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大國觀：在發達國家做生意更簡單

（1）美國：今天的美國，一半以上的公民要麽自己創業，要麽在創業型的中小企業工作。以前大型企業擁有最新的高科技，大家節省時間的工作方式是在一個大工作室里交流。但是現在每個人都有手機、電腦，最有效的工作方式是在家或小型工作室交流。現今，美國無論是創業硬件環境，還是創業資本環境，亦是創業精神與創業內在機制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2）以色列：過去20年中，全球眼球基本都在投資那些用創新去改變世界的企業家們。當我們談及偉大的企業家的特質時，就會用“堅韌和樂觀”這兩個詞去看待以色列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根據中為咨詢資料顯示，78.8%的以色列人對未來很樂觀，89%的以色列人認為在他們需要的時候會有人挺身而出。

以色列歷經的一系列戰爭與威脅讓變得更加堅韌，而且一點也沒有減少他們的樂觀。這種堅韌、樂觀和幸福是孕育企業家的沃土。他們的創造性可以應對更大的挑戰，也會培育出這個創業的國度里的創新性經濟體。作為一個小國，以色列的創業故事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其創業精神的或許並不全面，但也足以管中窺豹，並給人以借鑒和啟迪。

（3）英國：英國創業的優勢總體來說，門檻更低、政策更靈活、市場更透明。全球創業成本最低的國家中，英國排名世界第三。運營企業的便利性排名，英國位居世界第八。目前英國政府推出創業支持政策，學生在英國只要拿出富有創意的研究或工作成果，以此得到權威金融機構認可的風險投資公司，或政府相關部門(包括學校)的認可，並取得他們的5萬英鎊及資金擔保信，幫助學生投資創業。

（4）法國：根據中為咨詢調查37%的法國人希望創立一家屬於自己的公司，更有10%已經著手進行實踐。對自由的渴望和奮鬥的樂趣是促使他們創業的主要動力。據了解，吸引和留住歐洲創業企業的戰爭日漸白熱化。法國各地公共和私人實業都擺出誠意姿態，向創業者提供廉價的工作環境、特殊簽證，甚至是國家補助。在法國，政府都希望能通過新的商業發展拉動經濟增長。

（5）德國：德國人創業情緒普遍不高，只有不到50%的德國人在接受GEM調查時表示創業對他們具有吸引力，而反觀他們的鄰國，約有65%的法國人，68%的波蘭人和79%的荷蘭人都對創業表示出了不小的興趣。根據調查顯示，德國自主創業意願逐年降低的原因一是德國人面對風險非常謹慎；二是對失敗不夠寬容，經營企業失敗的人會受到來自社會的壓力。首先是由於缺乏資金。小公司需要天使投資人和風險資本來生存發展。不過這些資源在德國非常有限。德國的風險投資者非常謹慎，並不期望公司呈現爆炸性的增長。德國人墨守成規，比較安靜，嚴謹和沈穩。但創業需要的是速度。約有42%的德國人遠離創業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遠遠高於美國的32%，許多美國人自豪於他們曾有過失敗的創業經歷。但這些情況或將會發生改變。如今的大學畢業生或將把創業列入就業範圍內，而德國政府也將對此提供適當的幫助。

（6）新加坡創業：新加坡這個500多萬人口的城市國家，以富裕、整潔、高效而聞名於世。這里的人們彬彬有禮，墻上找不到塗鴉；年輕人受到良好教育，循規蹈矩，畢業後可以到政府當公務員、到金融機構當高級白領、在國有企業或跨國公司里體面地存在著，而且新加坡的市場太小，水至清則無魚，導致新加坡創業率與積極性一直不高。

新加坡雖小，但是五臟俱全，現在政府對在新加坡的創業和投資非常的支持，對於在新加坡入駐的企業，政府一般會做天使和A輪的投資，天使投資的規模是50萬美金，A輪政府一般會拿出1000萬新幣。政府鼓勵機構一起來投資A輪，除了承諾給參與A輪投資的機構做LP之外，還會一起共擔風險。因此往往大家會把新加坡當作一個中轉點，在新加坡創業設立公司。

