙肝一線治療藥物替諾福韋酯、非小細胞肺癌靶向治療藥物埃克替尼和吉非替尼3種藥物價格降幅均超50%，國家衛計委、國家發改委、人社部等7部門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國家談判藥品的集中采購工作。

然而，根據國家衛計委最新統計數字，截至7月中旬，全國僅有14個省份出臺國家談判藥品執行文件，21個省份將談判藥品納入各類醫保合規費用範圍——全國仍有近三分之一省份未將降價藥品與醫保對接。

“接不上”的醫保

“其實我們現在給病人用非一線藥物（一線藥物即臨床首選藥物）就是碰運氣，也不知道病人多久就會（產生）耐藥（性）不能用了。”呼和浩特市第二醫院慢性肝病科主任薩如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5月20日開始，薩如拉的很多患者就一直等著內蒙古當地宣布替諾福韋酯進入醫保報銷的消息，這個在目前國內臨床上公認的慢性乙肝一線治療藥物在當天宣布進入了國家藥價談判名單，降價67%，降價後的價格甚至成為了全球最低價。

“降價前患者一個月的治療費用大概在1500元，很多人用不起只能用其他的替代藥，但是耐藥性問題嚴重。國家公布的降價後費用大致是500元，這就意味著，大部分以前用不起這個藥的患者現在就可以用了，對患者和我們醫生來說都是天大的好消息。” 薩如拉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然而，3個多月過去了，薩如拉和她的患者們還沒有得到替諾福韋酯進入當地醫保的消息——沒進入醫保，就意味著，大多數患者依然要被擋在1500元/月的治療費用門外，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其他藥物，並承擔耐藥的種種風險。

這並不是內蒙古一地的個別情況——事實上，在5月20日國家公布的首批三種藥品降價後，即便截至目前，全國仍有近三分之一的省份將價格已經“腰斬”的藥品擋在醫保門外。

根據國家衛計委最新統計數字，截至7月中旬，全國僅有14個省份出臺國家談判藥品執行文件，21個省份將談判藥品納入各類醫保合規費用範圍——近三分之一省份未將降價藥品與醫保對接，而已經對接的三分之二省份中，絕大多數省份也僅選擇了一種或兩種藥物付費報銷。

參差不齊的全國“對接”狀況下，就出現了同一種疾病用藥，遼寧的患者490元就能買到，而吉林的患者則需要付費1500元。而懸殊的價格對比之下，對需要長期用藥的肺病患者來說，乘火車甚至打“飛的”跨省買藥也成為不得已的選擇。

公開信息顯示，最近，河南的乙肝患者聽到安徽省藥價降低，就買火車票到合肥購藥，來回將近300元的路費，則由其乙肝病友們分攤。某省衛計委藥政處的一名工作人員也曾透露，湖北有一位患者甚至坐飛機去最早開始降價的雲南買藥，因為“即便算上飛機票還是便宜”。

“自從首批國家藥品價格談判結果公布後，我們在臨床上收到很多慢性乙肝患者的問詢，他們迫切地想知道何時可以用談判的價格購買到替諾福韋酯，以及治療費用何時可以得到醫保報銷。作為一線臨床醫生，我們深深體會到患者急迫的心情，非常期待患者能夠獲得最佳治療方案，同時減輕疾病負擔的心聲可以盡早實現。“北京佑安醫院肝病科陳新月教授表示。

難解決的“協調”

“這是政策執行之初就預料到的問題，只不過一直沒找到解決的辦法。”有接近衛計委方面的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各地財政水平懸殊，當地政府有自己的考慮和花錢的優先順序，靠政府強推也不行，地方也有自己的現實困難。”

而在他看來，這其中更有衛生系統與人社部門之間長期的協調問題現實存在——“出錢的是人社（部門），有沒有錢，有多少錢，兜不兜得住(底)他們說了算，其他平級部門也只能協調，沒辦法強推。”他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8月3日，人社部主管的《中國醫療保險》雜誌在其微信公號中發表標題文章《談判藥品全面納入醫保，別操之過急》，強調醫保政策“真沒必要著急抹平”。

該文表示，“一個藥品是否納入醫保，看起來非常簡單，背後卻是一個非常嚴謹的評估過程。畢竟，醫保資金是有限的，每年的醫保報銷額度與醫保資金必須要達成大致平衡，醫保體系才可能得以正常維持。如果不對一個藥品進入目錄後可能產生的醫療費用做出充分評估，就貿然改變醫保目錄，對醫保的資金安全顯然不大有利。所以，醫保部門在執行過程中不那麽積極，是可以理解的。”

“最為關鍵的是，除了醫藥體系的地方利益之外，很大程度上也緣於醫保管理體系的多頭化。在城鄉醫保還未整合的省份，新農合是衛計委系統主管的醫保基金，而城鎮職工和城鎮居民的管理權在人社系統。由此可以看到，藥價談判遇到阻力的真正原因，在於負責砍價的和負責買單的不是同一個人。具體地講，負責砍價的是衛計委，但負責買單的卻是人社部門。”對這一問題，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區食品藥品監管局黨委書記撰文公開指出。

但現階段各地並不相同的決策背後，依然有其複雜的考慮和現實的推動力。

6月3日，雲南省衛計委出臺文件稱，針對國家衛計委發布的首批國家藥品價格談判結果，要求各地在6月中旬前，落實新農合及大病保險醫保報銷並掛網集中采購，成為國內首個落實國家談判藥品集中采購的省份。

作為癌癥高發區之一，雲南目前的平均發病率高於全國平均發病率，特別是女性肺癌發病率較高。

來自雲南衛計委的信息顯示，雲南省大部分地方屬邊疆貧困地區，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情況突出——全國慢性乙肝患者約3000萬，雲南省有超過30萬，因治療費用問題，很多乙肝患者沒有及時就醫，地方負擔也因此異常沈重。

“這次國家談判結果出來後，據初步測算，如肺癌的靶向藥物吉非替尼（商品名：易瑞沙），談判前每位患者年治療費用約18萬元（不含慈善贈藥），談判後降到8.4萬元。乙肝用藥替諾福韋酯（商品名：韋瑞德），年治療費用1.29萬元，談判後降價後為6762元，提高了乙肝、肺癌患者用藥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雲南省衛計委副主任鄭進在6月3日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鄭進表示，雲南省采購出讓中心要在6月中旬前將國家藥品價格談判結果在藥品集中采購平臺集中掛網，並按要求定期統計用藥數量和金額，報國家藥管平臺。在2016年~2017年的采購周期內，不再另行組織談判議價。各級醫療機構要根據診療需求，按掛網價格或相關政策規定，同等條件下要優先采購和使用談判藥品。鼓勵其他醫療機構和社會藥店在網上直接采購。各地要在6月中旬前將談判藥品納入當地新農合及大病保險合規費用報銷範圍（含基層和縣及縣以上），做好相關報銷政策銜接。同時醫療機構從交貨驗收合格到付款的時間不超過30天。

據悉，6月15日政策正式實施後，半個月內，雲南乙肝藥采購了827盒，給患者省下了80多萬，吉非替尼也采購了132盒，省下了34.87萬元。

藥企“降價實驗”

事實上，作為進一步提高公眾用藥權益的價格改革探索，藥價談判制度的本意就是通過談判協商的方式把價格較高的專利藥品和獨家生產藥品價格降至合理區間，這也是國際通行做法。

因此，《關於完善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工作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5)7號]提出分類采購的新思路，要求對部分專利藥品、獨家生產藥品，建立公開透明、多方參與的藥品價格談判機制。

2015年10月，經國務院批準，衛計委等16個部委（局）建立部門協調機制，組織開展了首批國家藥品價格談判試點工作，建立了藥品價格談判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組織專家全面梳理國內專利藥品、獨家生產藥品狀況，根據我國重大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治的用藥需求，以問題和目標為導向，組織專家充分論證，遴選價格高、疾病負擔重、患者受益明顯的治療乙肝、肺癌、多發性骨髓瘤等專利藥品作為談判試點藥品。成立談判小組和監督小組，制定談判流程和策略，同步建立談判和監督工作機制。

2015年11月下旬，國家藥品價格談判試點正式啟動，談判小組先後與乙肝、非小細胞肺癌專利藥品相關企業進行多輪談判。國家衛計委官網公布，此次藥價談判，按照“一藥一策”的思路，研究細化了每種藥品的談判流程和策略。除了談判小組外，還設立了監督小組，談判全程進行錄音錄像。

2016年5月17日，首批談判結果向社會公布，替諾福韋酯、埃克替尼、吉非替尼3種談判藥品降價幅度分別為67%、54%、55%。

“藥企能夠多大程度壓低價格，決定於談判的藥品是否能夠進入醫保體系，每年政府的采購量能有多少。政府采購越多，藥企就更願意把價格放得更低一些。藥企能夠接受和政府談判最大的原因還是為了開拓市場。”北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周子君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要真正讓老百姓享受到藥價談判後原研藥降價的優惠，關鍵還是在於這些藥品能夠進入醫保體系。

而對藥價談判主體的跨國制藥公司來說，在此時選擇降低藥價換取醫保覆蓋的更大範圍市場，可能也是“適應變化”的明智選擇。

《亞洲制藥新聞》此前發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第一季度，10家主要跨國藥企的銷售額平均增長11%，相比2014年全年的平均增長率低了1個百分點；而同期中國醫藥企業利潤率在2014年下滑至5.3%後，2015年第一季度已回升至6.9%；利潤水平在2015年初迅速升至26%。

“國家主管部門首先要的是降價，這也是公眾對於醫療服務最明顯的感受;而跨國制藥公司這幾年在中國的日子普遍不如以前，增長放緩、優待政策取消，來自國內產品的競爭壓力也越來越大，以前那種黃金時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要繼續生存就必須適應變化。”有接近國家醫保談判方面的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但目前藥價談判在各地的執行情況顯然並不足夠讓更多的企業積極加入。

“我們其實一直在關註第一批參與（藥價談判）企業的動向，現在來看，企業最擔心的醫保銜接問題確實還沒有解決好，如果我們一個省一個省地去跟醫保部門談，也根本不現實。”昨日，有積極關註藥價談判的某制藥公司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針對醫保銜接問題，4月25日，國家衛計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7部委聯合發文《關於做好國家談判藥品集中采購的通知》要求，完善醫保支付範圍管理辦法，做好國家藥品談判試點與醫保支付政策銜接。

5月17日國家衛生計生委辦公廳《關於公布國家藥品價格談判結果的通知》又指出，已將談判藥品納入當地醫療保險合規費用範圍的地區，要進一步鞏固完善醫保制度和支付方式;尚未確定的地區，要抓緊做好與相關醫保政策銜接;確有困難的地區，可首先從大病保險（重大疾病保障）做起。

然而，承擔付費的人社部門對這兩份衛計委發出的文件並未做出任何回應。

也因此，在現有政策遭遇“波折”的時候，一些企業轉而開始尋找新的解決路徑。

8月25日，上海羅氏制藥有限公司宣布，即日起，主動將其旗下治療非小細胞肺癌的靶向藥物厄洛替尼（商品名為特羅凱）降價30%。

公開信息顯示，以特羅凱為代表的TKI類藥物是EGFR突變型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標準治療特——由目前的研究數據看，其無進展生存期是所有一代TKI里最突出的，肝肺安全性也有獨到之處，較少出現肝臟損傷和間質性肺病。該藥上市十年來，已惠及超過11萬肺癌患者，顯著延長了他們的生存期，有效改善了患者生活質量。

也因此，降價消息一出，在市場和患者中引發廣泛關註。

來自羅氏方面的信息顯示，特羅凱目前的售價約為4600元/盒7片（150mg），降價後每年可為接受該藥治療的患者節約藥費2萬多元。

“羅氏充分理解和認同國家通過建立藥品價格談判機制，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降低廣大患者用藥負擔、提高藥品可及性，羅氏始終以積極的合作態度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參與由國家衛計委牽頭組織的國家醫藥價格談判。”羅氏在回複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從十幾萬漲到8000萬 明星天價片酬究竟靠誰來調控？

“一開口8000萬，這樣的天價是我們無法承受的，一個明星得養活多少酒囊飯袋才喊出這樣的價格。”近日，一家投資真人秀節目以及影視項目的內容生產公司的負責人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吐槽。而8000萬是前幾年複出後靠幾部熱播劇火起來的一位女明星的價格，這個數字，基本上是在目前國內一線明星片酬的大致範圍內的，但在2003年，其參演的影視劇的片酬基本是打包計算，也就十幾萬。。

就在該負責人吐槽後的一周，8月26日，央視和廣電總局就明星片酬同時發聲。央視就明星片酬進行報道和點明批評，提到《如懿傳》周迅霍建華片酬加起來合計1.5億，《致青春2》、《幻城》、《九州天空城》、《老九門》演員們片酬動輒幾千萬。廣電總局黨組發出通報(以下簡稱通報)指出“堅決遏制‘天價’片酬和明星炫富問題”。

消息疊加出現後，包括上述負責人在內的影視傳媒公司的管理層幾乎都保持了沈默。上述負責人表示：“從通報看，明星片酬被調控似乎是定局，但明星片酬是市場行為，若是靠市場自身調控，我們並不看好，而且明星有的是招對付片酬調控，至於通報對行業的發展是好是壞，目前並不好下結論。”

“中國式大片”催生高片酬演員？

中國電影在2002年才開始產業化改革，一方面是應對WTO之後進口影片對國產電影的沖擊，另一方面是中國電影在1999年跌入谷底，當年的票房才達到8.1億元。中國電影需要一次脫胎換骨，而電影產業化改革的核心就是允許民營、外資進入電影投資、制作、發行、放映環節。

正是資本力量的助推下，中國電影的產量從2002年的100部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406部，電影年票房從2002年的不足10億元擴大到2008年(不含農村市場)的43.41億元，比2007年增長30.48%，增長速度全球第一。

這些令人振奮的數字背後，“中國式大片”的探索成為中國電影黃金發展時期的主要模式，大導演、大投資、大明星、大制作“引領著”中國電影的加速度。

以這個時期的幾位商業大片大導演為例，2002年，張藝謀導演的《英雄》對外號稱總投資為3000萬美元(2.4億元人民幣)，請來的是李連傑、張曼玉和梁朝偉的超級組合，明星成本就幾乎達到了投資成本的一半以上，有消息稱，李連傑一個人的片酬就達1000萬美元。值得一提的是女二號章子怡，當時的章子怡憑借《臥虎藏龍》中玉嬌龍一角成為新四小花旦，之前其主演的《我的父親母親》片酬約27萬元人民幣，《臥虎藏龍》雖然片酬降低約13萬元人民幣，但令她在好萊塢嶄露頭角，此後參與《尖峰時刻2》的演出則讓其片酬漲到45萬美元。

2004年，張藝謀的《十面埋伏》總投資對外號稱3.1億元人民幣，主演為宋丹丹、劉德華、章子怡、金城武。以劉德華在華語電影圈的地位，其片酬也在千萬以上，而當時與富貴子弟談戀愛的章子怡同樣不遜色，圈內人士表示，當年其片酬已達60萬美元。如此一算，幾大主演的成本至少占到了《十面埋伏》總投資的三分之一。

2006年，主打賀歲片的馮小剛也投身商業大片行列，其導演的《夜宴》號稱投資2億元人民幣，主要演員幾乎都是國內最一線的陣容，包括章子怡、葛優、吳彥祖、周迅、黃曉明等，此時的章子怡的片酬已近千萬。

2008年，吳宇森執導的《赤壁》號稱投資8000萬美元(折合成人民幣高達6億元)，演員片酬中，周潤發以好萊塢方式計薪，據傳高達7800萬人民幣，其他演員的片酬在幾十萬到800萬之間，整部影片演員片酬接近1億元人民幣。

在這個中國電影快速發展的階段，“中國式大片”的探索是有一定積極的探索作用，但這樣的大片也曾一度與“忽悠”一詞等同，有評論這樣認為：“長久以來的中國式大片已經約等於混亂劇情加拼湊明星加五毛特效所誕生的怪胎。”