（7）韓國：根據中為咨詢調查，韓國的全部創業中，為了維持最低生計的“生計型創業”比例逼近40%。韓國未滿42個月的初期創業中，“生計型創業”比例為36.5%。為了提高收入水平的“機會追求型創業”占51.1%。與前一年相比，“生計型創業”與“機會追求型創業”各增加了1.5%與5.1%。雖然從表面上看，高附加值性創業的增幅較大，但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韓國的“生計型創業”比例過高。一直以來，以家族化經營為特點的財閥經濟占據韓國經濟半壁江山。2012年，僅韓國三星、現代、LG、SK四家總銷售額7145億美元，約占當年韓國GDP(1.17萬億美元)的61%。然而，眾財閥提供的就業崗位僅占全國的10%左右。

韓國政府最新公布的就業統計結果顯示，15~29歲青年就業人數多年呈現縮減趨勢，青年層失業率高至7%-8%。頭壟斷嚴重、社會資源分配不均讓韓國政府不得不考慮經濟轉型。為扶持中小企業，韓國政府喊出了“創造經濟”的口號。韓國國內的創業支援主要通過跟韓國的大學合作，在大學內設立創業支援中心，讓大學先導事業。支援中心實行“嚴進寬出”政策。對大學生要求進入創業中心的申請，韓國政府和學校要進行嚴格篩選。尋求創業的大學生需要提供詳細的創業計劃書，然後根據創業的方向，由大學教授和創業投資專業委員會組成的評價團來評價決定。如果順利進入創業支援中心，大學生可以得到“一條龍”的服務，創業所急需的人才、營業場地和資金，在這里都很容易找到。為了進一步減輕韓國青年的創業風險，韓國政府支援創業的另一項特色是建立龐大的專業人才導師庫，從而為在不同的成長階段的創業企業提供定制化的服務。根據創業企業面臨的具體困難，由不同導師提供差異化的幫助。

（8）日本：在經歷了20年的經濟停滯後，日本年輕人“正變得非常、非常保守”。日本文化對失敗者欠缺寬容，被認為是創業者們面臨的最大障礙。這是日美在創業環境上的最大不同。日本大公司的終身雇傭制度與“年功序列”工資體系對年輕人來說依然具有吸引力，“經濟乏力之時，年輕人傾向於穩定。”最新調查也顯示，許多日本年輕人並不願選擇創業“披荊斬棘”的生活。在這項以世界13個國家年輕人為對象的工作意識調查中，回答“對創業不感興趣”的日本人高達58%，在受調查國中最高。打造一個獎勵冒險精神的社會，是日本今後的重要課題。日本要成為“創業大國”，必須為創業者打造可持續嘗試的環境。

（9）香港地區：香港是由一批胸懷大誌、意誌堅定的移民建立起來的，他們孜孜不倦地工作，改變了自己的生活；也因此，以往企業一向受人欽羨，也得以蓬勃發展。香港總體創業活動率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基本上局限在消費者服務行業。但這種“起步”精神正在迅速衰落。企業聯盟盛行、租金成本過高和資金池縮小，增加了創業的障礙，令小本企業創業困難。

但過去三年全球經濟環境穩定，有利營商。而近年信息科技發展迅速，造就商機之余，亦大大減低創業及營商成本。另外，受到成功創業例子、政策配合和社會人士大力推動等因素影響，香港社會逐漸形成鼓勵青年創業的風氣。譬如香港青年協會為青年創業者提供創業啟動金，成功申請者將可獲得最高港幣10萬元免息貸款，作為開展業務的本金。香港青年協會還提供創業指導及專業咨詢，安排工貿團體及商業服務機構，為青年創業者提供專業顧問服務，並為青年創業者提供或協助聯系業務運作時所需的硬件、資源及支援，以及為青年創業者建立商業網絡。