諸多電影人認為，“中國式大片”助推起來的中國電影高增長的背後存在不少問題，集中在因明星高片酬而擡高電影成本，以及過多資本湧入市場破壞電影發展等幾大方面。

以電影投資成本為例，主要包括內容制作與宣發兩大部分，核心是內容制作，內容制作中演職人員成本是最高的。

據本報記者了解，有的電影投資80%用在了演員片酬方面，這是國外沒有的比例。實際上，目前中國有些明星的稅後實際片酬甚至高過好萊塢一線明星，曾有知名影視公司負責人表示，“中國的藝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藝人，片酬不僅一年一變，而且在雙方合同中，很多藝人要求的都是稅後片酬，稅讓制片公司出。結果演技還那麽爛，這樣的爛明星也就在中國才誕生。”

此外，資深電影人王璐表示：“沒有人計算過，從2002年到2008年，中國電影每年的投資總額變化是怎樣的，但的確與社會資本向影視產業的大量流入不無關系。數據顯示，電影投資主體從2002年的幾十家發展為2008年的超過300家，平均起來的投資成本在幾千萬左右，但有多少家賺了錢?誰又再乎是否賺錢呢?”

在影視圈有一個公開的秘密就是，每年上映的影片中5-8%的影片是賺錢的，本報記者在2005年到2008年所接觸的投資者中，“錢多玩玩電影”的以“賭博”心態為主的投資人並不少，即便有些大投資、大制作的“中國式大片”同樣出現在賠錢影片的行列。

“2008年，中國式大片已有一些風險性的危機，但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2009年華誼兄弟、光線傳媒等影視傳媒公司的上市，加之地產、能源型企業的轉型，熱錢再次融入電影行業。”王璐認為。

據不完全統計，單是華誼兄弟的上市就帶來200億的熱錢進入，至今，已有幾千家影視公司誕生，“中國式大片”繼續前進。

2010年和2011年的影視劇市場基本還是以“大導演、大投資、大明星、大制作”為主要打法，但姜文的《一步之遙》、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馮小剛的《一九四二》等大制作則讓這些大導演都走下了神臺，大導演大制作未必就高票房，有時還會慘不忍睹。

雖然小成本制作的電影在這期間有發過光，但隨著2014年，占據中國富豪榜單前十位的集團，尤其是BAT的大舉進入影視產業，進入10億票房時代的中國電影超越好萊塢貌似指日可待，制作公司計劃投入的上億元投資的影視項目比比皆是，而各路崛起的小鮮肉、網紅身價也暴漲，有些演員因為一部影視劇的火爆，其身價一年之內就會暴漲百倍。據本報記者了解，一線明星的片酬至少在幾千萬元，二線明星的片酬在幾百萬元到一千萬元上下。

天價片酬的“毒瘤”該如何摘除？

即便明星片酬高讓投資者苦不堪言，但一部影視劇的制作終究離不開影視明星。本報記者所熟悉的一些金牌制作人所制作的每個項目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演職人員的搭配組合，什麽樣的陣容可以使得項目在預售時買出最好的價格才是最核心的問題。

“無論是哪個播出平臺都無法忽視明星粉絲與消費者的感受，這也是通報中的有些內容可以理解為主管部門的出發點是好心的，是想辦好事的。”上述負責人表示。比如，通報要求，各級電視播出機構在電視劇購播過程中不得指定演員、不得以明星大腕作為論價標準，在電視劇宣傳工作中不得對明星進行過度炒作。

那論價標準該是什麽呢?

一個影視劇項目從投資到銷售的整個過程中，明星陣容是最先吸引投資者以及播出平臺的。以電視劇為例，與論價標準相關的就是產品的收視率以及廣告收益，也就是核心的“千人成本”和“收視點成本”，前者指的是某條廣告被1000人次的受眾量看到所需要花費的成本，後者指的是某條廣告每得到一個收視率百分點所需要花費的成本。兩個指標直接反映出廣告的投放成本和播出效率。

毫無疑問，節目收視率越高，收視點成本越低，廣告傳播效果也就越好，廣告時段的銷售價格也就越高，這是一條看得見的商業利益邏輯。同樣的邏輯在電影票房、視頻點播率是相通的，當然在收視率、票房、點播率的追逼下，背後的許多數據也有造假的成分，但能看得見的商業利益都是與明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一些投資者與播出平臺表示，若按照通報，大夥就迷惑了，論價標準該如何改革?明星的宣傳炒作的度在哪里？等等的一些問題目前都不明晰。

“問題太多、太複雜，一方面焦灼的投資者需要一個明晰的標準，從而降低明星的成本，能夠將更多的錢放在編劇與其他制作層面，一方面，市場的需求又離不開明星的影響力。”王璐認為。

當然，面對明星的高片酬，又無奈又想有大作為的投資者並非沒有辦法。

例如以片酬入股，去年，李晨、馮紹峰等6名藝人共同成立了東陽浩瀚影視娛樂有限公司(下稱“東陽浩瀚”)，註冊資金為1000萬元，其核準日期為2015年10月21日。一天後，當時停牌3個月的華誼兄弟發布重大資產收購計劃，擬以7.56億元收購東陽浩瀚的藝人股東或藝人經紀管理人合計持有的70%股權。也就是說，這家剛成立的公司第二天即以10.8億的估值賣出了70%的股權。但這次並購因項目估值過高、明星股東突擊低價入股等情況備受關註，也引發了諸多質疑，證監會今年開始對於這類收購案進行整治。

6月17日，證監會就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辦法》(簡稱《重組辦法》)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重組新規雖未正式實施，但“放松管制、加強監管”思路非常明晰，規則完善後，炒賣“偽殼”、“垃圾殼”的牟利空間將大幅壓縮，有利於上市公司通過正常的並購重組提高質量、推動行業整合和產業升級。

此外，7月15日，深交所發布《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行業信息披露指引第1號——上市公司從事廣播電影電視業務》，給影視公司信息披露立規矩。業內人士表示，深交所針對影視類公司細化信息披露要求，有助於平抑影視類項目的概念炒作，促進中國電影市場規範發展，降低上市公司股權融資成本、專註主營業務發展，對市場的穩定和發展起到積極促進作用。

“但市場還是有對策的，比如可分兩個大小合同，一個是明星片酬合同，一個是以明星所在公司或工作室的名義的制作費合約，或者擔任多個職務，拿到制片人、監制等多份職務的酬勞等。”上述負責人表示。

那麽，明星天價片酬的“毒瘤”真的就無解了嗎?

一些影視公司的負責人認為，非也，還是要從根上把中國電影工業體系建立起來才是正事。“編劇、演職人員、後期制作等流程都很重要，整個體系建立起來，才會有好的作品，也才能談得上版權銷售能夠做到最好，消費者還是希望看到好的影視作品。”

火的是產品，難的是監管醫美平臺，誰來“整形”？

2016年8月12日，上海執法人員搗毀一家非法醫療美容窩點。由於管理漏洞，部分醫美平臺，已經成了非法醫療美容機構和三無產品的銷售管道。（東方IC/圖）

“絕大多數醫美第三方平臺，缺乏資質審核的能力。”

在一些醫美平臺上，排名靠前的多半是無名的“小機構”，產品價格經常低到“不可思議”。

由於缺乏有效審查，一些醫美平臺，正成為違規違法醫美產品的擴散通道。

剛過七點，婷婷就收拾妥當、準備出門了。她要橫穿上海，上門為顧客提供“無針水光”的服務。

婷婷是自稱國內領先的美容業O2O平臺“河貍家”的美容師。從業六年多，她卻在2015年辭去了在美容院的工作，擁抱移動互聯網。自此，世界上少了個美容院里的按摩師，卻多了個能利用網絡接單，並提供上門服務的三星級“手藝人”。

在婷婷的網絡店鋪內，無針水光是最熱銷的產品之一。想要預約，方式簡單至極：

“下周二下午有空嗎？”

“空。”

“如果我來做無針水光，提前通知你。”

“好。我提前排出時間。”

河貍家平臺上的幾個字，幾乎就可促成一單396元的“面部＋無針水光”生意。

根據《醫療美容服務管理辦法》，運用手術、藥物、醫療器械以及其它具有創傷性或侵入性的醫學技術方法，對容貌和各部位形態進行的修複與再塑，屬於“醫療美容”。標榜著“無創”，婷婷將無針水光默認為“生活美容”，“無需醫生資質，平臺上很多店鋪都在做”。

“一點創面都沒有，液體怎麽進入人體呢？”原中國醫學科學院整形外科醫院註射中心主任全玉竹覺得這種說法“很扯”，“先不論產品的真假，美容師往往缺乏無菌概念，操作過程中極易發生汙染，導致不良癥狀的出現。”

包括註射、激光療法在內的微整形術，由於見效快、風險小，正成為醫療美容中的主流方式。根據國際美容整形外科學會的測算，2014年全球醫美總量約2020萬例，非手術類占比52.3％，其中肉毒素、玻尿酸註射合計占比高達70%。

在中國，這些業務，現在正被多種互聯網醫美平臺占據。新氧、更美、美黛拉、悅美……目前市面上的醫美平臺超過30家，幾大“巨頭”的用戶規模均達數千萬，入駐的機構、醫生也以千、萬級計。醫美平臺的興起，為消費者提供了更多的醫療美容服務，也滋生了新的問題。

超範圍使用的“水光針”、從未批準的美白針、嚴格禁止的“血清嫩膚”，沒有資質的醫美單位和人員，畸低的產品價格……南方周末記者調查發現，由於缺乏有效審查，一些醫美平臺，正成為違規違法醫美產品的擴散通道。

違規項目上線

登錄各大醫美平臺，輸入關鍵詞“水光針”，可以找到上百條信息。在商家的宣傳中，水光針是“通過水光註射，將玻尿酸輸送到真皮深層”的技術，補水時間是面膜的一千多倍，能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光澤。

在更美App上，上海首爾麗格醫療美容醫院稱，其使用的水光針為“水光禾雅”。根據產品的註冊證編號，南方周末記者登錄食藥總局官網查詢發現，產品確實存在，不過卻明確標註“臨床適用於眼科手術”，不包含面部美容。

目前，食藥總局批準使用的註射材料只有三種——透明質酸鈉（俗稱玻尿酸）、膠原蛋白和肉毒素，且每一種都有特定的品牌。但在幾乎所有醫美平臺上，都存在“美白針”這項業務。

“親，我們的美白針是‘大S’版本哦……”在新氧App上，上海星和醫療美容門診部客服介紹，針劑的基本成分為傳明酸、維生素B、C以及抗氧化成分，采用德國和日本的進口配方，醫生將根據顧客的不同體質調配，“建議一周一次，連續5-6次就會有比較顯著的效果，美白效果一般能維持3-8年。”

但實際情況卻是，傳明酸、維生素C等主要成分，國家並未批準用於醫療美容，其臨床適應證也並無“美白”之說。

2015年9月，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發布安全警示：“美白針”類產品具有潛在不安全性而且無效，其從未批準任何皮膚美白或膚色增白的註射藥品。

2016年4月，法國國家醫藥保健品安全署也決定，禁止銷售用於皮膚美白或提亮膚色的註射產品，解釋是：“這類產品通常由靜脈、肌肉或皮下註射，這種方式本身就存在很高風險。產品所包含的某些物質，其使用安全尚未評估，可能會危害健康。”

法國毒物控制中心的既有案例也表明，美白針類產品可能會使消費者產生惡心、腹部不適、頭暈、心悸等不良影響。

清潔消毒，手肘靜脈抽血10-20毫升，將抽取的血漿放入離心機，提取含有高濃度生長因子的血小板，將其註射到面頸部皮膚組織間——另一個聽起來很“高大上”的項目，叫做“PRP自體血清嫩膚”，同樣也是各醫美平臺普遍開展的項目。商家宣稱，該項目能改善皮膚粗糙、淡化色素沈著、去除細小皺紋。

不過早在2005年，原衛生部就曾發文，“對於既無基礎研究結論，又未經過臨床研究的血液療法，一律停止臨床應用。”並特別點名“血清療法”。

“涉及血液制品的操作稍有不慎，很容易出現感染和敗血癥。”上海市第九人民醫院整形外科教授孫寶珊評價，這項技術用於抗衰老前景上或有可能，但絕不應該在研究未明的情況下盲目推廣。

在日本、韓國、香港地區，這個被稱為“僵屍美容”的醫美項目確曾風靡一時。但2012年，三名香港女子在接受完該項“血清療法”後，出現敗血性休克，其中一人最終不幸死亡。經化驗，其血液中含有數量驚人的膿腫分枝桿菌。

香港的慘劇發生後，原上海市衛生局責令開展此項業務的當地醫療機構停止服務。但四年過去後，“僵屍美容”重現江湖。

南方周末記者聯系新氧、更美，詢問為何入駐平臺的機構開展此類國家尚未批準的項目。截至發稿，更美對此問題未正面回應，新氧則沒有回複采訪請求。

資質審核，管用嗎？

某種程度上，醫美第三方平臺的興起，是行業矛盾爆發的結果。

在醫療美容市場中，民營機構居多。由於缺乏公立醫院的知名度，加之品牌的缺乏，市場推廣成本高居不下。通常情況下，民營美容醫院的營銷費率在30%以上，侵蝕掉超過50%的毛利潤，70%的資源用在獲客上。這導致普通醫美機構的凈利率僅為3%－5%。

浙江一家民營美容醫院的負責人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民營美容醫院的獲客模式一般有兩種。除了打品牌廣告，“轉介紹”也相對常見——“業務員”專門在美容院、美甲店、女性相關場所聯系客戶，導流到美容醫院，然後和美容醫院分錢。“有些醫院你壓根就沒聽說過，但經營收入卻高得嚇人。”這位負責人透露，這些機構一般采用的就是“轉介紹”模式。

國內知名研究機構清科研究中心曾做過統計，一個到院客戶的成本通常在2000元以上，而平均每3個到店的客戶中，只有1個能成功轉化為消費客戶。這意味著，一個消費客戶的成本至少在6000元。

獲客成本極高、廣告轉化率低，成了民營美容醫院的痛。但“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成本往往被轉移到消費者身上，以高額的消費價格呈現。價格不透明、互聯網搜索競價排名，對消費者而言，這絕非一個健康的商業模式。

“我們當初選擇醫美創業，就是因為這個領域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美黛拉聯合創始人張丹萍坦言。

以經驗分享、醫患交流和折扣電商模式而出現的醫美平臺，在投資人的定義中，被各方寄予厚望——為醫美機構提供多元化的渠道選擇，降低營銷成本；為消費者提供醫生、項目、產品等全方位信息，幫助消費者快捷地找到心儀的醫院和醫生。

服務好消費者的同時，醫美平臺還要承擔起對線下醫美機構的監管責任。

目前，對於申請入駐的醫療美容機構，平臺方會派專人審核由政府頒發的《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和《營業執照》。因此，入駐各大醫美平臺的機構，基本都具有資質保證。

但也不排除“漏網之魚”——在新氧App上，一家認證為“成都shining素顏定制工作室”的機構，其服務項目中赫然顯示著“水光針療程”。不過，南方周末記者登錄四川省衛計委官網，並未查到該機構的醫療機構執業許可。

更美App聯合創始人王思璟介紹，對於入駐更美的醫生，平臺方要求醫生提交國家衛計委提供的行醫資格證書，包括但不限於醫師資格證、執業醫師資格證和醫學美容主診醫生資格證。外國醫師來華短期行醫，還必須取得外國醫師短期行醫許可證。

不過，真正讓公眾擔憂的，是合作開始後的審核。目前，幾大“巨頭”的用戶規模均達數千萬，入駐的機構和醫生數量也以千甚至萬計。

“診所究竟用了什麽藥品？醫療器械是否有三證？第三方平臺如何把控？”北京伊美爾幸福美容醫院（以下簡稱北京伊美爾）院長丁陽說，讓平臺方跟蹤每單操作，這顯然不現實，“有時連醫生都沒法辨別產品的真偽，平臺方的工作人員能做到嗎？”