（10）中國：根據中為咨詢網行業研究報告調查，近9成中國人對創業持積極態度，62%的受訪者想開創自己的事業，均遠高於國際平均水平。對於中國受訪者來說，“更好地兼顧家庭與事業，享受生活”、“實現自我價值，完成個人目標”和“獲得額外收入”是最吸引人們創業的前三大原因。同時，“不再受雇於人，做自己的老板”和可能“擺脫失業，重新工作”也是促使人們創業的原因。同時以世界13個國家的年輕人為對象進行了一項工作意識調查，結果顯示，在調查中回答“對創業不感興趣”中國僅為6%左右。此外回答“考慮將來創業”中國，中國考慮將來創業的年輕人達40%。

更重要的是，中國也在逐步降低市場準入門檻，通過企業登記制度改革，2013年新登記註冊的公司呈現井噴式增長，新增企業數量較2012年增長60%以上。

印度將於2022年超越中國成全球第一人口大國

印度將於2022年超越中國成全球第一人口大國

新浪財經 2015-07-30 15:37:00

聯合國周三稱，印度將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超過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比先前預測早了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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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將成抽水蓄能電站第一大國 五年內產生4000億投資規模

中國將成抽水蓄能電站第一大國 五年內產生4000億投資規模

第一財經日報 林春挺 2015-10-30 06:00:00

在中國經濟“穩增長”和能源“調結構”的宏觀背景下，抽水蓄能電站正在時來運轉，中國抽水蓄能電站正在迎來新一輪的建設高潮。2020年，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抽水蓄能電站第一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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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振華：氣候變化領域合作成中美大國關系的一大亮點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8日在京表示，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已經成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一大亮點，雙方應加強多層面、多角度和深層次的合作，為應對氣候變化這一共同挑戰做出貢獻。

6月8日，第二屆中美氣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會在北京落幕。在此次峰會上，中美共同發布了《中美氣候領導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宣言》指出，中國和美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這一人類面臨的最大威脅上有重要作用，中美城市和地方政府在加快向低碳和宜居社會過渡的長期過程中一直表現活躍。雙方將在減少碳排放、提高氣候適應能力、分享經驗、加強雙邊合作等方面加強行動。

《宣言》決定，中美將在各自城市設定富有雄心的目標，報告溫室氣體排放清單，建立氣候行動方案，在中美氣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會框架下，加強雙邊夥伴關系與合作。

據悉，第三屆中美氣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會將於2017年在美國波士頓舉行。

簽署了27項低碳發展合作協議

閉幕式上，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表示，本屆峰會圍繞城市達峰和減排最佳實踐、綠色金融與低碳城市投融資、構建氣候韌性城市、碳排放權交易等17個議題展開討論。中美地方政府、研究機構、非政府組織和企業等在峰會期間簽署了27項低碳發展合作協議。

峰會共有來自中美兩國地方政府、企業界、行業專家等2000余人參加。峰會還舉辦了“低碳城市成就展”和“低碳技術與產品展”，展示中國在低碳城市建設和技術領域的突出成果。

解振華指出，參加此次中美氣候峰會的省市，積極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能源結構，推廣低碳技術，發展低碳建築和低碳交通，增加森林碳匯，探索體制機制創新，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北京市發改委與美國加州州長辦公室簽訂了低碳領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加州將把低碳建築、低碳交通、低碳規劃等技術和實踐與北京共享。北京市環保局、首鋼總公司等與加州環保局、美國寶爾菲公司等簽訂合作協議，展開低碳產品或技術合作交流。

美國波士頓市長馬丁·沃爾什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大連、成都加入全球城市氣候領袖群(C40)，今後中美兩國的城市會有更多合作，分享更好的經驗。

隨著大連和成都正式宣布加入C40，全球C40成員城市數量達到85個，覆蓋人口6.5億。目前有9個中國城市成為C40成員，分別是北京、成都、大連、廣州、香港、南京、上海、深圳和武漢。

此外，“市長盟約”與“中國達峰先鋒城市聯盟”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成員計劃通過常規的溫室氣體清單跟蹤和報告溫室氣體排放，建立城市或地區級氣候行動方案，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提高氣候適應能力。

市長盟約是一個全球性城市聯盟組織，世界上超過500個城市的市長和市政府官員參與其中。該聯盟成員城市承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公開追蹤進展，以及增強城市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中國達峰先鋒城市聯盟成立於2015年9月，目前共有23個成員。這些城市均公布了早於國家二氧化碳排放達峰目標的率先達峰目標，為中國落實2030年左右碳排放達到峰值提供支持。

聚焦建築、交通、能源 資金為最大難題

建築、交通和能源作為城市最主要的排放領域，其綠色化進程也成為城市綠色低碳發展的關鍵。

在“低碳建築：城市行動力與實踐創新”的分論壇上，來自中美兩國的城市領導及高級別代表、行業專家、NGO組織認為，發展低碳節能建築是公認的成本最低也最高效的應對氣候變化的舉措之一。與建築活動相關的碳排放占全球總排放的1/3以上。就中美兩國而言，這一比例均接近50%。從建築的規劃、設計到施工建造、材料選擇到日常運行，都存在著大量的減碳節能潛力。

記者了解到，為了推動建築領域深度減排，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正在組織制定《建築能效提升路線圖》。路線圖提出，到2030年，城鎮新建居住建築100%為綠色建築，達到當期最低綠色建築標準要求，能效要求比2025年提升20%。

中國建築節能協會會長武湧在《建築能效提升路線圖》的解讀中提出，到2030年要實現工作重心由目前的單體建築節能的“淺綠”階段，逐步跨越至關註區域整體綠色發展的“深綠”階段。路線圖從建築用能到資源消耗圍繞建築生命周期的各階段設定了具體的能效提升梯度與指標參數。

中國循環經濟協會可再生能源專業委員會(CREIA)政策研究主任彭澎指出，支持分布式太陽能光伏的發展是推動城市能源行業清潔化的最重要手段。還應鼓勵城市探索從其他城市購買綠色電能的方式，擴大清潔能源的市場需求，實現低碳目標。

除了加大清潔能源使用比例，美國能源部副部長伊麗莎白·舍伍德-蘭德爾認為，使用創新技術降低化石能源的碳排放量同樣重要。而這些能源工程建設需要大量投資，所以她希望中美的地方政府、企業等加強合作，把新技術盡快推向市場。

一份報告顯示，十三五”期間，中國需要投資1.65萬億元人民幣(約2540億美元)用於支持新建綠色建築以及對現有住房和商業建築的進行大規模節能改造，對城市鐵路、公交、電動汽車、自行車和城市道路等基礎設施的投資約需要4.45萬億元人民幣(約合6849億美元)。中國要實現低碳發展目標，需要在2020年之前投資5000億元人民幣(約合770億美元)用於發展分布式太陽能光伏。

保爾森基金會執行主任莫爭春表示，中國城市建築節能的投融資依然停留在以政府財政補貼為主的傳統模式。“十二五”期間，中國對北方采暖地區約7億平方米的住宅進行了節能改造。但中央和地方財政補貼占到絕大部分節能改造項目投資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很少有社會資本參與到其中。

能源基金會(中國)城市項目主任王誌高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交通項目融資目前面臨的一個挑戰就是投資和運營都嚴重依賴地方債，這導致城市面臨相當高的信用風險。PPP等融資模式有助於豐富資金來源，確保更多資金投向低碳交通項目。