“絕大多數醫美第三方平臺，缺乏資質審核的能力。”這是丁陽的看法，也是不少業界人士的觀點。

目前，更美、新氧已經上線了一款藥品真偽掃碼工具，幫助用戶在線下醫療美容機構消費時了解藥品的情況。但在更多的平臺，產品的真偽仍需消費者自己評估和判斷。

平臺方需承擔信息審核義務

在北京德和衡律師集團（上海分所）專職律師郭乘希看來，醫美平臺的本質就是廣告平臺。無論是團購促銷、用戶點評還是邀請名人分享體驗，都是為了吸引消費者，進而吸引更多的醫美機構入駐。

“對於醫療機構的資質、發布信息的真假，醫美平臺有責任和義務進行審查。”郭乘希說，平臺方發布不實信息，如果沒有造成後果，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也可對其進行監管和處罰。按照廣告法的規定，關系消費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服務的虛假廣告，造成消費者損害的，“其廣告經營者、發布者、代言人應當與廣告主承擔連帶責任”。

2015年，郭乘希代理了“中國消費者赴韓整形遭毀容”一案。當年9月，數十位戴著墨鏡、口罩的中國女子徘徊在韓國首爾明洞商業區，手舉橫幅，展示並抗議在韓國多家整形醫院的遭遇。微微也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在註冊了新氧App的賬號後，她收到了平臺推送的韓國拉斐安醫院信息，於是便通過新氧，和韓方醫院的客服取得了聯系。

沒想到，在拉斐安醫院做完雙腭手術後，微微看上去就像個“癟嘴老太太”——上牙凸出，下牙凹陷。正常人的上下牙能夠碰到，但微微卻無法做到。甚至連吃飯都成了大問題，有韌性的面條咬不斷，無法跟正常人一樣進食，只能吃半流質，體重掉了整整20斤。

手術失敗後，微微聯系新氧的工作人員，索要醫院和醫生的資質，得到的答複卻是：“這不能給消費者，需要得到醫院和醫生的同意。”

無奈之下，微微和律師郭乘希飛赴韓國拉斐安醫院。院方最終承認，醫院並沒有該醫生的行醫資質。而此前，新氧客服和微微的私信截圖里，卻充斥著類似“名醫”等字眼。

郭乘希認為，新氧存在虛假宣傳的事實，依據廣告法第38條規定，發起對新氧的集體訴訟。最終，新氧向受害者承諾，將協調韓方醫院進行調解。

在實際操作中，醫美平臺如何保證信息的真實性？

“每天24小時，更美通過後臺技術和人工的雙重手段，對廣告、違規、虛假信息進行甄別和處理。”王思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此外，平臺會根據用戶評價、案例數、活躍度等因素，通過特定算法對機構和醫生進行排序，盡可能保證客觀。

不過，丁陽仍然對醫美平臺的信息真實性表示懷疑——在一些醫美平臺上，排名靠前的多半是業內默默無名的“小機構”，這些機構的某些產品，價格經常低到“不可思議”，甚至低於成本價。

平臺方為了聚攏客戶，希望診所多發布項目，也希望服務的價格越低越好，以吸引更多的消費者埋單，這無可厚非。“如果低價只是短期行為，還可以理解為讓利給消費者，以此招攬客戶。但長期如此，線下醫美機構根本無法維持，產品質量真能像宣傳的那樣嗎？”丁陽說。

他坦言，作為一家創立了近15年的整形醫院，北京伊美爾雖然已經入駐了新氧、美黛拉，但合作只是為了在消費者能夠查詢到的渠道保持出現。“我們出現了，僅此而已。”他說，作為國內較為知名的大型品牌，公司需要保持品質感，“如何開展深入的合作，仍有待探索”。

“大型醫療美容機構一般不會在醫美平臺上投入太大的精力，也不會和平臺上的小機構PK價格。”一位不願具名的整形醫院負責人透露，規模越大的機構，在平臺上出現的可能性越小。

除去品質感，利益分成也是考量的因素之一。普遍的行情是，醫美平臺會要求線下醫美機構按20%－50%不等的比例分成。

對於和醫美平臺的合作，浙江上述民營美容醫院的負責人，目前仍保持觀望態度。此前，他曾拒絕過一家醫美平臺的合作，“他們要求20%的分成，我哪有這麽多的利潤空間給它呢？”

誰來管理養老保險基金？人社部將公布首批機構名單

10月25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6年第三季度新聞發布會今日召開。人社部新任新聞發言人李忠指出，下一步將啟動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運營，組織第一批委托省份與社保基金會簽訂合同，公告第一批養老基金管理機構。

李忠指出，社會保障方面的下一步工作安排為：一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繼續推動各地抓好階段性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的落實。深入實施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加快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開展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和生育保險與基本醫療保險合並實施試點。推進醫保支付方式改革，做好藥品目錄調整工作。推進工傷保險基金省級統籌，研究制定職工非因工或因病喪失勞動能力程度鑒定標準，加強工傷預防費管理。

二是做好社會保險擴面征繳工作。推進全民參保登記計劃試點，加強實施效果評估。加強建築業參加工傷保險工作，繼續提高在建項目特別是新開工項目的參保率。

三是加強基金投資和監督管理。啟動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運營，組織第一批委托省份與社保基金會簽訂合同，公告第一批養老基金管理機構。落實職業年金基金管理暫行辦法，完善合同指引、合同報備通知、信息披露、數據規範等操作性文件。修訂企業年金基金管理機構資格認定辦法。

四是加強社會保險管理服務。進一步加強“五證合一”社會保險登記工作。加快推進基本醫療保險全國聯網和異地就醫結算工作。推進信息系統建設，完善相關政策和標準。繼續加強社會保障卡發行和應用工作。

這次誰來迎戰？“阿爾法狗”明年初複出棋力大增

據新華社報道，AlphaGo(阿爾法狗)團隊成員、歐洲圍棋冠軍樊麾7日通過社交媒體表示，“阿爾法狗”的棋力在過去半年里有巨大的進步，預計將在2017年初複出下棋，該團隊近期會公布更多訊息。樊麾表示，目前比賽細節尚未確定，包括對手在內的細節都在研究之中。

2016年“阿爾法狗”是圍棋界當之無愧的明星，這個由谷歌DeepMind公司研發的圍棋AI棋力驚人，去年10月5：0完勝樊麾二段，今年初消息傳出後一時引發震動。畢竟，圍棋被認為是電腦AI短期內無法超越人類智力的“最後堡壘”，在此之前即使是最強AI面對職業棋手也難以一戰。

今年3月，“阿爾法狗”和韓國天王李世石的“人機大戰”引起了全世界的廣泛關註，最終“阿爾法狗”4：1獲勝更令很多職業高手和圍棋愛好者吃驚。同時，很多人對“阿爾法狗”是否會繼續挑戰目前正處巔峰期的中國棋手柯潔頗為期待。

但在“人機大戰”後，“阿爾法狗”進入閉關狀態，而有意思的是，在最近的一些世界大賽中，不少高手開始在比賽中嘗試“人機大戰”中“阿爾法狗”的一些下法，可見“阿爾法狗”在“閉關修煉”的時候，人類高手們也在吸收借鑒電腦AI的下棋思路。

如今“阿爾法狗”宣告即將“出關”，而且明確表示棋力有了“巨大的進步”，不禁讓人再度對“人機大戰”充滿期待。

政府和議會誰來主導脫歐？英國“脫歐”程序案開審

英國最高法院5日開庭審理“脫歐”程序案，將就啟動“脫歐”程序是否需要議會批準作出終審裁決。

據新華社報道，裁決結果將決定政府和議會誰來主導英國“脫歐”，並對“脫歐”進程產生重要影響。

此次庭審為期4天，英國最高法院的11名法官會首次全體出庭。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稱，預計將在明年一月做出裁決。

英國最高法院庭審現場（圖：BBC）

“脫歐”程序案是由支持“留歐”的一家投資基金經理吉娜·米勒等人向英國高等法院提起訴訟的。英國高院上月裁定，政府在正式啟動“脫歐”程序前需經議會批準。英國政府隨即上訴至最高法院。

5日上午庭審開始後，代表政府的律師團隊表示，政府有權決定何時啟動“脫歐”程序，因為英國人民在公投中已清晰表明了他們的立場，無需議會批準，這樣也有利於英國與歐盟的“脫歐”談判。

司法部長傑里米·賴特表示，政府將通過觸發《里斯本條約》第50條，合法地使用基本權力。

英國首相特雷莎·梅10月初宣布，英國將於明年3月底前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正式開啟“脫歐”程序。她的表態受到部分英國議員質疑。

按照歐盟法律，“脫歐”程序一旦啟動，有關各方須在兩年內完成談判，如需延長談判，應得到其他27個歐盟成員國的一致同意。

100年的企業服務經驗：VC的風口過後，SaaS公司靠誰來養活，誰又將為如今的SaaS熱潮買單？

阿爾法公社 2017-01-20 10:48

本文系阿爾法公社（ID：alphastartups），授權i黑馬發布。

SaaS的僵局

縱觀2016年所有的風口，SaaS是最慢熱型的。不少SaaS服務叫好不叫座，只能在付費意願低的小企業群里徘徊。由於數據敏感性等原因，大中型企業面對SaaS服務表現出觀望態度。是SaaS不被接受，還是創業公司沒做對？

對於這樣的僵局，我們收集了三位行業資深大佬的見解，一位是錦江集團CIO張興國先生，他見證了中國酒店業信息化從無到有，錦江集團從原本默默無聞的連鎖酒店到現在毫無爭議的亞洲第一的連鎖酒店集團。一位是神州信息總裁周一兵，神州信息是一家2016年上半年營業額超過35億的IT企業，是中國IT服務市場的絕對領導者。一位是阿爾法公社創始合夥人CEO許四清，他在企業服務領域從業20余年，曾作為COO帶領藍汛赴NASDAQ上市，創立阿爾法公社後投資並幫助白山雲、薪人薪事、美洽、諸葛IO、PMCAFF等一系列企業服務領域的創業公司從0到1。

三位加在一起將近100年的企業服務從業經驗，分別從甲方、乙方、資方的角度全方位的幫助SaaS創業者洞悉出路，出謀劃策。

張興國：SaaS這件事上，CIO的內心是矛盾的

這是400年來最好的創業機會

張興國表示，中國在錯過了三次工業革命，不停的落後挨打之後，終於在2014年，迎來康乾盛世以後首次與歐美國家並駕齊驅的機會，同時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中國成為非常肥沃的發展土壤，而在企業服務領域，中國還處於種子期，發展潛力巨大。2016年美國絕大部分科技公司 IPO 都是 企業服務公司，包括Twillio、Nutanx、Coupa 等等，並且表現穩定。

反觀中國，中國的企業服務市場還處於未開墾階段，美國 企業服務市場僅僅Oracle、SAP 和 Salesforce三家巨頭就是5000 億美元的市場，而中國所有企業服務公司的市值預計不超過100億美金，占這三家巨頭市值的不到五十分之一。市場規模方面美國加西歐是2500 萬家企業，而中國是 2000 萬家企業。對於中國Saas創業者來說，目前正處於最好的時代，最好的時機，下一個比爾蓋茨也許就誕生在中國的企業服務領域中。

SaaS最終為成為傳統軟件的終結者

張興國先生預測未來10年，在互聯網不斷深化的前提下，Saas這種服務形式一定會成為傳統軟件的終結者。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在不同企業的眼里，對於雲服務這種可以終結傳統軟件的好產品，評價也是不同的。從不同的維度來說，傳統行業里的企業，大型企業和運行多年的老企業這些對雲服務持有的是不歡迎的態度，因為拋棄先有的穩定架構，自有的數據中心，而嘗試Saas服務，對於這些企業來說是有一定挑戰的。而對於控制權有較強需求的企業來說，Saas產品的體驗其實並不是很好。

所以老的，大的，傳統的這三大特質的企業是Saas創業公司在攻克時比較艱難的。相反對於小企業，新的創業公司和非傳統企業來說，它們在選擇雲服務產品時，並沒有上述三大特質企業的“心理包袱”，Saas產品的優勢更符合它們的需求。因而，小企業，新的創業公司和非傳統企業對於雲服務更多的是報以歡迎的態度。

作為企業CIO，對Saas產品的顧慮與切身的痛點是非常值得創業者關註與思考的。以連鎖酒店行業為例，張興國先生分享了3個自己作為企業CIO切身的痛點。

企業的網絡環境是否能保證Saas的正常運轉，目前大多的酒店都是兩網合一的模式（顧客用網與酒店辦公用網集合在一起），帶寬沖突無法保證雲服務產品的正常運轉，而改造帶寬又會帶來IT環境改造的成本支出。Saas產品的安全性與隱私性是否能夠得到保障，數據主權的歸屬問題的解決，這都關系到了企業的切身利益。持續穩定的服務是否能夠得到保障，對於企業，特別是大企業來說，選擇一款產品使用以後的忠誠度是非常高的，當企業把業務全全委身於Saas產品時，企業是希望能夠長期使用的，而Saas取勝的關鍵，就是與企業IT部門和現有IT系統的有效整合。

當企業選擇使用雲服務產品後，斷網會從之前單單一個點的斷了而變成了一個面的斷了的事故事件，從前技術上一個點的斷（無法正常運轉）現在可能就是一個面的斷，這些都是企業CIO在面臨Saas時所擔憂的。而對於企業的CIO來說，當決定引進Saas系統時，最大的痛莫過於在這個過程中，是CIO和IT部門不斷被邊緣化的過程，猶如壯士斷腕般的悲壯，這是一個無法阻擋的趨勢，也是一個涅槃重生的過程，這需要CIO不斷的重新定位，不斷的自我完善。

IT系統是企業資產，SaaS是運營費用

當一個企業級Saas產品試圖進入企業時，企業的CIO對於Saas產品是一個必要條件。CIO對於Saas產品的選擇享有一票否決權，在決策時，CIO與其他決策層一樣，在投票環節一人只有一票，所以，贏得SaaS最終使用者的青睞很重要。企業CIO通過發現企業的需求，采購不同的Saas服務來滿足企業需求，而這個過程中也產生了一個個困惑。

首先Saas類服務相對獨立，一定程度上形成信息孤島，而對於企業來說，部門與部門需要相互協調，信息數據需要相互流動。其次，SaaS成本直接成為運營費用，以往采購IT的服務設施，都是固定資產投資，可以五年攤銷。所以在推動SaaS的過程中毫無疑問會受到財務部門的阻力。再者企業CIO對使用雲服務產品時，運維層面的擔心，雲服務產品就像黑匣子一樣，穩定性與安全性無法被“雷達”或者“探針”探測到，無法預料下一秒將要發生什麽，而維護企業IT架構運行的安全與穩定是企業CIO的職責所在，這也造成了企業CIO的困惑。充分了解SaaS對損益表的影響程度至關重要。

SaaS怎麽才能能夠打動上市公司CIO

張興國先生也針對了以上的痛點和顧慮下了5道藥方Saas產品進行改性，3個落地策略錦囊幫助Saas創業者的產品更大概率能被企業CIO青睞：

五道產品改進藥方：

Saas系統與數據中心建立一道安全通道Saas產品開放管理接口或開發管理工具幫助CIO進行監測Saas軟件的安全性穩定性能夠得到保障Saas的功能要與企業產品需求結合的更貼切Saas產品能夠構架在企業的私有雲上（大企業往往對產權與品牌更加的在乎）

三個落地策略錦囊：

從易到難，先做新企業，小企業，非傳統企業學會幫企業算賬，簡單明了的展示企業在使用Saas後帶來的益處大企業推廣中應該采取排浪式的前進，持續的進行推動，收費策略上可以更加的靈活