“資金是我們推進工業綠色發展遇到的最大難題。”江蘇省鎮江市市長朱曉明表示，鎮江正探索開展合同能源管理，推進“你節能、我投資、效益共享”的合同能源管理新機制。

美國波士頓市長馬丁·沃爾什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在城市綠色低碳發展方面，資金都是一個不小的難題。單靠政府資金是遠遠不夠的，應該建立一個“聯盟”，政府、企業、行業協會、非政府組織都參與進來，共建綠色低碳城市。

何亞非：全球戰略穩定是大國相處的基礎

最近，俄羅斯總統普京訪華期間，中俄兩國元首簽署了《關於加強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註。中俄在聲明中強調，當前影響全球戰略穩定的消極因素在增加，兩國對此表示擔憂。中俄重申在涉及領土主權和核心利益問題上將相互支持，並一致反對國際關系中的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聯合聲明還對個別國家實施“全球即時打擊系統計劃”以及在歐洲和東亞部署全球反導系統表示關切，認為這些都將破壞全球戰略穩定。

中俄在聯合聲明中強調全球戰略穩定對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重要性顯然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基於對當前國際形勢的客觀分析和判斷。

正如《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負有特殊的責任。維護全球戰略穩定的責任主要在大國，而危害全球戰略穩定的來源自然也出自大國。那麽，目前國際上主要有哪些行為削弱或破壞了全球戰略穩定呢?

一是在地緣政治方面美國對中俄等國的戰略擠壓，無論是北約和歐盟雙雙東擴後至今還在發酵的烏克蘭政治安全危機，還是緊張局勢升級的南海問題，美國追求全球霸權始終是全球戰略穩定遭受沖擊的根本原因。戰略擠壓必然引發戰略反彈，於是大國之間的戰略穩定被破壞，直接影響大國在政治、經濟、安全等領域的合作，從而也影響地區的和平與發展。

二是個別大國為追求自己的絕對安全而忽視或罔顧他國安全，譬如研發並著手部署“全球即時打擊系統”，並在其他大國周邊如在東歐部署“岸基宙斯盾系統”和在東亞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其“劍之所指”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不可能期望被作為目標的國家“束手待斃”，它們必然被迫加緊發展更精確、更有突防能力的戰略導彈，並研制其他“殺手鐧”武器，以求重新獲得“戰略均勢”以保持戰略穩定。

三是借西方民主價值觀的所謂“普世性”在全球推廣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全然不顧一國和各地區的獨特情況和老百姓的要求。目前沖擊歐洲的洶湧難民潮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這是對為全球戰略穩定托底的國際和地區政治經濟環境的破壞。

這些破壞全球戰略穩定的地緣政治行為如任其發展，地區動蕩將日益加劇，大國之間的摩擦和沖突將難以避免，世界和平與經濟增長的大環境將遭受嚴重沖擊。

如今的世界，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力量的博弈在加劇，全球性挑戰集中爆發，國際社會整體不確定性和力量失衡在增大。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都目睹了國內民粹主義和政治主張極端的左右翼政黨的迅速上升。全球許多地方社會失序與戰略穩定缺失的疊加，將扭曲甚至逆轉全球化進程，這不僅將阻礙世界經濟的複蘇和增長，還會使全球化過程中產生的負面因素如貧富差距和分配不公等影響社會穩定的矛盾日益尖銳、激化。

怎麽才能鞏固全球戰略穩定，消除不穩定因素呢?

首先，大國需要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確保全球戰略穩定的框架不再受到破壞。中國領導人提出建設“不對抗、不沖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值得各大國重視，可考慮從雙邊關系著手，並進而展開多邊磋商，以建立和鞏固全球戰略穩定為核心，達成政治、經濟、安全等全方位大國合作共識，並擬定有可操作性的合作框架。

其次，摒棄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思想，樹立新的安全觀，以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為目標，在聯合國框架內就外空安全和非軍事化展開談判，重新審視“全球即時打擊系統”等先進武器系統的研發和部署問題，並就可能削弱戰略均勢的全球和區域反導系統進行有效對話，以維護大國之間總體戰略均勢，恢複全球戰略穩定。

再則，大國之間需要建立和保持有效、暢通的溝通談判渠道，對可能發生的摩擦乃至沖突進行及時、有效的管控。同時，就當前可能擦槍走火的熱點問題進行深入、誠摯的對話和磋商，以免釀成更大的問題，破壞全球戰略穩定。

最後，大國需要深入思考新世紀的世界未來願景。我們都希望子孫後代能夠生活在一個和平、安寧、繁榮的世界，遠離戰爭與經濟蕭條。要實現這樣的願景，維持和鞏固全球戰略穩定是必不可少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間的對話是根本性的。

“國之交在於民相親”。只有從世界文明的高度來認識世界、認識國際關系的本質，廣泛、積極開展人民間的交流與合作，各種文化文明相互學習、相互借鑒、相互補充，培育各國人民友好相處的紮實社會基礎，消除誤解、誤判、誤讀，才能為全球戰略穩定奠定基礎。

中俄兩國建立緊密的全面戰略協作關系，加強合作致力於維護全球戰略穩定，但是中俄堅持不結盟、不針對第三方而組建什麽“聯盟”。中國呼籲各國平等相待，建立全球夥伴關系網絡，進行發展戰略的對接，為實現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建設而不懈地努力。

(作者系外交部前副部長、國務院僑辦前副主任)

“標準”成大國博弈新熱點 中國提速標準化改革

“標準”越來越深刻地影響國際經濟乃至政治格局。“美國、法國向駐外使領館增派標準化事務專員，緊盯他國標準化政策動向。”質檢總局黨組書記、局長支樹平14日說。

在當日召開的中國標準化專家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支樹平介紹，標準不僅是質量基礎，已經逐步延伸到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公共安全和反恐、反欺詐、反賄賂等領域，涉及國家主權、發展權、人權和國家安全等方面，成為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支樹平說，從國際看，標準越來越深刻地影響國際經濟乃至政治格局，許多發達國家普遍將標準化上升到戰略層面，有的不惜動用外交、政治、經濟和援助等手段，扶持和推進本國標準成為國際標準或事實上的國際標準。

資料顯示，美國在“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中強推統一標準，謀求亞太經貿規則的“美國化”。德國政府推出工業4.0，特別強調運用標準推動工業制造新的革命。根據有關方面的研究，德國、法國、英國標準化對本國經濟的貢獻分別達到27%、23%、12%(中國只有7.88%)。

支樹平介紹，“從國內看，黨和國家越來越重視標準化工作，方方面面都在呼喚標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誰制定標準，誰就擁有話語權;誰掌握標準，誰就占領制高點。在產業結構調整問題上，政府的工作重點要轉向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環境、制定標準、保護環境、支持創新等。要強化環保、安全等標準的硬約束，抓緊修訂相關法律法規，提高相關標準。

李克強總理強調，標準定了就不能破，要讓標準成為中國質量對市場的“硬承諾”。要抓住機遇提升標準化工作水平，掌握國際標準和技術規則話語權。要堅持標準引領，加快完善國家技術標準體系，不斷提升標準的先進性、有效性和適用性。

《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等國家戰略規劃，明確將標準化作為戰略舉措，作為落實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和手段，實施標準化戰略已逐漸上升為國家意誌。

2015年，國務院批準建立標準化協調推進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由國務委員王勇擔任召集人，39個部門和單位組成，質檢總局(國家標準委)為牽頭單位。一些地方和部門都采取有力措施，加強標準化工作，如重慶、天津等提出打造“標準高地”，浙江建設標準化綜合改革試點省，深圳搞“大標準”建設;交通、民政、衛計委、審計等部門紛紛把標準化上升到部門戰略層面。