周一兵：沒有和業務相結合的IT服務價值偏低

工具性IT服務會越來越廉價

當決定創業時，究竟要做什麽，從經營的角度，什麽堅決不能做，這都非常關鍵。

從三個維度去看待這些問題，首先是要有利益分配權，商業模式的本質也是利益分配的制度，能不能靠高質量的服務贏得利益分配權很關鍵。其次，成本是否可控，是否便於管理，當決定做一個業務的時候，需要首先想清楚這個業務的成本是不是可以掌控。無法控制成本最後導致的很有可能就是原本的利潤項目最後成了虧損項目。再者選擇的這件事是否能有規模，不具規模的業務是不可持續的或者說具有可見的天花板。

如果業務是單按一個接著一個項目的做，當需求方的需求出現並發甚至大規模並發時，如果不能批量規模化的進行解決，對於企業來說是不可取的，初創企業尤其如此。如果從這三個維度來看提供純粹的工具類IT服務會成為一個越來越弱勢的群體，純粹的工具性IT服務也會越來越廉價。通過將IT服務與行業緊密結合，提供更多產品化的服務，才能讓產品更具有價值和競爭性。周一兵用具體實例說明了他們與行業應用的深度結合，建立有效的產品化遞交模塊，贏取了大量的穩定客戶，那些國際廠商反而成了他們的下遊供應商，為此他們從被動的經銷商變成了主動的服務商，具有很高的定價權。

中型客戶是SaaS創業服務的甜點

Saas產品的發展中產品化、客戶化尤為重要。目前來說，Saas產品更適合小企業，但有個現象就是很多服務卻得不到小企業所付費認可。周一兵先生分享了自己的觀點，按照金字塔模型，頂端是大企業，中端是中型企業，底部是眾多的小企業，大企業的市場目前被IT服務商的巨頭們分食，而底部的小企業付費意識薄弱，中端的中型企業是Saas服務產品的生存區域。如何定義這個目標中型企業，周一兵先生給了自己非常獨到的見解：有很強付費意願但又無力自己開發的企業。這樣的企業花10年的Saas服務費比企業自己開發服務系統要便宜。他們對Saas服務有強需求，而且付費意識也非常強，因為Saas產品能切身的為企業在更少的成本下帶來更大的價值。所以這一類的企業將是Saas創業公司重點的目標客戶群體。

行業巨頭可以是創業公司最好的夥伴

談到創業Saas公司孤身披荊斬棘的發展，神州信息總裁周一兵先生也給出了行業領軍企業的視角，在企業服務領域，當巨頭瞄準了想要進入的領域，創業公司是很難進行抗衡的，因為巨頭擁有比你更深的行業資源，行業認可度。創業Saas公司除了孤身狂奔的發展之外，也可以選擇與行業領域巨頭合作，對於巨頭來說，擁有五艘船，並不可能五艘同時並駕齊驅的發展，更合適的方式是選擇關鍵的一到兩條船重點發展前進，對於行業巨頭來說，選擇足夠了解和信任的創業公司合作發展或收購也是公司戰略之一，而創業者背後的投資方可以為項目一定程度上背書。這也對Saas領域的創業者來說提供了更多的一種可能，而這也讓創業者背後的投資人更有了價值。

許四清：企業服務是幾十年來少有的爆發機會

許四清坦陳，帶寬的突破使得軟件技術正在被基於於雲端的服務替代，SaaS是一個劃時代的代表，雖然有很多問題要解決，但已經是一個不可抵擋的潮流。這種工業潮流會催生一批新公司，他們會打破原有的格局，會顛覆，而不是在一個穩定的市場上分一杯羹。美國已經催生出一批這樣的公司，中國也不例外。前面分析過中國企業服務市場，投資欠課20余年，在這樣一個龐大而又嚴重落後的領域里，創新者的機會非同一般，不容錯過。

這不是一個跑馬圈地的遊戲，單點突破才有機會。企業的要求與消費者不同，理性而又縝密，所以企業服務的不僅要滿足要求，更要品質靠得住，所以往往大而全的服務不容易成功，因為你什麽都做了，什麽都沒做紮實，不會有CIO願意把寶壓在不靠譜的服務上。只要在單點做的足夠紮實，經得起中等規模的企業考驗，那這個公司一定會成功起步。如果你做了一個很好的HR系統，哪怕只是從薪酬開始，讓焦頭爛額的C&B經理從繁雜低效的工作中解脫出來，你就有機會成功。從這里起步之後，在考慮擴展產品範圍。如果一開始就做一個HR平臺，面面俱到，可以想見新公司做的這樣的產品很難做精，結果就是很難獲取客戶。

企業服務創業者要學會借船出海。企業的需求很廣泛，所以往往希望有 One Stop Shopping的服務商。單獨選用某種新的服務時，企業最大的顧慮是跟原有系統如何共存。創業公司如果能夠跟原有的產品公司緊密合作，就有機會作為solution的一部分跟隨大廠商進入企業，你的產品快速進入了企業客戶，別人靠你的產品補足了解決方案，在原有基礎上多收一份錢，這是雙贏，是專心做好單點突破後，快速擴大客戶群的有效做法。做好產品固然重要，懂得合作的，有可能彎道超車，後來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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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填補Pokermon之後的AR遊戲空窗期

現在的AR正如前兩年的VR，資本熱捧，技術創新層出不窮，越來越多人認為AR或許才是下一代顯示技術的正確發展方向。

而VR卻正在萬眾期待中漸歸於理性。出於進一步商業化考量，Oculus調低了其頭顯設備的單價。Rift由原來的599美元大幅下調100美元至499美元，Oculus的動作感應控制器Oculus的價格也由199美元下調至99美元。同時，關閉了200多個線下門店。

不少跡象表明，投資的風向正在逐漸轉移。

根據國外第三方數據公司CB Insight統計，去年全球AR/VR領域投資額達到了18億美元。其中超過10億美元投資在AR領域。受此影響，IDC也調低了對於2020年VC市場規模預期。

另一邊，在普遍被看好的遊戲領域上，除了將AR技術與LBS結合的Pokemon Go之外，產品出現了空窗期，市場正在等待另一款現象級的產品出現，產品的成熟度也將得到提升。

“(Pokemon Go)只是讓大家看到，AR可以成為一種未來的人機交互的形式。而未來3—5年之內，AR技術會變得成熟，能夠為大眾接受，在遊戲娛樂領域的渠道會覆蓋比較大的市場。”創夢天地CTO關嵩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對於企業而言，這是追趕市場布局AR的機會。

去年，庫克曾表示，蘋果正斥巨資投入AR技術研發。

“要是AR成為蘋果明年秋季問世的下一代iPhone的主打特性，我也不會感到驚訝。預計來年會有更多iPhone以外的智能手機也加入AR技術(有可能通過谷歌的Tango技術)。我還覺得，第一代同時擁有AR和VR應用的消費級混合現實眼鏡將會誕生，不過AR在這一代的消費級設備中將會是主流的解決方案。”矽谷市場研究公司Creative Strategies總裁Tim Bajarin說道。

根據Piper Jaffray 投資銀行的數據顯示，微軟、谷歌、英特爾等科技巨頭，正在擴建其VAR的工作團隊：谷歌目前有340名工作人員圍繞著AR技術與平臺研發工作，比前一年多了59%，英特爾的數據為233名，是前一年的兩倍之多。

關嵩告訴記者，目前團隊內對於技術的投資已經逐漸向AR方向傾斜。“對於AR的投資已經達到70%-80%。”在今年連續買下Zappar、Father兩家英國AR研發公司之後，創夢將會幫助這兩家公司在中國市場落地AR產品。

作為早期《水果忍者》、《憤怒的小鳥》國內分發商，創夢天地本身擁有不少知名IP的遊戲開發和分發權，然而，對於AR遊戲，關嵩則強調公司將不考慮將原有IP註入其中。

“其實一個新的交互的品牌剛剛出來的時候，對於純內容提供商來說，不一定需要用以前相對比較成熟知名的IP來打市場，只要是能應用到這個平臺上面新的一些交互技術跟形式早一批(內容)都極有可能成為現象級的IP。”關嵩說道。