支樹平介紹，我國正在推進標準化改革。“這次標準化改革的方向，是推動我國標準由政府主導的一元結構向政府市場共同發揮作用的二元結構過渡;改革的關鍵點，是嚴格控制政府主導制定的標準，為市場自主制定的標準留下廣闊空間。”但目前，標準化改革的路線圖設計和具體實施上還需進一步明晰;政府標準的定位還不是很明確，數量與規模還沒有明顯削減;市場標準發展的需求旺盛，但持續發展的政策機制動力欠缺。

支樹平表示，標準的制修訂都離不開專家，每一個標準形成，都是專家精心研究、認真把關的結果;在國家管理層面，標準化法治建設、標準化戰略規劃制定與實施、健全標準體系、提升標準國際化水平等各方面工作，更離不開專家智庫的指導與咨詢把關。中國標準化專家委員會作為國家標準化工作的最高智庫，大有用武之地，大有作為空間。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中國標準化專家委員會於2006年由質檢總局、國家標準委批準成立，是為國家標準化管理重大事項提供咨詢的專家組織，委員均為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第二屆專家委員會成立於2013年。今年，根據工作需要，專家委員會組成進行了調整。目前，專家委員會由14名顧問和66名委員組成，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鄔賀銓院士擔任主任委員。

鄔賀銓表示，近期將根據工作需要或應專家要求，專家委員會組建工作組，由指定專家牽頭，並吸收有關方面專家或代表參與，圍繞標準化重點、熱點、難點領域，開展專項調查研究。

南海問題喧囂之後：中國應展現大國智慧

不覺之中，南海仲裁事件已過去整整一周，喧囂之後終歸寧靜。從歷史角度看，中國對於南海主權的擁有毋庸置疑;從仲裁文件的合法合規性看，我們大可不必過多理會。

然而，似乎有比仲裁文件更加重要的問題：中國崛起之下，如何處理好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尤其是與周邊國家關系又牽涉到中美關系，這將考驗中國作為大國的政治智慧，中國也迫切需要制定自己的整體戰略。

南海淵源不懼無效仲裁

中國之於南海，淵源頗深。

歷史上，中國最早發現、命名並持續管轄南海島礁，在國際法中，“發現權”和“先占權”可作為主權依據，這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公約》)規定也是相容的。南海及南海諸島地名很早就出現於中國古籍。從漢代起稱為“漲海”，到《梁書》開始使用“南海”名稱，再到宋、明時期又稱“長沙”、“石塘”、“南洋”。

雖然主權概念緣於近代，並隨之上升到國家觀念的核心。但從近代歷史來看，中國對於南海的主權亦甚有淵源。

1909年5月，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率領著甲午戰敗的一批失意海軍官兵，駕駛著破舊的艦船，從三亞出發開始對西沙群島進行巡閱，20天內共考察了西沙14個島嶼，所到之處刻石立碑為記，掛上大清黃龍國旗，以此宣示，“此地從此即為中國之領土矣”。這是一次意義深遠的主權宣示行動，也是中國軍人對南海的第一次努力。

二戰期間，南海諸島被日本占領，戰後根據《波茲坦公告》和《開羅宣言》，這些島嶼回歸中國。1946年7月，美國依照《戰時租借法案》向中國提供9艘軍艦，新艦一到，國民政府就下令組建“進駐西南沙群島艦隊”，並隨即執行西沙南沙群島的接收任務，劃定“十一段線”，此舉當時得到國際社會承認。1947年10月，國民政府確定中國最南邊界為北緯4°的“曾母暗沙”，後內政部編制《南海諸島新舊名稱對照表》並正式公布。

即便是菲律賓，在其1935年《菲律賓共和國憲法》中也明確規定，菲律賓領土範圍限於菲律賓群島，不包括位於東經118°以西的黃巖島和其他涉及中國的南海島礁。

對於南海仲裁文件本身，從法理角度，實為披著法律外衣的政治鬧劇。

首先，這份500頁仲裁書存在正當性、程序正義等方面的諸多瑕疵。一方面，做出仲裁的仲裁庭本身的“真實身份”有混淆視聽的嫌疑。為此，國際海洋法法庭新聞官Benjamin Benirschke已做出澄清，南海臨時仲裁庭與海牙國際法院、國際海洋法法庭都為“互不隸屬”的關系，只有海牙國際法院屬於聯合國機構。

另一方面，仲裁庭由時任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的日本右翼柳井俊二指派的五名兼職仲裁員組成，並領取菲律賓方面的“津貼”，且中國並未參與仲裁，仲裁庭的事實依據與法律論證不可避免地向菲律賓一方傾斜。

其次，仲裁庭不具有對主權的管轄權。根據《公約》，盡管 “主權”問題才是當下諸多爭議的核心，但仲裁庭無權對就南海島嶼和巖礁的“主權”歸屬問題做出任何裁定。海牙國際法院也只有在爭訟各方同意的前提下，才可以就“主權”爭端做出裁決，因為國家同意是多數國際法規範的基礎。

中國應展現大國智慧

從外交政策角度，此次裁決結果需要各方用智慧化解，防止南海爭端演變為一場“零和博弈”。

對於菲律賓而言，此次仲裁是上屆政府留下的政治“負遺產”;對於東盟國家而言，仲裁結果逼其選邊站，而這恰恰是向來喜歡玩“曖昧政策”的東盟國家最不願意發生的情況。

事實上，此次中菲南海仲裁案背後有兩個層面問題。一個是中菲南海爭議問題，另一個是中美亞太戰略博弈問題。菲律賓試圖運用美國因素，達到將非法占有的南海島礁永久化的目的;而美國也將菲律賓的“南海焦慮”變成其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戰略抓手。

那麽，問題的核心落在中國如何應對。其中又包含如何應對南海爭端本身，以及如何應對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以及背後的中美博弈。

美國已經向南海派出龐大的軍事力量，中國亦派出了三大海軍艦隊在南海進行了實兵演練。雙方一方面正在進行不斷試探對方底線的“膽小鬼”博弈，但另一方面，始終保留著廣泛的接觸渠道和溝通渠道。

7月17日，美國海軍作戰部長約翰理查森上將訪華。理查森曾邀請中國海軍參加太平洋軍演，一再表示中美海軍可以有異見，但不能發生對抗沖突，主張兩軍加強對話。

值得一提的是，菲律賓新政府對於仲裁結果的態度並非與上屆一脈相承。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上周已表示，將派遣前總統拉莫斯為特使，與中國商談南海海權仲裁案的後續課題。拉莫斯1992年至1998年擔任菲律賓總統，向來主張與中國友好。

因此，基於各方利益考慮，中國應堅持一向主張的與直接有關當事國通過協商談判解決主權歸屬和海洋權利爭端，並繼續和包括菲律賓在內的東盟國家緊密合作捍衛南海和平、穩定和航行自由，使南海成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具體而言，仍被各方普遍接受的2002年《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不失為一個起點和談判框架，未來應通過談判對該框架加以強化，實現一份真正具有約束力的《南海各方行為準則》。

中美關系的處理則更加考驗智慧。當下的中美關系在安全、經濟和其他許多全球事務中，都存在相互依賴、相互合作、相互競爭共存的情況。南海爭端僅是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其中一個切入點，近日，美國計劃將薩德系統部署到韓國也是基於同一戰略考慮。

歷史上，修昔底德陷阱曾多次發生。中國實力不斷增長，成長為一個重要的區域性經濟與軍事強國，而美國也必然極力維持其在亞洲的影響力及盟友體系。尋找到一條足以使兩個國家能夠作為大國在亞太地區和平共存，同時保障兩國的合法利益的途徑尤為重要。

樹欲靜而風不止，伴隨著中國崛起，即使不斷強調和平崛起，亞太鄰居與現任超級大國美國都不可避免地會對中國崛起心存懷疑和擔憂。對於中菲南海仲裁案這樣的外交領域“新常態”，中國需要制定自己的整體戰略。