同時，下一款AR的爆款應用或許不僅僅局限在遊戲領域。與VR不同的是，除了遊戲之外，AR具有更多行業應用場景，也將改變未來的營銷方式。

通過智能設備上的Zappar應用把平臺圖變成動態的視頻或者動畫。 目前，該款應用已經與來自零售、電視、電影和包裝產品行業的200多位合作夥伴合作，為其創建了交互式AR營銷活動。加上創夢資金，Zappar在上個月完成了375萬美元的新一輪融資。

“AR這種交互方式，特別是用作攝像頭，是不是語音作為輸入方式，可能會成為下一個改變人機交互體驗的一個切入點。”關嵩告訴記者。

收盤分析丨大盤上升三角突破失敗 誰來接力“一帶一路”

周二(3月28日)，滬深兩市低開後震蕩走低，滬指今天更為弱勢。昨日領漲的港口+軍工板塊遭悶殺，“一帶一路”分化嚴重，午後次新股集體殺跌，更是打擊人氣，最終大盤縮量險守3250點。

滬深股市全日收盤，上證綜指收報3,252.95點，下跌14.01點，跌幅0.43%，成交額2,034億元;深證成指收報10,563.29點，下跌18.63點，跌幅0.18%，成交額2,624億元;創業板指收報1,944.36點，下跌3.17點，跌幅0.16%，成交額708億元。

盤面上，行業板塊全線飄綠，僅有電子元件、醫療、玻璃、有色等少數板塊泛紅;造紙、白酒等所屬的眾多白馬股回調;民航股高開低走領跌兩市。

在概念板塊中，“一帶一路”題材分化，港口股昨日集體狂歡後一地雞毛，新疆、西藏本地股複蘇;央企改革、石墨烯、鋰電池、OLED等題材有所漲幅。而次新股、高送轉等題材表現低迷。

資金方面，截至收盤，滬股通凈流入超7億元;深股通凈流入近4億元。另外，央行連續3天暫停公開市場逆回購操作。央行公告稱因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量適中，周二不開展公開市場操作。因今日有700億元逆回購到期，故當日實現凈回籠700億元。

次新股分化加劇，午後多只股票大幅殺跌，花王股份一度觸及跌停，華正新材、建藝集團、萬集科技、榮晟環保、通宇通訊、吉比特等集體遭遇重挫。但是由於次新股板塊內標的眾多，上市日期以及連續一字漲停的數量不同，導致各個表現不一。同時，在次新股板塊里面的運作的以遊資為主，而且這些遊資又各自為戰，介入的時間不同，籌碼收集程度不同，這就造成部分這些股票走勢的分化。

機構觀點：

華訊投資：行情之所以出現上下兩難的格局。很大程度與資金的行為以及數量有著密切的關系。從資金炒作思維來看，在沒有大量新增資金的前提下，存量仍然以短線短炒作為主要思路，少數新增資金又是以散戶為主。而其各自為戰、小富即安的投機性操作，讓市場資金不但很難形成合力推動指數走強，反而會在沖關的關鍵時刻，出現資金借沖高逢高派發。

這點反映在大盤走勢上可以說是非常明顯。從最近幾天的行情可以看到，上周五大盤放量創出新高。技術上短期上升三角形整理後，又在三分之二處形成突破的最佳機會出現。但在本周一，指數上半場的沖高明顯缺乏資金的認同和支持。指數還沒有觸及3301點的前期高點，市場就有資金出逃的跡象，到午後的資金做鳥獸散，指數也就收出難看的長上影。上周對於突破行情的謹慎也是基於資金面和技術面的擔憂，做好兩手準備也是有道理的。

回到目前市場，既然上升三角形的突破以失敗告終，隨後的市場調整在什麽位置是指數的支撐所在。具體參考可以看三個方面：首先是指數整數關口的3250點，這里是資金近期爭奪的焦點，支撐值得期待;其次是20、30日均線粘合帶來的支撐，基本是在3245附近，隨著30日均線的走高，也基本在3250點附近;最後是上升三角形底邊的支撐，雖然今天偏低，但也會逐步提升到3250點附近。三點合一於3250點，支撐值得期待。

巨豐投顧：市場已經開始大幅分化，近期強勢的高送轉、人工智能已盤中明顯走低，特別是次新股盤中跳水，表明短期風格正在轉化，次新股資金的出局或將帶動其他題材股的表現。此外，一帶一路持續走強後，短期面臨突破瓶頸，預計分化概率大。那麽，誰將接力次新股以及地一帶一路呢?據悉，今年全國“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連續第三年提及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再次為“市場化力量”的壯大註入強勁力量。近日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PPP再次成為論壇的熱點之一。因此，隨著市場流動性緊張局面的趨緩，PPP概念或在政策的推動下，在市場資金的關註下迎來階段性發力，但其持續性以及力度或小於一帶一路，可提前潛伏。此外，國企改革概念也或將助大盤一臂之力。

“瞿”姓人紮堆吉比特流通股東榜 誰來解釋股東名單怪相？

此前因與貴州茅臺(600519.SH)爭奪第一高價股而備受關註的吉比特(603444.SH)，這次前十大流通股東中“驚現”9位股東均為瞿姓，一時引來市場熱議，有觀點認為網上打新存漏洞、有內幕。但目前經第一財經多方獲悉，該現象可能更多來自巧合，具體還需上市公司進一步核查後回應。

吉比特3月28日披露的2016年度報告顯示，前十大流通股東中，除持5.2566萬股的第一大流通股東華融證券，其余9位股東均為持有1000股的瞿姓人，分別為瞿鏵、瞿永平、瞿嬰、瞿衛紅、瞿蔚琴、瞿麗麗、瞿蘭初、瞿建華、瞿建安。

而吉比特是於2016年12月22日開始網上申購，2017年1月4日才正式上市交易，且首次公開發行僅采用網上按市值申購向社會公眾投資者定價發行的方式，未進行網下詢價和配售。另根據吉比特首次公開發行股票發行結果，吉比特首次公開發行數量為1780萬股，其中網上投資者繳款認購了1774.7434萬股，剩余的5.2566萬股由保薦機構華融證券包銷。

對此，一券商投行高管表示，吉比特2016年末的前十大流通股東中，除去余額包銷的華融證券，其余9位股東應該都是首次公開發行時網上申購中簽的投資者，而這為系統自動搖號中簽，沒辦法人為分配。

對於9位流通股東均為瞿姓，上述投行高管認為，這可能是按照姓氏排序出來的結果，這些人未必有親屬關系，可能更多是巧合。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教授董登新也表示，網上打新很難人為操作，這應該是偶然性事件，系統異常或者人為操作的可能性比較小，除非證實這9個人存在關聯關系。

吉比特董秘高巖對媒體表示，該公司於2017年1月4日在上交所上市，去年年末前十名流通股東均為發行搖號中簽股東，故按股東名冊排序取流通股東前10名。至於為何瞿姓排在前列，該公司表示不清楚。吉比特首次公開發行保薦機構華融證券方面也以“不清楚”回應。

由於上市公司股東數據來源於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下稱“中登公司”)，對此第一財經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相關人士詢問相關情況，其表示，不方便接受媒體采訪，這種情況應該是上市公司向中登公司方面來了解情況，並作為對外回應的窗口。

第一財經多次聯系吉比特方面，以期進一步了解詳情，但該公司方面並未給出回應。

吉比特的此現象也引發市場進一步討論網上申購是否存在漏洞。有部分投資者指出，申購新股在下單申購確定時配號就應該隨機給出，而不應是在非交易時間的很晚才把申購的配號確定，這中間是否存在一些操作空間?

在董登新看來，網上申購新股有可能是有一個先委托後審核再配號的流程，在投資者委托申購新股之後，相關部門可能需要對新股申購委托的合規性、有效性做進一步的認證和核準，以防系統出錯或者投資者自身出現錯誤，或許可能需要根據總的申購量再進行配號。

目前吉比特前“十大流通股東中九位股東同為瞿姓”一事還未明晰。但從該股二級市場行情來看，近兩個交易日連續重挫，累積跌去14.28%，從資金流向看，主力、超大單、大單資金均處於凈流出狀態。

(本報記者張婧熠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